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對重慶模式蓋棺定論為時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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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對重慶模式蓋棺定論為時尚早


宋魯鄭：對重慶模式蓋棺定論為時尚早

作者：宋魯鄭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點擊數：66461    更新時間：2012-3-21   頂    薦   【字體：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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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西方眼裡中共黨內性格最為鮮明甚至絢麗(美聯社稱他是中共內部「最具雄心且異常絢麗」的人物)、最善於和媒體打交道的高層領導人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由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接任。從而出現中共歷史上很少見的一個現象：張德江的前任是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前任是汪洋（重慶市委書記），汪洋的前任是張德江（廣東省委書記）。

消息一經發布，立即引發全球媒體地震和瘋狂的想象力。甚至一向嚴謹的《紐約時報》，在開始報道時居然說薄熙來被開除黨籍。中國一個部級官員的去留竟然能夠引發全球的高度關注，實屬罕見。這既有薄熙來個人的魅力和影響力，也有貴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的分量。當然，西方從不放過中國的任何風吹草動，也是原因之一。

薄熙來的去職，並不意外，實是王立軍事件的必然結果。從更大的歷史視野看，也是中共黨紀的運作規律使然。當然，我們可以認為王立軍事件只是導火索，真正的原因一是他鐵腕打黑特別是將打黑對象置於死地，違反了所謂的潛規則。二是他作為地方官員卻過度鼓吹「重慶模式」，儼然成了黨的理論家。歷史上看，只有最高領袖才可推出自己的理論，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科學發展觀。這是最高領導人的專利，以此顯示他們不僅掌握軍政人事等決策權，也掌握黨理論的話語權。三是中共的黨內文化是崇尚低調，而薄熙來卻是一向反其道而行之，過於張揚。其他領導人如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就公開說，他更喜歡「腳踏實地、真抓實幹」的風格，他的座右銘是：「多幹事，少說話」。儘管如此，假如沒有王立軍事件，他依然會屹立不倒。

應該講，薄熙來去職是中國和中共一起非常遺憾的事件。中共作為已有九十年歷史的大黨，個性鮮明、幽默、擅長同媒體打交道的政治人物並不多見----這也是為什麼薄熙來被BBC認為最具西方色彩的政治人物。雖然這種個人魅力和執政能力並不能划等號，但在全球化時代，各國領導人無不精於作秀的比照下，這樣人物的出現對於一個政黨的親和力和對外形象還是不無裨益。

其次，中共黨內的競爭一向激烈----自然有助於人才的脫穎而出，但由於缺乏透明度，往往會被西方指責為宮廷政治。但薄熙來轟轟烈烈推出的重慶模式，卻在一定程度讓這種競爭公開化。如果這種嘗試最終成功，將有利於中共新世代的轉型。所謂的黨內民主，很重要的一條不就是競爭公開化嗎？更重要的是，薄熙來的手法是訴諸民意，而不是上意。許多自由派人士批評中共的權力傲慢，是只對上負責。但為何對薄熙來這種訴諸「下意」的方式不能接受呢？我一直很奇怪，何以自由派就缺乏對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借力打力推動民主的智慧呢？可能非常反諷的是，假如自由派期待的西方民主來臨的時候，收穫民主果實的正是他們反對的薄熙來式政治人物。

第三，薄熙來推出的重慶模式對中國當前存在的問題十分有針對性。比如貧富差距、腐敗與黑社會勾結、黨員幹部與百姓脫節、住房、醫療、教育以及農民利益的保障等。這也是為什麼重慶模式得到百姓發自內心的高度擁護和支持，更成為弱勢群體的寄託和希望----他去職的消息公布后，網路上充滿了對他的支持。可以說，重慶模式對中共有著很強的加分作用。雖然很多自由派人士對解決問題的方式多有批評，但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奧秘就在於「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理念。衡量一切的還是要看結果。手段再好，解決不了問題，也是無益。比如許多自由派人士對廣東讚許有加，但廣東的治安惡名在外、大規模惡性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增城、烏坎）、官員治理手法明顯落後（深圳大運會驅逐外來人員、將罷工的計程車司機開除）卻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正是由於重慶模式的存在，更反襯出廣東模式的不足，從外部產生的壓力自然有助於對問題的人士和反思。

最後，中國地域廣大，各地千差萬別，需要因地制宜的發展。出現發展模式的百花齊放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尤為突出。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或者是由於改革進入深水區，或者是改革的動力衰退，或者是黨內低調的傳統再度佔了上風，或者是部分利益集團的阻撓，總之敢於突破的地方不多。這也是外界認為改革停滯的原因之一。薄熙來由於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勇氣嘗試和衝破各種阻力。假如能夠成功，勢必可以不同程度的改變目前止步不前的狀況，鼓勵各地嘗試的積極性。從這個角度講，中國這片廣袤的大地上，重慶模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薄熙來的去職令人惋惜和遺憾，但卻也公平。王立軍事件他是有責任的。他本人也承認用人失察，而且這個失誤還涉及到他國，影響十分惡劣。不過他下台也有正面意義，說明中共對問題官員的不寬容。我們不妨看看2011年辭職的法國外交部部長米謝勒·阿利奧—馬里。她先是支持本阿里鎮壓民眾抗議，又在鎮壓期間到突尼西亞度假，接受本阿里親信的豪華接待。就是這樣，她仍然可以不辭職。後來被發現她高齡九十多歲的父母竟然買賣和持有本阿里親信公司的大量股票。在無法解釋的情況下，她才辭職。而薄熙來僅僅是因為用人不當而受牽連。

現在對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就蓋棺定論無疑太早。畢竟在今天的中國，民意的作用越來越大。重慶模式和薄熙來本人並無大的不足，而且薄熙來的可貴之處是他看到了問題並給出了自己的解決之道。當他入主重慶之初，遇到的第一次大考驗就是計程車大罷工。他親自對話，認為「對老百姓提出的訴求，要理解，要正確對待，還要認真研究解決，說到底，老百姓是通情達理的，只要我們心平氣和，開誠布公，就一定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2009年4月中旬，薄熙來說的一句話：「幹部不要一聽到百姓上訪就認為『無理取鬧』。」被《人民日報》和人民網評選為「每周最熱聲音」。這遠勝於那些迴避問題或者只是坐而論道之輩。時代既然需要能夠如同重慶模式一樣正視和解決存在的問題，那麼一個處於大轉型、大變革時代的中國，一切都有可能。

附文：

重慶事件的人民表情——84比1 （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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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經發布，立即引發全球媒體地震和瘋狂的想象力。甚至一向嚴謹的《紐約時報》，在開始報道時居然說薄熙來被開除黨籍。中國一個部級官員的去留竟然能夠引發全球的高度關注，實屬罕見。這既有薄熙來個人的魅力和影響力，也有貴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全球的分量。當然，西方從不放過中國的任何風吹草動，也是原因之一。

薄熙來的去職，並不意外，實是王立軍事件的必然結果。從更大的歷史視野看，也是中共黨紀的運作規律使然。當然，我們可以認為王立軍事件只是導火索，真正的原因一是他鐵腕打黑特別是將打黑對象置於死地，違反了所謂的潛規則。二是他作為地方官員卻過度鼓吹「重慶模式」，儼然成了黨的理論家。歷史上看，只有最高領袖才可推出自己的理論，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科學發展觀。這是最高領導人的專利，以此顯示他們不僅掌握軍政人事等決策權，也掌握黨理論的話語權。三是中共的黨內文化是崇尚低調，而薄熙來卻是一向反其道而行之，過於張揚。其他領導人如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就公開說，他更喜歡「腳踏實地、真抓實幹」的風格，他的座右銘是：「多幹事，少說話」。儘管如此，假如沒有王立軍事件，他依然會屹立不倒。

應該講，薄熙來去職是中國和中共一起非常遺憾的事件。中共作為已有九十年歷史的大黨，個性鮮明、幽默、擅長同媒體打交道的政治人物並不多見----這也是為什麼薄熙來被BBC認為最具西方色彩的政治人物。雖然這種個人魅力和執政能力並不能划等號，但在全球化時代，各國領導人無不精於作秀的比照下，這樣人物的出現對於一個政黨的親和力和對外形象還是不無裨益。

其次，中共黨內的競爭一向激烈----自然有助於人才的脫穎而出，但由於缺乏透明度，往往會被西方指責為宮廷政治。但薄熙來轟轟烈烈推出的重慶模式，卻在一定程度讓這種競爭公開化。如果這種嘗試最終成功，將有利於中共新世代的轉型。所謂的黨內民主，很重要的一條不就是競爭公開化嗎？更重要的是，薄熙來的手法是訴諸民意，而不是上意。許多自由派人士批評中共的權力傲慢，是只對上負責。但為何對薄熙來這種訴諸「下意」的方式不能接受呢？我一直很奇怪，何以自由派就缺乏對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借力打力推動民主的智慧呢？可能非常反諷的是，假如自由派期待的西方民主來臨的時候，收穫民主果實的正是他們反對的薄熙來式政治人物。

第三，薄熙來推出的重慶模式對中國當前存在的問題十分有針對性。比如貧富差距、腐敗與黑社會勾結、黨員幹部與百姓脫節、住房、醫療、教育以及農民利益的保障等。這也是為什麼重慶模式得到百姓發自內心的高度擁護和支持，更成為弱勢群體的寄託和希望----他去職的消息公布后，網路上充滿了對他的支持。可以說，重慶模式對中共有著很強的加分作用。雖然很多自由派人士對解決問題的方式多有批評，但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奧秘就在於「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理念。衡量一切的還是要看結果。手段再好，解決不了問題，也是無益。比如許多自由派人士對廣東讚許有加，但廣東的治安惡名在外、大規模惡性的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增城、烏坎）、官員治理手法明顯落後（深圳大運會驅逐外來人員、將罷工的計程車司機開除）卻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正是由於重慶模式的存在，更反襯出廣東模式的不足，從外部產生的壓力自然有助於對問題的人士和反思。

最後，中國地域廣大，各地千差萬別，需要因地制宜的發展。出現發展模式的百花齊放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尤為突出。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或者是由於改革進入深水區，或者是改革的動力衰退，或者是黨內低調的傳統再度佔了上風，或者是部分利益集團的阻撓，總之敢於突破的地方不多。這也是外界認為改革停滯的原因之一。薄熙來由於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勇氣嘗試和衝破各種阻力。假如能夠成功，勢必可以不同程度的改變目前止步不前的狀況，鼓勵各地嘗試的積極性。從這個角度講，中國這片廣袤的大地上，重慶模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薄熙來的去職令人惋惜和遺憾，但卻也公平。王立軍事件他是有責任的。他本人也承認用人失察，而且這個失誤還涉及到他國，影響十分惡劣。不過他下台也有正面意義，說明中共對問題官員的不寬容。我們不妨看看2011年辭職的法國外交部部長米謝勒·阿利奧—馬里。她先是支持本阿里鎮壓民眾抗議，又在鎮壓期間到突尼西亞度假，接受本阿里親信的豪華接待。就是這樣，她仍然可以不辭職。後來被發現她高齡九十多歲的父母竟然買賣和持有本阿里親信公司的大量股票。在無法解釋的情況下，她才辭職。而薄熙來僅僅是因為用人不當而受牽連。

現在對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就蓋棺定論無疑太早。畢竟在今天的中國，民意的作用越來越大。重慶模式和薄熙來本人並無大的不足，而且薄熙來的可貴之處是他看到了問題並給出了自己的解決之道。當他入主重慶之初，遇到的第一次大考驗就是計程車大罷工。他親自對話，認為「對老百姓提出的訴求，要理解，要正確對待，還要認真研究解決，說到底，老百姓是通情達理的，只要我們心平氣和，開誠布公，就一定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2009年4月中旬，薄熙來說的一句話：「幹部不要一聽到百姓上訪就認為『無理取鬧』。」被《人民日報》和人民網評選為「每周最熱聲音」。這遠勝於那些迴避問題或者只是坐而論道之輩。時代既然需要能夠如同重慶模式一樣正視和解決存在的問題，那麼一個處於大轉型、大變革時代的中國，一切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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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有道理。重慶與廣東相比，老百姓擁護誰？那是不問自明的問題。且不論薄的個人品行，他在重慶做的事就是得民心，老百姓求的就是安居樂業，中國當今的混亂在重慶得到一定的治理，百姓擁護理所當然。而汪洋在廣東說是先做大蛋糕，實質是不敢得罪地頭蛇，所以金錢至上、黑幫橫行、社會治安可謂全國倒數第一，但因此得到了當地官僚、資本家的好評，也甚得上面的喜愛，甚至進政治局常委也呼聲日高。這種用人趨勢多麼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