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異鄉客心理疾患探微

07年07月4期  

身在異鄉為異客 心中疾苦有誰知


記者 李春雁


2006年2月17日早8點50分左右，日本滋賀縣長濱市華人主婦鄭永善，在迎送孩子集體上學的路上，無言地拔刀刺死了5歲的武友若奈和佐野迅，釀成驚天大案。有關殺人動機，鄭永善供述：「自己的孩子不能和其它的孩子融合在一起，是因為周圍的那些孩子不好。這樣下去自己的孩子就會完了，所以殺了那兩個孩子。」這樣的動機聽起來匪夷所思。經過一年多的審理，2007年6月30日，法醫向大津地方法院提交的精神鑒定報告顯示，現年35歲的鄭永善在犯罪時處於精神失常狀態，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

據悉鄭永善於1999年與日本人前夫結婚後來到日本。相關人士表示，由於孤獨、語言交流能力差、不被周圍的日本人主婦們接受等等原因，鄭永善於2003年前後就已有了心理疾患，患上了精神疾病，常有異常舉動或暴力行為，但並沒有引起周圍人的重視，最終釀下慘案。但慘案的發生，兩條無辜的小生命的慘死，終於還是引起了人們對來日外國人新娘生活的關注，對那些生活在異鄉的人們在孤寂的生活狀態下精神生活的關注。在日華人是在日外國人的一大群體，華人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也引起了華人社會的警覺，一些學者、專家、有識之士開始呼籲華人社會注意關注身邊的同胞，呼籲在日華人要積極融入日本社會的生活，要在生活中學習日本文化，加強交流和理解，注意保持一個健康樂觀的心態，對一些有了心理疾患的同胞，熱情地伸出援救之手，盡最大努力避免悲劇的發生。

據專家指出，在日華人社會中華人的心理疾患問題並不鮮見。除了與日本社會同樣的一些常見原因以外，主要還有第一，身在異鄉為異客，遠離親人朋友的孤獨感；第二，語言交流不暢和母文化與日本文化的疏離感；第三，日本是個單一民族的國家，對移民的排斥。這些原因造成在日華人患心理疾患的人群比例高於日本社會和中國社會的人群。

一、苦悶中患精神幻想症的華人新娘

可以說華人新娘群體尤其是嫁在日本偏遠地區的華人新娘們，是心理疾患的高發人群。

小麗（化名）是4年前嫁到日本長野的華人新娘。來日前她在哈爾濱郊區一家小學做語文教師，丈夫下崗后家中生活窘迫，丈夫卻整天沉迷於麻將桌，不去找工作，出於無奈，同樣經濟上緊緊巴巴的公婆與他們分了家。小麗一個人要負擔一家三口的生活費、6歲的兒子的教育費，還有應付丈夫沒完沒了的賭資，實在難於應付，小麗離了婚。為了躲開前夫的糾纏，在一家婚介所的介紹下，30出頭的小麗嫁到了日本。小麗說，看到日本丈夫時她沒有興奮也沒有失望，因為只想嫁到日本，讓她和兒子能夠有口飯吃，能夠生活下去就滿足了。

丈夫是位40多歲的農民，對小麗和她的兒子也很好。但畢竟是在長野的深山裡，這裡外國人很少，年輕人也很少，居民多是一些50歲以上的老人。因而小麗這個30出頭的外國人新娘很是引人注目。越是落後的地方越是排外，小麗感受到了人們對她的注意，卻並沒有感受到善意。一次她買菜時，有人甚至比比劃劃地問她，在中國吃沒吃過豆腐？這讓小麗哭笑不得，也深深感受到了這裡的封閉和人們的愚昧及對她這個外國新娘的猜疑忌恨。

終於矛盾在小麗找工作時爆發了。深山裡的工作崗位很少，找工打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麗來日一年後，好不容易在一家小作坊找到了工作。也許是年輕，也許是因為語言不好，工作中，一起工作的老太太們總是把最累的活留給小麗。工場長是位50多歲的男性，他卻對小麗很關照，讓小麗幹活時，總是耐心地向小麗說明，並在小麗工作半年後，為她調了一個有點技術含量的相對輕鬆的崗位，這引起老太太們的不滿，於是沒過多久，小麗與工場長有不正當男女關係的流言就在小作坊間流傳開了。老太太們開始當面背後地對小麗指指點點，小麗雖然聽不太懂，也能感受到老太太們惡毒的恨意。干不下去了，小麗只好辭了工。但這裡的封閉、人們的敵視、語言交流的障礙都讓小麗陷入苦悶的漩渦，每天戰戰兢兢地過著日子。漸漸地每當有人說話，小麗就認為他們在說自己與工場長的謠言，看到電視里討論個人隱私的問題，聽得葫蘆半片的小麗也認為是在說自己的事。為了洗清自己，無論去買菜、還是再找工作，小麗都會對人家解釋，自己沒有做見不得人的事。為了證明自己，小麗去找過役所的人，也去找過工場長證明，最後工場長找到她的丈夫讓她去看病，役所的人也建議她去看心理醫生，可小麗不信，她認為日本人欺負她，不相信她。

像小麗這樣由於不適應環境而患上心理疾患的華人新娘不在少數。一位嫁到神奈川的主婦，在買了一座一戶建后感到周圍的日本主婦們很排擠她，經常做些在她的家門前拉狗屎、嘲笑她等事，對她的孩子也很排斥，她與鄰居也吵過幾次。這樣的日子讓她非常痛苦。後來她常常感到有人跟蹤她，出門害怕被人對她的汽車動手腳，孩子上學害怕別的孩子對自己的孩子下毒手，老公在她說了若干次以後，帶她去看了心理醫生，可是事情並沒有好轉，現在她還在心理陰影下掙扎。

二、迷失在感情漩渦中的留學生

6月19日，日本最高裁第三小法庭對長達7年之久的顧京奇、許昕夫婦慘遭殺害一案，做出終審判決。最高裁駁回原筑波大學中國留學生薛松（33歲）的上訴，維持一審和二審的死刑判決。

薛松於1993年來日留學，后在筑波大學經營學部讀碩士，2000年7月在筑波大學為留學生組織的旅遊活動中，認識了同校中國留學生許昕，許昕沒有告訴薛松自己已婚，致使薛松陷入戀情不能自拔。兩個月以後，許昕不想影響家庭幸福，對薛松採取了躲避態度。薛松感到許昕有意疏遠自己，非常氣憤，遂動了殺人之念。許昕平時住在筑波，只有周末才回到位於春日部市的家。2000年9月22日，薛松帶著尖刀，開車來到許昕夫婦居住的公寓停車場。當許昕夫婦開車外出歸來時，薛鬆開車向他們撞去，隨後又手持尖刀向許昕及其丈夫顧京奇的頭部和胸部猛刺，將他們殺死。薛松也成為第一個在日被判死刑的中國留學生。

雖然法庭上法官認為薛松犯罪時精神正常，但無疑對年輕孤身來日留學的留學生來說，如何處理情感問題是他們的一個弱項。很多人在遇到情感矛盾時處理不好，給雙方造成心理傷害，甚至釀成悲劇發生。

小A在國內一家著名高校就讀碩士時，認識了剛剛入校的小B，雖然相差6歲，兩個人還是戀愛了。校園的戀愛很溫馨也很甜蜜，一年後小A碩士畢業，在親友的幫助下來日留學，在一家私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來日後的小A儘管又要打工又要上學，生活很艱辛，但還是不斷給小B寄錢，資助小B在國內的學習，並在小B畢業后，把小B也辦來了日本留學。兩人雖沒有結婚，但在日本的幾年一直住在一起，像夫妻一樣過著小家庭的生活。兩個人都是邊打工邊上學，生活雖是艱苦，但也沒有什麼大的波瀾。這時年過30歲的小A提出結婚，並為此準備起來，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的是，這時小B提出了分手。小A一下子就懵了，百般挽留，並追問小B分手的原因，而小B說兩人價值觀不同，小A不是自己的選擇，堅決地搬了出去。

幾年來全心全意愛著的人，在日本相依為命的對象，把自己所有的身家交與的人，就這樣決絕地走了，小A沒有從這個打擊中走出來，精神一下子垮了，丟下即將答辯的博士學習，丟下在日本的一切回國了。回國后，小A精神恍惚，每天躲在家裡不出來，說話也顛三倒四，思維混亂。父母親友想盡了辦法，看心理醫生、找長輩開導、介紹女朋友等等，均效果微小。整整封閉了一年多的時間，小A才從這次打擊中恢復，神志、生活正常了。可父母再也不放心他去國外留學，博士學習也就半途而廢了。

小A的事在他所在學校傳開后，很多學生譴責小B玩弄感情，但也對小A如此脆弱表示不解。但小A的一位友人卻表示理解，他說，小A在日留學，在沉重的學費和生活費的壓力下，精神負擔很重，忙著打工上學，與社會接觸不多，朋友不多，女朋友小B就是他最信任的人，也是精神上的一個支撐，從沒想過會背叛的人突然背叛了自己，小A被打倒也就不難理解了。其實在留學生中像小A這樣的事大有人在，只是小A走向了極端。留學生的情感生活的確是應引起社會關注的地方。

三、精神重壓下的就職者

應該說就職者和他們的家屬是在日華人中生活比較穩定、精神比較輕鬆的一群人。但這一群在日就職者的精神狀態，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視。

2002年，一位華人IT就職者，在無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在公司跳樓自殺，震驚了公司，也震驚了華人社會。事後經了解，由於在日本的緊張工作中，這位華人常常加班工作，精神上體力上都很累，由於來日不久，日語不是很好，與公司同事交流不多，對日本的企業文化也不甚了解，常常覺得在公司受欺負。而妻子由於來日後就沒有工作，家庭經濟重壓完全落在丈夫一個人的身上。妻子不理解丈夫的苦衷，卻愛和周圍的主婦們攀比，愛慕虛榮，因此家裡經常為了錢吵鬧，這一切讓這位IT就職者覺得不堪重負，終於在一次與家裡吵架后工作又不順利的情況下，做出了令人遺憾的舉動。

社會學者指出，日本社會本來就以工作緊張、勞動強度大而著稱，日本人本身在公司里人際關係就淡薄，因而對於語言文化相異的華人來說，融入公司的文化氛圍並不容易，就職者經濟收入穩定，但精神生活並不豐富，因而就職者的心理健康問題也需要全社會的重視和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