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的"金融監管"治標不治本

美國引發的金融大海嘯讓奧巴馬政府確實傷透了腦筋,如果說造成這場危機的原因中有所謂的世界經濟失衡的格局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因素,而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推諉到其他國家的身上,那麼,另外一個更為決定性的因素——美國金融體系中金融創新的濫用的問題,那就直接反映出了美國監管體系所存在的嚴重缺陷,它不僅放任了美國金融機構上演了一出「大而不倒」的道德風險的鬧劇，而且讓海內外的大眾對美國金融體系甚至對美國政府的監管能力失去了信賴，如果不及時拿出一個有效的應對方法，不僅可能會導致海外投資者提升他們避險的情緒，造成美國金融市場過度的波動，而且，國內納稅人對金融體系的不滿也會上升到對美國政府無所作為的表現而憤慨的地步——這對政府的公信力和今後政策的實施會帶來巨大的障礙。所以，美國總統奧巴馬本周四建議出台新的規則，以限制美國那些最大銀行的規模和從事高收益高風險的活動。可以說，這是美國政府在遏制華爾街方面一系列行動的最新舉措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
眾所周知，美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除了反映在它具有高度的技術創新能力、世界一流的品牌構建，和制定國際「標準」的非凡能力方面之外，還有一個強大的「特長」就是美國金融體系的創新能力。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今天奧巴馬民主黨政府所認識的金融創新濫用和過度問題，與共和黨陣營所強調的維持美國金融體系的市場活力（認為是美國立於世界不敗之地的基本保障）這一價值觀形成了鮮明對照和針鋒相對的抗衡。我們現在還很難判斷奧巴馬政府目前的強勢監管政策是否能夠抵制來自國會強大的反對聲音從而100%的落實到執行層面。因為，從今天奧巴馬政府所推行的監管內容來看，一改華爾街「混業經營」和「做大做強」的經營方針，而是鼓勵銀行業回歸到商業信貸的傳統低風險（狹義銀行）的業務中。當然，從美國曆次對金融危機事後的監管制度修正過程中不難看出，當時的政府都選擇了安全至上的監管原則而替代鼓勵創新、放鬆監管等重視效率的舉措。但是，對經濟和金融問題並不熟悉的奧巴馬政府來說，過分固執地去強調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方式——甚至認為就是將業務回歸到傳統的信貸模式才對的這一思維模式，今後隨著美國經濟復甦的加快，金融機構之間在雷同的保守信貸業務方面，必然會形成和以前所經歷過的空間激烈的競爭格局一樣面臨殘酷的挑戰，而這又會進一步影響到美國金融體系的盈利能力，也會拖累美國實體經濟技術創新的步伐。
長期以來監管和創新一直是你追我趕的抗衡格局，由於金融機構的盈利目的和金融監管部門的「安全穩定」目標之間存在著與生俱來的「利益」衝突，平衡它們之間的「相對力量」決定了「市場經濟」活力的程度。如果監管過度，就會影響創新，就會影響市場活力。比如說，對沖基金業務它是一個高槓桿的資金運作模式，如果得不到借貸資金的有效保證就無法發揮創造流動性的功能。於是，在市場出現一時的恐慌事件的時候，人們向流動性逃避的行為得不到對沖基金「對手盤」的支持，就可能會出現資產價格大幅度的崩盤現象。我們現在推行的融資融券也是為了發揮市場流動性的作用。所以，「度」的把握才是「好」的監管的核心所在。但是，另一方面，創新過度就會出現像這場金融大海嘯一樣，自己所獲得的收益和承擔的風險嚴重不匹配，讓低收益不知情的投資者承擔了高收益知情投資者應該承擔的高風險，結果必然會出現綁架政府，綁架世界這一最糟糕的局面。總之，我認為今天美國金融機構之所以在自營業務中能夠肆無忌憚地進行不負責任的"金融創新"活動，是因為美國政府還沒有找到在全球化環境下對其「強調信息透明和標準統一」的監管模式。也許美國政府當下的高壓監管政策對美國金融機構道德風險行為起到了一定的矯枉過正的效果，但是，其他國家就沒有必要去刻意強調銀行業恪守傳統信貸業務的「保守原則」，相反要反思自己因為金融創新能力的不足才會導致自己無法識別比自己能力高百倍的華爾街大亨濫用自己委託他們管理財富的權力！為此，我覺得有效的監管應該要從以下幾個重要的問題入手：
首先，在今天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任何國家的金融機構要想站穩腳跟，都在呈現出做大規模的戰略。對此，針對業務範圍廣闊的金融壟斷巨頭，沒有一個覆蓋全方位的綜合性跨區域的金融監管體系是不可能發現風險、抑制風險、尤其是規避像這場金融大海嘯那樣規模的系統性風險。所以，中國方面要積極加入最近推進的信息共享、危機處理優先的國際監管業務合作協議、和推選最優秀的人才加入國際監管指導委員會等國際監管體系的建設工作。
第二，如果監管模式採取各管各的方式的話，國際投機資本會利用金融全球化的大環境進行監管制度上的尋租、套利，最後導致危機無法防範，或者各國為吸引外資不得不放鬆監管模式，從而導致系統性風險積累的越來越大，最後殃及全球。目前美國和歐洲在這方面的對立程度非常明顯。美國有強大的勢力在抵禦監管，認為過度看重監管可能會削弱美國在世界金融舞台上的創新能力和獲利優勢。所以，中國今天在推進我們監管體系建設的同時，也要注意我們的適度性，否則，事倍功半，甚至效果適得其反。為此，應該在國際舞台上尋求統一的標準，至少針對發達國家，而對自己也得構築起抵禦制度套利目的進場的熱錢的防火牆，並在發達國家面前闡述發展中國家正當防衛的立場。
第三，很多分散在各監管部門的有用信息無法傳遞到公共的平台上，等到問題嚴重的時候，已經防不勝防了。尤其是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投機行為，如果不能全方位的把握它的行蹤，就很可能會錯失良機，造成漫天的大火。中國也應該關注這一正在構建中的國際平台，並要對它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方法有充分的了解和參與。
第四，一個統一的監管體系便於明確部門責任，不會因為自己的過錯，而乘外人不知情的特點，把錯誤歸咎於別人。隨著對美國次貸危機問題研究的深入，我們開始漸漸發現，不僅美國金融機構存在道德風險，而且就連美國政府為了挽救IT泡沫經濟崩潰給美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利用自己國際貨幣的主導權優勢慫恿泡沫經濟的惡性發展，演出了事後讓全球分擔美國利益損失的道德風險的鬧劇。所以，中國為了捍衛自己美元資產的財富價值，就應該主動參與歐洲倡導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建設中。
作者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孫立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