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動中國》：低效的道德動員

《感動中國》：低效的道德動員
　
    王開嶺
     （訪談錄之9）
     問：在很多國家，都沒發生過諸如「感動德國」、「感動俄羅斯」、「感動美國」這樣的道德評選，今天我看到《感動中國》又在投票了，您怎麼看？
     答：《感動中國》的理念和邏輯沿襲了傳統的表彰文化，但它在技術上有突破和改進。它用了「感動」一詞，這個詞相對溫和、平民化、人性化，不「左」；但後面的詞又出了問題，「中國」，這麼大的詞，和960萬平方公里一樣大，又露出了「我代表人民」的政治自負和高端姿態，又「左」回去了。未經授權，你怎麼能覆蓋那麼多人頭呢？怎麼能租用那麼多同胞的感情呢？
     這檔節目我參與過，當時陳虻還在，有一屆曾邀我對人物短片寫評語，所以我認真打量過它。從技術角度講，這是個不錯的欄目，尤其它的早期，還相對純粹。但即便節目是成功的，於社會也是個悲哀，因為道德的收視率和知名度越高，越證明中國處於道德最貧困之時。弘揚道德即讓道德陷入尷尬，當一個時代需要大張旗鼓地托舉道德、把有限的道德個案視若民族瑰寶的時候，也就很可憐了，先不說對不對，而是可憐。許多很尋常的小事，比如伺候老人、勤工儉學照顧妹妹、欠債還錢，竟然驚動了國家……人物本身沒錯，值得尊重，但那個表彰錯了，它把一件樸素的事詮釋錯了，註解錯了，把正常給隆重地異常了。這說明什麼？說明道德已成我們最稀缺、最緊俏的資源。在歐美和澳洲，每個人都會去做義工、做慈善，一生去做，沒有誰悄悄統計你、拍攝你、事後表彰你，因為做好事是信仰驅動和自我選擇，你本來就是心靈和精神的受益者，你已得到了該得到的。除了上帝留意你，沒人留意，更何況也沒有這種由國家宣傳機器擔綱的表彰系統。人家的做法是去榜樣化，咱們相反，急需道德明星和偶像以刺激麻痹的社會心臟。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幾乎把家底都捐了，也沒人表彰他，甚至議論都很少，因為他做的事每個人都在做，區別只是數目。為什麼我們需要事迹教育呢？沒別的東西，窮啊，就靠它了。一個中國人做好事，若這件事始終被埋沒、甚至被誤解的話，那他就會做價值重估，想這樣做值不值當。記得我小時候，小學幾年級吧，就干過一件事，先把一枚硬幣偷偷扔地上，然後當夥伴的面撿起來，從而完成一次眾目睽睽下的「拾金不昧」，攢積分評三好學生啊。
     另外，道德評獎本身也是滑稽的，對道德你怎麼能評價它的量級呢？怎麼能分出大小呢？純粹的道德一定是樸素的，默默無聞的，是拒絕這樣一個價值評估體系的。近年來，各地效仿央視，紛紛出台「感動城市」（城市有級別，推手有級別，事迹也隨之有了級別），很多大中小學還搞起了「道德銀行」「道德檔案」「道德學歷」……其實都在印證一個眼前的悲劇，即道德的大潰敗、大缺失，情急之下，各種失態和變形的動作就出籠了。
     假如你問我央視這台秀是不是完全錯了？毫無意義？我覺得不是，它終究會被淘汰，但不是現在，時機不對。其實它算「應運而生」，它和中國現實是匹配的，除了符號意義，它也有部分積極的社會意義。在一個沒有信仰和宗教傳統的國家，怎麼才能締結道德資源呢？有限的道德資源又怎麼流通？我們有個現成的工具：權力表彰！古代帝王用，鄉紳社會用，1949年後用得更頻繁更順手。中國人的道德生活太依賴一種強大的社會示範和榜樣力量了，比如拾金不昧、欠債還錢，除了表彰，我們沒別的手段以證明你是對的、你這樣做生活會答謝你、命運會回報你，當眾人都在好奇地觀望做好人的結果時，表彰的出場、尤其權力做推手的表彰就顯得極重要，它既能回答和命運道路相關的疑問，更激勵你的今後、策動周圍的效仿……尤其實用主義的當下，這種演示更加有效，比如一個人入選了《感動中國》，按世俗遊戲原理，這個人的生活將就此改變，作為道德明星，他會贏得很多社會回報：知名度、羨慕和尊重、職業機遇、地方政府的眷顧和優待，甚有委員代表之類的頭銜……若不出意外，他可享受幾十年有形無形的「不平凡」——這就給社會輸送一個信息：好人不白做！好人有好報！好人一生平安！這些民間俚語和口頭禪才真正顯示了因果力量。別小看這些句子，幾千年來，它們可是深受迷信的命運公式，若公式失靈、大面積不成立了，大家就會集體投靠另一方，沿反向邏輯滑下去。為德者申請一份殊遇，對「善惡有報」的國人心理來說，也算一種應驗和撫慰吧。
     作為道德動員方式，《感動中國》顯然低效，不達標。作為一檔電視節目，它包含價值誤區，但並不構成價值災害。你可以憐憫它，批評它，但也別欺負它，用不著討伐。
     中國式的表彰文化，實屬無奈之舉。從1949年到現在，整個社會的價值標榜和道德動員就是靠樹典型、頌英雄、學模範來維繫的，從王進喜、雷鋒到朱伯儒、張海迪，這是體制的習慣動作，也顯現了全部精神家當。你說起作用了嗎，起了點，只是日漸虛弱和式微，而現在更多是藥物性依賴，離不開了。所以，我同情它，甚至忍不住想替它想點辦法。
     私下，我也和相關朋友說：《感動中國》可以搞，民間那些人性的閃光，值得被描述和傳播，尤其在這個道德冰河時代。但價值觀上要改一改，名稱、理念、邏輯、語境、姿態都要改，權力色彩和政治元素要退出，要純凈、平實、正常一些，去明星化、去榜樣化，讓事物恢復它的本來面目。
     問：插一句，您覺得好的表彰，或者說正常的表彰應是個什麼樣子？
     就是我剛才那句話：讓事物恢復它的本來面目。
     把它送回去，送到原來的位置上去。不要抬轎子，不要用「頌」體，老實一點，別浮飄，別用「中國」這樣的大詞。表彰本身沒有原罪，尤其我們這樣一個無神論國家，表彰有它的社會功能，關鍵看錶彰什麼，怎樣表彰。好的表彰，應是在表彰一個人的時候，所有的生命同類都感到被表彰了，大家在分享，在傳遞這人性的光輝和美，像陽光靜靜照在每個人臉上……
     其實，《感動中國》和大大小小的「事迹教育」，給我們的啟示是：如何建立中國社會的信仰資源和深層的精神家園？也就是你前面問到的那個問題。這是值得幾代中國人去思考和建設的，應借用傳統文化、宗教倫理、道德哲學、心靈美學、現代理性等資源。其中，政府的表現尤為重要，它不要再去做道德動員這樣的事，而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法的精神、權力的清潔、制度和規則的完善，這對營造健康的社會空間最為關鍵。土壤改良了，才能長出好莊稼，其形體才端莊，愛和善的顆粒才飽滿。
     另外，從歷史和世界範圍看，道德危機，應負最大責任的是政治。一是它沒有奠定好的制度和空間環境，引發了既有道德資源的流失；二是它沒有起到好的示範，權力率先腐敗並引發了民心腐敗，制定規則卻破壞規則——沒有比這危害更大的了。
     2009·12
     轉自「王開嶺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