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援:「自由民主派」若得勢 共產黨人骨灰難留

       羅援，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常務理事兼國際軍事分會會長，少將軍銜。　　羅援，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常務理事兼國際軍事分會會長，少將軍銜。
　　在羅馬尼亞，羅援想去參觀一下羅馬尼亞原革命領導人喬治烏·德治的紀念塔。但去后羅援才得知，這座紀念塔現在叫「無名烈士紀念塔」，塔前點著長明燭，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紀念塔周邊鋪著大理石，以前立著一些幕碑，這時，從塔里走出來一位老人，他是紀念塔的工程師。他說，「埋在這兒的都是羅馬尼亞政治局委員，但現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邊有一條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牆，擺放的都是原羅馬尼亞中央委員的骨灰，「我去的時候，這些骨灰全沒了，被清理了，不允許擺在那。」

　　這給了羅援一個啟示，「如果讓所謂的自由民主派得勢，倒霉的是老百姓。這表面上看是一場民主的革命，實際上也是血雨腥風，最後共產黨人連骨灰盒都不能留下，這說明有了他們的自由，就沒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九派新聞記者王朋朋 發自北京

　　8月底的北京，還不到晚7點，夜幕就罩下來了。

　　在軍事科學院附近的一家自助餐廳，就餐的人並不多。羅援給自己盛了一碗粥，在盤子里裝了少量麵條、半截玉米，及一些萵筍片。

　　餐桌上放著一本書，是羅援近期出版的專著《鷹膽鴿魂》。

　　「你們稱我為鷹派，我也不否認，但我長了鷹的眼睛和鷹的爪子，同時我又長了鴿子的頭和心臟。我們是尚武，但我們更崇尚和平」，在美國出席一次戰略對話時，羅援這樣做自我介紹，引得台下一片掌聲。

　　那時，他就萌生了一個想法，要寫一本書，書名就叫做「鷹膽鴿魂」。

　　他強調說：「我是一個理性的鷹派，而不是一個莽撞的鷹派」。羅援的聲音並不大，但他把「理性」兩個字吐得很重。

　　席間，他起身穿過餐桌，拿了杯牛奶。65歲的羅援身高1米83，穿著豎條紋的襯衫，身形挺拔。坐下來后，他先聊到了父親羅青長。

　　不太贊成「紅二代」這個稱謂

羅援認為「紅二代」這個稱謂，是將革命幹部子弟和人民大眾做了個區別，每個階層都有自己的後代，如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為什麼偏偏提「紅二代」？　　羅援認為「紅二代」這個稱謂，是將革命幹部子弟和人民大眾做了個區別，每個階層都有自己的後代，如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為什麼偏偏提「紅二代」？
　　羅青長是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於2014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父親從小就教育我們，要反對特殊化，反對『自來紅』，這是一種封建血統論。」

　　羅援認為「紅二代」這個稱謂，是將革命幹部子弟和人民大眾做了個區別，每個階層都有自己的後代，如農民、工人、知識分子，為什麼偏偏提「紅二代」？

　　「父親總跟我講，他是農民的兒子，是黨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從而有幸能在毛澤東周恩來身邊工作，你們這些後代不要高高居上，要把自己當成人民的孩子。」

　　「我們兄弟六個，老大穿舊的衣服給老二，老二穿舊了再給老三。衣服破了，就自己打上補丁，那時候我們覺得穿有補丁的衣服是一種光榮。」

　　從初中一年級到「文革」，三年時間裡，羅青長讓羅援兄弟幾個利用假期去「時傳祥清潔班」掏大糞、去公安總隊和解放軍摸爬滾打、去公社大隊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

　　羅援能體會到父親的良苦用心，「父親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兩條，一是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再就是不忘本，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這在我身上，都有烙印。」

　　這些烙印有沒有受到過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衝擊？羅援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他隨後說起了去丹麥做武官時的一次經歷。

　　遊歷羅馬尼亞的兩點啟示

1960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參加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並出席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羅黨第一書記喬治烏—德治(右三)到機場迎接彭真。　　1960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參加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並出席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羅黨第一書記喬治烏—德治(右三)到機場迎接彭真。
　　去丹麥，途經羅馬尼亞，羅援想去參觀一下羅馬尼亞原革命領導人喬治烏·德治的紀念塔。

　　「我父親隨中央代表團參加過喬治烏·德治的葬禮，所以我想沿著父輩的足跡故地重遊。」

　　但去后羅援才得知，這座紀念塔已經不叫「喬治烏·德治紀念塔」，而是叫「無名烈士紀念塔」，塔前點著長明燭，有士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接近。

　　這時，從塔里走出來一位老人，他是紀念塔的工程師。見有中國人來訪，覺得親切，老人和士兵溝通，獲得允許后將羅援帶到紀念塔附近。

　　紀念塔周邊鋪著大理石，以前立著一些幕碑，「埋在這兒的都是羅馬尼亞政治局委員，但現在墓碑全都清空了，墓地被挖成了深坑。」

　　另一邊有一條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牆，擺放的都是原羅馬尼亞中央委員的骨灰，「我去的時候，這些骨灰全沒了，被清理了，不允許擺在那。」

　　這給了羅援一個啟示，「如果讓所謂的自由民主派得勢，倒霉的是老百姓。這表面上看是一場民主的革命，實際上也是血雨腥風，最後共產黨人連骨灰盒都不能留下，這說明有了他們的自由，就沒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當然，民眾對羅馬尼亞共產黨執政時期的失誤是非常不滿的，比如貪腐問題」，羅援當時動了好奇心，想去看看齊奧賽斯庫埋在什麼地方，隨行武官告訴他，在一個無名公墓。

　　齊奧賽斯庫的墓地在一條土路上，老百姓給他堆了個小墳包，點上長明燭，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墳上撒滿鮮花，表達對他的懷念。

　　「這給我另一個啟示，老百姓對共產黨還是有感情的，若共產黨脫離了老百姓，老百姓就會把共產黨給拋棄，但若共產黨給老百姓認真做事，老百姓就會念念不忘。我覺得現在中國共產黨走的這條道路，是正確的，是符合歷史潮流的。」羅援說。

　　道路正確，但有缺陷和不足

「有人說法制是萬能的，監督是萬能的，我想說，周永康不懂法嗎？徐才厚不懂法嗎？」「有人說法制是萬能的，監督是萬能的，我想說，周永康不懂法嗎？徐才厚不懂法嗎？」
　　就餐的大部分時間，羅援都在講話，在切換話題的間隙，他才低下頭，吃幾口盤子里冷下來的麵條。

　　談到反腐問題，他沉默了幾秒，「這正是共產黨的高明之處，我們有自我糾偏的能力，寧肯壯士斷臂，也要清理出體內的毒素，我們走的是一條創新的路，走的過程中雖然磕磕碰碰，犯了左傾錯誤，犯了右傾錯誤，但我們都憑著自身的力量，把它糾正過來。」

　　在羅援看來，治理腐敗主要有四點。第一是在政策制度上需要反思和改進；第二是法制建設的完善；第三就是需要民主監督，要有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第四就是傳統教育不可缺失。

　　「有人說法制是萬能的，監督是萬能的，我想說，周永康不懂法嗎？徐才厚不懂法嗎？他們為什麼知法犯法，動不動就貪污幾千萬、上億的財產，這是昧著良心啊，是一個做人底線的問題，所以我說這就是一個理想信念的教育問題，人得懂廉恥、得自律啊。」

　　羅援認為，在制度上做一些改革，並不是要改頭換面，「我們的道路是對的，如果這道路上有缺陷和不足，可以進行修修補補，甚至做些大手術，習近平主席說得好，鞋子合不合腳，我們自己知道。」

　　羅援打比方說，「解放鞋穿得好好的，非要換個高跟鞋，那根本不合腳啊，當然，也有可能在上坡或下坡時，腳會不舒服，但只要把鞋帶松一松或緊一緊，就挺好的，沒必要把鞋扔掉。」

　　新書獻禮抗戰勝利70周年

8月2日，《鷹膽鴿魂》在北京首發，羅援說，謹以此書獻禮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書中收錄文章124篇，涉及南海問題、釣魚島之爭、設立防空識別區、兩岸關係、軍隊建設等。　　8月2日，《鷹膽鴿魂》在北京首發，羅援說，謹以此書獻禮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書中收錄文章124篇，涉及南海問題、釣魚島之爭、設立防空識別區、兩岸關係、軍隊建設等。
　　在與九派新聞(微信號:cjrnews )記者聊天的間隙，羅援的手機突然響起來。接電話時，他側了側身體。

　　「我給你打電話，讓你來參加我的新書發布會，打了好多個，沒人接……」

　　在聊到釣魚島問題時，羅援認為不能世世代代拖下去，「關於釣魚島，小平同志曾說過，『我們這一代人智慧不夠，交給下一代人來解決』，所以我們這一代要有我們這一代的歷史擔當，不能把這問題一代代傳下去，起碼我們這一代解決不了，也要給下一代解決做好鋪墊，打好基礎。」

　　未來中國有沒發生戰爭的可能？羅援覺得「主動權不在我們手裡，中國主張用和平手段來解決國際爭端，但到底是用和平手段還是非和平手段，不是中國一家說了算。」

　　除了上班、開會、講課，羅援大部分時間都在網上，但他並不使用微信。「我上微博人家都無端地謾罵我，又何必再去招惹微信。」

　　他接著又補充說：「網上有人攻擊我，說我家族的子女在美國，我想聲明，我的家族子女都在中國，我的妻子子女一直陪著我生活和工作，我們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永遠不會背棄祖國。」

　　羅援生活中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微微笑了笑，說平常人。

　　記者把桌上的書推過去，請他簽名，他拿起筆，手一揮，寫下「精忠報國」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