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HESSLER（何偉）RIVER TOWN（江城）

順流而下



坐慢船，由重慶順流而下，我來到了涪陵。這是一個溫暖，清爽的夜晚，在1996年八月的尾聲。長江上星光閃爍，星光微弱，無法從黑色的水面反射出來。一輛學校派來的小車，載著我們從碼頭出發，沿著叢叢曲折的小路前行。城市在我們身邊急速掠過，在星光之下，它顯得黯淡，陌生。






我們有兩個人。我，27歲；亞當梅勒，22歲，我們還很年輕，是被派到這裡來做教師的。之前我們幾乎從未聽聞過涪陵。我所知的，乃是這城市部分將因新近建設的三峽大壩而淹沒，我還知道，涪陵許多年來，一直對外面的人封閉。除此，就沒什麼關於涪陵的信息了。



半個世紀來，沒有美國人在此生活過。後來，我碰到城裡一些長者，他們還記得在1940年代住在這裡的美國居民，在1949年共產黨解放之前，而這些記憶又總是相當的模糊。在我們抵達時，這裡還住有另一個外國人，一個德國人，他在一所當地中學教了一個學期。但我們只和他碰了一次面，其後不久他便離開了。在那之後，我們便是這小城中僅有的兩個外國人。這裡的人口大約二十萬，以中國的標準來說只能算是小城。



涪陵不通鐵路。長期以來，它都是四川省的一個貧窮地區，公路狀況很是糟糕。去哪兒你都得搭船，而多數時候，你哪兒也不會去。在未來的兩年，它將是我的家。



一天，   大約是在我們抵達后一個星期，學校里所有人都聚集到了前門。一群學生和教師

花了一個夏天，步行從涪陵走到了延安，那是位於陝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據地，現在，他們返回學校了。



這是長征的六十周年紀念活動。在內戰的關鍵時刻，紅軍長途跋涉了六千英里，那時，國民黨已然快將摧毀毛澤東的勢力。克服種種困難，共產黨人們抵達了安全地帶，在西部中國的群山和沙漠之間，從延安，他們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力量，最後，他們的革命席捲了整個國家，把國民黨逐去了台灣。



一整個學期，學校里都有種種特殊活動，來紀念長征。學生們會上關於長征的歷史課，寫關於長征的文章，在十二月，將有一次關於長征的歌唱比賽。為了長征歌唱大賽，所有的系要花費好幾周的時間來練習，然後，在禮堂演出。因為長征所包含的音樂蘊藏相當有限，許多的歌都是一樣的，是以頗為難了評委們一回。叫人困惑的還有，由於演出服裝供應不足，人們只能分享，就和他們分享所唱的歌曲那般。歷史系的人們演出了，身著白襯衫紅領結，然後下了台，迅速把他們的襯衫領結遞交政治系。政治系的人們猴急急穿戴完畢，衝上舞台，又唱一遍剛剛被唱過的歌。到夜晚演出的尾聲，所有的襯衫都被沾上了汗漬，所有的觀眾都通曉了所有的歌曲。音樂系獲勝了，一如往常，而英語系位於倒數。關於長征，並沒有英文歌曲。



但夏天的步行延安之旅並非競賽，而涪陵隊的返航乃是長征季節最重大的事件。他們步行了超過一千英里，在中國夏日的酷暑之中，到得最後，只有十六人成功走完全程。其中有學生十三人，教師二人，他們是中文系的黨支部書記，以及數學系的政治輔導員。另有一個人物，一個低級別的管理人員，他在跋涉的中途痛哭失聲，給他在涪陵贏得了一個堅忍不拔的聲譽。所有的參與者都是男人。有幾個女學生也想報名參加的，然而學校考慮決定說，長征不適合女生。



在聚會的一星期前，李校長去了一趟延安找長征的學生，因為在近結束前學生們碰到了麻煩。



「學生們碰到了一些問題，」當我問到發生了什麼，英語系的主任傅牧友（音譯）說，「我想他們是沒錢了」。這確是實情，他們的錢用完了，雖然有豪情牌香煙的贊助，這是一個本地的香煙品牌。在我看來，這實乃一個特別正確的方式去紀念中共的歷史，跋涉一千英里，然後在延安墮入破產。



但李校長有辦法救他們出來，現在學校的整個學生集體聚集於前門的廣場上。這是一個小型的師範學院，有兩千個學生，於1977年開設，屬於文革摧殘了中國教育體系后重建的眾多學校中的一家。在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這類的學院位居底層。課程要花三年修完，學歷要低於本科，幾乎全部的學生都來自四川鄉下的農民家庭。在畢業后，他們將回到家鄉，在那裡的農村中學教書。



對許多學生，尤其那些新生來說，學院乃是叫人興奮的地方。校園與涪陵的主城區僅是烏江一鄰之隔，很少學生曾在那麼大的城市裡生活過。學校里有電影看，有競賽，周末有舞跳。時常會有類似歡迎長征同志的政治集會那樣的活動，現在，學生們帶著熱鬧的期待，嘰嘰喳喳著在廣場上說笑。



有一組八個女人在門口立正。她們穿著白襯衫與黑裙子，在胸口上別著紅色的校徽。她們被稱作招待員，是從學生團隊中精心挑選出來的。



所有的招待女孩都高挑漂亮，無一面帶微笑。她們代表了學校的官方，以完美的姿勢站立，優雅的步態行走，為權貴們斟茶。



關於涪陵，我還聽說過些別的：這裡的女人素以美麗著稱，至少我在成都上中文課時聽說如此。其中一個老師來自東北，一個臉頰骨高高，說話溫柔活潑的女人。即便在夏天，她也雙手捧著一壺茶，似要取暖。她叫尙老師，雖然她從未去過涪陵，卻很確定那裡女子的美麗。



「這是因為山水的緣故」，她說，「那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出美女」。



在成都我還碰到了一個涪陵人，也說了同樣的話。「但有時那兒的人脾氣不好，」她告誡我說。「那是因為太熱，因為那兒有很多大山。」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顯然中國人對他們山水的看法，很不同於外面的人。當我看到那些修出一個個平台的山丘時，我關注的是人們如何改造它，把它變為一道道叫人驚嘆的稻穀梯田；而中國人則看著在那兒居住的人，看著他們如何被那兒的土地所塑形。在我早期的涪陵生活中，我不時想到這個，尤其因為我所有的學生的生長都和這裡的土地緊密相連，我揣度著四川崎嶇多石的自然環境是怎生影響了他們。同時，我也想到，它在兩年中，會對我造成怎樣的影響。



涪陵市長第一個到來。他坐在黑色奧迪的後排，由司機送到學院大門。走出車門時，他向鼓掌的學生們揮手致意。當地的電視台來了，給他攝影，一個矮矮胖胖的男人，在九月的炎熱中愈發顯得腫脹。他快速穿過廣場，走向亞當和我，和我們握手，說歡迎我們來到涪陵。



這是我們在涪陵參與的活動中時常碰見的，每次活動的第一件事就是————歡迎剛到的美國人。在長徵集會的那天，我們本在前往登山的路上，很隨便地穿著短褲和T恤，我們只是由於好奇才停了下來。參與如此重要的活動而穿著不當實乃愚蠢的錯誤，我們本可表現得更好的，因為我們已經理解到，在這裡，想要做個旁觀者可著實不易，往往我們本身卻成了眾所矚目的中心人物。



當長征的人們抵達時，校園的大喇叭里大鳴大放出愛國音樂來。他們身著迷彩服，鬍子拉碴，肩膀上掛著舊式的軍包。領頭的人舉著褪色的紅色橫幅，上頭寫有學校及豪情牌香煙的名頭。他邁步穿過那些招待女孩。女孩們被分為四人一組的兩排，齊步走著，她們的頭堅定高昂，眼睛直視前方，手臂大幅擺動。其他的長征隊員們縱隊跟隨著領頭人，帶著驕傲的微笑，向群眾揮手。每個人都在鼓掌，觀眾們跟隨著長征列隊進入了禮堂，哪兒掛著一道橫幅：



熱烈歡迎涪陵師範學院豪情香煙萬里長征隊伍勝利歸來



亞當與我急忙低頭彎腰躲入禮拜的後排，希望能避免注意。我們周圍的學生們在咬耳朵議論，轉頭盯著我們看。他們的注意擴散出去，很快整個禮堂的人們都扭過脖子來看我們，我們盡量沉入到座椅深處，棒球帽低低壓住我們的臉。僅過了一陣兒，竇副校長就將我們領到了台上。他也著實別無選擇，否則觀眾的注意力將被分散。保證人們都集中注意，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我們時常被融入到當地的活動中去。



我們被安置在市長和黨委書記及其他幹部身邊。人群發出鬨笑聲，而長征隊員們鼓起掌來。招待員給我斟茶。我低下頭來，努力想把光著的腿藏到桌子下面。幹部們發表演說，鼓勵長征隊員們，提醒大家記住那光輝的歷史。演說都非常強勁有力，類似老電影中的獨裁者，而其中竇副校長更是無人匹敵。



他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小個頭，大概110斤重，他精瘦的胸脯和輕盈的手臂頗具麻雀般的質感。但他對著麥克風乾活卻是相當了得，開始很輕柔，很平靜，好似給一群小朋友上課；現在大聲起來，逐步加快手勢的幅度，一隻纖細的小手向著群眾揮舞過去，彷彿似要譴責他們；最後他咆哮起來，手臂揮動如打樁，眼珠快要迸出，揚聲喇叭在脹大，演說者和他的聽眾們此時平等了，團結成為了同志，成了愛國志士，人民公僕；觀眾們站起身來，爆發出歡呼和瘋狂的掌聲。



我聽到他說到了我和亞當的中文名字，梅爾康與何偉，他宣布說我們是被中美友好志願者組織派來涪陵的，這是中國人對「和平隊」的稱呼。人群又爆發出一陣轟鳴，我們所有人都成為同志了，一起服務人民，建設國家，長征隊員們都驕傲站立著，每個人胸口都醒目地別著一條絲帶與一朵紅色塑料花。有人遞給我一朵花和絲帶；有人指給我看一個站立於台前等候的一個長征隊員。他微笑著，彎腰，熱烈和我握手。我道個歉，給他別上絲帶與花，儘快的，希望能減少聚光燈對我短褲的關注，但人們又度歡呼起來，我揮手致意，掌聲又再響起。我坐下來，臉紅耳熱。



在慶典過後，他們拍了照片來紀念此次活動。在照片中，長征隊員們與幹部們驕傲地站成三排，每個人的位置都精心設置過，那褪色的紅色橫幅以過去的革命組織風格在空中飄蕩。長征隊員們身著乾淨的白色襯衫，胸口別著紅絲帶。他們沒一人在笑。最重要的幹部們站在頭排，跟亞當和我一起。竇副校長與魏書記面帶微笑，而亞當和我則尷尬地咧著大嘴。亞當穿著涼鞋而我身著一件很舊的灰色T恤，我們的光腿破壞了一排整潔的褲隊。其他的幹部沒一個在笑。相片中沒一個女人。

兩年後，我回到美國，我想把這照片展示給朋友們看，給他們講述故事。但從哪裡開始說起呢？去解釋說後文革時代的學院在紀念長征，和描述說大山如何變為梯田一樣困難。最後我會說，這是我們學校的一次政治集會，而我們的參與純屬意外，因為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和平隊的志願者都不為共產黨的集會所歡迎。我就只說到這兒了————這就是我關於那照片的故事。



當然，一切絕非如此簡單。我是一個和平隊的志願者，我又不是；中國是共產國家，又不是。所有一切都並非它看似的那個樣子，這就是那些早期生活的日子，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性，總會有踏空的危險。



在中文裡，PEACE CORPS乃是「和平隊」，在這三個字後面有更多的含義。在文革期間，當反美的宣傳抵達高潮時，中國政府對和平隊說了很多————說它乃是中央情報局的盟友，它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說美國把它的年輕人送到海外，為的是影響第三世界國家，朝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你最不可能愛上的苦活兒）。這些話如今不大說了，但其回聲依舊裊繞，是以「和平隊」這個詞兒已經無可救藥地腐化了。但中國語言，和其人民一樣，明晰政治的風向。當和平隊在1993年來到中國時，另一個名頭被找到了————美中友好志願者。這些字眼更複雜，而內涵卻無疑簡單多了。學院的權威指示我們的學生不得使用「和平隊」的字眼，不管是中文或英文，而他們中絕大多數也這麼做了。帶著一個委婉的工作頭銜，我來到了一所在文革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學院，在這兒，歷史從未遠離，而政治則無所不見。



開始時，就是這友好把我們兩個都嚇壞了。我們頭銜里的這兩個字著實難以翻譯或詮釋。學院在年前本有三個外國教師，一對年老的澳洲夫婦和一個中年墨西哥男人，然而他們只呆了不到一年，且幾乎從未離開校園，他們的情況要簡單許多。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很年輕，我們要打算在涪陵住兩年，而且我們被美國政府作為第三撥和平隊隊員被派遣到中國來。學院在最好的一棟樓里給我們安排了寓所，那兒還住有黨支部書記及其他重要幹部。好幾個星期以來，他們隔天晚上就要宴請我們。在這些事件是乃是有外交禮儀的。我們要坐在一張鋪滿了中國小食的桌上，腰果，干啤，茴香豆，蓮藕，通常韓老師會發表聲明。他是外辦的一個代表，27歲年紀。他的英文口語在學院中首屈一指，然而他是一個焦慮的年輕人，為的他新近上了這個權威的崗位。他請我們稱他艾伯特。



頭個星期的某個晚上，在宴席開始前他轉向我們。



「學校決定了」，他說，「給你們買個可以打到校外的電話機。你可以打到中國任何地方。」



我們發出異議————這沒必要，話機很貴，其他學校的志願者都沒這個。他揮手制止我們。



「這問題不用談了」，他說，「沒電話你們會很不方便」。亞當和我對視，聳肩。我們謝了他，所有人都開吃，第二天維修人員上門來安裝了電話。



幾天後，又一個飯局，又一個聲明。「學校決定了」，艾伯特說，「要給亞當買台洗衣機。」



「我房裡已經有一台了，」我說，「我們可以合用，沒必要再花錢。」



「不方便」，艾伯特說，「學校已經決定了。」再次我們的抗議被無視了。我們開吃，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機出現在亞當的門口。



幾天後，亞當在和幾個英文系的教員玩牌，黨書記張岩提到學校從和平隊收到了我們的簡歷信息。



「我看到說你會玩網球」，張書記說，「你肯定打得很好。」



亞當曾經在夏令營里任職過網球教練，而他迅速搖頭。「我打得不好」，他說，「我已經好久沒認真打過了。」



張書記咧嘴，抓牌。他是一個瘦而結實的男人，理著平頭。我們花了一個星期對他建立起兩點認識：他是英文系教員中籃球打得最棒的，也是最能喝白酒的。他也是系裡最高階的幹部，作為黨的書記他的權力遍及學術，紀律，和政治議題。他那種人不大說話，而他開口時，就有事兒要發生。現在，他看看牌，身體前傾，看著亞當。



「學校」，他輕聲說，「決定要給你買網球。」



他坐回椅背，等候他這宣言的迴響。但問題是，這網球怎麼買？好一陣兒后亞當才決定如何回應。



「學校真是太慷慨了「，他很小心地說，」我很感激你們願為我們做的，但這沒必要。你不用給我們買網球，張先生。



張書記笑笑，甩出一張牌。



「魏先生」，他說，「想到你或許想玩網球。他想讓你跟皮特都快樂。」



魏先生乃是整個學院的黨的書記，作為校園最高階的官員，他無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而非關心和平隊員要不要打網球。亞當表達了類似的意思，強調說他沒網球也很快樂。但張書記態度堅定。



「這事已經決定了」，他淡淡說道，「學院要給你買網球。現在玩牌。」



第二天，網球並沒有出現在亞當的門口，然而他不敢大意。他告知我這次談話。我們兩人一起，嘗試和校方溝通。這種努力，在未來的兩年一次又一次重複，其結果良莠不齊。我們的表達往往是間接的，情況往往不那麼簡單。有時，它的結果和我們希望的正相反。



我們和艾伯特談了，我們和張書記談了，我們和傅主任以及其他英文系的教員談了。我們說網球很貴，而且我又不會打，事實上亞當也不再喜歡打網球了。他在大學期間已經厭倦了網球，只想給自己放個網球長假。這運動很沒意思。籃球好多了，足球也是。網球是剝削階級的玩意兒。事實上，我們的話沒講到那個份兒上，但我們嘗試了一切手段，一整個星期我們都在活動，堅決反對買網球的事兒。



在我們的公寓樓邊，有一個木槌球場。無疑這是校園裡最好的一塊地兒，也是我在中國所見的最寧靜祥和的地方。在一個擁擠的國家像這樣的地兒不多————一塊除了享受愉悅外別無用處的土地。一排樹木灑下陰涼，平整的土場光滑完美。它被維護得很好，但它平滑完美的原因是因為它被玩得很好。每天清晨，退休的教師與工人們來木槌場碰面，玩一整天，除了午餐的間隙。他們玩得真好，看上去簡直不像是在比賽——那球隨心而動，好像魔術師手中的牌，技藝純屬而顯得和諧安靜。這是每日一次的展覽，退休的人們猶如藝術家——他們把槌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這塊地的面積，正和一個網球場相彷彿。



這頭幾個星期里，為了它，我們一直心懷恐懼。我們的陽台正可俯視球場，每天早晨，我們在那裡探視，害怕見到工人，見到鏟子，梭子，鏟土機，炸藥，一切可能和買網球相關的東西。我們真是深深地恐懼著。不確定性乃是最難受的部分。買網球，好似一個抽象的概念，但同時涪陵顯然是一個很可以把抽象變為現實的地方。看一眼三峽就足夠說明了。



但到得後來，網球並沒被買來。飯局宴請在四個星期後也結束了。在一個月之內，校方不再給我們買東西。不久后，我們就如寵壞的小孩般開始抱怨，說我們的需求被忽視了，但我們只對自己輕聲咕嚕幾句，在我們高據於校園的幹部公寓中。



槌球聲在清晨漂游到我的公寓————那輕柔的敲擊聲，落在硬土上的腳步聲，那輕輕的拍掌和笑聲，人們玩得不慌不忙。這聲音乃是最能撫慰神經的，時常我坐在陽台上就只是聽，槌球聲的背景音是不連貫的蟬鳴與烏江上傳來的雜音。輪船的汽笛在狹隘的河谷中迴響，馬達擊打著流水，平底貨船向水岸的火車卸下沙子。離我的公寓一英里遠處，烏江消失在長江的棕色急流中，不時的，我會聽到大江那兒傳來一道孤獨的汽笛。



初初的日子裡，涪陵對我來說全是聲音。這是一個音量高亢的城市，而它的嘈雜聲音也和我從前所有的體驗截然不同————工地上穩定的鑿擊聲，木柄大鎚敲打石頭聲；這些聲音都在顯示這地方許多話兒都仍舊靠徒手完成。這也是我第一次住在江邊，聽得輪船的汽笛及其河谷回聲。



我的公寓，乃是在一座立於山丘上的建築的頂層，俯視烏江。一條漂亮的河，河水迅捷而清澈，它從南部貴州的群山中奔涌而來。跨過烏江即是涪陵的主城區，從山坡上崛起的粗矮的混凝土建築群，好似一團亂麻。無論我向那兒看，山坡都很陡，尤其靠近北面處，在那兒，白坪山厚重的體型在兩江交匯處隱約可見。



這便是我的城堡的視野，高居於六樓，高據於河流與小城之上。沒什麼阻礙我的視野，也是我的聽覺如此豐富的原因。早在槌球聲響起之前，我聽到樓后公雞的叫聲，我聽到早晨六點校園裡的玲聲。我聽到學生們沒精打採的跑步聲，那是他們的晨練。晨練音樂在六點后不久便響起，通過擴音器廣播————快樂的清晨，不斷重複的音樂，一日復一日。在晨練後有聲明，有宣傳，學生們吃早飯的聲音；然後是早間上課的鐘聲，和槌球場上升起的第一個回聲。



我住在教學主樓的附近，也能聽到那兒的聲音。我聽到學生們在重複朗讀課文，因為在涪陵許多學習都是通過死記硬背。然而這裡也有一種撫慰的聲音，聽到他們聲音集體的起落，想到他們全都學到了點什麼，叫人心感滿足。我也喜歡聽到上課後老師的聲音，十分鐘休息時蹦跳的雜訊，電子玲聲和午飯時間學生們急急沖往食堂的聲音。



這些嘈雜的聲音並不妨礙到我。清晨的聲音把我吵醒，那也挺好，因為這是學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聽到這個讓我感到自己好似也跟上了步調。當然，我並沒跟上，在某些方面我覺得自己永遠也不會。但在起初那幾個星期里，若不是這圍繞著我的每日例行活動，我會感到更加脫節。



所有事情都遵循一個嚴格的時間表。這裡有早晨的例行活動————早操，鈴聲，上課————在下午時，常有掃帚的揮舞，學生們在做強制的校園清潔工作。在周一和周四他們要清潔他們的教室。周日的晚上，會有政治會議，學生要聚集起來發表演講和唱歌。有時候他們會唱愛國歌曲，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唱的是情歌，他們的嗓音在校園中回蕩。



在每年的開初，新人要接受軍訓。每一個班級組成一個軍團，男孩和女孩們一起，人民解放軍的士兵們會來教他們如何敬禮，走鵝步，轉彎，立正。在軍訓期間他們也要學習歌曲，看上去是要給共產主義增添一點趣味。我們的學生們總要為一個或另一個組織唱愛國歌曲。



在軍訓中，新生們穿著校服，包括粉藍色的阿迪達斯汗衫。他們和他們身著的明亮的制服都和身著迷彩服，態度僵硬的指導員很不協調。他們都在二十齣頭，但大多數看上去還要年青，剛從農田出來，在領導的指示下蜷縮，戰抖。在炎熱的日子裡，他們中有些人會暈倒，被安置在樹蔭之下，而其他人繼續聯繫鵝步。在兩周的訓練尾聲，待他們練習好了步伐，他們會行進去磨盤山谷某個角落，在那裡，作為他們入會的句點，他們用來福槍對著靶子狂射一通。我聽到了那聲音，槍火的爆炸聲把烏江上的聲音統統淹沒了。



校園在夜裡很早便安靜了。宿舍的燈光在十一點整突然集體熄滅，一整排的建築變得漆黑，電源被切斷了。有時我坐在陽台上，看著燈光熄滅，又一次的，有一種撫慰感覺從這種整體的秩序中生髮。



從我的陽台上望去，城市在夜裡可算美麗。在白晝涪陵是一座骯髒的江城，能看得出，這裡的一切都被建設得過快，而在夜裡，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只是水與光————明亮的燈光與幽暗的江水，烏江的黑色鏡面被染成一條條紅，黃，白。有時在夜裡一條船逆流而上，穩穩地推進船首的一個三角狀燈光，馬達在河谷的黑暗中突突突響。每過半小時，長江上便有一艘大型客船經過，一條明亮的光帶游過，在莊嚴的寂靜之中。



我並不真的理解這些每日行徑。我不曉得那些船要去向何方，也不知為何學校要實施那麼嚴格的紀律。他們槌球的玩法也不同於我們美國，但我對涪陵的規則並不求甚解。我只是喜歡他們每日如此進行————秩序規則本身才是重要的吧。我也沒花心思去多想軍訓的事兒，直到我讀到了一篇學生的日誌，她描述了學校里典型的一個下午：



今天天晴，一年級的學生在做軍訓。他們不停走了又走。雖然汗水從他們的頭頂不停滑下，沒有領導的允許他們不能停下。



當然，通過這種方式，他們會了解到軍隊生活有多麼艱苦。他們的精神不能受到打擊。



每個人都必須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尤其是大學生們。我們的國家耗費了許多資金來教育他們。他們必須對祖國保持忠誠。軍隊力量乃是一國力量的象徵，所以我們有必要學習一些軍事知識。在1989年，北京發生了學生運動。對年輕人來說，他們的思考還未成熟，他們沒有自己的觀念，而環境會很輕易就影響到他們。他們也分不清對錯。當哪兒有興奮的事情發生，他們就參加了。在這次事件后，我們國家決定要在大學里進行軍訓，讓他們理解到我們如今的生活是得來不易的。



這就是我真實聽到的————操練和遠處的槍聲乃是天安門事件的迴音。我意識到，學校的每日例行活動背後的含義，多過我起初的理解，從此之後，我便更小心地傾聽傳到我高踞於烏江上的城堡的種種聲音。



起初的日子裡，我所學的大都來自我的學生們。我的中文還不足以和城裡的人們直接聊天，這使得這城市對我來說仿似潮汐般洶湧————一堆無法溝通與理解的紛紜亂象。是以我認真傾聽我學生的聲音，閱讀他們為課堂所寫的日誌，慢慢的，涪陵的一部分逐漸聚焦清晰起來。



我所見的第一樣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亞當。這有點嚇人，因為在我人生中從未被人如此密切觀察過，一舉一動都被複述，被評估。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被談論，被記錄。我們每個習慣或癖好都被赤裸裸展示。學生們寫到我總帶一壺水來上課；他們寫到我如何在上課時踱步；他們寫到我的笑，覺得很是滑稽。他們寫到我那外國式樣的鼻子，是不可思議的那麼長，那麼直，許多人還寫到我的藍眼睛。這大概是最奇怪的細節了，因為我的眼睛乃是淡褐色———但我們的學生讀到過說外國人長著藍眼睛，是以他們見其所欲見。



他們最想見的，乃是微縮了整個的外面的世界的兩個年輕的外國人，在涪陵他們是這麼叫的————「從國家外面來的人」。一個下午，亞當和我在廣場上玩飛盤，第二天，我讀到一個學生的日誌，這項閑散的運動變得奧林匹克起來：



當我正在寫我的作文時，有個人對著全班大叫：皮特和亞當在玩飛盤！我立刻放下手中的筆，衝出了教室。真的，他們真的在玩飛盤。我想看得真真切切而不錯過一個細節。我奔回了教室，戴上我的眼鏡，又衝出教室。我現在看得非常真切了！這兩個運動員離得遠遠的，開始比賽。看上去多麼美妙啊！這飛盤像一團紅色的火焰，在兩個人之間飛來飛去。我看了很久很久。外國人真是多才多藝。



另一個描述則沒那麼強的英雄氣息。我最喜歡的一篇來自一個學生，理查德，在標題為「為什麼美國人那麼輕鬆隨意」的文章中：



我是個中國人。我們都知道，中國乃是一個相當保守的國家。是以我們中許多人或多或少有些保守的思想。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



我們的外語老師，皮特和亞當，從這個學期開始教我們。這是一個了解美國生活方式的好機會。在我看來，他們比我們中國人要輕鬆隨意得多。為什麼我這麼想？我給你幾個事實來解釋。



比如說，當哈斯勒先生上課時，他會給自己撓痒痒，而不在乎別人怎麼說。他穿得很隨意，通常是皮帶耷拉下來晃著。但告訴你一個事實，在中國這會被認為沒禮貌，特別在老年人眼中。在我看來，我覺得很自然。



上周，當托馬森小姐（另一個訪問涪陵的志願者）給我們上美國選舉講座時，她脫下了羊毛衫，把它綁在腰間。對我們中國人看來，這真是難以想象。一個教師怎麼能在上課時那麼做！但謝天謝地，我們英文專業的多少對美國有些了解，這並沒有讓我們太驚奇。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他們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這地方犯錯誤是很容易的，而且很多錯誤依然犯下了。但當地人是很能諒解的———通常他們會給我們一點暗示，往正確的方向輕推一把。在課程的頭一周，亞當讓同學作自我介紹，一個叫凱勒的女孩站起來。她介紹了自己家鄉的名字，並解釋說她選擇此名字源於海倫凱勒。這是一個很普遍的模式；不少人從他們的仰慕對象那兒取名，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有個芭芭拉（從芭芭拉布希那兒來），一個阿姆斯特朗（內爾阿姆斯特朗），有個理想主義的二年級生叫馬克思。有些直接從他們的中文名字翻譯而來———房子，黃色，北方。有個男孩的英文名字叫懶惰。「我叫懶惰」，他說，在開課頭一天。「我很懶。我不想玩籃球或足球或任何運動。我的喜好就是睡覺。」



其他名字就較沒道理了。這兒有一個草房，一個三菱，一個科。有些名字只是不好彩：一個很小個頭的男孩叫筆，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叫椰子。一個男孩叫戴茜，讓傅主任很是鬱悶。系主任是個俊朗的男人，發色藍黑，他是我們與英文系之間的聯絡人————這位置上有太多的責任，給他罩上了層悲哀的空氣。他在叫我去辦公室里討論戴茜時，看上去特別陰沉。



「這是個女孩的名字，對嗎？」他問。

「對」，我說。「只是當前在美國，連女孩們都不喜歡這名字了。」

「我記得『了不起的蓋茲比』中有這個名字」，傅主任說，笑得很悲哀。學生時他的專長在美國文學，他幾乎對所有偉大的二十世紀小說家都了如指掌。他嘆息一聲，搖頭。



「去年這學生有個男孩的名字」，主任說。「他在夏天改了名。我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從沒跟戴茜談論過這個。他不是很容易交流的，關於他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人生目標就是當一名軍人，而該追求因為他糟糕的視力被人民解放軍粉碎了。這個失敗，也許能照亮戴茜存在之秘密；他個頭很高，沉默寡言，氣質里有一種深深的悲慘。每天他都穿迷彩服來上課。不知那是一種自我安慰或自我懲罰。我只是喜歡有一個高高的，身著迷彩，名叫戴茜的男孩坐在教室的後排。我永遠也不會叫他換個名字或服飾。當然，我沒把這些想法告知傅主任。

而凱勒的名字是一目了然的。海倫凱勒是學生中普遍的英雄人物————即便一些男孩也把她作為榜樣，部分原因，大概是由於她對共產黨表現過一些同情。在凱勒自我介紹的那一天，她解釋了一下原因，接著便微笑了。



「謝謝」，亞當說。「你長著很好看的雀斑，凱勒。」



教室里突然寂靜下來。凱勒拉下了臉，迅速坐下。在一片尷尬的沉默當中，亞當慌亂了一陣，接著便急急解釋說在美國雀斑會被當作不乏吸引力的。然而，情況表明，在中國卻不是這樣——他的讚美好似說「你長了很好看的胎記。」但除了繼續上課外別無他法了，在幾分鐘后這尷尬便消除了。



但這事故卻沒被忘掉。一個星期後，兩個學生在日誌中提及了此次事故，他們嘗試用中國式的間接來溝通：






我曾聽說很多美國女人臉上都長有雀斑。在中國，尤其女孩子很不喜歡別人提到自己臉上的雀斑。這很沒禮貌。我想知道長雀斑的美國女人是如何想的？



他們中有些人（外國老師）的教學方式是可接受的……我們應當肯定他們的成就。但有時，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的習俗，卻會讓中國學生尷尬。我們不會輕易對別人的外型做評價。但這兩個美國老師中的一個卻打破了禁忌。但我想，隨著時間推進，他們對中國的知識日長，這些尷尬可以避免。



我們就這麼跌撞著前行。當然，我們很天真幼稚，我們相信憑藉良好的意圖和努力工作，我們會不費太多麻煩就融入到這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去。但和這國家大多數地方一樣，涪陵有一個複雜的過去，我對其歷史也未有真正的理解，不論我讀過多少有關大躍進和文革的書籍。



尤其要緊的，我還未認識到，對中國的這塊地方而言，出現兩個美國人加入做居民意味著什麼。後來我了解到，當地許多的工業，乃是在1950和60年代從上海遷移過來的，出於對美國核威脅的反應。當時毛澤東把中國的軍工廠都遷移散布到了西南部的偏遠山區。不可避免的，這段歷史會影響到當地人對我們的看法，而我們之前卻對該歷史一無所知。



也許，若我們先前了解更多的話，事情還會更困難。我最喜歡的一個學生叫安妮，她家就住在我那棟樓的一層。她父親是個數學教授，教員中最高階的一位，因此他才能在我們這棟專享的住宅樓里取得一席之地。而也因為這個原因，文革期間，他在四川一個偏遠的煤礦工作了八年。像許多有才華的中國人一樣，他曾被放逐，因為他是個知識分子，臭老九，底層中的底層，那種只有通過最下等最乏味的工作才能改造的一類。



那些歲月看上去沒給梁教授帶來多少重負————他是個開朗的人，毫無疑問他很高興自己在政治上被重新接納了。即便在煤礦工作時，他也盡量為自己獲得最佳待遇，通過做出漂亮的會計賬目來獲取當地人的欽佩。但我想或許這過去的歷史對他的女兒倒有更多的影響，雖然她不曾經歷過他的那些事兒。她是班上最聰明的的學生之一，也屬於那不合群的少數。她的想法是不同的——她喜歡獨處，而且很有決心；大多數人都不免要跟隨環境表現出一些假大空的政治言行，而她卻不隨波逐流。在我所有的學生中，我最期望她能對我展現出開放的思路來。然而在她畢業后，她給我寫了封信，很誠實地告知她在最初時的想法：



在你當我老師沒多久后，我讀過一篇新聞評論說，柯林頓先生所以能取得總統位置的原因之一，是他對中國態度強硬。那時候，我討厭見到你和梅爾先生。



在起初的幾個月里，我猜不到這種情感會那麼強烈，儘管有一些徵兆顯示我的學生們對外國的世界依然充滿了不信任。我把這些事件看作孤立的事件————我通常是很溫和地回應，盡量不去想太多。某天一個叫凱瑟琳的女孩寫到東西方女人的差異：



西方人是喜歡嫻雅的女孩呢，還是性感的女孩？不過我總有一個觀念，東方女孩因其嫻雅出名，而西方女孩則因性感。



在中國的女孩，大都是嫻雅，精緻和善良的。她們做事跟隨規矩。這是中國的傳統。



但西方的女孩對外面世界更開放。她們想嫁誰就嫁誰，想離婚就離婚。不管別人的評論。她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考慮是對是錯。她們的生活無拘無束。



我想我喜歡東方女孩的美德。她們嫻雅，精緻。



凱瑟琳是個可愛的女孩，安安靜靜的，有一雙熱切的眼睛，掛著友善的微笑。我對她嚴厲不起來。在她的日誌下面，我只是寫道美國我有三個姐妹————就只說到這兒了。在涪陵這種方式的溝通已足夠，一天後她就道歉了。



她用到了「開放」這個字，對涪陵的人們來說，這可是個分水嶺級別的話題，對整個中國來說也如是。無論到哪兒人們都在談著改革開放，這包括了跟外面世界增加接觸，以及鄧小平於1978年啟動的資本主義式的經濟改革。在某個程度上，改革開放類似戈爾巴喬夫在俄國的運動，但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中國的這個辭彙缺乏清晰的政治含義，而該國的領導沒有意圖想要如戈爾巴喬夫那樣開放政治體系。無論如何，改革開放導致了大規模的社會變化，從區域之間的流動性，到受外國文化影響下的新風格，新態度。大多數中國人視其為積極的發展，因為生活水準提高了，但還是有恐懼隱藏在腦中。第一批到來的美國教師們，就足以激發起他們的不確定感。



在頭一個學期，我是太忙了，沒空去想這些事兒。我在學習中文，準備課程，寫我自己的日記；我沒時間去想我們的到來背後隱含的政治意味。但有時我還是會被震動————好像那回我讀到一個學生的日誌，三個短句子久久盤旋在我腦中：



今天的中國對外國開放了。犯罪增加了。維持社會秩序很重要。



開頭的幾個月里，這些看上去都不那麼重要。我把這些有趣的段落拷貝到我的日記中，然後照常做事。我意識到，至少在這開始的階段，我無法因學生們的任何想法而對他們作出評價。他們的生活背景和我來涪陵前的人生經驗太過遙遠，而且，和所有年輕的中國孩子一樣，那段飽含憂患的過去如空氣般圍繞著他們。這一點很容易被忽視————要嘲笑他們滑稽的名字很容易，把他們當作單純無知的鄉下人而不屑一顧也很容易。但這種想法距離事實再遠也沒有了————四川的鄉下並不單純，而我的學生所知道的事情或許是我所未想象過的。即便他們的外觀具有欺騙性，但當他們寫到他們的家庭時，真相與事實便流露出來。



在現實生活中，我覺得我父親是個英雄。有一回他告訴我他的過去 。但他還才十歲時，他的大姐們便遠嫁了，大哥也去了遠方工作。那時候，中國走著集體化的路線，人們在農村公社幹活。他們沒有自己的財產。



在那些日子以前，我的爺爺通過努力工作，積累了很多的財產，但當農村公社開始后，我們家庭的財產就被「革命組織」全部毀滅了。他們說所有的東西都屬於群眾，然後他們把一些好東西拿走了。我的奶奶想要阻止她們，但失敗了。他們把我奶奶吊起來打，不給她吃的。後來她就餓死了，然後他們強迫我爸爸在冬天去水田插秧。我爸爸沒有抱怨，只是辛苦工作。



他們的祖母大多數都是小腳，他們的祖父很少會認字。他們的父母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恐怖的年代度過青春期。這些都影響著我的學生們，給他們塑型，然而同時，他們又是全然不同的。他們受過教育，雖然沒有誰說得上富裕，他們卻並非赤貧。他們可以買得起東西，時髦的衣服，書，錄音機。他們上了大學。他們學習了七年的英文。他們看到了巨大的變化，政治的，經濟的。也許就我的標準來說，他們算是被政治洗過腦了，而跟過去的年代相比，他們明顯要自由得多了。



他們是分水嶺的一代，就好象「開放」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分水嶺的議題。我感覺到他們這代人身上肩具重任————在某些方面他們像是我父母那輩的美國人，聽著大蕭條和二戰的故事成長，建設出了今天的美國，不管說是變得更好或更糟。這種聯繫到未來的光榮意識也存在於中國，只是中國的這段近代史比起美國歷史的任何一頁都要殘暴得多，令到事情變得複雜。我的學生很難就任何有關中國的事情發表批評，這並不叫人意外，因為他們是沒完沒了地受到共產黨的思想灌輸。偶爾我的一些較出色的學生寫到中國時，會混雜著冷靜的精確感和盲目的樂觀感，讓我感到，做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艱難：



我想，在中國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有兩個偉人：毛澤東和鄧小平。若我們想要指出兩代人對中國的不同看法的話，我們就必須提到這兩個人。



當我父母在我的年紀時，中國並不富裕。甚至人們無法吃飽穿暖。那時的情況非常的困難。因為缺乏經驗，中國的領導們沒有很好解決一些問題。也許，那段日子是中國發展過程中最艱難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容置疑：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建立了中國人民共和國，而給中國人民帶來獨立和民主乃是中國人長期珍視的目標。所以，人們從心底崇拜他。這種崇拜也帶給了人們對中國的深沉的愛。我父母也是這樣。那時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是錯誤的。但他們以為中國是最好最完美的國家，地位也很崇高。在他們想法中，只要實現計劃經濟就可以實現宏偉目標，因為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有關於市場經濟的想法都是右傾修正路線。我的父母只是照他們的指示去做事，而不去想那些指示是錯是對。



今天，我們以自己的眼光去看那些日子，我們覺得我們父母從前的想法和行為多少是盲目和狂熱的。但如果我們客觀看待那個時代，我想，我們應當理解他們。每一代有自己的喜怒哀樂。對年輕一代來說，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評。我們的上一代是不幸的；他們沒有一個好的機會，好的環境來認識自己的價值。但他們的精神，他們對我們國家的愛，給了我們一個好榜樣。



我很難想象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學生對學習的態度熱切，對我的態度非常尊重。而且他們很聰明。學校雖然不是名校，但中國高中以上學歷的人口不過佔到全部2%，是以即便涪陵的學生們也算是被精選出的一族。事實上我很高興來到一個低層次的學校，因為這兒的學生有一種未經打磨的質地，為我從所未見。在我從前去的所有地方，教育太早便磨圓了孩子們的稜角———在美國，即便高中生也會謹言慎行，或是憤世嫉俗，懷疑猜忌。教育成了遊戲，而學生們是玩家，但在涪陵，人們還遠沒到那份上。他們的智力還是粗糙的———這兒能聞到鄉村的氣息，汗水和牲口的氣味，聞到夜晚的土壤和即將成熟的菜花，以及四川農村的一切。在他們的思想中有土地的閃光，猶如那圍繞在師範學院的周邊的堅硬之美，插旗山陡坡上的梯田。



這光彩在他們中的一些人身上閃亮。我們有一個叫科的學生————和許多學生的英文名字一樣，他像個謎。他是班上最安靜的學生之一，看上去像個中年的農民；矮小壯實，臉被四川的陽光曬得黝黑。他有著農民式的安靜的笑容，農民式的謙下的禮貌，他從前就是個農民，直到政府給他發了封信說，他通過了考試，被涪陵師範錄取了。現在，他才二十一歲，班上最年輕的學生之一，有一天亞當安排一個作業，十五分鐘的自由寫作。科埋下頭，寫到：



我在田裡幹活。我的那頭公牛突然變成了台長著牛首的機器。是以我提前幹完了活。因為這個，我被推薦到了鎮上的領導那兒。然後我坐飛機去了北京，去向江澤民主席彙報。他不信我的話，因為他沒見過長著牛腦袋的機器。他下令把我關到監獄去。在去往監獄的路上，我的牛出現了。它現在是一列火車，長著一個牛腦袋……



我的命運和我不斷變形的牛緊密相連。



很走運，在我的火車形公牛的幫助下，我回來了。我到了鎮政府上。我的牛，現在變回了一頭真的牛，跟著我後面咕嚕咕嚕說些什麼。我聽不懂。它又變作了一台電腦，牛首形狀的電腦。在電腦屏幕上顯示：我的小主人吶，你不適合搞政治。你該到學校里多學點知識。尤其你的英語太差了。只有這樣你才能做好工作，過上幸福的日子……



或許，我會聽從牛的建議，拋下農活去學習。



這兩百多個字里，有很多很多的信息，關於四川的信息，而它又寫得那麼毫不費力————當然它的文字下面有更多的含義。亞當第一次布置自由寫作時，事情並沒隨他的計劃發展。他對全班解釋說有十五分鐘時間，大家可以「寫你想要的任何東西」。



學生們寫了。亞當收起了作業。他們寫了他們想要的任何東西，亞當收到了四十五份購物清單。我想要台新電視機，一件新衣服，一台新錄音機。我想要更多的語法書。我想要我自己的房間。我想要BP機和手機和汽車。我想要個好工作。有些學生列的單子有一張紙那麼長。



這不是亞當想要的效果，但好歹這些單子里也有許多關於四川的信息。第二次，亞當細細解釋說，你們可以「寫任何想要的主題」。



這次的效果很好。科埋下了頭寫出了上面的文章。亞當和我堅持工作，從我們的錯誤中學到教訓，努力融入到當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城市



在涪陵沒有自行車。在其他方面，它則和其他的中國小城類似————高亢，忙碌，擁擠，髒亂；交通是一團糟，行人們互相推撞；商店總是冗員，擺滿商品，街上到處掛著宣傳標語；沒有信號燈；司機們一刻不停撳著喇叭；電視機的屏幕在狂閃，人們討價還價；沿著主街有一排模樣可怕的樹，灰色葉子上布滿了煤灰，整個城市都覆蓋著煤灰。



沒單車的原因在涪陵到處是階梯，而處處階梯的原因是城市被緊壓在兩江交匯處的大山腳下。狹窄的街道從河岸開始延伸，呈Z型爬上山坡，看似痙攣一般，而且太陡了，單車用不了。汽車的交通在那些急彎處攪成一團。所以那些長長的石頭階梯才是涪陵真正的大道，承載了這裡大部分的交通———逛街的人們拾階而下，不時停在商店門口瞄瞄看看；搬運工則往上爬，肩膀被竹簍或一捆捆貨物壓彎。



幾乎所有必需品和服務都可在這些台階邊找到。有商店和餐廳，補鞋匠和理髮匠。低處有一排階梯上道教的算命先生成行。另一排則有三個牙醫的家，他們在一張桌子上用生鏽的工具做事，注射器里有不明的液體，金屬盤子里有一排爛牙———像是一種噁心的廣告。有時會有個農民停下來拔牙，在一通激烈的殺價之後，會有一群人圍觀。所有事情都是公眾的事兒。一次理髮總是伴隨著一個觀眾。每一個買賣的價錢都會被路過的人評論。生了任何病，都可以去找一個露天位的中醫，他在某一台階的高處有個固定的位置。他的立足處有一把凳子，一個裝滿了瓶子的盒子，還有一張寫滿了大字的布單：



替您排憂解難

特別治療：雞眼，黑痣，耳屎

手術———無痛，無癢，不流血，不影響工作！



涪陵不是個容易住的地方。年長的人在台階上休息，喘氣。要把任何東西運上山都是要累斷背的工作，是以城裡到處是搬運工。他們用扁擔把貨物平衡在兩肩上，和1800年代中國的情形並無區別，當時英國人叫他們「苦力」，從中文而來的，意思是，「辛苦的力量」。在涪陵這兒，和四川東部的所有江城一樣，這些搬運工被稱作「棒棒軍」。他們身著制服（中國農民的那種藍色服裝），身帶交易的武器（竹竿和一圈圈廉價的繩索），他們總是群體出動，相互作伴。和一個棒棒軍砍價就如同和一個軍團砍價。即便沒有激烈競爭他們的工作已足夠艱苦，是以他們互相照顧；這裡沒有正式的公會，然而苦工們非正式的紐帶卻更顯聯繫緊密。在中午時，當大部分人在休息時，棒棒軍們會坐在城中的馬路兩旁，坐在他們的扁擔上，抽煙，聊天，打牌；他們的休閑氣氛，與其說是放鬆，不若說更似戰鬥的間隙。



他們的大多數乃是偏遠山區的農民，到碼頭來嘗試自己的運氣，通常情況下，會有他們的妻子或兄弟在家裡看田。在冬天裡總會有特別壯大的棒棒軍洪流，因為那是農村的淡季，農閑季節。但像他們這樣的人手哪兒都不缺，在他們那種沉默的無孔不入的存在中，有一種怪異的氣氛。他們會一群人站在電視機店門口，盯著一排熒幕牆看。若有一個外國人在街角的排檔吃飯，立馬會吸引十個棒棒軍圍看。若在碼頭髮生了什麼爭吵，他們會立刻聚集起來，所有人身著藍色，手中握著扁擔，非常用心地傾聽。偶爾會有個小小的雜技團停留在涪陵，在河邊的平灘出紮下帳篷，帳篷前的廣告或多或少會主打些脫衣女郎，而總會有一整隊的棒棒軍往帳篷的縫隙中瞅。一次汽車事故不算真正的事故，直到一組棒棒軍趕來觀看。他們是一群安靜的男人———即便最慘烈的車禍有時也不能讓他們開口———而他們也從不介入。他們就只是那樣看著。



但看到他們的工作，就足以明白為什麼他們老停下休息，因為在這個艱苦的城市裡，沒有比他們的工作更艱苦的了。運一次貨他們大約得到一兩塊錢———美元和人民幣大約是1比8————每次，這些工人大約要往台階上面運一百磅的貨物。他們都是矮小粗壯的人，他們的身體被山城和工作所塑形。在夏天他們赤膊幹活，你能看到扁擔已把他們肩膀的皮膚磨得如同皮革。在炎熱的天氣里他們浸透了汗水，在冬天裡他們身上冒出水汽。在捲起的褲管下他們的小腿筋肉高高鼓起，好像那兒綁了棒球。



涪陵是個腿的城市————棒棒軍粗糙彎曲的腿，老人的羅圈腿，小姐們柳條般的細腳踝。爬階梯時你得看著自己的步子；你會看到你前面那人的腿。很有可能，在涪陵花了一上午買東西，你也沒看一眼這裡的建築。這城市就只是台階和人腿。



而這裡許多的建築都不值得一看。在烏江的兩畔，還有一小塊舊城區，在那裡，有古老的木石結構的房子，頂上鋪著灰瓦。但這片區域在縮小，很穩定地被一眾毫無特徵的現代建築所取代。這裡有些高樓，七樓或更高，然而和中國許多新建築結構一樣，它們都是用藍色玻璃和白色瓷磚廉價拼成。而即便你真在涪陵建起座漂亮的新樓，很快它也會在煤灰覆蓋下褪了色。



這城市和它生長的土地截然不同，除了那一小片舊城區外，這裡沒有一點歷史的痕迹。旅行穿越四川的鄉村是去感受它的歷史，多年來人們的勞作給土地塑了形，那許多世紀以來厚積於其中的人類的重量。但四川的城市們總是沒有時間感。它們看上去太髒了，不可能是新的，又太丑，如制服般雷同，是以不可能是舊的。涪陵城市建築的主體看似十年前突然空降至此，而事實上，這城市已經存在有了三千多年。最初，這裡是巴國的首都，一個後來被漢族所征服的部落，其後，幾乎每個朝代都給它留下一個不同的名字，一個不同的行政中心：在周朝它叫吉安，漢朝叫涪陵，晉朝叫吉縣，北周叫漢平，隋朝叫涼州，唐朝叫撫州，宋朝叫葵州，元明時叫重慶，在清朝叫撫州，中國民國1912年成立后，叫作涪陵。



但這些朝代都過去了，幾乎沒留下一點痕迹。這些建築可以是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其發展吞沒了其歷史。這些房子的功用只是為了裝人，那二十萬人，每天在爬階梯，在擁堵的交通中奮鬥，工作吃喝，買賣。



清晨。一個涼爽的上午，城市被輕霾籠罩。退休的老人在小公園裡打太極，在近南山門的地方，這裡是中央樞紐地帶。涪陵相對顯得安靜，這是最安靜的時分了。已經有了穩定的交通量，總是有許多司機撳喇叭；但道路還不擁堵，城市的噪音還未釋放出力量來。這是一個愉悅的早晨。



退休的人們排列成整齊的幾排。一隻收錄機里放著中國民樂，老人們緩慢做著運動，姿勢優雅。公園很小，說是公園不如說是城市的休息地來得恰當。這兒有昏迷不醒的灌木叢，筋疲力盡的花兒，以及傷心的草。但它們不是維護得不好，破壞公共財產這種問題，在涪陵是不會有的。問題乃是出在空氣，煤灰如毯子般籠罩了城市，把花草都噎著嗆著了。幾乎沒有什麼會慘過涪陵的樹了，它的葉子灰暗，遲鈍，好像剛從閣樓里取出來。



當陽光開始滲透城市的輕霾，城市的轟鳴聲開始升起。喇叭聲，電視機店鋪的吼叫，磁帶攤的嘶喊，路旁小販的叫賣聲。在南山門的東邊，卻突然出現了一個緩期執行，一個截然不同的聲音，一個盲人拉著二胡，音樂輕柔而如針刺。



二胡意為「雙弦」，這就是全部了。一個簡單樂器的簡單的名字：一個圓筒狀的木質發聲盒，蓋了層蛇皮，上頭一個直挺的把手上有兩根弦，延伸到整個樂器那麼長。它看上去像是個簡陋的二弦的小提琴。但這對弦有寬廣的音域，若拉得好，音樂令人心魄。



今天這個盲人就拉得好。他大約四十上下，但臉看起來更老些；黝黑，起皺，雙目緊閉。他穿著髒兮兮的藍色衣服和綠色帆布軍鞋。他坐在一張矮凳子上，旁邊有塊布，寫滿了歪歪曲曲的字。他九歲的女兒站在一旁，手中一個罐子里錢半滿。一小群人聚集過來，因為二胡的音樂，即便有震耳欲聾的喇叭聲，也充滿了力量，足以讓人們停步，聆聽。他們讀著寫在布上的字：



一個家庭的簡短故事



我在二十歲時結了婚，在二十一歲時我失去了雙眼的視力。結婚11年後，我有了個男孩，然後，在1988年12月2日有了第二個孩子，一個女孩。我的老婆和我共同養育著兩個孩子，希望能靠家裡的田地國貨。但我們家裡缺乏人手，我們碰到了麻煩，因為稻穀收入總不穩定。我的女人必須竭盡全力來拉拽她身後的所有人，到最後，她活不下去了。為這個原因，我們在1996年1月8號逃離了家鄉。



因為我雙目失明，每一天我都難以過活。在1996年3月2日，我被迫將自己的兒子送到老丈人家去。我的兒子十四歲了，因為沒錢我們無法送他上學。我希望你們叔叔阿姨們，爸爸媽媽們，哥哥姐姐們，伸出你們的援手。我千恩萬謝。祝你們事業成功，長命百歲。



二胡繼續拉著。音樂自如起落，聲音從蛇皮盒裡流出，從不被急速的車流人流，電視機聲所淹沒。最後那男人停住了。他輕輕放下二胡，掏出了他的煙管來。他用手指觸摸煙草卷，叫喚他的女兒。她小心地點著了煙管。盲男人深吸一口，後仰休息，城市上午的轟鳴聲圍繞著他。

第二章



有中國特色的莎士比亞



在涪陵我教英國和美國文學。我也會上寫作和口語的課，但大多數時間花在了教文學上。這兒有兩個班的的三年級學生，我每個星期各教四個小時。我們的課本從貝奧武夫開始，穿越十二個世紀和一個大洋，以福克納的「獻給艾米莉的一朵玫瑰」收梢。



有非常多的內容要覆蓋。和平隊給我的建議說不要對這類課程抱太多的雄心，考慮到我們的學生們的背景，他們的英文基礎有限。建議說我們應當借用文學來做重要的語法知識練習，但這個主意我不喜歡。我知道在語言的文法方面，我不算一個很好的老師，而莎士比亞則會更糟。我學文學太久了，不會把當它當作工具。



但我還是有一些擔憂。這些學生畢竟是從鄉下來的，而的確的，他們的英語，尤其是口語，有時很不行。上課的頭一天，我讓他們寫下所讀過的英文書的標題，英文或翻譯的都可，我還問了他們想從我的課上學到些什麼：



我喜歡海明威，老人與海。我最想學海明威。



我最想學海倫凱勒和莎士比亞。



我想讀傑克倫敦和他的荒野的呼喚，狄更斯和他的雙城記，歐亨利和他的最後的葉子，莎士比亞和他的李爾王（他讓我哭了）。



我最感興趣的是簡愛，夏洛特布朗特作的。我不曉得那是哪個年代的作品。我喜歡簡。她是個普通的女人，有著不普通的追求。她敢於反抗舅舅的老婆，反抗她的表哥。她是個進步的女性。



莎士比亞是最偉大的英文作家。我讀過他的一些書。羅密歐與朱麗葉是一個可怕的故事。羅密歐和朱麗葉彼此相愛。但他們的家庭相互憎恨。



我還讀過「永別了，武器」，海明威寫的。他是個很堅強的人，但他自殺了。



我看到這些回應，心想，我能行。第一個星期，我布置了貝奧武夫。



我在住教學樓的五樓上課。班上有四十五個學生，他們全都坐在木頭的課桌后，相互緊緊挨著。教室乃是他們的責任。在課與課之間他們要清潔黑板，每兩個星期要清洗地板和窗戶。如果清潔做得不夠，整個班就要被罰款。這就是學校的方式————學生們錯過了早操要罰款，曠課要罰款，考試沒通過要罰，夜裡歸宿遲了要罰。很少人有閑錢花在這些方面，是以每兩個星期，他們會很勤奮徹底地清潔教室。



相對教室的空間而言，學生數量太多了，大約多了十五個以上，如果我上課時不把門打開的話，可能會感到幽閉恐懼症。幸好，外頭有更多的空間———教室高高據於烏江之上，跟我從我的公寓陽台上所看到的一樣：快速流淌的烏江，亂糟糟的城市，泥沙俱下的長江和白坪山的暗影。



是以我上課時常往左邊看，開始時這有點分心。但江上總有清風吹來，讓教室里不至於熱得難以忍受。在安靜的時候———若我給班上安排了寫作功課或他們小組學習時———我會透過門，望向江中的交通：那小小的兩人漁船，兩岸間擠慢了乘客的輪渡，從烏江的上游向北運送石礫和煤炭的平底貨船，從長江順流而下三峽的白色大客輪。邊上課邊欣賞這樣的景緻叫我深感滿足，我喜歡觀看城市的日常生活，就和我喜歡傾聽學校的日常生活那樣。上課時我往江上看去，看那漁夫，貨船的船員，碼頭的工人，想道，我也在工作。城市在運行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



開始時我們很少讀文學課本，因為即便是其中的文章小結，對學生們來說也是困難的。通常我會講完故事後，抓來一個不情願的學生作「志願者」，一起表演。班上的同學很愛這個———在這個國家，經常有外國人只因他是老外而上電視，當一個老外在他們面前表演「綠騎士」時，學生們都徹底入了迷。有一天我給他們布置了作業；在貝奧武夫中我們提到了視點，而他們得從格蘭德爾，那個怪獸的角度寫這個故事。幾乎無一例外，男孩們寫到怎樣吃人，怎樣去做才對；而女孩們則寫到摩爾是如何的冷酷黑暗，而怪獸也有情感。一個叫格蕾絲的學生寫道：



武士們說我是個怪獸，我不能同意他們，相反，我認為他們和國王才是怪獸。



你看，他們每日里吃著美酒佳肴。那些是從哪兒來的。他們肯定在無情地剝削著農民。



國王和武士們除了吃喝不幹別的；那些農民們每日辛苦工作，但吃得很糟，甚至許多人沒房子住，好像我只能住在摩爾里。我想世界是不公平的，我要改變它。



我恨那些武士們。我要為窮人們去懲罰他們。我要叫他們蓋個大大的房子，邀請窮人們和我住在一起。



在大學時，我曾受過幾個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評論家的指導，他們中多數都有終生的教職資格，有來自上層社會的背景，收入很好。他們發表了許多的評論————經常是關於本體，關於金錢，關於交易———但他們卻缺乏格蕾絲那種銳利的眼光，看出格蘭德爾作為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潛力。這裡也更誠實些———這不是那種身著蘇格蘭呢大衣，紳士派的馬克思主義；格蕾絲畢竟是個農民的女兒。她沒有大學里的終生教職，而我常想，若人們想要討論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情感的話，他們最好是沒有那種終生教職。我想，若你必須得聽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學詮釋的話，你也應該到那些學生們必須打掃教室的學校里來聽一聽。



事實上，在中國的學校里，政治乃是無法迴避的，即便課程乃是外國文學，到得最後，我上的英國文學課，帶上了中國特色。在綠騎士后我們跟著讀了一篇羅賓遜的民歌，我讓他們寫一個故事，若羅賓遜到了今日的中國，那會怎樣。有一些人跟隨著黨的路線：



羅賓漢離開他的國家，來到了中國。這和平的國度，以及友善勤勞的人民給了他深刻的印象。他知道這東方的明珠在許多方面和他的祖國大為不同。英國人沒有自由，沒有人權。他們被他們的主人和剝削者們壓迫，過著狗一般的日子。而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日益加大。他憎恨剝削階級，因為他們是靠殘酷剝削窮人而過著奢侈的生活。但他沒有能力去顛覆社會的規則。



這兒，在中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為國家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有些人允許通過誠實合法的途徑而致富，這不會加大貧富差距，而是發展為共同富裕。羅賓漢深刻了解到，在這裡，不需要像他在英格蘭那樣搶劫富人，而中國依然需要平等和勇敢。文化和道德建設必須跟發展緊密聯繫。



然而大多數人，還是讓羅賓漢忙著從腐敗的幹部和貪婪的商人那兒搶劫錢財。經常的，他們把羅賓漢安排在發展迅速的沿海地區，比如深圳廣州或廈門，在那兒，改革釋放了經濟活力，物質主義稱王。在他們的故事裡，羅賓漢從富人那兒搶錢，然後分給農民，而幾乎無一例外的，他最後的結局是監獄。有時他被處決了。有一個學生，讓他在監獄里蹲了十五年後，成功受到了再教育（在釋放后他成了個偵探）。但羅賓漢幾乎總是被抓住了；這裡，沒有那種森林裡的理想主義色彩。在中國，樹木要少得多，而警察總能抓到人。



我聽得他們爭論羅賓漢在當今的中國能不能算是個榜樣人物，他們被分成了兩派。有人說他就好像毛澤東，一個反抗不公平的革命者；他們把他和長征英雄們相比較，說沒了這樣的人物，中國哪兒都去不了。另外的人說他是個反革命，那種挑動社會矛盾，破壞經濟的人。他們指出文革時發生的事兒————你想要階級鬥爭嗎？還是讓羅賓漢走中間路線？



十分鐘內，他們討論的就不是羅賓漢了。他們在就中國而爭論著，他們在討論那些被灌注給他們的政治教條。事情很快激化起來。我坐在後面，聽著那些教給他們的自相矛盾的觀念。革命是好的———所有人都知道。毛是個英雄，而長征導致了解放，那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但反革命是壞的———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者，支持民主的活動家們；任何鼓動變革的事兒都是壞的，反革命的。為了表示對革命的忠誠，你就得支持維護現狀，擁護共產黨———那樣你才能保持你的革命精神。是嗎？一個鐘頭內，羅賓漢把他們攪得暈頭轉向，疲憊不堪，每個學生至少發了一次言，坐在後面，我想，從這一切里真講不出什麼道理來。



有件事我是很早就發現了，涪陵師範學院有著雙重的目的。它培訓教師，但和中國任何學校一樣，它也是中國共產黨教育系統的延伸。每個涪陵學生都隨時帶著一個紅色的ID，在卡的正面寫有八條「學生守則。」頭三條是這樣的：

1.         熱愛中國，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服務社會主義，服務人民。

2.         勤奮學習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思想，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建立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

3.         勤奮學習，努力工作，掌握基本理論，工作知識，職業技能。

學習功課排在第三位，這不是出於偶然的安排。首要考慮的乃是政治：這些學生被培訓成為老師，作為老師他們要教育中國的下一代，所有這些的培訓都要在中國共產主義的框架內完成。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如果有什麼和共產黨的基本理論相衝突，那就不去教它。



所有系的一年級的新生都會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第二年他們會上法律課程。三年級的學生學習如何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而對烏江對岸的城市置若罔聞。在那兒，私營經濟蓬勃發展，國有企業破產，正是一個典型的印證，說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如何正在瓦解，在全國範圍內。這是最奇怪的部分，學生們都學習，並且相信這些共產主義課程，而與其衝突的自由市場卻在學校周圍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而學生們真的相信他們所學的————大多數人以他們被教育的方式，愛國又忠誠著。他們很嚴肅對待他們的政治集會，非常渴望加入共產黨。在每個班大約十分之一的人有此機會；在英文系，九十個三年級學生中有八個黨員。他們屬於班上最好的那部分學生———最聰明的，最有才華的，最擅社交的。



第二條守則，強調了他們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解釋了政治理論在中國是如何運作的。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為何，我的理解只是模模糊糊———好像是跟階級鬥爭有點關係———但堅持才是關鍵。不去探究，不去思考，不去分析———只是堅持。為了去證明他們理論的正確性，他們什麼都做得出來，毫不理會各種複雜與衝突之處，在這過程中，他們小心使用正確的字眼。有幾次，我讓學生們向我解釋一些辭彙————歷史唯物主義，人民民主專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他們總是無法用清晰簡潔的語言來回答。就像奧威爾所云，在這裡，文字和其意義分了家。要緊的只是保證學生們用正確的術語，以及正確的政治框架，來看他們周圍的世界。



在這種教育體系中，我們經常感到很困難，不知如何把我們恰當安插進去。亞當教美國文化課，校方所選用的教科書名為「英美觀察」。這書出版於1994年，而它對美國的描繪經常是難以識別的——舉例說，關於美國宗教的那一章，不提慈善，社區，或學校，而花了很大篇幅來講瓊斯城的集體自殺事件。另一章節也有其生動處，叫作「社會問題」。其中有部分寫道：



美國社會的科學發展非常迅猛，而社會的精神則逐漸空洞，社會變得越來越腐敗……很多社會科學家聲稱，在1960年代前，婚前性行為也不是不普遍。但今日的不同處在於，很多年輕人將其視作結婚前的標準行為。有些美國人說這不過是很隨意的事兒；有些人找借口說，婚前性關係是浪漫愛情的自然結果。這聽起來真是荒唐。這種「新道德」無非是「不道德」。這就是所謂的「美國文明」。



同性戀是一個相當奇怪的社會現象，大多數人難以理解它。它正在廣泛傳播。其原因之一大概是婚姻或戀愛失敗。有些人結婚後深感失望。是以他們決定不再去愛異性，反之，去愛同性作為報復。另一個原因，大概是有些人出於新鮮，好奇，如我們所知，美國人很具冒險精神。所以他們嘗試同性戀，作為新的刺激。通過這些，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精神上的空虛，社會秩序的扭曲。



這章還列出了一系列的其他問題————種族主義，性別歧視，藥物問題，宗教狂熱———然後，給出了美國缺陷的根本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來自美國的資本主義體系。在這個資本家的社會裡，雖然科學和技術非常發達，有些人們都深受精神空虛之苦。是以他們只求新鮮刺激。所以，只有當美國的資本主義體系完結了，這些社會問題才能解決。



要教這麼一本書可不容易。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穀子和穀殼分離開來：要告訴學生們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在美國的確是嚴重問題，但同時，他們也得明白，對許多人來說，同性戀根本不是個什麼問題（如果他們能了解到並非因資本主義才導致了同性戀，那也會是好事）。而在學生們的頭腦中，這書要麼是對，要麼就是錯。這裡沒有中間地帶，而他們所受的教育則阻止他們去質疑官方的文本。



作為一個外國教師，要解決的問題是，嘗試和這片政治環境協調，找到自己的路。這種技能是逐漸獲得的———隨時間的發展，亞當和我逐步學會了如何將政治最小化，去尋找一些話題和恰當的方式跟學生接觸，而不至於直接激發膝跳反應。我的文學課程要容易些，尤其現在我們正上著詩歌課，把一切都簡化了。



本來它倒不應該是那麼容易的，我們學的第一首詩便是莎士比亞的，我沒刻意讓課程很容易。我向同學們作了個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定義，把其中的第十八首詩打散，逐句逐句的。我們學習了點古英語，一些名辭，然後分小組讓他們把詩拼起來。雖然第一句我是告訴他們了，我依然認為這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的目的只是讓他們努力嘗試，直到這詩歌的形式對他們來說變得逐漸熟悉起來。但他們沒有去想到說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也是在涪陵教書的容易之處。學生們會做任何的功課，從不抱怨，大概他們都知道，即便做最困難的文學作業，也比在齊膝深的泥塘里趕著水牛要好。而各小組在努力拚詩的時候，我則望著烏江上的漁船和貨船。



一個小時內他們就完成了。有些小組只是接近，但每個班上，總有兩三組搞定了：



我能否將你比作夏日的一天？
你比夏日更為美麗溫婉。
狂風將五月的蓓蕾凋殘，
夏日的勾留何其短暫？

休戀那麗日當空，
轉眼會雲霧迷濛。
休嘆那百花飄零，
催折於無常的天命。

唯有你永恆的夏日常新，
你的美亦將毫髮無損。　
死神也無緣將你幽禁，
你在我永恆的詩中長存。



只要世間尚有人類，尚有能看的眼睛，
這詩就將流傳，賦予你新的生命。



他們理解這詩的形式；正像他們能拼起來那樣，他們也可以將之分解。他們能掃描到其節奏———他們了解每一句的重點所在，他們也能發現其中不連貫處。他們對自己讀著詩，在課桌上，輕輕的。他們聽到了這首詩。這是很少美國學生能做到的，至少我的經驗如是。我們美國人難以從朗讀詩歌中去發現它的音韻，長久以來，在受教育的人當中，這技能就已消失了。但我的涪陵的學生還保留著它————沒什麼東西去破壞了它，即便是電視的新世紀，甚至文化大革命也不能。



詩歌從不叫他們厭煩。唯一的障礙無非是言語，新的辭彙，那些古英文，而他們對其都有無限的耐心。我們細細研讀第十八首，直到我們蒸餾出了其詩歌的不朽，我問他們，莎士比亞成功了嗎？那女人的確獲得了永生么？有些人搖頭————畢竟，這是四百年前了————有些人則猶豫了。我問他們那女人活在哪兒？



「英國」，阿姆斯特朗說，我大多數問題都是他回答的。

「那是何時？」

「大約1600年。」

「想想看，」我說。「四百年前，莎士比亞愛過一個女人，為她寫了首詩。他說他將令其美貌永存———那是他的承諾。今天是1996年，我們在中國，四川，長江邊上。莎士比亞從沒來過涪陵。你們沒人去過英國，你們沒見過他描繪的四百年前的女人。但現在，你們每個人都在想著她。」



絕對的沉默。通常涪陵是一片喇叭與建築工地的戰場，而此時此刻，教師里徹底的安靜著了。在沉默中，有尊敬與敬畏，而我也分享於其中。那首詩我讀過無數遍了，但知道我站在我的班級面前，傾聽他們的沉默時，我才真正聽到了它。他們在思考著十四行詩的奇迹。



過得一陣，我讓他們描繪他們在沉默中所見，中國人眼中的莎氏女子：



她的皮膚如同冰雪。她的長發如瀑布；她的眼睛讓你過目難忘。她的個頭高高。她的小嘴紅似玫瑰，眉日柳枝。她的手指細勝青蔥。



她看似快要開放的荷花。她的長發如瀑布。她的肘彎如新月。她的嘴巴紅似櫻桃。她的雙眼明媚。她如水溫柔。



她很苗條，長發黑黑。她的眼睛大而明亮，充滿嬌羞。她的雙眉如兩道柳枝。她的嘴唇非常迷人。她的肌膚如凝脂。



她的頭髮如金色的波浪。她的皮膚光潔讓人想到大理石。她的腰肢柔軟如水草，她的手指如洋蔥的根。



她如鄉下的女人一般自然，樸實。她像水晶一般純潔。她就像一首浮動的詩。



在我們想象中，她很美，有種憂鬱的情調。在我們中國，有四大美人，也許她就像其中之一————王昭君。對我們來說，言語無法形容其美麗。我們只能說她很美。



他們的描寫中有一種新穎處，有一種密度，我之前從未在學生作業里讀過。部分原因大概在於所學的是外國文學。我們相互交換著陳詞濫調，而彼此不知：我並不知道中國傳統詩歌中常以青蔥比喻女人的手指，他們也不知道莎氏十八首中的詩的永生已被評論了無數遍，幾近死亡了。我們的交換使得一切都是新的了：再沒有乏味的詩歌，沒有演濫的戲劇，沒有那種像被醫生診斷式研究過的角色。我布置貝奧武夫時沒有人在底下做痛苦狀抗議———對他們來說，這是個挺好的關於怪獸的故事。



這就是我們在教室里學習的核心，在那些好日子裡我們從未離開過它。但這兒總有許多東西包圍著我們：學校的規章秩序，這個國家和它的政治。這些力量始終存在，在課堂外的某個地方盤旋，有時我總能感覺到它們給我們的壓力，當扳機拉動，黨介入了。偶爾有些學生會寫到說莎士比亞代表無產階級，在他批評英國資本主義的時候（因為這個原因，很多中國人對威尼斯商人很熟悉），有人說哈姆雷特是個好角色，因為他對農民很關心。其他學生告訴我說，在仲夏夜之夢中，農民乃是最有力的角色，因為所有的力量都是來自無產階級，那是革命開始的地方。



對這些評論我的反應是混雜的。看到學生們和文本發生互動交流，我感覺不錯，然而對於莎士比亞被共產黨的宣傳收編，我就沒那麼大的熱情了。我發覺自己在抵制那些詮釋，儘管很小心———考慮到我的學生的背景。我不會那麼直言不諱，說仲夏夜夢裡的農民只是用作增添喜劇氣氛的小丑罷了。但我會有某些方式，來回答那些我認為被誤導了的讀解。我說到，哈姆雷特是一個偉大的角色，並非出於他對農民深抱關懷，而是因為他深切關懷自己，而且他在這一點上還十分的雄辯；而且我指出莎士比亞乃是個小資產階級，通過他在戲劇公司的股票而發了家。



我第一次開始理解到為何文學會那麼經常滑入政治當中。從前我為此掙扎過；在普林斯頓我主修英文，在畢業后我在牛津讀了兩年的英語和英語文學。我最初的計劃是成為一個文學教授，但對英文系的所見所聞讓我逐漸失去了對其的熱愛，尤其是美國的學校。部分原因和美學有關———我發現我無法讀文學評論，因為它那種學術式的僵化感，距離那些好作品中展現出的優雅實在太過遙遠。而且大多數的評論我都不能理解其義，那些看上去都是一堆亂七八糟，笨拙地沒了救的詞語組合。什麼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這些都無法簡潔清晰地解釋出來———就像我這些涪陵的學生面對歷史唯物主義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般，踉踉蹌蹌。



但主要的，我還是討厭文學的政治化，在西方：文學被當作社會分析而不是藝術來閱讀，書本被用來服務這個或那個的政治理論。很少有一個評論是針對文本本身所作的反應；還不如說文本被扭曲了，讓其可以為評論者所持的觀念作出註解。那兒有馬克思主義評論家，女性主義評論家，后殖民的評論家；他們幾乎總是揮舞著他們的理論，好似模具一般，把書本強塞進去，把它們壓成同一形狀的整齊產品。馬克思主義者讀後，得出的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得出了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者得出了后殖民。這就好像一遍遍讀一本不知所云的書。



而且我也討厭英文學院總是胡亂修改真經，試圖製作出一張多元文化的書單來，就好象他們放在本科宣傳冊上的假照片。在我看來，關於文學，建立和尊敬一個文化的基礎是有價值的，現在，在中國，我看到了根基被撕裂后的情狀。多少年來，中國人一味開採文學的社會價值，尤其在文革期間，除了如「紅色娘子軍」等寥寥幾個政治作品外，所有的京劇都被嚴禁。即便今天依然有很多處於失落狀態。我們的學生們都知道馬克思，而沒有人了解孔子。



但同時，我現在能以更多的人道眼光來看待政治化的原因。我認識到，偉大文學作品的部分力量，來自於它的世界性，它的普世價值：一個四川農民的女兒能讀到貝奧武夫，將之與她自己的生活聯繫起來，一班的中國學生能夠傾聽莎士比亞的詩歌，而看到一個無瑕的漢朝美人。但與這種力量相隨的是脆弱，因為總有人想要借偉大作家的力量為自己所利用。很自然的，你會希望莎士比亞站在你那邊———如果他不是那麼合適的話，你就曲解他的文字來服務於自己的意圖。或者，如果他拒絕跟隨，那就將其從真經的行列里驅逐出去。



這些事兒在中國經常發生，而我驚訝發現到，在某些方面，我的學生們比普林斯頓或牛津的學生更懂得迴避政治。隨著學期漸進，課堂外的政治勢力似乎漂得越來越遠了，大概因為教材是外文的緣故。這些外國文學那麼新穎，那麼不同，學生們通常都忘了他們標準化的政治指導路線，而且我們也繞過了美國那些英文學院的許多麻煩。沒一個學生介意在這個秋季學期里我們一直學的都是早死了的白人男性作家，就好象他們不介意一個活著的白人男性在給他們上課。對他們而言，我們都只是外國人。



不去太多擔心政治，他們的能力聚集在理解閱讀材料上。他們傾聽詩歌的聲音，他們掂量故事中人物的分量。他們做得很認真———對他們來說，文學不止是遊戲，而其中的人物，得像真人一樣來評判。他們學了一段哈姆雷特的概要，之後一個叫莉莉的女孩在日誌中回應道：



哈斯勒先生，您喜歡哈姆雷特么？我不敬仰他，不喜歡他。我覺得他太敏感，而且保守，自私。他應當把真相告知他親愛的人，奧菲利婭，請求她和自己一起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兩個愛人應當同擔禍福。還有，我不喜歡他的猶豫。作為一個男人，他想做什麼都應當堅決。



你不可能在牛津聽到這樣的話。你不能這麼簡單地說：我不喜歡哈姆雷特，因為我覺得他這人很糟糕。所有說的話都應當機靈點兒；你得認識到，哈姆雷特是個文本中的角色，你得按順序解剖這個人物，一層一層的，不僅是劇本它本身，還要考慮到那些人就這個劇本寫過的所有東西。你得要考慮所有評論家說的話，他們那些淵博的知識以及他們的胡說八道都屁股重重地坐在了劇本上。你得要考慮這個劇本和當今的潮流，當今社會的事件如何聯繫。這個過程當然不無那麼一點價值，然而對許多讀者來說，到精美洗鍊的正文開始前，連一個喘口氣的休息時間都沒有。在學生時，這是我一直期望的————一個短暫時刻，讓一個簡單而真實的想法閃過腦際；我不喜歡這個角色。這是個好故事。這首詩里的女人很美，我猜她的手指像綠蔥般細長。



這是我在做學生時所尋覓的———我想找到那麼一些信號，說文學依然可以是令人愉悅的，人們讀它是為了享受，而且它本身就很重要，不需理會其政治上的對錯；但通常，很難說情況到底是如何。然而在涪陵，毫無疑問學生們從其閱讀中獲得享受，而我意識到，直至我人生的終曲，我都要像他們那樣對待文學。有時候，當他們做作業而我望向烏江時，我會微笑著想，在這裡，我們都是難民。他們得以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逃脫出來，而我從解構主義中逃脫。我們都很快樂，在江邊整個涪陵都忙於其生意的時候，閱讀詩歌。



我們在十月學的哈姆雷特，此時天氣還溫暖，而秋季的雨水開始在河谷駐留。我把班上同學分了十一個組，叫他們花一天時間準備自己的戲，然後他們將在教室里演出。他們把講桌推到教室一側，清掃地板作為舞台。所有的學生把課桌和凳子擠到教室的後排，從那兒看戲。



表演把他們完全改變了———在課堂上他們羞澀得叫人難受，但戲劇卻把一切改變。每一個手勢都誇大了，每一處情感都泛濫；他們的反應動作總是無可救藥地過了頭，在逐漸習慣了他們的羞澀后，看著他們在光禿禿的舞台上喊叫嘶吼，感覺非常怪異。有時我想這和傳統中國戲的影響有關，在那兒表演總是誇張的，風格化的，但主要原因，可能還是出於釋放，宣洩，在這個情感很少開放的社會裡。不管怎麼說，看他們演出都是陌生的體驗；他們幾乎認不出來了，就和這齣戲本身一樣，同學們和哈姆雷特都在我眼中煥發了新意。

羅傑扮演死去國王的鬼魂，一個咆哮掙扎的鬼魂，頭戴一頂圓錐形的中國式的王冠，是他用濕紙加膠做的。在任何一個哈姆雷特的演出中，基調都是有這個鬼魂定下，而在這裡，正是羅傑和他的皇家禮帽———一出丹麥戲中的中國觸覺。



在第二場中，哈姆雷特前往朝見葛特露和克勞狄斯，由簡和薩麗扮演。羅曼斯對我的學生來說始終是棘手的話題；在公眾場合下，即便最隨意的兩性接觸都是禁忌，而去扮演一個妻子或女朋友對大多數女孩來說實在尷尬。經常，她們就用簡和薩麗的方式來簡化問題，以同性來扮演夫妻，因為在涪陵，同性朋友們公開表現情感倒是普遍的。是以薩麗撫摸簡的頭髮，而簡則愛撫著另一個女孩的胳膊，然後，意識到哈姆雷特盯著他們看，薩麗蠻橫地問道：



怎麼你頭上依然懸著愁雲？



而哈姆雷特———扮演者乃是巴博，一個緊張的，取錯了名字的男孩，他戴著厚厚的眼鏡，和廉價的皮革外套———回答道，



不再有了，陛下。我現在陽光曬得太多了。



簡的手摸到了薩麗的大腿上。她們兩個都是漂亮的女孩兒，長發滑順如黑緞子。巴博皺眉不悅。簡軟綿綿地貼在薩麗身上，發出貓咪似的聲音：



好哈姆雷特，脫下你的黑衣

讓你的眼睛看起來友善一點

不要繼續為你的父親而哀傷

你知道每個人都會死的



他們自己寫作了對白——劇本中的語言對他們來說太困難了，他們只保留一些最著名的段落，其他的，就用通俗對話。哈姆雷特第三幕中的獨白由索迪來表演，他是班長，獨自立於全班之前，念到：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是無所事事，默默忍受好呢，還是挺身反抗克勞狄斯

來結束這一切的困擾。死了吧，睡去吧——

不再煩憂——在睡夢中結束一切可怕的困擾！死了吧，睡去吧——

去睡吧——或許還能做個夢：嗯，阻礙就在這兒……



他是個大塊頭的孩子，有一雙慵懶的眼睛，來自四川北部的鄉村，其他的學生叫他老大，一個從香港黑幫片中學到的渾名，外號，這裡有一種敬意，體現出了索迪的權威。但儘管他在班裡的等級體系中身居高位，他的學習其實不怎麼樣。他的寫作還不錯，但口語非常糟糕，在上課時沒什麼信心。他幾乎從不開口提問或回答。



我從不理解為什麼同學們尊敬索迪，直到那天他站在我們跟前表演哈姆雷特。他的英語還是很爛———他在獨白時經常卡殼，有些沒法聽懂。但那些都沒關係，因為現在他的才華突然展現無遺了；就好象他伸出雙臂，用手掌抓住了他的才華，把它在掌中來回翻上一兩遍，以確定我們都注意到了。他念得很慢，是故意的。他在教室里踱著步，在他的動作里有些川劇的痕迹，一件斗篷搭在他的臂彎；一把木頭凳子擱在地上，作為他移動的中心，直到他把那道具表現出了宮殿的氣派。而多數時候，他的聲音是完美的————他控制著自己說話的步調和音調，哈姆雷特的情感如火辣的海水般起伏。索迪也知道如何運用喧囂和沉默，有時大吼出他飽受挫折的沮喪，讓言語在他每周打掃的教室中迴響。他不停息地踱著步子；他卧於凳子上；他把頭埋在雙掌之中；他吼叫，咆哮；他向空氣踢去；突然間，他沉默了——然後，待沉默徹底時，他安靜地吐聲：



意識讓我們都成了懦夫，

當我們想有所行動時

我們的思想阻止了我們

遺忘了動作的名字



他就是哈姆雷特，他也是老大；不再有任何問題。同學們看得心蕩神迷，在收尾時瘋狂鼓掌。餘下的一年裡，每次我見到索迪，見到他的方下巴，鬥雞眼，他那黑黑的農民的面龐，我就看到了丹麥王子。在四川的農村，哈姆雷特就該是這副模樣。



在另一個班的演出中，羅森格蘭茲和吉爾登斯吞走到國王的面前，跪下磕頭，幾乎把他們的前額給擦破了，然後站起身來，手挽著手聆聽國王的指示。在四川男性朋友手拉手乃是很普遍的———當然，當你稀里糊塗地被人發配去死神那兒時，你會想要握住某人的手。



他們都很喜歡羅森格蘭茲和吉爾登斯吞的角色。有些人對哈姆雷特感到不耐煩，有些人覺得奧菲利婭太可悲，但每個人都喜歡羅森格蘭茲和吉爾登斯吞。他們喜歡這兩人那種愛偷窺的毛病，喜歡他們倒霉的死法兒，身為僕人被騙，把自己的處決通告送到英格蘭的國王那兒。這是莎士比亞的一處妙筆———在丹麥故事中可嗅到的中國味道。這有點像三國中的苗澤，他背叛了自己的的妻舅馬騰（何偉搞錯了苗澤和馬騰的關係），想去贏得權傾一世的曹操歡心。但曹操在殺了馬騰后，轉向苗澤，說到，「一個這麼不忠的人不配活下去，」，立即把他以及全家都在廣場上處決了。或者，這故事有點像林彪，毛澤東的大將，他想用文化大革命為他本人服務，但最後卻成了其犧牲品。無論是哪個案例，我的學生都了解羅森格蘭茲和吉爾登斯吞這種角色————他們在很多年代的很多故事中都見過他們。即便今天，你也可以在幹部的辦公室里看到類似人物。



演出在一片的刀光劍影和功夫拳腳中結束，雷歐提斯，哈姆雷特和克勞狄斯被捲入了一場香港功夫片式的高潮當中，直到最後，哈姆雷特與霍拉旭在全班面前，蜷曲在地上。他們由維克和懶惰扮演，他們都穿著很低廉的西服，在演出前，他們很小心在地上鋪滿了報紙，以免王子死得臟髒的。班上有人在嬉笑———但當演出開始了，懶惰背靠住牆，抱起了哈姆雷特，全班都噤了聲。



懶惰緊緊抱住他，安撫他，如同對待一個小孩，但這種接觸很是自然，在中國，男人們可以如此觸摸。哈姆雷特呻吟著，想要說話，咳出了最後幾句遺言；霍拉旭吞聲道出永別，把他的朋友在自己的臂膀中輕晃。整個班都靜靜觀看。演員們都是矮小的男人，在地板上顯得更小，他們躺在布滿灰塵的黑板下方。哈姆雷特邊咳嗽邊道：



我不能活著聽到從英格蘭傳來的信息了

但是我支持福丁布拉斯。他得到了我臨死前的認可。

去把這個告訴他吧———此外僅余沉默了。



就這樣，哈姆雷特死了———有那麼一陣，我忘了自己是在一個中國的教室中，忘了霍拉旭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喜歡睡覺，自稱為懶惰，他溫柔地摟住哈姆雷特，輕聲說著，悲傷的，懶懶的，



晚安，親愛的王子，

願成群的天使用歌唱撫慰你安息。



深秋的霧氣覆蓋住了白坪山，教室里愈來愈冷。這裡沒有暖氣———涪陵這裡很少公共建築有暖氣———最後，我選擇在上課時關了們。學生們開始穿上大衣，圍巾，手套；他們的手指腫脹，耳朵紅了。我能看見他們在擁擠的教室里呼出的水汽。我們讀了斯威夫特，沃茲華斯，還有拜倫。當我們大聲朗誦時，詞句以愉悅的整齊性在課堂中迴響———水汽直升向天花板。屋外，長江來的冷風勁吹。在課桌下，學生們跺著腳。



他們請求我再排演一處莎士比亞的戲，最後我同意了，部分是為了取暖的原因。我把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寫了個概要，他們演出了。索迪和他的同學們用課桌搭了個陽台，一個搖搖晃晃的塔樓，露西勇敢地站在上面，而索迪在下方引誘她。五場戲后，格蕾絲念出了朱麗葉的獨白，在她準備吞下福萊爾的安眠劑時。她的家庭齊力反對她，羅密歐被放逐了，當戲演到中段，格蕾絲哭了。她是個漂亮活潑的女孩，我最喜歡的學生之一，因為她總是直抒己見而不怕尷尬。中國的女孩本不當如她那樣———但格蕾絲並不在乎。這一天，格蕾絲演著朱麗葉，她的黑色長發平平滑過肩膀，眼裡閃動淚光，呼吸中冒出白汽。



幾天前，當他們準備這齣戲時，我注意到一個男孩獨自站在他的小組之外。他的英文名字叫沉默的山。「我總是沉默的」，在九月時他解釋說。但他的寫作非常優美，一個愛思考的人，從250人的小村莊走出來，他憔悴的臉上總掛著輕微的笑意。那天我注意到他獨立一隅，他牢牢盯住劇本中的一處，會意微笑。我問他在看什麼，他不出聲地指向朱麗葉的台詞：



我唯一的愛啊，從我唯一的仇恨中燃起！

要是不該相識，今日何必相逢！



「你理解文中的意思么？」我問道，以為他碰到了問題。

「是的，」他說。「我覺得很美。」

我停頓一下，再看一遍句子。

「我想你說得對，」我道，有那麼一陣我們都沒說話。沉默的山和我一起凝視著那詩句。

插旗山



山有兩個名字，桃花山和插旗山，它從兩江交匯處升起，高臨於學校。在春秋和冬季，山頂經常籠罩在河谷的薄霧當中，在夏天，當暴烈的太陽明亮燃燒時，靠近山頂的桃花林看似在熱氣中顫抖。



花兒在三月末或四月初出現，短暫的兩個粉色星期，給了大山前一個名字。但在涪陵幾乎沒人叫它桃花山，雖然另一個名頭的起源更其短暫————在十九世紀太平天國起義中的一個短暫瞬間，中國的歷史來到了涪陵，穿越過了大山，繼續前行。這大概乃是涪陵唯一一次和中國的中心事件發生接觸了，一個世紀后其迴音仍舊裊繞，大山的名字，就是對那一次古怪而暴烈的革命的紀念。

太平天國起義，在1840年代中期，由洪秀全發起，他是來自廣西省的一個窮人。他科舉考試四次落第，備受挫折，下了決心說他是上帝的兒子，是耶穌的小弟。在那以後，事情的發展就很迅速了。到1851年，洪秀全已有了兩千個跟隨著，他宣布說自己乃是一個嶄新朝代的天王。他的士兵們留著長發，打起仗來都不畏死亡，他們信仰一種野蠻化了的新教原教旨，是鬆散地建立在一些外國傳教士的教本之上的。在1853年，他們奪下了東部的城市南京，把它叫做新耶路撒冷，在那時候，他幾乎統治了半個中國。



太平天國，他們是反對鴉片的，反對束腳，反對賣淫，賭博，以及煙草，它從農民那裡獲得了不少支持，農民對腐敗的清朝統治者是沒多少同情的。但洪秀全以及其他的革命領袖們都缺乏長遠的眼光，也沒有經驗來治理一個國家，權力讓他們中的大多數陷入奢侈的生活，以及內鬥。他們開始染上了他們想要推翻的王朝的那些毛病；黃色的絲綢長袍；成群的佞臣，無數的寵姬。但他們還是太強大了，清廷沒法打敗他們，即便在血腥的權力鬥爭不斷升級時，太平軍還是牢牢控制著南京。



洪秀全的頭號大將為石達開，他又被稱為翼王，五千歲。在所有最初的領袖當中，他是最有能力的，眼見太平軍的內鬥不止，他的理想幻滅了，最終於1857年離開了南京。帶領著十萬個將士，他展開了一段長達六年的軍事行動，預演了共產黨的長征。他的太平軍以Z字形穿越了中國的東部和南部，最後抵達了長江河谷。後來他們抵達了涪陵，順著桃花山的山坡向上，他們的山頂豎起了天國的旗幟。



在乾淨的日子，從插旗山的山頂望去，涪陵的一切可盡收眼底。但在秋季，當季節性的雨水和霧氣厚厚籠罩於城市之上，有些日子裡視野會被雲層遮擋，江那頭的涪陵就只留了聲音：喇叭，馬達以及建築工地的聲音從濃霧那頭傳來。有些時候霧氣會持續幾天甚至幾周時間。但這時就會有些什麼出現了————溫度的急劇變化，一陣持續的風———突然間，視野清晰了。



大山的南邊相當陡峭，急劇落入了梯田山谷，靠近烏江處，大地在河東區被分割為一片片區域：師專，從遠處看上去很小；陶瓷廠，它的煙囪向空氣中排出黃色的灰；長長的水泥碼頭，以及老舊的輪渡船。河水緩緩流淌，像群山之間細細長長的灰色絲帶。



在霧氣中，涪陵城看上去又臟又舊，它的建築好像被粗心大意地亂扔在群山之間，不過它看上去也很大。在地面上看時，根本無法對涪陵的體積有所認識，但從插旗山上望去，城市的大小突然就很清楚了。灰色的建築群一堆一堆，伸向遠遠的天際線，越過遠處針一般的紀念碑，到達革命烈士墓。然而以中國標準來說，它還是個小城———一個鎮，應該說———在亂七八糟的建築周圍，群山翠綠，很是醒目。



但它們中沒一座能真正算是野山。從插旗山上四處眺望，大概每個方向都能望出六英里那麼遠，在每一塊區域，幾乎每一寸土都被開墾過。大山本身也是：在山頂時一個果園，一個花園，有一個很大的農場躺在山的一側，斜坡被分割成了梯田，把山坡變成了塊塊的平地。



在山頂種植著桃樹和橘子樹從，這兒太陡了，沒法作梯田。稍微低點兒，坡度變緩，農民們將山地開墾為片片的菜地———捲心菜，土豆，大豆，蘿蔔。再低點，寬闊的平地足夠種植穀物了，現在是秋季，快到時候種植冬麥了。農民們會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播種，每兩三道之間，他們會留出兩英尺的空隙。在三月，冬麥收割的兩個月前，他們會在空隙處種上玉米。沒有土地會被浪費的，沒有任何事會被拖延或是匆忙完成；每件事有它的季節，每個季節都有農民們用自己的雙手做著簡單的工作。



大山的更低處，稻田已在幾個星期前便收割過了；現在田地乾燥，黃色的殘株從土裡伸出。絕大多數稻田都分佈在南側的山邊河谷，在那裡，土地平壤，足夠被留出一塊塊能夠蓄水的平台。在大山的所有作物中，稻穀的程序最為複雜。它在三月里播種，密密地種植，然後在四月里，青青的秧苗被拔出，用手移植到水淹了的田地中。在七月和八月，稻穀收割了，打穀了，乾涸的田地可被用作種植蔬菜或冬麥。這樣循環不息，一季一季，一年又一年，有時，在一片小小的耕地上，可以看見一年裡所有的作物更替：從稻子到蔬菜，從蔬菜到小麥，從小麥到稻穀。



山腳處被臨近烏江的一條漫布灰塵的馬路切開。在馬路之下，山坡變得陡峭，但即便這塊常被洪水淹沒的地方也用來種植冬日的土豆和芥菜。這些小小的菜地一直延伸到烏江的岩石岸邊，那兒有一條生鏽的小船停在兩江交匯處。船的甲板上沒有貨物，船艙上飄著面紅色國旗。這船抵達了長江，旋轉著適應水流。它的馬達咻咻作響。有一陣它停頓下來，被江水定住了———在大山下，在城市前方，被交匯的水流鎖住。然後螺旋槳抓住了快速流淌的江水，船身逆流而上。



石達開和他的部隊從涪陵往西，沿著河谷而上。他們行軍過了重慶和瀘州，然後他們離開了長江，進入了四川西部的山區。在這時，行軍已有多年的時間了，在南京的天國已是搖搖欲墜，到得最後，這次勇敢的探險成了撤退。



部隊沿著大渡河兩岸前行，這是一條大山裡的河，在四川的西部，河水碧綠而冰冷。這條大河從前曾目睹過偉大的戰役————三國年間，十六個世紀以前。現在，清政府的追兵已近了，想要把石達開和他的軍隊困在這狹隘的河谷當中。那是1863年。



為了慶祝石達開喜得貴子，軍隊在河谷停頓了三天時間。儀式頗為精心，因為這男孩是天朝的王子———翼王之子，聖靈的閃電，五千歲。但天朝已經快入歷史的塵埃了，石達開的五千歲也即將被切斷。在大渡河的停留後果是致命的；清廷的軍隊包圍了反叛者們，在協商了他的五個妻妾以及孩子們免除酷刑后，石達開投降了。他請求他的逮捕者處決了他而放過他的忠實跟隨者，現在的人數已從十萬減少到了兩千。清廷的將領耐心傾聽了他的請求，然後把太平軍悉數屠戮，將翼王凌遲處死。



七十二年後，毛澤東帶領他的共產黨軍隊，在長征的核心時刻，也來到了這同一條河。國民黨軍隊已經到了將紅軍摧毀的邊緣，歷史的教訓告訴毛不能拖延。他的部隊穩步向北方挺進，直到他們到達了瀘定橋，一座古老的鐵索橋，由國民黨的軍隊嚴密防守。情形看似無望了。



三十個紅軍士兵志願突破。在機關槍的掩護下，他們爬過了鐵橋，一個接著一個，鐵索連著鐵索，衝破障礙，突破了敵人的槍林。整個共產黨部隊成功越過了大河，挺過了長征中最關鍵的一戰。那年的尾聲，八千個毛的士兵，從出發的八萬人中僅余的士兵們，在陝西省北部結束了他們的翻山越嶺。他們建立了根據地，力量穩步增長，一個村落連著一個村落，一個省連著一個省，他們征服了國家；在每個城鎮他們宣傳他們的教條，那是一種野蠻化了的馬克思主義，鬆散地建立在蘇聯的模式之上。十四年後，在1949年，毛澤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反對鴉片，裹腳，賣淫，賭博，他們從中國農民那兒獲得了廣大支持，農民們對地主和腐敗的國民黨沒多少同情。但毛澤東缺乏足夠的眼光和經驗來治理一個國家，權力欲鼓動他建立起了一種個人崇拜。那些領頭的幹部們開始染上了他們所推翻的統治者的奢侈病；大宅，佞臣，姬妾。



但即便到了1990年代的末期，在國家的經濟快速私有化，腐敗的故事開始猖獗時，官方所持的歷史觀點依然穩固。共產黨的歷史觀對過往的農民造反總是理想化的，好比太平天國，即便在涪陵這麼偏遠的地方，公園裡還有石達開的雕塑。而對該運動的一些其他方面，則相反的，予以淡化———中國的歷史書中很少提到太平天國那種奇怪的基督教，在涪陵，許多學生不知道洪秀全自稱是耶穌的兄弟。但學生們知道他是農民革命者，知道毛澤東成功了而洪秀全失敗了。這種迴音被看作是合法性的依據，而不是一個徵兆，顯示中國的歷史，就和其土地一樣，總是沿著循環的模式進行。



大渡河往南奔向樂山，在那兒，在世界上最大的雕刻佛像漠然的注視下，流入岷江。岷江向西南流去宜賓，在那兒融入長江，然後，大江奔向西北，三百英里后，掠過插旗山的蔥綠梯田。今天在山的圓頂上沒有旗幟飄揚。重名的大山巍巍屹立於大江之上，它那堅實的體型讓人想起四川詩人杜甫於一千年前所寫：



國破山河在。

第三章



跑步



我常在早晨跑去插旗山的山頂。邊跑我邊讀著路兩邊的宣傳標語，雖然起初它們中我不認得幾個。在伸往大山的路上有三處標語，對我來說，它們看似如此：



CONSTRUCT A SPIRITUAL 文化, REPLACE THE OLD CONCEPT OF GIVING BIRTH

CONTROLLING人口GROWTH PROMOTES SOCIAL DEVELOPMENT

EDUCATION是 THE FOUNDATION WHICH A 國IS BUILT



譯註：（建設精神文化 更新生育觀念 控制人口增長 促進社會進步 教育是立國基礎）






我在校園的中心結束我的晨跑，這兒離教學樓不遠，這兒有一塊石牆為背景，刻著一排三英尺高的大字：



TEACHING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ENVIROMENT EDUCATES 人

譯註：（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環境育人）



頭幾個月里，中文在我眼中就是如此。到涪陵的時候，我認得四十個字，全都很簡單的字：人，中，國，上，下，長，男，女。沒多少時間學；和平隊在成都給了我們兩個月時間的密集訓練，但重點是學足夠的普通話口語，功能性的。要學漢語文字，我們得靠我們自己，到涪陵之間我沒足夠時間。



我到涪陵是為了教書，但我還有另外兩個動機：我想這經歷能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作家，還有，我想學中文。這些都是很清晰的目標，但如何實現，則不那麼清晰了。我希望寫作能自發進行———我會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做很多筆記，最終，當我感覺準備好了，我就將開始寫作。但中文是另一回事兒了，我從來沒試過這樣的事兒。



這也是我決定通過和平隊來中國的原因，因為我知道他們會教我漢語。他們的成都培訓課程是很棒的；課堂很小，老師富於經驗，進步相當容易。然而，到了涪陵，學習語言就是我自個兒的事兒了。和平隊願意為我們花錢請家教，但我得自己去找到他們，而且我得自己決定用什麼教科書，如何來架構我的課程。這任務叫人心悸———我得弄明白怎麼去學中文。



在頭幾個星期，傅主任幫亞當和我去找家教。他跟我們一樣茫無頭緒———他從沒見過一個外國人想要學中文的，而且我懷疑，私底下他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外國人學不了中文———涪陵的每個人都知道。當我們嘗試時，我的學生們覺得很搞笑。他們會讓我說一點中文，或寫下一兩個字，然後嘲笑我的努力。開始我不介意，但很快就感到煩了。他們以為我只是隨便玩玩而已，事實上我是認真的：我知道學習中文將是我在涪陵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許許多多的事兒都依賴於掌握這門語言———我的友誼，我在這城裡的工作，我對這城市的理解。



我想學中文，也可以說是出於我的固執，因為身為外國人，人們認為你根本做不到。這種相當低的期望值可有個悠久傳統了；早在1800年代的初期，中國人向外國人傳授語言是違法的，有不少中國人因為做了英國小孩的的家教而入獄，甚至被處決。歷史的這一頁讓我著迷：有幾種語言是那麼神聖到禁止外傳的呢？當然，這些法律在一百多年來改變了許多，但中國在對外開放上態度依舊曖昧，而語言問題則是核心。如果夠明智的話，我就不會來這兒呆上兩年，也不會去學說中文。對我來說，學習中文就和完成我的教師職責一樣重要。



但其他的所有人都並不明白我的這種需要。傅主任花了很長時間來找家教，大概他指望我們自己慢慢就忘了這回事兒。我們不需要中國人來教我們，畢竟我們已經懂了不少，足以去買雜貨，去當地館子吃飯了。那就夠了，人們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被看作教英語的機器，或者說農莊的動物———昂貴而又頑劣的拉貨的馬匹，來教文學與文化。他們給了我們幹部的公寓住，給了我們長虹牌的彩色電視，帶遙控的。我們的卧室里有空調。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不錯的廚房，以及兩個漂亮的陽台。我們的學生很順從，又尊敬我們。儘管給了我們這麼多東西，領導們還是私下給我們的同事和同學指示說，在課堂外避免跟我們接觸。這很正常。外國人總是不乏風險的，尤其在政治層面上，在任何情形下，我們也不需要在學校里結交什麼親密夥伴。我們可以在白天教書，晚上回到我們舒適的鳥籠里，而且，如果我們需要友誼的話，我們本來就有兩個人嘛，可以自己跟自己玩。他們甚至給了我們電話，可以打給四川其他地方的和平隊志願者。



某些較具深度的學生察覺到，我們的生活並不完整。在日誌中，索迪寫給了一張短條，用第三人稱很禮貌地說：



皮特和亞當來到我們的學校教英文，不收取酬勞。我們感謝這樣的行為。但我們為皮特與亞當的生活而擔心。比方說：皮特和亞當幾乎不懂漢語，所以他們看不了中國的電視節目。我想你們的生活會很困難。我想知道你們是如何打發空閑時間的。



這是個好問題。我的教學與備課時間加起來，一個星期也用不了三十個小時。我在清晨跑步，有時到山上散布。亞當和我會打籃球，玩飛盤。我在電腦上寫作。我作些未來的打算———以後在課堂上要用到的題目，可能的旅行目的地。然而，我最多想到的，還是這城市裡有許多有待探索，發現，但在最初時，這兒是個最難向我開放的地方。



從我的陽台望去，涪陵的下城區看上去不錯。我經常望過烏江，望向涪陵迷宮般的街道和石級，聆聽遠方傳來的日常生活之音，我會猜想藏於江城中的種種神秘。我想要調查這一切———我想要走下碼頭，觀察船隻；我想要和棒棒軍聊天；我想要探索穿越舊城的石級組成的網路。我渴望弄明白這城市如何運作，它的人們如何思考，尤其因為從沒有外國人干過這個。這裡不像北京或上海，那兒有足夠多的外國人去發現城市裡有些什麼。跟其他外國人相比，涪陵只是我們的———至少當我們弄明白了它以後。



但在我真的到了下城區后，發現它看上去並不怎麼樣。部分是因為塵土和噪音；涪陵主城的污染和噪音難以置信。它不像其他部分的中國有那麼多重工業，但這兒也有些大型的工廠，向空中噴出煙和塵。烏江岸邊的發電廠燒著煤炭，街道兩邊無數的小餐廳也是一樣，而汽車的尾氣排放沒有什麼規範。在冬天裡，空氣尤其污濁，但即便夏天情形也很糟糕。如果我去到城裡，擤個鼻子，紙巾上會有縷縷的黑色油膩。這叫我想到空氣會如何怎樣影響到我的肺部，有一陣我想著該怎麼辦。最後，我決定在擤完鼻子后不去看紙巾了。



噪音更令人側目。它們大都來自汽車的喇叭，很難理解這喇叭聲為何沒完沒了。我可以這麼開始形容：涪陵的駕駛者喇叭撳得很勤。這裡的汽車不是很多，然而也足夠了，它們總是急不可待彼此掠過，不知奔向何方。其中的大多數是的士車，幾乎涪陵的每輛的士都重裝過喇叭，變速桿的頭上加了一個按鈕。這樣做是為了方便觸發；因為山路緣故，駕駛者經常換檔，把手放在檔把上也能撳響喇叭。他們對其他的車子嚷嚷，對路人嚷嚷。他們無論經過什麼人，或者被誰經過，都要把喇叭大撳特撳。在沒人經過，但考慮到或許有人要過時，他們也撳。當道路上空空的，只是有人或許要經過的念頭閃過司機腦際時，他們還撳。就是這樣，生理反射一般，上了路，駕駛者就要撳喇叭。他們撳太多了，按鈕上的手指已經麻木，而其他的駕駛者和路人對此已完全習慣，他們壓根兒就沒聽見喇叭聲。沒有人對喇叭聲作出任何反應；根本沒用，毫無意義。涪陵這兒的一聲喇叭好似森林裡倒下一棵樹———就作用而言，這聲音乃是沉默。



但在開始亞當和我還是聽得到這聲音。最初的幾個星期里，我們經常抱怨喇叭聲和噪音，就像我們抱怨自己的鼻子和變黑的紙巾那樣。但一個簡單的事實，你對噪音或污染無能為力，這就意味著它們或者是很重要，很煩人，或者它們一點也不重要。為了保持清醒，避免發瘋，我們做了第二項選擇，跟本地人所作的一樣，很快，我們就學會去轉向其他事情了。



在十一月我才意識到自己的變化，那時有一個叫斯科特克萊默的大學同學來訪。他在曼哈頓住了五年，然而涪陵的噪音叫他徹底的瞠目結舌；他聽到了每一聲喇叭，每一個叫喊，每一次揚聲器里的通知。在他離開時，我們坐了一輛的士，從學校到碼頭，而克萊默，因為在華爾街工作而有數字意識，算了算司機穿越城市所撳的喇叭數。十五分鐘的車程，司機撳了566次按鈕。每分鐘37次。



若不是克萊默計算的話，我不會注意到這個，我發現自己很早前就已經對喇叭聲失聰了，就好象當地的其他人一樣。事實上，克萊默是全城裡聽到喇叭的唯一一人，這就解釋了為何他被整得那麼慘。整個城市對他撳了一個星期的喇叭。



對我來說是另一個情形，在一個月後，涪陵的種種不快處已不那麼重要了，不足以阻止我進城。儘管有噪音和空氣污染，這還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我還是想要探索它的犄角旮旯，發現它的秘密。但語言是巨大的問題，在起初城市讓我處處受挫，甚至恐懼。



普通話素以其難度知名———有人說要花費學法語或西班牙語四倍的時間———而它的文字與音調對西方人尤其具有挑戰性，因為它們的結構方式和我們的語言截然不同。在四川，因為方言的緣故，事情更其複雜。四川方言很是獨特，一個來自中國外省的人聽涪陵本地人說話也有困難。普通話和四川話的差別很大：除了辭彙以外，四川人不發普通話中的捲舌音，「SH」成了「S」，ZH成了Z———有些子音被反轉了，是以一般四川人會混淆N和L，H和F。「湖南」成了「福南」。四川話的音調範圍較窄，最要緊的是，兩個普通話的音調在四川被反轉了。如果普通話是你的起點，到這裡，好像整個語言都被壓平了，還顛倒過來。



此外，四川乃是一個發展不足的巨大省份，公路和鐵路尤其不足，導致了巨大的地區性差異。成都的方言和重慶很是不同，而重慶又不同於樂山，如此類推。豐都距離涪陵不到三十英里，然而兩地的居民有時會難以彼此理解。在涪陵的館子里，如果你想點餛飩———翻譯成英語是「WONTON」———你得去要抄手，但如果你再走三十里去豐都，你得點包面。或者，更精確些，是包民，因為豐都的人們省略了「ian」的發音。



其結果乃是如地獄般的一團糟，為我未曾料到。我到中國來，想學中國話，但很快我發現，沒有這麼回事。「中國話」乃是你碰到了什麼人，想要溝通的工具，而根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水平，情況變化劇烈。受過教育的人通常會說普通話，尤其是年輕一代———我們教室的牆上寫著巨大的標語，命令道：「說普通話！」但涪陵人口的大多數教育程度不高，只使用方言。這就使得我進城時常感沮喪，因為最簡單的溝通都是困難的，而我那學習中文的目標看似不可能了：我沒法想象在兩年中學會普通話和四川話。事實上，我需要做的，只是提高我的普通話水平，自然而然，它會有助於我掌握方言，但在起初的幾個月里我並不知道。每天我似乎都只是頭昏腦脹，而每次進城都再次提醒我的失敗。



而涪陵之所以可怕，還源於這兒的人們很少看見外國人。每當我下館子吃飯，或去商店裡買點什麼，人們很快聚集起來，經常有多達三十來人，一直排到大街上。大多數的關注只是出於好奇，並無它意，但這使得我笨拙的漢語更變本加厲了————我會嘗試跟老闆說話，人們就會大笑，相互議論，在緊張中，我的普通話說得更糟了。但我走在街上時，人們經常轉過來看我，對我大喊。經常他們會叫道外國人或老外，兩者的意思都一樣。這些辭彙通常並無惡意，然而惡意與否漸漸不重要了，每天他們只是對我喊叫這兩個詞。他們喜歡的另一個詞兒是「哈嘍」，一個毫無意義的嘲弄版「哈—嘍嘍嘍嘍嘍！」這個詞兒跟外國人聯繫十分緊密，有時人們用其取代了「外國人」一詞——他們會說，「看，來了兩個哈嘍！」在涪陵，他們還經常會喊出一些不那麼善意的辭彙——洋鬼子，大鼻子——而我是到了後來才知道這些詞的意思。



壓力隨著我每次進城而不斷累積：對語言的混淆和尷尬，喊叫和瞪視，嘲弄的招呼聲。對亞當來說情形要更糟，因為他個頭高大，又是金髮；而我至少有黑髮的優勢，塊頭也只比當地人大一點。有一陣我們採取策略一塊兒進城，以為兩個人會更好應付壓力。這是個錯誤選擇，因為多一個外國人只會增加關注度，一個月後我們就只單獨出行了。最後，隨著秋季學期緩緩過去，我們儘可能避免進城。當我不得不去時，我都戴上耳機。這是我應付的唯一手段；我聽那些最吵鬧最煩人的RAP音樂———Dr. Dre, Snoop Doggy Dogg, the Beastie Boys——這些只是剛好將街上的叫嚷上蓋過。進城之旅變得超現實味兒了，耳里聽著斯諾普的猥褻詞句，在人群中閃避，但這讓我清醒。



是以索迪的問題依然存在，沒有解決：我怎麼打發我的閑暇時間呢？在我上完課後，我會坐在桌前，望一望烏江對面的城市，寫道：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我邊寫邊一遍遍發音練習，非常小心，仔細的



「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xue。」



我會把一個字兒寫上一百遍，同時想該怎麼運用：學習，學生，學校。我會把它寫在一張卡片上，放上書架，越積越多———通常是每天五到十張。我會聽教學磁帶，重溫我們在和平隊培訓時的課本。我的指尖輕彈過那些卡片。到十月初，當傅主任終於找到了兩個中國家教，我已經學了一百五十個字。插旗山上的標語還是難以辨認，然而校園中心的那些有些變化了：



教書 EDUCATES 人，ADMINISTRATION EDUCATES 人，SERVICE EDUCATES 人，環境EDUCATES 人

關於「換位思考」的重要

何偉接受過一次訪問，題目是中美文化的異同，以及兩國人民彼此可以學習些什麼。

這不是一次很正式的訪問，然而何偉很認真回了一個長文。


其中有一點我尤其關注。關於中國人可向美國人學些什麼。

何偉認為，中國人可以向美國人學習個人主義精神。他說，有些中國人提到個人主義，就想到自私自利，這是很膚淺的理解。在他看來，中國人缺乏社區意識，社會意識，這和個人主義的精神缺乏是有關的。

他說，中國人有較強的家庭意識，關心家人，然而，拓展開去，去關心自己的小圈子，比如說，同事，同學，單位，學校。但再大一點的圈子，那些和他們的切身利害沒有關係的，他們往往就不關心了。

何偉認為這一點上美國人做得較好。因為美國的個人主義，其中一個維度乃是在「換位思考」上，解釋說，就是大家可以站在別人的立場上，設身處地去了解他們的感受。那些「別人」，往往是和自己距離遙遠，沒有利害關係的人。

何偉認為「換位思考」有幾個好處。其一，它帶來創意思維，因為增加了視角，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其二，人們更容易了解別人，接受別人，同情關懷別人。在這一點上，他認為美國社會體系的良好運作，與此很有關係，而中國的體系運作則欠缺這個。

（插一句話我的評論。我認為美國人的換位思考往往局限在他們自己國家內部，並不發散到國際事務當中。而這並不妨礙我們中國人學習他們，因為我們所要改進的，正是我們國家的內部事務。不因為美國人當了世界警察我們就可以忽視他們國家內部的長治久安。）

美國人的社區意識，社會意識，和我們中國當今的民族主義情緒還是區別的。我們有許多人會在四川地震中深受打動，慷慨賑災，這跟主動的「換位思考」文化並不等同。西方人會關心緬甸受災難民，蘇丹的難民，而我們中國人就很少注意。這跟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傳教士的傳統都有關係。事實上，在我們先秦的經典里，這種精神也並不匱乏。

換位思考執行徹底了，另一個衍生物乃是「寬容的精神」。這是又一個我鼓吹它的理由了。台灣的選舉政治，如今顯然比從前寬容了許多，看馬英九的言行，對社會各個政治派別都不無理解，寬容的姿態，我想，他大約也不無受了美國文化精神的影響。

我們的家教是孔銘和廖梅，我們叫他們孔老師和廖老師。他們在中文系教書，沒一個會說丁點兒英語。他們從前也不認識一個外國人。傅主任找不到會說英語的家教，最後我們跟他說不要緊。我們只想開始學習，而且我們知道中文系的老師普通話說得好。



孔老師個頭矮小，戴著一幅眼鏡，身上有奇聲牌香煙的味道。他三十二歲，教中國古文。以中國人的標準來說他有點胖，也就是說，以美國標準來看他有點瘦。他笑得很勤。他來自豐都的鄉下，那個城市以鬼出名————傳說人死後的魂靈都去了豐都。



廖老師是個很瘦的女人，留著長長的黑髮，舉止含蓄。她二十七歲，教當代漢語。她笑的比孔老師少。我們的學生中也有人上中學系的課，認為相較之下，廖老師是個比較好的指導老師。她是從四川中部的城市自貢來的，那兒以它的鹽出名。每個四川的大小城鎮都聲稱有點什麼出名的東西。涪陵因其榨菜出名，就是長在河岸兩邊的那種。



幾個月里，我們對孔老師和廖老師的了解就只有那麼多了。我們還知道他們的普通話非常清晰，只略帶一點四川口音，會把N和L聲混淆。除此我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了。對我們來說他們就像教漢語的機器，或者說農莊動物———一種不那麼貴的，神情厭倦的的拖貨的馬匹，用來糾正我們糟糕的發音。對他們來說我們是愚蠢的外國人，我們粗糙的舌頭一點音調感也沒有。



我和廖老師頭一次的課程本來計劃是兩個小時，然而我只堅持了不到六十分鐘。回家路上，我的腦袋發暈——從前曾有人在一個鐘頭內犯過那麼多錯誤嗎？所有一切都錯了——發音，語法，辭彙，起始的聲音。她會問我一個問題，然後我嘗試在腦中運行著語言，以作回答，但在我開口前她就自己回答了。她說得很清晰，這是當然，但在這個鐘頭裡我們也沒說哪怕一個字兒的英文。這是我所想要的，畢竟是一個中國家教嘛。但我無法想象一個星期時間裡做七個小時這樣的事兒，還能保證我的理智清醒，當我看著書架上那些可憐的卡片時，心想，沒指望了。



整整一個月里，都是這般的情形。我是太自我關注了，甚至沒想一想對方那邊感受是怎樣，後來我意識到，對我的老師們來說，情況更差。他們來教外國人那神聖的音調，並沒有被處決的危險———那法律至少已經改變了，自清代以來。然而這也不是什麼讓人羨慕的工作。首先，我們付的報酬偏低了。這不是故意的；我們聽到的報酬標準是錯的。而孔老師和廖老師他們當然又太禮貌了，不會向我們指出這錯誤來。這就是說，在那頭一年裡，他們都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報酬。更糟的是，他們這每周七小時的工作又是那麼無聊，那麼沮喪。書里的課程很簡單，坐火車，下館子——而我笨嘴笨舌把每樣事兒都說錯，他們簡直不知道怎樣來把我導入正確的方向。你怎樣才能叫人學說漢語呢？你怎麼運用那滿肚子的古詩知識，來教會一個外國人來掌握一個基本的第三聲。



我們都在迷失當中，而這失敗籠罩住了我們的全部關係。其他的和平隊志願者的家教會說英文，這樣他們至少能夠在下課後聊聊天。他們聊到老師們的家庭；他們一起吃飯；他們成為朋友。我的老師們看似不像真人————好幾個月後，我才了解到廖老師已結婚了，孔老師有一個兒子。在開始時，他們的態度有些疏遠，有些謹小慎微，將語言的問題更加複雜化了；他們之前不認識一個外國人，而且他們完全不知道如何跟我們打交道。



中國的教育風格和西方也截然不同，這令我的老師們更添了幾分挫折感。在中國，一個老師乃是被無條件尊敬的，老師與同學的關係傾向於非常的正式。老師教就教了，而他也總是對的，學生學就學了，而且總是犯錯。但這不是我們美國的傳統，像我自己的學生注意到的那樣。我在自己的課堂上鼓勵一種非正式的關係，如果某個學生錯了，我會指出她之前曾經做對的地方，讚揚她，鼓勵她去努力。對他們來說，這種讚揚毫無意義。幹嘛這麼做？如果一個學生錯了，她只需要被糾正，而非無論旁敲側擊或輕柔以對———這就是中國的方式。



我沒法那麼去教書，而扮演學生的角色就更其艱難。事實上，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漢語課程略有起色后，情形變得更糟。我書本里的那些文字似乎老在跟我玩迷藏，形狀奇怪的黑色比劃，在我腦子裡漂進漂出，經常喚出一些誤導我的暗諷來。它們更像圖而非字：我會看著「長」字，想到了K-mart（美國超市，注）。阝叫我想起了字母B，或者一把掛在牆上的斧子。「大」看起來像一個人在跳高。「點」像一隻蜘蛛扛了一面旗。我對著那些奇怪的文字瞪了太久，在夢裡也見到他們————它們蜂擁在我腦子裡，我醒來后，隱約有些不舒服，而且想家了。



但某一個時刻，好像有些比劃直直站起身來，瞪著我的眼睛，那些聯想都消失了。突然它們就成了字：它們有意義了。當然，這不是立刻發生的，這是我的工作努力所導致———我發瘋似地努力學習，希望減少我上課時的痛苦。我忙成了那樣，幾乎沒有意識到我已經取得了進展。



一個多月後的某一天，我大聲朗讀著課本中的某一章節，除了一個字以外，我認出了其中全部。我靠在椅背上，想要給我的成果註冊登記：我真的是在讀中文了。這語言對我來說有了意義。但在這滿足感還未享受到一半時，廖老師說道「不對！」



它的意思是，「不正確」。你可以把它翻譯成不，錯了，等等。很明白無誤的不正確。有很多中文字我還不懂，但這個我非常了解。



一個聲音在我腦中哀叫：其他所有的都對了；難道這就沒一點價值嗎？但對廖老師來說，不是這樣。只要有一個字兒錯了，那就是不對。



「這是什麼字？」我問道，指向那個錯過的字。



「浙，浙江的浙。」



「第三聲」？



「第四聲」。



我深吸口氣，把全篇再讀一遍，這次完美無缺。這是個勝利——我轉向廖老師，我的眼睛說（或者至少我希望它在說）：現在你覺得我怎樣？但廖老師的目光因無聊乏味而顯得獃滯，她說，「再讀下一篇。」這些，畢竟只是段落而已。任何一個學校里的小孩都能搞定。



這就是中國的方式。成功乃是預期之中的，而失敗則遭到批評，迅速糾正。你要麼對要麼不對；這裡沒有中間地帶。當我對這門語言漸具勇氣后，我開始嘗試新的字眼，新的結構，這很好不過也有風險。我會寫一組句子，用一些廖老師不指望我能了解的辭彙，而且我敢發誓說她顯得有些畏縮，流露出不情願的敬佩之意。然而她會說，「不對」，然後糾正我寫錯的那部分。



我漸漸恨上了「不對」；它的發音在嘲笑我。那聲音頗為刺耳：「不」是一個升調，而「對」則突然跌落，好像我的信心，建立起來，又立刻崩潰。它讓我更心煩之處，在我知道廖老師說的乃是實話：基本上我就這語言所作的一切都是不對的。我是一個成年人，作為成年人我應當能接受批評，在需要的時候。但那不是美國的方式；我習慣了我的自尊被安撫；我想要有人讚揚我的努力。我不介意批評，只要那上頭包一層糖衣。我掉進了一個相同的陷阱中。從前我曾聽一些美籍華裔的朋友們抱怨過，做小孩時他們在學校里習慣了美國教育體系中溫和的糾正方式，而回到家裡，他們那些中國腦筋的父母只是說道，不對。那成績單上僅有的一個B就蓋過了環繞在周邊所有的A。繼續努力；你還沒取得任何成就呢。



就這樣我繼續學習。我感到受挫，然而我也很頑固；我下了鐵心要讓表現給廖老師看我對了。幾乎所有我閑暇的時間都用來學中文，我書架上的卡片飛速增長。到十一月的頭一個星期，我已經認識了三百個字。我不是很清楚我的目標是什麼————我隱約想到說我要讀報紙，那需要兩千到三千個字。但最主要的，我還是清楚自己需要更多的知識，而且要儘快。



在早晨，我跑去插旗山的山頂，我在石級上狂奔，我的肺在長江上空燃燒。這努力叫人心滿意足——有挑戰性，卻不複雜，而且到了尾聲時，我能俯視著城市，看到自己的成就。這同學習中文的努力不同，那兒沒有一個清晰的結束點，給我的挫折感多於滿足感。



跑步是有技巧的，某種意義來說，它是我在涪陵此時唯一的技能。其他所有人看似都有些他們所在行的；包子店的老闆做包子，擦鞋的女人擦鞋，棒棒軍在他們皮革般的肩膀上扛貨物。我的意圖則不那麼清楚————我是個教師，這工作挺滿意，名分也清晰，但在我離開這校園后就會消失。城裡的大多數人只看到我的種種失敗，無法避免的誤解，以及笨嘴拙舌的交流。



而且他們總是細緻地觀察我。在公眾場所，這關注那麼強烈，讓我時常表現出一種拙劣的自我意識來，而因為我的體型突然超出了平均水準，這情形更其誇大。在美國我被認作是小個子，1米75，而現在我人生中首次在人群中脫穎而出了。我在公交車的門口會撞到頭；我狼狽地擠到餐廳的迷你型桌子后。我像是愛麗絲遊仙境一般，吃著葡萄乾蛋糕，發現自己的世界顛倒了。



我主要還是想找到樣自己能幹得好的事兒。這也是該城簡單的例行日程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我會密切觀察一個棒棒軍或者一個館子里的廚師，僅僅因為他們的活兒幹得好。我的關注中帶著那麼點窺淫慾，至少我是帶著那種性無能偷窺者式的嫉妒之意。在許多日子裡，我只求掌握一項簡單的技能，只求我能反覆干一件事兒，而且幹得好。



跑步在這方面就是，而且它也是一個迴避。如果我跑在街上，汽車會對我撳喇叭，人們會大笑大叫，有時會出來個年輕男孩追我，想要在朋友們面前拉風一回。但人群無法聚集起來，也沒有一個男孩會跟很久。我獨自跑著，在一個擁擠的國家裡這種孤寂感受不無價值。在這城裡沒人能追上我。



通常我會在校園后的山上跑，沿著那環繞著插旗山的小公路和人徑。我跑過古老的道家寺廟，跑上稻田狹窄的牆頭，我沿著石級跑向山頂。我喜歡跑過俯視烏江的古老石墓，而我也喜歡看農民工作。一邊跑，我一邊看著他們在稻田收割，在打穀，我看著他們種植冬麥，伺弄蔬菜。我是在跑步中第一次了解了農業的生產模式，而且我能在自己的雙腿下感受到大山的輪廓。



農民們覺得我在山上跑很怪，在經過時，他們總是盯著我看，但他們從來不會大喊或大笑。這裡有個規律，農民們總是你想遇見的人中最有禮貌的，而且無論如何，他們有比向外國人大叫更重要的事兒去做。也許，他們內在的有對於體力運動的尊敬，即便他們看不出我這運動的目的何在。



鄉下的空氣時常都是糟糕的，因為長江的風會把烏江對岸的城市污染帶過來，我知道跑步對我健康的損害大過獲益。但它使得我意識穩定，因為田野總是安靜祥和，而且這運動總是帶給我熟悉的感覺。那些久以熟知的感受———胸口抓緊，雙腿發沉————把我所住過的地方都連結起來，密蘇里，普林斯頓，牛津，還有涪陵。當我跑過涪陵的山丘時，我的意識在這些時間地點中流動；我記起沿著古老的密蘇里——堪薩斯——德克薩斯鐵路的奔跑，野豬山上的金色油菜花，還有普利提布魯克的舊橋。隨著日月流逝，我發現，即便這些四川的山嶺，以及它們奇怪的墳墓梯田，都開始有了家的感覺。



但跑向插旗山途中的標語對我還是外國的感覺，即便它們慢慢顯得熟悉，它們還是在提醒我前面的路有多長：



建設 SPIRITUAL 文化，更新生育 CONCEPT

人口增長，PROMOTE社會IMPROVEMENT

教育是立國FOUNDATION



在那個學期，漢字在我眼前波動劇烈，每一天那形狀都和從前所見不同。漢語也開始在我的耳朵里居留了，很快，我就可以跟進餐的館子的老闆作簡單交流。同樣的緩慢變化也發生在我和老師之間，他們終於從發音機器變為了真人。



隨著這情形的發展，我開始察覺到廖老師的一種尖刻感，雖然弄不明白其因何在。她不單是習慣說不對；她好似和亞當與我相處不大舒服，有些時候，我幾乎猜想說她不喜歡我們（考慮到我們給她的報酬偏低，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後來，我意識到她的這種不爽有其他原因，但在那頭一個學期里，我只是察覺到我們的關係有些複雜。



有一回，在我打完教員籃球賽後上課時，她問我覺得比賽如何。事實上，比賽進行得很糟————亞當和我才開始發現，對我們的參與有很多的抵觸，因為英文系突然變得很強了。對其他的參與者來說，這比賽帶上了愛國性質；這是中國VS美國的比賽，事關為祖國保住面子，而比賽變得越來越粗野。裁判也出現了偏向；他們允許對手向我們犯規，而不斷為我們不存在的侵犯吹哨。在上課前的比賽當中，我被吹了十五次兩次運球———到了比賽的的尾聲，只要我一碰球哨子就響。亞當和我考慮退出賽程，後來我們做了。這看似最佳解決方案，對所有人來說。



我知道廖老師看了比賽，而且我猜想她跟我的感受一樣。對比賽中糟糕的體育精神，我的學生覺得很不好意思，而且他們告訴我說那裁判在校園中的名聲很爛。他因為老打架而臭名遠揚——有一次他用一把刀子威脅一個管理員。他的老婆最近跟他離了婚；傳言說他老打她。然而學校沒法將他炒掉，因為在傳統的共產主義體制下，工作保障乃是允諾給所有的國家員工的。



我老實回答了廖老師，告訴她我覺得比賽沒什麼意思。



「那個裁判，」我說，「是個壞蛋。」這是個常用的侮辱：壞了的蛋。



「不對！」廖老師說。「這不是他的問題——你錯了。而且你不該批評裁判。」



對我來說這是傷害再加上侮辱。我想要告訴她：籃球里沒有升調降調，你根本沒沒資格判斷。但她還有話說。



「你的運球錯了，」她說。「那就是他懲罰你的原因。你是這麼做的——」她作出手勢來，向我展示我如何運球。



「不對！」我說。「這根本不是我的動作。我的運球方式跟在美國時一樣。那裁判不喜歡外國人。而且他不懂籃球。」



「不對！在這兒你不能像在美國那樣運球，因為NBA的規則不同。那就是問題——你習慣了美國那種打球方式。」



她說著，希望有技巧地結束爭論，因為她察覺到我被惹煩了。但我已聽過太多的「中國方式」，而且我不想上一堂關於中國特色籃球的課。



「籃球是美國的運動」，我說。「我們制定規則，我了解規則。那裁判就是不喜歡外國人。」在我說完后，我發現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蠢，而我還可以繼續說：我們美國人學一門語言學四個月，就足以傳達我們的傲慢了。但我沒有這個辭彙，而且無論如何我們兩人都想談點什麼別的。我們複習了去機場的課文，沒人再提到籃球。



跟孔老師上課要單純多了。他跟廖老師每周更替。他不那麼傾向於說不對，部分因為他有點懶，但也因為那個學期的鬥爭慢慢教會我們把彼此當人看。最後他成了我的第一個真正的中國朋友———第一個以中文看待我的朋友。而即便在那早期的日子裡，在我們發展出真正的友誼之前，我能看出他的興趣在生長。他有時會問我關於美國的事兒，在我的中國辭彙範圍內，而且我察覺到一旦有了機會，他有許多想問。當然，在我的漢語能跟上我的思路后，我也有些問題想問。



我們在我的餐廳里上課，當太陽升起在插旗山肩的時候，早晨光線溫暖。我們邊學習邊喝茶——茉莉花茶，在熱水的表面，小小的干瓣像開放的蓮花一般展開。在他喝前，他向茶杯輕輕吹著氣，讓花葉漂去一邊，這是我在課堂上學到的另一些東西。如果他不小心啜到一口葉子，他轉過頭去，輕輕吐到地上。那個，我也學到了———我喜歡住在一個幹部公寓里，還可以向地上隨便吐。

在十二月的一個晴朗下午，我備課時，聽到了底下廣場響亮的音樂聲。這沒什麼出奇的———校園的揚聲器總是播放噪音。但今天我從陽台往下望去，見到一批人聚集在禮堂前，我知道有些重大的事情發生了。



我的陽台可以垂直望向廣場，一切都很清楚。一條橫幅展開，掛於台階之上。我認不出其中大多數的字眼，但有些還是可以的：「安全」，「環境」，「和平」。一排椅子在橫幅下現身了。藍布鋪在了桌子上；茶杯放在布上。麥克風出現了。



我曾見過這種安排————這是給幹部們安排的區域。很快，六個人拾級而上，坐到了桌邊。我眯起眼想看清他們是誰，但認不清他們的臉，只能看見幾個穿著制服的人。但在涪陵許多人都身著制服。



發言開始了，一直傳上了我的陽台。群眾聚集在禮堂台階的底端——主要是學生，也有從大門外周邊社區來的人，年老的農民，抱著嬰兒的婦女。他們安靜聆聽著，從他們的沉默中，我能看出這是個嚴肅的事件。講話聲在廣場上迴響，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孔老師來上課了，他把書放在餐廳的桌上。「很吵，」他說，微微笑著，我也同意———聲音太大了，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第31課上，那關於坐火車去桂林的描述，不需動腦，好沒意思。我們走到陽台上，觀看人群。現在有好幾百人在那兒聽著講話了，而且我能看見成群的學生從教學樓衝下來。



「所有的學生都不用上課了，」孔老師說，我問他此事件為何。「他們要判決兩個人，」他說。「這是個公開判決。」



我沒學過這個詞，而他對我做了解釋直到我大致明白。我回到餐廳再翻翻字典——「判決：裁定，裁決。」他們在一個禮堂前面做一次公開的審判。



「他們是學生么？」我問。

「不是，他們從河東來的。」



我問他們幹了什麼，孔老師解釋道，河東那邊的人跟體育生之間有一系列的毆鬥。河東是城裡一個粗野的部分，一個衰敗的沿河區域，有許多的小店鋪和銹跡斑斑的倉庫。在三峽大壩建立起來后，河東許多地方將消失在水面之下，而大概很少有人會懷念它。它那骯髒的道路叫人心情抑鬱，而那些居民，大多數都很窮，把師專的學生看作享有特權的外來者———被寵壞的孩子們，六七個人擠一間幾乎什麼都沒有的宿舍，清洗他們沒有暖氣的教室，每天早上六點起來做強制的鍛煉。在四川，市民和大學生的緊張關係，和其他事情一樣，只不過是相對的貧富而已。



近來，這種敵意變得醜陋了；有些河東的男人在打鬥中用了刀棒，有兩三個學生受了傷。我從我自己的學生那兒聽說的，他們在日誌中寫道，在一個周末的夜裡，有兩個體育系男生受了傷，而他們的朋友們轉回宿舍求援。在他們收集武器的時候，警察到了。



「沒人受了很重的傷，」孔老師說。「但他們要給學生們顯示說學校是安全的，所有今天來了個公開判決。」



幹部們結束了發言，群眾們在充滿期待的沉默中等待。兩個男人出現了，夾在警察當中。他們穿著廉價的衣服，雙手反銬。警察將他們押著，走到禮堂台階的一半位置，讓他們站在幹部和群眾之間。兩個男人的頭低著。學生們往前涌；在後排，站著農民和懷抱嬰兒的婦女。每個人都很安靜。作為背景，從烏江那邊，我聽到江船低沉的汽笛。



一個幹部在讀一張紙。他的嗓音傳遍廣場，作為反應，群眾們移動著，低聲議論。那兩個男人保持低頭姿勢。



「幾天，」孔老師說。「只關幾天。不是很嚴重。」



在這瞬間，事情就結束了：警察把上銬的男人帶出了前門，一輛巴士在那兒等候；幹部們消失了；桌子消失了；橫幅被取下了；學生們回到了教室。涪陵的人們在公開事件中極其有組織性，他們的集會可以在一個鐘頭內完成，以及消失。十五分鐘內，廣場上就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



孔老師和我複習了一些審判中的辭彙，然後就轉移去第31課了。這麼快就回到課堂上，感覺有些奇怪。剛剛我們還在觀看審判，從高處下望，好似在一個體育館的豪華包廂中，而某些人的公開受辱，被轉變成了課文里的辭彙。但在涪陵許多事情都是公開的，很少當地人會覺得異常。我有一個和平隊的朋友在另一所四川師專教書，在那兒，第二年的春天裡的一個下午，所有班都取消了課程，為了在學校的運動館參加一個死刑前的集會。學生參加這種集會乃是強制性的，因為罪犯們都是年輕的毒販，而他們的死將為觀看者提供有價值的一課。整個學校聚集在體育館，而警察押著犯人在學生面前遊行。之後，犯人們被帶到鄉下槍決了。第二天，課程如常恢復。



在這次審判后不久的一天，我跑步回來，發現校園中心的標語徹底可認了。這是我一直期待的時刻——從一開始，我就將這一排文字視為我的基準點，我的標桿，從這些文字逐漸呈現出意義的過程里，我看到自己的進展。有一天，它們終於有意義了：



教育育人，管理育人，

服務育人，環境育人



我停下腳步，久久觀看。我把標語讀了一遍又一遍，等待那成就感湧起。但沒有———那些只是宣傳口號而已，和學生的課本以及遍布城市的布告牌上一樣陳腐的字眼。我對前往插旗山途中的那些訊息反應也是一樣：



建設精神文明，更新生育觀念

控制人口增長，促進社會進步

教育是立國的基礎



所有這些都只是空洞的口號，偽善的做作。每次當我認出某個標語時，都沒有我想象中的那種滿足感。代之而來的，是廖老師的聲音：讀下一個。你還沒取得任何成就。是以我繼續重複在課桌上書寫文字，從窗口望向城市。



十二月的一個下午，亞當和我被叫去了英文系的辦公室，我們被告知今晚有一個宴會。這種聲明總是在最後一分鐘給到，而它意味著今晚被有效終止了，因為去到宴會，不醉到不可救藥是不可能的。

對這種場合，和平隊的醫療培訓中部分涉及到了，如何準備應對。即便我們只是中國和平隊的第三撥，四川的鄉下已經傳遍了和平隊員在飯局中犧牲的故事。這些故事內容有關於鬥爭，關於破壞，關於和平隊員酒精中毒，情形之危險，讓他們發誓戒酒。我們的醫療官員強烈建議說，一旦抵達，我們要宣布說自己滴酒不沾，至少在宴席上要如此。



四川急症室里醫生最常乾的就是洗胃。病人中絕大多數都是男性，因為喝酒，跟抽煙一樣，乃是作為一個男人的重要部分。在中國的許多地區都是這樣，尤其在較偏遠的地方，而四川人喝酒可不是為了放鬆休息。它經常乃是競賽性質的，通常會用到白酒，一種強烈的，口感噁心的穀物釀的酒。男人們相互敬酒，一口乾掉，而這種飲宴很有發展為恃強凌弱的傾向，參與者們相互刺激，直到某個人喝出病來。我們的和平隊培訓課程之一，請了一個四川當地人來做個人陳述，他靦腆解釋說，即便好朋友之間，也很願意把彼此喝到醫院裡去。跟我們的醫療官員一樣，他建議我們用外國人的身份去迴避這種儀式。



這就是和平隊典型的預演方式：先告訴你一堆可怕的故事，四川人為了展現赳赳氣概而毫無意義的狂喝濫飲，然後亞當和我就被派去了和平隊在該省最偏遠的角落。在我們的歡迎晚宴上，當我們被奉上第一杯白酒時，我們兩人一刻都沒猶豫。我們的培訓反覆強調說，在涪陵這兒做一個男人呢，毫不猶豫是如何的關鍵，而且，就我們的考慮來說，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們跑這麼遠到這兒不是為了做外國人的。我們幹了第一杯，又幹了第二杯。



在第一個月里，我們每周有兩三次酒局，很快我就看出，這些喝法之中，很有些複雜的組織方式。教員們一開始對待我們很寬鬆，顯然和平隊給所有的學校都發了嚴正警告，要他們負責任。但後來我的同事們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和我們的一樣：和平隊遠著呢。喝酒的壓力在穩步推進，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英文系裡有一個關於酒量的排名表。這不是一個真寫出來的表單，然而它又是徹底公開，被接受的。你問隨便哪一個教師他的酒量和系裡某人相比如何，他可以非常精確回答你。張書記是頭牌，接著是艾伯特，然後是傅主任，如此類推，直到賽老師，他的量級太輕，以至於酒局中，人們輕蔑稱呼他為「賽小姐」。



在三個星期內，亞當就成了英文系中無可爭議的頭號選手。我的排名第二；張書記滑落到了第三位。事實上，在老家我不算很能喝的，然而涪陵人的酒量不高，因為在亞洲，許多人的基因都不能適應酒精，這是很普遍的。這也是當地的飲酒模式如此瘋狂，而後果並不嚴重的緣故；大多數人的基因就決定他無法成為酒鬼。每周他們會有一兩次喝得很厲害，然而很容易就喝傷了，沒法一天天持續地喝。這只是種儀式，並非習慣。



悲哀的是，喝酒成了亞當與我在此所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們很難從此感受到自豪。若有點意義的話，它道出了我們在適應涪陵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難，因為飯局和宴飲，儘管很有些奇怪的小孩子氣，卻代表了我們環境中較舒服的一面。我們立即從我們的酒量中獲得了尊敬，在某個程度說，這也是系領導和我們溝通的方式。如果他們有什麼想跟我們說，或著有一個請求，那就在酒席上操辦。我們的同事，平時在外國人周邊看起來僵硬緊張，一旦白酒開始流動，就鬆懈下來了。這種場合是嚴格全男班的——唯一的女性乃是斟酒的服務生。

在十二月的酒局開始前，亞當與我被護送到英文系的辦公室，會見當晚的主人，主持人。兩個男人站起身來和我們握手，面帶微笑。其中一個四十來歲，個高俊朗，另一個乃是六十來歲的矮個老人。高個男人穿一件新毛衣，從他自我表現的方式來看，很顯然他乃是重要人物——一個幹部。同樣很明顯，他們來這兒是有求於我們，因為是他們贊助了飯局。賽老師和傅主任現場翻譯。



「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賽老師說。「王先生1977年來到師專的，他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學生。他是其中英語最好的，但那時候英語並不很受歡迎。是以他成了一個中文教授。但他對英語很感興趣。」



亞當和我跟王老師握手。賽老師看似忘了另一個男人，而他好似也不介意。顯然他習慣了在大男人的陰影之中。



我們都坐下了。亞當和我等待著他們的請求；我不無惡意地揣想說王老師可能想上英文課。我已經想象著自己坐在這幹部的辦公室里，無聊到哭，聽他慢慢說道，「你—好—嗎？」



「王先生聽說你是學文學的，」傅主任道。「他想和你聊聊你關於美國文學的問題。」



我吃了一驚。我問他具體什麼意思。



「王先生是學校文學刊物的編輯，」傅主任說。「他有一萬多本書。」



他頓了頓，讓這數字的意味變得深沉。然後他身體前傾，低聲道。「王先生，」他說，「比涪陵師專所有人的書都多。」



一個自豪的微笑掠過王老師的臉，我看出他聽得懂我們說的。我疑惑說四川人是否也有藏書排名，跟酒量排名一樣，而這兩種尊貴感之間有何關係。這是個陌生領域———在和平隊沒人警示過關於書的事兒。



我說我對美國文學的了解遜於英國文學，但我會盡量回答他的問題。王老師點頭，用中文射出了他的第一個質詢，傅主任翻譯了。



「王先生有個關於索爾貝婁的問題，」他道。「一般的美國人理解他的書么？」



我說我讀貝婁讀得很少，但我的印象是他的風格不難親近，而且他被視為最好的猶太裔美國作家之一，是芝加哥之聲。王老師點頭了，好像他期望聽到的就是這個。他準備好了另一個問題。



「那喬伊斯卡羅奧茲呢？」傅主任問。「你覺得她是跟從了弗吉尼亞沃爾夫的傳統嗎？」



「不是那麼回事，」我說。「大多數人說她不是一個女性主義作家。事實上，有些女性主義者批評她。」



這把我們導向了關於女性主義的討論，接著是托尼莫里森以及黑人女性作家，然後我們去到了南部文學。在那之後我們討論了海明威和「骯髒的現實主義」作家，如雷蒙德卡福，以及托比亞斯沃爾夫。這一切都是通過傅主任翻譯的，隨著討論進行，我發現他的美國文學知識超出我的預想。我也意識到，會想說擁有一萬本書的王老師要我幫他學「你好嗎」，我真是個笨蛋。



半個鐘頭后，我們移位去了宴廳。頭一杯是敬給桌邊所有人的，之後王老師向亞當和我單獨敬了一杯。接著，張書記代表黨向大家敬酒。當下一輪來到時，賽老師推開杯子，緊張地裂嘴笑著。



「我不能再喝了，」他說。「這已經夠了。」



「喝了，」張書記說。「幹掉。」



「你知道我不能喝的，」賽老師說。他拱起雙手，彎了頭，一個請求的姿態。賽老師乃是系裡最聰明的老師之一，一個矮胖的男人，四十來歲。今晚，兩杯過後，他的臉已經紅了。他再次搖頭。



「不，不，不，」張書記說。「你必須為客人幹了這杯。」



「我不行。」



他們開頭說著英文，為了我們的緣故，然後就轉向中文了。在爭論間他們為酒杯而奮鬥——賽老師想要推開它，而張書記牢牢地將其摁在桌子上。傅主任和王老師咧嘴大笑。他們兩人也加入進去，嘲弄賽老師，直到他最後舉起了杯子。每個人都在看他。



他花了很久才喝完這杯。他分三次痛苦地咽下，之後他又咳又喘。他把酒杯放到桌上。幾秒鐘內，服務生又來續杯了。賽老師迅速用手蓋住酒杯，搖頭。



「這就夠了，」他說。



張書記想要把賽老師的手挪開。服務生耐心在一旁站住，手裡握著酒瓶。這是個地道的四川景緻———每一幅關於可愛的河流的長捲圖畫中，都有十處在描繪關於白酒的爭吵，兩個男人在爭奪杯子，一個年輕女人持著酒瓶等候。



「真的，」賽老師說。「我喝這些就夠了。」



「賽小姐，」張書記奚落說，拽著他的手。



「賽小姐，」傅主任回應道，他咧著嘴。



王老師說了些什麼，所有人都大笑。有幾分鐘，整張桌子都聚焦到了賽老師的杯子上。很難相信不到一小時前我們還在討論索爾貝婁與喬伊斯卡羅奧茲。最後賽老師軟下來。



「就一次，」他說。「最後一杯。」



服務生斟滿了杯子。王老師笑著，把他的注意力轉向亞當和我。他做了個快速的手勢，舉起杯子，我們三人一飲而盡。王老師喝得很容易，他也沒有臉紅。



食物來了，有一陣，乾杯的節奏舒緩下來。但他們繼續時，每個人好似都忘了賽老師，他不過是酒局開場與收梢時的娛樂項目。當正式的拼酒開始后，他就是個麻煩。現在，他坐著啜茶，而白酒在席上洶湧。



這部分的飲宴是有策略的，通常，乾杯前都有低聲的討論，教師們用四川方言，而亞當和我用英語。這裡的機謀乃在2對1———若張書記向亞當與我兩人敬酒，我們都得喝，而立即，傅主任又會做同樣的事兒。我們的回應是先發制人；如果我們察覺到他們有什麼陰謀，我們中的一個會敬一對，或者，向全桌敬酒，然後，他們得花時間恢復，在反撲前。偶爾他們嘗試聚焦在我身上，察覺到我功力較低，當這時亞當會插入來保護我。這在四川是允許的————一個朋友可替你乾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每次酒局都有個領袖，一個酒精中的男性A字母，他控制著白酒的方向。張書記總是英文系的領導者，但今晚他讓位於王老師了。這個大塊頭男人動作迅速，而且，十分公道，向全桌敬酒直到其他老師開始軟掉。在那之後，他轉向亞當和我，他鄙視通常的二對一的遊戲，輪流向我們單獨敬酒。這齣戲可謂壯觀。半個小時后，我們三人還是席上最清醒的三個，但我很快就要暈了，而王老師沒有放緩的跡象。我聽到傅主任和張書記叫他悠著點兒，因為他們害怕我會喝傷，終於，敬酒結束了。



王老師開始講一個長長的故事。故事乃是關於一輛載貨三輪車，他用四川話說而賽老師翻譯。這故事的發展很慢，而我太醉了沒法聽清。我的目光在餐桌上遊盪，直至我發覺自己看著那個隨著王老師來的小個男人。我已經完全把他忘掉了，而他則面帶微笑。他說著什麼，但我不能理解；他說的乃是方言，而白酒怎麼也沒有提高我們兩人的語言能力。最後他努力集中精神，用普通話，一個個音節清楚吐出。



「莎 士 比 亞，」他說。

「抱歉，」我用中文說。「你說什麼？」

「莎 士 比 亞。」

我搖搖頭，他重複了好幾遍，做著讀書的手勢。最終我腦中閃過一道光。



「莎士比亞？」我說。



他大笑起來，豎起了拇指。「狄更斯。」

「DIKENS？」



他點頭，又道。



「馬 克 吐 溫。」

「馬克吐溫。」



慢慢的，我們從梅爾維爾，諾里斯，歐康諾，到了基弗。我花了很長時間去猜諾里斯和基弗。我們沒什麼別的可聊的，而且我一直沒弄明白那男人的名字，雖然他嘗試溝通說他尤其喜歡諾里斯的小說麥克梯格，那大約是美國唯一一部關於牙醫的好小說了。現在美國幾乎沒人讀諾里斯了，但這裡，長江的上流，至少還有一個粉絲。



王老師結束了他的三輪車故事。即便我錯過了故事的大部分，我也大致了解到這個故事提到他一次喝得大醉，花了半個小時跟三輪車夫講價，後來發現他就在旅館的門前。所有人都對這故事大笑。因為翻譯的緣故，他們意識到賽老師還在這裡。



「喝，」張書記說，指向賽老師的杯子。

「我不行。」

「喝。」

「我不行。」

「行。」

「不行。」

「喝。」

「我抱歉。」

「賽小姐！」

「賽小姐！」



最後他勉強又喝了一杯。很明顯，宴席將散了，王老師對亞當與我舉起了杯子。我們也舉起來。



「為了書，」我說。



但王老師腦子裡有別的考慮。他對我很嚴肅說了句話，賽老師翻譯了。



「王老師，」他說，「想要你為學校的雜誌寫點東西。」



我們的杯子在酒桌上方凍住了。



「具體意思是說？」



「他想要你寫一篇關於文學的文章。」



「美國的還是英國的？要多長？」



他們快速就此討論。我們的三杯酒還舉在空中；無疑這是請求當中最令人愉快的瞬間。



「美國的好些，」賽老師說。「只要一萬字。」



我屏住呼吸。「我對美國文學的了解不夠寫那麼多，」我說。「告訴他我可以寫伊麗莎白時期的詩歌或者查爾斯狄更斯，這是我在牛津時所學的。或者莎士比亞。但其他的就很困難。我在這兒沒有多少筆記。」



又一陣討論。我的手臂感覺很沉了。王老師點點頭。



「狄更斯，」賽老師道。「一萬字。」



我們幹了這杯。白酒的味道開始變得噁心而危險起來，在酒落腹中后，我開始顫抖。一次好的宴席好似一出好的短篇故事；那裡總有個要點，但不到最後你總是摸不到。現在，我明白到他們為什麼邀請我們，但我並不抵觸；至少現在我知道四川的文學雜誌如何招募新的材料。桌上的人又花了幾分鐘來威逼賽老師，然後我們一起腳步踉蹌而出。



我希望所有人都會忘掉這篇文章，但一個星期內，提醒就靜悄悄地出現了。我拖延時間，解釋說我忙著教書，但我開始接到信息，傳達王老師的最後期限。最後，我坐下來，寫他希望我寫的，一篇關於狄更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



我儘快地寫。討論說狄更斯根本上乃一個中產階級角色，他喜歡描寫社會問題，不是因為他希望革命性的變化，只是因為這些題材乃是很好的創意資源。我知道馬克思主義者不喜歡這種說法，所以我加了一段，譴責狄更斯走資本家路線。我喜歡在一篇文學隨筆中用到這個字眼。否則，這篇文章寫來便索然無趣，而且我添油加醋了許多的描繪，以望填充字數。賽老師得把它翻譯成中文。一整個星期，他為這該死的東西努力奮鬥著，跑來我的辦公室詢問我那注水的文章，手捧著他的頭。

一月份的第二天，涪陵在城市的中心舉辦了一場公路賽跑。這是第二十二屆迎春長跑，城裡所有的學校和單位，相互競爭。比賽前的兩周，傅主任問我可要參加師專的隊伍。他看上明顯緊張，因為教員籃球賽那事還過了沒多久。



「你要理解，」他說，笑得很不自在。「那兒有很多的農民和沒受過教育的人。他們不懂什麼運動精神，也許有些人會比較粗野。而且，二十一年來，從沒有外國人參加過長跑。他們歡迎你參加，但我想情形會跟美國不同。」



我能看出來，如果我不跑的話，傅主任覺得情況會簡單些。有那麼陣兒我考慮不去參與，因為籃球比賽的事兒在這個本來還不錯的學期里成了我生活的一個低點。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煩都已經夠公開的了；沒有理由再去尋找更多觀眾來圍觀。



但在賽跑中沒有裁判，而且這不是項身體衝撞的項目。群眾會聚集，但我想至少我能往前移動。這不會和美國的長跑有太多的差別———即便真是不同的話，我也很好奇想看看會發生些什麼，至少一次吧。我告訴傅主任我想參加。



他解釋說每個運動員都要參加身體檢查，在比賽的一個星期前，我去了學校診所拜訪醫生。那是一棟低矮的瓦房，就在木槌球場邊上，它是校園裡保留下來的一棟老房子，文革前的，那時學校是所高中。



醫生檢查了我的脈搏和血壓。每項檢查后他都微笑，告訴我說很健康，而我則謝過他。然後他領我到邊上一間房子，那裡有一樣臟髒的白色儀器掛在牆上，盒子一般的形狀。傅主任說，「現在你要做個X光胸透。」



我在房間的入口停住腳步。「我不想做胸透，」我說。



「沒問題的，」傅主任說，微笑著。「這很安全。」



「我不想做X光胸透，」我再次說，我望著那臟髒的盒子，想：我尤其不想做這個X光胸透。「為什麼要做呢？」



「參加比賽的每個人都得做，以保證他們的健康。」



「每個人？」我問，而他則點頭。我問有多少人參加比賽。



「超過兩千五百人。」



「而他們所有人都要先做了X光才能跑？」



「是，」他說。「這就是規矩。這很安全的。」



這荒唐的說法叫我驚住了———在這個人均月收入大約四十美元的城市，要求參加四公里跑步的兩千五百人都做個X光。我懷疑真實情況如何：學校的有些管理者大約害怕我在比賽中途倒下死掉，而他們想要有所作為。傳遞類似命令的任務總是掉在傅主任頭上，而有時他的表現更似過濾嘴而不是翻譯者。這項工作很討厭，很不好做，而我總是為他感到難過，遺憾，當我察覺到有些什麼事情發生時。但我對他的狀況無能為力，現在只能嘗試尋找一個有技巧的解決方案了。



我們堵在死胡同里。傅主任能看出我拒絕X光的態度是堅決的，而我知道他不能就此退縮，說這程序其實並非必要。我們在那兒站了一會兒，那醫生帶著期待觀看這一幕。最後我告訴傅主任我得回到公寓，給成都的和平隊辦公室打電話。



我嘗試打了電話，但醫療官員不在。我在卧室里坐了十分鐘，讀了會兒書，然後我回到了診所。



「我很抱歉，」我說，「但和平隊跟說我不能做胸透。我不知道我們該怎麼辦。」



「沒問題，」傅主任說。「我剛和管理競賽的人聊過了，而他們說你不做也可以。他們會給你個例外安排，因為你是個外國人。」



我謝過了他，為造成的麻煩道了歉，而他向我也致以歉意。我們兩人都握了醫生的手。他送我們到門口，微笑著揮手道別。



關於比賽的開始時間，沒有時間表。運動員在出發的區域聚集，沒有秩序，像一群暴民，到了九點鐘，幹部們開始發表講話。什麼時候講話結束，比賽就開始，而官員們把時間拖了又拖，起點線重複被衝破，人潮洶湧。一小部分人會搶跑，其他的群眾跟著作出反應，然後警察叫每個人退後。我在原地小跑，保持暖身，用我的胳膊肘跟身邊的人推擠，保住自己的位置。



起點線穿過了一個巨大的工地，那兒有一個在建的新公園。線的整個左半部分筆直朝向一個小小的山崖，有六英尺的落差。在最右端有一條狹窄骯髒的馬路，那是運動員們唯一的安全出口，但那兒離起點線太近了——不到四十米——群眾在那麼短距離內排成隊列通過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運動員們安全通過了，道路會立刻出現一個九十度大轉彎，將導致更多的受害者。



毫無疑問，此乃我的競賽生涯中所見的最危險安排。我有點想退出，部分為我的安全著想，但主要是想從一個旁觀的角度來觀察這場災難。羅伯舒米茲，另一個和平隊志願者，在這個星期來訪，他和亞當拿了相機，興高采烈在馬路那頭等候。



師專的隊伍在起點線右側位置，徑直對著出口。他們中的大多數是體育生，通常我們是競賽中最強的隊伍，和太極藥廠並列。我們所有人都擠在一起，等待出發槍響。這是個涼爽的早晨，冬天的霧氣低低懸於城市上空。



五分鐘過去了，十分鐘過去了。幹部們繼續講話，警察有點控制不住人群了。要麼他們啟動比賽，要麼比賽就自己啟動了，最後，有一個幹部意識到了這個。他鳴響了槍。



這裡是中國。混亂，噪音，腎上腺素；害怕，驚喜，和興奮；一大群的身體，每個人都在大叫，喇叭在響，大地震動；我們所有人都發了瘋似地狂奔，胳膊互相推擠來清出空間；雙腿抽動，亂撞，衝刺，留意著小幅度甩腿以免絆倒；有些人喊叫著跌下山崖，其他人滑過了第一個轉角，避開那少數不好彩摔倒的人，他們的身體在地上滑動，頭上是一片片的腿腳涌過。時間一秒秒滑過，每一刻都需要永恆的專註和努力。我們如一群狂野的暴民般飛下街道，衝過第二個轉角，在新華路上朝西奔去。



路程開始到上坡階段了。整個情景依然因腎上腺素而動蕩，但我意識到那永恆的起始階段已經過去，而且我不再是起始階段的暴民中的一份子。在一場賽跑的開始階段過後，總會有那麼一陣的疏離之感，當成為大眾一份子的那種幸福感結束了，你意識到你是一個人，而且你將要跑的，是你自己的比賽。



我慢了下來。突然間我感覺累了；腎上腺素已經蒸發，眼前所有一切都清晰聚焦了。我檢查了一下自己———沒有刮傷，沒有瘀傷；不太記得我是如何安全通過的。我環視周邊。我在領頭的那一撥人里，大約五十人的一組，而其他人也逐漸加入到正軌中來，在那起初的忙亂之後。我們在穩健地爬山，步子逐漸放緩。我感到我的雙腿回來了，那種失去知覺的興奮感被長跑的節奏感所取代———穩健穩健穩健穩健，在我的腳趾下，山丘陡峭。警車的燈在我們的前面滾動。前方遠處，一群學校的孩子想要偷跑，在領先我們一百米處加入到比賽當中來，但警車駛過，把他們拉出了隊伍。



整個前半程都是上坡路，待到我領先時，比賽大約過去了兩分鐘，我能看出其他人已經跟不上了，比賽完結了。這是個差別很大的賽場——大學的學生，單位職工，以及，一些運動員，他們若是更多訓練的話，可以成為好的選手———但他們全部都輸了。我很快地滑向了領先。



在任何大型的賽跑中領先都是種陌生的感覺。人們談論跑步中的孤獨感，但我總覺得這運動只是在比賽中才是孤獨的，特別當隊伍拉開了，你發覺自己獨自在前。在隊伍當中，你通常會和其他運動員有一種團結感，即便大家是在競爭，而在前方領先，就沒有這種幻覺了。那時，比賽成為了追逐———一個人對抗賽場中其他所有人———而我總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孤獨的感受。而當你是兩千多人中唯一一個外國人時，這感覺就更其孤獨，沿著賽道兩側，觀眾在喊著「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



我回頭望去。在我身後能看見賽場上的其他人———一道沒有盡頭的人流，一群黑髮的民眾。那主要的清道車已經慢了下來，我尾隨在它的閃光燈后，不過幾步之遙。我再次回頭望去，以期記住這陌生的場面。山丘現在很陡峭了，爬上山，向紀念碑，向革命烈士跑去。道路兩旁排滿了觀眾，我經過時，可以聽到陣陣驚奇的聲浪；他們在興奮說話，叫嚷。「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



而我想著：今天不要對我這樣。如果你想要看看來自外國的人，看看來錯了地方的人，看看跑亂了步子的人，看看走了形的，笨拙，狼狽的人，你往後面看。去看那些開始跑得太快的，或者那些抽了太多奇聲香煙的，或者那些穿了太多衣服，被熱氣與汗水噎到的人。不要看我——許多年裡，我在許多地方都是這麼樣的，而情形永遠是一樣。這裡沒有裁判，沒有語言障礙，沒有複雜的禮儀規則。你要做的一切就只是跑。



到掉頭處，我已經領先了第二名三十秒，而且我很輕鬆。後半程乃是下坡，因為這是折返跑，我掠過了其他的選手。那些還沒筋疲力盡的加入了合唱：「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但這一點妨礙不到我，因為在這四公里當中，我徹底找到了家的感覺。



通過這場勝利，我贏得了兩套運動服，聚酯纖維的。兩件都小了，涪陵市的字樣驕傲地綉在了胸口上。我還收到了一個證書，說「何偉同志」，我的中文名，贏得了第二十二屆年度迎春長跑。競賽的組織者獎勵了我二十元錢，學校給了我五塊，為我參加了其隊伍。他們還為我的體檢給了我一塊半，叫我猜想若是答應了做X光我能拿到多少。全部加起來我得到了二十六塊半，花在了兩個星期的午餐麵條上。



我在接下來的那周上了當地的電視新聞，而第二天的報紙用一個頭版故事做了專題報道比賽。他們報道說，一個來自密蘇里的美國教師，叫做H 艾斯勒的參加了比賽，而關於我比賽前的熱身，描述非常詳細。他們報道了在我頭一個衝線后校方代表是如何的興奮，還引用了另一個排名靠前的選手的話，他是一家藥廠的年輕人，說道「如果這比賽在我軍訓后馬上進行，我肯定能打敗那外國人。」文章的結束語如下：



這比賽也成功地樹立起了運動中的愛國主義精神。當我們的記者問道，「你對一個外國人首先完成比賽怎麼想，」一個貿易學院叫徐成博的學生說：「在中國的土地上舉行比賽而讓一個外國人拿了頭名，我感到羞愧。這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學生和成年人都要加強我們的身體素質，因為當我們的力量加強了，我們就能取得勝利！……一個西南軍校的老師說：「那外國人起跑時獲得了領先優勢，這種精神值得學習。只有我們投入到發展我們的身體中去，更多勤奮而科學的訓練，我們才能看到獲得冠軍的那一天！」



這並非我所希望的反應，雖然我並不意外。在涪陵愛國主義情緒非常廣泛，而運動總會使得這種情緒特彆強烈。這就是籃球在這裡失敗的原因，而有時我想參加這比賽是否一個錯誤的決定。有些和平隊的朋友們想說我至少不該嘗試取勝。但我喜歡賣力地跑，就像這競賽中的許多其他人一樣，而且我看不出有什麼原因去把涪陵的人們當小孩對待。我希望他們知道有個外國人生活在他們的城市，而且我希望他們看到，儘管我在學習語言中非常掙扎，至少有一樣事情我能幹得好。如果他們的反應是羞愧，那很不好彩，但或許當他們了解我多些，情況便會不同。我揣摩我那張寫著「何偉同志」的證書乃是個好兆頭。



比賽后的幾天，我跟廖老師上課，她臉上放著光。



「我在系裡的告示牌上看到了，你贏了涪陵的長跑！」她說。「我之前沒聽說——為什麼不告訴我？」



「這不重要，」我說。「事實上，我跑得一點兒也不快。」



「你跑得很快！」她說，為我這種裝出來的謙虛感到加倍的高興，這正合了中國人的習俗。「那比賽規模很大———在整個涪陵城，你是跑得最快的！」



「可能有些更好的選手沒有參加，」我說。「而且你知道，王軍霞還是比我快。」



王軍霞乃是中國的長跑女選手，最近在亞特蘭大奧運會取得了一枚金牌和銀牌，這個參照叫廖老師更開心了。她再次表揚了我，最後我們坐下來，學到了一章如何說再見的文章。也許我做得異常的好，或者她在一種特別寬恕的情緒中；在那天她幾乎沒說過不對。

白鶴梁



今天的長江，比1234年前那個仲冬的長江高兩英寸。這中間的年份見證了其它的變化———五個皇朝的過去；蒙古人來了又去，滿洲人，英國人，日本人；長城的修建與文革的破壞；大躍進與改革開放；三峽大壩從一個未成型的夢想成為中國最大的基建項目———但儘管有這些變遷，今天長江的水位只是剛剛比763年高出兩英寸。兩英寸，在1234年間。






這便是白鶴梁所講述的故事，它是大約七十米長的一條狀沙岩石，坐落在涪陵的港口，有如一座臨時的島嶼。每年，石樑最多能從長江泥濘的表面下浮出水面五個月時間，在冬天的旱季，而若該年異乎尋常潮濕的話，它根本不會亮相。而當它真的冒出來時，石樑乃是會說話的————它身上刻有二十二幅畫，超過三十萬個字。長江的四千英里長度中，其它沒一個地方可比這裡，人類留下如此鮮活的記錄，記載了長江的生命。



沒人確知石樑何時被用作記錄，但幾乎所有的雕刻都提到了一對石頭鯉魚，它們被刻在長江波動的水線位置。每條魚都有接近兩英尺長，一條尾隨一條遊動，朝向西方，它們的小腹連成一條線，顯示出了當初雕刻它們時的低水位。在前面那條鯉魚的嘴中，一朵蓮花開放。這些魚乃是在唐朝什麼時候雕上的，在763年之前，在那一年，有了第一段銘文提到了它們的出現。今天這個下午，長江的水位僅比鯉魚線略高。



鯉魚起初的目的乃是功用，而非藝術性的。對江上的船隻來說，冬天乃是最危險的，當危岩和淺灘因低水位而暴露出來時。經過涪陵的船長可以觀察白鶴梁，將水位和雙子魚相比較，從而預測出前方江面的情況。鯉魚遊動的位置不變，而江水總在波動；當地人理解它們的相互關係，而這成為了長江每年的固定模式。



在許多年裡，其他的朝代在石樑上留下了他們自己的刻錄，絕大多數都提及了唐朝鯉魚的回歸。在雙魚的上方一點，一段北宋的刻文歡迎它們的出現，在971年：「河水退卻。石魚可見。來年豐收。」十英尺上方，時間突然躍進了三個半世紀，來到了1333年，元朝的官員注意到了唐代鯉魚的歸來：「在涪陵石魚的出現預示著大豐收，保障來年的官職。」



大多數的鐫刻都跟隨了這種儀式——看見鯉魚的年份，跟著是豐收的預測，所有這些都以皇帝的名義刻下。這儀式的核心乃是此信仰，即唐朝魚兒的出現和豐收相關，最終白鶴梁從水文探測工具，轉為了自然世界神秘活力循環的甲骨文。而穿過這些無盡循環的，乃是人類歷史的一條直線，當一個皇帝的代表接著另一個皇帝的代表留下了他們的鐫文。



石樑不過是每年幾十個的記錄之一，以皇帝的名義留下的。他乃是天子，自然界不可言說的力量的代表，而這些力量的展現———一次地震，一場洪水，一次飢荒———徵兆出天意在反對這位統治者和他的王朝。這皇帝內心震恐，為那些他所不能掌控的，不能理解的。是以他轉向這些儀式，而涪陵的政府官員慣常地以他們的統治者名義在石樑上篆刻，儘管那歲月侵蝕的舊有段落驗證了湮沒的王朝和被遺忘的帝王。而每當春天到來，水位升起淹沒了那些篆刻的文字，就是給出了明證，證明有些力量是帝王只能旁觀而無法阻撓的，而他那榮耀的頭銜，就和這些銘文一樣，無非字句而已。



元朝的情形就是這樣。1333年的銘文中，樂觀提及了豐收的預測，而皇朝已在衰敗當中，從世界所知的最大帝國位置下滑———忽必烈帝國，馬可波羅訪問過的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國。但到了1333年，馬可波羅早已離去，忽必烈也死了，元朝的力量在凋零。他們的官員在石頭上勇敢地篆刻著，但皇朝的壽命只餘三十五年，直到時間的流水將其永遠淹沒。



在白鶴梁的南端，停著三艘舢板船。船隻乃是木製，由竹子和編織的蘆葦做出拱形的頂棚。每個船頂的最高處也不超過三英尺，減低了風的拉拽，避免了一些複雜的結構，這些小船是沒有龍骨的。船隻輕而窄，舷緣很低，從吃水線到甲板幾乎沒有距離，而它們在江水的急流中容易操控。它們的設計自從人們在石樑上雕刻以來沒有多大的變化。



四個女人坐在船首聊天。她們全都穿著簡單的藍色夾克，而她們的服裝，和船隻一樣，都是臟髒的。這些是住在舢板船上的江中人家；每年的大部分時間他們都靠打漁為生，但冬天的魚兒慵懶少動，這些船家就把時間花在石樑上。他們依賴於遊客，用小船把客人來往擺渡於石樑和岸邊。



今天是個假日，有超過五十個遊客在砂岩上下遊逛，讀著那些銘文。偶爾他們會問些問題，石樑上有八個工作者，他們是被涪陵文化文物局派來的。其中兩個人有考古方面的正規教育知識，其他的人員只是普通的工人，賣賣小吃，看管船隻，給旅客跟樑上最大的那條鯉魚合影，收取兩塊錢。



一陣寒風沿著河谷走廊吹來，工人們在小吃桌邊擠作一團，顫抖著，喝些熱茶。他們密切關注著長江，每天測量水位。毫無疑問他們做夢也想江水上漲，因為當江水漫過鐫刻的銘文時，他們就可以回到城裡的政府辦公室了。對他們來說，這些石頭鯉魚的出現，只不過意味著在寒日里被放逐去長江上。



在某個程度上，這也是恰當的，因為許多銘文的作者，都是為了種種冒犯而被放逐到涪陵的官員。這種地方算是個不錯的懲罰———一個孤單的江城，遠離帝國的中央，在這裡，通訊中斷，文明溜走。一個銘文錯誤地以某位已經去世的皇帝名義所作。關於他過世的消息還沒來得及傳到長江這裡，當地官員不曉得他們已在一個新的統治者之下了。



雖然涪陵有時代表著政治生涯的結束，石樑卻證明了一些別的追求可在此繁榮，發展。詩歌和書法乃是孤獨流放中的傳統消遣，而許多當地官員留下的銘文都是美的傑作。朝著西端的位置，四個大字風格獨特：「大江永年」。這刻文的具體日期不可知了；它乃是在國民黨的年代的某個時候，在1930或40年代，而其書法中獨特的筆劃屬於狂草風格。最後那個年字，一條長直的線拖下，彷彿一把指向江水的匕首。



也許石樑最著名的書法乃是唐鯉魚上方不到二十英尺處的四個大字。這些字一個個攀上，其風格乃是行書。在銘文之間，青苔冒出，「中流砥柱」。



作者叫謝斌，是涪陵地區一位著名的書法家，而他的技藝替他贏得了「聖手」之名。他在1881年刻上了這些字，那是在清朝，這風雅的鐫刻喚起了記憶，在一個世紀前，當這裡的柱子穩穩拿住時，中國卻陷入了無窮的麻煩當中。鴉片戰爭打了，輸了；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了，然而代價高昂。歐洲的強權控制了中國海岸的所有港口。政府用於海軍現代化的錢被移作為慈禧造新的宮殿。十三年後，日本入侵了朝鮮，把朝鮮半島和滿洲南部都奪了去。但白鶴梁還是如常浮出水面，而涪陵聖手留下了他優美的筆跡。



一艘俄國造的水翼船經過了石頭的背面，朝重慶而去。船身帶動了水位上移，浸沒了石樑的低處。遊客們趕緊往高處躲避，笑著，而白色的浪花擊打著銘文和鯉魚。然後浪花消失了，銘文再度清晰在目，而大江如常的，永遠奔流。

第四章



三峽大壩



我教寫作課時，所用的一本教材，乃是中國發行的，稱作「寫作手冊」。和我們用的所有書一樣，其政治意圖從不忸怩，而關於議論文的那一章，選用了一篇模範文章，標題是「三峽工程是有益的。」



這是篇標準的五段式的文章，而開篇的部分解釋了導致人們反對工程的一些風險：被淹沒的景觀和文物古迹，受到滅絕危險的生物種群，地震的威脅，山體滑坡，或者戰爭摧毀大壩將導致一個四百英里長的湖泊。「簡而言之，」第二段總結說，「工程的風險可能會大過它的效益。」






接下來的兩個句子提供了過渡。「這些擔憂和警示乃是有依據的，」文章繼續道。「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作者接下來便描述種種效益———更多電力，改善的交通，更好的洪水控制———而最後總結時，斷言三峽工程利大於弊。



對於教這麼一篇模範作文，我有些良心上的不安，因為這文章涉及的題目，自從1987年後，在中國便禁止公開辯論了———這看上去乃是對所謂議論文臉上扇的一記耳光。說得糟些，這是一個宣傳的練習，即便從最好處去看它，也不是特別有公平精神。但我沒有別的教材用於上課，而事實上，若不考慮其政治議程，這文章倒提供了一個模範的篇章結構。我的工作室教學生們如何編排組織作文，是以我便教了它。我揣度說，沒必要因噎廢食。



我受到了懲罰，那句過渡的句子，在餘下的整個學期中，感染了我學生們的卷子。他們已經習慣了機械式的學習，這意味著，他們跟隨範本到了剽竊的地步。他們相互抄襲也發展成了嗜癖；從兩三個學生那兒收到一模一樣的卷子並非罕見。在這種行為中並沒有一種真正感覺到做錯事的意識———從他們一上學開始，就被教著去效仿模範，去拷貝東西，而且無條件地接受老師所教的，他們就是這麼做的。



當我告訴他們那篇三峽的文章是一個好的範本，他們仔細聆聽，在未來的功課里吸取採納了其精微的差異處。我布置了議論文，關於學生是否應當被要求去做晨練，而他們中的許多開篇布局就由描述早晨例行功課的好處說起。在那結束后，他們便開始轉變風向：「但我們不當因噎廢食。」甚至那些表達了相反態度的學生也用了這相同的過渡。之後我布置了一個作業，關於哈姆雷特的性格，而他們列出了他的缺點———優柔寡斷，對奧菲利婭的殘酷———至此許多的文章都看似不錯的卷子，直到，突然間，那句該死的句子不知從哪兒飛來，「但我們不當因噎廢食。」我開始對這表達感到噁心，而且我重複告訴他們說這是個糟糕的過渡，但它總是不斷重現。最終，我放棄了，安慰著自己，心理陰暗地想象某天，當大江上堤壩建好了，長江水位升起，將把這些所有的寫作手冊捲走，在大壩七億瓦的渦輪機上砸個粉碎。



這當然只是幻想———新水庫會導致江面上升，但不會爬到教學樓那麼高。我的有些學生說它甚至不會升到河東區的一半，而其他人說它會淹沒整個鄰近社區，一直上升到學校的前門。沒人確知到底是怎樣，沒人在意。他們已經被告知說，大壩是有益的，那就夠了。



而在城裡，我明確知道新長江的水位會到哪裡，因為在那裡有許多的標識，關於其未來水位上升。其中之一在涪陵的舊城區，紅色的漆塗在了一家小食店的一側牆上。下城區的中山路上也有一處標識，這條路乃是碼頭上第二大的路。



這些標識都用巨大的紅字說了同一件事「177米」。這數字代表了未來水庫的水位，在其最大容量時，可以上升到海平線的177米之上。在長江兩岸所有的居住區都有類似的紅色標記，往下遊走，這些數字穩穩地沿著山坡往上走，直到最後，去到像巫山那樣地勢低矮的城鎮，標記的位置遠遠高過了城市，意味著，一旦大壩在2009年達到了其全部容量，什麼都不會留下。



因為涪陵乃是在大壩地址的上游三百英里處，江水的上升在這兒的效果遠不及巫山那般戲劇性。但即便在涪陵，紅色數字的陰影還是預示著巨大的改變，拿白鶴梁來說，新水庫的表面將高出唐朝雙子鯉魚130英尺（40米）。



有時，當我在城裡，我會停下幾分鐘，端詳這177米的紅色標記，在一個普通的早晨。在小吃店外，孩子們在玩耍，棒棒軍在石級上背著貨物，小店的女主人在門口煮一鍋黃豆。中山路上，失業的勞工拿著鋸子和油漆刷子站著，尋找工作；擦鞋的男人和其他小攤販在標記邊擺開他們的貨架；然而在十年後，所有這一切都將沉入新水庫的水面之下。沿著下坡路走去，我能看出城市裡將有那麼多地方要受到影響；老城區的絕大部分，以及它那些木瓦結構的建築，中山路上的整個商業街，以及江濱路。它們都是城市裡生氣勃勃的地段，而人們好像總是太忙，沒人會看兩眼這些標記。江水直到2003年之前都不會上升，對涪陵的居民來說，時間很長。他們有別的事情去擔心。



他們還得到了政府的承諾，要修建一道新的堤壩，在涪陵周邊保護這些低洼地區。每次我向人們問到三峽工程，他們總是聳肩，說城裡會建一高達45米的水壩，這就是說新的三峽大壩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家。但關於這堤壩的細節極其模糊。它會圍繞住整個城市嗎？什麼時候修建？如果有人在家邊上修一道45米的高牆，會不會暗得嚇人，很不愉快？而且，安全呢，你能真的相信這水壩？每次我問到這些，沒有有任何答案，而且似乎沒人對這些疑問有興趣。這裡會有一座水壩———那就是他們知道的，那就夠了。即便在我1998年夏天離開涪陵時，堤壩的建設也沒有開始，但我還是沒有聽到擔憂或關切。



我聽到最多的，還是關於大壩的好處，而且都跟從著我那課本中的文章的那三點：電力，洪水控制，交通。對涪陵這種地方的人們來說，這些都是重要的議題，若考慮到這三點，新大壩的確會帶來顯著的不同。迄今而止，它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發電大壩，而它的牆將有胡佛大壩的六倍那麼長，三峽大壩的二十六隻渦輪機將發出180億瓦的電力——相當於十個核反應堆，足夠將中國的GDP增長10%。長江夏天的洪水，在過去六十年裡造成33萬人的死亡，在大壩下會得到更好的控制。它會將重慶轉變為一個海港城市，當萬噸貨輪溯江而上的時候。



這最後的一點對涪陵有著特別的利益關係，因為大型船隻無法在所有季節里上到重慶。兩城之間有些狹窄的河道，有猜測說，涪陵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碼頭，為那些大到無法抵達重慶的船隻服務。這將是個重大的變化，而涪陵，以及其輕度污染的烏江，此前在四川的交通網路中，只扮演一個相對較小的角色。更重要的，這一新的地位將結束涪陵的孤立狀態。當我抵達涪陵時，一條通往重慶的高速直達公路已經開始動工，有人說在2000年會建鐵路。對涪陵人民來講，這是期盼已久的改變；很快，他們的城市將不再是一座被人遺忘的江城，而他們不用再依賴長江的憐憫，不用依賴江上的慢船。



然而，與此同時有另一個明顯的問題：你能真的相信長江邊的所有人——那些船長，生意人，害怕洪水的農民——不再依賴長江的憐憫了么？或者，隨著馴服長江的努力進行，發生災難的可能會上升，大江還能受到控制么？大壩乃是建設在一個地震發生帶上，而關於山體滑坡，造就出巨大浪濤，這不穩定的峽谷可有一段很長的歷史了。而且長江不單是水而已；它攜帶的淤泥多過密西西比河千倍。重慶和涪陵這樣的城市將它們的生活垃圾排入江中，或多或少未經處理，再加上工廠的污水，這裡有猜測說所有這些淤泥和垃圾將在大壩后堆積起來。萬噸貨輪在四百英里長的沼澤地里可發揮不了什麼運輸作用。



為了這些那些的原因，長久以來，這項目引發了人們啟示錄般的災難預期，在外國和中國專家的眼中都有。他們看見了一個破碎的大壩，一個淤塞的水庫；他們警告說升起的江水會帶來新的毒污，那些本是留在江的兩岸的。水庫會淹沒13座城市，140個鎮，1352個村莊；它會吞沒650個工廠，以及139座電廠。在過去上萬年裡，河谷乃是人類文明的家鄉，而所有人類無盡的痕迹，那些傾倒的垃圾，化學廢棄品，都將在新的水庫中停駐不去。而大江不是什麼可以隨便修補的小玩意兒——超過3億5千萬人生活在長江流域，超過美國與加拿大的總和，地球上十二分之一的人口。



（插註：何偉在這個問題上的描述比較大眾化，不夠深入細緻，當然他也沒必要將此書變為專業論文。關於三峽的利弊，我也看了一些文章，比何偉的專業。正反似乎都有道理，而且往往就同一個問題，比如河床的淤積，雙方居然可以就相反的結論都展開侃侃論述。不過，區別在於，當我輸入『三峽 淤泥』時，許多的文章鏈接都被屏蔽了，而『三峽 泄洪』時，全都是國內官方媒體的正面報導。我不是水利專家，我能看到，能確認的，只是這個，隱瞞VS透明，至少這個現象很清楚，證據確鑿。）



（從最壞的角度說，倘若三峽工程失敗了，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那情形並非不可能，我能做什麼呢？這是要思考的。在我看來，為個人考慮，每個人有權利去選擇宜居的地方，跑去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也不出奇，倘若更多人道意識的話，那就盡量加入到預防以及加入到災難后的人道救援工作中去。在道德意識上也許有高下，然而我覺得兩種選擇都不當譴責。我不喜歡用「愛國」這樣的字眼，我更看重人的生命，而高於抽象的概念——「國家」）。



專家們警告說，水銀，鉛，以及其他的有毒物質，可能會從被淹沒的地區帶入到人們的供水系統當中，而且他們擔心新的河谷沿岸傳染病的爆發：瘧疾，細體螺旋體病，日本腦炎。大壩的四萬個建築工人全都是臨時工，住在臨時的房子里，可能會通過蜂擁而至的性工作者傳播淋病。艾滋也可能通過類似渠道傳播。而一旦大壩工程結束了，這些工人又會去到哪兒呢？



而那些因水庫而遷移的近兩百萬農民，情形又將如何？政府保證說給予他們土地和工作，大約將要花費工程總投資的三分之一——300億美元的三分之一，這還是根據保守的預測。但四川東部長久以來都是相當孤立的地區，地方官員和中央政府的聯繫很少。把如此巨額的錢財送到那兒去，引發腐敗的幾率要遠高於有效派發給民眾的幾率。



這兒有數不盡的墳墓，有數十座古老的寺廟，還有許多類似白鶴梁這樣的無價文物。這些又會如何安置？在世界上的絕大部分地區，白鶴梁都將是一處重大的歷史紀念物，但在三峽地區，歷史太豐富了，涪陵這處雕刻甚至沒排上A級受威脅的文物名單。下游有石寶寨，十八世紀所建的，令人瞠目的十二層寶塔，其後，乃是雲陽的張飛廟，有1700年歷史了。這兩處古迹，如若不採取昂貴的保護措施的話，都將要失去。這裡還有巴人留下的許多墳墓，他們兩千多年前住在涪陵以及長江流域的其他地區，而他們的遺物從來沒有深入研究過。對他們的了解很少，而當他們的文物被大水淹沒后，什麼也不會知道了。



大壩還威脅到野生動物：西伯利亞鶴，中華鱘，短吻鱷，白暨豚，還有172種其他魚類。承擔著中國80%的水路運輸，長江的發展已經付出了很大的環境代價，江中現有的白暨豚已經不超過100隻了。這是世界上僅有的五種淡水豚品種之一，在過去的一千年裡，它已逐步適應了長江的泥水，到如今，它已幾乎是盲了，依賴於高度發達的聲波導航系統。但今天江上布滿了船隻，而其引擎聲音逐年越來越響，那些淡水豚，因進化而失聰，為技術而失聽，已經越來越難以迴避危險，尋找配偶。萬噸貨輪可能就將是他們的終結。



在中國的領袖們開始考慮大壩項目以來的數十年裡，這些觀點始終都在被提出。工程首先是在1919年由孫中山提出的，而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曾經嚴肅考慮過此事。對獨裁者來說，這項目里有一種傳統的中國魅力，即務實又宏偉———一種將一個窮國現代化的方式，同時聚集起了民族自豪感，一個現代化的基建項目，其規模可比長城與大運河。毛的工程師在1955年完成了一個全面的綜合評述，如若不是大躍進與文革的話，工程可能早已啟動。



但這兒也總有反對者的聲音。即便在1980年代，當鄧小平和總理李鵬接近了大壩工程的實際啟動前，大壩工程還是當時中國可以公開討論的少數重大話題之一。批評是被接受的，而批評的聲音很是不少；許多專家相信，建設一系列的小水壩，在長江與其支流上，可以實現同樣的效益，同時又迴避了風險。爭論一直持續到1987年，終於，政府厭倦了這種民主形式，開始消音。如果中國的領導想要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水壩，它就將建起來，不管什麼風險。沒有什麼困難會被放在心上——什麼淤泥，地震，失落的文物，滅絕的生物，失地的農民。專家的意見也被忽視掉，就好象過去那些年裡一樣：當毛澤東在1950和1960年代鼓勵高出生率；當大躍進被啟動的時候；當文革開始的時候。有些時候，你只需決定，而不是討論。沒有理由因噎廢食。



但有些批評的聲音不肯自動放棄。戴清，一個中國記者，他是對項目批評最多的一個反對者，在監獄里呆了十個月，在他於1989年出版一本書譴責大壩后。在1992年，李鵬推動人大在項目上做了最後一次投票，它照例通過了。這沒什麼出奇的———人大無非是橡皮圖章的大會而已———但還是有強烈反對的跡象，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棄權或反對票。



中國第一個環保遊說團體的形成，就是源於大壩，而即便項目在1993年動工后，還是有小心謹慎的批評意見。在1996年的八月，我到達涪陵的那個月，有一批考古學家與其他教授們公開要求江澤民主席作出努力，來保護那些淹沒地區的文物古迹。保護工作本來的計劃時間開始於1996年，然而什麼都還沒做，那些請願者要求20億資金用於採取種種必要的措施：挖掘文物，遷移廟宇，建立新博物館。有建議說，用一個堤壩來保護石寶寨的寶塔，一塊塊地將張飛廟移至高處。天津大學建議修建一個水下的博物館來安放涪陵的白鶴梁。遊客們將從岸邊的一條隧道進入博物館，而新建築的屋頂將浮出新水庫的水面，其形狀近似那古老的條狀砂岩石。



這些計劃和抱怨讓推進大壩工程的的人們很是不爽。七十歲的首席工程師魏庭成把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花在了發展大壩上，他對那些考古學家建議中的「宮殿」很是不屑。「告訴你實話」，他在1996年對紐約時報的採訪中說，「中國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很低，他們才不會去欣賞那些文物古迹，只有專家才會去那些博物館。」



這話說得不是很有技巧，但在某些方面它表達了一個重要的話題：中國人習以為常的一些困難選擇，在美國，人們在夢裡都不會想到。我想起每次造訪白鶴梁時，我都會為這古老石刻與永恆江河的交匯而深深驚嘆。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會強烈感受到這兩種歷史，自然與人類，其一乃是循環的產物，而另一個，總是直直瞄準———進步，發展，控制，而其結果則是好壞參差。而我感覺到，在長江上，將這兩者強行合二為一乃是危險的侵犯行為，把大江的循環壓製為停駐不動，壓到大壩的長堤之後。



但這是一種不乏詩意的感想，而涪陵的大多數人消受不起。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來訪問白鶴梁，而且他們對人與自然的關係也不怎麼擔憂。在石樑上，經常除了我之外別無一個遊客，唯一見到大批遊客的那次，乃是1998年的春節，當時我為自己的書來這裡做一個研究。涪陵的大多數人難以辨認銘文———字乃是繁體而非解放后的簡體，而所有的文字都跟隨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文言風格，二十世紀文學改良前的那種。即便受過教育的人也經常對此不感興趣。如果你想要看看本地的歷史，無需那麼麻煩坐小船到這兒來——你只需隨便晃到鄉下，就會撞上某一清朝的古墓，找都不用找。



對於城裡派了那麼多工作人員到石樑這兒來，我很是感動，尤其許多工作人員的培訓那麼好，幾乎可以回答關於銘文內容和歷史的所有問題。對於一個幾乎沒有外來遊客的城市，對於一處時常便無人問津的歷史古迹來說，這遠超出了我的預期。這裡不像是美國，一處類似晚清朝代的空蕩蕩的戰場便可以收到幾百萬的資金贊助，僅僅因為有些士兵在這裡打過仗，站死了，在內戰期間。中國有非常豐富的歷史，而你若將這些古迹全都保護起來，人們簡直無處種田了。



政府對水下博物館的建議還未做最後決定，不會看來很難同意。這議題有時在重慶晚報上會有提及，而這份政府運營的報紙總是很小心，提到官員們也考慮另一方案，在大壩建好前，將銘文全部拓印下來。對官員來說，這無疑乃是更實際的方案。當地沒有那麼多資源去建一個水下的宮殿，而白鶴梁對涪陵的普通市民來說並沒多大意義。似乎，最大的可能乃是拓印下銘文，然後送去遙遠某處的博物館，而大水將永遠淹沒石樑。專家們預計，在大壩完工的十年時間內，水庫的淤泥和沙子將把石樑上1200年價值的銘文永遠抹平。



（註：我在網上看近兩年的報導，水下博物館在施工，甚至也許已經完成了，如果報導無誤的話。）



保護石樑並不在當地人的優先考慮之中，這並不出奇，我更訝異於涪陵人似乎對大壩的其他議題也很消極，包括遷居移民的事兒。除了下城區那兒會建一堤壩外，仍有數量龐大的人們會因新水庫而遷移：河東區的居民，白山坪腳下的農民，還有住在插旗山低處的人們。他們被稱為移民，而有些人會被搬到我們校園后的新公寓去住。這裡原先是農田，而原先在這兒的農民，被征了田，給予的補償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間，或者，也可以選擇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現金賠償。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萬元，而他們所有人的選擇都是這個，現金——在涪陵這可是很多的錢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帶來的年收入水平。他們還被提供了一份七十元一個月的補助，就他們所關心的來說，這個賠償安排算很美的了。畢竟，在過去的十年裡，有那麼多的中國人離開鄉下去尋找城裡的工作，要想叫一個農民不做農民，實在不需要花很多錢。每次我走過那在建的小區時，我見到小店裡滿滿當當的前農民，玩麻將，抽奇聲香煙，耐心等待那一天，當大水把他們的新鄰居從河岸往高處趕。



有時會有報道說，移民們沒有收到他們的補償金，這經常都是源於腐敗的官員們侵吞了資金，這種問題看起來在下游城市如萬縣尤其嚴重。但即便在這種情形中，最普遍的反應也是相當安靜的抱怨，而非公開的抗議。實情乃是，大壩所造成的動蕩，對外人來說看似巨大，然而對當地人卻不算什麼，想想當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過去的五十年裡，中國經歷了解放戰爭，激進而且災難性的大躍進，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開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還多了一項經歷，它們曾是毛澤東三線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對這地區的影響尤其巨大。對這項工程的準備起始於1950年，當時毛澤東派鄧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將上海的軍事工業轉移到四川以及貴州的可行性。來自美國的核彈威脅觸發了這一計劃，因為毛澤東對中國高度集中的國防工業受美國打擊的關切不斷上升。朝鮮戰爭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終，四分之三的中國核武器工廠被整合到了三線，同時遷來的還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業。在哈里森賽里斯比的「新帝王們」中描述到，「這好像將整個加州的高科技產業拎起來，整個轉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與此相比，將大江變為大湖看似小玩意兒了。涪陵的經濟很多都源於三線的工程，這使得當地人習慣了巨大的改變。當地的海凌工廠，現在製造民用的內燃機，前身乃是上海遷移來的國防工廠。幾英里的上游處，是川東造船廠，在舊日里，乃是為核潛艇造零件的。所有當地的長安牌計程車，都由重慶一家工廠所造，其先前的業務乃是製造軍用槍支。



自從鄧小平掌握權力后，三線的許多工廠都經歷了類似的轉變，在1980年代，這項目逐漸解體了。隨著中國與外國的關係迅速改善，來自美國的威脅看似不那麼重要了（而且，無論如何，把工廠轉移到涪陵這種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護作用）。三線工程對國民經濟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裡，中國財政預算的一半都用在了這項目上。從未有一個大國以這麼大的規模重組過其經濟———即便斯大林的頭一個五年計劃也無法相比——根據一些人估計，三線工程給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超過了文革。



儘管其規模龐大，三線工程發展起來了，瓦解掉了，過程都很是機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線江城的居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他們知道從北京那兒發來了命令；他們知道這些牽涉到軍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進行。這不是你能去問的，而如此四十年過後，不去過問大壩也就很自然了。這些事情不過來了又走———就像川東船廠，來到這兒建核潛艇，接著被轉型成了船廠，而最後，將在新長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保護石樑並不在當地人的優先考慮之中，這並不出奇，我更訝異於涪陵人似乎對大壩的其他議題也很消極，包括遷居移民的事兒。除了下城區那兒會建一堤壩外，仍有數量龐大的人們會因新水庫而遷移：河東區的居民，白山坪腳下的農民，還有住在插旗山低處的人們。他們被稱為移民，而有些人會被搬到我們校園后的新公寓去住。這裡原先是農田，在這兒的農民，被征了田，給予的補償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間，或者，也可以選擇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現金賠償。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萬元，而他們所有人的選擇都是這個，現金——在涪陵這可是很多的錢了，一份很好的工作的一年的收入。他們還獲得了一份七十元一個月的補助，就他們所關心的來說，這個賠償安排算很美的了。畢竟，在過去的十年裡，有那麼多的中國人離開鄉下去尋找城裡的工作，要想叫一個農民不做農民，實在不需要花很多錢。每次我走過那在建的小區時，我見到小店裡滿滿當當的前農民，玩麻將，抽奇聲香煙，耐心等待那一天，當大水把他們的新鄰居從河岸往高處趕。



有時會有報道說，移民們沒有收到他們的補償金，這經常都是源於腐敗的官員們侵吞了資金，這種問題看起來在下游城市如萬縣尤其嚴重。但即便在這種情形中，最普遍的反應也是相當安靜的抱怨，而非公開的抗議。實情乃是，大壩所造成的動蕩，對外人來說看似巨大，然而對當地人卻不算什麼，想想當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過去的五十年裡，中國經歷了解放戰爭，激進而且災難性的大躍進，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開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還多了一項經歷，它們曾是毛澤東三線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對這地區的影響尤其巨大。對這項工程的準備起始於1950年，當時毛澤東派鄧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將上海的軍事工業轉移到四川以及貴州的可行性。來自美國的核彈威脅觸發了這一計劃，因為毛澤東對中國高度集中的國防工業受美國打擊的關切不斷上升。朝鮮戰爭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終，四分之三的中國核武器工廠被整合到了三線，同時遷來的還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業。在哈里森賽里斯比的「新帝王們」中描述到，「這好像將整個加州的高科技產業拎起來，整個轉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與此相比，將大江變為大湖看似小玩意兒了。涪陵的經濟很多都源於三線的工程，這使得當地人習慣了巨大的改變。當地的海凌工廠，現在製造民用的內燃機，前身乃是上海遷移來的國防工廠。幾英里的上游處，是川東造船廠，在舊日里，乃是為核潛艇造零件的。所有當地的長安牌計程車，都由重慶一家工廠所造，其先前的業務乃是製造軍用槍支。



自從鄧小平掌握權力后，三線的許多工廠都經歷了類似的轉變，在1980年代，這項目逐漸解體了。隨著中國與外國的關係迅速改善，來自美國的威脅看似不那麼重要了（而且，無論如何，把工廠轉移到涪陵這種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護作用）。三線工程對國民經濟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裡，中國財政預算的一半都用在了這項目上。從未有一個大國以這麼大的規模重組過其經濟———即便斯大林的頭一個五年計劃也無法相比——根據一些人估計，三線工程給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害，超過了文革。



儘管其規模龐大，三線工程發展起來了，瓦解掉了，過程都很是機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線江城的居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他們知道從北京那兒發來了命令；他們知道這些牽涉到軍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進行。這不是你能去問的，而如此四十年過後，不去過問大壩也就很自然了。這些事情不過來了又走———就像川東船廠，來到這兒建核潛艇，接著被轉型成了船廠，而最後，將在新長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然而即便有這些歷史在腦中，我還是覺得人們對大壩漠不關心的態度值得關注。現在的人們較之從前教育程度要高多了，在某個程度上，我也希望中國歷史上的災難可以提供教訓，避免它們盲目的重現。然而，看起來，大壩與低地移民的命運不在普通市民的關心之內。一次孔老師和我上課間聊到大壩，我問他將來的變化是否讓他憂慮。



「不，」他說，而且我看得出他覺得這問題好奇怪。

「那麼，有什麼人會擔憂嗎？」



他想了一會。「如果你是個移民，」他說，「那可能你會擔憂。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沒什麼不同。」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越能發現這是個有特點的回答。很奇怪，外國的媒體例行發表著對三峽工程的尖銳報道，在北京和上海有著憤怒的批評。但在涪陵這兒，大壩將直接影響到市民，卻看不到不滿的跡象。在我居住當地的兩年時間裡，我從未聽到有一個居民對三峽工程抱怨過，而在幾乎其他任何敏感問題上，我都能聽到牢騷。



在涪陵這裡沒有很強的社區感，如孔老師的話中態度所闡明的。近代的歷史教會人們從公眾事務中疏離出來，而缺乏對公眾事務的了解，使得這種分離更嚴重。涪陵居民沒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務的信息，加上政府對公開抗議的限制，使得人們無法參與其中。更重要的是，他們既不期望，也不要求獲得這種信息。



以我之理解，這種疏離感如此徹底，甚至都不能僅僅歸於解放后的社會模式。這過去的五十年教會了人們不要捲入公眾事務，然而在某種程度上，共產主義在中國乃是建立於傳統的中國集體主義之上的，多個世紀以來，它為中國的社會塑了形。這一特徵很難定義，尤其就其影響而言。我的學生常寫到中國人是多麼的集體意識，這啟發了他們通過社會主義來互相幫助，而個體主義（註：我暫且不用個人主義一詞）的美國人則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道路。



我不能同意這種解釋，兩個國家的區別無法如此整潔（以及道德化）地用基於「個人和集體」的不同態度來解釋。我倒覺得，這種刻板的說法倒適合於中國人的小圈子，那些親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會網路。我在涪陵所認識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國家庭要親近些，因為個體成員較少自我中心意識。他們對於彼此相當的慷慨，這種不自私經常還延伸到好朋友那裡，他們也被拉入了緊密的社交生活圈中。對於老年人來說，集體主義思想是尤其好的，他們在這裡的待遇遠勝過美國。在涪陵我從未見過老人被拋棄在養老院中；他們幾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顧孫子輩，力所能及地幫助家裡的農田，生意，打理家政。毫無疑問，他們的生活更有規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國所見。



但這種集體主義僅限於小圈子，限於家庭和親近的朋友，以及單位。這種緊密的社交圈也同時演繹為了邊界：它們對內包容，對外封閉，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對於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幾乎沒有一點認同感。日常生活里，我見到無數這樣的例子。最常見的就是買票時排隊的亂象，那不是隊，而是堆，互相擠撞的暴民，每個人都奮力向前而不顧及別人。這是個關於集體主義思維的好例子，但不是我的學生們所說的那一路。集體地，暴民們都只有一個念頭——票必須買到——但沒有什麼把他們凝聚起來，所以每個人盡其所能，實現他的個人目標，越快越好。



（關於這點，前些天HANS在賣奧運門票時也體驗到。吃飯時，他很是抱怨了一番混亂場面。當時我說，這大概是因為我們中國人過去常年處於物質匱乏中，是以有一種生怕被甩下的不安全感。現在讀了何偉的話，大概可以作為另一個補充。而何偉也許可以把我的理解當作他的補充。）



關於這個品牌的集體主義，另一個叫人震動的例子，表現在人們在涪陵公交車上對扒手的反應上。一次亞當坐公交車從河東回來，一個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車，而後，坐在亞當身邊的人捅捅他的胳膊。



「你要小心點，」他說。「那兒有個扒手。」



「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亞當問道，但除了聳肩便無回應了。我看到類似的事情很多次，人們向我做手勢要留意錢包，但他們從不直面小偷。當我向同學們問到此時，他們說每個人都知道公家車上有小偷，但誰也不會做什麼。根據學生們說，人們害怕去反抗，但看起來原因不止於此。只要扒手沒有影響到你個人，或者你家庭里的什麼人，這就不關你的事兒。你也許會暗暗提醒外國人，因為他是來自國外的客人，但你不會冒任何風險。有時，最安全的做法，乃是在扒手下車后再提醒他。



同樣的本能，形成了圍繞在事故受害者旁的烏合之眾，消極觀看，但不做任何事予以幫助。在涪陵，經常會有群眾圍聚，但我很少看到他們在某種道德意識的驅動下，形成一個團體。我在個體主義的美國看到的團體倒多得多，人們形成一個社區，服務於個體，其結果就是，人們看到一個受害者，想到：我能想象作為受害者的感受，而且我應該幫助。當然，在美國也有引頸觀望的，然而和涪陵就沒法比了。在這兒，好像一般市民對陷入麻煩的人的反應是：那個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認識的人，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當這裡出現了嚴重的車禍時，人們會衝過來，邊跑邊熱切大叫道，「死了嗎？死了嗎？」



發展到後來，在涪陵，群眾與烏合之眾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有什麼事兒發生了——一個事故，或者，更可能的，一次公眾場合的吵架——就會一群人出現了，聚集起動量來，逐漸膨脹，只為了一個簡單的原因———有什麼事兒發生了。偶爾，為了一個簡單的原因，聚集起的人數量級之大，就足以使得什麼事兒發生了：吵架會升級，被觀眾驅動著，或者群眾里的某些人會參與進去，戲愈演愈烈。



我為涪陵的群眾即感到不快又深受吸引，部分原因是他們經常聚集在我身邊。如果我在街上碰見一次吵架或者類似事件，而周圍又聚了幫人，我肯定會停下觀察。但通常，我觀看群眾的臉，而非表演者本身，在他們的表情中，很難看出別的，就只是一個簡單的，熱切的看：有些什麼事兒發生了。



群眾如此反應的地方，在中國絕不僅限於涪陵一處。無數的作家，中國以及外國的，都曾經關注過這種傾向。魯迅，或許是中國二十世紀文學里最重要的一個人物，曾以強烈的情緒和挫折感描繪了共產黨統治前的中國社會，在同胞需要幫助時，人們置之不顧。我在我自己學生的寫作中也發現了類似的受挫感，尤其在他們編寫關於羅賓遜來中國的故事中。許多故事的主題都是羅賓遜盜竊腐敗官員，但另一個常見的主題乃是羅賓遜以行動助人，而群眾消極圍觀。一個學生寫道：



有一天，在街上，他看到了一個扒手掏別人的錢。與此同時，他發現了那女人周圍的人們也看到了扒手的動作，但叫他失望的是，沒有人挺身而出，阻止扒手。他們裝作沒有看見……



有那麼多學生的故事描寫了相似的場面，叫我震驚。而他們總是繼續寫到羅賓遜挺身幫助被群眾拋棄的人——一個小偷的受害者，或者公開場合受欺凌的人，或者掉落河中快要淹死的人呢，而被一群烏合之眾圍觀。對我的學生們來說，羅賓遜的行為就是英雄主義了，在群眾無所作為時有所行動，而他們將其抬升為了理想，可見，在現實生活中，這種事兒很少出現。



我察覺到，關於人們對三峽工程的消極態度，這也是一個小小的理由。大多數的人們不會直接受到影響，所以他們無動於衷。儘管城市裡有一大片區域將被淹沒，在未來的十年中，這卻不是一個社區的議題，因為這裡沒有一個我們通常所定義的社區。這裡有許多的小團體，有許多的愛國主義，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數的愛國主義一樣，其更多是為恐懼與無知驅動，而非一個和祖國真實的情感聯繫。而且你可以操縱這些恐懼與無知，告訴人們大壩對於中國意義重大，儘管它可能會摧毀大江，摧毀江城。



大壩對於那些不幸住在河岸兩側的人們來說，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即便他們也不會去惹什麼麻煩。跟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他們已經因他們的歷史而變強韌了，在涪陵這麼偏遠的地方尤其如此。所有觸及這城市的重大變化都是從其他什麼地方來的———太平天國的戰士從東邊兒來，國民黨從南京而來，共產黨的土地改革起始於北方，順著長江的河谷而至。三線工程來了又走了，橫掃一切。在最近的幾年裡，新鮮誘人的產品沿著長江，由重慶順流而下，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自由市場經濟。甚至外國人也開始在涪陵的下城區馬路上亮相了。你只能接受這些變化，順應它作自我調整，因為你無法控制。這就像長江一樣，它從某一它方而來，往某一它方而去。未來的有一天，它會上升四十米，你也只能應付。有一次我問一個朋友大江的上升會帶來什麼問題么，而他就和孔老師一樣，看似對這個問題感到奇怪。「嗯，」他最後說，「船會浮的，所以不會有事。」



這裡有一種觀念，即大壩單純只是件好事。它意味著電力，那代表了進步，這就是對涪陵市民而言最重要的事兒了。完工的大壩所製造的電力，據估計，相當於一年五千萬噸煤的耗用量，這對一個嚴重污染的國家來說，可不算是個小的收益。在這個國家，四分之一的死亡乃是與肺病相關的。有些日子裡，我站在陽台上，望著長江，感到悲傷，因為我知道它奔流的日子可數了。但還有許多的日子，當濃霧籠罩時，我根本就看不見它。



在冬日裡，我對這個問題也獲得了新的視角，當這兒出現了周期性的停電。我的公寓里只有電力取暖，而停電有時持續數小時———綿長，寒冷的數小時，黑暗的公寓里，不舒服的感覺在滋長，直到我的呼吸在燭光中泛出白汽。我發現，在這種時間裡，我不會考慮涪陵的新堤壩建不建得起來，或者新移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或者白鶴梁是否被有效保護。我想到的只有取暖。寒冷就好似飢餓；它將所有事情簡化。



而在中國，許多人也作如是想。這跟美國的情形不同，在那兒，每個市民平均擁有三千瓦的電力供應———足夠讓所有人同時打開一個烤箱和一隻吹風機。在中國，每人平均150瓦，只夠每人擰開一兩隻輕型燈泡。而對於六千萬中國人來說，一隻燈泡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供電。



這類工程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不同的方面。這國家治水已有許多個世紀了———地球上的其他文明都不曾有過如此長久成功的歷史，將河流為人所用。四川省中部的發展，最初就得於都江堰的建造，一個設計非凡的灌溉系統，兩千三百年前建造的，而直至今日依然完美運轉著，將成都盆地變為全國最富饒的稻穀產區之一。即便長江也曾被馴服過，雖然規模相較小得多；葛洲壩在1981年完工，在如今這個工程的下游。



但另一種歷史是河南的那種，當1975年時，暴雨導致了62座現代的大壩如多米諾骨牌般倒塌，一座接著一座，有兩萬三千人死亡。雖然那次災難的規模很獨特，但糟糕的工程技術卻不算那麼異常：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有3200座大壩潰決過。在這個世紀里，中國大壩的失敗率為3.7%，而世界其他地方則是0.6%。



到了最後，我就像涪陵的大多數人那樣———我消極地觀看著大壩的準備工作，而我也嘗試不要下太多的判斷，批評。畢竟，我只是個外人。但我想，在大壩修築之前來到這兒比之後來好，而且能看到白鶴梁，以及馴服前的長江，也很好。這裡有人類的歷史，有長江的歷史，而當它們相互衝突，永遠改變這個地方時，我不是特別想呆在這兒。

烏江



這釣魚的老人並不指望真能釣到些什麼。「現在釣魚不是時候，」他說。「冬天太冷了；魚兒不太動。我來這裡，主要是因為退休了——我就是來玩兒的。」他笑笑，望向烏江綠綠的水。老人在空中伸出的一塊岩石上，在他身邊，他的釣竿也直直坐著，靠著一塊石頭。好幾個小時，老人和他的魚竿就這麼坐著，在一個類似今天這樣寒冷的日子裡，他們就和岩石一般沉默，一動不動，直到這個固定的景緻——岩石，釣竿，老人——看似和那冷冽碧綠的烏江水隔了一個世界之遙。






和烏江的水流相比，什麼都顯得緩慢了。在烏江的出口，即便那偉大的長江好像也停住了，它那泥濘的水流懶懶的，和那快速移動的支流形成對照。這兩條江的水是迥異的，在今天這樣的日子裡，它們的交匯處形成了一條線，筆直，鮮明，好似地圖上的分界線：長江是棕色的，烏江綠色，它們的相遇，好似兩塊釉彩玻璃被齊整地壓在了一起，在白山坪陡峭的山頂下。



烏江乃是大山裡的河。它從貴州起源，那兒山嶺荒野，人跡罕見，而烏江向著東北，流入四川。在它的沿途，只有幾座城市，無一大過涪陵，是以其流水可以保持碧綠清澈，直到它遇到了長江。烏江對於大型江船來說不夠寬——許多地段，在枯水季節，只有十來米寬——而且也沒什麼理由吸引那些大船逆流而上的。即便在這兒，河東區的岸邊，涪陵的城市中心就在河對面了，你望向上游，所見的是荒野陡峭的山嶺，在遠方。它們在河流上方的狹窄空間里擠作一團，那凹凸不平的藍色形狀，告訴你那烏江的上游是何等偏遠荒涼。



所有的江河都有獨特的個性，不變的特性，不在乎其長度，寬度，水流的速度。而涪陵這兒的兩條江差別迥異，它們的對話只限於烏江河口的那色帶。長江是人性化了——它被開闢成了航道，它被刺激，被導流灌溉，被建上了大壩；浮標標示在它的淺水區，而各種大小的船隻在其被污染的浪頭上涌動。它奔向上海。而烏江——清澈，翠綠，很少船隻——從山中而來。一條江是關乎起源的，另一條，則關乎目的地：這就定義了它們的個性區別。長江，以其大小，其壯觀，看似去向什麼重要的地方，而烏江，以其狹窄的急流，看似從某個荒野神秘的地方而來；它那遙遠模糊的山嶺，暗示了其秘密將被一直保留。你可以在這裡釣上一天，而烏江也不會給予你什麼。



鯉魚是一種慢水裡的魚，而它們是老人所期望的，這裡還有其他八個漁人。他們分散在一條伸入河水的岩石上，他們的魚線伸入一塊較寧靜的水域，這裡，水位略微鼓起，而急流撞上岩石，濺起水花。「這裡的鯉魚可有一到八斤重，」老人說。「在城裡，一斤要七八塊錢，但我們不去賣，我們自己吃了。我也能抓到黑色的鯉魚，但那是在更快的流域。這河裡也有烏魚——那是烏江里最好的魚，但在河岸上可抓不到。那要賣二三十塊一斤的！在夏天還有草魚，但在夏天，魚好釣，人太多了。」



漁人六十五歲了，他從一家重慶工廠退休已超過十年。他戴著寬邊眼鏡，穿一件又臟又破的外套，因年齡背有些彎了。他們形成了對比，這一對形象——看上去脆弱的老人，和他那嶄新閃亮的鋁製魚竿，有八英尺長。「這花了一百五十塊，」他驕傲宣稱。他抽著煙，和岸上所有其他男人一樣，他身上隱約有些酒氣。他談到了另一種魚，大概是河裡最好的魚，從沒有人抓到過。他說了名字，但是他只說方言，而那詞——有點像是鱔魚——很難明白，他也不會寫。無論如何，最棒的魚經常是無名的。「那魚非常罕見，非常好吃，」他說，「但我們的政府保護它。它要賣到100塊一斤！如果你抓到了，沒人看見，你可以走掉。如果有別人在場，你得把它扔回去。」他說話的態度嚴肅，好像是從一條法律中直接引述。他清清喉嚨，一口吐在岩石上，然後繼續順著空空的魚線，望向河中。



烏



烏的字形，有點類似一隻鳥——頂上小小一點，一個四方的頭，和一個彎彎的鳥嘴，一條直線代筆翅膀。和許多中國文字一樣，它的形狀反映了部分的含義：「烏鴉」。它的意思還有，黑，暗，可能這名字指向了河水的顏色，當暴雨雲凝聚在河谷上方時，河水膨脹，成為憤怒的藍黑色。



但在涪陵沒人能肯定烏江的名字起源，而它的顏色變化極快，而長江是恆久的棕色。在夏天，當雨水頻繁，雪水融化了，鼓漲的烏江會流出平緩的棕色，它流入泥濘的長江時，難以相互區分。當枯水季節在秋季末開始了，江水由棕轉灰，再到藍綠色，直至冬天，它伸展宛如玉帶，急流中刮出點白色浪花。



現在枯水季節過去了一半，而春雨未至，好幾個星期，烏江一直流動著藍綠的水。現在是下午；靠近河岸的水流在夕陽中泛光。越過那些老年的漁人，一排砂岩石堆積在河流的中心，有一對學生從一塊石頭跳去另一塊，直至他們站到奔流中的一個石島上。這是個美麗的景點，離江水那麼近，臉上能感受到水流帶起的冷風，江流從貴州一路往北帶來的清涼。學生們在岩石上坐下，看著風景，聽著江水。有一陣，在烏江的心臟處，除了流水順暢的聲音外，萬籟俱寂。



學生的北邊，一艘船停泊在岸邊，靠近通往河東區的馬路，五個男人在夕陽下，甲板上閑聊。他們的船有八十英尺長，甲板上一半空間為裝有氧化鐵的桶所佔據。明天會有更多的貨物上船，但今天的工作已結束了，男人們抽著香煙休息，看著日落。



不久，他們將前往江蘇省的江陰市，長江下游一千英里處。他們將漂過三峽的崖壁，經過中國中部的低地與湖泊，然後，前往中國的遠東。行程耗時七天。



「通常我們不會走那麼遠，」船主說。「通常我們去到湖南——我們把這些貨物帶到下游，再把礦長石帶回到陶瓷廠。到湖南大概要花五天時間。那裡是毛主席的家鄉，你知道么？我們通常會在他的老家韶山停留半個小時。沒有，我沒去過那兒。但湖南不錯——比這裡好。那兒的交通比較發達，經濟也是。那裡比較平一些——不像這裡的山區。涪陵的交通很糟糕。我在中國見過的大多數地方都比這裡發達。」



這男人四十三歲，如果不和他說話，難以想到他是船主。他穿一件臟髒的灰色西裝，腳套一雙網球鞋，蹲在甲板上，抽著奇聲香煙。他抽的是便宜的那種，對涪陵老百姓來說的標準級別，四塊一包。他的手很臟，肩膀寬闊強壯。他是個親自動手的老闆；他監督上貨卸貨，而他和其他八個工人一起沿江而下。很明顯，他跟其他男人很親近，他表達自己的方式多少像是說他們是平等的——事實上，他不大情願承認船是他的。但其他人待他有一種暗暗的敬意，當陌生人湊近來，大多數話是老闆說的。



「有兩個工人可以駕船，」他說。「我不行，但你得要有兩個人——一個開船，一個休息。開船比開車難多了，你要知道。學會開車，只要兩三個月時間，但在江上，得花五年，才能準備考試。一個執照要花一萬塊。要花那麼多錢，那麼多的麻煩，因為一旦出了錯，那是很危險的。



三峽不是很危險，如果你了解長江的話。當然，如果你不懂它，那很困難，但我們已經來來去去那麼多次了。這麼多次航程后，它也沒什麼意思了。景色很美，那是當然，可是我已經見過太多，太多次。」



他的評論叫我想起另一個船員，在很久以前寫道：「現在，當我掌握了這片水的語言，對這大河的每一細節的了解就像了解字母表裡的每一個字母，這是不錯的收穫。但我也失去了一些。我所失去的，再也不能回來了，在我的有生之年裡。所有的風姿，美感，以及詩意，都從這條雄奇的大河裡消失了！」



毫無疑問，對密西西比河上大壩也曾發出過悲鳴的馬克吐溫，看到長江陷在水泥高牆之後，只會更加悲哀。但這個涪陵船夫只是個船夫；他的興趣在運貨，而非大江的知識，歷史，或詩歌。當我問到大壩時，他只聳聳肩；對他的生意不會有多大影響。最大的區別是他得通過新的船閘，一共八個步驟的過程，大約要花上六七個小時。但那也不是問題，無論如何，他這個人，一直在江中掙扎奮鬥，也一直在忍受這河流。在一個小規模的意義上，他每個月都要馴服長江一次，而更大規模的的馴服也不會讓他多麼興奮。



「那堤壩非常之大，」他說。「你見過了嗎？自從分流之後，情況很好。現在我們要從邊上一條航道過去，像這樣的——」



他用手指在甲板上畫著：彎曲的新流向，乾枯的河床，工地。其他男人不無興緻看著他畫。太陽落到西面山嶺之下了；空氣變冷。烏江上現在沒有船了，黃昏的睡眠泛起紫色。



船艙在空中的餘光下反出白光。男人們繼續說話，老闆解釋道，他從前大部分的工作生涯都在一家電視台，當技工。「那工作不錯，」他說。「工作環境很好，只是收入太低，所以我決定要變一變。我在１９９３年買了這船，花了超過四十萬。這種船的船主大多和我一樣——我們是獨立的，沒有單位。船主自己決定去那兒，去多久。那很好——我們有自由。通常我們一個月跑一次，然後在涪陵休息。這是我們的家鄉，我和其他工人的家鄉。去看看中國其他地方也很好，但我們住在這兒。」



他揮舞著香煙，動作很大——他指向河東區的山，指向黯淡的插旗山，指向涪陵下城區灰色的建築，和初上的燈光。那燈光在未經馴服的烏江河面上拖出橙色的光帶，顯出那寒冷，清澈的水流。它沖入了棕色的長江，向東而去，經過三峽，經過毛的家鄉，經過江陰，在那裡，這些男人要完成下次的航程，經過了上海那泥濘的入海口，注入空茫的東海。

鴉片戰爭



我從安妮那兒了解到了鄧小平的死訊，她是我的一個學生。我剛剛休假回來；現在是旱季的中段，烏江的水面很低。孩子們沿著河岸放著風箏，春節后，中國到處都是這個景象。






二月20日，我注意到教學樓降了半旗。但我沒有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兒拿備用鑰匙，她住在樓下，幫我看房間。



「你聽說發生的事兒了嗎？」她問道。

「在學校這兒？」

「不，在北京，」她說。「鄧小平死了。」



我說我很遺憾，然後我問他什麼時候死的。



「昨天。他們在今天中午前的電視上播報了。我聽到的時候，很想哭。」



她邊說邊笑著，但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的笑容，給內心深處的情感戴上了面具。那些笑容可以隱藏很多的情感——尷尬，憤怒，悲傷。當人們如此笑時，彷彿所有的情感都被緊緊包住，挪去了它處；有時你能從眼裡瞄到一點，或者嘴角，或者前額上的一縷皺痕。安妮有著高顴骨，深酒渦，而今天，我能從她臉上察覺到一絲傷心的痕迹。



「葬禮在星期二，」她說。「課程會取消。」



「噢，」我說，「他活得很長。」



「他九十三歲。我想今天中國的每個人都很傷心。特別在四川這兒——你知道鄧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一次笑了，不過現在酒渦里的悲傷轉為了驕傲。我取了鑰匙，謝過她，轉身上梯，回了房間。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親，那個文革期間在四川煤礦呆了八年的數學教授，而我也知道鄧小平在同一期間遭受了相似的苦。他兩次遭到清理，他的兒子神秘地從高樓的窗戶里摔出，癱瘓了，在一次紅衛兵的審訊中。然而鄧小平挺了過來，帶領國家走出文革，而安妮父親這些人的平反也是他負責的。



當代中國的領導人中，沒有一個像鄧小平那樣的。他的形象毫不傲慢；他的個頭矮小，在年輕時，也從未像周恩來和毛澤東那樣俊朗。他在重慶東南部的鄉下長大，在那裡，他養成了一個農民的品位和習慣。他的吐痰是著名的，至少在海外——幾乎所有的外國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會議期間，大聲吐痰。但他有中國人說的「吃苦」能力，而且他有一種務實，堅定的智慧，那就是他將中國從災難性的國營經濟中扭轉過來的原因。他也很直接，毫不客氣，那也是1989年的民主示威被暴力鎮壓的原因之一。四川人身上的許多優點，缺點，都可以從鄧小平的性格里看到。



我的很多學生是從廣安來的，那也是鄧小平成長的地區。在第一個學期里，我讓安妮所在的三年級班的同學寫下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個選擇了家庭成員的學生外，其他的結果如下：



毛澤東 七人

鄧小平 四人

周恩來 四人



有三個人選擇了拿破崙，因為他「打破了歐洲的封建制度。」

一個選擇了孔繁森，一個中國式的烈士，他死在西藏。

一個選擇了喬治華盛頓。

一個選擇了內森海爾，「一個美國的革命家。」

一個選擇了穆罕穆德阿里。



他們的口味傾向於選擇革命英雄。即便阿里也是一種革命人物，一個放棄了他的職業生涯，抗議越戰的人物。我本人也欽佩阿里，但這麼多學生以毛澤東為偶像，叫我不安。溫迪，班上最聰明的學生之一，寫到：



雖然毛澤東要為文化大革命負責，我們也絕不能否認他的成就。所有人都知道，金無赤金，人無完人。所以，我們要辯證地看問題。他是舵手，是中國的紅太陽，他也是我的英雄。



賽斯寫下了同樣的句子：



當然，毛澤東犯了很多錯，但瑕不掩瑜。他依然被中國人民敬仰。他的身體融入了祖國大地。可以斷言，如果不是毛澤東的話，中國的革命會大大失色。所有我認為毛澤東值得在世界歷史上有立足之地。我想，恐怕只有列寧和丘吉爾才能與他相比。



在涪陵教書，迫使我和中國已故的領導人建立了一種近似個人的關係。聽起來很奇怪，因為在我人生過去的二十七年裡，這些人對我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但我現在到處都碰到他們——在學校圖書館的門口，有毛澤東的書法複製品，一面牆那麼大，而他的畫像在我教書的樓里。計程車司機把鄧小平的像掛在反光鏡上。學生們總在談論中國的政治人物；他們的寫作中充滿了對毛澤東話語的引述，而且他們經常提及鄧小平和周恩來。對涪陵的人們來說，這些男人遠不僅是政治領導人，而我發覺自己也對這些人產生了強烈的感情。這就好像來到一片新的土地上，了解了當地人崇拜的神。



我非常不喜歡毛澤東。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這並非異常；若你是從外面來到這個國家，沒有多少理由讓你喜歡他。毛澤東的許多魅力，來自於他啟發中國人為自己自豪，為國家驕傲，但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些自豪看起來很空洞——無知，沙文主義，而且是肥皂泡。在涪陵，我越來越不喜歡看到他那肥胖的，自以為是的臉孔，而且我不喜歡他那因為簡短扼要，所以容易記住的言論。我尤其不喜歡他那「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學生們最喜歡的。這是個簡單的寓言故事：一個老人住在大山邊，生活很不方便，他嘗試說服村裡人幫他一起把山移開。當然，每個人都嘲笑他；你移不了山！但老頭非常固執，也非常有奉獻精神，每天他一個人用鏟子去山上幹活。最後他憑自己一個人把整座山移走了。而村子里的人意識到自己錯了。



也許，這是一個對孩子有用的故事，但毛澤東從這個無稽之談中，找到了經濟政策的基礎，影響了上億的人。1958年到1961年的大躍進就是愚公移山：農民們被教導去後院里熔鐵，這樣中國的工業生產可以趕上英國，而結果是大規模的砍伐森林，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飢荒，害死了大約3000萬到4500萬人。而不到四十年後，我的學生們還寫到他們從「愚公移山」那兒得到啟發。每次我讀到一個學生引用這個故事，我的心就收緊了，幾乎要發作：別去糟踐那山了，你這老蠢貨。當然，我剋制住了，我也同樣小心地不讓學生們知道我討厭毛澤東。



周恩來叫我困惑，他是中國神人裡頭最外國化的一位。他也是最受尊敬的：全國的民意測驗顯示，他是年輕人當中最大的英雄。他們仰慕他，因為他是個外交大師，也因為他弱化了文革造成的破壞。這些觀點是真實的——毫無疑問，他的外交技巧對每一個見過他的外交使節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來在一些關鍵點上予以遏制的話，紅衛兵還能造成更大的破壞。但不像鄧小平，周恩來從未公開反對那些破壞行為，而且即便在瘋狂達到頂點時，他也會在舞台上參加集會，和其他的狂熱群眾一起揮舞手中的紅寶書。



我想他這個人是有些滑頭的——他英俊，聰明，而且他善於保住自己的皮膚。我覺得，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在整個文革期間都能身居高位，不可能是一個完全的好人，就好象一個成年的德國人在納粹統治期間一樣，他至少部分參與了犯罪。但對中國人來說，這是過於簡化了；他們更喜歡把周恩來看作辛德勒那樣的人——他看出體制乃是錯了，但他從內部工作，消除一些它的惡果。這些人物身上有一種務實的英雄主義，而中國人總是很務實的，遠勝西方人。



（何偉在這段話的後半部分，語氣不乏暗諷，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



而我對於鄧小平品牌的務實主義，則有著多得多的理解同情。那些錯誤中，有他的一份兒——他在反右運動中，是個重要人物，那是在1950年代末，毛澤東要加強他對中國的控制權，而且當然，鄧小平同意了在1989年暴力鎮壓。但至少，他可以離開黨的路線，像他在文革期間做的那樣，當時他不像周恩來那般搖尾乞憐，他批評了運動。作為後果，他被清理了，他的家庭受到了懲罰，他的兒子被扔出了窗口。他的批評不是那麼政治性的，但他不是那種只對政治感興趣，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而且他挺過來了，這一點和周恩來非常不同。我喜歡他這一點，尤其是因為他體現了我最欽佩四川人的地方———他們的強韌以及他們不偽裝。到得最後，他成了唯一一個我可以理解的中國神人，而我對他的離去，感到一絲傷感。



鄧小平去世后的星期二早晨，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有一個追悼儀式。它通過CCTV全國轉播，中國的每一個單位都被預期會聚集起來，觀看儀式。所有的旗幟都會半降，在十點鐘，當儀式開始了，會有三分鐘的全國哀悼，工廠，船隻，戰艦，的士，卡車，以及火車會鳴笛。在中國，這類的儀式很容易組織，比沉默容易多了。



我們早晨的課被取消了，英文系的所有學生和教師都聚集在一個禮堂里，觀看悼念儀式。老師們聚集在前排。亞當與我在後面找了個位置，因為我們對這典禮該如何進行不大確定，而且也想迴避關注。喇叭聲從河上傳來，所有人都肅立。



張書記帶領儀式。他跟從電視上的動作，對老師和同學們發出嚴厲的命令；我們站著，當大會堂的代表站著；我們磕頭，當他們磕頭。我們一起鞠躬三次，然後張書記叫我們坐下聽悼念的發言。



江澤民主席講了五十分鐘。一開始，他就崩潰了，擦著臉，嗚咽著，我能看到有些學生也在哭。幾個後排的新生在偷笑。但他們保持著安靜，而群體中的大部分人都很嚴肅，而在十分鐘后，每個人就只是感覺厭煩了。從外面傳來工人們在新的宿舍幹活，在我的公寓后。我想所有的儀式中，鄧小平可能最喜歡這個——鎚子聲以示致敬，當另一棟建築在中國建起的時候。



在儀式結束后，亞當與我走過家，跟劉老師一起。她是我們系最高階的教師之一，一個五十三歲的女人，她嫁給了魏書記，學校里最高級別的幹部。他們住在我們樓的第三層，但我幾乎沒跟劉老師說過話——就像大多數幹部那樣，在我們身邊她看似不大自在。但今天，為了某些理由，她很想說話，在我們繞過木槌球場的時候。



「我幾乎和新中國同齡，」她說。「成立新中國的時候，我六歲。可以說，我是看著新中國長大的——在那時候，我們都還小。你大概聽說過，在解放的初期，有很多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在1960和70年代——在那些日子裡，總是有政治運動。」



我們三個人來到了公寓樓。作為哀悼，她的胸口上別了白色的紙花，她摸弄著花，當我們停在入口時。她抬頭看著我，臉上有一個空白的笑容，眼裡充滿了淚水。



「那些政治運動沒完沒了，直到鄧小平來了，」她說。「我們真是高興。」



有那麼幾秒鐘，她尋找著合適的字眼。她對一切都很小心——笑容凍結在她臉上，淚水頑固地停留在她眼中。她收拾起來，又開始說話。



「現在我們自由多了，」她說，以很嚴厲的口氣低語道。「我們是那麼自由。我們現在有許多的自由了。」



我站在那兒，感覺尷尬，點頭以示明白。我難以想象在學校的生活算是哪種真正的自由，雖然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國經歷了文革的話，我的感受會不同。也許，如果我和學校里最高級別的共產黨官員結了婚，我的感受也會不同。我知道這種想法不大合適，但我無法將它從腦中趕走。



她看起來察覺到了——不是我對自由的不同理解，而是我不能想象中國過去的恐怖。



「你不能理解那是怎麼樣的，」她說。「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只有那麼少。半斤肉。」她說得很飢餓，她的眼睛鎖在我身上。



「一個月半斤肉，」她說。「每個月我們有二十七斤米。那就是全部了——二十七斤！你知道那是多少嗎？現在一個家庭一個星期就要吃那麼多了；對我們來說，那是一個月。一整個月！在那些日子裡我們總是挨餓。」她摸著她的胃，她的眼裡還閃著淚光，而我意識到，真正的飢餓對我來說，比涪陵師專里的自由更難想象。

（若以一家五口計算，二十七斤米一個月，大約是每個人每頓0.9兩。半年前看報道，古巴家庭的配給，大約只夠一家人用半個月，其餘要到黑市上買。）



「當我讀完大學，」她說，「我被派到了偏遠的鄉下去。那是在烏江邊，快到貴州了。我做了農民。你要記得，我的家是在重慶；我不是從鄉下來的。我不是個農民。但我不能回家了。有三年時間，我就是個農民，在那三年裡，我在鄉下一家學校教書。中學。我教那些學生念字。



「你不能想象那些日子。江青」——她嘶聲喊著那名字，我聽別的中國人也這樣叫過——「江青，毛澤東的老婆，她說沒必要學習，沒理由去學那些ABC。不要ABC！」她重複了好幾遍，她的嗓音憤怒地上升——不要ABC，不要ABC，不要ABC。她似乎意識到了這樣邊哭邊說，聽起來幾乎有點傻，但除此之外，無法表達她的感受，一個受過教育的城裡女人去到鄉下，一個沒東西可教的教師。即便現在，我們也難以理解，一個五十三歲的女人，還因為過去的記憶而怒火中燒，那過去的遭遇究竟是個什麼樣。亞當和我沉默地站著。我想我應該談點別的，最後，我問她，今天和毛澤東1976年去世時，有些什麼不同。



「在那個時候，每個單位都有一個治喪委員會，」她說。「我們穿白衣，我們做花圈，有一個星期我們都在哀悼。每個人都為喪禮工作。學生，老師，工人，農民——每個人。所有的事情都停止了。這次是很不同的。」



她的手揮向空中，指向教學樓，城市，江上的輪船。「這次，」她說，「便宜。」



她吐出了這個詞，接著，擦擦眼睛，進了樓。在她這五分鐘內，我看到的情感流露，超過我在涪陵跟人幾個星期的交流中所見。第二天，我在街上碰到她，她笑笑，沒說什麼，就和她往常的表現一樣。在之後的一年半里，我們再沒有一次正式的交談。

三月末的一天，我在學習漢語時，看見了爬過天花板的一隻蜥蜴。他的顏色悶綠，黑色眼睛鼓脹出來，他一會急停，一會兒急動，好似一部片子，每三幀就掉了一幀。



他乃是我自從十月以來見到的第一隻蜥蜴。在溫暖的秋日夜晚，公寓里到處是蜥蜴，在天花板上爬來爬去找蚊子。燈光會驚嚇到他們；經常的，我走入房間，擰下開關，三到四隻會從天花板上掉落下來。他們總是小腹平平落地，他們網狀的腳摔在水泥地面上。三月里的這隻體型較小，而他慢慢爬到門口，消失了。






插旗山上的桃花樹生出了小小的白色花蕾。校園裡的花兒在開了，每隔幾天就有雨水落下。沙岸與江中的石頭島逐漸縮小。白鶴梁消失了。



有兩天，冬日的霧氣褪去，而陽光比過去幾個月里都明亮得多。我穿著短袖襯衫跑步。田裡的農民在水牛後面步行，耕著泥土。稻穀種植的季節來了。



然後是倒春寒。霧氣返身，厚厚罩住了江面。有些花兒凋謝了。插旗山的花蕾定住了。農民們繼續耕田。在我公寓外的台階上，我見到一隻死蜥蜴，他的眼睛是悶灰色。



幾天後，我在烏江上游，作了一次長途的登山。我卷好帳篷和睡袋，還戴上了野營的爐子。在口袋裡，我裝了一隻羅盤。最近，我的小妹妹安吉拉寄了一本舊書給我，是泰德威廉姆斯的棒球傳記，這書我也帶上了。我把背包甩到肩膀上，走出了學校的側門。



我朝向南方，經過了磨盤山谷的入口，沿著街道，穿過了太極藥廠區域。每個人都停下來盯著我看；我聽見了身後的笑聲。一個老人停在了路邊，微笑著。「你是要回家嗎？」他問。



「是的，」我說，我向他揮手告別，繼續步行。



這是個灰色，潮濕的早晨，從烏江的河谷吹來一陣冷風，但肩膀上滿滿當當的背包讓我感覺良好，走路的感覺也很好。我來到了烏江大橋，這兒河東路向西跨過江水，我穿過馬路，踏上跨在江面之上的石級。整個冬天，我都從往向窗外綠色的陡峭山丘，以及烏江遠處的拐角，那兒霧靄蒙蒙，整個冬天我都在想：有一天，等春天到了，我要去看看那拐角后的天地。



水是白堊般的綠色，我走在烏江西岸的的小徑上。我經過了第一道江邊山谷，這兒有一座佛教神龕，被低矮的樹叢掩住。我穿過了一些小農田，來到了涪陵梁唐鐵礦廠，在那兒他們挖著山。這裡的一切都蓋著層灰色的塵土——碼頭，工人的宿舍，超大的鋼槽把石頭從山上運下來。在廠區的中央，有一個標語：



高高興興上班去

安安全全回家來



在漢語中，可以將形容詞重疊，以獲得強調的效果，而那一條宣傳標語在工廠與工地很是普遍。看到這個，就是個很好的指示，你應該繼續走，別停下來。跨越長江兩岸，有許多類似的標語，人們在那兒用火藥炸山，大炸特炸，修建一條通往重慶的新公路。



（註：何偉原文中的『宣傳』乃是『Propaganda』，尤其指政治宣傳，含洗腦之義，在英文里有很強的貶義。在中文語境里，它很多時候卻是中性。按照何偉在另一本書「甲骨文」中的說法，中國宣傳部對外的英文名稱，已由『Propaganda Department』改為『Publicity Department』，接近『公關部』的意思了，但對內依然稱『中宣部』。）



鐵礦廠區的空氣嘗起來像泥灰，而鑽岩機節奏穩穩地響著。工人們——驚驚奇奇——看著我經過。我爬上了工廠上方的山丘，灰塵讓我的喉嚨發乾，接著，道路往西，進入了另一個山谷，我進入了農村。



烏江的邊界，乃是高高的白色砂岩山崖，低處河谷的作物，種在石牆上方的梯田上。麥子整齊排列著，接近收割時節了，山嶺上黃色的油菜花閃著光。我沿著蔬菜地走過，小蘿蔔，洋蔥，開著紫色小花的寬豆。沿著河谷往下是農舍，泥牆伴著瓦頂，一頭母牛在竹林旁吃草。工廠的噪音遠離了；我聽到鳥兒叫，偶爾，一隻公雞打鳴。香蕉樹立在低地，葉子在輕風中沙沙響。



我沿著江的右岸南行，沿著那些看似好點的路。在較寬的河谷里，農民們在面容平靜的水牛後耕地，當我經過時，他們總是驚奇地停住。水牛停下來，彷彿沉思，而農民們問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我的腦子裡沒有一個清晰的目的地，這叫他們很是迷惑；他們的叫聲在河谷中迴響：「不通！不通！那條路不通，回來！」我總是聽到相同的話，但繼續前行，因為一條路總是通向下一個農夫的家，而從那裡，另一條路出發，穿過了山嶺。



在這裡，烏江的水比在涪陵那兒更清澈了，一條深綠色帶，被其中的流水割出一縷縷白條。江上的交通很少——偶爾有渡船，大約每半個小時有小貨船，有些小的舢板船沿著河岸掠過。這些小船在水流上起伏，然後，在深水區安定下來了。



到中午時，我能感覺到自己發展出了一定的節奏——穩穩的腳步，背包兩旁甩動——我猜想繼續走會是怎樣呢，往南，走到貴州，繼續向前，看那山嶺的變化，聽到越來越難懂的口音。即便到了這裡，跟人溝通已經是困難了；他們的方言口音比城裡重得多，而且，通常，見到外國人的震驚，叫他們說不出話來。向他們問路是困難的，因為他們總相信我乃是迷了路，總想要幫我找一條船回到涪陵城裡。但我笑笑，謝過他們，朝著南面，他們的警告聲在我耳中作響。



有時，白色的山崖升得太陡，我得離開河岸，從旁繞過，這時，我會用上我的羅盤，而同時眼睛盯著烏江上的空間。你能從幾英裡外就看到它，因為那些山嶺會在河谷的邊緣突然消失，留出一塊空白，好似空中懸著的一塊影子。是以，即便江水出了視線，我還是可以跟隨著烏江那沿著天際線的倒影，跟隨它向南。



待到下午後半截，太陽的光線微弱地穿過霧氣，我通過一條陡陡的山徑，走向江岸。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遠，也許是十二英里，也許十四。我碰到了四個人，剛從涪陵最後一班船回來的，他們告誡我說，直到某天早晨，不會再有船了。我說那不錯啊。他們問我從哪兒來，我告訴他們我是城裡教書的美國老師。



「你掙多少錢？」一個年輕男人問。他穿件新毛衣，剛從城裡購物回來。他的問題很是普遍，而我如實回答了，我一向如此。我一個月收入一千塊，大約是120美元。



「哇！」他說。「那不夠。一個外國人掙的應該比這多！你怎麼不換個工作？」



無論你我走到哪兒，每個人都跟我這麼說。作為一個和平隊志願者其中一項困難，就是當地人總覺得你是個傻瓜，接受那麼低的工資。那男人搖搖頭，他的女朋友走上前，問我為什麼到這兒鄉下來。



「春天來了，我想走走，」我說。「而且在涪陵，我現在沒事做。」



這個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搞笑，他們一起搖頭。「你帶太多東西了，」那女人說，指向我的背包。那也是真的，我很高興，看到這麼偏遠地區的人，和涪陵城裡的人一樣那麼理智。他們揮手告別，朝上走了，而我往下，穿過一條小峽谷，來到了烏江邊。



在水邊沒有別人。江岸有很多的石頭，有一長條的砂岩石作為擺渡船的停靠點。那上頭有一處可以俯視江水，長了不少青草。我把帳篷在此駐紮，這是個睡覺的好地方。附近沒有房屋，山崖直直陡峭伸入霧氣中。



我坐在水邊一塊岩石上，看著江水。我拿出了泰德威廉姆斯的書，讀起來：



我想成為有史以來最棒的一個擊球手。一個人應該有他的目標——一天的，一生的——而那就是我的目標，讓人們說，「泰德威廉姆斯來了，他是最棒的擊球手。」當然，沒有人比我工作地更努力。那是我的心的中心，擊打一隻棒球。

                                                                              

這是一本好書，讀在三月的尾聲，在烏江的河岸邊。我坐在河岸上，讀完了一半，然後，霧氣更濃了，氣溫跌了下來。一隻舢板船經過，而我不動如打坐，是以經過的人無法在逐漸變暗的天色里看見我。那裡有丈夫，妻子，就像在這些小小漁船上許多的伴侶一樣。女人在船尾操控船槳，而丈夫在船首撈網。他們彼此並不說話。我猜想那樣的生活是怎樣，和一個人結婚，每天共同在不足五米長的船上打漁。舢板船上的那對看起來應付得挺好。他們的動作嫻熟，我能聽到的，只是輕柔的槳聲，男人把網拉上船板的嘩嘩水聲。太暗了，看不清他們有無收穫。在轉角出，他們劃出了我的視線，朝向下游而去。



雨水輕輕落下，我找到了上方一處岩石，可以遮住我的爐子。我小心安排好所有事情，煮開了我剩下的水。我煮了燕麥，還有麵條，吃完后，我關了爐子，讓水涼下來。我將一部分倒入壺裡，剩下的，用來洗碗。



雨現在下大了，我確保帳篷沒出狀況。我鋪開了睡袋，把隨身的東西拉入帳蓬，檢查了樁子和線。所有一切都好。在瑞士時，我曾用那個帳篷露營過兩個月，而自從那個夏天以來，我就找到了一種特殊的辦法，什麼事兒都能通過它來實現。



爐子上的水涼下來，我用其清洗了。我想著泰德威廉姆斯，猜想他會不會喜歡四川。也許不是很喜歡；他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站錯了邊，而且在其間，他的飛機被擊落了。但他可真是個釣魚的高手，也許烏江會吸引到他。一旦你習慣了這裡的事情，對一個外國人來說，這也不是個糟糕的地方。



當我進入帳篷的時候，雨下得猛了。我在岩石上，能聽到江水的急流。在早晨，一艘生鏽的船停靠在河岸上，花了三塊錢，我回到了河東的碼頭。這是我在涪陵的第一個春天。

白山坪



泡桐樹開花了，紫色，白色，在白山坪低處的斜坡上。這些花兒開不久——下周它們就要枯萎，凋謝了——而柔黃色的油菜籽將從山上採摘下來。在那之後，亮綠色的稻床將消失，秧苗會被轉移到稻穀地里去。涪陵的春天匆匆而過，一片模糊的色彩更迭。



今天是四月五日，清明。何忠貴與他的家人從長江那邊搭輪渡到白山坪來。他們穿得不錯：孩子們身著新衣，女人們腳踏高跟，何忠貴穿一件黑白格的運動外套，打著一條佩斯利漩渦花紋的領帶。他們在乘客中脫穎而出，其他大多數人都是農民，剛從市場上回來，手裡提著空空的籃子，藍衫口袋裡裝滿了錢。



何忠貴的父母乃是山上的農民人家，他的童年時光大都在那兒度過，但如今他很少回去了。他現在是涪陵一家建築公司的老闆，而在白山坪陡峭的山坡上，沒什麼房子可建。但他的父母在那兒埋葬，清明乃是中國人懷念先人的日子，拜訪如白山坪一類的鄉下墳墓的日子，在那兒，石墓沉默地注視著河谷，與它忙碌的春天。



與何忠貴同行的，有他一個家族的十五個人——叔叔嬸嬸，表弟表妹，外甥與甥女，從六十多歲的老女人到十五個月的寶寶都有。他們一群從北岸出發，沿著長江的石灘往東去。家族裡的一員是戴梅，何忠貴十四歲的甥女。她的話很多——在一身棕色燈芯絨與短髮下，裹著旺盛的精力，不停說著話，從一塊石頭跳去另一塊。



往下遊走幾英里，一座修長的白色寶塔從天際線升起，其明暗參差的形體，在晚晨的霧氣中，仿似海市蜃樓。「你知道為什麼要建這些塔嗎？」戴梅問。「他們相信有條龍在那兒，在地底下，他們相信如果建了塔，就可以把龍壓在那兒。但如果塔倒了，龍就出來了。」



她頓了一下，看看山，輕輕撥弄著她光亮的黑髮，就和全世界所有的十四歲女孩一樣，思維跳躍到了另一個話題。「我的祖父祖母的墳在那上面。有些農民被埋在這兒，在低處，但大多數都在那高處。他們想要一個好點的風水，如果高一點，他們就覺得好一些。他們自己選的那些地點。他們經常會去問一個道士，而道士會告訴他們風水好不好。實際上，道士只是騙騙他們——那些只是迷信罷了。但即便今天，很多的農民還是相信風水，就像大家過去那樣。我們這一代，卻不相信這種東西。我們知道那是假的，那些只是迷信。我們相信科學，我們說那些是封建思想。」



和許多中國年輕人一樣，他們對傳統事物的本能拒絕，因學校的教育而放大。她用「封建」這個詞兒，其意義就和美國孩子用「落後」一樣。她常唱的一句副歌，就是中國「太封建了，」另外有一次，她激烈地抱怨老一代人：「中國人，尤其是六七十歲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封建！如果你想穿短裙子，或者像你穿的那種襯衫，他們就會說那樣不對。我的媽媽不封建——她也穿短裙，因為她看上去很年輕。但我的爸爸非常非常非常封建！我們把那種人叫老封建。」



今天她把這些念頭憋在心裡了。她說她對風水以及佛教沒什麼信仰，聳聳肩。「在清明這樣的節日里，」她說，「我們會按照父母和老人希望的那樣去做。我們去到祖父祖母的墳墓前，祈禱焚香，我們會裝作我們相信那些東西。但在心裡，我們並不信。」



（這種信不信，的確是導致了差異。何偉來自一個有宗教背景的家庭，他祖父年輕時曾很想來中國傳教，感受到內心的CALLING，上帝的召喚。何偉以和平隊身份前來中國，在內在氣質上，與其祖父不無相似。他的人道精神氣質，以及謙和的態度，與宗教背景還是很有關係的。）



鞭炮在山頂上炸響，其聲音回蕩於河谷中，何一家人慢慢爬上了白山坪的山坡。他們沿著粗石級的蜿蜒小路；步子慢了；呼吸喘了。這裡是涪陵地區最陡的山路，這裡也是唯一可算不僅是丘陵的山——即便插旗山，有那麼多的稻穀梯田，也太平緩了，難以說成是真正的山。



白山坪的南面太陡了，無法改作梯田，松樹在山頂上長得很密，在一面超過100英尺高的石牆上方。這處砂岩石的山崖，大概是白山坪的名字所由來——然而，和許多四川其他地方的名字一樣，事實如何，已經遺忘在過去了。其實，許多當地人說，山的名字應當為北山坪。在當地方言中，白與北的發音是一樣的，而有些涪陵地圖使用「北山坪」有些用「白山坪」的名字，更增添了混亂。在這麼一個地區，識字在最近些年才得以普及，名字的念遠早過它的寫，到最後，仍然是口語最重要。你就念BEI好了。



一家人爬上了山崖牆的東面，在那裡坡度較緩，在三十分鐘后，他們到了何忠貴堂弟的家。他是個農民，住在山上，每個人都停下來，在他的打穀場邊休息，憩息在農舍的瓦檐陰影下。對農民來說，打穀場乃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在這裡，作物被打了谷，辣椒被曬乾，在這裡切蔬菜，在這裡撫養孫兒，在這裡斟茶給客人。今天的這個平台，高高突出臨於江上，景色壯觀，讓客人們都安靜了。



在他們腳下，是層次豐富的山景，有種種的質地與色彩：綠色的小麥梯田，齊齊整整一排排；油菜花地，花蕾是一片黃色；柔和的泡桐樹，伸出了農舍的灰瓦頂；偉大的長江在陽光下閃著銀光；跨過江面，微霾中的白色寶塔在遠處挺拔。一陣微風拂過了青青的麥田。屋影下的氣溫恰到好處。



農民夫婦端出了茶。客人們在聊天；清風吹拂。茶涼了。在過了一陣舒服的時間后，一家人繞到屋后，走向後方的田地，經過了一座巨大的墳墓。



沒人知道埋在這兒的是哪家人。「清朝」，在問到墳墓何時建起時，當地人說。但在涪陵，這是個標準式的回答，關於任何古老墳墓，老房子，或者其他的古董，它們中許多的來源都在過去的那個匆匆世紀里失落了。「清朝」，人們若有所知地說。他們知道這樣的回答很安全——清朝統治了接近三百年，從1644到1911.「失樂園」是在清代，美國革命是在清代，最近的一次芝加哥童軍獲得世界盃冠軍也在清代。當涪陵這兒的人們說到清代，他們的意思經常是：那很老了，不過也沒像很多別的那麼老。



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地主的墳墓，跟同一地區別的墳比，它有五倍那麼大。墳的高度有十五英尺，在山的側面，在其泥土覆蓋的後部，種了九排谷樹。旁邊，一排竹子在風中颼颼響。石雕裝飾了墳的正面，石雕人物中部分的腦袋被敲掉了，那是文革時的破壞。大概也就是那時，家族的名字也從墓碑上移掉了。但石雕的大部分依然完整，上面刻的字，部分是：



願蘭桂潤心

願子孫成功



九泉之下安息



看到這麼一座墳墓，你能猜想這個地主後代的典型命運：解放后的審判，流放，掙扎，勞改營。也許，這地主的後裔未能取得他所想象的成功——但這也只是猜想。可以確認的是，這座墳無名，而在竹影下，並無蘭花，而在今天，清明節，沒有一個後代來這裡致以敬意。邊上，何忠貴一家人在聊天，同時給何忠貴父親與叔父的墳前上紙錢。但這處大墓，除了後面的谷樹外，別無進奉，僅有沉默，以及風吹過竹林發出的神秘聲音。



何忠貴的父親和叔父被並排埋葬，一對堅固的砂岩石墳墓，東南朝向，對著長江，以及越過長江后的世界。拜訪者們必須單個成列穿過小麥地，來到墳前，注意不要踩上了青青的麥苗，而現在，他們點上了胖胖的紅蠟燭，點起成堆的紙錢。



這些鈔票，統共有8億美元，上頭寫著「天堂銀行」。它們乃是另一個世界里的合法貨幣。冥幣漸漸燒成了黑色的灰球，隨著火苗的燃燒。蠟燭在長江的風中舞動。熱風來了又去，隨著火苗的起落。



老女人們在墳前磕頭，在冥幣錢祈禱保佑。在她們結束后，輪到了孩子們，在大人們的催促下。他們偷笑著，馬馬虎虎叩頭三次，他們跪在錢幣上，以免把褲子衣服弄髒了，然後他們合上眼睛，祈禱，有時聲音頗大。「請保佑我考試考得好，」戴梅的表哥說，他是個戴了眼鏡的十六歲男孩。



之後，一群人又穿過麥地退了回來，然而有三個年輕男人留下。在儀式的大多數時間裡，他們站在後方，表情忍耐，然而冷淡；他們在二十多歲，而清明節不是年輕男人的節日。但現在他們爬上去，站在墳頂上，拿著香煙和長串的鞭炮，然後，他們點著了線引。



當鞭炮炸響的時候，鬼魂就四散了。孩子們拍手歡呼；老人們捂住耳朵轉過身去。那些年輕人保持著冷靜——炮竹聲震耳欲聾，但每個人都手持一串鞭炮，直到火焰接近了他的手指，然後，不急不忙，他掉下那一串，又點一串。他們不塞耳朵。他們不笑，也不愁眉。他們完全不做任何錶情；從外表看，他們很酷。但在他們眼裡的某些東西無法控制住，閃耀著純粹的興奮，當他們站在墳上，而周圍的景緻與節日的聲音，突然在這一處匯聚；那爆炸聲，火藥濃重的氣味，漩渦般的塵與煙，還有陽光，遠處下方的長江，好似一條長龍，在河谷突然的轟鳴中懶懶躺著取暖。



他們的隊伍繼續往山上爬，經過一排排綠油油的扁豆，經過齊腰高的麥子，經過另一道陡峭的石樑，那兒有著短短的梯田，和蜿蜒的石路。長江依然在南面依稀可見。炮仗聲在空氣中迴響。家族成員繼續前往何忠貴母親的墳墓，她被埋在白山坪的高處，跟她丈夫的墓有幾分鐘的路程。她比他遲三十年才死，或許她對風水有不同看法。在那些時候，夫妻倆分開埋葬，並非異常。



她的墳上刻下了五個大字：李成玉 何母。在那名號下，有兩排整齊的名字。



「看看，那些就是她的後代，」戴梅說，她靠近過來奉上她的敬意。「女人們在左邊，男人們在右邊。那兒有我的名字！」



她伸出手，觸摸名單上最後一個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間，有不止十個名字。他們中的部分今天也來了，而有些人則住得太遠。還有些人，已經死了。但每個人都被記在名單上。戴梅用手指划著墓碑上她名字的筆畫，然後只是簡單說道，「那是我。」



在下午遲些時候，一家人從山上回家。他們在另一個堂弟家的打穀場上吃了午飯，現在，他們回家也不用趕了，偶爾停下來欣賞風景。



但何忠貴對這片土地並無多少熱愛。對於大多數外面來的人，田野的景緻美麗浪漫，但他的父母住在這裡，而大山代表著辛苦的生活，而今他很樂意將之拋在身後。他在下坡路的半當中停下來休息，望著長江，他輕聲說道。「我在城市裡長大，」他說。「不是在這鄉下。但我們還是很窮；我的父親在碼頭上幹活。到了十五歲，我也去幹活了。我都是一個人去的，在建築工地上。那是我只是個普通工人。我跟她那麼大。」



他指向戴梅，有一陣子，看起來他想要繼續他的故事，但他陷入沉默了。他不是很愛說，也許，他的故事已經說了太多遍。



無論如何，那人生髮展的軌道是清楚的。能從他身上所有東西中看出來——他的服裝，他的自信，他的手機，在今天的儀式里，它響了好幾次。而故事也能從他的房子里看出，那是在涪陵下城區中心的一座三層樓。所有的住戶都是他的親戚——一個女兒住這層，一個兄弟住那層，另一個兄弟住中間。所有的房間圍繞著一個天井布置開，家族的成員很容易互相招呼。房間都很大，裝了VCD和卡拉OK機。天花板裝飾有吊燈，有巴洛克圖案的灰泥，還有天鵝絨的掛氈，深紅，深紫。屋頂上，有一個綠色金魚池，一棵橘子樹，從這裡，你能看到涪陵一片片的瓦頂，通向長江，以及白山坪的田野。



（何所蓋的房子，似乎很像客家圍屋的格局，在福建遺留較多。）



在涪陵很少有私家車，但何忠貴有一輛嶄新的紅旗轎車。他喜歡指出說，這車曾經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座駕。他自己開車，在今天稍晚時，他緩緩的，喜悅的，開著車子，穿過城市，到了河東區。他會開車經過自己正在建的樓房，他會指給我看，安靜，然而帶著驕傲。這是一個巨大的上城區建築，有著白瓷磚與藍色玻璃，是那種在全中國到處可見，毫無特徵，無法區別的房子。在經過建築時，車子會慢下來，何忠貴會打開空調問，問「後面夠涼快嗎？」



但那是遲些時候的事兒了。他先是把他的家族帶下了白山坪蜿蜒的石級，在山腳下，他為每個人都買了雪糕，等待渡船。他們在長江的鵝卵石江灘上吃著雪糕。在他們上方，大山變得安靜了；今天的炮竹已經放完。一陣清風沿著河谷向東吹去。寶塔在下午的陽光中清晰起來。一家人吃完了雪糕，說著笑著，在春天的江水裡洗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