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為誰服務

政治是為誰服務?經濟是為誰服務?社會是為誰服務?人類追求的是什麼?中國人民追求的是什麼?

我一直在和各方面的專家探討這些問題.這當中包括美國的政治\經濟\法律界的人士,也包括一些在美國的所謂中國民主人士和國內來的一些精英.從這些交流中,我得出一個結論:
中國的道路是正確的.
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是正確的.

每一個關心中國的人都希望中國更好,除非是和共產黨有深仇大恨的人,否則對中國的發展不會視而不見.每一個理智的中國人都在希望中懷著焦慮,因為發展中的中國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也暴露出越來越的問題,但是這些人都在想辦法,出主意,不是只在一邊咒罵.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發展,機制在完善,效率在提高, 這是不因某些人的反對和咒罵而轉變的, 中國的民主和專制是發展中的問題,需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共同解決,不是那些民主精英們想解決的,能解決的.

任何國家,任何政黨,在發展過程中都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問題,也有很多人身受各種不當政策之害.這些恐怕各國都有,只是中國共產黨還缺少主動承認錯誤的素質.但是這不成為阻礙中國發展的首要因素.也不成為某些人總是要某某黨下台的依據. 我們需要做的是推動各種制度的完善和實行.

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在進行,只是大家不關注基層政治改革罷了.但是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就會明白,對中國乃至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起最大作用的因素是什麼?是穩定.根本不是什麼民主, 是建立一套保持長期穩定發展的機制,並持續實行之.

哪裡有什麼民主在裡頭?英國建立全球殖民地的時候講民主還是講專制?美國建立全球金融體系的時候是依靠民主嗎?不是,是她的實力.民主只是保持社會穩定和進步的手段之一.而且是社會穩定后的手段,絕對不是最初的手段.西方國家的發展初期依靠的是掠奪,是對全球財富的掠奪和瓜分.到了二戰之後,原來的弱小國家獨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們感到擔心了,害怕了,所以開始談民主.其實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佔領的那些財富罷了.而且是以強權推行的民主, 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實在讓人懷疑.

現有的民主制度，有哪個不是在血腥中成長起來的，只是在成長中沾的是別的國家和民族的血罷了。而且現有的這些民主制度又有哪個不是僅僅代表了有錢人的利益。我們需要的是在中國現有的制度上更多地反映和體現人民的聲音，更多地讓人民參與國家的治理，更多地將制度設計引導向持續發展的目標上， 在這些基礎上，改革人事制度、組織制度、教育制度等諸多制度，從而為中國的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

爽!
氣正!
驅驅這個論壇里的邪氣!
好樣的!

為你鼓掌!
天龍真是條龍!

贊同。

作者說了半天，其實只有一句話：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代表中國的過去、現在、將來。

我也用一句話來回應作者：聖人云，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曾慶紅十七屆「權力藍圖」出籠 引激烈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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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2006-05-24 23:46:01


  
動向月刊記者羅冰報導: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由曾慶紅等人組成十七大籌備班子，在今年第五次政治局會議獲通過，並確定了新屆中央委員候選人等的標準和程序。然而，曾藉此拋出所謂的黨政軍體制改革的若干建議，被批搞多中心，有架空胡錦濤的嫌疑。
中共十七大籌委會領導班子產生

備受世人關注，曾一度難產的中共十七大籌備委員會領導班子，前些時候已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並在中央政治局今年第五次會議上通過，該籌備委員會名單如下：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羅干、劉雲山、賀國強、王剛、李繼耐、賈廷安等，該籌委會向中央政治局負責。

新屆中央委員候選人的六條標準

此外，中共中央宣布了中央委員候選人要具備六條標準：（一）政治思想強、黨性強、組織紀律強；（二）在路線、方針上、重大政治事件上，立場鮮明，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在黨內、在社會上有較好的評價；（四）在實際工作中，能正確判斷、處理好複雜問題；（五）個人作風及對家屬子女的管教良好；（六）具有一定專長及領導才能。

新屆中央委員的產生要「過五關」

曾慶紅宣布中央政治局就新屆中央委員的產生程序有五道關卡（一）中央組織部和中央辦公廳政審，提交候選人初步名單；（二）中央考察組到地方和部門進行調查、審核；（三）中紀委、中央書記處進行合議、複核；（四）中共十七大籌備委員會進行核准，上報中央政治局；（五）中央政治局決定候選人名單。

曾慶紅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披露了地方黨政換屆工作進行情況。曾說：地方黨政換屆工作中的新問題和老問題，中央政治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中央書記處承擔的責任要大些。一些情況是了解的，但是沒有按組織原則處理，是政治上瀆職。曾慶紅言下之意，是把問題推卸到主持上屆中央書記處的胡錦濤身上，要胡承擔政治上的「過失」。

曾慶紅十七屆「權力藍圖」出籠

四月初，曾慶紅為首的中共十七大籌備領導小組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出了十七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及十七大代表人選準則和產生方式，以及地方黨政新屆人選準則和改革的「若干意見稿」，同時又提出一個《關於就黨政軍體制改革、改變的若干初步探討建議》。

「藍圖」引發內部激烈爭議

在胡錦濤訪美前夕的四月十五日至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了擴大會議，對「若干意見稿」和「初步探討建議」展開了討論，併發生了激烈的爭議。

與會者指出：中共十七大籌備領導小組偏離了中央政治局授權的工作範圍和自身職責，節外生枝地提出了黨內曾經討論、研究過，但已否定的議題或暫不討論的議題。

會上披露：從中央到地方，颳起了一股風，向中央施壓，要權，要增中央委員名額，要搞大局平衡，要修改退休、離休年齡等。

吳官正、羅干在會上指出：這股風是有政治目標的，是給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黨中央增加政治壓力。

軍方的郭伯雄、曹剛川指出：是否有人另搞一套，搞多中心論？又指：「中共十七大籌備領導小組的工作，任務、職責都十分清晰，還要搞什麼探討？又不是什麼研究室、調查團！搞什麼鬼名堂！」

會議一度出現氣氛火爆的場面。

關於黨政軍體制改革的內容

引起激烈爭議的《關於就黨政軍體制改革、改變的若干初步探討建議》，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八點：（一）恢復大行政區（局）：東北區、華北區、西北局、西南局、華東局、中南局，有利於中央直接領導，有利於各大行政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合作、協調，有利於各大行政區內部省市之間的合作協調；（二）恢復設立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由中央書記處主持處理日常黨政工作和地方請示報告，黨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制訂大政方針和國內、國際重大事件的決策；（三）各大行政區（局）黨委第一書記列為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突出在和平建設年代經濟建設中心工作的政治地位，中央和地方之間承上下貫通；（四）省一級地方黨政、人大、政協主要領導上任時，年齡放至六十二歲，中央政治局委員上任時年齡放至六十五歲，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任時年齡放至六十八歲；（五）中央軍委委員班子擴大至三十六名至四十五名，建立中央軍委常委會集體領導制；（六）國家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人大委員長為中央軍委、國家軍委當然副主席；（七）中央委員會名額擴大到二百五十名至二百七十名，候補中央委員名額擴大到二百十名至二百三十名；（八）中央部委機關、地方、軍隊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名額，分別佔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五。

曾慶紅的權力布局圖窮匕現

中共十七大籌備領導小組搞的《關於就黨政軍體制改革、改變的若干初步探討建議》，顯然是曾慶紅為在十七屆抓取更大權力而划的藍圖。按該「初步探討建議」，到明年十七大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吳官正、羅干、黃菊肯定要下，而曾慶紅則可以連任，繼續操控中央書記處，並掌握中央實權，把主席架空，而且還能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央委副主席，這樣就有足夠實力集黨政軍三權於一身。

溫家寶吳官正預敲警鐘

在這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前夕，溫家寶在國務院黨組會議上，吳官正在中紀委常委組織生活會議上，都意味深長地提出：要自覺地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覺地維護黨的紀律。

四月十一日，吳官正在湖南省委常委會上說：要切實維護黨紀律，絕對不允許領導幹部隊伍中搞多中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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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嶸：我下到了中國最底層（2）


　　《多維月刊》編者按：從2001年5月1日到2005年4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於建嶸在安源煤礦進行了以觀察性訪談為基礎、結合制度文本和歷史文獻研究的「廠礦工作」，最後形成《中國工人階級狀況》，由明鏡出版社出版。本刊繼續摘選調查中的幾個片段。()

●井下紀實：「水深水熱」()

　　6月13日，晴空萬里。因昨晚整理資料3時才睡，所以醒來時已是7時20分，來不及吃早飯，就急忙往礦四工區跑。8時整見到了四工區工會的歐陽師傅，他告訴我陳書記在調度室等我下井，同歐陽師傅一起到調度室。可見到陳書記后，他告訴我，根據礦里的規定，外來人員不經特別批准不許下井。他認為，根據我這樣的情況，起碼要經礦領導批准。聽此言，我連忙跑到礦黨委辦向孫正風主任講明下井的要求。他一聽說我要下井，很緊張地說：「到目前為此，還沒有博士下過井，一個博士如果在井下出了什麼安全事故，那是沒有辦法向社會交代的。」但我說，我來研究安源工人的，需要對他們的生活有更多的體驗。如果沒有這種體驗，就不能真實知道工人們的世界。特別是對於礦區工人的生活，如果沒有井下生活的體驗，就根本不能真正認識這些長期生活在地下的工人們。而且一位博士的生命也並不比工人的生命珍貴。如果因為自己是位博士，就害怕到井下去見證工人的生活，那麼我就根本沒有資格來到這裡研究工人。()

　　孫主任見我要求下井的態度很堅決，只得給主管礦長打電話，並向主管礦長陳述了我要求下井的理由。主管礦長說，這樣的事需要商量一下。等了大約十五分鐘，主管礦長來電話說，經研究可以讓於博士下井，但要求力保安全，最好就在附近的工區跑跑算了，不要到四工區去，因為四工區的生產條件最艱苦，路途最遠。我說，要去就到四工區去，工人能去，我也能夠。孫主任只得將我的要求和礦領導的意見通知四工區，並給礦安全檢查科打了電話，要求他們為我辦理有關下井的手續。()

　　在等辦手續時，我到了總平巷，見到上次調查時訪問過的老工人唐增福。唐師傅知道我要下井到四工區工作面上去，感到很驚訝。他很風趣地說：「毛澤東當年到安源煤礦來，只是在總平巷轉了轉，你卻要到目前安源煤礦的最遠最苦的採區去，你想比毛澤東走得更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於建嶸所著的《中國工人階級狀況》由明鏡出版社出版。(多維社)

　　8時46分，我同四工區的陳書記一道來到專供下井人員換衣服和領礦燈的大樓，憑礦領導的批示，領到了礦燈和下井服。我們從下井口下去，先走了約800米的大巷，就坐交通車往下走。我當時坐的交通車有六節車箱，像過山車一樣，每節車箱可坐10人。只覺得車箱上有一些字跡，用頭上的礦燈照上去，原來是個女人的畫像，是用白色的東西畫上去的。在這陰黑的礦井裡，有這麼一幅美人畫也的確讓人感到輕鬆了很多。陳看我在認真研究這幅美人畫，便開玩笑地說：「這畫也不知道是我們那位工人畫家在下井前畫的，這叫畫像解渴啊！」他這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交通車是直接往下行的，坡度很大，使人感到有點像往下扎，可能由於我早上沒有吃飯，加上第一次下到這麼深的礦井，所以有一種天昏地暗的感覺。()

交通車往下行駛了大約700米左右就停下來了。陳告訴我，現在我們到了目前安源煤礦最深的一級採煤層，大約距地面有1000米了。要到四工區的工作面，還須步行約2000米。他建議到這裡看一下就算了，也算下了井，到工作面的確太危險，也很遠。但我表示，今天不到工作面，就不上去了。他見我態度堅決，也就表示沒有辦法，只得捨命陪君子了。()

　　於是，陳在前面帶路，我們倆一前一後往四工區的工作面走去。整個巷道黑黑的，偶爾有礦工頭上的燈顯現。大部分時間，我們只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走了大約200米，我們走進了一條更小的巷道。這道巷道下面有好多水，而且明顯地感到溫度要高很多。我高一腳低一腳地在水中移動，全身都開始流汗。一個在中學就學過的詞語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里──「水深火熱」，也許我在此時才真正體會到了它的涵義。()

　　走過這200來米巷道，我們又進入到了一條更矮更小的巷道。儘管陳在前面一再提醒我「注意頭」，但我還總是不由自主地將頭抬起來，因此，頭幾次重重的碰撞到了巷道頂上，眼前也就冒出了金花。好在戴了安全帽子，不然肯定會是頭破血流。陳見狀便對我說，你現在知道煤礦工人為什麼總低著頭走路了吧。我也突然明白了，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才能抬起頭來呢？()

　　接著我們又到了一條直接往下通行的更小的巷道。這道巷道與前面的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僅是小得多，而且支撐巷道的也由原來的木頭變成了鐵架。因為我在主巷道看到的是由石頭和水泥砌成，而在「水深水熱」的那幾百米看到是由木頭架起來的。我將這種不同告訴了陳，他告訴我，現在快進入工作面了。因為工作面是採煤點，用這種能移動的鐵架一方面可以保護工人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減少成本。行走不遠，我終於看到在上方有許多礦燈在閃爍，也聽到人說話和其他一些聲音。我想，終於到了工作面了。()

　　我是差不多手腳並用才從散煤中爬到工作面的。到了工作面，看到十多個工人在狹窄的鐵架子下面工作。由於電機出了點問題，還有幾個工人在一個較寬的地方修理電機。在我經過一個工人時，他為了側身讓我過去，將礦燈直接照到了我的臉前，並突然驚叫了起來：「你是於師傅嗎？」我感到很奇怪，忙問他是誰？他說我是你昨天談過話的王都華啊。我這才記起了這聲音。因為我已無法將面前這個全身都是黑煤灰的人與我昨天所有的認識人聯繫起來了。可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現在也滿臉的煤灰，他如何能夠認識我呢？他笑著說，認識你很容易的啊，因為你戴了眼鏡，我們這裡還從來沒有來過戴眼鏡的人呢.


　　經他這樣一說，那幾個正在修理電機的工人就圍了過來。他們說應該到了休息時間了。於是，我就同他們聊了起來。我先問了他們從什麼地方來的，在井下工作有多少時間了。除了一個姓何的老工人（48歲）說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安源的工人，17歲下井，現在在修理班工作。其他的採煤工人告訴我，他們都是江西附近幾個地區農村來的，其中有一個已轉為正式合同工，其他的都是農民協議工或輪換工。()

　　在這地下幾千尺的井下，我終於證實了井下主要是農民工的這一說法。我問陪我一同下井的陳書記，為什麼萍礦有那麼多下崗職工，而採煤則又招收農民工呢？陳小聲對我解釋說，安煤是有部分工人寧願下崗也不願意下井，主要是因為如果申請下崗，像安源這樣的國有大礦和革命老區這點背景，國家無論如何都要保證160多元的下崗生活費。下井就太辛苦而且有危險，工資還不高，有時也就是400多元。這樣一比較，下崗比下井就要好一些了。而農民工則不一樣了，這些年農業經濟不景氣，種田不賺錢，到這裡可以賺些活錢，也就容易滿足，工作也比正式工人賣命一些。所以，大部分基層採區都喜歡用農民工，而不想用工式工人，特別是那些工人子弟。聽到這，一個讓我感到十分驚訝的名詞突然涌了出來──貧困的工人貴族？()

　　由於陳的聲音較小，那些從農村來的農民也不知道我們在說些什麼，可一個勁地點頭，而且表現出一種在農村我們可以常見的表情。()

　　從交談中得知，他們在早上6時下井，要到下午2時才能下班，加上路上來回兩個小時的路程和近一個小時的清洗，他們實際上工作在10小時以上。他們中一個姓李的年輕人對我說，「我們這些農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沒有技術，只有這一身死力氣，到外面找不到工作。能夠進安源煤礦來找工，已經不錯了。只是這裡的工作的確太危險，分配也有些不公平。如果能有點保障就好了。」另一位姓劉的農民工說，「井下幹活是苦一些，但只要埋頭干就是了，沒有那麼多麻煩。而且到了井下，人和人就平等了，都是一臉的黑，也分不出富貴了，命也一樣值錢，所以也就感到蠻好的。」他這一說，就有人附和說，「對啊，一上了井我就有氣，反而到井心裡的氣也就消了。」我問他們為什麼這樣想？那位年齡較少的工人說，「道理很簡單啊，在礦井裡大家都只有一條命，這條命都是土地爺的了，如果發生事故，無論是你是博士還是我這個文盲都是一樣死。」他還沒有說完，何師傅就向他身上吐著口水，大聲說，「你這個烏鴉嘴！！你在這裡放屁啊！」接著在場有的工人也往這位工人吐著口水，罵他是烏鴉嘴。那位被罵的工人一句話也不敢說，坐在煤地里，用那雙全是煤的手擦著臉上的口水。()

　　我聽著這些陳述，看著這些面目不清的工人們，一股悲涼湧上心頭。我真的不能想像他們就是這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艱難地出賣著自己，過著這樣暗無天日的生活。我在想，在許多經濟學者高調討論「知識經濟」的時候，是否想到，有那麼一批中國的產業工人，他們每天都是進行最基本的物質的創造，但是，我們卻在遺忘他們，在犧牲他們最基本的利益。我坐煤堆里，不知是勞累還是心憂，也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一個勁地流了下來。()

中國西部：透支35年收入送兒女上4年大學


南方周末記者沈穎／「永樂餛飩店」，在一塊醒目的「用人單位」招牌前，青海師範大學應屆畢業生王磊停住了，這家小吃店是他暑假打工端盤子的地方。老闆很熱情，「小王，到我這邊干吧。別人一個月給350元，我給你400元，包吃包住。」「好不容易讀了本科，出來竟是端盤子？」王磊看上去很難過。來自農村貧困家庭的他，4年大學的費用幾乎拖垮了全家，臨到畢業，卻不能靠一份滿意的薪水還上讀大學的「巨債」。()

青海省屬高校的學生中，像王磊這樣家庭年收入低於1000元的貧困生，約佔半數。在「讀書改變全家命運」的感召下，西部貧困地區的許多農村家庭，不惜透支家庭後幾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學。大學學費成了他們人生中最大的也是惟一的巨額投資。可「畢業即失業」的現實，打破了他們的夢，也使兩代人深陷債務泥潭。()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蘇就此提交了一份西部農村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專題報告，曆數上學貴、就業難，引起了有關高層的注意。在4月8日的非公企業專場招聘會上，本報記者看到了一長串「非傳統意義」的用人單位──天然居菜館、豪門足浴、排骨麵片館、賈三包子館、美容美髮店、極速網吧……；就業崗位──導購員、沙鍋師、餃子師、點餐員、傳菜工、配菜工……()

鬱金香餐飲服務公司的桌子前擠滿報名的女大學生。中年主管扯著嗓子喊：「女生要求1米60以上，當服務員，一個月350元。要會跳舞、唱歌，每表演一次加50元！」一家傢具中心的店鋪在招兒童套房的導購員，有六七個女生搶著填表。一個女生和招聘官對話：「你們有沒有『三金』啊？」「私企都沒有，你不知道嗎？」「試用期多長？」「這可說不準，得看你表現。」()

這女生是平面設計專業，「學校不出名，我也沒信心找到好工作，家裡再也沒辦法拿出錢了。」招聘會上，一個學生勸同學去保安公司，「咱就把自己當一文盲，只要收入能養活自己就成，別想那麼多了。」「和初中生、高中生同樣低的工資可以招到大學生，飯館、餐廳何樂而不為？」階梯英語公司負責招聘的馬主任說，「我最納悶的是，大學生爭當超市收銀員！」()

「大學逐年擴招，而西部經濟發展長期滯后，就業崗位非常有限。」青海省教育廳下屬的高校就業指導中心主任張普權為本報記者分析，「由於行政事業單位搞機構改革，國企也改制，畢業生原來的就業主渠道需求明顯減少。我們提倡學生靈活就業，到三資企業、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去，或者自主創業。但西部的企業遠不如東部的發達，工資低、保障差。」()

他認為，「在青海，擴招的普通本科和大專生居多，專業設置往往脫離市場，人才相對過剩。而與西部大開發的特點相適應，交通、建築、工業等高職學校培養的技術人才，就業甚至比本科生好，一些文科的長線專業就業尤其困難。」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劉學英對一個細節記憶猶新：浙江一家私營繭廠的老闆到班上挑人，底下坐著20多個學生，老闆用手指點，「這一個，那一個」，4秒鐘內點了4個人。()

「當時如果不是老師在場，真想立刻衝出教室。那種感覺，就像在挑非洲黑奴。」劉學英說。在青海師範大學門口，王磊指著一輛校車說，「這輛車每天都在西寧的3所大學來回跑，送同一撥老師巡迴上課，師資太缺了。」即便如此，這所師範院校的非師範生已經膨脹到超過師範生。王磊入學那年交學費，從早上開始排隊，一直到夜裡12時還沒輪到，「腿都麻了」。「我們專業的老師全是從歷史系調過來的，上課時說著說著就繞到歷史上去了。」青海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的應屆生李文秀說。()

因社會工作專業的畢業生在青海很難找到合適崗位，2004年起該專業停招。2002年入學的李文秀現在邊實習邊找工作，「實習就是在麻將館洗麻將。」一次次求職受挫后，她鬱悶不已，「我們簡直就是犧牲品。」民盟青海省委調研課題組不久前完成的對青海省海東地區的平安、樂都、民和、化隆、循化、互助等6縣的農村大學生狀況調研顯示──從2000年到2005年的5年間，回到海東地區的農村大學畢業生共計8863人，截至2005年6月，尚有5900人待業。其中，樂都縣、平安縣的待業率分別高達82.8％和96.2％，就業形勢十分嚴峻。()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青海省教育廳招生辦主任戰鬥告訴本報記者，近幾年青海省的高考升學率從擴招前的不足50％一躍升至80％以上，2003年更高達88％，其中樂都一縣達100％，當年，青海省高考錄取率位居全國第一。而資料顯示，2004年全國平均高考錄取率只是60.1％。()

青海省教育廳一位官員向本報記者透露，由於省內大學和省外大學近年頻頻擴招，像青海這樣的人口小省，一度出現高校計劃招生總人數竟大於青海考生總人數的怪現狀。「為了滿足高校擴招的需求，分數線只好逐年下降，總分剛過200分也可以上大專。大學幾乎是無門檻，想上就上，這在外省是難以想象的。」這位官員說。()

緊隨高升學率之後的，卻是低就業率。在升學率一度高達88％的青海，2003年9月底省屬高校公布的就業率卻只有45.9％，2004年為58％。青海大學一位教授特彆強調，就業特別困難的那些學生，其實就是大學擴招后湧入省屬高校的農家子弟，「限於地方財力，青海高校的政府投入嚴重不足，這個擴招的成本只好讓農民自己承擔了。」()

「擴招使這些農村孩子圓了大學夢，但是因為基礎薄弱，他們中很少能考上重點大學的。大多數都被擴招進了一般地方院校，而這些學校的師資、教學設施本來就差，學生短期內聚集后更加短缺，教學質量難以保證，大量農村生源畢業生也就難以就業，眾多企盼富裕的農民家庭重新退回了貧困境地。」全國人大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副主委程蘇說。馬上就要畢業了，大四學費還沒交的王磊焦慮不已，「交不齊學費，領不到畢業證，找工作就更難了。」令人吃驚的是，王磊所在的班裡，有1／3的學生未交齊學費。()

4月中下旬，本報記者走訪了青海平安、樂都、互助3縣多個供子女上大學的農村家庭。平安縣八藏溝鄉是國家級貧困鄉，農民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有子女上大學的農戶，幾乎家家債務纏身，長期貧困。劉國柱的4個孩子有兩個上大學，老大在青海民族學院物理系，正讀大三。剛東湊西湊了3萬元學費，老二又考上了中央民族學院政法系，實在沒錢只好退學了，現在建築工地打小工，一天20元。()

「上大學還不如打工，上大學債越背越多。」劉國柱說，「村裡好幾個大學生都找不上正經工作，都干保安、推銷化妝品。」50多歲的顏宗奎到現在還住著逼仄的土坯房，傢具只有一張桌子和一張床，「家裡靠賣雞蛋、菜籽一年收入不到600塊錢，為籌學費，連蓋房子的木頭也賣光了。」顏宗奎老漢本想讓兒子申請助學貸款，「可一個班只有一兩個人能申請到。因為前面畢業的同學找不到工作，收入低還不上，銀行不願意貸了。」()

他後悔送兒子上大學，家裡至今還背著近1萬元外債，「餐餐都是開水就饃饃」。顏老漢的老伴雙目失明，一聽記者打聽兒子的去向，眼淚嘩嘩流，「兒子前年文秘專業畢業，沒找著工作在家閑了一段，被人說閑話，有天悄悄走了。兩年多沒跟家裡聯繫了，不知能不能吃飽穿暖？」「家裡花了這麼大代價讀書還就不了業，孩子沒臉回來啊。考上大學時多榮耀，戴紅花，全村人送，現在就是在外面當乞丐也不會回來了。」給記者帶路的學區校長孫老師說。()

樂都縣雖是有名的貧困縣，但自古重視教育，民國17年就有完全小學。為了兒子能讀大學，馬廠村一戶村民把家裡的房子和值錢的東西變賣了6000元交學費，「現在老兩口打工到哪，一頂窩棚建到哪」。「農民供孩子上大學本來是為了改變前途，提高生活質量。可是現在看來，一個家庭的孩子書讀得越多，這家的經濟狀況就越差；大學生越多的村莊就越貧困。」曾到樂都縣調研的青海省民盟的吳建功「發現」了經濟與教育的反比規律。()

青海省海東地區的2.5萬餘名在校大中專生中，約2萬人為農村生源，「年花費近2億元」。據統計，西部12省區農村人口近2.9億，人均年收入1966元，而青海省的貧困縣數量全國最多，近兩年青海省農牧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817元，在國家級貧困縣甚至低於800元。但是，10年間，大學學費猛漲約20倍。()

在全國「兩會」上，程蘇不止一次強調幾個數據對比，「按平均水平計算，西部地區一個大學生每年支出7000元，這相當於貧困地區9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本科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強勞力35年純收入！」()

就業困境使農村大學生成為新的邊緣人群，尤其是待業多年的畢業生，10年內都將陷於「學債」的糾纏之中。在本報記者走訪的村莊，許多農家子弟畢業后難以在城裡找到工作，回到就業機會更少的原籍，多年待業荒廢了所學知識，相當數量者打起短工，以搬磚頭、端盤子等體力活謀生。青海省海東地區人事局2004年的一份統計顯示，樂都生源中，1998年的大學畢業生尚有15人未就業。()

「大學畢業八九年還找不到工作，他們可能回家種地去了，差不多算是轉了一圈又回到了起點。」程蘇說。在平安縣清泉村，本報記者找到了正在地里干農活的馬富泰，他是青海醫學院臨床醫學畢業生，2004年至今無工作。當年家裡借債供他上學，「羊賣光了，還欠4000元錢」。馬富泰怕荒廢了專業，打算過幾個月去縣城找個小診所打工還債，每月能掙300元，「我的同學都進不了醫院，去開計程車、倒藥材。」他原本想在村裡開個小診所，「可考行醫資格需要3年臨床經驗，啟動資金最少也要3萬元錢。」()

在樂都一所僻遠的山區學校，本報記者見到了2003年從青海師範大學數學專業畢業的李海洋。李海洋本想畢業后自己掙錢來還4500元學費債務，但沒工作只好讓父親還。「他是代課老師，一個月只有100多元錢收入。」李海洋為此很內疚。到2004年，李海洋當上了父親所在學校的數學代課老師，一個月240元，「這點錢只能天天吃土豆」。()

年寒暑假他都外出找工作，「西寧、格爾木跑遍了，沒結果」。而且，維持生計的代課老師也幹不了多久，「明年學校就不收代課老師了，即使上學期我帶的班數學在全縣排第二，」李海洋說，「我只是個過客。」李海洋的隔壁房間里，一個英語專業的往屆女生仍在盼著當代課老師。「有的學生甚至主動要求不拿工資，先干著，就等老教師退休、學校有新編製空出來。」程蘇說。()

舊有的人才吸納體制已成就業的一大障礙。「有一個縣，從西北政法學院回來20多個政法專業畢業生，一個都沒進公檢法系統，那邊崗位是滿的。還有的縣師資很缺，卻成立一個所謂的教育督導機構，把教師編製佔滿了，師範生都當不了老師。」青海省民盟參加調研的吳建功說。本報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有的縣人事勞動部門辦公室經常坐滿求職的學生和家長。讓青海省高校就業指導中心主任張普權印象深刻的是，一個農村老漢在政府門口坐了幾天，為兒子找不上工作討說法。()

為謀一個像樣的飯碗，債台高築的農民家庭往往要交幾千甚至上萬元的保證金給用人單位，一些潛規則更讓他們雪上加霜，「雙向選擇變成了選權力，選金錢，農村家庭一沒錢二沒關係，總是處於弱勢」。樂都縣的一戶村民，有一對師範畢業的兒女，5年中幾次投考教師資格高分落敗。今年母親以養牛羊的名義向農村供銷社貸款1萬元託人送禮，兒子終於被錄取，可女兒馬上也要再次報名考試，「這1萬元錢相當於我們一家10年的收入。」母親說。()

採訪中記者發現，待業的大學生年齡大多在25歲─30歲之間，他們既就不了業也成不了家。「最令人心痛的是，有的畢業生甚至加入盜竊團伙，而在海東某地，已發生兩起待業多年的女大學生自殺的悲劇。」吳建功說。「我真的不甘心，職業學校的女孩子初中畢業都能掙700元錢，她們嘲笑我讀了大學還買不起手機。」李麗說。()

李麗3年前英語專業大學畢業，兩年找工作無果，只好在互助縣職業技術學校當會計，一個月掙400元。互助縣職業技術學校目前招收初高中畢業的農村學生培訓一年，政府免費提供住宿，結業發初級技術等級證書，輸送到上海、江蘇等地企業工作，月薪不低於700元。上大學被農民稱為「傾家蕩產」式的教育。當青海省民盟調研組到教育大縣樂都縣調研時，有村民竟拉著調研員的手大哭：「再也不能送孩子上大學了。」()

本報記者也多次聽到村民抱怨，「舉債三四萬讀大學，出來還四處晃蕩，不如就做個小買賣，學點實用活。」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青海省政協副主席鮑義志直言，「讀書無用論」在貧困家庭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重新抬頭，這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程蘇也認為，由於接受高等教育未必能在短期內改變農村籍學生的命運，家長的積極性嚴重受挫，子女的厭學情緒日增。()

新「讀書無用論」還迫使一些農村家長讓上大學的孩子中途退學，這一趨勢更波及到中小學。據民盟青海省委調查，近幾年，西部地區中小學的輟學學生正逐年增多。西寧市某中學一位副校長告訴本報記者，她教過的一個學生考上了大學，學生家長卻不交學費，逼兒子輟學。學生請她勸服家長，可該生父親的一句話讓她無言以對：「家裡窮，交學費確實困難，但最要緊的是，孩子畢業了飯碗在哪裡？」

重慶小鎮1年千對離婚：60歲幹部為分房嫁學生


南方周末記者曹筠武／先離婚，再找個人塞1萬元錢，然後跟他(她)結婚。年齡？不是差距；品貌？不是問題；從沒見過面也沒關係，惟一的要求是：城鎮戶口，且沒有住房。在重慶市人和鎮，婚就可以這麼結。該鎮和睦路婚姻登記處的數據統計，2005年，全鎮共有732對這樣的再婚婚姻。離婚的就更多了，一共1795對夫妻，在這一年「勞燕分飛」。()

對於一個人口只有兩萬多的小鎮來說，這樣的婚姻劇變，或許可以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了。45歲的人和鎮集樂村村民葉蘭如今帶著孩子生活，她和前夫郭強，在去年12月，就經歷了這樣一場「人和式婚姻」。2005年12月，人和鎮集樂村最大的新聞，莫過於村婦女主任魏淑芳再婚。年近60歲的魏淑芳，前不久與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丈夫離婚，又閃電式地登記結婚。她新婚的丈夫，是附近一所大學的在讀生，20歲出頭。()

在人們嘖嘖稱奇時，魏淑芳氣定神閑地在麻將桌上，向幾位牌友透露了這場婚姻的秘密：「要研究政策」，魏淑芳神秘莫測地說，「結了婚，按政策可多分一間房」。她說的「政策」，是指從2000年始，人和鎮集樂村被劃為重慶市高新區北部新區開發用地，根據拆遷補償規定，拆遷的村民統一分配安置房。()

魏淑芳透露的消息在集樂村村民中不脛而走。葉蘭也聽到了消息。她和丈夫郭強開始了「研究工作」，兩人初步弄明白了：根據1999年頒布的重慶市征地補償安置辦法(市人民政府第55號令)，有幾種情況可以得到「優惠」。朋友們指點葉蘭，主要注意第24條和25條。這兩條冗長條文透露的信息是：「一、一對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離了婚單獨立戶，就可以各分一套房，並以優惠的價格購買；二、配偶為城鎮戶口且無住房，可以申請多分配一間屋。」()

說得更明白些，離婚後再找個城裡人結婚，分配的房子可以從一室一廳增加為兩室一廳。兩室一廳的誘惑在於，房型更合理，在市場上賣得起價。和大多數村民一樣，按照安置房分配政策，葉蘭一家並不缺房子住，他們缺的是錢。按照55號令和高新園區的配套文件規定的政策，每人可拿到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21000元，但男性超過50歲女性超過40歲，高新園區不發放現金，統一辦理儲蓄式養老保險。()

葉蘭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共5人，只有丈夫郭強和孩子不在辦理養老保險之列，補償費發放42000元，再加上房屋拆遷補償費近30000元，青苗及地上構附著物補償費近3000元，村社撤銷後集體資產分得約3000元，葉蘭一家最後拿到現金78000元。讓葉蘭發愁的是日常的開銷，失去土地之後，家庭收入銳減，只能依靠家中3個人525元／月的養老費。()

如果能辦假離婚，然後再假結婚，那麼就可以另外分到一套70平米的兩室一廳，葉蘭算了一下，按照政策，其中40平方的價格為240元／平方米；餘下的30平方價格為750元／平方米。葉蘭只需付出約32000元，但賣出的市場價約為15萬元。這是一筆看起來十分划算的買賣，但葉蘭有些猶豫，「畢竟從沒研究過政策，不曉得管不管用」。葉蘭和丈夫郭強商量，再等一段時間，看看風聲再說。()

但事實不容再等了，葉蘭突然發現，身邊的朋友們一個接一個地離了婚。人和鎮婚姻登記處就在和睦路安置房小區的對面，從來冷冷清清的登記處門口，變得像菜市場一樣熱鬧起來。又一個爆炸性的消息這時傳開了，朋友告訴葉蘭，村裡的幹部們，差不多都離婚，還正在找人再婚。「村長90歲的媽都把婚離了」。「幹部做事情不會吃虧的，」葉蘭慌了，「他們懂政策，要不我們也離吧。」聽到這消息，郭強毫不猶豫地點了頭。()

和睦路婚姻登記處的熱鬧，馬上傳到了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的耳朵里。實際上，在離婚潮方興之時，安置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就向高新區管委會做了彙報，「我們研究了政策，」徐南雄說，「55號令規定離婚分戶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簡化了離婚程序，我們沒有理由去阻止離婚。」徐南雄對村民「買進賣出」的算盤同樣一清二楚。但讓管委會頭痛的是，要不要將此默認為拆遷補償的另一種途徑？()

事實上，此前已有專家測算：按重慶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計算，拆遷補償人均2.1萬元僅能維持一個人生活3年多。對於很多2000年前後被征地的家庭來說，早已入不敷出。「離婚分戶，多分一套房子，也算是政策允許範圍內的一種補償手段了，」安置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解釋，「農民一直希望增加補償，除了讓他們離婚分房子，也很難在其他方面違反政策。」()

但這也只是工作人員的態度而已，管委會對此並未明確表態。而此時，婚姻登記處的門口已排起了長隊，擠滿了前去辦理離婚的夫妻。在登記處外面，葉蘭嚇了一跳，倒不是因為人多，而是「村裡老太爺老太婆都來離婚了」，葉蘭回憶，「七八十歲走不動路，兒孫扶著來的、背著來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說有笑地排隊」。()

婚姻登記處的工作人員小鄧，回憶起當時情景更是叫苦不迭，「婚姻登記處啥時候那麼排過隊」？登記處原本只有小鄧一個工作人員，自從人和鎮掀起離婚高潮，鎮里專門派了兩個人過來臨時幫忙，「但還是忙不過來」。一直排到下午，葉蘭和郭強終於擠進了辦公室。坐在登記員小鄧面前，葉蘭和郭強手腳麻利地逐項填寫表格，但填到離婚「原因」一欄時，兩人都停住了筆。「我們為啥要離婚呀？」葉蘭先問丈夫，問完忍不住笑起來。()

郭強也想不出填什麼，小鄧提醒他們，「要不就寫感情破裂吧，差不多大家都這麼寫的」。葉蘭和郭強連忙稱是，「對對對，我們感情破裂了」。整個2005年，人和鎮一共有1795對夫妻就這樣「感情破裂了」。離和睦路不遠的人和大廈，就是安置辦的辦公地點，一名工作人員曾悄悄到婚姻登記處偵察情況，他形容為「人山人海，離婚盛況空前」。()

辦完手續回家的路上，葉蘭夫婦碰到了朋友劉潔。葉蘭興高采烈地通報：「我們離婚了」。劉潔在祝賀之餘十分羨慕，她的丈夫是鄰村人，不在征地拆遷範圍內，不能享受「政策」，因此他們沒有離婚。心情高興的葉蘭看出了劉潔的心思，安慰說，「想辦法把你老公的戶口遷過來吧。沒關係的，這次離不成，下次再想辦法！」()

對於集樂村的大多數村民們來說，離婚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更加複雜的任務：再婚。葉蘭還在猶豫，在她想來，分到兩個一室一廳已經夠了。離婚之後雖然仍和丈夫生活在一起，葉蘭心裡始終覺得有點不踏實。要不要再找個人結婚，葉蘭拿不定主意。葉蘭的猶豫顯然不合時宜。第二天，她就聽見有幹部拿著大喇叭在村裡宣布，「申請增購安置房到12月23日截止，要辦理增購手續的抓緊時間。」幹部最後乾脆提醒村民，「要離婚的要結婚的，都抓緊！」()


村幹部還透露了另一個消息，開發辦並沒有預想到村民們會離婚分房，因此一室一廳並不多，需求太多，可能很多人會拿不到房；而兩室一廳非常充裕，再婚申請則沒有問題。幹部們說的沒錯，村裡二期安置時，很多申請一室一廳的單身戶，現在都沒拿到房。集樂村又一次行動起來，最關鍵的是找人。村民們發動一切親朋好友，在政策劃定的「老重慶9區12縣城鎮戶口」範圍內尋找結婚對象。重慶城區的下崗工人們，成了最合適的對象群體，村民們甚至開始「懸賞」，賞價從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飆升到上萬，重賞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斷湧來。()

葉蘭終於下定了決心，「兩室一廳還是比一室一廳好」。不過她和丈夫商定，由丈夫再婚，葉蘭自己實在不能接受一個素未謀面的「丈夫」。朋友很快幫忙在江北區找到一個下崗女工，郭強和女工談好條件，結婚分到房子后再離婚，離婚前付清人民幣1萬元。趕在截止日期前，郭強帶著剛認識的「未婚妻」，再次排到了婚姻登記處的長隊中。這一次的隊伍排得更長，此前還猶豫不決的家庭紛紛出動了，「那個時候，真的是形勢逼人啊。」葉蘭回憶。()

感受到形勢逼人的還有高新區管委會。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專門對婚姻登記處的數據進行了分析，到2005年11月，人和鎮離婚人群的再婚率已經超過20％，並且仍在迅猛增加之中。「如果任其發展，一個村95％的離婚率，最後就會發展為95％的再婚率。」在徐南雄和他的同事們看來，95％的離婚率可以接受，95％的再婚率則必須避免。「更加可怕的是，通過假結婚，外來配偶可以把戶口遷進來，一旦戶口進來，他們還可以再離婚單獨申請住房，我們研究發現，這個空子可以循環往複的鑽，農民很可能會發現這一點。」()

徐南雄認為：「大家都清楚這些再婚是假結婚，而且涉及房產。可以預料，再婚人群最後必然出現很多因利益分配引發的糾紛，這將從根本上動搖本地社會的和諧，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後遺症。」更加關鍵的是，解決這個可以預見的社會後遺症的任務，將肯定落到高新區管委會的頭上。隨著再婚潮形勢的日益失控，達摩克里斯之劍彷彿正在管委會頭上抬起。管委會這一次迅速做出了反應，申請將再婚增購房價格由安置優惠價調整為市場價的文件，被遞送到了重慶市北部新區國土與房屋管理局。()

再婚購房的通道正在被悄悄堵塞，而不知情的集樂村村民還在繼續以日益高漲的情緒投入到再婚浪潮之中。經過前些天的磨練，登記員小鄧已經「摸索出一套提高登記效率的辦法」。小鄧讓登記處隔壁的複印店，把離婚和結婚登記表複印好堆在店門口的桌上，村民們可以先拿表再排隊。登記處的門外，再張貼出表格的正確填寫方法，以便排隊的同時就能填表。「這樣我們就只負責審核，蓋章和記檔，」小鄧說，「登記一對大概只需10分鐘，」「最多的一天，我一個人登記了60多對。」()

郭強和村裡80多歲的李老太一起擠進了登記辦公室，和郭強不同的是，李老太是被孫子背進去的。身體虛弱的李老太在嘈雜的人群中時昏時醒，偶然醒來，她問孫子：「我在哪裡啊，這麼多人是來幹啥的？」孫子只好回答，「您來結婚啊，這些人都是來結婚的。」周圍的人都忍不住笑起來，人人臉上掛著笑容，這個繁忙的場所終於顯得有了些喜慶的氣氛。()

和前些天離完婚再一起回家不同，現在結完婚的「新人」們，差不多走出登記處就分道揚鑣，集樂村的人直接過馬路回家；找來的配偶則沿著和睦路右轉，到旁邊的公交車站等車。新人們沒有太多的交流，「好多人結完婚還記不清對方叫啥名字。」葉蘭笑著說。11月底，根據北部新區國土局的批複，管委會調整再婚增購住房的價格。但等消息為村民所知時，已有732對「夫婦」登記再婚。()

在這份文件中，高新區管委會辦公室規定：離婚再結婚的安置村民按申購政策對待，價格為市場價，1800元／平方米。村民們一下子傻眼了：一個多月後，葉蘭和「前夫」郭強分到兩套兩室一廳。但這第二套房，卻必須按市場價購買，哪有獲利空間呢？更關鍵的是，葉蘭也拿不出這筆十多萬元的購房款。()

失望的葉蘭和同樣失望的村民們涌到鎮政府討說法，「我們都被玩弄了，」他們在院子里叫嚷：「『55號令』是經市人大審議通過的市政府令，現在高新區管委會出台規定，怎麼能違反上級政策呢？」但管委會對此態度鮮明：我們是及時用自己的新文件「堵住了舊文件的漏洞」。而鎮政府一位官員則這樣告誡村民們，「你們想佔便宜，便宜有那麼好占么？」()

高新區高新園開發辦一位工作人員後來告訴本報記者：「安置補償標準是市有關部門經過研究后合理制定的，這個標準考慮到了農民的利益，也要考慮本地經濟發展水平。」在這位官員眼裡，此前管委會對離婚戶的默認，已經是頗為寬容了，「再這樣鑽政策空子，哪個政府受得了呢？」村子里。生活還得繼續，土地沒了，房子的便宜，也占不到了。葉蘭現在很懷念拆遷前的生活，家裡兩畝多地，都種上了平菇，「每天挑一擔菜到城裡去賣，能掙百把塊錢」。()

人和鎮處於市區近郊，這裡的農民幾乎都以種菜或養殖為生，收入頗豐，1996年，集樂村還被評為渝北區小康村，蔬菜基地。在拆遷征地之後，葉蘭只能尋找打工機會了，她在附近一家公司當清潔工，月薪300元。父母則攬下了附近飯館剝大蒜的活兒，剝一斤兩毛錢，兩個老人坐在屋子裡剝一天，能掙十幾塊錢。除此外，統一辦理的儲蓄式養老保險，可以讓葉蘭和父母每人每月領取175元。但據記者了解，重慶市低保標準是每月195元。()

對於自己的生活狀態，葉蘭形容為「餓不死，但是也過不好」。女人們相對還容易找到工作，她們大多去做鐘點工保姆和清潔工，但大多數40歲上下的男人卻難以就業。「以前從早忙到晚，弄自家的菜有勁得很，」一個正在搓麻將的村民說，「現在起床就打牌，久了也沒意思。」他說這話時，正是雨過天晴，安置小區里三三兩兩的男人在陽光下百無聊賴地聊天閑逛。()

村民們的就業也讓高新區頭疼過，他們為此專門開設了一個電腦培訓班，希望訓練菜農們以後「做電子商務」。但大字不識幾個的村民們，覺得「這課聽不懂」。事過不久，葉蘭便催促郭強和剛剛「結婚」的下崗女工離婚。「畢竟這麼多年夫妻了，既然現在政策規定死了，那我就想還是過正經日子吧。」葉蘭說。但那個找來的女工並不這麼想，她要求先付清1萬元再離婚。葉蘭拿不出這錢來。()

臨近春節，郭強突然消失了。他給葉蘭打來電話，他和那個女工一起過了。「要是拿得出錢，我就回來；但是拿不出錢，我也沒辦法，只能跟她一起過。」郭強告訴葉蘭，他和女工一起去深圳打工了。「你不知道那個春節我是怎麼過來的。」葉蘭說，這事一直瞞著孩子和老人，白天她臉上掛著微笑，夜深人靜時才會悲從中來。葉蘭並非集樂村的孤例，「假結婚到最後假戲真做的還不少，」人和街道居委會的一名工作人員分析，「征地之後很多人沒事做，比較空虛無聊吧，再加上可能夫妻時間長了感情淡了。」()





更有甚者，就在不久前，集樂村一名被假戲真做的妻子拋棄的丈夫，一怒之下拔刀刺死了妻子，再爬上安置小區的樓房，跳樓身亡。「集樂村裡現在大部分夫妻都不合法。」那個最初沒能離成婚的劉潔說，她和丈夫是村裡少有的持有結婚證的合法夫妻了，「但又沒辦法，好多人那邊離不掉，這邊拖著過，大家心裡都不怎麼舒服，好多家都在鬧矛盾。」()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表示，要儘快鼓勵和幫助村民們復婚，「上門服務，把結婚證給他們送到家裡去」。這個任務自然落到了當初辦理離婚和再婚手續的小鄧身上。儘管復婚的人不多，小鄧「上門服務」的熱情還是很高。就在前幾天，小鄧剛剛給60多歲的李召和、段芳秀老夫婦倆履行了復婚手續。()

段芳秀老人前不久診斷出身患癌症，她向家裡人要求「死之前跟老頭子把婚復了」。小鄧在老人家裡填好了所有證件，把結婚證交給了卧病在床的段芳秀。虛弱的段芳秀把大紅燙金證書抱在懷裡，卻哭了起來。和在場的很多人一樣，跟鄰居們擠在屋裡看熱鬧的葉蘭，此時也禁不住傷心地掉下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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