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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認為那是一段光榮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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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穿鞋的蜻蜓 於 2011-3-25 04:40 編輯


   
  「曾有人問我們:要你們上戰場,你們會不會害怕?我說:打勝仗的軍隊,怕誰?」現年88歲高齡的張良皋白鬍子白眉毛,但仍帶著武漢人特有的血性。

  60多年前,在重慶譯員班的畢業典禮上,張良皋被蔣介石錯點名成「張良舉」。時年21歲的張良皋立刻大聲糾正:「報告!我叫張良皋!」這一嗓子將大隊長驚嚇出一身冷汗,也讓蔣介石好不尷尬。

  作為抗戰時期美軍的翻譯官,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張良皋經多方努力,終於為自己爭取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勳章。彼時,他應武漢市圖書館名家講壇之邀,正舉行一場講座,他讓主持人當眾將勳章給他戴上。「我始終認為那是一段光榮的歷史。」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我這個立場從未改變。」

  上世紀40年代,為配合盟軍對日作戰,國民政府從大學生中徵召了近5000名譯員,張良皋就是其中之一。

  張良皋是幸運的。他的大多數譯員同仁們,都沒有拿到這枚紀念章。張良皋在重慶中央大學的學長周太康,以及他在昆明炮兵訓練所的同仁曹越華,他們也曾跑過當地的統戰部門和外事局、民政局等機構,最終無果。

   「說的是四川話,我當英語聽了」

  1944年初,中國軍隊中翻譯人員奇缺。

  其時,義大利已於1943年9月投降,亞太戰場的反攻箭在弦上,中緬印戰場密切配合,美軍來華者日多,急需大量翻譯人員。

  為了應對形勢的發展,1944年1月,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從在渝的中央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重慶大學等幾所著名大學中徵召應屆畢業生充當譯員。所有符合條件、體檢合格的男生,必須無條件服從政府徵調,服役期為兩年。服役期滿后,方可發畢業文憑,不服從則開除學籍。

  中央大學電機系四年級學生周太康被徵調入伍,進入校內的譯員訓練班集訓。

  復旦大學電機系四年級學生曹越華在這之前就已經被校長吳南軒舉薦到昆明炮兵訓練所,擔任翻譯。

  中央大學建築系二年級學生張良皋本不在應徵之列,但滿腔報國熱血的他通過考試,得以進入重慶譯員訓練班第一期。

  在這次大規模徵調之前,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曾在1941年和1943年兩次徵調譯員。當時,駐滇美軍達數萬之眾,在昆明的美軍招待所就有50處之多,因缺乏翻譯官,數千士兵無法上前線禦敵。這兩批應徵的聯大學生最遠的去了印度、緬甸,近的留在雲南,中緬印戰場的幾次重要戰役幾乎都有聯大的翻譯官參戰,傷亡慘重。

  至1945年,國民政府在全國陸續徵調和招收了翻譯近五千人,合稱「五千譯員」。

  被徵召的譯員首先需要通過強化訓練。

  重慶譯員訓練班是典型的美式強化訓練,經6周集中培訓方可被派遣到軍隊。當時訓練之緊張,令譯員們暈頭轉向。「有一天聽隔壁兩個人吵架,結果一句沒聽懂,後來才意識到,這兩位說的是地道的四川話,我當英語聽了。」張良皋笑道。

  訓練班的老師個個資歷不凡。美國教員中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英譯者畢范宇博士,中國教員中有當過蔣介石翻譯的王錫鈞、一口地道牛津英語后在北京外語學院任教的何永佶博士、重慶國際廣播電台的播音員彭樂善博士等,他們輪流到各個小組教口語。

  而周太康則在位於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校內集訓。每天由學校的英語系教授和個別美籍教師教英語會話和一般軍事術語,要求大家講話用英語。有的同學講不流利,經常鬧笑話。由於各地急需譯員,周太康和部分口語較好的同學只學習了3周,就被提前抽調,分配到各地去。

    「罷操事件」

  1944年3月,周太康和幾個同學一起,由重慶珊瑚壩機場乘軍機到達桂林。他們被定為三級譯員,屬於軍事委員會外事局領導。每人領到了一套軍服和符號,所不同的是,譯員的符號上沒有星,也不發肩章。

  到桂林后,他們被集中到桂林東南干訓團譯員訓練班,接受了短期軍事訓練。他們在美國軍人的指導下,學習了幾種美式武器的使用方法。周太康印象深刻的是火箭炮,又叫反坦克炮,發射時,噴出火焰,威力之大可穿透坦克鋼板。

  經過訓練班的短期訓練之後,周太康和另外4個譯員被分配到第46軍美軍顧問團擔任譯員,隨顧問團由桂林乘火車到了柳州46軍駐地。

  張良皋則被派遣到昆明,分配在炮兵訓練所戰炮連,擔任翻譯工作。他回憶說:「原在義大利戰場上的美軍和裝備,幾乎全部移調到中國。訓練所的場地上,數以千計的大炮、卡車……連馱運75毫米山炮的騾子,也風塵僕僕從歐洲趕到亞洲來參戰。」

  炮兵訓練所屬於集中強化訓練。每一批中國官兵操炮六周,教官是美國人。張良皋每天和他們一起,學習操作105毫米榴彈炮。

  頂著高原的陽光操炮,一周下來,滿臉乾燥得起皮,沒法動彈。「最厲害的時候,只見各人眼睛眨動,臉上都像戴了面具,就這樣練就了一副黑黑的高原臉皮,大家見了面都相視而笑。」張良皋笑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訓練所里,中美兩國官兵的待遇懸殊。據《劍橋中華民國簡史》記載,一個美國士兵在中國的費用,抵得上500個中國士兵的費用。美國官兵能吃到正規快餐,執勤時吃豆子罐頭、牛肉罐頭和補充體力的大塊巧克力,有時還可以抽到香煙。而中國士兵大多營養不良。

  翻譯官們有專門的食堂,裡面的菜式中西不分。有時候是一個一磅重的大肉丸子,有時候是一隻大火腿,煎過之後,用刀切著吃。「一個月下來,就能長壯許多。」張良皋說。

  中國的事情,張良皋有時覺得難以對美軍解釋。有一次,美國人看見一群被一根繩子綁在一起的中國人經過,就問張良皋:他們是幹什麼的?張說不知道。問:是難民嗎?張說不是。那是囚犯?張仍說不是。美國人意味深長地說:那你就是知道了。張良皋才不好意思地解釋,那是國軍新抓的壯丁,是我們的羞恥。

  在訓練場上,中國軍人的體格遠不如美國人。一門炮,美國人8人一組,中國人十幾個人一組,還常常搬不動。他們這些譯員為爭口氣,咬著牙扛著大炮部件爬山,氣喘吁吁地跟著美國人的步子,上到山頂,還要立刻擺儀器,常常累得半死。

  由於對美國人輕視中方譯員的態度不滿,譯員們曾組織過「罷操事件」,連續三天不出操,後來經過調停,雙方各讓一步,平息了事態。

  經過這次抗爭,譯員們得到了正名,被確認其身份是軍中文職人員,不是「僱員」。從此,美軍人員不再隨隨便便稱呼他們 「interpreter(譯員)」,而是不嫌麻煩地稱他們為「interpreting Officer(翻譯官)」。他們的著裝也改為與美軍一樣。張良皋是三級翻譯官,享受「少校待遇」,但佩戴軍銜時須按文職官銜降低兩級,只能掛中尉領章。

  但譯員們不喜歡歪戴的美式船形軍帽,自己上街去買了一頂中國軟邊軍帽。於是這支譯員隊伍形成了獨特軍容:一身美式軍裝,卻戴中國軍帽。

  密支那光復的前夜

  但張良皋一直沒機會真正上過戰場。

  周太康只到過戰場外圍。1944年6、7月間,日軍進攻湘桂,46軍奉調到湖南,參加衡陽會戰。周太康跟隨顧問團和部隊,到達衡陽外圍。「但由於各部隊都想保存實力,並沒有積極參戰。」周太康回憶道。於是,他還沒有真正參加戰事,便隨顧問團奉命後撤了。這裡離他的老家湖南零陵很近,日軍進逼,他擔心家人安危,提出請假回家接眷,未獲批准。周太康認為自己是外事局譯員,不是美軍僱員,堅持離開,由此便離開了譯員隊伍。

  三人中唯一真正上了前線的,是曹越華。現年93歲高齡的曹越華家住重慶黃桷埡,他與老伴王德懿已在這個老舊但整潔的家中住了半個多世紀。

  當年,曹越華在昆明炮兵訓練所拖載組擔任翻譯官,因表現出眾,提升為譯員隊副隊長。1944年7月,他突然接到命令,調往印度前線。幾天後,曹越華直飛緬北重鎮密支那,未及跟任何人告別,包括他認識不久的女朋友,後來的妻子王德懿。

  抗日大反攻戰役——密支那之戰是1944年5月17日打響的。中美聯軍並肩作戰,史迪威將軍任總指揮,歷時近100天。

  曹越華到來時,正是密支那戰役的最後一晚。這天夜裡,部隊特意為他挖了一個單人戰壕。「就像中國農村的田間蓄糞池,上面用樹榦搭起,然後用軍用雨布遮蓋。」曹越華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晚上下雨,越來越大,雨水流進來,把腳蓋住半截。我只能坐起來。四面都是機關槍在打,就我一個人在那裡到天亮,很緊張。」

  這一晚,曹越華彷彿已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他做好了隨時犧牲的準備。在四面槍聲和硝煙火光中,他想起了四川臨水老家的母親,和心心相印的女友。

  好容易熬到天亮,曹越華才得知,此夜是密支那日軍的最後掙扎。第二天,8月4日,緬北重鎮密支那即全部被盟軍收復。這一役,中美聯軍以傷亡6000餘人的代價,殲滅日軍3000餘人,標誌著盟軍緬北會戰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讓曹越華難以忘記的是,清理戰場時,從地道中搜出了一名日本軍官,三十來歲,會說漢語,但發音難以辨明。於是給他一張白紙,讓他寫字。他在紙上以柳體字端端正正寫下了八個大漢字:中國必勝、日本必敗。

  曹越華剛到密支那時,是在新1軍88團第3營當翻譯官,後來調到新1軍新30師任翻譯室主任,中校級別,主要負責翻譯情報、作戰計劃等。

  曹越華最重要的任務,是翻譯中國與同盟國之間往來的大量作戰情報,同時也翻譯飛虎隊的情報。

  密支那戰役之後,史迪威和孫立人將軍來基地視察。談完了軍事作戰部署之後,史迪威與曹越華「擺起了龍門陣」。「他看上去50歲上下,精神非常好,說話自然又隨便。」曹越華回憶道。

  得知曹越華曾是復旦大學足球隊的中鋒,曾是美國西點軍校校足球隊隊員的史迪威立刻將他引為同道。「人類大體上有兩種競技角逐,一是野蠻的戰爭,一是文明的體育。然而我是兩種都有所經歷。」史迪威的這句話,曹越華至今記憶深刻。

   「我曾是二戰翻譯官」

  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即將投降的消息傳到張良皋所在的昆明炮兵訓練所,大家紛紛湧進大操場。炮兵訓練所有的是信號彈,美國士兵們也顧不上請示上級,紛紛打開信號彈庫。一時間,昆明上空被流光溢彩的勝利焰火點得通亮。

  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當時曹越華正行軍至貴州省安龍縣,聽見消息,立刻離開部隊,返回昆明,與女友結婚,后回到重慶復旦大學,領取了畢業文憑。

  9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開始安排遣散譯員工作。張良皋被編在遣散的第二批,於10月11日由昆明出發,21日抵達重慶。後於1947年順利畢業。

  解放后,這批譯員大多遭遇坎坷。「在北京、武漢、上海的譯員很多,大家能相互證明,比較容易說得清楚。去東北和其他地方的譯員遭遇就不同了,很可能就沒能扛過去。」張良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在鎮反運動開始時也差點出事。當時我在一家工廠當臨時工程師,市裡號召反動黨團分子登記,鬧得很緊張。但我覺得我是革命者。後來我把工作關係悄悄轉到武漢市建設局,問需不需要去公安局登記,建設局說不用了,內部交代就行。我才逃過一劫。」

  張良皋從武漢市建築設計院退休,參與了華中科技大學建築系的創建工作;周太康退休前為華中科技大學電力系教授;曹越華大半生都在重慶市日用化學工業研究所任翻譯。

  周太康對《中國新聞周刊》感嘆:對這批譯員,雖然已恢復了名譽,但還不夠,應該承認這是當年大學生抗日從軍的一次壯舉而載入史冊。90歲高齡的周太康仍思維縝密,永遠的理科生模樣。

  幾年前,80多歲高齡的張良皋應邀去美國講學。中途他去加拿大看望老朋友,需要重新申請簽證才能進入美國。「我花了一天時間寫申請,表格里有一欄問,是否會使用武器,我就在備註一欄寫上:『會放炮,我曾是二戰翻譯官。』美方簽證官微微一笑。幾天後簽證很快就辦下來。他們對於二戰老兵非常尊重。」
Traditionally, bad writers like to take fierce Moral Stands. They depict their characters in the blackest of black and the whitest of white. (Gore Vid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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