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0628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一切都是好的

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一切都是好的[1]
毛澤東(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你可以找我們政府各部、軍隊、黨和群眾團體的負責人談談。你希望同誰談，你就可以找誰。如果同你談的人只談成績，不談錯誤和缺點，那末他們就沒有反映現實的真實情況。經驗多一些的人是不會相信這些的。我們不要迷信，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兩面：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在我們的社會裏，一定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有好人，也有壞人，有先進的，也有落後的。正因為是這樣，我們才要進行改造，把壞的東西改造成為好的東西。我們必須準備著還有壞的東西，否則一個問題出來了，就會認為不得了了。過去認為蘇聯是沒有錯誤的，現在斯大林問題出來了，許多人就驚訝不止。世界是美麗的，但也不是美麗的，世界上有鬥爭、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這是我們的主觀，而現實是客觀。世界上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自古以來是這樣，一萬年後也會是這樣。正因為世界上有壞的東西，我們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們不會把一切都做好，否則我們的後代就沒有工作可做了。
　　什麼事情都不能過分，過分了就要犯錯誤。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確的，是有很大功績的，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錯誤，做了很多錯事。斯大林就是過分了。鎮壓反革命分子本來是好事，但是過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個大錯誤。我跟蘇聯同志說，過去他們犯過錯誤，今後還會有錯誤，他們不大相信。我們也犯過很多錯誤、很大的錯誤。我們黨內有過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2]、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3]、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4]、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5]、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6]、高崗的右傾反黨的機會主義[7]，今後還一定會有錯誤，還會有如高崗等等的人。我們要使錯誤小一些，這是可能的。但否認我們會有錯誤，那是不現實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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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
註釋
　　[1]這是毛澤東同羅馬尼亞駐中國大使尼古拉·喬洛尤談話的主要部分。
　　[2]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他放棄對於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主張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以致當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先後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其後，陳獨秀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託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一九四二年病故於四川江津。
　　[3]第二次「左」傾路線，指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不久，李立三等又制定了組織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後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於停頓。同年九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4]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等人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他們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九一八事變後國內階級關係的明顯變化，把中間勢力當成「最危險的敵人」；繼續推行「城市中心論」，主張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形成全國的勝利。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同意他們錯誤主張的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統治達四年之久，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
　　[5]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人。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會師後，任紅軍總政治委員。當時中共中央確定了一、四方面軍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的北上決定，命令第四方面軍和第一方面軍一部南下，向四川、西康邊境地區退卻，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並另立中央。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第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一九三六年六月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與第二、第四方面軍一起北上，十二月到達陜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陜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隨即被開除出黨。一九七九年死於加拿大。
　　[6]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剛從蘇聯回國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提出了許多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隨後在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期間，又發表了一些包括右傾錯誤的宣言、決議和文章。他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共產黨，不敢放手發動群眾鬥爭，不敢放手發展人民軍隊，不敢在日本佔領地區擴大解放區，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將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送給國民黨。由於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已經在全黨佔統治地位，王明的這些錯誤只在局部地區一度產生過影響。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立了全黨獨立自主地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和政策。
　　[7]高崗（一九○五——一九五四），陜西橫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饒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臨川人，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行政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一九五三年，他們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對他們進行了揭發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這一重大鬥爭，通過決議開除他們的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