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傳統線性思維：紅軍叛將龔楚變節原因初探

黃文治[1]



摘要：龔楚是黨歷史上重要的紅軍將領，曾參與創建紅四軍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但是，中央蘇區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打擊下逐步走向瓦解之後，其開始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就其變節的原因，以往把脈其病症往往簡單地認為其犯了路線錯誤而最終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面，其實，這只是一個簡化的線性思維、理解之結果。我認為這既攙雜有革命失敗情緒的困繞，亦有從人道主義革命理想出發反感恐懼赤色恐怖的緣故。本文將重新剖析一下龔楚變節之背後原因，以達到窺見其變節的心路歷程。

關鍵詞：龔楚；肅反；農民運動；變節；右傾機會主義；革命理想主義；經驗主義；



「變節」，在紅軍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很隱諱的概念。變節者，即為叛徒，一般是指退出中共群眾運動的人。而紅軍歷史上，變節最多的時期是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清黨、大圍剿時期，大體上在1933年以前，變節的將領人數比較少，變節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黨內肅反和被俘，但到1934年廣昌戰役前後，由於反圍剿的失敗，對前途自感渺茫，失去革命信心，變節的將領有所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當屬龔楚（1901-1995），廣東樂昌人，早年參軍，由准國民黨而入中共；紅軍時期出色的戰將，參與創建紅四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后，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招撫與抗戰並舉；抗戰後，投誠但最後叛逃香港；晚年回歸，風雨飄搖，跌宕起伏過一生。生前著有《我與紅軍》與《龔楚回憶錄》兩本有價值的文本史料及相關書畫墨跡留世。

以前，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立場不同，造成觀點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齒痛恨，官方出版的資料也一概抹殺其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讚，奉為聖明，總之純粹的歷史敘述成為奢望。因此，龔楚的生平事迹要麼是短短几行字，要麼就是戴上一貫地犯「路線錯誤」，最終「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面」的高帽。其實從現有稀世資料來看，事情往往不是這麼簡單，每一個「叛徒」的經歷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龔楚也不例外。在傳統的史學研究模式下，歷史研究往往擴大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嚴重束縛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對龔楚的評價就是如此，長久以來，我們都習慣於宣傳式的線性思維，政治人物往往臉譜化，因此龔楚常遭人訾議與詬病，「紅軍第一叛將」等民賊稱呼不斷，這種簡單地以「好」與「壞」來區分歷史人物，是曾經年代塑造的思維定式。從單純地用「黑」與「白」來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沒有擺脫線性思維的糾纏。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氣和，擺脫線性思維的纏繞，當然顛覆這種習慣，需要勇氣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種涅槃的精神。這裡將突破傳統線性思維方式，重新探討一下龔楚變節之背後原因，以達到窺見其變節的心路歷程。



一、   心靈的刺激：變節的一個導火索



龔楚，早年沐浴新思想參加紅軍，從南昌起義到白色起義，再到中央蘇區，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積極分子，參與創建了紅四與紅七軍，紅七軍轉戰千里入贛之前，在廣西右江地區得到了蓬勃發展，其認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訣是「把悲天憫人的心理，人道主義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 ，但其後轉戰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因特殊情況下黨的一些過激做法與其理念發生矛盾，受到黨內批評處罰，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 帽子，並被開除黨籍一年，在其心中產生的暗傷刺激尤大。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思來主持，龔楚出席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

    那麼，龔楚到底犯了什麼「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要受到如此的懲罰呢？龔楚在以前困難的時候仍然起勁地進行革命，現在正是紅軍發展最順利的時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麼忽然「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呢？這兩點內地公開發表的書籍文章里一直諱莫如深，這就不免疑竇叢生了。近來接觸到的一些海外資料和龔楚回憶錄，可以發現主要是其對黨在當時的一些做法有意見。1933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中央蘇區開展了「消滅地主」的運動，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便在被消滅之列。據龔楚回憶：「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凈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 。龔楚正是對當時這種違反人道精神的過激行為表示了異議，就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高帽被批判，其心理上的不平與恐懼，是日後投向國軍的一個導火索。



二、   變節原因：對革命失去信心，抑或反感恐懼「赤色恐怖」？



生前，龔楚兩本自傳文本資料記載的是其早年進入新式學堂，后參加孫中山國民革命，最後被中共爭取來，成為一名農運及軍事幹部的一段人生歷程。龔楚在書中言其是懷著「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就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隊伍的。但是，這種理想還未實現，他就變節了。

龔楚的變節，無疑有中央根據地瓦解后其對革命失去信心的因素干擾。當時，中央蘇區正面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第五次圍剿吸取了前四次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採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緊縮包圍、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中受王明左傾路線錯誤領導，導致反圍剿失敗。龔楚在中央蘇區瓦解之後，臨危受命，獨當一面，領導紅軍跳出包圍圈打游擊。但是，在經歷失敗之後的消沉黯淡歲月里，此時的龔楚已難以化解革命失敗主義情緒對自己的銷蝕及對「赤色恐怖」的恐懼，最終脫離紅軍變節。非惟如此，還有更深層次的主觀原因，值得挖掘。



另外，龔楚在其回憶錄第三編里，描述了其從人道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到開始反思共產主義革命正確性的這樣一個過程，而這個反思的契機就是中國早期革命政策過激化而導致的「赤色恐怖」 。這種反思的結果，也是其脫離紅軍的一個主觀原因。

在其回憶錄中，龔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對應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龔楚的解釋，「白色代表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及工農群眾積極份子，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殺人放火，手段殘忍，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赤色恐怖」  。這兩種恐怖，在當時，應該說是客觀存在的，任何研究黨史的人都無法否認其存在。如果我們不肯面對自己歷史的陰暗面，一味品嘗榮耀的鴉片，那麼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遠不會有進步。

當時，龔楚認為中共早期過激的「赤色恐怖」包括兩個部分：肅反擴大化、簡單化與及過激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反感與恐懼「赤色恐怖」的泛濫，就是其然後叛逃的直接動因。



三、轉變：對肅反擴大化與簡單化的恐懼



肅反，是從階級觀點出發，以情感工作模式為手段，利用共同的仇恨魔鬼凝聚異質成分達到整肅敵對分子的目的，是群眾運動團結的催化劑，不過，猜疑的一面也不可低估，因猜疑而達到凝聚的效果， Ernest Renan說：「當有強烈信念和強烈激情的人們結合在一起，他們就會以猜疑相互監視，而力量也由此產生。這是因為相互猜疑可以帶來相互恐懼，而這種相互恐懼會像一個鐵環套那樣把大家緊緊套在一起，不容誰逃逸，也會在他們軟弱的時候撐著他們。」 但是，猜疑一旦像傳染病一樣泛化，惟恐被人指斥為溫和派的恐懼就會使肅反滑向擴大化與簡單化的旋渦，於是「赤色恐怖」就會如江河般泛濫。

關於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徐向前在其回憶錄里有關於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時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記載，其間不難流露出其對早期黨內搞肅反「逼供信」的反感。中共江西時期，整肅AB團、清黨，同樣也有過激的地方。《龔楚回憶錄》書中舉出很多實例，比如他的老部下楊遇春，黃埔一期畢業，早期參加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轉戰南北，英勇善戰，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長，因家庭是地主而全家被殺，自己被清算，憤而投降國軍，終生與中共為敵。又如原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預，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及後來的紅軍革命，起義失敗后紅七、八兩軍轉戰千里，來到江西蘇區，當時蘇區正在開展肅清「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等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廣西來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肅掉的。當時李明瑞已預感快要殺到自己頭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卻被預先布置好的警衛員所殺。最過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婦的被殺，紅軍準備「長征」時，為了精簡隊伍，防止泄秘，於是清除懷疑對象，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林野被整肅經過非常凄慘，龔楚在回憶錄中著筆最多，給我們頗多灰暗的記憶。

   林野福建人，在黃埔軍校時已參加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來江西蘇區與林野團聚。龔書說：「她剛來了三天，譚震林(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秘密到我辦公室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我已報告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 後來，龔楚雖經多方營救，亦未奏效。被組織懷疑的人無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樣令人懼怕與之接近。「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被護送他們的特務員殺害了」。「事後，其中一個特務員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 (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 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   殘忍可想而知。

從以上所引的林野被殺一事，讀者也不難看出早期中國革命過程中「肅反」擴大化與簡單化的程度了。在龔楚的眼裡，認為中共早期一些領導人都是兇殘和偽善的，不免偏頗。此外，龔楚書中對中國早期幾位領導人看法不高，就算是被龔楚一直稱為老實人的朱德，也有從階級觀點出發而看輕人情與人性的地方。書中說到南昌暴動失敗后，朱德走投無路，是駐守廣東韶關的雲南講武堂舊時同學范石生收留了他，不但保留他的獨立編製，還給他補充了糧食服裝槍支彈藥。消息走漏后，李濟深密令將朱德繳械，范石生又冒著危險差人送密信叫朱德離開，朱德連夜拉隊出走，發動湘南暴動上井岡山。半年後居然就率部下山偷襲范石生，擊斃其副官，可謂以怨報德。龔楚說：「我想至此，頓生蹙然。我打趣地對朱德提起范石生收留的事情，他很堅定地說道：『革命沒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階級立場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況是結義兄弟？』我聽了，猶如潑了一盆冷水，不禁暗自打了一個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劇曹操說的『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那句話。」

吳法憲在其回憶錄中也說，長征以前，他還是一個 「小鬼」，奉命將秘密文件沉於水塘，上岸時已有兩個特務員守候著殺人滅口，幸得正巧一個指揮官路過，問明情由，說讓他跟我走吧！救了他一命。談到中央蘇區的肅反，打「AB團」、「社會民主黨」、「第三黨」，他說當時很多人就根本不明白其概念，就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批鬥，甚至殺害，「不少『犯人』是在夜裡被處決的，……後來知道這些被殺的人絕大多數都不是『AB團』」 。那麼這些被冤枉的戰場英勇人物為何大多都認罪伏法了呢？那是因為，群體認同賦予他們在戰場上勇於犧牲的精神，一旦脫離群體，他們被徹底孤立於自己英勇服務的黨和人民群眾之外了，因孤獨而來的四面楚歌般的恐懼是難免的，用布哈林講述斯大林大清洗時那些受難者的話來說「他們覺得自己『孤立於每一種構成生活要素的事物之外』，於是他們認了罪。他們在群眾面前自我批判，藉以打破孤立。他們辱罵自己，指責自己犯有滔天大罪，藉以重建他們與那永恆集體之間的聯繫」 。所以，認罪也就成為一種必然。龔楚亦是。最初，當其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時，他就害怕被孤立、被砍頭，口頭敷衍式拚命認錯。即使這樣，有些人認錯了，還是回天乏力；而有些人只能因恐懼而逃跑變節。

我們從上文案例可以看出，在當時，「殘酷的階級鬥爭」無疑已經過激到有點難以自持地輕「人性」的地步了。但我們看待中共的這些領導人，如說他們進行「赤色恐怖」完全是為了追求個人權利，恐怕是說不過去的，而是他們相信這是為了大眾福利的終極道德目的而不得不如此辦。賀佛爾說「看到一個標榜愛上帝、愛基督、愛國家或同情被壓迫者的群眾運動製造出大量的血腥、恐怖與破壞時，我們往往會把這種可恥的扭曲歸咎於運動領袖的野心。但事實上，把高貴的動機變形為仇恨與暴力的，並不是詭計多端的領導者蓄意操弄的結果，而是由愛上帝、愛國家一類的熱忱所催生的團結有以致之」 ，此語不謬。

但不管怎麼說，龔楚對肅反擴大化與簡單化很反感、恐懼，是其變節動因中的一個原因。



四、轉變：對過激的農民運動的不滿

   

農民運動，是黨領導的，以農協組織為基幹，進行土地革命的群眾運動，同樣採取奏效的情感藝術工作模式。

龔楚回憶農民運動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過激化表現，其實就是革命過程中的「左傾蠻幹行為」 ，我們結合張國濤《我的回憶》一書記載，可總結農民運動的過激化有如下表現：

暗殺地主豪紳，而不顧及其是否是劣豪劣紳，一些農民運動領袖在湖南就公然宣稱「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矯枉必須過正」等左傾情緒；執行土豪不分土地政策；以拒租拒債代替交租交息；穀米阻禁；破壞鄉村舊風俗，威逼寡婦改嫁等；亂殺亂燒，宣稱黨中央的指示是「要殺絕地主，燒毀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  。等等。

因此在湖南，龔楚說大革命時期，「湖南的農民運動，在國共合作期間，不僅國民黨人攻擊為過激，甚至中共高階層人士（除毛澤東之外）亦多認為過火。當時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地方官——縣長——大多數失去權力，實際無法制止農會和工會的種種暴行。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並將豪紳地主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死人無數。國軍軍官家屬亦不能倖免。甚至連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亦慘遭農會殺害。」  據龔楚回憶，李立三的父親之所以被殺主要是因為李立三與湖南農民運動的相關領導者有很深的矛盾糾葛，因此，赤色恐怖破壞了同志間的友誼，但是農會控制地方政權，採取殘無人道的「赤色恐怖」，使國民黨的一些中下層軍人及上層軍官如唐生智、何健等，有些是同情革命的，也開始疏離出去，成為革命的死敵，因此破壞了國共合作的前景。張國濤在其回憶錄亦有專門一章回憶了當時的農民運動情況，也說過激的農民運動阻礙了國民革命的發展，同時也扼殺了自身的發展。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時，龔楚回憶說，1933年7 月，正是蘇區展開聲勢浩大的「查田運動」期間，有一天龔楚經過離瑞金十多里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住的全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裡的傢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裡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婦，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的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走進來，非常驚恐，小孩子嚇得哭起來。…… 她們聽見了特務員稱我為「司令員」，便悄悄地問特務員我姓什麼，當他們知道我姓龔，知道是同宗，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面前，求我救救他們的性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老頭子是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都在家裡耕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元，把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三人，可是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弔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交五百光洋，否則老少六個都要坐牢。司令員啊，我們飯都沒得吃，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姓龔的同宗，很早就想去找你了。」說罷，不斷地磕頭流淚。這時候，從隔鄰又來了兩位農民，都替他們說情。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有做，因為他明白出面說情反會害了她們。

數月前他率部經過福建長汀，有一位替他看過病的老中醫來找過他，求他幫忙說，行醫數十年在家鄉買了七畝田早被沒收了，兩個藥店伙記投了紅軍，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糧給他們家屬，還要繳一大筆捐款，繳不出來就要坐牢殺頭。龔楚鼓起勇氣向地方政府求情。「不料，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回長汀，他已被殺，藥店被沒收，孤兒寡婦已經淪為乞丐了！」

這種過激的農民運動與龔楚人道主義的理想發生矛盾，農民運動的左傾蠻幹令其非常反感，甚至已經懷疑革命理想問題，因此這也是其變節動因的另一方面。



五、對革命理想主義的反思：步入經驗主義的搖籃



其實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革命因缺乏經驗，過激而導致的「赤色恐怖」是與革命的道德理想相伴而生的，只要革命的理想崇高，至於手段殘忍與犧牲都是必要的。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相信這個終極目的，那麼，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自由等別的東西，殘暴，實行專政。因為他們相信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暴。於是革命的恐怖也就是人道主義。內心為善而實際上做了惡行，實在可悲。因此革命過程中，聖潔的目標高過一切，過火現象就時常發生。

對於這種過激化導致的「赤色恐怖」，龔楚的反思是「我是一個以人道主義思想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

之後，其離開紅四軍，他進一步反思認為「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

賀佛爾說：「教義不是讓人去理解的，而是讓人去信仰的」 ，信仰經不起理性邏輯的檢驗，反思理解往往會改變一個人皈依移植而來的無意識信仰。

當時，人道主義精神與為理想而革命的殘酷性，此時在龔楚心裡，達到空前的矛盾狀態。在當時那個極端泯滅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的狂飆革命浪漫主義社會，其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說是難能可貴的。其已經懷疑其懷著一顆愛國心、一個革命的理想主義鼓舞著參加到改變現實世界的革命運動，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確的。這已經反映出一位老黨員對自己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的一種冷靜的思考，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也說明其已在實現著一個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不斷過轉變的過程。所以，看到龔楚的反思，也使我想到顧准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中言「籍寡頭政體、嚴酷紀律來長期維持的這種平等主義、尚武精神和集體主義，其結果必然是形式主義和偽善，是堂皇的外觀和腐敗的內容，是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時羅蘭夫人臨上斷頭台前疾呼：「自由啊！ 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真是令人警醒而發寒的名言，這些名言所指引的目標都是要滌清邪惡情感的遮羞布及克服「異化」陷阱與怪圈。

因此他從經驗出發，一方面呼籲「領導民眾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線，而且須有正確的指導原則，否則，就會造成無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 另一方面，對過激的農民運動很失望，對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亦表示發生懷疑，甚至在回憶錄里公然認為，中國革命性最徹底的應該是以小資產階級及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群體，而不是農民，因為農民有太多的落後性。我們姑且不論這種反思是否正確，但無疑表明其已經開始從經驗主義的角度思考問題了。

那麼，龔楚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老戰士，過激而導致的「赤色恐怖」為何能夠在其思想中引起如此大的漣漪呢？我想，這並非不堅定完全能夠解釋的。龔楚本身就是一個傳統人道主義化的社會主義者。在五四時期，其本身就受到五四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性張揚、民族國家等觀念的影響，但是五四又是多歧的，後期列寧化，或者說俄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以致革命過程中，著重強調集體主義、一元化領導、民族國家觀念及犧牲精神，反而隱匿了很多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等觀念，隱匿不表示不存在，既然存在，矛盾的糾葛就會無休止，當狂熱的激情過後，民族傳統的慣性人道主義主義力量就會發生效用，引發他們去反思革命理想主義的可取性，使之開始厭倦無休止的革命，回到重建傳統價值的世俗理性上來。這是革命心理學上最為弔詭的常識。

所以龔楚說「我躺在床上，反覆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 ，同時「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斷頭台，這種懷疑、失落、不滿、反感、恐懼、厭倦，甚至絕望情緒相綜合，使其最後做出大膽行動，變節也就成為一種必然，他說「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  。因此我認為其變節既有革命失敗后信心失落的一方面，更有其革命理想理念與當時黨的一些過激政策發生矛盾，並最終走向經驗主義的搖籃導致的。

以上所敘無意對歷史進行大掃除，只是重溫歷史內涵中的一個小斷片，或許還是霧裡看花。我認為在激動的眼淚與奔流的熱血激蕩之後，時間已經磨平了激情的稜角，越來越多的原始材料也從檔案資料中被挖掘出來，釋然於心的思想家應該不受限制地去追思這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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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文治（1980--），男，安徽池州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傳播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

原帖由 jydeng 於 2009-1-21 07:22 發表 [突破傳統線性思維：紅軍叛將龔楚變節原因初探 - 史海鉤沉 -  backchina.com]  
黃文治[1]

摘要：龔楚是黨歷史上重要的紅軍將領，曾參與創建紅四軍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但是，中央蘇區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打擊下逐步走向瓦解之後，其開始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就其變節的原因， ...

共產主義本就不是建立在人性和博愛的基礎上的。現在的中共應稱之為官僚資本主義。

共慘黨就是毫無人性的魔鬼，龔楚還算覺悟的早。

原帖由 jydeng 於 2009-1-21 07:22 發表 [突破傳統線性思維：紅軍叛將龔楚變節原因初探 - 史海鉤沉 -  backchina.com]  
黃文治[1]



摘要：龔楚是黨歷史上重要的紅軍將領，曾參與創建紅四軍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但是，中央蘇區在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打擊下逐步走向瓦解之後，其開始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就其變節的原因， ...

共產黨應該對它們奪取政權前後所殘酷殺害的千百萬地主富農及其家屬公開道歉。這些不幸的人們唯一的罪過就是祖上傳下的幾十畝田。如果這也該殺，那今天中國所有的富貴一族都是死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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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
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
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
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裡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
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岩、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
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
的乞丐。湯峻岩說：「殺兩個叫化子開張！」這兩個叫化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以前
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
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

原帖由 gaozhiyong 於 2009-1-24 09:03 發表 [突破傳統線性思維：紅軍叛將龔楚變節原因初探 - 史海鉤沉 -  back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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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
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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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的是大劣紳、大土豪。共產黨殺他們沒錯。然而這類人只是極少數，而且他們有槍有兵，不會任人宰殺。真正被共產黨成批輕易宰殺的只是些普通的地主富農。而這些人中大部份都是依靠辛勤勞動，省吃儉用而致富的普通農民而已。在江浙一帶，甚至有家裡有三，四畝地而被定為富農的(否則沒辦法完成百分之五壞人的比例)。

沒有確切統計共產黨一共殺了多少地主富農。但如果以當時中國四億農民計算，百分之一就是四百萬，百分之五是二千萬。估計被殺人數至少是四百萬。

一般地主富農的財產也是自己辛苦掙來的，憑什麼沒收？

原帖由 流浪狗9999 於 2009-1-25 08:39 發表 [突破傳統線性思維：紅軍叛將龔楚變節原因初探 - 史海鉤沉 -  backchina.com]  
只有惡霸地主才鎮壓，沒血債的都不殺，不要在這兒造謠。一般地主富農只是沒收財產，和普通農民拉平。

原帖由 流浪狗9999 於 2009-1-25 08:39 發表 [突破傳統線性思維：紅軍叛將龔楚變節原因初探 - 史海鉤沉 -  backchina.com]  
只有惡霸地主才鎮壓，沒血債的都不殺，不要在這兒造謠。一般地主富農只是沒收財產，和普通農民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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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中央蘇區開展了「消滅地主」的運動，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便在被消滅之列。據龔楚回憶：「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凈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 。龔楚正是對當時這種違反人道精神的過激行為表示了異議，就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高帽被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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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婆哭著說：「我家老頭子是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都在家裡耕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元，把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三人，可是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弔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交五百光洋，否則老少六個都要坐牢。司令員啊，我們飯都沒得吃，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姓龔的同宗，很早就想去找你了。」說罷，不斷地磕頭流淚。這時候，從隔鄰又來了兩位農民，都替他們說情。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有做，因為他明白出面說情反會害了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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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月前他率部經過福建長汀，有一位替他看過病的老中醫來找過他，求他幫忙說，行醫數十年在家鄉買了七畝田早被沒收了，兩個藥店伙記投了紅軍，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糧給他們家屬，還要繳一大筆捐款，繳不出來就要坐牢殺頭。龔楚鼓起勇氣向地方政府求情。「不料，十多天後我由閩西回長汀，他已被殺，藥店被沒收，孤兒寡婦已經淪為乞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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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這些被殘酷殺害的可憐人。他們象有血債的惡霸地主嗎？
退一步說，就算不殺，共產黨憑什麼就可以隨便沒收地主富農的財產？

原帖由 Norman 於 2009-1-23 11:15 發表 [突破傳統線性思維：紅軍叛將龔楚變節原因初探 - 史海鉤沉 -  backchina.com]  
共產黨應該對它們奪取政權前後所殘酷殺害的千百萬地主富農及其家屬公開道歉。這些不幸的人們唯一的罪過就是祖上傳下的幾十畝田。如果這也該殺，那今天中國所有的富貴一族都是死罪了。

原帖由 zhaiji 於 2009-1-25 11:02 發表 [突破傳統線性思維：紅軍叛將龔楚變節原因初探 - 史海鉤沉 -  backchina.com]  
LZ為什麼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感到吃驚？

倒不是感到吃驚.
實際上我感興趣的是, 從一開始, 黨內就有溫和派.

這個「傳統思維」一突破，事情就變得很有趣了。共軍將領叛逃到國軍是因為覺得共軍內部太殘暴，那麼在三次國共內戰中有更多的國軍將領和政府高官叛逃去當共軍又如何解釋呢？莫非是他們厭倦了國軍的溫情和人道主義精神？

國共內戰就是都想獨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