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佛祖西來」到「立地成佛」

　文/金陵客
　　
　　佛祖西來與佛經翻譯
　　
　　漢明帝永平年間，派遣使臣西域求法，是我國曆來公認的佛教傳入中國之始，此說法最早見於《牟子理惑論》、《四十二章經序》。后經學者考論，明帝求法故事可疑，多有抵牾。
　　
　　《魏書.釋老志》稱「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張騫出使西域，帶來天竺佛教之音，也是情理中。《後漢書.楚王英傳》說，「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資治通鑒》，桓帝延熹九年記錄有，「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故而說東漢末年，佛教已經在中國初步傳播，當為確論。
　　
　　佛教傳入中國，要從佛經翻譯說起。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僅有玄奘是中國本土人士。鳩摩羅什堪稱佛經中譯的第一翻譯家，他主持翻譯的佛經，據統計總計94部、425卷，其中「三論」為三論宗定名經典；《法華經》為天台宗第一經典；《阿彌陀經》為凈土宗所依「三經」之一。
　　
　　如果說鳩摩羅什是西域人來中國弘法，那唐代高僧玄奘則是中國本土僧人西行求法譯介佛經的代表。玄奘及其弟子共譯出佛典75部、1335卷，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佛經集中翻譯。玄奘還在佛經翻譯的基礎上，創立唯識宗。從鳩摩羅什到玄奘，歷代高僧的佛經翻譯與弘揚，開創了中國佛教的鼎盛時代。
　　
　　佛教流行與中國社會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處於南北分裂的局面。北方各少數民族的統治階級需要尋找其統治合法性基礎，西域來的佛教毫無疑問成為首選，很多北方高僧成為帝師或是國師，因此，「南朝四百八十寺」絕非空言。隋唐之後，政治上南北重歸一統，。智顗首創的天台宗主張調和南北學風，就是是適應時代需要統一的結果。
　　
　　佛教的傳入，也不可避免的與中國社會本土的思想與政治發生碰撞。東晉時慧遠曾提出「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六親不敬，鬼神不禮」，這顯然出於佛教想保持超然於社會政治的一廂情願。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權力與世俗倫理之下，佛教只能做出妥協。南朝宋孝武帝曾下令沙門必須對皇帝跪拜，否則就「鞭顏竣面而斬之」。在北魏佛教領袖法果則帶頭禮拜皇帝，並說，「太祖明睿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 就這樣，佛教徒跪拜皇帝，就是拜佛，因為皇帝是佛的化身。到了隋唐年間，佛教進一步融入中國社會，遵從中國的儒家倫理與王道政治。
　　
　　佛教與中國社會早期的衝突，還有經濟生產方面的原因。佛教在印度是不事生產的，以乞討和布施為生。這樣的話，如果信眾太多，必然會影響社會經濟。中國歷史上「三武滅佛」運動，大多有經濟生產有關。唐代韓愈的《原道》、《論佛骨表》等，講的都是這個道理。
　　
　　由此可見，歷史上的排佛運動，主要原因是出於經濟原因。佛教也因此有所調整，特別是禪宗提倡勞作，改變依靠寺院莊園租佃的辦法。唐代禪宗名僧懷海制定的「百丈清規」，規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行同於眾，故門人力役，必等起艱勞」，視勞作也是修行。就這樣中國接受佛教，佛教也在適應中國。
　　
　　佛教與道教
　　
　　在表面上佛道之間形同水火，經常激烈論爭，實則互相學習相伴生長。相較於佛教典籍浩如煙海，道教的理論基礎薄弱，開始根本不是佛教的對手。於是道教一方面拚命反對佛教，另一方面又學習佛教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老子化胡經》講，浮屠其實是中國人，老子入夷狄化胡，命令尹喜托生為釋迦牟尼。這其實代表了學習佛教，以代替佛教的一種思潮。
　　
　　另一方面，佛教天台宗二祖南嶽慧思的《誓願文》又借鑒道教，反覆提到神仙、芝草、內丹，想借外丹力修內丹，祈求長生。梁代僧祐《弘明集》和唐代道宣《廣弘明集》記載，佛道之間的爭論幾佔三分之一。
　　
　　立地成佛與禪宗頓悟
　　
　　《六祖壇經》是唯一一部非如來所說，由中國人創作的題為「經」的佛經。這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六祖壇經》講佛法修習，從「漸悟」轉向「頓悟」，全書宣揚「頓悟見性，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這也符合中國傳統思想，反對繁瑣哲學，講究簡易通便。普通信眾不必窮經皓首以求佛法，而只需頓悟本性。
　　
　　正如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不是宗教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宗教」。在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中國也重塑了佛教。在這個意義上，既是許理和所說的「佛教征服中國」，更是佛教本身中國化了。
　　
　　就這樣，鳩摩羅什—慧遠—玄奘—慧能，西來的佛祖在中國「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