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摸不透的日本人（上）

在
日本，樹是「藍色」的。交通信號燈也是「紅藍燈」——儘管在初來乍到的外人眼中，交通信號燈顯示出來的絕對還是綠色。日本人確實有「綠色」這個辭彙，可一旦要表示樹葉或交通信號燈的顏色，人們更願意使用「藍色」這個詞。

「藍色的樹」並非唯一一個會在一開始讓你對日本感到迷惑不解的東西。日本有上百種細微的手勢和姿態，讓人覺得這個國家可能有點不合常理。當日本人表示自己時，他們會指向自己的鼻子，而不是心口。許多餐館連一把椅子都沒有。日本人計數單位是萬，這樣，日本人口便是12500萬，而不是你可能以為的125百萬（註：英文以千、百萬、十億為單位）。日本的曆法也與眾不同。紀年更替不是按直線推算，而是依照天皇統治的時間來進行周期性計量——這樣算來，我發出這份稿件的時間不是2008年，而是平成(Heisei) 20年。

這些只是表面上的差異。這些在許多地方都能察覺到的細微不同，會讓一位以西方文化為本的觀察者覺得「古怪」。但即使是有經驗的日本學家也會發現，日本是一個顛覆常理的國家。拉夫加多•赫恩 (Lafcadio Hearn)是一位愛爾蘭裔希臘人，他在1890年選擇來到日本。當時，這個國家剛剛面向西方開放了10個年頭。赫恩寫道：「日本事物的外在陌生感，產生出一種令人難以描述的離奇顫慄，一種只有在體會完全生疏的事物時才會產生的怪誕感覺。」

赫恩既非幼稚，也不是種族主義者。作為一名入籍日本的公民，他以小泉八雲（Yakumo Koizumi，或應該寫作Koizumi Yakumo，因為日本人將姓氏排列在前）的名字廣為人知。他娶了一位武士的女兒，用日語交談，並在日本度過了生命中最後15年的時光。然而，他所體會到的某種情緒，也正預示今天長期旅居日本的人們所經常表達的困擾：無力把握他們想像的日本的精髓。小泉八雲說：「很久以前，我最好、最親密的日本朋友在去世之前告訴我：『當你發現，花了四、五年的功夫，自己卻根本無法了解日本人的話，那就說明，你將了解他們的一些東西了。」值得一提的是，小泉的著作名稱就是：《日本：一個解釋的嘗試》(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在這番嘗試一年之後，小泉八雲便離開了人世。

在讀過《日本鏡像》(Japa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這本書之後，我不得不思考日本的特殊性這個問題。這本書的作者、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辯稱，日本與西方及其它文明之間不僅是細微的差別，「這種差別是如此之大，以致於我們通常所採用的理解工具都顯得不好使。」當我打電話到他在英格蘭的家中時，他承認自己就像小泉八雲一樣，對日本思考了15年，最終卻還是一樣迷惘。他說：「剛到日本時，我還有一種熟悉的感覺，然後事情就變得越來越陌生。日本的獨特性在於它聯貫了兩個不同的方面：表面上是一個現代的、理性的經濟體，有政治、法律等各種東西。但在這些的後面，又有一整套迥異的社會規範和宗教信仰。幾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相撲到茶道，甚至是商業上，都有一種言外之意，話外之音。」

甚至，就在我5年前擔任英國《金融時報》駐日記者之前，就已經知道日本是個不一樣的國家——非比尋常的不一樣。當時，我像大家一樣去讀西方人類學研究中關於日本的經典讀本——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這本書開篇第一句話便是對這種陌生感的確定：「日本人是美國曾與之戰鬥過的最陌生的敵人。」

依據對日本移民的採訪，本尼迪克特描述了一個在完全不同基礎上運行的社會。她的著名概括是，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而不是（基督教類型的）罪感文化。這種文化帶有一套武士道催生的榮譽法則，其中包含了神秘（無法直接詮釋的）「義理」(giri)、「恩」(onn)、「恥」(haji)、「義務」(gimu)。它讓我們了解到復仇和切腹所產生的榮譽感，以及投降所帶來的恥辱。這本書直至今日都毫不遜色。而讀完這本書，你會很容易形成如下結論：日本是另外的一個世界。

坦白講，我一直對這種看法心存懷疑。我的理論起點是，人就是人，而任何試圖把他們變成其它樣子的行為都可能另有目的，例如，為了與之交戰而做前期準備。以此結論為起點，我的基本觀點仍然是，日本不比瓜地馬拉、馬達加斯加或英國更古怪。但我的信念受到了嚴重挑戰。

2002年，在我初到東京時，除了「藍色的樹」以外，還有其它一些事情需要慢慢習慣。例如，剛開始有一次，我邀請到一位年高德劭的電視主持人共進午餐，當時，我一屁股坐在了離門最遠的座位上，這使得餐廳員工驚懼萬分。這個座位是所謂的上座，為貴客所保留。我搶了這個座位，基本就相當於在一個眾所周知的名人頭上澆了一大杯啤酒。（主人應該坐在背靠門的位置，在古代，這個位置最易受到忍者的攻擊。）

還有其它事情。早上六點鐘，建築工人在我的房子外面跟著大喇叭播放的音樂跳起了伸展體操——這在西倫敦可是非常少見的。我還要應付一個似乎是完全顛倒過來的、充斥著社交地雷的語言。人們在做每一件事時都執迷於準時性、禮貌性、整潔性及絕對的嚴肅性，讓我感到驚詫。我非常努力，但也只認識了一些禮貌的熟人，甚至到了街上都難以與人對視。

除了這些較小的文化調整，身邊的日本人幾乎每天都告訴我，「西方人很難理解日本」。雖然有時這完全只是被採訪者試圖混淆是非，但的確有很多日本人似乎真的相信，在經濟與家庭關係、審美範疇、道德及座位安排方面，日本非常與眾不同。沒有誰比日本人自己更會鼓吹自己的獨特性。

（待續）

本文作者戴維•皮林是英國《金融時報》駐東京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