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失言了 鄧小平的先富為什麼還沒帶來共富？（轉）

市場是手段，但駕馭這一手段是要有前提的；沒有權利保障，也就沒有市場正義
鄧小平南方談話最大的突破在於改變了國人對市場的看法。「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些當時聽起來石破天驚的話語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成為政治決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此開始走上了中國改革的舞台。

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可以極大地調動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優化社會資源的配置。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更是讓人充滿期待：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市場既可以把市場經濟的好東西拿過來，又可以避免市場經濟的一些固有缺陷。但是，在隨後的市場經濟實踐過程中，這一期待並沒有完全實現，甚至在很多層面出現了連西方市場經濟都不會有的醜惡乃至罪惡，用一位經濟學者的話講，是「權貴資本主義」。握有權力的部門與群體運用權力到市場中，去獲取不應得利益，打著市場的旗號侵佔別的社會主體的權益，又以市場經濟為借口，逃避應該承擔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責任。以至於社會公眾開始質疑市場化的改革取向，開始懷念計劃經濟時期的一些做法。

誰失言了 鄧小平的先富為什麼還沒帶來共富？

出訪世界第一強國讓鄧小平感受到了差距

市場固然不是盡善盡美的，但也不是十惡不赦的。在西方社會數百年來行之有效，到了中國社會就錯謬迭出，難道真是南橘北枳？非也！

市場固然只是一種手段，並不反映社會制度的根本屬性，但市場運行是要有前提的，這就是其運行社會中的社會主體權利是有充分保障的。不管市場再怎麼發揮基礎性作用，能量再大，也不能突破權利的底線。一個社會中如果有權利保駕護航，市場就只能造福而不可能為害，只能為人嫁衣而不能鳩佔鵲巢。

可是，在中國社會實行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權利保障在很多方面是一片空白(至少是事實上的空白)，這導致了市場在中國社會的諸種不良表現，也導致了國人對市場的不信任。所以，不是說中國不能搞市場經濟，不能說中國搞市場經濟搞錯了，而是我們沒有把搞市場經濟的條件先認真準備好，或同步完善。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要想不半途而廢，要想走好、走通，就要把保障權利的工作做起來、做好，該補的課要大大方方去補。

不過，汲取這些年來中國社會改革的教訓，做到這些還稍嫌不足，我們還應該再往前走一步。這就是當我們講要保障權利的時候，一定要講清楚保障誰的權利，保障什麼樣的權利。沒有後面這些明確界定，保障權利就不僅是一句空話，甚至還是一句謊話。

誰失言了 鄧小平的先富為什麼還沒帶來共富？

用中國人理解的方式詮釋改革



之所以要分得這麼清楚，是因為現代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與權利，並不必然是對立與衝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補的。很多的時候，某一群體的某種權利的實現，是以其他群體的另一種權利的喪失為前提的。

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為了城市化，拿走了農民的土地讓他們成為了失地農民；為了國際貿易中的低成本比較優勢，進城務工人員只能拿極低的工資；為了企業的高效率，一大批的工人下了崗。可是，所有這些中下層的民眾，他們依然有著神聖的求生存與求發展的權利。中國社會的改革只能去增進他們本已經貧困的權利，而不能去掠奪之。我們經常講特色，這正是中國社會的最大「特色，所在。

先富為什麼還沒帶來共富

先富帶后富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國既有社會文化基礎之上，但是，先富的實踐又挖空了它賴以支撐的基石。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策略與突破口，也是鄧小平南方談話再次強調的要點。說實話，在現代社會這樣的觀念是很少敢公開宣稱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其客觀結果確實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其政策主張絕對不敢如此坦率。西方社會最常用的借口是說由於市場競爭才導致了財富集中，而政策出發點則始終著眼於平等。可是在20多年前的中國社會，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在搞社會主義的背景下，它被提出來之後，不僅沒有招致大家的質疑反而贏得一片擁護之聲。

為什麼？有兩個緣由：一是在中國社會深厚的文化傳統影響下，先富帶后富是一件當然的事情。

誰失言了 鄧小平的先富為什麼還沒帶來共富？

南方成為了試點

一個家庭由於財力物力有限，把全家僅有的可憐的一點點資源和條件先集中到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個人身上，讓他富裕起來、發達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來了，大家就都有盼頭了。既然在家庭里可以這樣，擴展到國家中又會有什麼不應當的呢？中國社會「國家中這個詞的構成就很有意味，所謂「國家是以「家庭為基礎的，國家就是一個大家庭。

第二點，源於中國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國社會的體制決定了政府的權力如此集中強大，政府發令要求先富起來的人幫助后富的人豈不是小事一樁？中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時候怎麼可能不幫助人民富裕？

可是，事情的演變卻不像大家預想的那樣。一部分人是富起來了，而且還富得不一般，我們不用羅列什麼數據，僅就中國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和一些中國遊客在海外的瘋狂埋單豪舉這些細節就可看出富裕的規模、成色和檔次。但是，共富卻好像遙遙無期。現在一些先富起來的人一聽說共富，就扣上平均主義的帽子，認為是走回頭路，甚至還找出種種理論根據。

為什麼先富不願意帶后富呢？因為中國社會在改革的過程中社會文化也在改變。經過數十年的改革，中國的人與人之間不再是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而是現代政治文明意義上的「公民」， 是一個個相對獨立的互不相關的個體；聯繫中國人之間的紐帶不再是情感與宗法，而變成了利益與規則。我這個先富起來的公民憑什麼要對其他公民負有責任？固然從社會發展角度來說，這一變化是進步的變化，但這一變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做法的情理合法性基礎。

那麼，又為什麼政府在推進共富方面好像也沒有大作為呢？一方面，市場化的改革讓政府不再像自己想像中的計劃經濟背景下那樣的有力量。面對市場的邏輯、法治的約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擔當很難有大手筆、大決心；另一方面，政府中的成員財產狀況也在發生變化。我們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窮光蛋(事實上也不可能成為窮光蛋)，但至少應該與該社會最大多數群體的財產狀況相匹配。否則當他們自己首先成為先富起來的人的時候，他們還有動力去共富嗎？城市房價居高不下，老百姓就怪開發商黑心了，後來發現有些冤枉，原來背後政府也要靠高房價賺錢花；再後來看，還有更深一層的事實：現在絕大多數的政府工作人員家裡面都有一套以上的房子，真正打壓房價的政策怎捨得出台？

鄧小平當年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要教會更多的中國人去追求富裕。當今日中國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時候，還依然把權宜之計當作不變之策，把手段當作目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做法就一點合法性也沒有了。

如果全面看看，就可以知道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的提法根本就是為新權貴打開方便之門的伎倆。以貓論為理論基礎，以某石頭過河為方法，徹底拋棄傳統道德和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根本不可能形成共同富裕的局面。鄧小平推行貓論先富伊始，就不斷有人提出質疑，姓資姓社的爭議就是人們對鄧小平的質疑，但是被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中國特色」的模糊概念壓制下去了。一切向錢看的潘多拉盒子被徹底打開了。

孫中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試觀全世界，至今還沒有一個國家可稱「均富」的國家；能把貧富距離拉近已經很不錯了。鄧小平要搞經濟改革，當時中國一窮二白，也就是手中無錢；「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非常務實的策略；否則，絕不會有今日遍地開花局面；絕不會把共產黨從文革死亡邊緣挽救過來。

鄧先生思路的問題是中國不能像其他先進國家那樣，致富機會人人平等。（撿汽水罐換午餐的左布斯有機會變成億萬富翁。）而是那些黨國官員，子弟和孫兒們靠官位，權力，霸道地獨攬機會，貪污致富。發了財又不回饋社會，更多是為富不仁，作姦犯科，更狂妄地指著鼻子大聲嗥叫，「我爹是李剛。」

陳營 發表於 2014-7-31 09:26
如果全面看看，就可以知道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的提法根本就是為新權貴打開方便之門的伎倆。以貓論為理 ...

well said.

河西 發表於 2014-7-31 21:42
孫中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試觀全世界，至今還沒有一個國家可稱「均富」的國家；能把貧富距離拉近已經 ...

孫中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澤東宣揚「為人民服務」，有福同享的理念中國人歷來就有，儘管理想與現實差距很大，但畢竟有這個理念有這個口號。鄧小平確實反其道而行之，鼓吹「一部分人先富」，結果呢，真正勤勞致富的一個沒有，都是當官的先富了，違法亂紀的先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