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都不寬恕》

　　學者陳漱渝主編的《一個都不寬恕》，1986年曾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初版，當時該書躋身暢銷書排行榜前列。日前，《一個都不寬恕》一書又在人民日報出版社再版。

　　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陳漱渝表示，論爭的內容涵蓋了20世紀早期魯迅和復古派、現代評論派的論爭，30年代左聯內部的幾次論爭等等，論爭人物涉及吳宓、章士釗、梁實秋、田漢、郭沫若、顧頡剛等，「而論戰起因，既有不同文化營壘的分歧，又有由誤會引發的私人糾葛等。」

　　翻看書頁，我們依舊能聞到80多年前文壇濃郁的硝煙味，可以看到以魯迅為旗幟的文化新軍和明明暗暗論敵進行較量的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

　　　　不寬恕那些本性不改的敵對勢力

　　海南周刊：一個都不寬恕的書名是怎麼得來的？

　　陳漱渝：書名取自魯迅雜文《死》，寫於魯迅去世前44天。文中披露了魯迅重病時擬定的七條遺囑。

　　其中第七條是：「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魯迅補充道，「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海南周刊：我們該怎麼理解所謂「不寬恕」？

　　陳漱渝：魯迅通過對中國歷史的深入研究和對中國現實的深刻洞察，總結出了一條重要的經驗教訓：「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這其實是老實人自討苦吃。

　　魯迅還舉了一個例子：辛亥革命之後，紹興都督王金髮寬恕了殺害秋瑾女士的謀主章介眉，待二次革命失敗，章介眉勾結袁世凱反把王金髮槍斃了。這就叫「自家掘坑自家埋」。

　　海南周刊：魯迅「一個都不寬恕」的對象是誰？

　　陳漱渝：魯迅提倡「一個都不寬恕」，主要是針對壓迫者在暫時失勢時提倡的「恕道」，主要對象是那種本性不改的敵對勢力。

　　在實際生活中魯迅寬容了不少曾經傷害過他的青年，但他不寬容那種一方面貽害於人，一方面又騙以「寬恕」美名的偽善者。因為對這類人實行「恕道」，只能讓他們贏得喘息時機，捲土重來。魯迅的主張是「打落水狗」。

　　　　中國新文學開道的劈山巨斧

　　海南周刊：能談談論爭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嗎？

　　陳漱渝：魯迅參與的論爭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新文學陣營跟守舊派的論爭，二是新文化運動中激進主義跟自由主義的論爭，三是左翼文藝陣營內部的論爭。這些大多是思想文化領域的論爭。只有跟民族主義文學的論爭政治上屬敵對性質。

　　海南周刊：論爭的起因有哪些？

　　陳漱渝：論爭起因無法一言以蔽之。激流在奔騰時，如果遇到嶙峋巨石的阻遏，一定會捲起「千堆雪」般的浪花。中國新文學發展的征程也是這樣。恰如魯迅所說：「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魯迅的論爭文字就是為中國新文學開道的劈山巨斧。

　　海南周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魯迅在文藝戰線經歷的論爭呢？

　　陳漱渝：首先，我們應該儘可能掌握論爭的背景和全貌。

　　歷史上的論爭具有其不可改變的客觀性，亦即「本相」，只有貼近「本相」之後才能見仁見智，進行評價。

　　其次，在我看來，魯迅的目標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鬥爭目標相一致，因而在總體上應該肯定，並予以高度評價。

　　當然，我們不能在細枝末節、隻言片語上都以魯迅的是非為是非，對於魯迅批評過的人物也應全面評價其歷史功過。比如魯迅批評過梁實秋，梁實秋在散文創作和翻譯上自有其貢獻。魯迅憎惡章士釗，但章士釗仍然功過並存。

　　　　論爭為學術文藝注入活力

　　海南周刊：了解魯迅參與的論爭有何現實意義？

　　陳漱渝：俗話說：「以史鑒今」。論爭是人類古已有之的傳統，能展示人類自身的智慧和風采。在論爭過程中，雙方的學術視野、知識水平和論辯技巧進行著激烈的抗衡，從而使文化、學術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傳播和推廣。

　　在古希臘，學者之間的論爭蔚然成風，出現過著名的雄辯家伊薩烏斯和著名的詭辯家萊什阿斯。他們能說會道，口若懸河。

　　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也一度呈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面。孟子對他的弟子公都子說過一句有名的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當時論爭的主要對象是楊朱和墨翟———他認為這兩位思想家的言論屬於「邪說淫辭」。

　　當前中國社會處於一個重大轉型時期，作家和批評家都置身於一種多元化的語境之中，特別是文學觀念不斷更新。因此論爭是無法避免的。魯迅在論爭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於當今文壇的探索者都會具有重大啟示意義。不過，魯迅當年是生活在革命年代，動亂歲月，而今「和諧」二字已經成為了中國乃至全球的主旋律。進行論爭的環境和對象改變之後，論爭的方式和文風當然也應相應進行調整。

　　海南周刊：為什麼說論爭會為學術文藝發展注入活力？

　　陳漱渝：隨著現代科學迅猛發展，信息暢達，知識爆炸，事物的相對性、不確定性不斷被揭示，從而動搖了原來僵化的思維模式。

　　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真理。因此，論爭雙方的觀點往往具有互補性，可以通過論辯發展真理。魯迅當年參與的論爭也是這樣。比如「革命文學」的倡導者有些主張不符合中國國情，但魯迅認為這一口號的提出畢竟功不可沒。在「兩個口號」論爭過程中，雙方的觀點各有偏頗，因此魯迅才認為「兩個口號」可以並存。真理愈辯愈明，這就是論爭提供的活力和動力。

　　　　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海南周刊：在魯迅生活的時代，文藝戰線論爭頻發，是否也有其必然性？

　　陳漱渝：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國文學一直處於與世隔絕的單元的文化背景之下，呈現出一幅老態龍鍾、我行我素的固執形象。

　　直到五四時期，隨著外來文化的八面來風，中國文化才真正打破了文化背景的單元性質。多元並存的外來影響，使中國文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群芳競艷的喜人景象。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學論爭的產生就成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情。

　　比如同樣留學美國，胡適等新文化運動先驅者所開採的思想資源是歐美啟蒙運動和科學主義思潮，手段是理智，目標是個性解放和思想文化上的反叛傳統。

　　而梅光迪等「學衡派」骨幹則師承新人文主義思想家白璧德，敵視科學理性主義和藝術中的浪漫主義，片面維護古典主義傳統，因而走到了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

　　又比如同樣留學日本，魯迅接受了明治時代盛行的寫實主義、功利主義影響，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而創造社的批評家成仿吾卻接受了大正時代尊個性、贊創造，在成仿吾看來，魯迅的現實主義作品如《孔乙己》、《葯》等，都是「淺薄」、「庸俗」之作，惟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不周山》 「最出色」。

　　海南周刊：最後，能請您談談編輯出版這本論爭集的主要目的嗎？

　　陳漱渝：這本書具有完備的史料性，收錄的文章大多具有文獻價值；同時又具有可讀性，書中的一些導言和附錄本身就是文化隨筆，適合不同層面的讀者閱讀。

　　不了解魯迅，就不了解一部色彩紛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不了解魯迅經歷的論爭，也就不了解魯迅。

　　魯迅認為，「戰鬥的文章」，是他老師章太炎一生中最偉大的業績，對魯迅亦應如是觀。本書除了提供了詳實的原始資料之外，每一部分都有編者新近撰寫的前言導讀，提供了魯迅研究的最新成果———重版這本書進行的最大調整就是幾乎更新了全部導讀。

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痛打落水狗，決不能心慈手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