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英之女郭采君：松花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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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者注  因關注「台灣官員稱『台灣是中國一個省』」事態的發展，偶然讀到這篇文章，是那位台灣官員、時事評論家郭冠英先生的女兒郭采君寫的。郭采君的文筆很好。但更好的是她筆下那些中國人的民族情操，令人感動。作為大陸人，我發現自己在讀這篇短文時，眼眶濕了。。。。。。）

2008年11月14日，復旦大學舉行「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揭牌儀式，同時舉行「口述歷史與實務」論壇，原定出席報告的台灣著名學者、《世紀行過——張學良傳》的作者郭冠英，因故改由其女郭采君發言。這位二十幾歲「80后」的小姑娘講述1993年，她少兒時隨父親郭冠英，去到世紀老人張學良身旁，歌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情景。

歷史如果是個胡桃核，我就是我爸爸的胡桃鉗（nut cracker）。

一九九三年，我九歲，一個可愛的女孩，如果那年舉辦奧運，我有資格去唱《歌唱祖國》。 我爸爸想叫張學良喜歡我，喜歡我們這一家，開口講出更多的歷史，因為沒有人有這個機會，沒有人比我爸爸更有這個機會而又知道要認真的把握它。

我爸爸不只是為了記述歷史，他想把握歷史、導引歷史。 他想叫張學良回家鄉，想為我們中國的近代史最重要、最戲劇性的篇章，留下一個完整的結尾。 想給一段中國人最多談述的故事，留下一個或許是老套，但是一個喜劇的結局。 就如童話故事的結尾：「王子與公主後來……。」

我與我哥哥是我爸爸的工具，愛國的工具。 他要我們唱《松花江上》。 那首歌，對一個八、九歲的小孩來說，很難唱。 他要我們唱給張學良聽，要為那個機會做準備。 可能在張學良離開大陸后就沒聽人唱過這首歌，我們要唱給他聽，打動他被禁錮的心靈，希望他能說：「好，走，備馬。」

我爸爸想做那牽馬的人。

我爸爸在作統戰。 他要統戰張學良，他要統戰一切與張學良有關，能夠影響張學良的人。 團結他們。

是基於他對張學良的愛嗎？ 有一點，是基於對打開胡桃核的好奇嗎？ 有一點，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基於他對我們國家的愛。 他的愛很深，我們體會不到他的愛，我們只知道他很認真的要我們唱好這首歌，他把歌詞的意義講給我們聽，要我們了解，要我們感受到國家之痛，國家之愛，告訴我們國家的歷史，上上一代的國難家仇，我們這一代人的何去何從。

二○○四年最後一天，他帶我到了松花江邊，走上了冰凍的大江。

誰教導我爸爸要愛國，我們是中國人？ 蔣中正。 我爸爸被教育說，我們的國家遭到大不幸，都是因為共匪竊據了大陸，共匪本來已該滅亡，就是因為「西安事變」。 張學良是國家的罪人。 因此，我爸爸對國家愛，就對張學良恨。 在我見到張學良那個年紀，我爸爸心目中最大的壞人就是他。

「這個壞人現在在哪兒呢？」我爸爸的小學老師來自竹東，她說他住在他們那個鎮再往裡面去的山中，那裡叫清泉，但當我爸爸聽到張學良這個名字的時候，張學良已離開了山裡，回到了人間，他與蔣介石的恩怨，已基本結束。

但是我爸爸小學課本中的第二號壞人楊虎城呢？ 他的老師答不上來。

「枕中不眠尋詩句，誤把溪聲作雨聲。擁被推敲難入夢，靜聽頭前溪水聲。」一九六四年，葛樂禮颱風，清泉被沖毀了，現在，新竹縣政府要出錢把那個日本房子修復，把張學良當初的照片布置起來，把我爸爸的紀錄片放出來，不是做為歷史恥辱柱，也不是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只是想做點生意，吸引大陸的觀光客來看。

後來，我爸爸離開了新竹，到台北上大學。 他進了一個匪情研究所深造，那個研究所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在台灣，研究共匪也可以當博士的。 我爸爸不但研究共匪，他的老師有的也是共匪，他後來一交跌進匪窩，竟然成了共匪。 人家叫他郭匪。 他原來是來消滅共匪，結果他發現國民黨原來也是共匪，是赤黨。 如此認定他們的是張作霖，中華民國的元首，張學良的爸爸，那張作霖是好人？

我爸爸本是訓練來做特務，結果他反因此開了眼界，看了機密，其實只是些掩蓋的常識，成了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

他發現歷史不是小學課本講得那麼簡單。 張學良不是壞人，「西安事變」是改變了歷史，但並不是蔣介石必然失敗的因素。 國共是兄弟鬩牆，但也曾共御外侮。 最近國民黨黨史會公布，他們還欠毛澤東同志七十大洋薪水呢！ 當然，我爸爸現在說，他那時的小學課本雖然簡單，雖然片面，但大體仍算正確，是一部簡單的中國歷史，不是現在我這一代所讀的否定中國的歷史、從異族角度來寫的無根的偽史。 可以這麼說，我爸爸小學讀的歷史充滿著技術性、枝節性的錯誤，現在台灣小學生讀的歷史是有著基本性、史觀的扭曲。 我爸爸那個時代教育出的是批頭腦有點不清的中國人，現在台灣想要教育出的是一批仇恨中國的外國人。

但在我爸爸的求知經驗里，他在矯枉過正，他想撥亂反正。 他愈是發現更多的歷史錯誤，愈覺得張學良是個好人，甚至偉大，一心純潔，只知愛國，愈覺得蔣介石陰狠量窄，多疑好殺。 在我爸爸的心目中，忠奸正邪在轉變著。 他說他用手搖開了歷史（圖書館書庫的移動書架），在那一大堆標示著機密的書中，看到楊虎城全家被殺，連八、九歲的稚子也不免時，他淚涔涔如雨下。 他那時剛生下了我，知道了生命的可貴。

我父親這時候發現，歷史就在他身邊，他看得到張學良，碰得到面。 最先是一九七○年，他在同學王一方的家裡，那時他對張學良的看法還沒轉變，只是想他是王家的重要客人之一，後來我爸爸繞了一大圈，飛出了台灣，鑽進了書堆，回來告訴王一方 ：「張學良非常重要，你的責任重大。」

張群曾對張學良說：「你是個寶。」我父親發現這個寶，是因為他讀通了歷史。

是王一方給了我爸爸這個機會，他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我爸爸一直感激他，感激到那點小抱怨也微不足道。 那是我爸爸每次想把握機會，與張學良做較長的口述時， 王一方要出去玩，催著結束，說：「來日方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沒想到他卻在一九九三年的火災中燒死了。 青山遺恨，我爸爸很懷念他。

我爸爸是在大學中結識了王一方 ，他們很快成為好友。 王一方的父親是王新衡。 張學良在負責「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時，王新衡做科長，兩人相交。 一九六○年張學良放寬管制，准予來台北居住，蔣經國負責張學良的安全，王新衡銜命與張學良來往，他們與張群、張大千組成了「三張一王」的「轉轉會」，定期聚首，我爸爸就是這樣在王家看到了張學良。

在我爸爸最崇拜張學良的日子裡，他甚至幻想要解救張學良。 他要為歷史撥亂反正。 「西安事變」改變了歷史，他也要改變那個因改變而被懲罰、被阻隔的那段歷史。 他想著如何繞過警衛，他沒想到他最後會與警衛組長李震元認識，李組長還對我爸爸很好，我爸爸也給他做了口述。 不但如此，我爸爸還給他之前的各個組長──段毓奇、熊仲青都做了口述歷史。 最有名、最被醜化的劉乙光，他的兒子劉伯涵也把他們家的故事全告訴我爸爸，還給了我爸爸劉乙光的日記。 還有組員張行端、司機龔永玉，都很樂意的講出他們那一段的歷史。 我爸爸把這些口述都寫了下來，剪入他的《世紀行過》的紀錄片中。 他們的歷史，比起張學良來說，或許很微渺，或許只算雞犬附麗，但仍足道。 見微知著，從那裡面也可以看到大歷史，甚至旁觀者清。

這裡面對我爸爸最好的是熊仲青，他是隨護張學良最久的人，有三十年，他死前還抓著我爸爸的手說：「郭先生，你很好。」

他們是壞人嗎？ 是大陸歷史書中所說的兇惡特務嗎？ 如果張學良是好人，那看管著好人，隨時奉命就要殺掉好人的人是什麼人？ 這些人後來成了愛護他的長輩，他們信任他，把他們的故事說給他聽，他們本來或是敵人，後來竟成好友，歷史到這裡要怎麼解釋？ 如何定位？

這也像今天保護「中華民國」，保護那面中國旗，重新給蔣介石公正評價的，仍然是中國人。 禮失求諸野，只要野是自己同胞，野沒被異族侵佔，我們仍是一家人。 家務事、兄弟事，總會有個道理，是非暫時擺著，只要劫波過去，終能一泯恩仇，共建家園。

到了八○年代底，王新衡死了，蔣經國死了，張學良，這個「民國的光緒皇帝」，仍健康的活著，雖然一道無形的圈子仍畫在那兒。 張學良身邊最親信的人是王一方 ，我爸爸可以真正認識張學良了。 我爸爸不但進入了一個歷史的寶庫，他還想盡量打開庫門，叫對張學良歷史有興趣的人，渴望著、爭相想在他們畫的史龍上點眼的人，進到這個寶庫。 我爸爸不想在歷史知識上藏私，他只想為國、為張學良，留下這一段歷史，找誠心看待這段歷史的人來記下這段歷史，來填空，來補白。 他自認為只能做書童和參謀，他最大的目的，還是想請張學良回家，回東北。

因此，我和我哥哥努力的在唱著《松花江上》。

這時候，我也看到張學良了，但我對他一點不注意。 那幾年的大年初一中午， 王一方 會請他大學的一位女同學全家來他家過年。 王奶奶很喜歡這個女同學，她的先生是馬英九，當時還是陸委會副主委。 照例，原來這頓飯是請張學良夫婦的。 我們家通常是他們吃完了飯才去，我爸爸藉機與張學良談話，我們小孩領了壓歲錢就跑開了。 在桌上，我爸爸會問：「張伯伯，幾時回大陸啊？」趙四就打斷了說：「上帝那兒才是我們的家。」趙四是生怕張學良又回到人間，我爸爸是生怕張學良進了陰間。 因此，我爸爸與趙四的矛盾比與警衛都來得大。 趙四不喜歡我爸爸，但她還喜歡我媽媽，因此，我媽媽也成了我爸爸的統戰工具。

終於，一九九三年，好像是一月間的一個晚上，我們走進了張學良大屯山下的家，我媽媽送了她插的花，我們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我們在張學良耳邊唱了《松花江上》。 他耳朵不好，但我想他聽得清楚，我們唱進了他的心裡，我們把他心扉打開了一點。

那天晚上，他很高興，他又做了個手帕兔子，在我的鼻子上抓了一下。 他給我寫了「愛人如己」四個字。 最後帶我到壁爐前，打開了蔣夫人送他的銅馬車燈，他說：「當心，妳看，一會兒馬車就會跑啦。」

後來張爺爺坐馬車跑了，我們家出國，我再也沒有見到張爺爺了。

我爸爸還在努力，他找了周聯華牧師、郝柏村等任何有影響力的人，仍在想辦法勸張學良回鄉。 張學良也很想回鄉，他曾說：「國家有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被劫持去到的中國那一小塊土地，後來又被日本人佔了，他的國家沒有了，他沒有用了，他又體弱老殘，最後竟無力點那完整的句點了。 死前他在夏威夷，他的看護林淵泉，那位小孩時從清泉就跟著他出來的人，推他散步。 他說：「我要到那邊去。」看護說：「好，到那邊紅綠燈，我再推您過去。」張學良說：「不是，我要到那邊去。」看護這才知道，他說的是東北。 我的爸爸這時又幻想了，如果他在張學良身邊，他一定會說：「好，張伯伯，我去安排，我們儘快就走。」

這就是我的故事，我唱《松花江上》的故事，我爸爸愛護張學良的故事。 沒有人教我爸爸如何去做口述歷史，他也沒什麼口述歷史的技巧可以野人獻曝，他不是學歷史的，不是歷史學者，他只是個中國人，想愛國，想知道我們國家的歷史，知道他面對的是段重要的歷史機遇，他要把握它。 他得到張學良的喜歡，這點我也有點力量，取得張學良的信任，他問出了一些關鍵性問題，或許在那周恩來的三個電報中已有，記載得很詳細，但張學良親口說出來，總算拍了板。

他或算是個記者，趙四為此防著他。 因為在長久的幽居經驗中，秘密就是安全，一有風吹草動，頭上懸的那把刀或就會掉下來。

但我爸爸主要不是做口述歷史，那是唐德剛要做的，我爸爸只是把最好的醫生的履歷開出，由張學良去選而已。 他最大願望是請張學良回家，這點沒能做到，當然是大遺憾，但我爸爸知道這些是歷史遺留的因素所造成，這些因素又相互影響，包括出現我爸爸這種狂熱希望他回鄉，又能貼近他身邊的人。 經過這段遺憾，使我爸爸體會到，這還是個國家衰弱的問題。 國家弱，就會挨打，就會有日本侵略，就會有台灣割讓，痛苦到今天還沒解決，還在成為中國要富強的一根芒刺，就會有皇姑屯、九一八、安內攘外、西安事變、抗日救亡、二二八，就會有唱《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問：「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蔣介石、張學良，只是在這個暴力侵略之下，兩個中國領導人物不同的應對和因此發生的衝突，誰是誰非，誰對誰錯？ 還要從整個大勢大局來看才比較清楚。 這裡面沒有好人、壞人，好人也會做壞事，壞人也可能功垂不朽。 張學良一會兒說他沒錯，一會兒又說他是罪人，還是罪魁。 一切正邪對錯還是要看你如何判斷國家利益，如何做有益於此的決定。 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會反過來驗證影響了歷史的詮釋，人常說「以古鑒今」，事實上「明常鑒古」。 以前我爸爸要撥亂反正，要矯枉，就會捧張貶蔣。 他愈是崇張，愈是惡蔣，但等更了解了歷史，看得更深，更高，又覺得蔣介石其實仍是國家英雄，他想做好，認真努力，真是愛國。 我父親現在成了一個保蔣者， 尤其當倭寇在惡毒的反蔣去中之後 。

老實說，以上的很多話是我爸爸說的，我並不太懂，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那麼愛國，為什麼那就叫愛國？ 十五年前那個晚上，我記憶很深，因為我父母那天慎重其事，我又練了《松花江上》那麼久。 或許，我要再年長些，再對我們的國家了解多點，才能了解今天我為什麼站在這裡，將來我要站在哪裡？ 只有了解了這些，體驗了一段的人生，我或許才能了解那個晚上的意義，那對我爸爸的意義，對我的意義。 我想，那是份驕傲，但我要真正了解，才會感到驕傲。

我的最基本了解，也是我爸爸一直教導我的，也是我爸爸《世紀行過》紀錄片最後的一句話，張學良最得意的一句話。 那就是，「夜殺其夫，明坐其家。」張作霖死了，日本派出元老重臣林權助來瀋陽弔喪，說盡了好話，告訴張學良不能易幟統一。 張學良說：「林老先生，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都正確，但你忘了一件事，你忘了，我是個中國人。」

這一點，我一直沒有忘記。

郭冠英,講良心話的真正中國人!

這些中國人的民族情操的確令人感動，也令一些人汗顏。

說太銳利阻礙未來發展
情人間別把話說死
會花很多精力修補

郭冠英,一個頭腦十分清醒的中國人

頂天立地。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