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時莫談「心」事（ZT）

24年前一個冬天的早晨，我與一位上了年紀的男性在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附近的一間地下室里會面。他讓我躺在一張硬床上，用橡膠錘擊打我的膝蓋，查看了我的口腔。然後，他把一束光照進我的耳朵里，將一個金屬器具放在我的胸上，用手指按壓我的胃。如果我是男的，我還要承受進一步的無禮舉動：必須脫下褲子並咳嗽，以便他用手檢查我的睾丸。那個時候，我們都不會多想。這是每個想得到辦公室工作的人都必須通過的體檢。我們不會奇怪，我們的扁桃體或睾丸的情況與我們的僱主、或與我們改寫公司利潤的能力有什麼關係。那是個純真年代。我們知道，我們的健康狀況不會成為普遍談論的話題，從這種意義上說，它們是保密的；但我們也知道，如果體檢出現什麼不好的結果（這種情況很少出現，因為體檢都很敷衍了事），我們的僱主將完全有權利說，他們不想雇傭我們。
如今，我們的健康與就業之間的關係要模糊得多，似乎沒人能搞明白。
上周，新聞記者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詢問英國首相，他是否在用藥物幫助自己應對擔任首相的壓力和一團糟的局面。觀眾紛紛向英國廣播公司(BBC)抱怨，稱馬爾無權提出如此不相干且不友好的問題。馬爾回答稱，首相的健康與整個國家（事實上就是他的僱主）息息相關，因此，這個問題相當合理。報紙專欄作家紛紛進行了探討。
自我參加體檢的那個時代以來，英國法律一直在朝著保護僱員的方向前進。僱主一般不會糾纏於體檢結果，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據此回絕了某人，他們可能會被起訴到傾家蕩產。
但與此同時，僱員不願在工作場合（或任何地方）談論曾屬於隱私的健康問題的習慣，也消失了。最近，在一個辦公室走廊里，我聽到兩個女人大聲討論其更年期癥狀；在電視上，法醫檢查人的糞便、名人平靜地討論自己接受灌腸的經歷等節目層出不窮。
不過，儘管有上述種種不得體的言談，但對於最重要的問題——心理健康——人們仍守口如瓶。我們周圍不乏有關工作壓力及其對心理健康影響的談論，但沒人願意承認自己出現了類似癥狀。這麼做會使你看上去比較軟弱，而較之偷懶或好色，軟弱是更令人無法接受的辦公室特徵。
我只能想到4位承認受到精神疾病困擾的公眾人物，其中三個人的坦白沒有價值。斯蒂芬•弗萊(Stephen Fry)做過一期關於患上躁鬱症的電視節目，但他的坦白沒有價值，因為他是一件國寶，國寶可以不受任何影響。他還具有創造性，在無知的觀察者眼中，抑鬱與創造性的結合，可能具有一種說不清的魅力。
接著是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的前新聞官阿拉斯泰爾•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他的承認也沒有價值，因為他擁有強硬且卑鄙的名聲，一點點的軟弱會使他顯得更具人性。
然後是挪威首相謝爾•馬格納•邦德維克(Kjell Magne Bondevik)，他說工作壓力讓自己患上了抑鬱症，他需要休假。他的坦白沒有價值，因為他是挪威人，而挪威明顯在這些問題上更加開明。
最後是史蒂文森勛爵(Lord Stevenson)，他承認自己在擔任HBOS董事長時曾有過幾段抑鬱期。這很勇敢而且有價值：他說，僱主應該更具有同情心。
可悲的是，他們沒有。
事實是，鑒於我們對心理健康的無知和過分拘謹，採取緘默的態度或許更好。我們幾乎根本就不知道我們的同事在想什麼，或者某人實際上是如何度過一天的。領導職位現在變得如此可怕，伴隨著如此多的出行、如此多的暴力行為和如此多的公共失靈，我們可能會想，唯一合理的反應就是服食大量藥物。如果，在某次可怕的轉世投胎中，我成了首相或首席執行官，那麼我敢說，我會依靠興奮劑、鎮靜劑、β受體阻滯葯和安眠藥，來使事情看上去不那麼糟糕。但如果是這些給了我勝任職位的能力，我的浴室櫃櫥將成為我唯一關心的東西。
我問過幾位醫生：是否英國的大多數領導人都在依靠藥物度日。他們回答說，不是。高級職位會損害一個人的精神健康，但還不及低級職位或完全沒有工作的危害性大。一位過去在一家巨大的零售連鎖店工作的醫生告訴我，迄今為止，最嚴重的問題出在公司司機身上。
無論如何，英國每年會開出3600萬份處方，以幫助人們度日。真正令人震驚的不是馬爾竟敢問首相是否用藥，而是人們竟然把它看成是如此大的一件事。

什麼呀。

人間的盒子: 什麼呀。

呵呵，別說自己的私事啊！

四合院的閑人: 呵呵，別說自己的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