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歷史地看待歷史--王均甫(2)

文章2：王均甫：要歷史地看待歷史
　　　　　　　　　　　　　　——為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16周年而作

　　以實事求是為核心內容的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貫徹與於黨和毛主席領導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任何一個研究中國近代史特別是研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都必須堅持實事求是這個活的靈魂，離開了這個靈魂，就要脫離馬克思主義軌道，其言論和作品甚至會博得國際國內反動派的喝彩。三十多年來，中國有些領導幹部、知識分子貨真價實地離開了實事求是這個靈魂，信口雌黃地在書籍、文章、電影、電視劇及網路媒體或含沙射影或赤裸裸惡毒攻擊黨和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以此達到貶毛、反毛否定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目的。但是只要堅持歷史地看待歷史這個準則，就能徹底撕破這些嘴臉的假面具，揭穿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㈠、歷史地看待歷史是個不可逾越的準則

　　在人類社會演進的歷程中，任何一段歷史都不是純粹某個人的歷史，而是社會歷史，群體人們的歷史。120年前，世界工人階級經典領袖恩格斯就告訴我們：「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由的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這個歷史唯物觀是我們科學研究歷史、分析事件、研究歷史人物、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必須遵守的準則。
　　恩格斯的這段教導，就是告訴人們：研究任何一段歷史，都必須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出發，要依照當時特定的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不能簡單地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這就是告訴人們，要歷史地看待歷史。千萬不可憑一己意氣而潦草用事。但是國際共運史160多年的發展教訓證明，凡是國際工人階級共認的某個經典領袖一旦去世，用不了多久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就會抬頭和興鳳作浪，國際共運就要經受一次大的磨難。馬恩去世后的伯恩斯坦公開宣稱自己就是要搞修正主義。它的出現使戰鬥的第二國際成為列寧所說的「黃色的、背叛的、變節的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洋彼岸的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則公開修正列寧主義，並於1944年5月主持解散了美國無產階級的政黨-----美國共產黨。1953年同偉大列寧一起締造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斯大林去世不久，那個在斯大林生前撰文聲稱斯大林為自己「再生父親」的赫魯曉夫，卻翻臉不認人地罵斯大林為「白痴」和「混蛋」，完全不顧歷史事實而把斯大林打進敵人所喜歡的冷宮，並妄圖以自己的赫魯曉夫主義取代列寧主義。由於赫氏名聲不佳，之後的勃列日涅夫於1964年將其趕下舞台，他卻也同樣收起了列寧主義而張揚起了勃列日涅夫主義，把蘇聯拖進了社會帝國主義的軌道。
　　二十年後，1985年戈爾巴喬夫作為蘇共第三代接班人走馬上任初始，他感到羽毛未豐滿時還是沒敢過分張揚自己，因此在蘇共二十七大的報告中有22次肯定性地提到列寧主義和援引列寧的論斷。之後一年內他在重要場合的報告與講話中也有49次援引列寧的論斷和肯定性地提到列寧。但又僅過一年之後他就開始極力規避列寧主義了，並把列寧主義改為列寧的觀念，甚至歪曲列寧的思想，並把他自己「業已積累的經驗」與列寧主義相提並論。再過不久，他就直截了當地貶低列寧主義而抬高自己理論的價值，聲稱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早已「過時」，社會主義是「烏托邦」，叫囂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根本改造整個社會」、「炸毀過去的一切」，修正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引領蘇聯一批狂人開始把列寧、斯大林締造的蘇聯社會主義稱之為「野蠻的不文明的社會主義」，1990年夏天舉行的蘇共28大便抬出了他們推崇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追求目標。又過了一年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完成了蘇聯解體、蘇共解散的任務。它成為20世紀國際共運史上繼東歐劇變后的又一奇恥大辱。
　　蘇聯解體、蘇共垮台這件事，儘管已經18年之久了，對其發生的原因世人從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角度和層面紛紛作出不同的回答，也是自然的正常事，筆者無意對其做任何評論。但站在馬列主義立場上看，在眾多的原因中有一個原因是值得我們咀嚼的。那就是無論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還是年輕的戈爾巴喬夫都無一例外地丟掉了歷史地看待歷史這個準則，因而無一例外地滑向了歷史虛無主義、滑向了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修正主義。這三任蘇共最高領導者都自命不凡地推出了自己的一套套理論，在一定期間內都曾把它放在與列寧主義齊身甚至高於列寧主義的位置上，雖然嘴上偶爾也掛一掛列寧主義，但黨的指導思想必須也只能按他們創新的理論行事。他們都是緊緊抓住列寧、斯大林執政時期工作中的某些失誤大做文章，值得指出的是有些「失誤」還是批判者們自己杜撰出來的，而且對某些方針、政策、運動的評論完全是脫離了當時的歷史環境、時間和條件，一切以批判者現存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因此，他們把列寧、斯大林開創和建設的偉大社會主義蘇聯說得一無是處、一團漆黑。特別對斯大林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政策，他們無視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舉世矚目的三大成就：一是在落後的國家實現了工業化，使蘇聯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這件事情是令世界資本帝國主義長期膽顫心驚的頭號大事，同時它又是在較長一段時間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堅強後盾。
　　蘇聯的全部工業從1928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至斯大林1953年逝世為止，幾乎增長了二十倍，正是這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經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破壞，這場戰爭幾乎耗盡了蘇聯工業三個五年計劃的全部積累，戰後國家經濟的恢復只得從零開始。對斯大林時期所創造的工業化奇迹，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學者都是十分感嘆的。即使在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時，1963年3月5日西德《世界報》仍然撰文讚頌斯大林這個歷史功績說：「西方人幾乎花了二百年的時間才做到的事情，…在俄國幾十年不長的時間內就實現了。」並認為「這是現代史最偉大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二是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打敗了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拯救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和人類文明。這件事情是永遠地被載入世界歷史的，是沒有哪個人有什麼辦法能夠把它消逝去的光輝歷史。三是斯大林領導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極大地推動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蘇聯不但沒有被法西斯德國消滅，反而變得更加繁榮和強大，推動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的蓬勃發展，形成了一個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抗衡的社會主義陣營，書寫了國際共運史上的光輝篇章。只要堅持歷史地看待歷史，那麼斯大林時代的這些歷史輝煌，與之後出現的接班人們打著「改革」的旗號「炸毀」一切而另立主義，造成了令世界資本帝國主義拍手稱快的歷史大悲劇，相比較這個巨大的歷史反差，讓人們看清了那些打著「改革」旗號的現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們的醜惡嘴臉和卑鄙伎倆。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則在1956年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就及時預言了這個問題，到1959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他又專題性的第一次講了這個問題。1964年以後，他把內部如何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正式提上了日程。以後，他在不同的場合向著不同的對象，反覆講了這個問題。他十分憂慮地敬告人們：我們國家也不太平，還有貪污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在他去世后的第13年和15年果然便在東歐和蘇聯得到了歷史的準確驗證，這個驗證是以國際共運史上的空前大潰敗，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空前瘋狂的大喜悅為標誌的。這個驗證又一次讓全世界所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認識到了毛澤東是走向世界的工人階級經典領袖，這個驗證也讓全世界一切勞苦大眾看準了一個事實：凡是從骨子裡反馬列、反毛、反毛澤東思想的人，肯定都是些反工人階級、反勞苦大眾的反動派，千萬不可僅聽他們一時是如何表白自己而上了他們的圈套。事實上，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走資派他們迷惑人們的伎倆都是一致的，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沒有太多的國別差別，那就是：⑴舉起「改革」的旗子作掩護；⑵ 抓住無產階級經典領袖人物的「過失」不放；（特別大反特反他們的個人崇拜）⑶ 大肆利用「精英」和媒體肉麻吹捧自己的「主義」、思想、理論；⑷ 極力貶低和淡化經典領袖人物的歷史地位；⑸ 甩掉黨的優良傳統作風；⑹ 悄悄推行私有化步伐。，不管現代走資派如何裝點自己，這六個步驟或措施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
　　從蘇聯演變的歷史可以看出，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對蘇聯社會主義歷史的評價問題，不僅僅是個學術問題，而是關係到工人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只要離開了歷史地看待歷史的準則，那就一定會把目光僅僅停留在斯大林身上，就一定會離開當年的時間、環境等歷史條件而任意地想象斯大林的那些所謂缺點和錯誤，那就永遠不可能把握住馬列主義的方向問題和本質問題，那就肯定要打起討伐斯大林、興師問罪斯大林的旗子。所以在蘇聯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的隊伍里那些喊出「粉碎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炸毀過去的一切」這些口號的「精英」們，其實質是要把攻擊斯大林作為推翻工人階級政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突破口。
　　二十世紀末，東歐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在世界資本帝國主義未對其進行一槍一彈的和平環境中而全線崩潰和瓦解的，是黨內頂尖走資派自編自導和主演了這場醜劇的。它在世界範圍內從反面向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一切善良的人們上了一次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無論是工人階級政黨或其組織的重要成員以及掛上這個政黨成員稱號的高級知識分子，只要忘記或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要歷史地看待歷史的準則，也就是忘記或背叛了毛主席所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準則，那麼一旦象馬、恩、列、斯、毛這樣的走向世界被世界工人階級所認可的經典領袖去世的話，就可能會在某個角落裡出現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現代走資派、現代修正主義，這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是世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許會變得更加嚴肅和現實。以東歐、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版圖上消失為代價，特別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故鄉率先埋葬了已經誕生40多年和70多年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換來的不可多得的教訓，實在是國際共運史上付出的最昂貴的學費。
　　可惜20世紀末和進入21世紀中國那些號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一些人，卻沒有真正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科學解讀國際共運史留下的這份寶貴遺產，他們慣於用他們自己的皮毛水平象瞎子摸象一樣去闡述國際共運史出現的這場大潰敗的一系列原因，諸如民族矛盾沒處理好、經濟沒搞上去等等，唯獨避開埋葬東歐、蘇聯社會主義的元兇其實是隱藏在共產黨內部的那些處於頂尖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人心搞亂進而達到叛宗離道這個事實。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他們心裡那個鬼所使然。加上他們所御用的「理論精英」和較為壯觀的那些家族式幹部們的搖旗吶喊，他們似乎認為這樣做是完全可以掩蓋住他們唯獨想避開和忌諱的那個黨內走資派搞垮東歐、蘇聯社會主義這個事實。因為他們自己心裡那個鬼，一聽到或見到黨內走資派這個稱謂時，就如同孫悟空懼怕唐僧念緊箍咒一樣可怕和難受。人們不僅要問，如果東歐、蘇聯的社會主義不是它們黨內頂尖級的走資派搞垮的，難道可以說是它們黨內頂尖級的馬克思主義者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垮的嗎？其實無論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們怎樣回答，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一切善良的人們心裡是早就再清楚不過的了。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電視台12分鐘的演說，就把解散蘇共的問題搞定了，人們沒法忘記的那一幕又一幕，其實都在訴說著當年毛主席的那個英明預見，訴說著……

　　㈡、三十多年來中國有一批幹部和「理論精英」一直在歷史地看待歷史這個準則面前擔當了反面角色

　　1949年10月1日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主要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人民的新中國誕生了。從那時起，儘管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的民主革命還未徹底完成，但是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選擇，事實上早已在人們心中定論。待1956年底隨著三大改造任務的基本完成，進入社會主義的事已經是國人都清醒的大事了。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為服務中國人民嘔心瀝血地運作了長達27年之久，這期間人們不但沒有懷疑那個社會主義，而且是每每想起那27年，人們總是深情地留戀。一支長期唱響華夏大地《社會主義好》的歌曲，正是那個年代代表人們對當時中國社會主義發自心底的讚揚和自豪。但是1976年隨著周總理、朱老總、毛主席相繼去世以後短短的幾年裡，黨內、黨外便出現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政治暗流，這股暗流時而急湍時而隱蔽，它象神話中的垂死陰魂那樣在三十多年的時光里一直在華夏大地遊盪，至今還在公開地或隱蔽地頑強表現著。筆者無力對這些陰魂的亂作為一一進行剖析，僅摘其一二略作小論，也就不難看出這些陰魂是屬於什麼人的同夥了。

　　❶歷史告訴國人：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從貧窮中走來的偉大科學社會主義，儘管她那麼窮

　　毛主席去世后，一些人借總結文化大革命之機，順勢也要把文化大革命以前毛主席執政時代的社會主義全部否掉。這種歷史虛無主義作為標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種形式，它以反思歷史為名，故意歪曲「解放思想」的本質含義。從借糾正工作中的失誤，走到糾正科學社會主義，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搞早了，搞糟了，應該重新走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資本主義；借講毛主席的失誤，走到全盤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從醜化妖魔化黨和毛主席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展到極力貶損和全部否定毛主席去世前的新中國的輝煌事業。從政治上看，這股暗流的滋長和泛濫，極大地造成了人們思想的混亂，這是30多年來人們有目共睹的事實。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歷史虛無主義者特別會鑽空子，他們慣於用詭辯論去竭力詮釋對他來說認為存在著十分有利可圖的某些理論。比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從字面上看是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一句平常話，我猜此話大意可能是說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共產黨人所尋求和建立的社會主義決不是貧窮的社會主義。可是堅持歷史虛無主義的那些領導幹部和知識精英們，卻以趁火打劫的方式積極解讀和賣力宣講這個「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們大講特講毛主席在世的社會主義是貧窮到了極點的社會主義，是典型的烏托邦，他們把20世紀50年代國際帝國主義咒罵中國社會主義的那些惡話都用上了。甚至有人撰文或給大學生講課時公開講毛主席在世的時代是一段「殺人食人」的歷史，他們儘力刻意渲染那個時代的落後，以陰暗和仇恨的心裡看待人民的那段社會主義革命和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以此散布中國社會主義的失敗論，並在散布的同時竭力醜化毛主席，其一箭雙鵰的惡毒用意不言而喻。
  應該指出：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尺子去丈量毛主席、周總理為代表的人民政府存在時代的27年社會主義，得出「不是社會主義」的結論，得出「社會主義說不清」的結論，並且還能堂而皇之的在書本里、課堂里，甚至在各級黨校的殿堂里年復一年的繪聲繪色地灌輸這個結論。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時期不少黨的領導幹部、理論精英們的政治素質。這批幹部和理論精英在30多年裡出盡了風頭，在他們看來，只要嘴裡扯上「改革開放」這個詞，其它就可以毫不顧及了，他們認為越是把過去講得一團漆黑，就越能顯出今天的光輝和明亮。
　　社會主義新中國開始的27年那個毛澤東時代，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時代，是不是個光輝耀眼的時代，本來那些歪唱「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者的領導幹部和理論精英們，是無權也不應該有與黨相反的話語權的。因為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已經有了鐵論，但是在這些人看來，那個決議是個不過癮的決議，沒有表達了他們心中那個鬼的決議。所以長期以來，他們肆無忌憚地亂說亂動。因為他們一貫舉著「改革開放」的旗子，處處擺出宣傳官方意識的姿態，其話語權之大之廣和消解弱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影響力之大，讓我這個在意識形態領域待了半個世紀的理論教員，終生感到震驚、難忘、無奈。
　　歷史告訴了善良的中國人，30年改革開放時期中滋生的這批幹部、理論精英們，他們不但顛倒了歷史，而且在他們的叫喊聲中搞亂了人們的歷史觀，而對歷史觀的顛倒，就必然導致是非、美醜、榮辱標準的顛倒。他們所散布的種種低俗的、反歷史的說法，深深地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青年，那麼這個歷史代價究竟會有多大？只有善良人、馬克思主義者們心裡清楚。當然資本主義世界那些以消滅共產主義為己任的政治家們心裡也清楚，因為他們對中國內部出現的這些精英們寄予厚望。
　　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究竟怎樣評價才是客觀公正呢？今天我不去引經據典費那個牛勁，因為我突然想起西方主流知識界從1999年至2005年曾先後四次以古今最偉大的哲學家為題進行投票，結果馬克思三次均居榜首，只有一次僅以一分之差略遜於愛因斯坦，足見馬克思的確是個千年最偉大的思想家。但換個地方，如果在中國進行這種活動又會是如何呢？我想是不會那麼簡單的。因為能代表中國的「主流知識界」並不是象劉國光（原中央委員，中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同志為代表的那樣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界，真正有話語權的能橫行的卻是那些「歪嘴理論精英」。千百萬一般知識分子不是進不了那個「主流知識界」的。
　　我想還是聽聽資本主義世界里那些有建樹有正義的資深學者是怎樣評價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吧。著名美國學者莫里斯·梅斯納在其《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一書中這樣寫到：「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20年代初期以小於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他以翔實的數字告訴世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5%（人均為34%），這比日本在相應的工業化啟動時期的每10年經濟增長率43%（人均28%）高得多。從1950年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平均13.3%的速度增長，它比世界現代歷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業化的任何可比時間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資本主義第一強國的一位學者，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時代，如此不帶任何偏見的風骨，與中國30多年間滋生出來的那些「主流知識精英」們的信口雌黃形成了天壤之別的對照。
　　能不能正確評價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對於肚子里有學問的高級領導幹部、高級知識分子來講決不是個認識問題，而是個很大的思想問題、立場問題。這些人不是文盲、不是百姓，他們是些拿著高薪和享受特殊待遇的一些人上人。對這些人的確需要認真研究它是在怎樣的一種歷史條件下產生出來的怪胎。
　　一個極度貧弱的、任人宰割的舊中國已經在1976年毛澤東主席逝世前變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舉世矚目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譜寫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難忘的輝煌篇章。那些「主流知識」精英們卻污衊毛澤東時代的中華民族「愚昧」、「醜陋」「充滿奴性」、「安於現狀」、「故步自封、閉關鎖國」、「逃避現實」以及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文化和文化傳統斥之為「走向沒落的黃色文明」，這就是他們的「思想解放」。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是今天和將來更加強大的社會主義的原點和基礎，如果不講這個偉大的原點和基礎，甚至攻擊和拋棄這個原點和基礎，那麼無論怎樣去拐彎抹角講什麼什麼社會主義，那隻能是掛著羊頭賣狗肉的社會主義了。
　　打開天窗說亮話：20世紀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詮釋出來的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是從貧窮中走來的社會主義。60年前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社會主義國家比歐洲產生出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更為貧窮，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則是從世界當時帝國主義稱之為最為貧窮的「東亞病夫」中走出來的最貧窮的社會主義。這是千真萬確無可迴避的事實，但因為貧窮就要否認它們是社會主義，說重一點，也只有白痴和混蛋才有這種邏輯。因為這時的這個社會主義，如果同從蔣介石手中接過來的那箇舊中國比，已經是一個非常富裕的社會主義了，這就是辯證法。以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為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在27年執政的毛澤東時代就是鐵了心要改變那個「一窮二白」狀態的貧窮社會主義的。以王進喜、陳永貴為代表的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廣大農民正是那個年代中國人奮發圖強建設社會主義新國家的偉大社會力量，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火紅的社會主義建設年代，怎麼就能被「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尺子一下子量掉了呢？黨和人民既然能夠讓社會主義從貧窮中走來，就一定有能力花時間、花力氣一步一步把它建設成為富裕的社會主義的。今天的中國已經擠進世界強國行列，但我們的那些財富一旦被13億中國人去平均的時候，其人均佔有量在世界強國之中還是最低的，甚至在世界排位也是靠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仍然是貧窮的社會主義，仍然需要記住毛主席的那個教導：窮則思變，為世界人類做出貢獻。
　　20世紀沒有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出來一個富裕的社會主義國家，以筆者低水平斗膽所料：即使21世紀及其以後，只要在世界還沒有產生出象馬、恩、列、斯、毛那樣的世界工人階級領袖以前，期望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走出來個富裕的社會主義，那就只能和需要耐心的等待與積極的準備了。人們當然寄希望那樣的工人階級領袖早早地出現，在伴隨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中也許那樣的領袖會應運而生。歷史不是領袖決定的，但歷史可以產生出偉大的領袖，目前的歷史確實還難以產生出那樣的偉大領袖。

　　❷ 沒有必要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醜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大躍進和之後幾乎是同時進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是我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對任何人來說是沒有任何必要迴避和掩蓋的大事件。事實上，大事件發生的當年以及以後三年多的時間裡黨和毛主席對這個事件都曾做過具有歷史性的糾正和總結，待毛主席去世后1981年6月27日黨中央通過的《歷史決議》也作了歷史結論。但在這個《決議》出台前，中央醞釀這個《決議》的時候，黨內外就出現了一股人們至今記憶猶新的否定新中國一切的逆流，其鋒芒和勢頭大有不可阻擋之勢，並眼看就要發生人們難以預料的事情了。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央政治局委託胡喬木同志執筆起草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務虛會議上宣讀了它。使那股黨內外產生的逆流暫時得到了遏制，兩年以後我們黨歷來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便在通過的《歷史決議》中再度重申。但是從那以後，黨內外存在的這股逆流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徹底肅清，30年來他們一直在尋找機會並頑強地表現自己，最近這些年還在不斷升格、升溫。他們刻意醜化、妖魔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並配合國外反華勢力杜撰出一些莫須有的歷史體裁，處處與毛主席掛鉤、聯繫，蓄意攻擊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有些造假和惡毒的狂吠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基於這種狀況，作為曾經在那個時代經歷過的和幾十年後對黨史稍有一點了解與研究的我，說一點符合歷史實際的話，以告不明真相的今人和後人，但由於受篇幅的局限，也只能略講一二了。
　　歷史地看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至少應該把握以下三個環節：
　　第一．當年一化三改的偉大社會主義改革運動的勝利完成，激起了全國和全黨上下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甩掉貧窮社會主義帽子的積極性。
　　1957年是建國以來最好的經濟建設年份，其經濟效果是後來任何一年所不能比擬的。（有興趣的同志可以去翻閱年鑒數字）為了反映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普遍願望，毛主席1957年7月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寫的一篇文章《1957年夏季的形勢》結尾處就流露出來，他說：「在我國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十年到十五年。」決心改變貧窮狀態的毛主席甚至預言：「準備以八個至十個五年計劃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美國。」黨中央和國務院也著手進行新的經濟建設規劃的制定。以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及國家計委和經委的領導們也悄悄規劃它的大體框架。這個框架在1957年11月18日蘇共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動中邀請毛主席為中共代表團長的莫斯科64國共產黨、工人黨的代表會議上，毛主席的即席講話中最早顯露端倪：在鋼的產品方面經過15年或更長一點的努力，中國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因此，對1957年醞釀和1958年實施的大躍進，首先要站在第一代領導集體要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決心甩掉壓在頭上那頂貧窮的社會主義帽子，並且要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加速中國工業化這個立場上看待它，這就是它的實質。如果不是把握這個實質，而是不負責任的亂加評論，就難免自覺或不自覺的與新老帝國主義分子的叫喊沆瀣一氣了。站在人民的立場，深刻總結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所暴露出來的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缺少以及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教訓，那才是真正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而不是幸災樂禍藉機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攻擊污衊人民領袖毛主席的歷史需要了。
　　第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暴露出來的缺點和錯誤是那個時代的相關人們的偏見才能產生的缺點和錯誤，離開了那個特殊的歷史條件去談論這些缺點和錯誤，就只能是復加的偏見、無知或別有用心了。特別是把那些缺點和錯誤都累加在毛主席一個人身上的做法，更顯得那麼蒼白和無力。
　　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是沒有人能夠單獨從單純的哪個運動來說起的，兩個運動的缺點和錯誤是相互共處在一起，是相輔相成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高指標、共產風、瞎指揮、浮誇風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悲劇性表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錯誤之所以出現，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是蘇共在1957年提出15年後可能趕上或超過美國向共產主義邁進。中國也就遙相呼應提出15年後可能趕上或越過英國。顯然當年的蘇聯、中國的領導人都是站在本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處在蓬勃發展的狀態下樂觀提出的。人們站在今天來看這個問題，一定會感到是個笑話。但那是1957年，而且是在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全世界共產黨、工人黨幾乎全部參加的隆重大會上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鄭重提出的。中國當時是以1957鋼產量為基數，認為經過15年每5年翻一番，可以達到3千萬噸至4千萬噸的指標。
　　提出鋼產量的指標，在1958年上半年就與正在進行的大躍進運動碰在了一起。各大區、省、市、自治區的領導們在議論經過15年每5年翻一番的規劃時，都認為中央這個規劃時間太長，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在1958年6月6日給毛主席的報告較早淋漓盡致地反映了這個傾向。報告中說，我們找林鐵（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商談了華北區的鋼鐵建設問題，他們原來的計劃較小，商談結果，認為爭取明年底達到生產能力800萬噸是可能的，我們兩方面都有信心爭取完成這個指標。並請冶金部黨組的同志要到各區去，協同各省市採取措施，有極大信心完成和超過現在預訂的指標。冶金工業部認為，到1962年可產6千萬噸鋼。這就一下子把原先設想的15年每5年翻一番才能達到3千萬噸鋼，變成每年翻一番5年達到6千萬噸鋼。又過了十天，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報送的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的報告，報告說要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等等。又過了一天，6月17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的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報告，對1958年國民經濟形勢和1959年經濟發展作了彙報。說195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除電力外，都將超過英國的生產水平。這樣趕超英國既不是15年，又不是5年7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的結論就產生了。又過了四天，6月21日冶金部黨組關於產鋼計劃給毛主席、黨中央的報告說，從各大協作區會議的情況看1959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3千萬噸，而1962年的生產水平可能達到八九千萬噸以上。顯然，省、區、中央部門，已經熱了起來，怎麼可以想象中央政治局會不熱了呢。高指標的問題，也就首先從上面出來了，更何況地方出現的那些浮誇風的各種數字也就緊鑼密鼓地跟了上來，這種上下呼應的局面，就在中國大地出現了。
　　值得指出的是，就在這個過程中某些省的個別農業生產合作社只要稍作一件平常但又稀奇的活動，一旦報導很快就會被納入這個激流中，不但被複制而且會變得更加離奇。比如某個農業社要擴大一下規模、某個農業社為了完成某項任務搞了一個暫時性的食堂，搞個幼兒園、民兵為完成某項任務搞個小集合等等，都可以被推到全國去並搞得完全變樣。更為敏感的是在這些經濟指標數字隨意變大變小的過程中，人們一下子又把理想中的這個經濟發展與共產主義社會聯繫起來。關於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標準和什麼時候進入共產主義這個重大問題也一起參與了這個大合唱，人民公社運動也就在這個合唱中產生，在合唱中經受了風雨。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撇開人民群眾對共產主義的議論，真正談論最早、最多也最系統的，還是當年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劉少奇。特別是從1958年6月至8月在北京、天津、山東、河南、江蘇等地的多次講話，可以讓人們看到這場社會大改革中「左」的思潮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高指標、浮誇風這些東西在黨內出現的大體狀況。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全國婦聯黨組談話時，把農村建立公共食堂視為婦女解放的首創，預言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15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15年等於三、四個美國，再有40年50年中國就可進入共產主義，他把託兒所、公共食堂這樣一些社會服務性事業，當作共產主義萌芽、共產主義趨向。6月30日他與《北京日報》編輯部人員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試驗，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7月5日與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工人談話時說，中國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兩三年就行了，15年超過美國的，其實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15年我們要超過整個歐洲（包括蘇聯），15年許多省要超過一個國家，河北要超過英國，河南要超過法國，再一個超義大利，再一個超西德，我們在報紙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趕英和七八年超美，是為了麻痹敵人。7月14日至18日他在山東壽張縣視察時非常讚賞那些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並對當地出現的浮誇風、畝產幾萬斤，稱之為「壓倒了科學」。7月19日在天津講話時，強調組織起來的公社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是共產主義公社。8月4日在常熟縣視察時，一個鄉黨委書記告訴他稻穀畝產1萬斤，他反問這位書記：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8月6日他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到河北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該縣第一書記張國忠馬上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切財產都歸公，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提出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顆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可以說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出現浮誇風、高指標、瞎指揮風、窮過渡刮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在這個一縣一個公社的共產主義試點裡是一應俱全的。9月1日、9月3日、9月18日、10月17日的《人民日報》都在顯要位置作了報導。其在全國的示範效應也就可想而知了。9月16日至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時提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讚揚河南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強調有條件的立即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條件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過三、四年或五、六年。
　　第三．毛主席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態度。
　　無論是大躍進還是人民公社運動毛主席都對其寄予很大的希望、關心和愛護。因為前者是為了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而晃開膀子搞建設，後者是人民群眾在實踐中創造的新生事物，與前者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特別是毛主席發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出現了一些不利運動健康發展的因素時，他就以人民利益為重進行撥亂反正。由於高層領導中存在急於求成、碰壁也不想回頭的狀態，他在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時付出了驚人的心血，然而這些方面的歷史30多年來卻被有些人密封了，反過來卻把「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扣在了毛主席頭上。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討論和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期間毛主席再三重審：人民公社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要過分強調共產主義，不要忙於改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質還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他對向共產主義窮過渡進行了批評。但是會後《人民日報》仍在頻頻報導各地的浮誇數字，仍在報導各地變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奔跑等等。實踐中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仍然在上演著鼓吹者們的急於求成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毛主席心裡著急，10月底毛主席派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吳冷西和主席的秘書田家英以及陳柏達專門到被鼓吹得紅火的河南修武縣、遂平縣、山東壽張縣調查了解情況。他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後面貌大為改觀；搞得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他說北戴河會議時他說過公社的優點是一大二公，現在看來，人們的頭腦發熱，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他對下去的這些同志說，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幹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話。為了讓下去調查的這些同志頭腦清醒，毛主席讓他們和他們一起下去的其他工作人員要帶兩本書即：《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要他們好好通讀。
　　事後調查組的回報，讓毛主席感到十分不安，為了讓高級幹部頭腦清醒些，他決定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開鄭州會議。會議一開始，首先由毛主席為高級幹部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逐章逐段閱讀，邊讀邊議閱讀。可以說直到今天，在國際共運史上這也是罕見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壯舉，人民領袖為自己的同事們，為國家高級幹部聯繫實際講解馬克思主義。他指出，現在有幾十萬以至幾百萬幹部頭腦發熱，有必要組織大家學習這一本書和另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澄清許多糊塗觀念，保持頭腦清醒，否則，急於過渡，搞商品調撥，農民會起來造反的。他建議縣以上的幹部都要學習這兩本書。會後，毛主席在南下的專列上又邀集11個縣委書記座談，之後又與遂平縣委、信陽地委的同志談話，了解了相當多的實際情況。之後又參加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張平化主持的座談會。連續7天的座談會，使毛主席得到了從公社黨委、縣委、地委、省委那裡反映上來的真實情況。他越來越感到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實在是太嚴重了。
　　11月20日毛主席在武昌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主席批評浮誇風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實。他反對向共產主義窮過渡，批評那個在徐水搞的共產主義試點。毛主席說，這種做法讓他有點恐慌，會犯冒險主義錯誤的。（因為毛主席講話時劉少奇和彭真都插話說只要每人達到150元到200元消費時就可以過渡。）他不同意劉少奇、彭真趁窮之勢來過渡的主意。他動感情地激烈反對高指標，他說：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死五千萬人。他說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他認為現在不整頓就有亡國的危險。他公開對堅持高指標的人表態：他不僅要做機會主義，而且已經是機會主義，他就是要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他自己。他公開宣稱：他在這裡反冒進，以前別人反他的冒進，現在他反別人的冒進。他要求人民日報要宣傳壓縮空氣，不要再鼓虛勁。他告誡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吳冷西，要杜絕畝產萬斤的虛假報導，否則新華社也有變成國民黨中央社的危險。人民日報就有變成國民黨中央日報的危險，他要求吳冷西要敢於抵制浮誇風、共產風等「五風」，不發他們的文章、消息，一定要卡死。但由於負責宣傳陣地的領導者也是犯急性病的人，始終並未落實毛主席的要求，吳冷西也無可奈何。會議期間他還說：中國是個大國，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有些縣委不知天高地厚，說什麼「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裡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他把這件事與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聯繫在一起。他還動感情地說，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他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他強調要劃清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11月28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在審議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較集中地反映了毛主席糾正「左」傾錯誤的認識成果。這個中央文件其中有三段話是毛主席修改時加進去的，也是文件中的精華部分，完全是針對黨內那些犯急躁病的「左」傾冒險主義行為而寫的。因篇幅原因，僅介紹毛主席寫的概括方面，即強調農村人民公社是集體所有制，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制、急忙改變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所有制的過渡取決於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必須清醒地認識，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和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過渡到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無論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只有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狀況才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某種改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我國現階段不應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毛主席對黨內高層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的批評一直是循循善誘、耐心等待，時隔52年了，讀起來還是那麼沁人肺腑！12月9日毛主席又不厭其煩地講了十二個問題，對方方面面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進行了分析，期望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高級幹部快快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八屆六中全會後，毛主席一直心繫著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大事。1959年2月下旬，他親臨河北、山東、河南三省進行社會調查，他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中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決定精神並未貫徹下去，「共產風」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使他意識到對中央及省部級幹部中的「左」傾冒險主義不繼續加大力氣觸動是不行的了。於是2月27日至3月5日他又在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中毛主席對「共產風」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評，他說自去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就颳起了一股「共產風」，無償佔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採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這樣下去，一定垮台！他的下面一段激烈的話可以穿透時空讓今天的人們聽了也會永世難忘，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出黨籍。我犯了什麼罪？無非是不要一平、二調、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還是生產隊，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兩級，要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來辦事。他的這段話表明了他與「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立場是尖銳相對的，也反映了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工作在黨內高層的阻力之大。
　　這裡順便提及的是，30多年來那些歪嘴和尚，不但隱瞞毛主席下大力氣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歷史事實，還節外生枝地講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等胡言亂語。事實上，他在糾「左」中，對「左」傾錯誤造成的損失感到痛心，對未能防止某些「左」傾錯誤進行自責，帶頭作自我批評。他強調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傾錯誤，責任應由中央和他本人承擔。在毛澤東的講話整理稿中，原本有一段他作自我批評的話：「這首先是由於中央沒有作及時的明確指示，我本人在這方面就負有責任，以致下級幹部一時沒有掌握好分寸，這不能責備他們。」後來因中央不同意寫上「我本人……有責任」這句話，他也只得無奈了。
　　自從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由於糾「左」有了力度，人民公社運動終於開始納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從那以後人民公社一直是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1959年的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會議重點檢查了農村人民公社的整頓問題，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的文件。文件特彆強調在公社的三級核算中，基本上是生產隊所有制，三級核算時一般以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的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下面的生產小隊也應當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重審公社計算勞動報酬的原則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24天以後，4月29日毛主席為了鞏固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珍貴成果，他又提筆給中央以下的中國六級幹部發布了一封公開信，在新中國至今的60年歷史和中共建黨88年的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舉動。這封信事實上是給包括中央在內的當時中國的所有7級幹部的公開信，《黨內通信》展示了毛主席下決心清掃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決心，他不允許這種錯誤再有抬頭或滋生的機會和土壤，所以他明知當時中國農村小隊級的幹部極少是共產黨員的狀況卻還是在信中必須包括他們，讓他們把中央的精神最直接地傳遞到中國每個農民的心坎上，杜絕任何個人或組織企圖截留或篡改。信中講的六個問題，雖然全是農業問題，但每個問題的平鋪直敘都針針刺著「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事實上他是在同中國的最底層幹部和農民講什麼是科學社會主義，什麼是實事求是，也是他想如何從中國農民的心靈上最快地消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幾個月來給他們造成的極端精神創傷。信中最後的那段不足80個字的結束語，象歷史的鋼釘一樣再一次把毛主席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決心載入了史冊。他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只要不是隱瞞歷史和篡改歷史，而是採取歷史地看待歷史的馬列主義立場，那麼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那場「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就會有一個公道的評說。究竟是誰在一錯再錯，而又是誰在這個進程中為糾「左」而奔波、呼喊，甚至多次動感情？只有歷史的回答才是真實和可靠的。但是講歷史的真情會對「有些人」不利，所以1981年5月19日有關人就作出了決定：對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問題，毛主席的問題，宜粗不宜細，有的問題不能寫的很細，不宜說清楚，甚至有的略而不談。（見《馮文彬在中央黨校傳達六中全會精神》1981年7月4日－7月8日）。因而毛主席那些糾「左」的舉動就被「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全部蒸發掉了。30多年來中國大地上冒出的那股以醜化、妖魔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起家和得意的各種歪嘴和尚們也就應運而生了，其掩蓋歷史、歪曲歷史的醜陋行為也被載入史冊，相信歷史的老人終有一天會教訓他們的。
　　當然，對產生的那場歷史錯誤，作者是很難用一篇小文就能全部詮釋得了的，這也就是作者多次申明：僅在說明那個時代的毛主席，在還沒有發現錯誤存在的時候，他是滿腔熱情支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但當以「五鳳」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出現以後，他又毫不猶豫地耗費大量心血去糾正它，而且是始終站在糾「左」的最前列。所以鄧小平在1980年接見外賓時也沒法迴避地講到「當時，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毛主席首先很快地發覺了這些錯誤，提出改正這些錯誤。」今天本文作者所要得出的結論是：不要把「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這個屎盆子全扣在毛主席身上，更不要借醜化、妖魔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之機，行貶毛、反毛、否定社會主義新中國前30年之實。是否堅持歷史地看待歷史這個準則就是能否得出這個結論的試金石。
　　在這裡也順便講一下，長期以來中國有那麼多幹部和知識分子特別慣於用小崗村18個人主張分田單幹的事說事，似乎只有分田單幹才解決了中國的大事，由此又可以得出1983年宣布解散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是改革的偉大創舉，似乎只有這個舉措才算是從根本上解決了毛主席當年支持建立集體經濟人民公社的歷史大錯誤。這確實是一件需要好好掂量的歷史大事，需要論述的內容實在太多太多，但作者想以最少的文字言之：2004年11月被上級新任命的小崗村支部書記沈浩同志率該村13名農民幹部（其中就有過去主張單幹的18人中的）到堅持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南街村參觀學習。而南街村則是1984年後悔分田單幹后重整旗鼓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上個世紀末的15年間，村GDP增長2000多倍，並響亮提出建設共產主義社區的口號，因而引起中國和世界關注的。沈浩為什麼要率小崗村的幹部去南街村？小崗人自己說：個體式的農耕作業只能吃飽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發展必須走集體合作道路。
　　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存在發展了25年之久的南街村，2008年底居然還有吃皇糧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撰文狂稱：「如果千千萬萬個王宏斌繼續現身中國，中國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須知，在這之前我們不說海外的國家元首有多少來訪和為之感嘆的。僅我們自己國內就有兩位政治局常委和其他若干高級幹部前來參觀並都感嘆不已，其中1996年一位政治局常委激動地說：「如果我們農村有了相當一部分這樣的村，我們中國就不得了啦！」按理說，瘋狂醜化、妖魔化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的那部分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們是沒有臉面也沒有理由享受中國勞動者為他們提供的那份豐厚「皇糧」的！當年象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劉庄等一些莊稼漢們硬是頂著難以形容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沒有分田到戶，還有一些象河南南街村、河北北徐庄等一些莊稼硬漢們，是在分田單幹後面對農村經濟急劇後退又挺身而出重整旗鼓恢復和發展集體經濟的。讓人們喜悅的是這兩支莊稼硬漢們就是在他們的農村天地里，干出來了讓國內外人們無比敬佩的輝煌事業，他們的村GDP或數十億或10餘億，再一次向世人顯示了毛主席支持建立的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強大優越性。靠集體經濟發展起來的這樣的社會主義農村儘管在中國已為數不少，但他們畢竟在中國農村總量中的比例是太少太少了。
　　難道人們沒有理由試問：如果不使用國家意識推行分田單幹，而是象那些億元村的黨支部書記一樣繼續領導農民走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道路，不是更好嗎？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道路錯在何方？誰又能夠算得出中國農民重新單幹究竟丟掉了多少財富嗎？小崗村的人們畢竟在付出了代價以後堅定重新選擇南街村人堅持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的道路，這無疑是一件好事。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道路是個歷史方向，在發展的道路上出現一些失誤是難免的，只要耐心糾正了，它就會逐步發展和壯大的，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但卻非要抓住過去的失誤牢牢不放，（而且那些失誤是毛主席健在時花了心血撥亂反正了的）不置它死地而不后快卻又是讓人怎麼也理解不了的事了。所以列寧不止一次地告訴人們：真理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錯誤。他還諄諄地告訴人們：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繫中去把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跳出來的，那麼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當年小崗村18個人的單幹希望是無辜的，但若干年後非要作為一種國家意識推而廣之，也許就與列寧的教導有點相悖了。當年一個小小的劉庄竟然省、地、縣三級工作組進村做工作督促他們單幹，支部書記史來賀和他們的社員都急得哭了，但他們堅定不選擇單幹，終於為中國農村多保留了一個農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村莊。
　　河北省晉州市周家莊的那個革命老前輩雷金河同志到處奔波、呼喊、求助，堅決地反對單幹，堅持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發展道路，他像史來賀一樣讓億萬人們肅然起敬，至今晉州還沒有一個單幹的村莊能夠與之媲美。在黑龍江省的一個農村，300多戶人家，其中100戶是搞單幹的，200多戶是搞集體的，是中國少有的「一村兩制」典範，用這個村支部書記的話說，他們村最大的矛盾就是兩級分化，搞集體的那一部分很富，搞單幹的那一部分很困難。搞單幹的那一部分很願意回到集體，但他們搞集體的社員們就是不同意他們進來。看來搞「一村兩治」的模式是個好辦法，可以讓農民深得其味，只是讓那些單幹的農民們虧死了。遼寧大連的一個村11個生產隊，10個隊都單幹了，只有一個隊堅持發展集體經濟，可是他們一個隊的收入卻相當於當地10個村的收入。
　　那些堅持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的道路，在改革開放時期再度展現集體經濟輝煌的這些動人事例，讓中國農民看到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新農村，什麼是中國農民的共同富裕。但是那些歪嘴和尚式的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們卻頑固地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並狂吠「如果千千萬萬個王宏斌繼續現身中國，中國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八年前，一位中國著名大學的教授和黨校最高學府的一位教授都曾公開宣稱王宏斌領導的「南街村是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出現的一個毒瘤。」這些年來，我一直納悶：為什麼走集體經濟道路共同富裕起來的這些農村和領頭人在中國的一批高級幹部和那些「理論精英」的眼裡卻不但一文不值而且還要百倍地憎恨呢？每當想起此事我就懷疑自己：難道腦子真的沒有判斷能力了嗎？但是毛主席那句「世界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的話又立即否定了對自己的懷疑。估計這些人對分田搞單幹的農民以及這些農民他們的後代去做「黑窯主」們的僱工、做闊老闆們的童工就不會那麼憎恨了吧。人世間嘛，就是愛者自愛、恨者自恨，愛者自有愛者之理，恨者自有恨者之由。還是毛主席說的另一句話讓人豁然開朗：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今天的中國社會斷定也不會是個無階級的人類社會。
　　㈢ 用歷史地看待歷史的準則敬告中國一批不守規矩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這個稱號，本來是人類社會進步中產生出來的優秀群體的稱號，就多數人講，在不同的時代或歷史時期是從屬於那個時代或歷史時期的當權階級的，為那個特定階級服務的。新中國成立以後，這個群體一直是在黨領導下的一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重要力量。但是在最近的30多年裡，這支隊伍出現了一些變化，有相當一批人將自我張揚到了極致，他們把張揚自我看成是一種榮耀，為了自我他們什麼事都可以做，在他們的腦海里什麼約束都是不存在的，在做什麼人和怎樣做人這個問題上他們似乎連幼兒園裡的娃娃都不如。特別是有那麼一些高級知識分子，頭上冠以名牌大學教授、名牌大學領導的頭銜、冠以國家級學會、研究會負責人頭銜、冠以中央某大報或其他報紙×××主任頭銜等等，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里長期出盡了個人風頭。由於他們慣於看風使舵，無論是演講還是寫文章其話語權和出鏡權都是無人可比擬的。他們是中國當代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領先人物。在他們紅極一時的時候，人們實際已經看出了他們的破綻。
　　最近這些年，他們越來越原形畢露了。這些人沒完沒了地醜化新中國一開始的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他們鼓吹「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甚至公開解釋「民主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他們毫無掩飾地攤牌公開宣稱「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在課堂上給領導幹部授課時，公開講「毛澤東除了會搞宮廷政變，其他什麼都不會」，信口開河地說「湖南為什麼落後？因為出了個毛澤東，歷史包袱太重」等等。這些慣以改革、開放打招牌的人實際上卻是些心是口非的帶邪味的知識分子，他們把黨和中國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無一例外地都加上「左」的罪名，把某些已經糾正的錯誤、失誤無限擴大和上綱，他們清楚只有這樣做才能否定黨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一旦能把這一歷史主體徹底否定，那麼中國共產黨的存在、中國共產黨的選擇以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也就完全可以做出相反的結論了。這些人一直為動搖毛澤東時代已經形成的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而絞盡腦汁和施展撥弄伎倆。

　　他們與廣大群眾相比，儘管人數並不多，但其煽動能量卻特別巨大，不少青壯年被他們所迷惑。30多年來他們在中國社會上所造成的嚴重思想混亂，無論怎樣形容他們的惡跡都是不會過分的。去年我曾在我的那篇《萬古警醒的偉大祖訓》論文中說：他們如同中國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樣，在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中散發著濁氣，釋放著毒素。我今天仍然認為這種比喻是恰如其分的。我生活在一座中等城市裡，但是我身邊的某些青壯年知識分子非常崇拜這些人，並且他們也效仿這些人到處鼓噪。六年前我身邊的一位不滿四十歲的副教授公開宣稱「如果現在再出現一個列寧和毛澤東，那將是人類的災難」，而且就是這張嘴卻被不少單位的領導視為上賓，四處講演兜售其思想並獲取不少酬金，因為那些領導有一個標準：只要讚揚改革開放，至於他想講什麼都是無所謂的了。應該說，中國出現的這批知識分子，若論其理論功底和學術水平都沒有什麼超人的地方，但是他們善於見風使舵，能夠觀察上司的眼色行事，隨時可以拋出讓上司美滋滋的肉麻和吹捧，並趁此塞上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某些洋玩意兒，那些無知的上司卻又覺得十分新鮮，而且很合自己的心意和口味，久而久之他們對這些歪嘴和尚們也就特別關照，甚至成為不同層次的黨和政府的「諮詢專家」和「著名學者」，長時期相互之間的默契成就了這批人的話語權和出鏡權。他們儼然以「改革者」、「理論家」、「學術專家」的身份出現在對新中國前30年進行恣意醜化的舞台上。誰要對他們的那一套那怕稍有一點點不同看法，他們就要掄起「反對改革開放」 的大棒砸人。就要給人扣上「極左思潮」的帽子，就要給你扣上「反對當局」這樣一個可怕而又更大的大帽子，甚至連經濟理論泰斗2005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傑出貢獻獎的劉國光教授也不放過。特殊環境下產生出來的這批「知識分子精英」，由於同社會方方面面的盤根錯節相連，所以他們做起錯事來也就霸道得近似瘋狂了，它實在是新中國知識分子發展史上難以抹去的不光彩之頁。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這批知識分子中還有一些人的人品極為低劣，說假話，造假事、壞事的能力令人吃驚。這些人對弘揚毛澤東思想這件事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特殊仇恨，竟然在2009年年初以盜名欺世的卑劣手法、在網上自編、自演了一場醜劇，並波及到海內外的八九家網路媒體，妄圖以製造混亂達到遏制人們弘揚毛澤東思想的醜惡目的。讓我這個活了七十歲的人見了個大世面，也使我初步了解到我上面講的中國那一部分的人品竟如此之劣。事情是這樣的：2008年12月23日中國晶牛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在革命聖地西柏坡舉辦了海內外學者參加的第十屆毛澤東思想研討會，這屆研討會的主題是紀念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兩個務必」偉大思想發表60周年。本文作者向研究會提交的論文《萬古警醒的偉大祖訓》會後在毛澤東思想網上發表。幾天之後，有人盜用我的名字發表了題為《團結在毛新宇主席周圍為奪回人民的江山奮勇前進》的惡文。他們的這種卑劣行為，一下子使我想起1932年2月國民黨特務一手炮製偽造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黨啟事」事件。那是國民黨特務企圖以污衊周恩來達到瓦解共產黨在白區革命力量的目的而編造的「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這件事從頭到尾就是就是國民黨反動派搞的一個陰謀。
　　時間跨過去了七十八個年頭，想不到二十一世紀的第十年，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竟有人毫不遜色地效仿起國民黨特務惡毒盜名欺世的手段，搞了一場波及到海內外七八家網路媒體的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與國民黨特務有一點不同的是：此人不敢盜用弘揚毛澤東思想的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家及老幹部、老英雄的名字，而專門挑我這個社會底層的人民教師。但此人盜我之名寫出惡文再對惡文進行「反駁」 的水平卻真的比七十八年前的國民黨特務更陰險和毒辣了。因為他之所以要編造出一篇毒性十足的惡文，就是要專門為他進行「反駁」可以借題發揮的醜惡目的而服務的，在這一點上七十八年前的惡毒國民黨特務其惡毒水平就比此人遜色多了。因為此人在對他自己造出的那篇惡文進行「反駁」的時候把毒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偉大領袖毛主席，他用皇權傳位之類的惡毒語言對準了毛主席，對準了那個無辜的也是人民教師、研究員身份的毛新宇同志，惡意把毛主席、毛新宇捆綁在一起，那種政治挑撥和暗示的極端卑劣手手段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21世紀的今天，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中出現的政治流氓如何害人。
　　在我一生從教的講台上，從來不敢丟掉歷史地看待歷史這個準則，我認為這是從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特別是在講授和研究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的時候，是萬萬不可脫離這個準則的，否則就沒法避免掉進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泥坑中去的。在中國除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讓位於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時候才是例外。同時我們也相信：讓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短時間內消失，也是很不現實的事情，因為中國現時存在著他們賴以生存的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基礎。因此，無論是高水平的歷史虛無主義者、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鼓吹者，還是那樣赤裸裸搞盜名欺世、狗盜鼠竊的異味知識分子，只要一旦氣候適合，他們將會在中國隨時出現。他們肯定會挖空心思玩出更毒辣的花樣來。但我們相信：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歷史，是任何人也沒有辦法把它從中國社會主義歷史中剔除的，以資本拜物教為前提的犬儒主義者們無論玩弄什麼新花樣和新把戲，想對中國工人階級革命和建設的主體歷史進行根本性質疑並進而全部否定它的圖謀，輕易也不會是那麼順利就能得逞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開國元老們帶領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苦大眾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這些勞動者們和他們的後代子孫們是不會因為半個多世紀以前在前進道路上曾經出現過的和被糾正過的那些錯誤或失誤，就能允許任何惡人把它無端的全盤否定的，這些勞動者們和他們的後代子孫們不但不會醜化和妖魔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開國元老們的實踐歷史，而且會更加堅定弘揚毛澤東思想繼續進行和完成開國元老們的未竟事業的信心。

后 記：
　　去年在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15周年我寫了《萬古警醒的偉大祖訓》的掘文，今年紀念毛主席誕辰116周年我又寫了《要歷史地看待歷史》，應該說這兩篇文章是姊妹篇。第一篇的出現，大概觸犯了歪嘴和尚們很疼的那根神經線，於是乎那個盤根錯節的關係網上便蹦出一個人來在海內外八九個網路媒體上赤膊上陣、赤裸裸地搞了一場新中國史無前例的「知識精英」盜名欺世的惡作劇。今年又當何論呢？只得慢慢觀看。估計在中共黨史社會主義部分還不能短時間內解密的情況下，歪嘴和尚們有繼續作惡的廣闊天地。一切善良的人們實在擔心那些黨和國家珍貴歷史記錄的安全問題，人們蒿目時艱也就在所難免了，盤根錯節關係網上的那些人們是最怕那些歷史記錄顯現在人間的，歷史真的還在那裡傷心流淚。
　　為了弘揚毛澤東思想，朋友們的深情厚意，讓我不止一次熱淚盈眶。再一次向同志加兄弟的所有朋友們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