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里的中國份額

瞭望東方周刊        2010年01月11日

　　從2010年起，中國分攤的聯合國正常預算和維和攤款將分別達到8000萬美元和3億美元。加上其他的單列支出，中國繳納的各項聯合國費用總計將達到4億美元左右


　　2010年，在中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的同時，中國分攤的聯合國會費也再次上漲。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劉振民2009年12月29日表示，根據聯合國最近達成的2010~2012年會費比額分攤辦法，中國的會費比額將有較大增長：正常預算攤款比額將從目前的2.667%增長到3.189%，維和費用將從現在的3.1474%增長到3.9390%。

　　劉振民說，這意味著，從2010年起，中國分攤的聯合國正常預算和維和攤款將分別達到8000萬美元和3億美元。加上其他的單列支出，中國繳納的各項聯合國費用總計將達到4億美元左右。

　　「中國分攤的聯合國會費增加是根據第64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會費計算方法應該繳納的份額，也是中國應盡的國際義務，它標誌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份額在擴大。」劉振民說。

　　此次調整之後，中國的上述兩類攤款比額分別在聯合國成員國中排名第八位和第七位。「作為最權威的政府間國際機構，聯合國這個窗口可以反映出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脈搏和趨勢。」北京大學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張海濱對《望東方周刊》說。

　　1971年按台灣的水平交4%

　　自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來，中國的聯合國會費經歷了先漲后跌再漲三個階段。

　　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國承擔聯合國會費比額最高的時期是在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初的幾年。

　　「1971年我們恢復聯合國席位時，當時主要打的是政治仗。雖然那時台灣的經濟水平比我們高，我們還是按照台灣的水平交，達到了4%。」中國聯合國協會副會長兼總幹事龐森告訴《望東方周刊》。

　　三年後，在聯合國會費調整中，4%的會費比額增加到5.5%的歷史高點，並一直延續到1979年。

　　改革開放后，中國確立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外交政策趨於務實。

　　1978年，世界人均收入是1800美元，這也是聯合國會費的寬減標準，而當時中國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

　　「當時聯合國秘書處也覺得我們交得太多，私下跟我們提出不用交那麼多。但是聯合國會費總額是一定的，你交得少別人就交得多，這涉及美國、日本、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經過了艱苦的努力才降了下來。」龐森說。

　　1980年，中國的聯合國會費比額出現大幅度下降，為1.62%。而這還只是初步過渡，隨後每次聯合國會費調整，中國的比額幾乎都在下調。到1995年，這個比重已經下降到0.72%。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金永健對本刊記者說，這個數據實際上仍然高於中國當時的實際應支付水平。「按照我們的實際情況，應該交0.71%，超過的部分主要是幫幾個最不發達國家交了。」

　　0.72%也是中國承擔聯合國會費的最低點。而在此時，中國經過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已經初見成效，國家財富迅速積累。中國的聯合國會費也隨之觸底反彈，重新上漲。

　　1996年，中國在聯合國的會費比額在16年後首次回升，微調至0.74%。2000年，達到1%。新世紀以來的十年，是中國繳納會費比額狂飆突進的時期，幾乎每次調整，都要上漲超過0.5個百分點。

　　走向核心

　　在會費承擔比額增加的同時，隨著國力的增強，中國在參與聯合國事務的過程中也一步步走向核心，這一點從中國歷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所分管的部門可見一斑。

　　在聯合國中，5個常任理事國各有一位副秘書長，一般一位副秘書長管一個部門，而承擔哪個部門的管理職責是與國家的綜合國力及地位緊密相連的,也是與國家的政策需要分不開的。

　　金永健向本刊記者介紹說，自1971年至今，中國總共有7位聯合國副秘書長，他們的工作集中在4個部門。

　　1971年，中國首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唐明照主管的部門帶有濃重的時代色彩。「當時國內的重心還不是經濟建設，還在搞文化大革命，強調世界革命，而亞非拉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和非殖民化鬥爭還在不斷進行，所以當時聯合國成立了一個非殖民化部，由唐明照主管。」

　　到上世紀70年代後期，除了辛巴威、納米比亞等少數國家，世界的非殖民化運動已經基本結束。恰巧中國在此時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在內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角色也發生了第一次轉變。

　　「改革開放后，領導考慮我們要通過聯合國做點事情，爭取對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有所幫助。後來我們與聯合國秘書長商量，成立了技術合作部，專門負責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其中也包括對中國的技術援助。」金永健說。

　　聯合國的技術援助給眾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提供了有力的幫助，和發達國家外援不同的是，聯合國的援助都是無償的，不含任何政治條件。

　　相比非殖民化部，技術合作部可謂長壽。自1979年成立后，一直到金永健1996年接任副秘書長職務時，其間雖然名稱有所變化，但中國人一直主管著這個部門。

　　不過，到金永健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之時，技術合作部的力量已經非常薄弱。當時只剩下兩個司，連專家在內只有1 00多人，與剛成立時數百人的規模不可同日而語。

　　對於經歷了將近20年改革開放，正在不斷變得強大的中國來說，技術合作部的舞台也已經太局限。

　　1997年安南接替加利擔任聯合國秘書長，中國的副秘書長承擔了一個新任務---主管大會事務和司務會議服務部。這個部門主管聯合國大會事務和會議服務，包括會務秘書支持、翻譯等眾多工作。這個部是聯合國總部最大的部門，人數多達1200多人。

　　「安南後來到中國訪問的時候跟中國領導人說，大會事務具有政治性，讓中國的副秘書長主管政治性部門，說明對中國的重視。」金永健回憶道。

　　「但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金永健說，每次開會，主席台上就坐三個人---中間是大會主席，右邊是聯合國秘書長，左邊是管大會事務的副秘書長。「這個職位能見度很高，但實際上並沒有多少實權。」

　　2007年沙祖康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時，情況有了較為本質的改變。「我們提出，希望主管一個實質性的部門。不久后，沙祖康主管了經濟社會事務部。」經濟社會領域的工作在聯合國日常工作中占相當比重，每年要出大量報告。由於涉及內容很廣，剛成立時該部下設了10個司。「這反映了我們國家地位的變化。」金永健說。

　　我們不能被忽悠了

　　在國內專家看來，此次增長后，中國承擔的聯合國會費是和支付能力相符合的。

　　但張海濱說，國際社會對此的判斷和中國尚有差距。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發展太快帶來身份認同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們的宣傳也存在問題。

　　「只講好的，不講不好的；只給他們看發展最好的地方，西部貧窮的地方不給他們看。我們的某些部委大樓是世界最豪華的，就加強了這種認知甚至錯覺。加上奧運會、世博會一辦，你再哭窮就會引起人家反感。」

　　與此同時，相比較為剛性的聯合國會費和維和費用等支出，中國在自願支出和對外援助方面仍數不上名次。

　　根據用途，聯合國的經費分成幾大塊。其中常規性的會費支持聯合國秘書處運作和一般援助項目。還有一部分是自願基金，包括兒童基金，開發計劃署等。中國在這方面捐得不多，聯合國的主要經費來源還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

　　另外，在對外援助方面，中國的支出也仍然較低。

　　國際輿論對中國的期待越來越高，國內的專家認為，中國應對此有清醒的認識。金永健說，不管出於什麼目的，人家都希望你承擔更多責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當然要盡一定的國際義務，擔負一定的國際責任，但我們不能被忽悠了，還要看我們的實際國力，承擔符合我們實際能力的責任。「國家領導多次強調不挑頭，不扛大旗，這始終應該堅持」。-

我們這次在海地死了八個人，能不能折抵一些聯合國會費啊？

laodai跟國務院商量一下，把這件新聞放在新聞聯播上連播一個月，我國民眾就會認為我們的犧牲和付出太多。足以抵消國際上認為我國「捐的不多」的壞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