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增稅，華人有識者對增稅不以為然

中文導報: 12年02月1期


中文導報訊(記者 張石)在1月24日開幕的日本通常國會上，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發表施政演說，這是野田佳彥在1月13日改組新內閣以後的首次國會施政演說。野田首相在演講中對未來一年內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發展及外交走向進行了規劃。他用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談論消費稅增稅問題，表明推進解決該問題的決心。但增加消費稅是否真是消除日本財政危機的「靈丹妙藥」? 華人有識者向《中文導報》談了自己對增稅的看法，多數人不以為然。

野田表達增加消費稅的決心
野田在演說中，再次表明了推進政治行政改革以及稅制和社會保障制度一體化改革的決心。野田提出，將構建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把消費稅增稅部分用於加強育兒、護理援助和維持養老金水平等領域，實現「還之於民」。他還強烈要求在野黨參與稅制與社會一體化改革的磋商，稱「沒有時間耽擱了」。
分析人士指出，在闡述內政問題時，野田佳彥用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談論消費稅增稅問題，表明了決心。由此，關係到日本財政重建的消費稅問題勢必將成為本屆國會的焦點議題之一，日本媒體形象地將本屆國會比喻為「消費稅國會」。不過，野田在消費稅增稅問題上將面臨來自民主黨內以及在野黨方面的巨大壓力，該問題能否順利解決將關係到日本政壇未來一年的穩定。

政府的增稅說詞自相矛盾
去年12月底，日本政府和執政黨民主黨就提高該國消費稅問題達成一致。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消費稅上調草案已確定，將從2014年開始執行。
根據草案，日本計劃分兩步上調該國消費稅，在2014年4月將當前5%的消費稅率提升至8%，在2015年10月提升至10%。
據官方測算，消費稅稅率每提升1%，日本中央及地方將增加約2.5萬億日元的稅收。如果順利，可以實現在2020年度前消滅財政赤字的目標。
但日本內閣府1月24日公布的結果，卻顯示政府說詞自相矛盾。內閣府的測算顯示：即使日本實施了將消費稅稅率翻倍的計劃，至2020財年也不能實現基本預算平衡的目標。預期顯示，日本至2020年4月開始的財年，將出現16.6萬億日圓的財政赤字，佔GDP的3.0%。這一初步預期是基於政府主要的經濟預期，日本政府預計2011-2020財年經濟實際增長率平均小幅超出1.0%。
按照一項替代方案，即日本政府實施所有計劃的政策，經濟可能平均增長2%，或小幅超出此水平。即使按照更加樂觀的方案，日本屆時仍然會出現8.9萬億日圓(GDP1.4%)的預算赤字。文件顯示，日本政府目前提高消費稅稅率的計劃不足以幫助政府至2020財年實現基本預算平衡。

華人對消費稅上漲不以為然
消費稅，就是面向消費行為廣泛徵收的、以謀求公平負擔的一種間接稅。
按照日本的消費稅法規定：凡在日本國內進行商品買賣，提供勞務服務的事業者(法人或個人事業者)，都是消費稅納稅義務者。二戰以後，日本以「夏普勸告」為藍本，逐步採取了以直接稅(法人稅和個人所得稅)為主、間接稅(消費稅)為輔的稅收體系。該體系遵循豎向公平和能力支付的原則，奠定了日本公平社會的稅制基礎。
消費稅的建立，是日本稅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是通過徵收消費稅來彌補由於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法人稅降低所造成的稅源減少，其意義在於拓寬稅源，對範圍很廣的商品和服務進行徵稅。
增加消費稅，真是解決日本財政危機的「靈丹妙藥」嗎？一些旅日華人學者和有識之士對此不以為然。
華人學者李先生認為：日本現有財政赤字超過GDP兩倍，但是和希臘等歐洲國家不同，日本的財政赤字有95%是從日本的銀行、日本的年金機構和其他日本個人儲蓄者那裡借的錢，因此日本的財政赤字也是日本國民的資產。野田政權在積極推進所謂稅制改革的時候，沒有經濟成長的戰略，沒有像小泉內閣那樣，將經濟成長戰略放在首位。按照統計，經濟成長率如果上漲1%，就會產生增加消費稅1.4%的經濟效果；如果經濟成長連續十年保持在4%的水平，就完全不用增加消費稅。華人經濟師劉先生認為：野田政權進行了種種試算，算出了增加消費稅就會增加多少稅收，但是很少把增稅帶來的景氣倒退和稅收減少計算進去。1988年，竹下登首相實現消費稅的構想，並於翌年正式施行；1997年，橋本龍太郎將消費稅率提高至5%(此前為3%)。但是由於增稅造成了景氣低迷，最終稅收並沒有增加。1989年實行3%消費稅以後，一般會計稅收從前一年的54.9兆日元增加到60.1兆日元，但是由於增稅帶來景氣倒退，到了1994年，年度稅收跌到了51兆日元，比沒增加消費稅之前還低。1997年4月1日實行消費稅增至5%，當年一般會計稅收從52．1兆增加到53.3兆，但是1998馬上慘降到49.4兆。歷史證明，從中長期觀點看，增加消費稅不能帶來稅收增長，反而會使稅收下降。
華人顧先生說：日本表面上平等，其實有許多特權階層。如作為公務員的大學教授等，在退休后經濟來源一般有四個：第一，國立大學的教授退休后都在私立大學再就職，有一份非常豐厚的工資；第二，他們有一大筆旱澇保收的退職金；第三，他們有特殊的「恩給」；第四他們每個月還有固定的退休金。一些退休后再就職的國家公務員也和他們的情況相似。這樣的特權階層的存在，不僅有損於社會公平，而且大大擠壓了年輕人就職的機會。日本政府在增稅之前，首先應從這方面入手，減少歲出，比如對於再就職的國立大學教授和國家公務員，應該實行少發或停發退休金和恩給等措施。
華人政治學者王先生認為：日本長期以來形成了政、官、商沆瀣一氣的利益-政權結構。日本的民主政治由於戰後民主改革不徹底，繼承了傳統集團文化以及戰前政治的家族性、親緣性、世襲性、地緣性積弊。日本政治中心永田町流行這樣一句話：議員必須有「地盤、招牌和皮包」。
地盤，指擁有出生地或祖上留下的選區，以及有選舉權的支持者；招牌，指頭銜、地位和名望；皮包，就是錢。日本的議員很難像美國那樣，跨出「地盤」之外參選。為了選票，他們便和各部官僚勾結，拚命為自己的地盤爭取國家預算。他們還根據地盤的特點，在黨內形成「道路族」、「農林族」等利益集團。
以國土交通省管轄的特殊法人「道路公團」為例。政黨「道路族」先在國會通過高速公路法案，再通過「特殊會計」從高達300 萬億的國民金融資產——郵便儲蓄中撥款。道路公團為建設滿足議員要求的「門可羅雀」的高速公路而債台高築，赤字高達4 萬億日元，而下屬的3000 多家「家族企業」幾乎全都盈利。這樣，赤字歸國家，利益歸自己，部分作為政治獻金，迴流政黨「道路族」。這個過程，是通過對政黨黨俯首貼耳的官僚們實現的。從國土交通省退休后「下凡」到219 家道路公團家族企業拿高薪的原官僚，達2000 多人。
這種腐敗卻合法的利權結構，極大侵蝕了日本的經濟、政治和民生，使日本經濟在1990 年代泡沫經濟崩潰后一蹶不振。如今，財政赤字累計達一千多萬億日元，超過GDP 的150%，國家財政頻於崩潰，日本民主制度的成本成為全世界最高。
顯然，在提高消費稅之前，應對這種腐敗制度進行徹底清算。但民主黨上台之後，一度高喊著要整理清算，到頭來卻不了了之。在2012年的預算案中，說要中止的八場水庫等大型公共事業陸續復活，明顯是為了某些既得利益者而公開違反民主黨的競選公約。
歸結華人有識者的意見，顯然和日本國民的主流反對聲音是一致的：即使增加消費稅，在此之前應該做、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應該有先有后，才能得到全體日本國民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