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府在1992年發表了一份官方歷史文件–1962，與中國衝突史

我記得高級將領們到我們這裡來，並且給國防部寫信，要這要那……如果我們有遠見，知道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們會是另一種做法……印度從中國入侵中學到了這個世界容不下弱國……我們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這些話是當時的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1963年說的，當時印度剛剛在中國手中嘗到恥辱性的失敗。作為一個一直用自己烏托邦式的眼光看待國際政治的領導人來說，這場失敗猶如醍醐灌頂。

　　1962年邊境戰爭的失敗讓他意識到，在國際政治中，弱國毫無立錐之地。

　　印度官方歷史中這麼形容中印之間的那場邊境戰爭：「1962年的事件也在政治和外交領域產生了顯著變化，帶來了更多的現實主義。」

　　印中戰爭讓印度開了眼，但即使45年之後，印度人依然沒有意識到導致自己失敗的環境和原因。流行的看法是中國背叛了印度的信任，襲擊我們在拉達克（Ladakh）和東北邊境特區（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的防線。

　　但政府對這次戰敗的調查（尚未解密）、印度政府1992年的官方歷史、已經解密的中國和美國文件、以及印度分析家和學者的大量研究都表明，對於這場戰爭，還有驚人的事實。

　　最顯著的原因是當時的政治領袖讓印度遭受了失敗。不是中國的背叛，而是當時的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以及他的國防部長V·K·克里什那·梅農（VK Krishna Menon）自以為是地相信他們可以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危機，而且即使印度奉行「前進戰略」，中國也不敢進攻印度。

　　前進戰略和對中國不作為的判斷得到了當時的情報局長B·N·穆利克（B N Mullick）的堅決支持。有些分析家認為，穆利克也對誤導政治領導負有責任。

　　對現有資料的分析可以得出印度戰敗的幾個主要原因，它們是：

　　政治領袖們誤判中國不會對印度在拉達克和東北邊境特區的「前進戰略」做出反應；

　　印度軍隊裝備不好，準備不足；

　　中國無根據地認為印度試圖佔領西藏。

　　痛心的報告

　　恥辱性的失敗之後，印度軍方委託亨德森·布魯克斯（Henderson Brooks）少將和P·S·巴加特（PSBhagat）准將調查這場災難。雖然參考資料極為有限，但二人深入挖掘，發現了最初形成「前進戰略」和印軍在當時是如何在政治領袖的壓力下被迫參與衝突的許多資料。

　　亨德森·布魯克斯 – 巴加特報告還未解密。但英國記者內維爾·麥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看過了報告並發表了一篇內容摘要。他是怎麼看到這份報告的不大清楚，有傳聞說是一位高級部長把報告交給他的。

　　印度政府在1992年發表了一份官方歷史文件–1962，與中國衝突史，由國防部歷史局編撰。上述兩份文件都認為，裝備惡劣、準備不足的印軍是被迫對抗優勢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實際上，直到1961年仍擔任陸軍總參謀長的K·S·迪馬亞（KSThimaya）將軍1962曾在Seminar雜誌撰文指出：「作為軍人，我根本無法想象我們單獨與中國公開衝突；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也不能期望能趕上中國。保證國家安全的責任，應該由政治家和外交家承擔。」

　　但是，政治領袖在情報局的支持下命令軍隊在印度宣稱所有的全部區域建立前進據點，其中包括有爭議的地區。

　　「前進戰略」從1954開始實施，不顧中國政府一再抗議，在爭議地區建立哨所，這些哨所甚至常常越過中國的前線哨所。

　　尼赫魯一廂情願地急功冒進，他相信印度由於有美蘇的一致支持，中國不敢反擊印度的前線據點和巡邏隊。

　　這背後的設想是通過逐步設立據點，最後把中國人趕出印度人認為自己擁有的地區。

　　有些印軍將領反對這個政策，認為它在軍事上是危險的。他們知道印軍準備不足，無法在前方抗擊中國軍隊。

　　印度官方歷史中就記載：「1959-1960年間，東部司令部司令官S·P·P·托拉特（S P P Thorat）少將就已經意識到中國在東段對印度的威脅並提出了一些應對威脅所需的要求。但軍方總部以及國防部對此並未多加註意，甚至未通知總理。」

　　軍隊總部的政治化

　　尼赫魯不是專心傾聽軍隊的意見，而是把軍方高層換成一批只會唯唯諾諾的軍官，他們只會服從命令，最終將印度帶向恥辱。這種印度軍方高層公開的政治化也是印度失敗的原因之一。

　　最為嚴重的是，政治家們不負責任和國粹主義的聲明使局勢更加惡化，並使中國人有把柄以「自衛」的名義進攻印度哨所。

　　當時的印度國土部長拉爾·巴哈杜爾·沙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1962年2月4日曾宣布：「如果中方不從他佔領的地方撤出，印度將重複其在果阿的行動，把中國軍隊趕出去。」

　　尼赫魯也於1962年10月12日發表聲明說，他已經「命令印度軍隊把中國人趕出去。」

　　把中國人趕出去。政治家說起來容易，但實地情況卻不同。印軍後勤保障疲弱，準備不足，無法與經過良好山地作戰訓練的中國軍隊抗衡。

　　1962年整年，印中軍隊在邊界線上衝突不斷。但印中邊界戰爭的主要戰事是從1962年10月10日到11月20日之間進行的。主要地點是瓦弄、達旺和阿克塞欽地區。

　　軍方分析家認為，有一系列因素使得印軍崩潰。印度在喜馬拉雅地區的情報設施不足，根本不清楚中方的力量、機動能力和戰術，特別是個別報告中提到的人海戰術。

　　羅德里克·麥克法卡爾（Roderick MacFaquhar）在其《文革起源，第三卷：1961-1966 山雨欲來》（The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1961-1966）一書中責怪印度情報部門未能準確研判中國國內和外交的發展，而只是依賴中情局的簡報，印度駐北京使館關於中國國內經濟危機、中蘇交惡以及台海危機的剪報。而根據這些情報，印度政壇、軍方和情報部門的領導者們就得出結論說中國不會對印度的「前進戰略」做出激烈反應。

　　後來的調查表明，甚至軍方也沒有準備和中方開戰。很少部隊有山地作戰的經驗，武器陳舊，根本不適合山地使用，而且還補給不足。中國人在西藏有補給基地，而且對山地戰事十分熟悉。

　　後勤、指揮失誤

　　而印軍連過冬的服裝鞋帽都不夠。印度官方歷史中說，通訊不暢，沒有道路網路，補給和增援大都由空運完成。

　　彈藥不足，缺乏炮火支援，炮兵在山區沒有機動能力。

　　更有甚者，軍隊士氣極低。軍中的決策十分隨意。官方歷史指出：「有些決定匪夷所思。例如，有兩個被派往平原地區當嚮導的拉其普特（Rajput）人在途中被命令停下來，重新派往卡蒙地區（Kameng）。他們對這個地區一無所知，而不是把他們派往熟悉的瓦弄地區。到處都是一片混亂。」

　　報告還指出，「無計劃的隨意調動軍隊破壞了原有的部署，進而摧毀了戰鬥隊形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是，政府命令向威脅多拉（Dhola，即中方所稱的扯冬）哨所的中國軍隊進攻，並把他們驅逐出去。戰地指揮官曾抗辯，要在麥克馬洪線附近塔格拉峰（Thagla Ridge）的衝突地區戰勝優勢的中國軍隊軍事上是不可能的。

　　有研究指出，9月期間，軍方總部命令前線部隊收復多拉哨所東北方1000碼的中方哨所，並包圍塔格拉峰南側的中國部隊。據亨德森·布魯克斯 –巴加特報告記載，軍方後來的調查指出：「坐在德里的總參謀部竟然對多拉哨所東北1000碼的行動下達直接命令，這是令人震驚的。對己不清，對敵不明，而且在部隊和目標之間還可能有一道山谷，儘管如此，命令還是下達了。這道命令在史上簡直可以與輕騎兵衝鋒相提並論。」（譯註：1854年10月25日，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英軍一支的輕騎兵部隊向絕對優勢的俄國軍隊發起了毫無戰術和戰略意義的衝鋒，全軍覆沒，約600人戰死。）

　　於是政治領袖和軍方總部決定把在塔格拉峰地區進攻和驅逐中國軍隊的任務交給新組建的第四軍。可笑的是，這支新部隊的領導權交給了B·M·考爾少將，他在此之前沒有任何指揮實戰部隊的經驗。

　　就連官方歷史也批評考爾經常越過指揮系統，要麼不經過東部司令部直接聯繫總參謀長，要麼不經過中級軍官直接指揮下級軍官。

　　中印宣布停火后，考爾將軍被隨即解職。他後來離開了軍隊。

　　不使用印度空軍

　　另一個許多分析家和軍事專家認為可以改變戰爭結果的重要因素是印度決定不使用空軍。印度空軍只參加了空投補給的行動，沒有進行任何攻擊行動。

　　前空軍少將A·K·特瓦里(AK Tewary)曾在《印度防務評論》上發表文章表示，如果印度使用了空軍，戰爭的結果可能不同。

　　他譴責當時的情報局負責人B·N·穆利克誇大了中國將因印度空軍參戰而報復性轟炸印度城市的可能。

　　後來，尼赫魯十分焦慮，以至他給當時的美國總統J·F·肯尼迪寫了兩封信，要求美國空軍支持抗擊中國。這些信件到今天依然未解密。

　　但S·戈帕爾（SGopal）在他所著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傳》中摘要記述了這些信件的主要內容：「尼赫魯沒有徵詢任何內閣成員意見，就給肯尼迪寫了兩封信，把情況描述成』已經絕望』，要求立即派遣至少12中隊的超音速全天候戰鬥機，並建立雷達網路。在印方人員的訓練完成之前，美方應派遣飛行員，安裝雷達，以保護印度城市免遭中方襲擊。」

　　戈帕爾還寫道：「尼赫魯還尋求美國支援兩個中隊的B-47轟炸機，襲擊中國的基地和機場。印方的飛行員和機械師必須立即送往美國培訓。」

　　但是1962年11月20日，中國單方面宣布停火。印度喪失了大片領土。在東北邊境特區，中國人向前推進了200公里，幾乎抵達阿薩姆（Assam）平原。最後，1962年12月1日，雙方從各自的控制線後退20公里。

　　合適的時機

　　有些分析家認為這場戰爭錯在印度，因為當時印度奉行進攻政策，激怒了中國，迫使她不得不進行自衛。這個結論並不正確。歷史證明中國對印度的行動了如指掌，一直在等待合適的時機進行反擊。所以，當中國的外部環境緩和后，她就開始教訓印度了。

　　1962年初，中國還在應付來自台灣的反攻威脅，但到6月，這種威脅一旦有所緩和，她就把更多的軍隊調往中印邊界。

　　如果再仔細分析歷史事實就可以了解到，中國1962年10月20日發起的攻擊是經過周密準備的，而且恰逢古巴導彈危機，整個世界的注意力不在這裡。

　　印度官方歷史對中國行動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解釋：「揣測中國刻意在古巴導彈危機發生時發動攻擊是合理的。兩個超級大國正忙於性命攸關的角斗，這讓中國獲得了對印度發動軍事打擊的空間，因為他們不用擔心來自超級大國的干涉。」

　　加勒比海的危機解除后，中國就立即於1962年11月20日單方面宣布停火。

　　印度策劃奪取西藏

　　中印邊界燃起戰火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無根據地認為印度在策劃奪取西藏。

　　分析家們認為，隨著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有關文件的不斷解密，有新的證據說明中國戰前就有思想準備。

　　分析家相信中國的決策者為印度當時與美國合謀要讓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

　　對印度激進的「前進政策」進行懲罰肯定是中國開戰的原因之一。但認為印度正在企圖在西藏造成某種既成事實也在教訓印度的決策過程中起了相當的作用。

　　最近發現中情局50年代曾資助和裝備了西藏境內主要的抵抗運動。中國懷疑印度也是其中一個活躍的力量。這一點至今無法證明。情報局長B·N·穆利克在其1971年著的《中國背叛》（The China Betrayal）一書中也承認了當時中情局在西藏的活動。

　　印度是否有意識地幫助中情局在西藏的作業要到印度解密政府文件時候才能真相大白。但中國相信印度肯定在其中起了積極作用，這也是中國決定懲罰印度的原因之一。

　　英勇的士兵

　　1962年的戰爭在印度人心裡留下了深深的傷痕。政治和軍事領袖們明知軍隊在後勤薄弱補給不暢的地區無法與中國抗衡，仍然讓他們手下的士兵去無謂地犧牲。

　　在那舉國悲痛的日子裡，唯一能夠團結全國上下的，是印度軍人在逆境中表現出的傑出勇氣。據說，即使面對必死的情況，他們也沒有放下武器。

　　戰敗后，詩人普拉迪普（Pradeep）把他們的英勇譜成不朽的傳唱：噢，吾土吾民（Aye mere watan ke logon, jara ankh me bharlo paani 譯註：英文翻譯為Oh, people of my country）。

　　這首歌曾在1963年1月26日新德里的全黨大會上由拉塔·曼格什卡（Lata Mangeshkar）演唱，曲終時尼赫魯無法忍住淚水，放聲大哭。

　　直到今天，這首歌依然讓印度人想起當年在喜馬拉雅山區犧牲的印度大兵

「英勇的士兵」
記得看過長隊的印軍俘虜的照片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