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陪他去了移民局,坐在那裡等到十點多鐘,總算約見了他。他走到三號約見台去,好奇著我站在後面看。移民官聽了他的申訴,到後面查了一會回來說:「This girl is really in Toronto.But she doesn't want to tell others whereshe stays.We can't help you。」劉曉冬急了,把頭伸過去嚷著:「Tell me,please tell me。」移民官攤開雙手微笑著搖頭。我跑上去拉他一把說:「沒有用的,這是人權。」移民官又按下鍵報了下一個號碼,劉曉冬急了,踮著腳把頭湊得更近,用中國話罵:「他媽的你是什麼東西他媽的你,怎麼不保護我的人權。」移民官大為驚異,嚴肅地望著他。我不好意思,退到後面去。劉曉冬還在罵,移民官的臉色越來越嚴峻。我又跑上去拉他一把說:「罵人也犯法,他聽懂了早就叫警察了。」他聽了「犯法」兩個字,馬上就不罵了,氣呼呼地「哼」著,似乎是瞧不起那不願為他打抱不平的移民官。出了移民局到了街上,他又罵了起來,罵那女人,罵移民官。我說:「老劉,在這裡罵你有什麼用,聽的人只有我一個。」他說:「我太氣了我太氣了!」他站在移民局門口不肯走,我抓了他的胳膊推他,那胳膊在不住地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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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休息日我在家呆了一天,磨磨蹭蹭的把白天度過去了。打開冰箱看了半天,也想不起要買什麼,銀行的利率昨天也看過了。可怕的夜晚來了,我騎車到央街逛了一圈,看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回來才十點多鐘。我後悔下午不該睡了那一覺,現在一點瞌睡也沒有。我想找件事做,用力按了按肚子,想體會清楚裡面是不是空了,偏又一點也不餓。我的思維象通了電一樣靈敏,又象原始時代的穴居人一樣貧弱。我把電話本摸出來想跟幾個熟人打電話。平時我很少跟他們聯繫,今天急了沒話也要找些話來說,問一聲「近來可好」。撥了幾處竟沒有一個人在家,失望地把話筒放了。我想起今天一整天還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就坐到床上去,靠著牆,閉了眼把自己設想成兩個人,在心裡一問一答:「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為什麼一個人呆在這房子里?你從哪裡來?你是幹什麼的?」這樣問答著終於突破了那種莫名其妙的心理障礙,長長地嘆出一聲,順著這一聲,把那些問話在嘴裡說了出來。聽著自己的聲音非常奇怪,又不知道問答者哪一個代表真正的自己,哪一個代表設想中的自己,想來想去來來回回設想了好幾次,都覺得不合適。這樣神經病似的自言自語有幾分鐘,自己感到了無聊又覺得有點恐怖,終於停下來。又下了樓走到街上去,碰了一個人就攔了他問:「Excuse me,Would you show me theway to Yong street?」這樣攔了有十幾個人問了,每個人都很耐心地告訴我方向,我非常恭敬地點頭致謝,「Thank you」前後也說了有幾十遍一百多遍。最後自己也問得厭煩了,把雙手伸過頭頂拍響著,一個人神經質地笑。再往前走,忽然看見對面的馬路的路燈下,有一輛警車停著,幾個警察扭著兩個黑人在搜身,黑人很老實地舉著雙手。我馬上橫過去看,剛走到旁邊站了,一個警察說:「May I help you?」我只好知趣地走開,遠遠看著警察把那兩個人塞進警車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