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落了個「不抗日」的罵名能怨誰？2 zt

其次，「單純防禦」而不是機動作戰使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的優勢火力下損失慘重。有時一天 之內，竟有10團官兵葬身於日軍的炮火之中，由此在國民黨軍隊中造成了一種嚴重的失敗情緒。 而單純的橫向防禦，往往一點遭突破后便引起全線崩潰，且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以至一潰千里。 原先預設的二線陣地往往不起作用，如淞滬會戰中，張治中率部花費數年興建的吳福線國防工事 未經使用便放棄了。到37年11月，離抗戰正式爆發不過幾個月時間，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 規戰爭已經結束了。 　　同時期，武器裝備十分簡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卻逆向而上，殺向敵後。敵占區的廣大民眾， 急切地盼望有人來組織和領導他們保家衛國。在共產黨那裡，他們看到了希望。在共產黨的領導 下，各種抗日武裝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就以冀中根據地的開闢為例。37年10月，共產黨員呂正操率領的原東北軍53軍388旅691團， 拒絕與大部隊一起往南長途競逃，在晉縣改稱人民自衛軍誓師抗日。他們與中共保屬特委組織的 河北游擊軍互相配合，在半年中控制了整個冀中平原，建立了38個縣的抗日政權。38年4月，人民 自衛軍和河北游擊軍一起粉碎了日軍的第一次掃蕩，在冀中打開了抗日的新局面。 　　再來看看地方政府。晉東北18個縣的縣長大多逃之夭夭，只有五台縣宋劭文和盂縣胡仁奎兩 位縣長堅持守土有責留了下來。他們自然與共產黨合作，參加了晉察冀邊區的創建工作。 　　到38年10月，八路軍在敵後創建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西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形成了 廣闊的敵後戰場。八路軍從改編時的4萬多人發展到15萬多人，成為華北抗戰的中堅。新四軍也 開闢了蘇南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從開始時的1萬人發展到2萬5千人。到38年底，與八路軍和新四 軍作戰的日軍已經達到40多萬，占侵華日軍總數68萬(東北地區除外)的58%，敵後根據地逐漸成 為了抗日的主戰場。 　　由於正面戰場的抵抗和敵後戰場的開闢，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的美夢。38年10月武漢、廣州 淪陷后，日軍被迫停止了戰略進攻，轉而將主要力量用於敵後，對付共產黨的抗日武裝。自38年 11月到39年7月的9個月中，日軍在8個月中以85%的兵力對敵後根據地進行掃蕩，僅以1個月的時 間用15%的兵力對國民黨正面戰場作局部進攻。 　　同時，日本對國民黨加強了政治誘降，用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作 為誘餌，企圖實行其「以華制華」的目的。而英美對日採取綏靖政策，極欲作為調停者，不惜以 犧牲中國抗戰的代價來維持所謂和平。在此氣候下，國民黨開始轉向。親日派汪精衛公開投敵， 而英美派蔣介石則走上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道路。 　　39年1月，國民黨在五屆五中全會上，確立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到了39 年11月的五屆六中全會上，國民黨進而從「政治限共為主」轉變為「軍事限共為主」，併發出了 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密令。 　　隨之就發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代表性事件是前期的五大血案和後期的三次進攻。39年4 月30日發生博山血案，6月11日發生深縣血案，6月12日發生平江血案，9月1日發生鄂東血案，40 年1月11日發生確山血案，總共有近3千八路軍和新四軍指戰員(包括傷病員)及家屬被慘殺。39年 5月，國民黨調集胡宗南部30萬人從北、西、南三面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封鎖包圍，以後就不斷挑 起摩擦，甚至大規模的進攻。到40年6月共侵佔邊區5個縣城和6個區43個鄉。39年12月山西的閻 錫山製造了十二月事變，進攻新軍和八路軍，同時破壞地方抗日民主政權，大肆殺害地方政府人 員和八路軍後方醫院傷病員，遇害者200多。39年5月到40年3月，國民黨軍隊更對八路軍前方總 部和129師發動進攻。由於共產黨適時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 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在軍事上明確地採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的自衛原則，粉碎了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而使國民黨在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困境的是皖南事變。41年1月，皖南新四軍軍部和所屬部隊 9000餘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國民黨預設重兵的圍殲，除了約2000人分散突出重圍外，大部犧牲 和被俘。事變發生后，全國震驚，海內外一致反對，各界人士紛紛開會和發表文章，譴責國民黨 的反共罪行。連英美也從自身利益出發，反對中國內戰。蔣介石陷入了十分狼狽的境地，被迫在 3月6日的參政會上保證：「以後決無剿共軍事。」 　　進入相持階段以來，日軍對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主要進行局部的有限進攻，實施政治和戰略上 的壓制性作戰。每次作戰通常在一個月之內，且往往在到達預定地區后即行停止或撤回。國民黨 軍隊則始終在戰略上採取消極地防禦作戰，缺乏對敵軍的主動進攻，因此在南昌、隨棗、棗宜、 豫南、上高、長沙等一系列會戰中，儘管廣大愛國官兵不乏英勇抗敵，壯烈犧牲，卻往往不能打 破日軍的作戰企圖。 　　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為了確保在中國的佔領區，使之成為太平洋戰爭的兵站和 基地，對敵後根據地實施了更加殘酷的大掃蕩和治安強化運動；對國民黨則繼續執行政治誘降為 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當日軍使用在華總兵力的72%對敵後根據地進行以「三光」政策聞名 的最慘無人道的大掃蕩時，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反而沉寂了下來。 　　最能反映出國民黨消極抗戰的是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衝突。 　　歐戰爆發后，英美對華支援轉趨積極。40年10月，英國首先開放了封鎖已達3個月的滇緬路， 援華物質開始源源進入。41年11月，滇緬邊境情況緊急，為了確保滇緬路國際交通線的通暢，決 定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於是有42年初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由於各方面的原因，10萬遠征軍作 戰5月有餘，最終以損兵折將而告終。中國西南唯一的國際交通線被切斷。 　　42年1月，同盟國正式組織中國戰區，蔣介石任統帥，美國的史迪威出任參謀長。史迪威對 中國的期望很大，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國軍東進奪還武漢和南進奪取河內的作戰計劃。羅斯福也希 望蔣介石儘快在中國開闢第二戰場，蔣介石則推說中國軍隊的裝備落後，補給困難，要等打通印 緬道路得到充分援助物質后，才能作戰。 　　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回憶，43年在開羅會議期間，在談到對日作戰問題時，蔣介石沒有 表現出什麼興趣。羅斯福終於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只放在監視共產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 戰。」 　　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后，分別退往雲南和印度接受美械裝備和訓練。按照開羅會議的 商議，中國軍隊將在1944年春季向緬甸日軍發動進攻，可是屆時中國軍隊卻遲遲不動。羅斯福多 次催促蔣介石出兵，蔣介石以美國不給10億美元貸款為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遲到1944年雨 季以後。羅斯福被蔣介石的態度激怒，放出狠話：「如果閣下再不出兵，美國將斷絕一切經濟軍 事援助。」在羅斯福的強壓下蔣介石才被迫出兵，1944年4月，何應欽率新軍進入緬甸，開始了第 二次緬甸戰役。 　　史迪威對蔣介石只想得到武器裝備卻不願作戰的作法十分不滿，幾次要用美國援助來裝備中 共領導的軍隊，並提出按戰鬥力來分配援助物資。44年9月為解救在滇西龍陵的遠征軍，史迪威 提出調圍堵陝甘寧邊區的胡宗南大軍南下作戰。這下戳到了蔣介石的痛處，最終導致了史迪威的 離任。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抗戰徹底喪失了信心，取消了在中國開闢第二戰場的計劃，連向中國 軍隊提供武器的熱情也冷卻了。魏德邁接替史迪威上任后，向羅斯福提議用美式武器為中國軍隊 裝備三十六個師，並進行美式訓練，被羅斯福擱置不理。 　　國民黨的消極避戰帶來的是其軍隊的腐朽。 　　進入1943年後，美軍於2月7日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的勝利，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 從此日軍開始走下坡路。1943年春夏，中共領導的敵後根據地在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后，開始 進行局部反攻。到43年底，基本恢復了原有的根據地面積。44年八路軍和新四軍發動了更大規 模的反攻，大片國土被解放，日偽軍龜縮到鐵路沿線的狹小區域中。 　　與之成為鮮明對照的是國民黨的正面戰場。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 線被美軍切斷，急須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並攻佔美軍在中國大陸的 軍用機場。1944年春季，日軍結集50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 余萬，面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佔領。守軍司 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軍官們則忙著把自己的親屬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內地。面對日軍的 進攻，中國守軍無心抵抗，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追打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歷 時八個月的豫湘桂戰役中，中國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 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為強弩之末的 日軍面前，國民黨軍隊遭此敗績，不由得蔣介石不感嘆：「國土喪失之廣，戰地同胞流離痛苦 之深，國家所受的恥辱之重，實在是第二期抗戰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頁。」 　　抗戰勝利后不久，國民黨便在三年半的內戰中輸給了共產黨。這與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表現 是完全分不開的。還是引王造時的那句話：「只有決心抗日，只有積極抗日，才是唯一出路， 才是唯一安內的辦法。」正是國民黨當局先是「不抗日」，後來又「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才 導致人心喪盡，最後終於連安內也談不上了。 　　如果我們不過高地估計自己的智力而貶低當時人的智力，則無論如何，國民黨落得如此下 場都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