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反腐敗與中國共產黨的未來

自中共十八大發動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以來，海內外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時候這場運動才會停止？每次抓出一些被視為「大老虎」的黨政官員時，總有一些人認為反腐敗運動應當結束了。當新的「大老虎」被抓時，又擔憂未來會怎麼樣。實際上，考慮到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反腐敗不應當有逗號，更不應當有句號。換句話說，反腐敗應當是永恆的常態。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討論反腐敗的政治重要性。

首先從政權內部運作來看，腐敗往往導致政權自我擊敗和毀滅。腐敗影響政權的治理能力和效率。為什麼需要政府？任何時候，政府必須提供和維持公共秩序，這是最低限度。在現代社會，政府還必須向社會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儘管不能把政府（government）等同於國家（state），但政府無疑是社會中最重要的國家制度。如果這一國家制度腐敗了，對國家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如同任何社會群體，黨政官員也需要激勵機制。但如果社會不能有其他的制度和方法來激勵官員，而腐敗成為激勵黨政官員的手段，或者依靠腐敗（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來激勵黨政官員，用不了多長時間，這個政府就會自行解體。中外歷史上，這種情形枚不勝舉。

其次，腐敗導致執政黨及其政府合法性的流失。無論是政黨還是政府都是治理社會的有效組織。要對社會進行有效治理，政黨及其政府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也就是社會自覺接受執政黨及其政府的統治和治理。執政黨及其政府的合法性有很多資源，例如社會秩序的維護、經濟的發展和公共服務的供給等等，但不管如何，一旦腐敗蔓延於執政黨及其政府，或執政黨及其政府被社會成員視為是腐敗的，其合法性就會流失。即使其它方面做得很好，只要在人民眼中是腐敗的，也不會有很高的合法性。

不僅如此，腐敗也會促成政府演變成學術界所說的「掠奪性政府」。在任何社會，因為人性的貪婪，腐敗是沒有底線的。腐敗一旦盛行，官員就會想方設法去向社會成員掠奪財富。因此，腐敗輕則造成政府和社會之間的嚴重對立，重則導致自下而上革命形勢的形成。結果，政權要不被推翻，要不實行專制控制。

第三，腐敗往往趨向於形成寡頭政治，也就是中國官方所說的「團團伙伙」。一旦寡頭政治形成，就會對整個執政黨和國家構成致命挑戰。從這次所已經查處的「團團伙伙」來看，寡頭政治的形成已經是不言的事實了。無論是周永康、令計劃還是軍隊裡面的徐才厚和郭伯雄，所形成的「團團伙伙」不僅是從中央到地方的網路，更是橫跨中央多個部委的網路。這些大都是腐敗的寡頭，在內部通過買官賣官或者不正當的政商關係等途徑形成。這些腐敗的圈子在不長的時間內，不僅越來越大，並且也越來越無法無天。

更為嚴峻的是，隨著財富的積累，他們的政治野心也越來越大，開始干預執政黨及其政府的運作。腐敗導致政治寡頭中國並非特例，很多國家也經歷類似的情況，例如葉利欽時代的俄國和今天的烏克蘭。腐敗的政治寡頭也可能造成西方所謂的「民主化」，即寡頭之間的政治競爭，但這種民主是哪一個國家都會竭力逃避的。一旦發生，就會變成人們恨之入骨但又去之不掉的政治腫瘤。

既是目標也是手段

正是因為腐敗會導致中國官方所說的「亡黨亡國」，反腐敗運動本身就成為目的。腐敗已經發展蔓延到如此嚴重的程度，如果不通過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實現「治標」，做其它任何事情（包括「治本」）也會顯得無濟於事，不會有什麼效用。這也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發動聲勢浩大的反腐敗運動的最大理性。

不過，在實現了這個初始目標之後，反腐敗運動又表現為手段，即實現其它目標的有效工具。只要中共是具有使命感的政黨，這種反腐敗運動就不會有結束的一天，而是常態化的政治行為。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反腐敗可以說是中共實現「四個全面」的起點。「四個全面」即全面實行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儘管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解讀「四個全面」，但如果考慮到中共是中國政治和改革事業的主體，完全可以認為第四個「全面」最為關鍵，前面三個「全面」都是中共所要實現的短長期目標。如果把第四個「全面」放在最前面，就很容易理解「四個全面」了，即中共要通過從嚴治黨來實現其方方面面的使命。

從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說，中國儘管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人均國民所得也達到了7800美元，但離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即人均1萬2000美元還有相當的距離。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就是要實現這個目標。如果實現，就是要通過深化改革。再者，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在實現全面小康社會之後，中國還必須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國家。

從制度建設來說，中國更可以說是百廢待興。改革開放之後，領導人的最高議程就是經濟發展。儘管也沒有忽視制度建設，但並沒有把此置於最高的議程，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十八大四中全會出台了以法治建設為主體的制度建設規劃，首次把制度建設提高到頂層設計的高度。但法治建設並非一朝一日所能完成，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事實是，即使具有法治精神和文化的西方，這個過程也至少走了一個半世紀。即使到現在，西方的法治也並非十全十美。

無論是實現社會經濟發展目標還是法治建設，都需要強大的政治主體。在中國，這個強大的主體只能是中國的執政黨。儘管社會組織和力量也在成長，人們也在談論它們的作用，但現實地說，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中共作為政治力量主體和改革主體，不管人們對其的看法如何。

如何保證中共起到其應當起到的領導作用呢？任何社會，一個政黨如果深陷腐敗，不僅起不到領導作用，反而會拖社會經濟發展的後腿。如何促成政黨的領導作用？那就是全面從嚴治黨，即第四個「全面」。

全面從嚴治黨也就是要解決「關鍵的少數人」的問題。執政黨尤其是執政黨的領導層是中國社會的關鍵少數，如果這個關鍵的少數出了問題，整個執政黨就會出問題，政府就會出問題，社會就會出問題。任何國家，無論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制度建設還是文明水平的提高，「關鍵的少數」是關鍵。

美國如果沒有華盛頓一代精英就不會是現在的美國，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在於關鍵的少數，新加坡的成功離不開李光耀等關鍵的少數。比較而言，缺乏這個「關鍵的少數」的國家或者「關鍵的少數」沒有起到關鍵作用的國家，往往社會經濟低度發展、制度無效甚至失敗。中國古話說，「上樑不正下樑歪」是很有道理的。這裡不僅指的是「關鍵的少數」的道德作用，更是指這個群體在制度設計和建設中的作用。如果「關鍵的少數」不能設計和建設好的制度，整個社會就要遭殃。

強調「關鍵的少數」

強調「關鍵的少數」就是要解決「雞」與「蛋」的關係。在很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人和制度之間往往陷入惡性循環，政府官員腐敗，有效制度得不到確立。儘管誰都知道要確立清廉的政府，就必須首先要有健全的制度，但問題在於一套健全的制度從何而來呢？好的制度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要走出這個惡性循環，還是要從「雞」入手。制度是人建立的，也是人運作的。如果人是腐敗的，何以建立清廉的制度？制度最好，腐敗的人也會腐敗掉制度。從這個邏輯來來，從「治標」到「治本」便有了充分的理性。

實際上，「關鍵的少數人」和有效制度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永恆的問題。任何社會，任何階段，都必須具有一個有效的政府。西方現在的情形就說明了這一點。今天西方的情形是，面臨深刻的社會政治危機而不能形成有效政府，而「關鍵的少數人」（政黨領袖和精英）之間沒有任何共識，互相制約甚至否決。在中國，儘管在短期看，解決「關鍵的少數」是為了實現「四個全面」，但即使是「四個全面」也只是階段性的任務，在未來面臨新環境的時候，執政黨作為政治力量的主體同樣重要。

今天，人們討論反腐敗運動的重要性和所取得的成就，並不是說不需要反思反腐敗運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反腐敗三年有餘，也已經有諸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總結經驗教訓是為了更有效的反腐敗和制度建設。

反腐敗運動的最終目標，是要確立一套新的能夠預防腐敗和保障清廉的制度體系。人們經常把反腐敗和制度建設對立起來和分離開來，這並不符合事實。實際上，反腐敗的過程也是制度重建的過程。很多方面的制度開始重建或者轉型。首先，已經開始改變從前體制內部反腐敗過於分權和分散的狀態，形成了一個以中紀委為核心的反腐敗體系，制度效率大大提高。其次，體制內的「外部反腐」機制逐步形成。之前，反腐敗往往是自己反自己，例如各部委的腐敗都是各部委自己負責，各地方的腐敗也是自己負責。現在則不同了，中央各部委的反腐敗由中紀委直接負責，而縱向上實行「下管一級」的制度，例如省一級的反腐敗直接由中央來負責。其三，中央巡視體系的建設。這是中國古老的制度，存在了數千年，有其強大的生命力，現在把這個傳統復興起來，為現代所用。其四，新的黨紀體系的建設來預防腐敗。

不過，反腐敗運動和制度建設仍然具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反腐敗運動要走向法治化，而避免走上民粹主義的道路。現在在一些地方，反腐敗演變成幹部之間的互相揭發和社會對黨政官員的揭發。儘管這種形式成本很低，但往往會造成擴大化，造成人人自危，更重要的是破壞法治精神。舉報在很多社會都有，但必須在法律的基礎之上，建設正式的制度，而非社會運動。更為重要的是，反腐敗運動中應當把改革中的試錯和行政行為中的失誤，同腐敗分離開來。在任何國家、體制下，沒有人能夠保證在改革中不犯任何錯誤，改革永遠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改革過程中的一些試錯不是腐敗；同樣，在正常行政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錯誤，只要行政程序到位，執行過程的錯誤也不是腐敗。如果把改革試錯和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錯誤視為腐敗，整個官僚系統就很難作為，更會扼殺改革者的改革精神，導致不作為、不能作為、不敢作為的狀況。而這正是目前中國很多地方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總之，中共的命運和反腐敗息息相關。通過反腐敗重建制度，通過反腐敗尋求更有效的反腐敗體系，只有這樣，一個政黨才能生生不息，實現可持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