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說出真相：從2005到2012 中日為何不和？

　　紐約時報中文網日前發表文章，題為：從2005到2012，日中不睦何以至此？作者加藤嘉一。文章如下：

　　2005年，是日中關係無法忽略的一年。

　　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數次參拜靖國神社。中國持續的反對與批評，始終沒有動搖小泉「（靖國參拜）是日本人自身的、心的問題，與中國無關」的立常

　　小泉純一郎一再參拜靖國神社，卻又多次表示堅持日中友好，這種曖昧的態度正是日本對中國的複雜心態及日中關係挑戰與機遇共存的一個縮影。

　　2005年3月至4月，我在中國媒體上讀到許多「日本企業支持右翼教科書「的報道。當時日本正在謀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激發了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情緒，於是我在北京第一次目擊了「FRYX」。

　　

　　資料圖：日本反華遊行

　　

　　資料圖：日本反華遊行

　　在大街上高舉「抵制日貨」、「愛國無罪」等橫幅痛罵日本和日本人的部分中國年輕人、日本駐華使館和商戶遭到「打砸搶燒」，都被日本媒體連日報道。日本不少普通老百姓震驚地發現：中國人不僅討厭日本，還攻擊日本人。

　　這裡我一定要加上「部分」兩字，是因為根據我的觀察，不管是2005年、2010年還是2012年，多數中國大學生對「打砸搶燒」持反對態度，並主張理性對話。

　　2005年也是日中國民感情快速降溫的轉折點。

　　那一年，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好感以及對於日中關係的認同度明顯下降。根據日本內閣府每年關於外交的輿論調查，回答對中國持有好感的有32.4%（2004年為37.6%），沒有好感的有63.4%（2004年為58.2%），這是自1978年開始此項調查以來最差的數字。

　　日中籤訂《和平友好條約》的1978年，對中國持有好感的日本人有62.1%，沒有好感的有25.6%。2005年，認為日中關係良好的日本人有19.7% （2004年為28.1%），不認為良好的有71.2%（2004年為61.0%）。比較一下，1986年時，認為良好的有78.1%，不認為良好的只有 14.1%。

　　當時在北京大學念書的我認為，日中關係已經到了谷底。今後只能變好，不可能變差。八年後回頭看，我當時的判斷無疑錯了。

　　

　　資料圖：日本反華遊行

　　

　　資料圖：日本反華遊行

　　「安酒宿醉」vs.「理性脊樑」

　　2012 年，日本內閣府同一項調查的結果為：對中國持好感的日本人僅有18.0%（2011年為26.3%），沒有好感的達到80.6%（2011年為 71.4%），認為日中關係良好的僅有4.8%（2011年為18.8%），不認為良好的達到92.8%（2011年為76.3%）。

　　2012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在這個具有紀念意義的年份里發生的事情，讓兩國國民離「心態正常化」越來越遠。

　　2012年9月日本野田佳彥內閣對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實行「國有化」，中國政府對日本採取痛批和反制強硬態度，直至今日。中國不少城市爆發了兩國建交以來最大規模的「FRYX」。

　　中國政府批評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不顧中方反對採取了「國有化」，稱之為「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侵犯中國主權的惡劣行為」，中國人普遍認為「造成當前危機的一切責任在日方」（因為日本人從不反省歷史）；同時日本政府也在批評中國政府：中國近年以來不斷「侵入」尖閣諸島(中國釣魚島，本網注)有關海域，不斷擴張海洋態勢，日本人普遍認為「造成當前危機的一切責任在中方」（因為中國人對日本外交官、日本企業、日本公民採取暴力行為）。

　　日中互相指責是可以理解的。不管其政策的一貫性和公信力如何，政府總是要維護「國家利益」的。

　　

　　資料圖：日本反華遊行

　　

　　資料圖：日本反華遊行

　　無論其主張的邏輯性和說服力如何，民眾通常希望看到「民族尊嚴」得到維護。因此，政府也好，民眾也罷，輕易不會向對手妥協，即使搞不清真正的對手是誰。

　　呼籲冷靜，主張對話，倡導互信的聲音並非沒有，而是存在的。

　　2012 年9月底，村上春樹為日本《朝日新聞》(AsahiShimbun)撰文，對因尖閣諸島(中國釣魚島)導致日中交惡，破壞日中民間文化交流的現狀，表示了沉痛的擔憂。他寫道，「領土問題本來就是通過實際談判可以解決的問題，而且它必須是可解決的。但一旦領土問題超越這條界限而踏入『國民感情』的領域，就變得出口難尋，危險顯現。」

　　這位在中國廣為人知的日本作家將狂熱的民族主義比作「安酒宿醉」，「這就如同人醉在安酒（日語中指便宜的酒）似的。

　　安酒只需幾杯就會讓人爛醉，血湧上頭。言語聒噪，行為粗鄙。邏輯變得簡單化，反覆自我中心的念頭。但一夜吵鬧天亮之後，僅剩頭痛欲裂而無它。」

　　中國作家閻連科於2012年10月初為《紐約時報》旗下的《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撰文，讚揚村上春樹的文章「帶來了對話的契機」，認同村上用「安酒之醉」來比喻領土爭端煽動國民感情的危險性，「如果知識分子的理性不成為這個國家、民族今天和明天社會發展的脊樑，那麼，悲劇和陷阱，就隨時會出現在民族和百姓的腳下。」

　　

　　資料圖：日本反華遊行

　　村上春樹和閻連科都認為「文學與文化是人類共同的紐帶」。持有相同看法的人在兩國並不少，問題是他們的聲音在熱烈的民族主義言論中顯得太微弱，難以成為民意的主流。這正是兩位作家所警惕的「安酒之醉」。

　　當村上文章見報時，我正好在東京。《朝日新聞》在日本五大報紙裡面最為「自由、進步」。《朝日新聞》在封面介紹「村上春樹寄稿」本身就對輿論構成一種影響。比如，我在日本見到的學者與青年學生大都認為「村上的觀點是對的，現狀就是如此」。

　　然而，在情緒化的大眾輿論面前，「理性」兩字就像灰塵一樣消失。當時中國主流輿論正陷入一邊倒的「反日」，日本主流輿論也陷入一邊倒的「反華」。「反日」與 「反華」是相互刺激的，一方的「反」逼迫另一方更「反」。雙方都主張對方應該先妥協，如此才符合己方的情緒和利益，就這樣進入一種「囚徒困境」。

　　另一方面，許多高學歷、高收入的社會精英們不願意在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冒犯主流。這種現象在日本和中國都存在。兩國知識精英公共意識與行動能力的缺失，對於日中關係回歸理性十分不利。

中日關係自從南京大屠殺就註定不可能真正改善，為了利益可能有暫時的溝通，但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一方勝利，另一方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