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是怎麼被國富擊垮的

近日，香港的減稅又引起人們的熱議。事實上，近年來港府減稅已成慣例，無論當年經濟好壞，「藏富於民」的減稅措施都必不可少。
中國歷史上本來有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藏富於民的優良思想傳統，這種傳統是儒家學派財政思想的核心。現在，這種思想在香港開花，在大陸則還只有爭論，沒有行動。
春秋時魯哀公向孔子弟子有若諮詢「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時，有若回答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一再強調：「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而荀子則說，「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他尤其批評了統治者好利聚斂的結果是「府庫已實而百姓貧」，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這就是說，兩千多年前的先賢非常清楚，民富優先，則會帶來國富，國富優先，卻只能帶來民窮。只有將民富作為治國的要務，國富才可期待。
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爭搶稱霸的大背景下，各國關心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富強起來，在爭霸中處於有利地位。儒家的仁政思想不會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而法家學派的強國主張立即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怎樣實現強國的目的呢？法家的主張，就是通過國家權力，「弱民」、「貧民」。商鞅說，「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他鼓勵農業生產，但又強調「家不積粟」，要求農民將糧食交給國家而不是自己擁有。商鞅還認為，有資產的富裕百姓不好管理，貧窮的老百姓才能被國家政策支配調動，為國家服務。
而到了戰國末期，另一位法家人物韓非子說，「欲利爾身，先利爾君，欲富爾家，先富爾國」，把君主和國家的富裕強大放到毋庸置疑的優先地位。為了讓君主和國家富有強大，就必須讓老百姓貧窮弱小。他認為，「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財貨足則輕用。輕用則侈泰，侈泰則家貧」。因此，必須用重稅使其永遠處於貧窮之中，這樣，他們才能在生活的壓力下勤勤懇懇，為國出力。
商鞅韓非的思想被秦國採納，帶來強國強盛，秦以後的統治者雖然總是用儒家的外衣裝飾自己，其實都是外儒內法，說的是儒家「輕徭薄賦」的格言，行的是法家「富國弱民」的政策。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拋入國際競爭中的大格局中，其所處形勢，有些類似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爭霸。大清朝野都痛切感到中國的弱小，因此，富國強兵成為興奮點，無論洋務運動還是維新變法抑或清末憲政、辛亥革命，都圍繞富國強兵這個主題。這個主題其實一直延續到上世紀中期新政權建立以後。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強調的是國家的富強，而不是人民的富裕。而在追求強國夢的時候，國家再次沿著商鞅韓非的路徑，把國富與民富放到完全對立的兩極。
為了國家強盛，國家甚至發展出一整套意識形態，比如老百姓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高尚，比如詛咒私有財產的罪惡，塑造大公無私、很斗私字一閃念的精神。國家富強就必須讓老百姓毫無私心私利，一無所有。老百姓但凡有一點點私有財富，那就是某種邪惡主義的尾巴，一定要割除而後快。這種思想成為前三十年的主流思想。
顯然，三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無疑是對於這種國家觀的反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國家承認老百姓追求富裕的合法性正當性。在追求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進程中，不再以必須消滅私人財富為前提。雖然自從改革開放之後，老百姓積累財富已經不再是非法的，但最近十多年來，國家通過稅費等手段，在國家財富與私人財富之間重新進行洗牌。國家持續高速增長的財政收入，塑造了富強的國家形象，但可惜的是，在它後面，卻是百姓收入不足、生活艱難的窘境，國富與民富之間的關係再次緊張。
這種情況下，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再次甚囂塵上，處處將國家置於個人之上，要求個人利益、私人利益對於國家利益的完全服從。國家主義財政觀念下，國富再次被賦予了相對於是民富的無與倫比的優先性和道德正當性。國家主義甚至還提出一句臭名昭著的格言：「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以此來強調國富優先於民富的天經地義。
事實上，國家財富來自百姓的創造，來自百姓私有財產的讓渡，它們之間的關係，確實像是大河與小河的關係。但必須弄清楚的是，私人財產是源頭，私人通過財產讓渡進行的納稅，如同涓涓細流，充盈了國庫。如果老百姓的條條小河乾涸了，國家這條大河免不了斷流的命運。這樣常識，還需要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予以論證嗎？

作者：梁發芾 財稅史學者
原題：國富與民富的歷史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