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歐亞大陸——中國大戰略轉型

發表於 2012-2-26 14:07:29    來源  CHN強國論壇



回歸歐亞大陸——中國大戰略轉型

Return to Eurasia——Shift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趙葆珉Zhao Baomin


[摘要]文明是地緣的產物，東西方文明觀念根深蒂固的差異源於地理因素。數千年華夏文明始終作為一種整體性力量而存在，文明力量是中國的戰略優勢之一。如同歷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樣，過去200年，中國成功地消化了西方文明的衝擊。伴隨著美國衰落，中國海上進取的門戶洞開，而固有的國家戰略也開始復活。中國應繼續保持戰略克制，與美協作，實施大戰略回歸。西部戰略通道的開拓將締造全新的歐亞世紀。

[關鍵詞]文明競爭；中美和解；戰略克制；海權競爭；歐亞世紀

本文屬「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項目「回歸歐亞大陸——中國大戰略轉型」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Abstract] Variety of civilization is the product of geography. The discrepancy of cultural notions can be traced to deep-rooted geographical factors. For fifty centuries, Chinese civilization exists as a unitary force. The value of culture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repeatedly happening in its millennium-long history, China has digested successfully the shock of the West civilization in the past two centurie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oor is being opened for China on the sea fro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ventional land strategy is also coming aliv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ursue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self-restriction,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ift its strategic attention to the Eurasia. The strategic corridor opened on West China will create a new Eurasia Century.
[Key words] Culture Competition; Sino-US Compromise; Strategic Self-restriction; Struggle for Sea Power; Eurasia Century

文明是地緣的產物，文明秩序源於地理條件的性質，它始終融匯著地緣的清晰特徵。[1]引發東西方文明觀念衝突的是地理根源的客觀邏輯。東亞與西歐是歐亞原生文明的發祥地，孕育了相互衝突的文明觀念。地理因素塑造了東西方文明觀念，也為東西方文明競爭提供了基本的地理空間。

西歐地緣破碎，政治分立，分權與均衡始終是西歐歷史文明的特徵；而廣袤綿延的東亞大陸塑造了根深蒂固的統一與穩定的觀念。過去200年東西方文明爭鬥即在這一集權與分權、統一與制衡的觀念下展開。文明觀念的差異始終牽動東西方文明競爭的命運。

獨步歐亞大陸——中央王國根深蒂固的陸權戰略

中國是一種文明力量，混然成體，萬世一系，在其歷史與地理空間中居於核心地位。地理幅員與其特徵塑造了中國的文明觀念，決定了中國歷史的大勢，也賦予中國持久的大國抱負。中國自負天朝，立國5千年，東限重洋，西界高原大漠，在以千年為經緯的歷史舞台上，坐擁穩固的戰略後方。中國的核心疆域東西南北貫通，廣袤綿延且渾然一體，沒有地理上明顯的分割，這種獨特的地理排除了割據與偏安勢力的存在，奠定了統一穩定的根基，塑造了東亞文明的整體性特徵。自秦統一之後，大一統的政治潮流始終是中國歷史的主軸。地緣根基決定了古典時代中國持久、有效的對周邊的主導地位，它是華夷秩序的力量基礎。

文明力量是中國的戰略優勢之一。中央王國數千年屹立於亞洲心臟地帶，作為一種整體性力量立於不敗之地，它天然成為亞洲穩定的根源。中國的力量根基來源於遼闊的疆域與天然的大國人口，這一力量基礎在中央集權的紀律與嚴整之下團聚起來。立國五千年以降，中國始終沒有遭遇過文明觀念上勢均力敵的競爭者，在傳統意義的歐亞爭奪中，周邊地區始終不存在與中國持久爭奪的力量重心。每當中央權威淪落，中國以周期性的王朝戰爭實現內部的權力更替；而每當國家衰落，不能抵抗邊疆民族的入侵時，中國即以文明的力量實現復興。邊疆民族數度入主中原，最終都被中土文明所消融，它們不能從根基上挑戰華夏文明的優越地位。

中國在漫長的世紀里堅守著自己的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依靠文明力量的情感紐帶將人民團結在一起，用文化的精神塑造影響周邊世界。農耕經濟、儒釋道合一的倫理、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一直在周而復始地延續著。儘管經歷周期性的混亂和解體，中國完整地守護了文明帝國的穩定秩序。地緣奠定了中國在區域秩序中的核心地位，華夏文明歷經千年以和平與榜樣的力量傳播到東亞，形成與東亞有機關聯的歷史整體。中國因而在東亞的地緣政治中背負宿命，東亞的歷史始終被中國的興衰所牽動。沒有超然的中國利益，中國繁榮穩定東亞即幾乎沒有戰爭，而當中國出現混亂或崩潰時，東亞即上演噩夢。

華夏文明始終在挑戰中顯示能量。5千年內，與北方高原游牧部落周期性的衝突形成這個民族的歷史。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央王國的天敵，游牧部落周期性的入侵喚醒中央王國的力量。漢唐是中國歷史的巔峰，它們都在與游牧帝國的殊死搏殺中將固有的活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兩朝強盛時期，中國的疆域達到了當時技術手段所能達到的極限。每當中央王國的國力臻於巔峰，都會偃武修文，在文化的鼎盛中保存元氣。文明的固步自封與戰略敵手的缺乏也使中國養成了根深蒂固的戰略自負。唐之後中國的權力中樞向東遷移，周邊民族數度入主中原，這種邊緣地區的挑戰在近代西方的入侵中達到了高峰。

威脅來自海上——鴉片戰爭后中國大戰略轉向

過去兩個世紀東西方文明衝突構成大國爭奪的背景和底色。中國被西方優勢技術和武力擊敗，在陸地與海上同時陷入危機，應對西方海上強權持續的衝擊成為此後中國歷史的主軸。新中國在列強的夾縫中誕生，隱然陷入陸海兩線超級大國的戰略合圍。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生存困境的根源主要來自海上，導致陸海兩線均受挾制，不但固有的戰略自主喪失殆盡，也始終不能擺脫被動受困的危機。

1、五千年未有的大變局

西方的入侵構成華夏文明史上史無前例的挑戰，中國陸海兩線腹背受敵，國家權力與文明根基同時動搖。西方觀念建立在多元與分權之上，這種觀念蘊含的競爭活力使西歐諸國在波浪般的技術躍進與工業革命中產生了巨大的力量[2]，西歐列強以工業與技術優勢為核心，控制全球商業並從海上建立起統治。中國傳統的以土地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失效，建立在農耕經濟與中央集權整體力量之上的權力喪失根基。固有的與北方游牧民族爭奪生存空間的文明模式被淘汰，整齊劃一的中央集權體制面臨危機。適應西方的入侵意味著自身歷史的斷裂，文明觀念和體制的全面轉換與文化認同危機。中國需要在西方挑戰的巨大壓力下保住民族精神，同時效法西方謀求整體性變革，面臨5千年未有的變局。

比國家衰落更慘烈的是文明根基的喪失。昧於世界大勢，晚清中國依然按照慣性運行，沒有意識到被拋入了一個以異己為標準的文明背景中。近代百年中國陷入雙重的困境，處於持續的西方強權的壓力之下，傳統文化被徹底清算，百年的國家崩潰與再造，與尋求自身文明合法性的掙扎糾纏在一起。中國是一種整體性力量，歷經千年而成熟。這種整體性曾經長期賦予東亞穩定的根基，也使中國的活力限定在固有的定勢中，不能迅速生髮出新的力量。與歷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樣不同，每當國家衰亡的時候，中國依賴文明的力量保存民族命脈。近代百年中國始終不能擺脫文明滅絕的壓力，中國在重建國家威權的同時，也必須為文明的延續而掙扎。

2、在列強的夾縫中再生

西方入侵也給予中國再次煥發文明生機的機運。鴉片戰爭是文明戰敗，即成為中國復興的起點。近代百年中國屢經戰亂、革命與外來入侵而不淪亡，依舊得益於固有的文明力量與體現這一文明力量的大國人口。中國的再造以一種史無前例的方式進行，與中國歷史周期性的脈動相一致。近代百年中國崛起匯聚成清晰的朝野兩條軸線，民間力量始終是中國復興的核心。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是數億民眾自強不息的歷史。中央集權的衰落與政治分裂再次釋放了民間力量，中國的活力突破古老的力量定勢，以新的方式重新聚集。中國以自己的方式重演歷史：在國家與文明的涅磐中消化外來打擊。

西歐率先實現工業革命並獲得先制優勢並不能給予它持久的領先。當西歐把圍繞技術與市場的競爭強加給世界的其餘地區之後，它的末日就來臨了。西歐興衰源於同樣的權力分立與內部競爭。西歐勃興是在對外血腥殖民征服中完成的，也是在內部爭奪中以幾乎自我毀滅的方式打造的。政治分裂曾使西歐列強免於東方帝國世紀之久的停滯與衰落，得以在競爭與征戰中脫穎而出，也使它們不能逃脫自我毀滅的內潰。西歐將世界納入統一市場，憑藉技術優勢迫使其餘地區臣服，但西歐始終不能確立穩定的世界秩序，或提供持久的和平。殘酷的兵爭與權力爭奪將西歐推向全球主宰地位，也將西方引入毀滅的歧途。兩次世界大戰本質上是西歐內戰，它毀滅了西歐列強的霸權根基。

近代以來的中國，經歷了生存與毀滅的殘酷洗禮，國家秩序的崩潰與再造更像是一場殊死的文明焦土抵抗，歷次內戰與革命,西方持續幾個世紀的衝擊，從未毀滅中國的文明傳統。新中國在西方內戰的廢墟上崛起，中國革命締造了有效的中央威權，培育了旺盛的民族鬥志與共同意志。中國的復興不僅僅是大國的崛起，它是文明力量的回歸。新中國的誕生使中國自近代以來第一次重建國家意志。舉國一致的中央集權與西方武力抗衡，中央集權的嚴整和高效顯示生命。新中國游刃於美蘇兩級之間，通過在陸海兩線變換敵友確保國家生存與安全。蘇聯解體使中國在歐亞大陸上解除了迫在眉睫的戰略危機，贏得了30年黃金般的和平發展機會。

中國和平成長

后冷戰20年，中國在美歐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和平崛起。中國擺脫了歷史上強權崛起依賴軍事暴力打破既定秩序的濫觴，也沒有重演歐美列強崛起引發的殖民戰爭。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和平奠定了大國的根基，以共享財富的雙贏避免了與列強的對抗與衝突，以漸進式的改良重塑了國際體系。世界權力重心由歐美向東方轉移的背後，是財富與經濟力量在東西方之間和平易手。

和平崛起同時是文明觀念的凱旋。和平崛起的中國徹底恢復了固有文明的活力，打造了迥異於歐美的經濟政治模式。中國崛起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沒有明確的戰略體系，摸著石頭過河的背後，是文明力量的導引和支撐。和平崛起是經濟成就，也是文明價值和國家體制的成功，它結束了西方200年的強權統治，也擺脫了近兩個世紀文明戰敗的困境，實現了自身文明的重生。

1. 美國衰落——海上遏制的崩潰

二戰後美國依託西太平洋島弧，構築了圍堵中國的島嶼封鎖鏈。這一戰略封鎖線在後冷戰時代再度收緊。中國對美忍辱負重，換取了20年和平發展的時光。僅僅通過確保經濟發展，中國即改變了東半球的權力平衡。中國經濟累積的能量持續轉變為政治與戰略優勢，逐步分解了美區域同盟體系，削弱了美對華地緣政治優勢。過去十年美國的軍事力量向西太平洋集結，不能維持東亞分裂，仍被中國積聚的力量所壓倒。島鏈束縛伴隨著美國遏制政策的崩潰消弭於無形。美國和平演變瓦解了蘇聯，但單極體系也在中國和平崛起中瓦解了。由單極體系向中美均勢過渡基本完成，台灣脫離美國的戰略體系與日本回歸亞洲是這一歷史性事件的標誌。

繼續駐軍東亞掩蓋了美國的衰落。東亞與美國的歷史紐帶已告終結，開始了新的內部重建。新中國誕生以來圍繞台海的較量結束，兩岸和解扭轉了華夏民族近代以來在海洋方向的被動與劣勢。日韓與東盟諸國的成長，更多的從亞洲大陸獲取力量，中日間的罅隙已被更廣泛的融合所取代。中國崛起兵不血刃，即隱然突破西太平洋島嶼封鎖，控制東亞濱海戰略通道。在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秩序崩潰之後，穩定的地區秩序開始重新萌生。力量轉移的潛流溫水煮蛙般地侵蝕了美國的力量根基。與傳統大國崛起不同，后冷戰時代大國較量避開了軍事爭奪，具備了更多的和平性質，力量轉換一直在背景中悄然進行。地緣政治勢力範圍的變動，是力量轉換的結果，而不是力量轉換的開始。

美國東亞海權與東亞同盟體系的動搖，是單極霸權在全球廣泛衰落的縮影，也這一衰落的結果。美國在歐亞大陸上廣泛的力量均勢主宰地位正在消失，在西歐與中東經歷同樣的和平潰敗。美國中東政策陷入空轉。不能完成伊拉克重建，不能抑制伊朗影響力增強，或阻止土耳其向地區大國回歸。在歐洲，歐盟與北約雙重東擴陷入停滯，顏色革命逆轉。順應客觀變動中的力量對比，尋找有效的戰略調整，構成美國決策者必須面對的挑戰。單極體系在全球廣泛陷入困境，美國霸權被力量消長的激流所圍堵，[3]將削弱美國固守東亞海權的決心，也使這一固守喪失任何戰略效應。自甲午戰敗以來，中國海上進取的戰略通道再度開啟。

2．擺脫海權濫觴——中國崛起獨闢蹊徑

美國海上力量式微解除了中國迫在眉睫的軍事壓力，這種壓力自鴉片戰爭以來始終對國家安全構成芒刺在背的威脅。美國是最後的西方強權，也是最後的海權國家，美國衰落徹底結束了500年來西方憑藉海軍主宰世界歷史、為患大洋的時代。始自西歐列強借工業革命與海洋力量向外擴張的時代結束了。這是歷史性的時刻，不但中國海上進取的門戶洞開，中國傳統的國家戰略也開始復活。擁有海陸雙重潛力的中央大國，處於力量核心的自然位置，陸海兩線俱蓄銳待發。中國海權與陸上戰略考量同時浮現，兩難選擇出現了。擁有一支戰略陸軍傳統上是中央王國生存的命脈，力量向大洋過度伸展將牽制這一傳統國策。

歷史傳統與地緣特徵決定了中國不是純粹的海權國家，不能重蹈歐美列強挾海權崛起的濫觴。中國處於亞洲陸海力量中心的交錯地帶，海陸雙重權力構造決定了中國的戰略關注是多元的。近代以來中國海洋天塹被突破，被歐美海權過度擠壓，戰略關注被迫轉向海上，偏重海權。中國或在陸海兩線艱難平衡，捉襟現肘，或以一邊倒的外交策略彌補力量不足，始終是應對生存危機的權宜之計。戰後60年，由於台灣問題的存在，美國海上力量隱然或公然成為中國的戰略對手。蘇聯瓦解加劇了這一進程。當國家生存與安全不再是目標，應對生存危機的權宜策略的局限性即逐漸顯現。深陷海上衝突必然喪失超然的戰略獨立性，弱化中國在歐亞大陸的地緣地位，並最終陷入在陸海兩線力量同時稀釋的困境。

近代以來歐美列強挾海權勃興源於其地緣特徵，只可視為歷史的異端而不是常態。500年前西歐列強孤懸於歐亞大陸一隅，傳統的陸上貿易線被阻絕，被迫行險僥倖，從外洋拓展貿易，最終開拓了世界歷史的海權時代，促使那些強盛一時的東方大國在隨後的世紀里紛紛衰落。美國偏安美洲，三面環海，周邊均是弱鄰，缺乏陸上地緣天敵，以海權立國乃是自然邏輯。歐美列強的興衰均繫於海上力量的強弱，經濟因素是背後關鍵而隱秘的力量，海權的得失意味著商業主宰地位的興廢，即保有或喪失支撐強權的財富基礎。中國依託核均勢下全球一體化時代大國力量的相互制衡而崛起[4]，超越了自工業時代以來海權論的經典範式，不必視海洋為崛起亮相的舞台。

維持有限海權與和平崛起的戰略克制相一致。中國處於西太平洋島鏈半封閉的環抱之中，通往大洋的通道被遮斷。這種地緣構造卻可能成為中國的潛在福祉。在核均勢時代，傾國之力培育出有效的軍事力量，更多的是備而不用，且對經濟體系構成沉重的壓力。30年中國崛起的力量源泉，促成單極體系轉型的力量根基不在於此。依託遼闊腹地的本土優勢與遠程投射軍力的進展，確保控制濱海地帶的黃金水域，與潛在敵國在海上分庭抗禮，同時建設西部戰略通道，擺脫對海上生命線的過度依賴，緩解與美霸權對撞，避免成為列強圍剿的中心，繼續休養生息，是更為可取的策略。受經濟衰落所迫，美全球海權捉襟現肘，行將沒落。不必與一個孱弱的美國爭一日之短長，在維持海上貿易線暢通的前提之下，可迴避與美傷筋動骨的戰略對決。

多元海上力量的存在與美國霸權結構的脆弱是牽制美國海上優勢，穩定我海上生命線的因素之一。以有限不對稱的海上力量確保摧毀對手海上生命線，實現威懾平衡，可確保貿易線虛懸而不危及海外經濟安全。冷戰後20年美國勢力全盛，尚不存以武力阻斷我經濟成長，切斷我海上生命線的企圖，今日之勢，美國已無能為力。美國整體衰落將繼續削弱其海上力量並牽動其戰略意志，遲緩的決策過程與脆弱的權力架構使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動搖或拖累其戰略決斷。台灣與日本融入大陸的前景加劇了美西太海權崩潰的可能。中國經濟力量將緩慢地孵出自己的軍事根基，海上力量的自然成長，將逐步沖銷美國的海上優勢。為短視目標濫用新進獲得的力量，將重蹈美國過度倚重武力而衰敗的覆轍。

抗擊單極體系的國策已完成歷史使命，中國崛起進入文明競爭階段。近代以來西力東漸，強敵競相深入，中國陸海兩線戰略要地喪失殆盡。過去80年，中國力挫強敵，奪回了戰略主導地位。中國以持久戰摧毀了日本帝國，在冷戰中與美國攜手拖垮了蘇聯，在後冷戰時代的和平崛起中挫敗了美國單極體系。中國具備了與列強和平競爭的戰略自主。20年中美對峙走來，中國模式形成徹底擺脫了文明戰敗的困境，恢復了固有文明的尊嚴。可繼續在經濟自強之下厚蓄國力，衝擊美元壟斷，建立自主經濟空間，將能量集中在文明模式的爭奪上。國際體系中迄今500年的大國興衰，是西方內部的權力交替，中國崛起將開闢東西方文明和平競爭的時代，經濟較量與人心爭奪壓倒權力競爭成為大國爭奪的核心。

3．中美和解——中國大戰略回歸

現存國際秩序日趨具有雙重構造的特徵，單極優勢已成歷史。這種雙重構造不僅表現在中美雙元權力成為國際體系的軸心，也表現在戰略力量與經濟力量的脫節。以中美為核心形成獨特的全球均勢，是介乎冷戰與和平共存的中間地帶。美國擁有軍事優勢，中國分據財富與經濟力量。美國的軍事優勢被核均勢的存在所沖銷，而中國崛起的經濟力量因邊際效應與背靠多極化的戰略背景而放大。經過後冷戰初期的極度擴張，美國轉入衰落，喪失對華既有優勢，而中國漸進的和平崛起迫使美國霸權重新自我定位並適應多極世界的歷史進程，戰略主動權轉移到中國手中。多極化繼續侵蝕美國的權力根基，而美國保持霸權鼎盛時期的傾向，對外戰略滯后，無視權力格局巨變的背景[5]，也將繼續加強這一衰落趨勢。

戰略能力衰敗使美國不再成為中國外交的主要目標，取代它的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國家意志。后冷戰初期美國持續的軍事威脅沒有阻擋中國崛起，美軍盤踞東亞近海也沒有干擾中國的和平戰略。中國沒有陷入與美軍備競賽，正常的軍事現代化即足以抵消了美國的軍事壓力。中國已擁有足夠的武力確保和平崛起，可促使美國霸權在長期演進中喪失力量，不必急於驅迫一個被疏遠和孤立的美國。東亞20年處於安定狀態，中國贏得了20年整體和平，中國經濟成長依託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這種有限的可控發展依然可以繼續。追求絕對海上優勢將加劇西太平洋微妙而多變的政治糾結，而保留東亞既有格局，——日韓至少形式上作為美盟國存在，可以繼續維持東亞穩定，緩解周邊疑慮。死守冷戰思維，固守島嶼防線，以軍事遏制中國崛起的美國霸權膠柱鼓瑟、緣木求魚，可置之度外。

核均勢下和平崛起的中國同時具備新興大國與保守大國的特徵，這種雙重特徵需要更為靈活權宜的策略與之相適應。與美國一樣，中國是現存國際秩序最大的受益者，具備大國的經濟力量，不可避免地陷入大國政治的邏輯，將在多極世界中逐漸受困，將中國崛起視作對單極體系的戰略抗衡與追隨美國遏制中國未來可能具備的力量的趨勢同時出現了。20年反擊美國的政治遏制與軍事打壓，確保經濟順利成長的階段已結束。在財富與經濟能量持續累積並轉化為政治與戰略力量之時，中國外交的重心轉向確保日益增強的經濟、軍事力量不會觸發軍備競賽與聯合遏制力量的出現。在此一時期，必須克制追求過度的政治與軍事目標，以免陷入既得霸權的打壓與更廣泛力量的夾縫中。中美繼續合作避免這一兩難困境。

中美外交折衝必須融入更廣泛的歐亞大陸均勢的戰略考量。由於地緣因素的影響，中國崛起註定了比一個世紀前的美國更為艱難。美國崛起於世界地緣政治的不毛之地，周邊皆是弱鄰，可以有效地避開歐洲列強的狙擊，擺脫周邊的困擾，而中國雄踞於亞洲心臟地帶，始終是一個陸海雙元國家，周邊大國雲集，由於歷史積怨與根深蒂固的領土糾紛，中國崛起充滿難於預知的戰略風險。被迫在陸海兩線艱難平衡，在多條戰線面對數目不定的潛在對手，這種戰略處境在近代中國被強行納入全球體系以來即開始形成。戰略分裂與面對多重隱憂將繼續構成中國復興的戰略背景，在任一戰略方向陷入過度糾纏都將是災難性的，謹慎節制地使用力量，保持戰略上的均衡、集中與超然絕對必須。陷入海洋方向與美國的纏鬥，則歐亞大陸的均勢將逐漸動搖。

一個羸弱的美國成為國際體系的隱憂。中國在冷戰的夾縫中成長起來，在兩極格局下具備了左右逢源的態勢，蘇聯的突然解體，使中國直接裸露在美國霸權的鋒芒之下。美國霸權提早崩潰，也將使中國重演此一困境，被迫以未充之國力應對可能的全球混亂。遭受金融危機與反恐戰爭的雙重打擊，美國霸權運作已陷入險境。歷史上大國衰退，不會以和平有序的方式進行。[6]美國烏合為國，兩百多年來始終在擴張中尋求穩定，如同歷史上那些速生速長的帝國，美國缺乏千年浮沉鍛造的凝聚力，一旦攻守易勢，即難免重蹈昔日蘇聯崩潰的覆轍。美國全球駐軍漸成被動的根源，淪落為戰略人質。在外被單極觀念所誤導，成為區域衝突的根源和焦點，在內成為朝野虛幻的全球大國意識的俘虜。

單極體系衰亡，大國聯手抗美的局面已發生變化。以更為靈活超然的地位，游刃於列強之間，在陸海兩線均形成良性競爭的大國協作，是更為可取的立場。戰略主動權在我，可收放自如，適應變動的權力現實，與衰落的美國協作，穩定遍及全球的商業利益，享受喘息建立戰略根基。在大國對峙的力量格局中，中美對抗提供漁利的機會。傾國力爭奪海上通道，將陷入與美國的狹路衝突。而轉鋒西進，出空虛之地，入無人之境，可打開新的戰略呼吸通道。西進與海權復興同時展開，可獲取多重戰略利益：拖住美東亞駐軍，防止其過早收縮；減弱對海上貿易線的依賴，使列強不存迫我就範的企圖；穩定政治上脆弱的西部地區，消除潛在隱患；重新釋放歐亞大陸內部的貿易活力，獲取戰略資源；彌補地緣缺陷，避免陸海兩線腹背受敵。

歐亞大陸是中國的文明根基，回歸歐亞大陸將給予中國文明再生的活力。中國30年經濟躍進依賴歐美市場，內需啟動與戰略回歸將締造獨立的經濟空間。500年前西歐列強開拓了海上貿易線，海洋通道與工業革命共同締造了西方數百年的強盛。30年中國製造蓄積了能量，中央大市場啟動，與遍及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新興經濟體與能源地帶融合，形成由中國貿易和投資驅動的全球經濟大潮，輸出資本與高端製造，獲取海外資源，中國將重構以自身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體系。過去幾百年世界變化的源頭在歐美，中國只是被動的適應。近代以來第一次，中國成為歷史巨變的源泉。在大唐王朝衰落千年之後，傾國西進，如同昔日西歐列強開拓海洋獲取勃興的契機，中國將在新的歐亞世紀中居於核心地位。

結語：華夏文明重光

以歐美為軸心的西方文明存在根深蒂固的先天不足。西方文明以權力分裂為特徵，充滿活力但缺乏穩定性，不能避免政治分立與民族國家衝突。羅馬帝國的西方在統一和強盛之後，就萬劫不復，永遠在歷史的煙塵中消失了。羅馬之後，政治分裂是西方歷史的主軸。華夏文明是悠久歷史與完整文明意識的直接產物，幾乎是一個與世長存的文明體，它持續數千年始終作為一種整體性歷史力量在半個世界中居於領袖地位。華夏文明在歷史的長河中以周期性的王朝更迭實現再生，並在數度消化外來衝擊中走向成熟（兩百年西方入侵是最近一次）。如果文明的延續是人類所能嚮往的最高價值，那麼華夏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過去500年東西方權力幾度消長，東西方文明相伴盛衰起伏。200年來西方經濟、技術與武力主宰了全球，但歐美列強始終不能形成統一的整體性力量，不能免於政治分裂與衝突。藉助工業革命與開拓海洋貿易通道，西歐建立起聯合霸權，這一聯合霸權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化為烏有；美國在西歐列強的廢墟上繼起，為西歐文明的展開與再生提供了地理空間，但它更像是西歐文明的迴光返照。美國經過半個多世紀慘烈的冷戰拖垮了蘇聯，達到了權力的巔峰，20年壟斷世界權力無所作為。美國延續並受制於西歐文明固有的散漫與分裂，被內部的制衡所限定。兩代西方強權無所作為於世，坐待權力易手，不能避免衰敗的命數。

華夏文明蘊含的道德力量在歷史的演進中一再顯現。在西方強行將中國納入國際體系之後，像歷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樣，中國最終消化了外來入侵者。歷史上佛教文化與伊斯蘭文明的輸入，均不能在中國的精神生活中佔據主流地位。西方文明的注入，為中國帶來了技術力量和人本主義，華夏文明更具自然征服力量也更具人文情懷，但它依然不能動搖中國的文明根基。歷200年衝擊與滲透，西方制度與價值在中國始終不能生根。中國復出，經濟崛起背後是中國價值的回歸。華夷秩序幾十個世紀中在半個世界維持了穩定與和平，而兩百年歐美霸權政治分裂，相互敵視且爭鬥不休，留下了民族國家林立衝突的世界。這個真空將由華夏文明來補足。[7]人類只在一種整體性力量的引導下，才能得到和平與穩定的生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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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趙葆珉，副教授，英語語言文學、國際關係博士，國防經濟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