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剛：改革的手術刀應揮向那裡 (萬言書) 2

    為什麼要把改革的手術刀揮向執政者「自身」呢？是因為執政的黨政幹部自身問題很大且非常嚴重，有成年累月積累下來的老問題，體制機制性問題，也有改革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棘手的利益格局等問題。習近平說：「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這說明執政黨不對自身開刀已經不行了，必須深化改革，敢於對自身下狠手狠招。正如溫家寶總理十八大前在廣東所呼籲的：「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二、蘇聯模式的黨政幹部體制並不先進，百年痼疾至今難以祛除
    執政黨自身問題很大，是改革的主要對象，這怎麼講呢？我們先從大的方面，來看一看中共中央組織體系。
    十八屆一中全會宣布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總書記。另有中央侯補委員、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委員、常委；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常委；書記處書記等，其數總計約6百多人。這些機構即是現今中國最高權力實際之所在，這6百多人無疑也是當今中國最有權力的人。其中，205名中央委員都是省部大軍區級以上幹部，他們包括黨政軍各部門的首腦、書記等；候補中央委員１７１人居其次，皆為副省級以上大官，他們大權在握，而又級別分明。政治局25人居其上，再上是常委7人，最高是總書記習近平。
    中央之下是省、市、縣各級地方黨委，以及政府各部與事業單位領轄的司局、處、科各級網狀黨組織，自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型科層系統。政府機構實行科層制並不希奇，這在世界各國都行用。但中國的權力體系卻是以黨為中心，黨也科層官僚化了，且黨政不分，這一套完全是移植於蘇聯，是「全盤西化」的產物。在中國，各級政府機關乃至學校、醫院等「單位」，都有黨委黨支部，黨領導一切，黨管幹部，書記挂帥當第一把手，上上下下所有黨政機關都實行「民主集中制」，實行自上而下的層層任命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最後都要聽從黨中央指揮，形成集權一元化領導體制。
    一整套的黨政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乃至政治行為方式，都完全是外來的，是「以俄為師」的產物，沒有半點「中國特色」。如總書記、書記處、政治局、中央委員會、中央軍委、中國侯補委員等，連名詞都來自蘇聯。紀律檢查委員會也不過是監察委員會的翻版，改了幾個字，意思則完全是一樣的。紀檢監察要在黨委統一領導下工作，這與前蘇聯也是一致的。
    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乃列寧首創，其特徵就是層層集權，使黨領袖的命令能貫徹到基層黨組織每一個人，實行分科分層的軍事化管理。這個制度與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任何關係，列寧初提出來時就遭到黨內反對，並引發黨分裂。但列寧是在「地下黨」的特殊背景下，即在沙皇警察國家黨無法公開合法活動的情勢下，才強調嚴密組織紀律的重要性，用以對付沙皇警察統治，這在當時還是有效果的。一戰中沙皇統治崩潰，人數很少的布爾什維克能在亂中奪權，就證明了黨的力量。按集權原則組織起來有嚴密紀律的黨，被稱為「列寧黨」，起先是職業革命家密謀組織，或稱革命黨。然而，掌權執政后斯大林又把「民主集中制」推向全國，黨領導下的一切組織單位都實行集權制，「議行合一」的蘇維埃也要聽黨的，最後是政經一切大權都集中到黨中央政治局總書記手裡，這又被稱為「斯大林體制」。列寧黨和斯大林政體，就是所謂「蘇聯模式」。
    蘇聯模式的黨政體制，無論是列寧黨還是斯大林政體，在其建立之初就受到各界廣泛質疑和批評，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也是批評聲不斷。孟什維克批評列寧黨是在黨內實行「農奴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兼理論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ourg)早在1904年就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文，就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做法，提出了質疑。認為列寧的集中制是與沙皇的專制主義傳統一脈相承的。考茨基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列寧黨是官僚組織。列寧雖作了種種現在看來是十分「幼稚」的辯解，並罵考茨基為「叛徒」，但蘇聯建政后以黨代政、黨管幹部、黨政不分那一套，迅即呈現官僚制負面效應，使列寧也不得不承認「官僚主義」問題嚴重。
    托洛茨基則尖銳地指責黨的「官僚化」，反對選舉流於形式、層層任命、等級森嚴的書記體制。批評「黨內書記特權階層」，「扼殺黨的獨立自由精神，以特選的官僚組成的機關來代替黨」，而中央是官僚主義的發源地和大本營，行政命令是產生官僚主義的方法等。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對蘇維埃政權很快被「黨化」的政治現象提出批評。所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建政之初其實就很落後，與其吹噓的「先進性」實相差萬里。幹部以權謀私，揮霍公款，貪污腐敗，早在1921年列寧就提出貪污受賄是三大敵人之一，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職責就是要和腐敗作鬥爭。
    看來，中共十八大新任總書記習近平訴說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並非中國改革開放出現的新問題，而是共產黨國家的百年痼疾。百年來「蘇聯模式」的國家對此作過種種修正改革，但都失敗了，蘇聯本身也已垮台。中國要走出新路，必須摒棄「蘇聯模式」，作出體制性的根本改變。
    「蘇聯模式」不僅落後，而且虛偽、血醒！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行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早在1917年12月，就建立了肅反機關「契卡」，實行「紅色恐怖」，自后直到滅亡也沒有放鬆對人民的特務監控，真正的無產階級、工人農民自始至終都沒有得到什麼自由和實在的好處。列寧臨死前也曾懷疑其體制，並試圖加強監督，但他死後資歷較淺資質平庸的斯大林，以「坐機關」當總書記，靠做瑣屑的行政事務性工作，而掌握了蘇聯官僚體制機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層層集權，而擁有令人生畏的巨大權力。不久，即將不屑坐機關而願演說鑽研理論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一大批老黨員，或驅逐或槍斃，進而擴大強化了黨政官僚體制。中國共產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在上世紀30年代，就批評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以官僚主義」。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局常委德熱拉斯（MilovanDjilas）到蘇聯訪問時，發現社會主義「祖國」的蘇聯，事事處處講「級別」，級別越高待遇越高，後來寫了《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系統批判蘇聯體制的官僚「特權階級」，認為共產主義者取得政權后，並沒有消滅階級，而是建立了一個由權勢和恐怖控制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具有「先前所有階級的最壞的特徵」。
    共產黨人德熱拉斯後來遭到整肅，但毛澤東實際上是同意他的論述的。毛後來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理論上是「反修防修」，也是要整肅「黨內資產階級」，並說「走資派還在走」，革命對象「就在共產黨內」。毛用極左造反方式摧毀黨政幹部官僚體系，搞絕對平均，連工人「八級工資制」也被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而應取締。但他本人也不能嚴於解剖自己，在取締所有人拿稿費的權利后，卻保留了自己拿巨額稿費的特權，並「開後門」送自己親屬和「小女友」到北大歷史繫上學。文革中被毛整死的「頭號走資派」劉少奇，此前由其領導的「四清運動」，矛頭實際上也是指向農村多拿多佔的「四不清」小幹部官僚，是向共產黨自己開刀。劉少奇將手術刀揮向小官，毛澤東將手術刀揮向大官，但搞的都是左的一套，空喊「巴黎公社原則」，搞什麼「社會主義教育」，寄希望於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祈望「精神原子彈」能夠發威，實際上是愚弄民眾，搞個人崇拜耍權術，以「路線鬥爭」掩蓋其權力爭鬥，對人不對體制，等級森嚴的幹部官僚體制機制病害本身，並沒有真正祛除改善，反而變本加厲，搞「一元化」領導。
    百年歷史值得反思，考茨基、托洛茨基、德熱拉斯、毛澤東等，雖然身份、立場多有不同，但應該說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著名的活動家，為什麼他們不約而同地從左右不同方面，都向共產黨本身的官僚體制開炮開刀呢？而其中尤以毛澤東最為激烈。雖然毛髮動的文革被徹底否定，但毛后改革開放中，官僚主義、黨政幹部貪污腐敗等問題，的確是越演越烈，現在是已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這說明了什麼呢？說明習近平總書記訴說「全黨必須警醒」的那些問題，絕非一時一地個別的現象，而是體制機制本質問題，是共產黨的百年痼疾。早在百年以前，考茨基就將蘇聯體制概括為「國家官僚制」，完全移植蘇聯模式的中國，當然不能例外。
    蘇聯體制具有極大的欺騙性，蘇聯建立並沒有開闢歷史新紀元，並沒有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龐大而無處不在的黨政幹部官僚，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新階級」。馬克思總結的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原則，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最高工資，要求全民普選，人人平等，沒有官民之隔，人民是主人，官員是「公僕」。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重申了這些原則，建政之初說了不少空話大話。但實際上無論是蘇聯，還是後來的東歐衛星國及中國，都不能將「巴黎公社」原則落到實處，也無法落實。為了維護虛假的「人民政權」，蘇聯在建政之初就推行嚴厲的書報檢查，1920年列寧將俄200多位頂級知識分子驅逐出境，自后黨的宣傳部嚴密控制輿論，箝制思想。若開放報禁允許批評揭露，虛假的蘇聯政權就站不住。
    蘇聯政制的核心「民主集中制」，就是一個欺騙性制度。列寧最初提出的是「集權制」，並明確說黨組織要象戰鬥「部隊」，根本沒有「民主」二字。只是因為黨內馬爾托夫等人的質疑，列寧才加上了「民主的」定語，不過是修飾一下。強調軍事化「服從－紀律」的「民主集權制」，在「地下黨」時代行用情有可原，但執政后推向全國就產生了「國家官僚制」。又民主又集權，自相矛盾本身就說不通，但卻被吹噓為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最大」、「最好」的民主，實際上是打著民主的旗號行集權專制之實。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時期，推行「民主集中制」是真正實行過民主的，蘇聯垮台後在蘇聯東歐都重新推行議會民主。然我國執政黨不但至今仍死抱蘇聯「地下黨」時代的組織原則不放，把「民主集中制」寫進黨章和憲法，而且入黨仍保留「地下黨」時代的誓詞：「嚴守黨的機密！」都執政60多年了，幾千萬黨員對十幾億非黨群眾，還能有什麼「機密」可守？「地下黨」的「民主集中制」還成了「人大」、「政協」這樣公開的民意機關的組織原則，而且8個假黨－－所謂的「民主黨派」，也如此照搬，這十分荒唐可笑！但在中國卻見怪不怪。其實，「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方方面面的層層服從，是把整個國家建成等級森嚴聽從命令的大部隊，體現的是典型的「國家官僚制」，是一個早已過時了的僵化落後制度，其本身就是改革對象。
    三、黨政幹部特權凝固化和花錢買改革
    國家官僚制可不得了，有學者估計，我國官員之數是國民黨統治時的10倍，是古代王朝的100倍。為了掩蓋官僚制統治，官僚稱呼被改為「幹部」，但無論是黨的幹部還是國家幹部，都是按「級別」拿工資的，由國家財政供養，實際上是由人民供養。「級別」越高收入越高，且權力越大，享受的特權也越多，與勞動人民之間的距離也拉得越大。按照共產黨革命理論，勞動者打倒剝削階級地主富農資本家，當家作主再也不受剝削了。但實際上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農民都一直被壓在社會最底層，工人雖比農民好，卻難以和幹部階層攀比，工農權益實際上一直被剝奪。
    蘇聯體制說穿了乃是由國家充當總地主和總資本家，黨來收租稅，以養活幾千萬黨員幹部，建立起一個新的等級森嚴的特權社會，產生了一個魚肉百姓高高在上的幹部新階級，勞動者是被統治被剝奪者的地位，並無實際改觀，寡頭統治鐵律並不因革命而扭轉。早在列寧時期，蘇聯黨政幹部特權就已十分嚴重，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發布《關於同浪費做鬥爭》的通告信，列舉蘇維埃高幹「普遍地去國外治病，去德國治病，甚至派自己的親戚陪同」；有些領導的家屬長期住療養院，化國家的錢，圖自己的享受；幹部「去餐館花費了過大的開支」，「負責人住的住宅裝修得過於奢華」；甚至有官員「玩賭博(賽馬賭、羅托賭、紙牌賭)」，「帶賽馬私人出行，玩賽馬」等等。這種寄生蟲生活，與剛被他們打倒的地主資本家相比，又能有什麼區別？到勃烈日湼夫統治時期，高幹特權更是公開化普遍化。體制機制的全面僵化和黨政幹部特權的凝固化，使蘇聯病入膏肓，勃氏死後雖幾經改革也不見起色，最後是亡黨亡國。
    蘇聯不行了，中國怎麼辦？「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而一路走來的中國共產黨，該怎麼辦呢？應該說毛澤東、鄧小平都很清醒地看到，必須擺脫蘇聯模式，探索中國人自己的發展道路。但二人一左一右，招式大不相同。
    毛澤東的文革極左革命是昏招，表面上把馬列口號喊得震天響，實質上是把專制老祖宗秦始皇、明太祖請了回來。毛不加掩飾地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搞赤裸裸的極權專制，黨政軍合一的「革命委員會」，較之蘇聯體制還不如。毛野心很大，自己人民沒飯吃，卻封阿爾巴尼亞為「社會主義明燈」，而不惜血本地支援，要勒緊褲帶搞全球革命，「解放全人類」。可憐兮兮在專制禁錮下的億萬民眾可被害苦了，就是高幹子弟簿希來、習近平等也很苦，其父輩簿一波、習仲勛被關押。十年折騰，雖一片肅殺，但體制機制依然我故，除倒退外，沒有任何突破。
    鄧小平改革所謂「撥亂返正」，並不是將毛澤東極左「法家路線」復傳統「秦政」的船頭，撥回正統的蘇聯路線，而是撥向「右」，駛向西方！這一點十分重要，十分十分重要！別人看不明白但我看明白了。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向西方學習」就被官方重新公開提倡，雖然向西方學習當時主要指科學技術、科學管理，但在文革時誰敢說一句學美日英法？不管學什麼，誰說誰准被打成反革命。
    為什麼要轉而學西方呢？是因為其時東西方「和平競賽」已初見分曉，中美日破冰后，鄧小平等大員首次出國就被所見震驚，有隨員說在日本看到的是「車水馬龍」，在美國高速公路上看到的小汽車「象蝗蟲一樣」，這就是現代化，連最保守的軍頭王震在英國也感嘆，在此看到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鄧小平他們象毛澤東一樣，早已看不起落後的「老大哥」蘇聯，對僵化的蘇聯體制弊端看得也很清，極左革命高潮時，就連台灣等「四小龍」都發達了，鄧清醒地看到，中國已走進死胡同，故多次講：「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改革之初把船頭撥向西方，是很自然的。鄧小平改革也有所突破，主要在經濟上，突破蘇聯計劃經濟模式，學西方搞市場經濟，成就極為巨大。政治上鄧持重以維穩為要，但也說過50年後中國可以搞「普選」，改革先易后難，先經濟后政治，總體上是要與國際接軌，最終拋棄蘇聯模式。
    但改革一開始就遇到強大阻力，以後阻力越來越大。阻力在哪？就在於根深蒂固的官僚特權階層，即依照蘇聯模式在建國之初就遍佈於黨政軍各方面盤根錯節的幹部「新階級」。這些人在文革中雖吃盡了苦，剛提改革時他們並不反對，但一觸及體制機制，就本能地抵制。這些人或親身經歷蘇式紅色革命，打天下坐天下，或受主義灌輸自信是紅色接班人，對蘇聯模式感情深厚，一聽說取消計劃經濟公有制就渾頭火起，更不用說政治改革。鄧小平要搞「棹頭西」的改革，其實是很艱難的。據改革之初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有一次，我談到我在軍隊的同學也在做生意時，父親說：這是小平決定的事。黨的工作重點轉移，搞經濟，做生意，改革開放。這個事情，黨內有阻力，如果軍隊再反對，事情就更難辦了，就可能搞不起來。現在的辦法，是把軍隊也拉下水，一塊搞。這可以使改革開放減少阻力。小平也不會不知道這個辦法的危害，可軍隊的事，小平也是難哪！」這段話說得非常實在，也寓意深刻。分析這段話，我們可以還原改革之初的內幕盤算，清楚地看到阻力之所在，看到改革啟動之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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