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使用的人民幣，伴隨人民共和國建立、成長的腳步，走過了近60年的風雨歷程。它誕生於解放戰爭的炮火之中，發展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蓬勃時期，先後總共發行了五套。而開國領袖、世紀偉人毛澤東的頭像最終莊重地印上人民幣，是在1987年至1992年陸續印製發行的第四套人民幣和1999年國慶50周年之際發行的第五套人民幣上。本來，毛澤東像票幣是可以與翹首盼望已久的人們更早地喜相逢的。這是因為毛澤東生前曾經數次堅決拒絕將他的形象印上人民幣。
1947年4月，中共中央任命董必武負責籌建中國人民銀行，同時組織人民幣的設計和印刷工作。
中國人民銀行原計劃在1949年1月1日成立，併發行人民幣。但是，慮及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望，因此決定提前一個月，即1948年12月1日正式開業，同時將各根據地八種貨幣統一按比價兌換人民幣。
新幣的設計任務交由晉察冀邊區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庸等完成。在設計過程中，根據中外貨幣設計的慣例，設計者起初滿懷崇敬之情，毫不猶豫地一致認定應將共和國開國領袖毛澤東頭像安排在人民幣票面上，並將按此思路設計的方案遞交黨中央審核。
但是，毛澤東見過送審稿后，非常認真、嚴肅地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人民幣是屬於國家的，是政府發行的，不是黨發行的，我現在是黨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麼能把我的頭像印上呢？」
基於毛澤東出言如此振振有詞，主觀意識又那麼誠懇律己，有理有據至無懈可擊，設計方案只好進行更改。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南漢宸的意見，票面圖案最後設計為反映解放區工農群眾和生產建設的情景。人民幣上的「中國人民銀行」等所有漢字，均由當時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用標準正楷書寫。人民幣由佳木斯東兆銀行印鈔廠代印。為了防止意外，新的人民幣不切開，不加印號碼簽章，印好後由大連經煙台運達石家莊加工為成品。1948年12月1日上午9 時，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發行第一批人民幣——伍拾元券、貳拾元券、壹拾元券三種票幣。
第一套人民幣自1948年12月1日起至1953年12月止，共印製發行了12種面額、62種版別。本套建國之初的票幣，集中反映了當時黨的路線、政策和人民的意志。其中，有23個版別是展現建立工業化主題的，有20個版別是反映發展生產主題的，表現工農聯盟主題的有4個版別。由於毛澤東很強的原則性和充足的說服力，其頭像上幣的歷史只好向後推移。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科科長的石雷請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說：「現在毛澤東已經當上中央政府主席了，人民幣是否可以印上毛主席像？」南漢宸贊同地點點頭，說：「此事我一直沒有忘記過。咱們想到一起了。」隨後，南漢宸又搖幾下頭，深表遺憾地說：「只是，主席他老人家還是不肯啊。前些天，我到中南海開會時，趁會間休息，我曾經專門當面去請示主席。主席態度十分堅決，一臉莊重地跟我講，『政府主席是當上了，但是，當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因為我們進城前開會有過決定。這個決定是1948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作出的，其中規定：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禁止用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建築物和工廠的名字，以防一些同志因勝利而產生驕傲自滿、歌功頌德、貪圖享受、不求進步的情緒，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風。」石雷信服地頷首稱是。因為，他也真切地耳聞過，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實是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提議，作出了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和用黨的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等規定。
1950年4月，著名美術教授羅工柳、周令釗根據中央的決定，開始進行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他們依據國際上各國約定俗成的慣例，鑒於領袖肖像的獨特性與防偽性，考慮到蘇聯盧布印有列寧像，美國美元有華盛頓、林肯像，英國英鎊有女王像等依次類推，合情合理地認為新中國的人民幣應該印上為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勛、備受中國人民敬愛的毛澤東領袖像。於是，他們精心設計出幾套形象各異的毛澤東像票券樣圖：5元券，是少數民族抬著一幅毛澤東像；1元券，是天安門城樓正面懸掛毛澤東畫像；2角券，圖案上的火車頭也掛了醒目的毛澤東像。
上述初步方案上報至中央審批時，又遭遇了毛澤東主席的極力否決。毛澤東再次態度強硬地堅決反對在鈔票上印上他的形象，並且一再嚴肅指出：「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有條規定，一不做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為了制止傳統的歌功頌德現象，要遵守黨的決議，不得在人民幣上印刷我的像。」
可見，毛澤東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理智的認識，毛澤東的態度並非一時的謙虛。他是用實際行動，帶頭執行勝利前夕在西柏坡提出的「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倡議；率先垂範，在認真踐行從西柏坡進京「趕考」時「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會考個好成績」的承諾。
有了毛澤東如此堅決的態度與命令，設計與製作第二版人民幣的有關負責人與具體工作人員都只好遵命修改。好在對於票券的圖案設計，周恩來總理都極其負責地逐一進行了認真的推敲、審查，做了一系列的指示，提出了具體的意見。
1953年的一天，印製局局長王文煥拿著剛剛修改過的11種鈔票版面找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來進一步請示審核。王文煥指點著版樣說：「1 元券是北京天安門，2元券是延安寶塔山，3元券是井岡山龍源口。反映了中國革命的三大里程碑。5元券和10元券採用了民族大團結和工農聯盟的形象，體現了我們國家立國之根本。全套設計完整統一，民族風格突出。」南漢宸滿意地點點頭。這樣，第二套人民幣的2角票券，原設計毛澤東號火車頭上嵌有一個小小的毛澤東頭像，最後換成一顆五角星。其他諸如1元票券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5元票券各族人民高舉毛澤東像遊行場面中的主席像，也全部取消。
這套票券原稿經過設計者的反覆修改、調整和補充，並由總行研究員馬文蔚先生書寫漢字魏體。之後，於1955年3月1日起至1962年4月20日止，共印製發行了11種面額、17種版別。由於毛澤東再次毫不留情地阻止，大家欲將毛澤東像印上第二套人民幣的計劃又落了空。
在設計印製發行第三套人民幣時，由於有了前兩次的情況，沒有再提印製毛澤東頭像之事。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是發生了一段與印製毛澤東頭像有關的令人啼笑皆非、發人深省的插曲。事情的經過，簡單說是這樣的：印鈔廠的一些人，打電報給人民銀行總行，提出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認為正在印刷中的1元券人民幣有問題，要求立即停印，聲稱要印有主席的頭像的鈔票，並限期總行明確表態。總行及時上報中央，毛澤東得知后再次堅決反對，並要周恩來轉達意見：「主席不同意在人民幣上印他的像。」因而此事才告結束。
周恩來總理對第三套票幣設計同樣十分關懷，作了嚴格把關與精心指導，並提出了具體的三點修改意見。這套自1962年4月20日起陸續印製發行的人民幣，一直到1980年4月15日終止。這樣，第三套人民幣上還是沒有出現毛澤東領袖像。
第四套人民幣誕生於「文化大革命」結束和粉碎「四人幫」后的改革開放新時期，是1983年開始設計的。此時，毛澤東等第一代中共主要領導人已先後辭世。
這套人民幣仍然由羅工柳負責的設計小組承擔設計任務。起初的設計方案最大面額仍為10元。但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小面額幣值越來越不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尤其在購買貴重物品時，要提上大量現金，很不方便，廣大群眾希望發行較大面額的人民幣。為此，人民銀行一方面呈報國務院增印50元和100元的大面額的票幣，一方面向設計小組部署新的任務。
羅工柳受以往國慶節遊行隊伍里群眾舉著領袖畫像的感人場面的啟發，引發了靈感，提出要反映新中國第一代主要領導人的光輝形象。同時，這也是大家多少年來深藏心底的美好心愿。於是，設計人員經過充分研究，一致認為應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四位領袖側面浮雕頭像放在100元券上，以科學概括「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雖然毛澤東過去多次堅決反對印他的頭像，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發展，極有必要在票面上印上偉人頭像。這樣，既是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豐功偉績的緬懷和永久定格，也不失為對年輕一代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一種有效渠道。
這種設計思想一旦成熟后，設計人員受擔負的神聖使命感的強烈驅使，義無反顧地立即上報了中央。他們滿懷信心和希望等待著迴音。正像他們所預料的，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於是，先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刻家司徒兆光用石膏做成浮雕，接著由中央美院教授侯一民和畫家鄧澍把浮雕畫下來，然後由北京印鈔廠凹版雕刻師蘇席華花了幾個月時間把浮雕畫刻在鋼版上，印好後於1987年4月27日首次發行，從而開創了建國後人民幣中以領袖頭像作圖案的先河。至1992年8 月20日止，第四套人民幣共印製發行了9種面額、14種版別。
鑒於許多國家的紙幣一般是七八年換版一次，我國第四套人民幣流通了10多年，也該逐步換髮新版幣了。於是，1999年9月30日，朱?基總理簽發國務院第268號令，責成中國人民銀行自10月1日起陸續發行100元、50元、20元、10元、5元、1元、5角和1角八種面額的第五套人民幣，與第四套人民幣混合流通。這是我國貨幣制度建設的一件大事，是向共和國50歲華誕獻上的一份厚禮。
沉浸在歡慶建國50周年濃郁、熱烈的幸福之中的人們，當看到建國初期的毛澤東頭像醒目地獨立成為第五套人民幣100元大鈔的正面主景時，猶如陣陣春風撲面而來，縷縷清香沁人心脾，心情格外的喜悅和舒暢。放大了的毛澤東頭像非常賞心悅目，非常親切慈祥，了卻了億萬人民長期崇敬和懷念開國領袖的心愿，有著極為深遠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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