中國博士生群體急劇膨脹

中國博士生群體急劇膨脹是一個事實,而擴大的博士生群體良莠不齊的現狀則令人憂思

　　8月底,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光禮推出了新書《中國博士質量調查》。調查結果令人震驚:46%的博導同時指導的博士學生超過7名,最多的高達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與導師交流不到1次,甚至還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與導師交流過;2008年,我國博士學位授予數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

　　周光禮對此下論中國)博士數量迅猛增加,但整體質量卻在下降。

　　不久,華中科技大學又傳出消息:該校擬清退307名「超時」碩士生和博士生,再次讓輿論嘩然。

　　駭人的數據和大規模的清退吸引了大量輿論聚焦,公眾也紛紛開始質疑:中國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在迅速下降嗎?

　　博士招生各校存在生態差異

　　《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一書發布后,北京師範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牛登科即在博客上作出回復,對周光禮的調查結果頗有微詞。他認為,研究生名額寬鬆,每個導師一年招十幾個博士生,已是幾年以前的事。據牛登科所知,現在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農科院的北京研究所,沒有哪個單位平均每個導師達到2個碩士名額,博士更加緊張。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名額這兩年都呈下降趨勢,近年的(學術)博士生招生名額與導師人數基本相當,基本是1個導師1個博士生名額。所以他擔憂輿論攻勢會造成社會誤導。「現在每年只有一個名額,再這麼宣傳下去,教育部以為研究生名額還是太多的話,可能壓縮,我們就只能幾年招一個博士了。」

　　牛登科教授的觀點代表了國內重點大學和科研單位的疑問。這些單位一直對博士生實行著嚴格的遴選制度,但隨著近年來專業博士學位的擴張,真正的學術型博士學位卻嚴重壓縮。博士生導師甚至面臨這樣的尷尬:有博士學位點,卻沒有學生可以教。

　　雖然近年來博士生擴招現象有所緩和,但中國仍有高校存在著招生名額寬鬆、不符規定擴招的現象。前幾年的「大躍進」也遺留很多需「清退」的問題。所以目前我國不同地區、不同學校的博士生教育生態迥異,一邊是重點高校和科研單位博士招生名額緊張,博導抱怨學生資源缺乏,一邊是周光禮所言的最牛博導手下有47個博士生。也因此,周光禮的《中國博士質量報告》一問世,就爭議不斷。

　　博士培養質量危機的背後

　　周光禮在書中稱50%的用人單位認為我國博士培養質量10年來整體上沒有進步,「甚至還有下降趨勢」。在對新進博士創新能力的評價上,用人單位認為「一般」和「差」的佔68%。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且不對調查數據做出判斷,他個人仍然較認同周光禮對博士生培養現狀的一些分析,「最起碼博士生的質量的確是在下降」。

　　中國博士生群體急劇膨脹是一個事實。我國在讀博士生人數由1999年的5.4萬人增加至2009年的24.63萬人,10年間增加了4.56倍。據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考證,目前中國授予博士學位的大學有365所,而博士生教育大國美國,卻只有253所。

　　擴大的博士生群體良莠不齊,而失序的管理正在使「莠」的群體不斷壯大。博士學位本是為了培養少而精的理論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當前中國不少博士生意圖將博士學位作為進入官場、職場的跳板。與此相對,大量政商界人士則逆流回高校讀博「鍍金」。這兩類博士生,一類抱著取得「博士頭銜」的功利目的,一類並不具備讀博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能力,都在給中國博士生群體的質量水平拉後腿。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李春青認為,博士學位點和博導的不斷增設是博士群體擴張的主要原因。當前,國家對博士點的控制不夠嚴格,有些博士點的申請理由也很牽強,面的擴大影響了博士生生源的質量,博導自身水平不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對當下的博士生質量負有責任。要做出改變,必須從源頭上科學控制博士招生數量,對博士點、博導的申請也嚴格控制。

　　但從自身的執教經驗來看,牛登科認為,現在的(學術)博士生里,學術水平高的不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差,也不亞於國際水平。「只能說是學生的相對水平下降了,我們那一代的學生比較容易取得突破,前人由於歷史原因,基礎相對較弱,而現在的學生則是不容易超過老師。」牛登科說。他認為博士生培養質量下降的說法也站不住腳。博士生培養質量與導師水平和導師責任心相關。與上世紀80年代偏低的整體水平相比,現在學科的導師水平有大幅提高。而導師的責任心問題,不論年代,都是因人而異的,就算在以前也有和學生距離過遠的導師,採取「放養」的培養方式。相反,牛登科認為,近兩年做學術的壓力增大,沒有研究生的幫忙,不易出成果,都主動被動地刺激了博導對研究生負責。

　　博士教育的反思和圖變

　　「嚴進寬出」被用來概括當前博士生培養的現狀。陳濤很認可,「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沒有畢不了業的博士」。

　　他是北京一所重點高校的博二學生,在一年級的學習中,他共修完20學分,遠高於博士課程要求的13學分,學術研究上也小有所成。導師在學業上對師門學生要求非常嚴格,生活中也不乏對學生的關心,但他依然為中國的博士生教育擔憂:「中國的博士生教育在方法論上的訓練一直不足,框架不合理,研究不清晰,一直是中國博士生教育的軟肋。」

　　每年博士生招收名額的嚴格限制,是中國博士生教育的「嚴進」特色。牛登科教授認為,僵化地執行指標過於嚴苛,每年1個的招生限額並不利於導師選擇優秀博士生,他認為應該採取浮動制,每年給予0—3個招生名額,由導師在標準內根據該年博士生生源質量決定招生數額。

　　「寬出」則是周光禮所言的當前中國博士教育的低淘汰率。中國博士培養的質量監管力度常受詬病,此次華中科技大學的大規模「清退」也似乎放出信號:不合質量的博士生並不在少數。中國高校正在嘗試撥亂,對博士生教育的質量監管意義非凡。

　　詰難中國博士生教育的矛頭也多指向博士生教育中的「放養」方式。在周光禮的調查樣本中,13%的博士生被導師「放養」,並未接受該有的教育和指導。博士教育的本質意義變味。

　　陳濤為博士生課程設置和培養方式改革設想了方向——發展既有嚴格標準又能突出個性特色的培養模式。突出個性特色,就要求博士生導師對學生的培養能夠因材施,總體著眼於為每個學生提供鍛煉、發展的平台。

　　李春青教授認為,「放養」是一個度的把握,陳濤所要求的「有標準」難以量化,他自身更傾向給予博士生充分自由。「博士生是成年人,已積累了較成熟的學術科研能力」,他指導博士生的方法是為他們確定一個大方向,讓其在框架內自己讀書、查資料;平時通過面談和郵件各種方式督促學生讀書,不間斷地進行點撥,有適合的項目和課題也提供機會讓其參與。「要讓學生高度重視學習的目的、學習的機會,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給一些壓力,讓他們自己摸到方法」,李春青認為學生能夠對學習機會高度重視,博士生教育就成功了一半。

　　博士學位本是為了培養少而精的理論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當不少博士生意圖將博士學位作為進入官場、職場的跳板,而大量政商界人士則逆流回高校讀博「鍍金」時,博士教育的本意似乎已發生了畸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