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泉: 紅色下的婚姻，莊重下的詼諧

紅色下的婚姻，莊重下的詼諧 ――評旅美作家冰凌小說《婚夜》

文革，作為一個充滿非議與神秘的特殊語彙，永遠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話題。經歷過文革一代的人，文革意味著許多，苦難與財富，激情與浪漫……未經歷文革的，文革在我們的眼裡，是個陌生而又熟悉的字眼，關於文革我們不知道的太多，但從老一輩的經歷與講述中，我們又確實知道了許多。作為出生於80年代的我，對文革的印象是模糊的，但作為一個中文系的大學生，對文革這一段歷史又有著太多的感慨。從文革期間唯一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到地下文學《第二次握手》，從文革結束后的傷痕文學再到反思文學，以及後來的知青文學等等，關於文革或反映文革的文學作品，我們所接受的信息量不可謂不多，但我們從中得到的不是激昂的革命鬥志就是對於文革造成罪惡的深徹痛訴與為何會發生的深刻反思。激情，也許是當時的事實，是當時的一種人生狀態與生活方式，或許，忽略了許多的細節，也淡化了許多人的喜怒哀樂，終於，等到了歷史的那一刻，文革結束，所有的苦痛與不幸，在壓抑了太久太久之後終於爆發了，於是我們看到了太多的用血與淚鑄成的文革史。

文革，作為一個沉重的包袱，沒有人能夠輕易地加以調侃，以輕鬆的態度加以戲謔， 因而文學史上留下了一段長長的而又四平八穩的文革血淚史與反思史。今天，當我讀到旅美作家冰凌的小說，特別是關於文革的小說，那種幽默與詼諧，給人以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一掃以前對反映文革作品的沉悶與單調的認識。

小說《婚夜》是冰凌寫文革題材成功的作品，它藉助一對青年男女在文革這一時代大背景下結婚這一事件，寫出了泛政治化的日常生活。這一時代大氛圍與男女戀愛、婚姻個人情感需要之間的矛盾、衝突，如何在「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的社會重壓下完成個人情感如戀愛、結婚等的需要，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幽默與審美奇趣。

在階級鬥爭、政治鬥爭高於一切的年代，整個社會都被納入鬥爭這一大漩渦，社會政治生活的主題高度集中，除了鬥爭還是鬥爭。而一切屬於「家務事、兒女情」等「私人」生活及個人情感和內心活動等都是被禁止的，因為這些是會影響革命鬥志與動搖階級立場的，是要嚴厲地加以規範和自覺地加以規避的。但階級鬥爭的複雜性與長期性，需要階級鬥爭要長年累月地講，而家庭、婚姻又是每個人所必需的，並不能因為革命鬥爭的需要，而放棄了家庭婚姻的存在，從而也放棄了培養下一代革命接班人的光榮使命，這樣勢必會使革命陷入後繼無人的危險狀態，這當然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導和整個革命鬥爭的需要。而這種情況在文革期間也並未出現，這說明著講階級鬥爭並不影響婚姻家庭的成立，其中意味著鬥爭與婚姻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契合――那就是自覺地將婚姻納入革命鬥爭的行列，使之符合整個革命話語的規範。這方面的代表作，《婚夜》是其最好的表現與體現。通讀《婚夜》全文，會出現兩種不同的閱讀視野，一是它真實地再現了文革時期婚姻的一般形式，令人感到熟悉、親切；一是它滿足了一部分讀者對文革時期獨特婚姻形式獵奇的心理，在他們的心扉中打開了另一片有趣的天地。這當然是針對兩類不同的讀者群而進行的劃分，一是經歷過文革的父輩，一是出生於文革以後的「後文革一代」，這兩類人對《婚夜》的不同讀解，而又導出共同的審美效果――幽默，詼諧，實際上均源於作家冰凌對文革時期生活的深切感受和對幽默形式的高超把握。

青年男女甫衛東和錢小梅想從一般戰友發展為更加親密的戰友，利用甫衛東舅舅周末回家空出的在廠房裡的宿舍，「團結起來，去爭取更大的勝利」，自願「結合」結婚。小說以「甫衛東關上房門，扣上保險，心口不禁一跳」開場，設想一下，一間宿舍，孤男寡女，又是結婚這一人生一大喜事，甫衛東心口能不怦怦亂跳嗎？奇怪的是，結婚是件喜事，而甫衛東卻顯得有些謹慎、緊張，自己的愛人在眼前，也只能是瞥了一眼。心知肚明的錢小梅也做著同甫衛東一樣的動作，「關起窗戶，插上鐵銷，」還特意檢查了窗戶是否密不漏縫。雙方彼此的小心謹慎意味著怕別人發現，意味著即使像他們兩人自由自願結合在當時也不是受到提倡的，依然是要小心行事的，依然是要在符合革命話語的情境下進行的，於是，就有了下面精彩的鏡頭。

錢小梅的出場是「走在床邊上，低著頭，翻看著一本《毛選》」，而屋外是高音喇叭在播放著「造反有理……」的語錄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曲。《毛選》、語錄歌、講政治，講鬥爭，是當時的規範話語和通行證，只有在符合這樣的規範，對話才得以進行下去，行動也才能得以進行下去。於是，甫衛東與錢小梅雖然孤男寡女，身處一室，卻也不能就此獲得說悄悄話，談起兒女情長的權力來，這是大時代不允許的，也是自己本身所應迴避的。這樣，自然而然，《毛選》就成了話題的突破口，讀《毛選》與結婚就奇妙的聯繫在一塊。當錢小梅手中的《毛選》滑落在地，甫衛東檢起遞給錢小梅時，本是一次極好的機會，但經過一番激烈的內心鬥爭之後，脫口而出就變成了關於讀《毛選》的交流。四遍、七遍，這就有了差別，也就有了錢小梅對甫衛東的敬佩，認識了差距就要迎頭趕上，於是就需要「一幫一」、「一對紅」，這時，甫衛東巧妙地將探討學習《毛選》與個人戀愛聯繫起來，「把毛主席的書讀到一千遍，一萬遍，讀……一輩子。」錢小梅也心領神會，「兩腮漲紅」點點頭答應個「好」字。像這樣的革命對話，在當時看來是理所當然，再平常不過的了，但在錢小梅和現代讀者的心裡，這裡面所蘊含的意思是不難理解的。

文革時期，情愛是禁區，但即使再革命，也無法排遣作為人在青春期里對異性的「天性」傾慕與愛戀，不妨礙男婚女嫁，因而，「以革命的名義」，在「並肩戰鬥」的同志中邂逅年輕異性，以建立「革命友誼」。這是文革期間男女戀愛婚姻的一種普遍模式，但就算戀愛也不能不作出革命的自律，「要聽毛主席的話」絕不能搞「資產階級的那一套」，要有那麼點「革命本色」。在小說《婚夜》中，男女主人公完全是在「時代精神」的指引下，遵循「革命本色」來談情說愛的。讀《毛選》，交流學習心得，在交流中尋找革命戰友，這是符合時代精神，具有革命本色的第一要點。

這種「革命本色」還體現在戀愛話語的革命化，純潔化上。那時的戀愛沒有花前月下的纏綿，牽手，接吻與擁抱，更沒有現在小兩口的成雙成對，敢於在公眾場合，隨便牽手，嬉戲。那個時代，即使偶爾並肩而行，拉了一下手都心跳加速並觸電般地彼此將手抽回，似是做了卑鄙的勾當。戀愛的浪漫完全融化在革命鬥爭的激情與驚險中，戀愛話語也相應地轉化為革命話語，把具有特定歷史意義的革命話語解碼為戀人之間聽得懂的「情話」，這無疑成為當時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如戰友，同志，是兩個階級稱謂和政治身份的標誌，只有是在同一戰壕和志同道合的「紅五類」才配享有這樣的稱呼。但在文革特定的年代，這一稱呼卻倒流行為年輕男女尋找志同道合異性的稱謂，即今天我們所說的「情人」、「戀人」的意思，羅大佑有一首歌就叫做《戀人同志》，用的就是當時文革的特定涵義。小說《婚夜》中，作家充分利用文革時期的流行語，創造出具有雙重審美意蘊的效果，而這不也是作家對當時文革生活的一種幽默表現，而這種幽默讓我們看到的不是生活沉重的一面，而是生趣詼諧的一面。「一幫一」、「一對紅」原本是指兩個人自由結合，互相幫助，交心談心，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甫衛東和錢小梅在學習探討時不僅沒有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反倒在靈魂深處爆發私情，在組織形式掩蓋下搞戀愛，實在是高！結婚不叫結婚，而叫「結合」；做愛，當時並不敢用這樣的字眼，其實應該是房事，也是不能放在嘴裡講的，於是需要的時候就用「讓我們團結起來，團結得像一個人那樣」這樣的毛主席語錄來替代，當錢小梅有點扭捏，放不開時，甫衛東就用毛主席的教導鼓勵她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在這過程中，還一直用這樣的語錄來給錢小梅打氣「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爭取勝利！」這樣熟悉的流行語，運用在這樣的場合，也算是當時的一大發明創造，或許，像這樣的濫用語錄，在當時各行各業也是屢見不鮮，算是理論聯繫實際的一大運用吧。這在今天的讀者看來，是非常有趣新鮮的，讀來令人噴飯，詼諧幽默感也隨即產生。

甫衛東與錢小梅婚夜的獲得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果，而是彼此自願結合的一對新人。在文革時期，受「破四舊」的影響，傳統的一般婚禮也遭受很大改變，甚至只要兩人彼此相悅，在毛主席像下，就可自行結合。甫衛東與錢小梅就屬於這類，因為白天要革命，講鬥爭，要工作，所以那時的結合婚禮大多安排在晚上。甫衛東與錢小梅如果沒有經過宣誓最多只能算是結婚前的偷情，而在當時這種婚前的偷情是會讓人恥笑的，難怪錢小梅會說「我們還沒有結……結合呢？」。於是，甫衛東與錢小梅就按當時的做法自行結合，先學習一兩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團結起來，去爭取更大的勝利；再把不夠「革命」不夠紅的名字改一改，這無疑是當時的一種時尚，為了革命，甚至連姓氏都可以改，錢小梅會被認為是「充滿資產階級的情調」，而當時的改名，則大多根據革命歌曲、小說和烈士事迹中的人名，錢小梅改為錢紅梅，創意就在於「紅岩上紅梅開」，這樣話，可以說是很紅夠革命的，但錢小梅卻還覺得「沒有改掉資產階級的情調」，因為「紅梅前面加上錢，這朵紅梅就長在銅臭味里。」不能說這種階級覺悟不高？最後乾脆連姓都不要了，改為「肖梅」，不僅沒有了銅臭味，而且還蘊意深刻，「消滅美帝國主義」；甫衛東因為跟叛徒甫志高同姓，就把姓改了，變為「許衛東」，根據的也是革命先烈許雲峰，人們比較容易聯想起來。這樣重大的改名換姓，明天只要貼個「嚴正聲明」就可以了，真是為了革命，連犧牲都不怕，還在乎區區的改名換姓，這跟現在農村有些兒媳婦進門改名字一樣，也是為了避諱，不過後者所包容的意義顯然不如前者那樣來得深刻，畢竟在今日看來，裡面包含著豐富的審美意蘊，這也是為什麼到現在人們還能對這種改名發生興趣的原因。

那個年代跟革命有關的東西總是充滿著神聖的意義。一壺延河水，那來自革命聖地延安寶塔山的延河水，喝著它，「心中激蕩著滾滾延河水，就好像我們來到革命聖地延安。抬頭望見寶塔山，心中想念毛主席。」「我彷彿望到那尖尖的寶塔山，還有那燈火輝煌的延安窯洞，毛主席就坐在窯洞里，揮動巨筆寫著《矛盾論》、《實踐論》……」這樣的儀式，這樣的激情，這樣的革命，都是那樣的自然，那樣的自覺，那樣的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最私人化的男女戀愛婚姻上。

在整個「文革」十年中，婚姻中男歡女愛的感情成分完全被階級鬥爭所淹沒。「親不親，線上分」――階級不合，觀點、路線有異，夫妻便會反目，便會互相鬥爭，互相揭發，一個小家庭，也要嚴格地劃清界線。現在的人們當然很難理解那樣一種奇怪的情形，但那確實曾經是那個時代里的婚姻時尚：革命與鬥爭。這在小說《婚夜》中表現也十分突出，也十分細膩。當錢小梅問起甫衛東舅舅有沒有隨造反派到市委鬧革命時，甫衛東「低著頭」：「我真為他痛心。它是中間派，逍遙派，毫無革命鬥志，是工人階級隊伍中極少數落後分子！」甫衛東舅舅的階級立場的「不堅定」使得他抬不起頭來，覺得在人面前丟臉，為有這樣的舅舅而感到痛心，其結果是「差一點不向他借這個宿舍了」，當革命與私情發生衝突時，情況就有點分不清了，甫雖痛心他舅舅，但還是向他借了宿舍；錢小梅「嘴巴動了動，欲語又止」，理性與情感也是出現了激烈的衝突，最終情感稍稍佔據了上風。當親戚的階級立場，階級成分出現問題時，勢必影響著戀愛婚姻的雙方，成為其戀愛婚姻能否繼續下去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當結合后的錢小梅向甫衛東交待其爺爺歷史問題時，甫衛東「猛然鬆開手，驚疑地看著肖梅」，感到事情的嚴重，精神有些失常，像是在質問也像是在自言自語：「小業主？怎麼會是小業主呢？你……你不是紅五類嗎？你爸爸不是還當過童工？苦大仇深，怎……怎麼你爺爺又變成了小業主?」「階級意識」鑄就了甫衛東身上的敏感神經，在那個年代，一不小心，愛上了個「階級敵人」，便會招來被革命、被批判和鬥爭的後果。從中，我們不難理解甫衛東當時的心情，自己的愛人一下子就變成階級敵人，還要冒著被批判被鬥爭的危險，婚姻完了，自己的前途也完了，這真是喜極悲來。然而作家並無意製造悲劇，以「打了地主一記響亮的耳光」扭轉了階級成分的定位，「紅色小業主，跟中農差不多」，中農，又分上下中農，下中農屬於紅五類，而上中農距離黑五類中的富農還差一個等級，不屬於被批鬥對象，這樣劍拔弩張的階級對立，轉瞬間化為人民內部的矛盾而得到解決。沉重之後又轉為輕鬆，一波三折，化險為夷，最後又在一陣緊急的敲門聲中再次調動讀者的好奇心。

《婚夜》的成功來源於冰凌對文革生活的深刻體驗，來源於冰凌本人的幽默感以及對幽默的高超駕馭。文革期間的革命流行語，結婚儀式的程序化，改名字，站立場……這些都是經歷過文革一代所熟悉的，作為十年文革所特有的東西深深地烙在了人們的心裡，影響著一代人的生活，當現在人們再次去面對時，發現在那荒謬的整個社會都瘋了的時代下還隱含著一種和諧，一種幽默。冰凌的過人之處在於將這些普通人所熟悉的東西藉助一次婚夜，以一種簡樸自然的形式體現出來，妙趣天成，毫無斧鑿之跡。

小說《婚夜》 選自《冰凌幽默小說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