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818民國那些大文人

前段時間看余世存的《非常道》，看到文林一章時，頓覺噴飯。中國近現代的大文人如胡適、金岳霖、陳寅恪、劉文典等等，讀這些名字的時候，就覺得蘭香滿口，但這些我們今天看來的大文人，卻著實是些有趣、可愛的人，特別是民國時期，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這些文人卻如同魏晉名士，給中國的文林增添了無數的樂趣。下面就搜羅了一些他們的趣事，一一道來。
　　
　　
　　一、民國大師：
　　
　　
　　國學大師卷
　　
　　一、黃侃
　　二、劉文典
　　三、趙元任
　　四、劉師培
　　五、吳宓
　　六、錢穆
　　七、王國維
　　八、陳寅恪
　　九、章太炎
　　十、梁啟超
　　
　　思想大師卷：
　　一、金岳霖
　　二、馮友蘭
　　三、傅斯年
　　四、馬寅初
　　五、李叔同
　　六、馬一浮
　　七、熊十力
　　八、梁漱溟
　　九、蔡元培
　　十、胡適
　　
　　文學大師卷：
　　一、辜鴻銘
　　二、梁實秋
　　三、聞一多
　　四、張恨水
　　五、林語堂
　　六、沈從文
　　七、郁達夫
　　八、郭沫若
　　九、周作人
　　十、魯迅
　　
　　

　　 一、金岳霖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圍城》里的褚慎明，那個戴著眼鏡，滿腹迂腐，但是尊重女子的哲學家，這個人，和我們印象中的金岳霖先生極其相似，戴著帽子，怕光，愛喝牛奶，也是個哲學家，呵呵，大概錢鍾書先生筆下這個人物的原型就是金岳霖先生了。但是現實中的金先生卻遠遠比褚慎明可愛多了，他的痴，他的傻氣，他的天真率直，正是他可愛的地方！
　　
　　 書呆
　　 金岳霖十幾歲時，按照邏輯推理出中國俗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有問題。他發現，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邏輯結論應該是「朋友如糞土」。
　　
　　 金岳霖赴美國留學之前，曾就如何選擇專業向其兄長徵詢。其兄建議他學簿計學。金岳霖到美國后開始按部就班地學習，后因無興趣，便改學政治學。就這次更改，金岳霖專門致信兄長，說：「簿計學，是雕蟲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兒，何必學這雕蟲技藝。昔日項羽不學劍，就是因為劍乃一人敵，不能當萬夫。」
　　
　　 西南聯大時，金岳霖發表演講，主講小說與哲學的關係，講到最後，結論卻是：小說和邏輯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回答：《紅樓夢》里的哲學不是哲學。
　　
　　 徐志摩這樣描述他那個研究邏輯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撿起一根名詞的頭髮，耐心地拿在手裡給分。他可以暫時不吃飯，但這頭髮絲粗得怪討厭的，非給它劈開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說：「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難題也常去請教老金，甚至連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麼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塗的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28歲的時候，在《晨報·副鐫》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優秀分子與今日社會》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
　　
　　 20世紀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閣樓的一個犄角里冥思苦想，遨遊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戰事之秋的西南聯合大學，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書。金岳霖有個習慣：利用每周不上課的三天時間，全心全意做學問雷打不動，客人一概不見。這種情況下難免忘記了日本人的炸彈。當時金岳霖住在昆華師範學校的學生宿舍樓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飛機突襲雲南，金岳霖在書齋里對空襲警報竟是充耳未聞。還好金老運氣好，幾枚炸彈在金老那幢樓的前後左右開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樓居然沒事！當他被驚醒從樓里跑出來，發現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則是一副茫然狀。
　　
　　 金岳霖愛喝牛奶，冬天訂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麼多，就經常邀請鄰居來喝，一再懇求：「這個忙諸位一定要幫。」一位鄰居得知情由后，對他說訂牛奶可以隨時增減，冬天多訂，夏天少訂。他又大為讚賞：「你真聰明！」
　　
　　 在清華教書的一段時間，金岳霖與陳岱孫先生都住在清華學務處。一次，梅貽琦校長外出，委託陳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準備上廁所，發現沒了手紙，他並不趕緊去找，反而坐下來向陳岱孫寫了一張討手紙的條子：「伏以台端坐鎮，校長無此顧之憂，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隨之便。茲有求者，我沒有黃草紙了，請賜一張，交由劉順帶到廁所，鄙人到那裡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現在代理校事了，就該為我解決問題，雖然是區區一張手紙。
　　
　　 金岳霖曾細心地去分辨「愛」與「喜歡」兩種不同的感情或感覺。他說，愛說的是父母、夫婦、姐妹。兄弟之間比較自然的感情；喜歡說的是朋友之間的感情，是喜悅。二者經常是統一的，那就既是親戚又是朋友；不統一的時候也不少。
　　
　　 1955年，金岳霖離開北大，調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另一位副所長說他應該坐在辦公室辦公。金在辦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沒弄明白如何「辦公」。他說：「他們說我應該坐辦公室辦公。我不知『公』是如何辦的，可是辦公室我總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辦公室，坐了整個上午，而『公』不來，根本沒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費了一個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話，我這個知識分子確實不能辦事。」
　　
　　 全國開展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時，金岳霖已經70多歲，但卻主動要求「下放」。為準備「下放」後有所作為，他有一段時間專門看養魚的書。他對別人說，「我要是『下放』了，農林牧副漁五業中，農業我現在幹不了，林，我幹不了，牧，我也幹不了，副業，我也沒有技術，就剩下養養魚。」
　　
　　 一次哲學所的領導去看望他，並請他提要求。誰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說：「我要錢。」然後掰著指頭說，我的《邏輯》不要錢，《論道》也沒要錢，但《知識論》一定給錢。領導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費，不免有點尷尬；倒是金老還沒搞明白，仍舊傻乎乎地說：「還是錢那個東西。」
　　
　　 金先生晚年深居簡出。毛主席曾經對他說：「你要接觸接觸社會。」金先生已經八十歲了，怎麼接觸社會呢？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車的約好，每天蹬著他到王府井一帶轉一大圈。
　　
　　 心智
　　 金岳霖先生常常專註於學問，有時弄到連自己的姓名也忘記的地步。據冰心先生講，有一次金岳霖告訴她一件事，說一次出門訪友，到人家門口按了門鈴，朋友家女僕出來開門，問金岳霖「貴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貴姓」，怎麼也想不出來。沒有辦法，他對女僕說，你等一下，我去問問我的司機。驚得那位女僕張著嘴半天說不出話來。告訴冰心這件事時，金岳霖還幽默地說，我這個人真是老了，我的記性壞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某日打電話給陶孟和，陶的服務員問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來，於是說：「不管它，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因為他不好意思說「我忘了」。可那位服務員說「不行」！他請求兩三次，還是不行，只好求教於王喜（金岳霖的洋車車夫）。王喜也說「我不知道」！金岳霖說「你沒聽見人說過？」他說：「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後來金岳霖先生將這事作笑話告訴朋友。朋友告訴他一件更玄的事：說是文人潘梓年在重慶時，在一個簽名的場合，一下子恍惚起來，記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邊有人說他姓潘，可光一個姓還不足以連帶出名字來。潘梓年又大聲問：「阿里個潘呀？」意思是說潘什麼呀，還是記不起來。金岳霖先生聽見此事，才有些釋然。晚年寫回憶文章時，前面記自己「忘我」，後面記比自己忘得更嚴重的潘梓年。

性情
　　 金岳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岳霖說要買來看，當時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師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後說：「那就算了。」
　　
　　 吳宓先生也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吳先生也是個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詩發表在報紙上，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兩句。大家讓金岳霖去勸吳宓，他便對吳宓說：你的詩好不好我們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不應該拿到報紙上宣傳。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我們並不為此宣傳。吳宓不禁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就說：「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老一下也感覺自己話不大對，但是不知道怎麼解釋，就站著聽吳先生罵了半天。
　　
　　 在西南聯大時，聽金先生課的有個學生叫林國達，是位華僑。他喜歡提一些很怪的問題。有一次他問了一個邏輯上不錯而意思卻不對的話，請金先生解釋。金岳霖想了一想，反問道：「我問你一個問題：『Mr．林國達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國達君垂直於黑板），這是什麼意思？」一下子把學生問傻了。因為這句話邏輯上沒有什麼錯誤，但林國達也不能垂直於黑板。後來，林國達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後，上課說：「林國達死了，很不幸。」在這一堂課上，金岳霖一直沒有笑容。
　　
　　 張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時候也吵架。有一次話不投機，爭論起來，金說張真實充滿傲慢與偏見，張馬上反駁說，你才是缺乏理智與情感。（《傲慢與偏見》、《理智與情感》是簡奧斯汀的兩布部著名小說。）
　　
　　 抗日戰爭之前，金岳霖與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後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為了古建築上的某個數據而在房頂上上下下，就為梁林夫婦編了一副對聯：梁上君子 林下美人」。「梁上君子」在中國說的是小偷，這裡反語正用，恰到好處。所以梁思成聽了很高興。還說：「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麼才能打開一條新的研究道路，豈不是紙上談兵了嗎？」可林徽因並不領情：「真討厭，什麼美人不美人，好像一個女人沒有什麼可做似的。我還有好些事要做呢！」意思是，女人並非供人們欣賞的。金岳霖聽到后，表示贊成，連連鼓掌。
　　
　　 一次，他在王府井一時興起，花幾百元買了一頂高級皮帽，事後竟誠惶誠恐了好一陣，雖然沒有人指責他，他卻多次在小組會上主動懺悔，說是過去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餘毒未清。階級性主宰了他的思維邏輯。金岳霖的侄女從美國回來去看他，當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國籍后，竟二話沒說把她趕了出去。
　　
　　 為學
　　 1926年，金岳霖回國后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唯物哲學與科學》。他在文中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里做苦工，他們腦子裡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金岳霖授課時，常把學生也看做學者，以學者對學者的態度研究問題。他講課經常「不帶書本，不帶講稿，走進課堂只帶一支粉筆，這支粉筆並不適用，經常一堂課下來一個字也不寫」。
　　
　　 金岳霖主講邏輯學，有學生感到這門學問十分枯燥，便好奇地問他：你為什麼要搞邏輯？金教授答：「我覺得它很好玩。」
　　
　　 西南聯大時，金岳霖曾開設一門選修課「符號邏輯」。對很多人來說，聽這門課如聽天書。因而每次上課，教室中只有零星幾個人。其中一個叫王浩的學生卻是例外，頗能懂得箇中奧妙。金岳霖經常會在講授過程中停下來，問道：「王浩，你以為如何？」於是，接下來的這堂課便成了他們師生二人的對話。
　　
　　 馮友蘭和金岳霖都講形式邏輯，張松年講的邏輯有點羅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還是金岳霖的課。一到他的課，好幾百人，幾乎滿堂。季羨林雖然在高中學過邏輯，不過金岳霖講的邏輯跟他學的不一樣，所以考不好，後來他才知道，金岳霖講的形式邏輯跟自己學過的不是一個體系。金岳霖有一次講到「我吃飯」一句話，說重讀「我」，就表示：「我」吃飯，不是「你」吃飯。重讀「吃」，就表示：我「吃」飯，不是我「拉」飯。
　　
　　 金岳霖曾說：「我培養了只做概念遊戲，不關心政治，甚至於反動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台灣為蔣匪幫服務。」「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一方面我特別捧王浩，他現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里，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晚年的金岳霖認為三本書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談談我的書，我只寫了三本書。比較滿意的是《論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識論》，寫得最糟的是大學《邏輯》。」
　　
　　 金岳霖的《知識論》寫了兩遍，費時十餘年，從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后，張岱年碰見金岳霖，問金的《知識論》可曾寫好。金答曰：已經寫好了，我寫了這本書，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務印書館終於出版了《知識論》，金岳霖在序中說：「《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興。」
　　
　　 風采
　　 1926年，金岳霖留學回國后，先受聘於清華大學教授邏輯學，並受校方委託創辦了清華大學哲學系，擔任系主任。當時的哲學系只有金岳霖一個教師，也只招到沈有鼎一個學生，當時一師一生，號稱一系，成為美談。爾後的三十多年裡，他不但一手辦起了清華大學哲學系，而且培養了這方面的許多大家，桃李滿天下。用金老同事汪子嵩先生的話說：「一直到1952年，清華哲學系的學生都是金先生的學生，或是學生的學生。」
　　
　　 金岳霖的學生回憶老師：他身材高大，儀錶端莊，有時西服革履，執手杖，戴墨鏡，一副英國紳士派頭；有時著運動衫，穿短褲，球鞋，舉手抬足像一個訓練有素的運動員；有時在西裝外面套個中式長袍，戴個老八路的棉軍帽……
　　
　　 金岳霖平常永遠是腰板筆挺，西裝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鑒，上面絕對不會有灰塵。夏天穿短褲還一定要穿長筒襪，因為在當時看來，gentleman穿短褲一定要穿長襪。
　　
　　 金岳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怕陽光，常戴眼鏡。長沙臨時大學草創急就，校舍緊張，文學院各系暫時遷往南嶽。當時，在南嶽的哲學家有馮友蘭、金岳霖、湯用彤、鄭昕、沈有鼎（字冗三）。在緊張授課之餘，學者們也相互開開玩笑。馮友蘭就吳宓的一句詩「相攜紅袖非春意」發表過不同意見；金岳霖有畏光症，經常戴著一幅眼鏡；鄭昕則喜歡喝酒；沈有鼎用紙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聞一多因此寫了一首詩：惟有哲學最詭恢，金公眼罩鄭公杯，吟詩馬二評紅袖，占卜冗三用紙枚。
　　
　　 徐志摩當年曾描寫過金岳霖與一位名叫麗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時的妙相」：「老金他簇著一頭亂髮，板著一張五天不洗的醜臉，穿著比俄國叫花子更襤褸的洋裝，蹩著一雙腳；麗琳小姐更好了，頭髮比他的矗得還高，腦子比他的更黑，穿著一件大得不可開交的古貨杏花黃緞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爺的，拖著一雙破爛得像爛香蕉皮的皮鞋……雖則那時還在清早，但他們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過北京城裡官僚治下的勢利狗子們的憤怒和注意。黃的白的黑的乃至於雜色的一群狗哄起來結成一大隊跟在他們背後直嗥，意思是說叫花子我們也見過，卻沒見過你們那不中不西的破樣子，我們為維持人道尊嚴與街道治安起見，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對你們表示我們極端的鄙視與厭惡！在這群狗的背後，跟著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學家盡走，狗盡叫，孩子們盡拍手！」

逸事
　　 金岳霖先生，字龍蓀，1895七夕出生，相傳金老的父親那天剛好從外面騎馬回家，途中遇到一條大蛇橫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橫過路后才策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人正要分娩，金父便決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龍蓀」，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來。
　　
　　 金岳霖字龍蓀，與葉企孫、陳岱孫並稱「清華三孫」。他們有一個相同的特點是——終生未娶。
　　
　　 金岳霖的單身一直都是話題。西南聯大有四個出名的單身教授：外文系的吳宓，經濟系的陳岱孫，哲學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繼侗。雖然是單身，但他們的逸聞趣事和戀愛故事在學校內廣為流傳。
　　
　　 金岳霖好友陳公惠女士回憶，在美國留學時，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東故德太太。細心的房東太太立刻發現，金岳霖的臉色看起來不大愉快。房東太太很關心他就問：「你怎麼啦，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呢？」他便有點委屈地說：「我在國內的女友來信要和我吹了。」然後頭也不回地跑到湖邊去，這下嚇壞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時意氣做傻事，忙找人去勸千萬要想開；而金岳霖卻為自己編的小惡作劇樂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早年是學商業和政治學的，可能這些學問對他的智力不構成任何挑戰，所以他對這些「玩意」一點興趣都沒有。有一次他和張奚若、秦麗蓮在巴黎聖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幾個人不知為了什麼事吵了起來，這三個人居然也跟進去和他們爭論。從此，金岳霖開始對邏輯產生興趣。當閱讀到新黑格爾主義的哲學家T.H.格林著作時，他說他才頭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賞和認同，從此之後他對哲學的熱情一發而不可收拾。
　　
　　 抗日戰爭中，金岳霖先生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別出心裁運用邏輯推理的有趣人物。當時日本人常轟炸西南聯大所在地昆明，人們便常常要跑警報。這位哲學系研究生便預先作了一番邏輯推理：跑警報時，人們便會把最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而當時最方便攜帶又最值錢的要算金子了。那麼，有人帶金子，就會有人丟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撿到金子。根據這個邏輯推理，在每次跑警報結束后，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視人們走過的地方。結果，他真的兩次撿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怕光。一般情況下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會戴著遮陽帽，並且儘可能壓低帽檐，而頭只能微仰著。他眼睛的鏡片則像黑白無常一樣兩種顏色。這種標誌式的造型使人覺得有點怪，對此金岳霖自己對學生打趣說：「我年輕的時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麼程度呢？因為我這個眼睛左眼近視800度，右眼遠視700度，結果來一個汽車，我看到七八個，然後我就不知道該躲哪一個了，可能七八個哪一個都不是真的。」
　　
　　 金岳霖先生個性天真，為人樂觀。1982年，已是87歲高壽的金老身體每況愈下，但是據金岳霖的學生回憶：他每天還按規定的時間聽新聞廣播，看報紙。他埋怨保姆說：「我今天不高興。你為什麼不按時叫我，我跟不上時間了。」他還自慰地說：「這幾天我能從沙發，走到屋門了，又進了一步。看來短時間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客廳：「一個光棍住在那樣幾間房子里，應該說是很舒服的。如果說的是白天，那幾間房子確實舒服。到了晚上，特別是上床后，問題就不同了。只要燈一滅，紙糊的頂棚上就好像萬馬奔騰起來，小耗子就開始它們的運動會了。好在那時候我正當壯年，床上一倒，幾分鐘之後就睡著了。」
　　
　　 金岳霖這樣回憶胡適：我認識的人不多，當中有些還是應該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總是一個有很多中國歷史知識的人，不然的話，他不可能在那時候的北大教中國哲學史。
　　 這位先生我確實不懂。我認識他很早的時候，有一天他來找我，具體的事忘了。我們談到necessary時，他說：「根本就沒有什麼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說：「這才怪，有事實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論上的必然……」我確實認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學的呀！
　　 還有一次，是在我寫了那篇《論手術論》之後。談到我的文章，他說他不懂抽象的東西。這也是怪事，他是哲學史教授呀！
　　
　　 晚年金岳霖寫回憶錄，第一句話是：「我和毛主席吃過四次飯。」

愛國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頭上的辮子，還仿唐詩《黃鶴樓》寫了一首打油詩：「辮子已隨前清去，此地空餘和尚頭。辮子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溜溜。」
　　
　　 在美國讀書時，聽到袁世凱復辟，金岳霖悲憤不已痛哭一場；別的事情可以姑且將就，聽到別人說抗日會亡國亡種，他情緒激動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為了抗議美國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帶頭拒領美國救濟麵粉。
　　
　　 在開國典禮上，當毛主席用湖南話慷然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時，金老興奮得幾乎跳了起來！他逢人便嘆：「毛主席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國人再也不受列強欺負了。」
　　
　　 建國后，經過學習，金岳霖說：「知識分子頭等重要的問題是為誰服務的問題。在政治上我追隨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學，實際上是接收了歷史唯物主義。」 「對於政治，我是一個辯證的矛盾。我一方面對政治毫無興趣，另一方面對政治的興趣非常之大。」
　　
　　 粉碎「四人幫」后，金岳霖的學生一起去看望老師。金見到自己的學生后，異常高興，對學生髮議論說：「現在可好啦，中國再也不會被瓜分了。」讓學生感到分外吃驚。
　　
　　 1982年，重病期間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遺囑：「哲學所黨組負責同志：我可能很快結束。我要藉此機會表示我感謝黨，感謝毛澤東同志，感謝全國勞動人民，把中國救了。瓜分問題完全解決了。四個現代化問題也一定會解決。我死之後，請在我的存摺中提出三千元獻給黨。請不要開追悼會，骨灰請讓清風吹走。」
　　
　　 癖好
　　 金岳霖早年留學學的政治學，對政治學理論有獨到的見解，他的博士論文在半個世紀以後仍有國外學者在引用。他精通英文，平時用英文思考哲學問題。他能準確地分辨出英國不同地區的發音，他用英文寫的散文曾被大學外語系選作範文。他喜歡詩詞，不僅能背誦許許多多古代詩詞名篇，還能對古代詩詞作品作出令方家嘆服的評論。他擅作對聯，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聯中，天然渾成，令人叫絕。他對繪畫有很高的鑒賞力，尤其對山水畫的布局和意境問題有深刻的理解。他酷愛京劇，家中收藏許多名角的唱片，他說看看唱片彷彿就聽到了聲音，他自己也能唱。他愛好打網球，穿著高檔的網球運動員服很像專業運動員，當年曾在巴黎一次留學生網球比賽中榮獲亞軍。他還參加過級別很高的斗蛐蛐比賽，用一隻九厘八的紅牙黑打敗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他認為斗蛐蛐涉及高度的技術、藝術和科學。他也是一位美食家，能對中國菜以及英法德意美等國菜的不同特點說得頭頭是道，能分辨出許多種不同的甜，而他最為欣賞的是「雜在別的東西裡面的甜」。
　　
　　 金岳霖先生是研究哲學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說。從普魯斯特到福爾摩斯，都看。聽說他很愛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有次講課，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大家以為金先生一定會講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后脖頸，捉出了一個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為得意。
　　
　　 金先生是個單身漢，無兒無女，但是過得自得其樂。他養了一隻很大的鬥雞（雲南出鬥雞）。這隻鬥雞能把脖子伸上來，和金先生一個桌子吃飯。他到處搜羅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別的教授的孩子比賽。比輸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給他的小朋友，他再去買。
　　
　　 金岳霖酷愛養大鬥雞，屋角還擺著許多蛐蛐缸。吃飯時，大鬥雞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與雞平等共餐。1924年楊步偉與趙元任在歐洲旅行時，遇見過金岳霖。其時，金正在歐洲遊學，與外國女朋友Lilian Taylor和Emma同行。Lilian Taylor中文名秦麗蓮，是金在美國認識的一位小姐，與金一起來到歐洲。1925年，金岳霖回國，秦麗蓮也隨之來到中國。她倡導不結婚，但對中國的家庭生活很感興趣，願意從家庭內部體驗家庭生活。1926年，經趙元任介紹，金岳霖到清華教邏輯。金岳霖不住在清華，而是與秦麗蓮一起住在北京城裡。有一天，金岳霖來電話說有要緊的事，想請楊步偉進城。楊問什麼事，金不肯說，只是說非請你來一躺不可，越快越好，事辦好了請吃烤鴨。楊步偉是醫生，以為是秦麗蓮懷孕了，說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說大約不犯法吧。楊步偉和趙元任將信將疑地進了城。到金岳霖家時，秦麗蓮來開門，楊步偉還死勁地盯著她的肚子看。進門以後，楊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雞的事。金養了一隻雞，三天了，一個蛋生不下來。楊步偉聽了，又好氣，又好笑。把雞抓來一看，原來金經常給它餵魚肝油，以至雞有十八磅重，因此雞蛋下不來，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楊步偉一掏就出來了。金岳霖一見，讚嘆不已。事後，為表慶賀，他們一起去烤鴨店吃烤鴨。
　　
　　 金岳霖是「雙君子」：既有煙癮又有酒癮。他不但喝白酒、黃酒和啤酒，而且經常喝醉。他還說：「我從前是抽煙的。水煙抽過，不大喜歡。紙煙抽得最多，曾有癮。好的抽慣了，賤的簡直抽不得。斗煙我很喜歡，並且把煙斗作為美術品來欣賞。煙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國，我曾抽過一支巨大無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了……我這個人從來樂觀，惟一想『自尋短見』或『自了之』的時候，就是那一次煙醉的時候。」

評價
　　 馮友蘭：他（金岳霖）的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嵇康的特點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爛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馮友蘭給金岳霖的《論道》和《知識論》下的評語是：「道超青牛，論高白馬。」（青牛指老子，白馬指公孫龍）
　　
　　 張申府先生曾說金岳霖是中國哲學界第一人。
　　
　　 歐陽中石先生則說：「要說搞邏輯，他（金岳霖）絕對是第一位的。」
　　
　　 季羨林的眼中的金先生：在1932年9月14日清華大學的開學典禮上，有那麼多名人致辭，梅貽琦、朱自清、郭彬和、蕭公權、金岳霖、顧毓琇、燕樹棠等，季羨林覺得金岳霖的致辭最好。金岳霖說他在巴黎看了一齣劇，描寫一個病人（象徵各國國民），有許多醫生圍著他看，有的說是心病，有的說是肺病，有的主張是「左」傾，有的主張是右傾。紛紜雜陳，莫衷一是。這表示各種學說都是看到現在世界危機而想起的一種救治辦法，但最終也是沒有辦法。金岳霖還說，在動物園裡有各種各樣的動物，而猴子偏是最小氣、最不安靜的。人偏與猴子有關係，所以結論是人類不亡，是無天理。當時季羨林覺得他真是個怪物，竟敢這麼說。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寫道：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經說：意義愈清楚，情感的寄託愈貧乏，情感的寄託愈豐富，意義愈不清楚。
　　
　　 殷海光讚美金岳霖的《邏輯》：「此書一出，直如彗星臨空，光芒萬丈。」又說，「此書是中國人寫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現代邏輯。僅僅就這本書的文字來說吧，真是增一字則多，減一字則少。」他最後突然把書往桌上一扔，說：「你們聽，真是擲地作金石聲！」
　　
　　 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聯大的學生殷海光曾這樣描述當年金岳霖對他的影響：「在這樣的氛圍里，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岳霖先生。真像濃霧裡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論他本人，他是那麼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說，中國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會各種方法系統，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統，在中國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又說，金的「思想過於周密，理論過於深邃，而文字過於謹嚴，不善於用符號的人不能了解其學說思想，而善於運用符號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學說思想的人甚寥寥。」

五、黃侃
　　 黃侃個性輕狂，一生結婚九次，報刊曾有「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
　　
　　 民國學人中有三個著名的「瘋子」，一個是被黃興稱之為「章瘋子」的章太炎，一個是劉師培，還有一個就是被稱作「黃瘋子」的章太炎的弟子黃侃。有意思的是，這三位民國時期的國學大師，還是師生關係。既為「瘋子」，黃侃自然有其瘋的地方。黃侃為人，大節上從不含糊，小節上一塌糊塗。

大節
　　 1911年，黃侃在《大江報》上撰文，宣稱：「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
　　
　　 民國建立，黃侃在上海主辦《民生日報》。「九·一八」事變發生，他拍案作《勉國人歌》：「四百兆人寧斗而死兮，不忍見華夏之為墟。」
　　
　　 袁世凱籌謀稱帝,因黃侃名氣甚大，並準備授予黃一等金質嘉禾勳章，授意黃侃為他寫《勸進書》。黃卑視袁的為人，因而拒之，並作詩歌嘲諷此事，說「二十餅子金真可惜，且招雙妓醉春風。」（據言當時一枚嘉禾勳章值二十金。）
　　
　　 1914年2月，章太炎從日本回國后因反對袁世凱稱帝，遭到軟禁，先囚於北京本司衚衕，后囚於東城錢糧衚衕。此時黃侃正接受北大之邀來京擔任教授之職，輾轉打聽到章氏下落，冒著生命危險前往探視。黃侃見章寂寞一人，便以請章講文學史為由，留下來伴宿。黃侃與師同舟共濟數月後，終被警察驅逐。（黃侃被驅逐是因為好吃得罪警察，後面有介紹）
　　
　　 黃侃的老師劉師培後來成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1915年，劉在北京召集學術界知名人士開會，動員黃侃等人擁戴袁氏稱帝，話未說完，黃侃即起立?目，嚴詞拒絕之，並氣憤地說：「如是，請先生一身任之!」說完拂袖而去。到會的眾人亦隨之而散。
　　
　　 1911年7月，黃侃因宣傳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學解職。返蘄春途經漢口之際，同盟會會員、「文學社」機關報《大江報》主編、鄉人詹大悲和副主編何海鳴等人為黃設宴洗塵。席中，論及清廷的腐敗、蓬勃高漲的革命怒潮和立憲黨人「和平改革」的欺騙術，黃侃憤慨不已。是夜，黃侃藉助酒性，撰寫了一篇時評。
　　
　　 南京國民政府執政時期，黃侃的同盟會故友多系國府顯貴，他恥與往來。惟有居正當時受蔣介石軟禁，形單影隻，不勝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時候，他卻常至居正囚地，與其談心解悶。後來居正東山再起，復登高位之後，他竟不復往見!居正念他的友情，親赴量守廬詰問他為何不再來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賓客盈門，權重位高，我豈能作攀附之徒!」
　　

狂狷
　　 1908年春，正在日本求學的黃侃，獲悉母親病危，馳歸侍疾，寓居於蘄州高等官學堂附近的黃氏公屋。當時，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先後病逝，清廷下令各地舉行「國喪」。高等官學堂學生、同盟會會員田桓在「哭臨」時，流露不滿情緒。堂長楊子緒竟於翌晨高懸虎頭牌於揭示處，要開除田桓的學籍，全學堂一時嘩然。黃侃獲悉大怒，跑進學堂，砸爛虎頭牌，大罵一頓而去。后經勸學所所長陳筱丹調停，事情不了了之。過了幾天，田桓帶頭剪辮，楊子緒十分惱怒，又將虎頭牌懸出。黃侃聞訊手持木棒衝進學堂，先砸爛虎頭牌，又要痛打楊子緒，楊嚇得鑽進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頓痛打。不久，清廷大肆搜捕革命黨人，鄂督陳夔龍遣吏捕捉黃侃，黃倉皇出奔，再次亡命日本。
　　
　　 黃侃去訪王闓運，王是當時的文壇領袖，他對黃侃的詩文激賞有加，不禁誇讚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兒子與你年紀相當，卻還一竅不通，真是盹犬啊！」黃侃聽罷美言，狂性立刻發作，他說：「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況您的兒子。」
　　
　　 1908年前後，陳獨秀到東京民報社章氏寓所造訪，錢玄同和黃侃二人到隔壁迴避。陳、章二人閑談時，談到清代漢學的發達，陳獨秀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於蘇皖，頗為蘇皖人自豪。后采話題轉到了湖北，說湖北沒有出什麼大學者。正在隔壁屋子裡的黃侃突然跳出來反詰道：「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陳獨秀聽了默然而去。
　　
　　 黃侃與章太炎相識於日本。當時黃侃住樓上，章太炎住樓下。一天夜晚，黃因內急，不及上廁所，便從樓窗中解褲洋洋直瀉。章太炎此時夜讀正酣，驀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飛濺，禁不住高聲怒罵。黃侃本系貴公子出身，且正年輕性躁，盛氣凌人，也報以回罵。不罵不相識，待雙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對方大名，遂將話鋒轉到學問上，兩人越談越投機。章太炎是淵博絕倫的樸學大師，黃侃便折節稱弟子。自此，黃侃師從章太炎問學經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對近世文人極少嘉許，惟獨對黃侃刮目相待。
　　
　　 黃侃向來目空一切，對其老師章太炎的經學，有時候也會批評一聲，「粗！」。一次，馬寅初去看他，談到《說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問，他便不客氣地說：「你還是去弄經濟吧，小學談何容易，說了你也不懂！」
　　
　　 黃侃常將其老師章太炎比作蘇格拉底，將自己比作柏拉圖，因為他認為老師的學問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認為章太炎正象蘇格拉底一樣根本蔑視美，而自己卻風流能事，正如柏拉圖般關心物美。後來有一次，章太炎問黃侃「婦人身上何處最美？」黃侃說「老師您以為呢？」章太炎說「以我觀之，婦人之美，實在雙目。」黃侃笑道「都說先生痴，據此來看，先生哪裡痴呢！」從此，黃侃對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變。
　　
　　 1919年，胡適海外學成歸國，任教北大，發起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胡適的橫空出世，黃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學的陣營。據說黃侃每次上課，總要先罵一通胡適，這才正式講學。
　　
　　 黃侃一有機會便對胡適冷嘲熱諷。一次，黃侃當面責難胡適：「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究其故。黃說：「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該叫胡適，應稱『往哪裡去』才對。」胡適十分尷尬。
　　
　　 又一次，黃侃給他學生講課興起之際，又談起胡適和白話文。他說：「白話文與文言文孰優孰劣，毋費過多筆墨。比如胡適的妻子死了，家人發電報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喪速歸』即可；若用白話文，就要寫『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呀』11個字，其電報費要比用文言文貴兩倍。」全場捧腹大笑。
　　
　　 黃侃曾與胡適同在北大講學。京劇名伶譚鑫培風靡北京城，各大學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課間休息，教師們閑話譚鑫培之《秦瓊賣馬》，胡適插話道：「京劇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在場者靜聽高論，無人做聲。黃侃卻立身而起說：「適之，適之，唱武松打虎怎麼辦?」一時為之鬨堂。
　　
　　 又一次宴會上，胡適大談墨學，黃侃甚為不滿，跳起來說道：「現在講墨學的人都是些混賬王八蛋!」胡適大窘。黃又接著說：「便是適之的尊翁，也是混賬王八!」胡適正欲發作，黃卻笑道：「我不過是試試你，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談論墨子?我不是罵你，聊試之耳。」舉座嘩然大笑。
　　
　　 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僅成上半部，全書久未完成。黃侃曾在中央大學課堂上說：「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不解，問其原因？黃侃道：「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大笑不已。
　　
　　 黃侃在北大課堂上大罵胡適，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那有痛快的事，金聖嘆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於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於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來給人砍掉。」
　　
　　 五四運動以後，蔡元培經常離校，校務多委託胡適辦理。在對外活動上，蔡也經常請胡適作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這讓反對胡適的守舊者大感不滿。林紓城胡適是「左右校長而出」的「秦二世」。黃侃更譏諷胡為繞蔡上下翻飛的「黃蝴蝶」。原因是胡適曾寫過一首題為《朋友》的白話小詩：「兩個黃蝴蝶，雙上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黃侃和錢玄同曾同受業於章太炎門下，但黃侃素來輕視錢玄同，常戲呼錢玄同為「錢二瘋子」。據說，有一次兩人相遇於章太炎住處，與其他人一起在客廳等章太炎出來。黃侃忽然大呼：「二瘋！」錢玄同一貫尊重黃侃，但在大庭廣眾之下被黃侃如此戲弄，先已不悅。黃侃繼續說：「二瘋！你來前！我告你！你可憐啊！先生也來了，你近來怎麼不把音韻學的書好好的讀，要弄什麼注音字母，什麼白話文……」錢玄同忍無可忍，拍案厲聲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話文！混賬！」兩人就大吵起來，章太炎聞聲趕快出來，調解一番，兩人才算作罷。
　　
　　 黃侃反對白話文，所以罵胡適、沈尹默和錢玄同。黃侃罵錢玄同尤為刻薄，他說，他一夜之發現，為錢賺了一輩子生活。他說他在上海窮一夜之力，發現古音二十八部，而錢在北大所講授之文字就是他一夜所發現的東西。
　　
　　 黃侃在北大當教授時，主講小學。其實陳煥章也在北大講授小學，因學術觀點不盡一致，黃揚言要與陳「刀杖相決」。後來在同事們的勸說下，才結束了這場因學術之爭而引起的決鬥。
　　
　　 1926年武昌高等師範改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黃季剛（黃侃）先生當代理校長，因其喜歡罵人，作風霸道，教育部正式委派石英先生來當校長。在石英先生第一天到任的校務會上，石英先生望著黃季剛先生，心裡想怎麼說黃季剛先生以前的工作呢？想了半天開口道：「聽說黃季剛先生治校方面比較專制……」話還沒有說完，黃季剛先生站起來說：「聽說石英的姆媽偷和尚。」石英當即斥他為什麼這麼無理？黃季剛先生說：「我聽說的。」他當即辭職，後來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黃侃到中大教書，最初尚受尊敬，後來朱騮先做校長，朱任為國民黨機要，無暇估計對他的禮貌，黃勃然大怒，說師道淪亡，一定要卷行李走人，國文系再三挽留不成，朱親自出面挽留也無濟於事。黃侃寫信給他的學生們：「……但既已墾辭於前，又復勉留於後，直視去就如兒戲，諸生何取焉？『慎爾憂游，勉爾遁思』，諸生愛我，當為我詠也。」
　　
　　 黃侃與陳漢章同為北大國學教授，兩人「言小學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決」，就是說他們切磋學問一言不合，差點就打得頭破血流。
　　
　　 黃侃曾言「八部書外皆狗屁」，意謂平生信奉推重的經典只有八部，即《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文選》，其餘均不可論，更不用說白話文。黃與陳獨秀同在北大任教時，二人旨趣截然不同，一為舊派中堅，一為新派領袖。有好事者作詩題詠校內名人，題陳獨秀的一句是「毀孔子廟罷其祀」，題黃侃的一句便是「八部書外皆狗屁」。
　　
　　 大學生每屆畢業，照例要印製精美的同學錄，將師生的寫真、履歷匯為一集。印刷費用不低，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資金。惟獨黃侃對這種常例不以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錢，待到學譜印出，學校一視同仁，照樣送給黃侃一冊，留作紀念。黃侃收下冊子，卻將它丟入河中，忿然罵道：「一幫蠢貨，請飲臭水！」 北大的另一位怪物辜鴻銘則與黃侃的做法不同，學生找他索要照片，刊於同學錄，他同樣感到生氣，說：「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們要是不吝惜經費，何不鑄一座銅像作為紀念？」他這句話足可令阮囊羞澀的學生退避三舍。
　　
　　黃侃在南京期間，偶遇考試院院長戴季陶。戴問他：「先生近來有何佳作？」黃答：「正編《漆黑文選》，你的那篇大作已經入選。」這裡「漆黑」二字自《昭明文選》中「昭明」的反意而來，意指戴平日為人做事不夠光明磊落，諷刺意味十分明顯。戴季陶不知所措，一時尷尬得說不出話來。

聖童
　　 黃侃之父教子甚嚴，規定《史記》、《漢書》必須從頭背到尾。黃侃天資聰明穎慧，幼承庭訓，耳濡目染。5歲之際，黃侃隨父詣成都武侯祠，祠壁懸楹聯甚多，他一一咸默記之。歸后，乃父問其一二，他當即朗聲背誦，其父驚詫不已。
　　
　　 黃侃7歲時，黃雲鵠應江南尊經書院山長之聘，留黃侃於蓉城延師授讀。因家用匱乏，黃侃奉母命寄書告父，並於書末綴一詩云：「父作鹽梅令（指其父曾任四川鹽茶道），家存淡泊風，調和天下計，杼軸任其空。」時黃雲鵠之摯友、宜昌王鼎丞自山西布政使解職后客居江寧，讀小季剛詩，詫為奇才，即以其女許之，這就是黃侃的原配王夫人。
　　
　　 9歲的黃侃已能讀《經》，日逾千言，人呼「神童」。其父以書諭之曰：「爾負聖童之譽，須時時策勵自己，古人愛惜分陰，勿謂年少，轉瞬即壯志矣。」
　　
　　 黃侃13歲喪父，因系庶（妾）出，頗受歧視。喪父之後，黃侃所受刺激甚深，立志劬學以在大家庭中立足，其銳敏勤學亦絕人。
　　
　　 黃侃15歲考中秀才。不久清廷廢科舉、興學堂，黃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學堂為第一期學員。同學中有宋教仁等人，稍後有查光佛、鄭江灝、歐陽瑞驊、董用武（必武）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著名的革命黨人。

趣聞
　　 黃侃跟章太炎在東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頭苦讀，不時向章請教。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終沒有「拜師」的形式，章很以為奇。到黃侃決定回國，向章求臨別贈言，太炎先生說：「你要拜一個好老師常常指教你才好。」他問什麼人好，太炎說：「北京找劉申叔（劉師培）吧。」他答：「暫時不想去北京。」太炎說：「只講孫詒讓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說：「陳伯韜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去不了。」太炎說：「那怎麼辦？萬不得已，就是我勉強點吧！」這時黃侃才認真地磕頭，算是拜了師。
　　
　　 章太炎曾對幾位高足一一封號：蘄春黃侃（季剛）為天王，吳縣汪東（旭初）為東王，海鹽朱希祖（逖先）為西王，歸安錢夏（中季）（即錢玄同）為南王，歙縣吳承仕（檢齋）為北王。世人又稱黃侃、汪東為「章門二妙」。
　　
　　 黃侃行事頗怪，在北大授教時，很是喜歡一名叫鄭奠的學生。每次黃出門，鄭常常為其拿皮包。鄭奠畢業后，留任北大。一日，北大講授詩詞的黃節教授在家裡請客吃飯，黃侃和鄭奠同時是被邀請的對象。見面后，黃見鄭穿一件皮襖，便大為不悅地說：「我還沒有穿皮襖，你就穿皮襖了？」鄭回答：「我穿皮襖，你管不著我。」黃聽了很是生氣，從此便與形同陌路。
　　
　　 黃侃和黃菊英婚後不多時，他轉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在九華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題曰「量守廬」，藏書滿屋，怡然自樂。他和校方有下雨不來、降雪不來、颳風不來之約，因此人稱他為「三不來教授」。每逢老天爺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時，學生便猜測黃侃會不會來上課，有人戲言「今天天氣黃不到」，往往是戲言成真。
　　
　　 中央大學規定師生進出校門要佩戴校徽，黃侃偏偏不戴。門衛見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說：「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爭執中，校長出來調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學兼課的名流頗多，教授們大都西裝革履，汽車進出，最起碼也有黃包車。唯黃侃進出，每著一件半新不舊的長衫或長袍，一塊青布包幾本常讀之書。
　　
　　 有一次，上課鈴響了，學生坐滿了教室，等待老師上課。但黃侃卻安坐在教員休息室，沒有絲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學生等了一會兒，見老師未到，趕緊報告了教務處。教務處職員知道黃侃名士脾氣發作了，馬上跑去請他上課，說：「上課時間到了，該上課了。」誰知黃侃兩眼望天，冷冷地說：「時間到了哦，錢還沒有到呢。」原來，學校沒有及時發放薪水，黃侃表示不滿。教務處趕快代他領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課。
　　
　　 黃侃曾在中央大學開設「文學研究法」課程，用《文心雕龍》作課本。他平時只管講課，一向不給學生布置作業。臨到期末考試，他又不肯看考試卷子，也不打分數。此做法在教務處那兒可過不了關，一再催促。最後，黃侃被逼急了，就給教務處寫了一張紙條，上書「每人八十分」五個大字。他的意思是學生總想得甲等，給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適。教務處也無可奈何，就不再提起這事了。
　　
　　 黃侃處處維護國故。他認為木板書便於批點、執持和躺著閱讀，譏諷精裝的西式圖書為「皮靴硬領」，又說中裝的文明和舒適遠勝西裝，一邊說一邊將腳上的布鞋脫下來又穿上，並指著一位同學說：「看，你穿皮鞋，就沒有這麼方便!」

私立中華大學聘黃侃為該校教授，黃侃是個拿乾薪的夥計，根本就不到學校去上課。學生就找校長陳時吵，說學校課表上列了黃季剛先生的課，為什麼這年把時間了，我們連他的人影都沒有見到？是不是學校沒有把錢給他？如果學校沒有把錢給他，那要退我們的學費，因為就是因為有鼎鼎有名的黃季剛先生給我們授課，我們才交這麼多的學費的。陳時說，我每個月是幾百塊現洋給他，哪沒給錢呢？沒有辦法陳時多次到黃季剛家中去做工作，請他去給學生上堂把課。黃侃了課堂開口就罵：「你們是何等動物？非要我來上課？你們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說是我的學生，還怕沒得飯吃？看哪個不派你事做？」這就是他在中華大學上的唯一一次課。
　　
　　 一個雨天，其他教授穿膠鞋赴校，而黃侃卻穿一釘鞋。「釘鞋」又稱「木屐子」，即以桐油反覆油浸后的牛皮為鞋幫，厚木塊為鞋底，再釘上鐵釘防滑。這種釘鞋在鄉下走爛泥路極佳，而在城裡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適了。課後，天放晴，黃侃便換上便鞋，將釘鞋用報紙包上挾著出校門。新來的門衛不認識黃侃，見此公土氣，且攜帶一包東西，便上前盤問，並要檢查紙包。黃放下紙包而去，此後幾天一直未去上課。系主任見黃教授連續幾天未到校，以為生病，便登門探望。黃則閉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趕快報告校長。校長親自登門，再三詢問，黃才說：「學校貴在尊師，連教師的一雙釘鞋也要檢查，形同搜身，成何體統。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長再三道歉，后又托眾多名流去勸說，也無濟於事。黃侃從此就與中央大學脫離關係。
　　
　　 大學者楊樹達要楊伯峻（古文史學家）拜黃侃為師，楊伯峻只肯送贄敬，不肯磕頭，楊樹達說：「不磕頭，得不了真本事。」楊伯峻不得已，只好磕頭如儀。拜師完畢，黃侃笑道：「我的學問也是從磕頭得來的，你不要覺得受了莫大委屈。」
　　
　　 黃侃才華橫溢，文思敏捷過人，凡領教過的人都為之佩服。有一次，有人請他代寫一篇碑文，約好五六天以後來取。等一連過了四天，他都沒有動筆。直道第五天，取碑文的人來了，他才讓弟子研磨鋪紙，並吩咐把紙打好格。格打好之後，他揮毫一蹴而就，連上下款帶正文剛好寫道最後一格，一字不差。
　　
　　 黃侃在北京時，借住在吳承仕（簡齋）的一所房子中，二人本來都是章太炎的學生，相交甚厚。後來不知何故而生矛盾，吳承仕便叫黃搬家。黃在搬家的時候，爬到房樑上寫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然後擲筆而去。又雲，黃在搬走之時，用毛蘸濃墨在房間的牆壁上寫滿了帶鬼字旁的大字。眾人見滿壁皆「鬼」字，黃才得意而去。
　　
　　 黃侃珍視圖書，勝過他物。某日整理書籍，發現《古書叢刊》第二函不見，便懷疑是某人所取。便在當天日記中記道：「此兒取書，從不見告，可恨可恨！」並寫一貼條，粘於書架之上。其辭曰：「血汗換來，衣食減去。買此陳編，只供蟫蠧。晝夜於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第二天，《古書叢刊》第二函在別的書架上找到了，黃才怒氣全消。
　　
　　 黃侃講課，頗多奇行怪舉。田炯錦《北大六年瑣記》中回憶：「有一天下午，我們正在上課時，聽得隔壁教室門窗有響動，人聲鼎沸。下課時看見該教室窗上許多玻璃破碎，寂靜無人。旋聞該班一熟識同學說：黃先生講課時，作比喻說：好像房子要塌了。方畢，拿起書包，向外奔跑，同學們莫明究竟，遂跟著向外跑。擁擠的不能出門，乃向各窗口衝去，致將許多玻璃擠碎。』」
　　
　　 黃侃曾在金陵大學兼課,慕名來聽課者甚眾。孰料該校農學院院長某君，剛從美國獲農學博士頭銜回來，不可一世。某日，此君忽發奇想，要在校本部禮堂公開表演「新法閹豬」。海報貼出，全校轟動。當日恰逢黃侃上課，學生因去觀看「新法閹豬」者特多，故上課者寥寥無幾。黃便問明緣由，便宣布：今天上課者不多,大家都去湊湊熱鬧。在「閹豬」表演現場，院長某君先是得意洋洋地讓學生捆出一頭大肥豬，緊縛在手術架上，然後開腸破肚，誰知折騰半天也未能找到豬卵巢在哪裡，被「閹」之豬不久就一命嗚呼。「閹豬」表演卻變成了「宰豬」演示。黃侃很快就吟成一闋詞，以諷其人其事：
　　 大好時光，莘莘學子，結伴來睹。佳訊竟傳，海報貼出，明朝院長表演閹豬，農家二畜牽其一，捆縛按倒皆除。
　　 瞧院長，捲袖操刀，試試功夫。渺渺卵巢知何處？望左邊不見，在右邊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嗚呼，看起來，這博士，不如生屠。
　　
　　 著名詞章家吳梅是黃侃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同事，兩人關係不錯。有一天，黃侃請吳梅和一些同事喝酒。黃侃本是善罵之人，酒酣耳熱之際，一肚子牢騷更是傾瀉而出。罵著罵著，言語牽涉到了吳梅身上。吳梅酒也喝多了點兒，與黃侃辯了幾句，並說：「你黃侃不要太不講理！」黃侃此時已醉，聞言大怒，一個巴掌打了過去。吳梅急忙躲避，未被打中。他一時衝動，也回敬了一掌，被同事擋住。於是兩人離席而起，準備大打一番。同事們好說歹說，最後把他們拉開了。第二天酒醒之後，兩人居然又和好如初，根本不計較昨日的不愉快。
　　
　　 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紀黃季剛趣事》中寫道：「黃季剛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更是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黃侃留下了八十萬字的《日記》，從中看出怕雷、怕兵、怕狗之說乃是千真萬確的。黃侃還交代了他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論衡·雷虛》和文學書的影響，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根。
　　
　　 黃侃作一首七律《閨情》，詩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半、雙、兩等數詞，一氣呵成，頗為有趣。詩云：「一丈紅薔蔭碧溪，柳絲千尺六闌西。二情難學雙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雞。九日身心百夢杳，萬重雲水四邊齊。十中七八成虛象，贏得三春兩淚啼。」
　　
　　 黃侃晚年喜好《周易》，尤精於爻卦卜算之辭，自詡別有會通，可藉此致富。一日，卜得上上卦，便去都買彩票，竟然得中頭彩。黃異常得意，逢人便說：「今日所獲，稽古力也。」後用彩票收入購置了新屋一座。

8月29日夜，大約30名北京大學的紅衛兵查抄了著名民主人士、原人大常委、政協常委章士釗的住宅。30日清晨，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彙報紅衛兵抄家時的蠻橫行動，請求毛澤東在「可能範圍內稍稍轉圜一下，當有解鈴之望。」毛澤東閱后立即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當天，章士釗的信和毛澤東的批示就送到了周恩來總理手中，周總理看后，馬上部署了對章士釗的三條保護性措施：一是把抄走的東西全部送還給章士釗；二是派兩名警衛部隊的解放軍戰士到章家，負責保衛工作，勸阻紅衛兵再次抄查；三是秘密將章士釗送到解放軍301醫院，以保其人身安全。
　　
　　 1966年8月30日這一天，周恩來親自動筆開列了一份著名的「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此名單經毛澤東批准，由周恩來執行。這份名單隻有區區十三人，名單如下：
　　
　　 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
　　
　　 9月1日，周恩來又命三○一醫院準備接收章士釗、程潛、傅作義、蔡廷鍇、李宗仁等先生入院，對他們加以保護。
　　
　　 這份名單中，郭沫若、章士釗和張奚若都是民國的大文人，以後可能陸續寫到。

嗜好
　　 黃侃好美食，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嘗，必千方百計得到，以飽口福，並且為了吃上這些美味佳肴不惜出盡洋相。黃侃是同盟會會員，有一天聽說一些相識的同盟會會員在某處聚會，席間有不少好吃的，但沒有請他。他知道是因為自己過去曾罵過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肚中饞蟲作怪，他不請自來。剛一進門，那些人見來的是他，嚇了一跳，隨後又裝得很熱情，邀他入座。黃心知肚明，二話不說，脫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飯之後，他一邊提鞋，一邊回頭沖他們說：「好你們一群王八蛋！」說完，他就趕緊跑了。
　　
　　 1915年，黃侃的恩師章太炎觸怒袁世凱，被軟禁在北京錢糧衚衕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黃侃前往陪住，順便將中國文學史中的若干問題向章太炎請教。章氏向來不重口腹之慾，飯菜很不講究，廚子手藝差，菜式單調，黃侃舉箸難下，根本吃不消，於是他慫恿章太炎換了個四川廚子。哪知這樣一來，他無意間得罪了那位假扮廚子的警察（此公貪冒伙食費，恨黃侃斷其財路），沒多久就被掃地出門。
　　
　　 還有一次，某人請客，席間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黃侃得知后，極想食之而後快。但是，他曾經罵過主人，不便前往，但美味佳肴的誘惑力實在太大。兩難之下，他請好友劉成禺想辦法，並保證從入席到終席都一言不發。劉成禺就去與主人商量，主人當即下請帖請黃侃赴宴。席間，黃侃果然光吃不說話，全然沒有往日眉飛色舞、高談闊論的樣子。眾人都覺得奇怪，說黃侃善變，其實不知他另有打算。
　　
　　 黃侃在北大任教時，常常身穿藍緞子團花長袍，黑緞子馬褂，頭戴一頂黑絨瓜皮帽，腰間露出一條白綢帶。課堂之上，他講到要緊的地方，有時會突然停下來，對學生說，這段古書後面隱藏著一個極大的秘密，對不起，專靠北大這幾百塊錢薪水，我還不能講，誰想知道，得另外請我吃館子。
　　
　　 黃侃有一學生，平日對黃執弟子禮甚恭。該生曾在「同和居」請人吃飯。主賓落座以後，他忽然聽見其師黃侃在隔壁一個房間說話（原來黃侃也在請客），就趕緊過去問好。不料黃侃竟然對他大加訓斥，而且似有不盡之意。時間長了，該生心生一計，把飯館的人叫來，當著黃侃的面交代說：「今天黃先生在這裡請客，無論花多少錢都記在我的帳上。」黃侃一聽，立即停止訓斥，對該生說，好了，你走吧。
　　
　　 黃侃講授《說文解字》時，學生都覺得晦澀難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試，都有學生不及格。後來，聽他上課的學生就湊錢辦了一桌酒席，請黃侃赴宴，他欣然前往。而當期末考試時，學生們沒有一個不濟個的。校長蔡元培知道這件事情后，責問他為何違反校規，吃學生的宴請。黃侃回答：「他們這幫學生還知道尊師重道，所以我不想為難他們。」
　　
　　 黃侃好飲。黃侃同居正是湖北老鄉，且曾在辛亥革命時期並肩戰鬥，關係極「鐵」，堪稱至交。有一天，黃侃偶爾去拜訪已經高升為國民政府司法院長的居正。居正每到下班之後，總是避不見客，由門房擋駕，在家中剪樹蒔花，自得其樂。門房見黃侃的外表和衣著有點兒土頭土腦，不太像有身份的貴客，照例回以「院長不在家」。可黃侃卻是旁若無人，長驅直入。門房慌了，趕緊跑上去緊拉黃的衣袖，一邊吆喝道：「你是什麼人？出去！」黃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點兒委屈，當下大怒，一邊罵：「你是什麼東西，你管不著！」一邊掙脫繼續往裡走，不料用力過猛，衣袖拉破了個大口子。這下驚動了裡面的居正。他三腳兩步跑了出來，一看是黃侃，自知不好收場，連聲叫道：「季剛！不要理他！」又回過頭來斥責門房說：「我早就關照過你，這位黃先生來的時候，立即通報，你怎麼忘了！」門房也還機靈，趕忙回道：「怪我多吃了兩杯酒，糊裡糊塗的。」居正大笑，牽著黃侃的手說：「快進去坐，有兩瓶茅台，請你嘗嘗。」黃侃嗜酒如命，這一來怒氣全消。
　　
　　 黃侃的弟子和侄兒黃焯曾在回憶文章中說，黃侃「每餐豪飲，半斤為量」。黃侃對酒不挑剔，黃酒、茅台酒、白蘭地，他愛喝；糟醴、麥酒、啤酒，他也能將就。喝到「大醉」、「醉甚」、「醉卧」不算稀奇。稀奇的倒是，黃侃居然勸別人喝酒要節制。有一次林公鐸「自溫州至，下火車時以過醉墜於地，傷胸，狀至狼跋」，黃侃認為「似此縱酒，宜諷諫者也」。醉貓勸醉貓，少喝三兩杯，此事真令人絕倒。因為杯中之物，黃侃與三任妻子都鬧得不可開交。黃侃在別的嗜好方面常生悔意，惟獨喝酒，他從不自咎，反而將妻子視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情分因此墜落谷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名士習氣，黃侃多有沾染。他辭世前偕友登北極閣、雞鳴寺，持蟹賞菊，飲巨量之酒，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
　　
　　 黃侃愛書如命。黃侃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書籍。章太炎在為他作的墓志銘中說：「有餘財，必以購書」。一次，黃侃跟他學生聊關於他買書的趣事，說他的太太，常常責備他拚命去買書，有時把錢匯到外埠去買，錢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書真的寄來了，打開包裹，匆匆看過一遍后，便把書往書架上一放，甚至從此便不再翻閱，這實在是太浪費了。黃侃卻回答道：「要知我買書的快樂，便在打開包一閱之時，比方我倆結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爾之時最樂嗎？」由於藏書甚多，如何放置這些「珍寶」及搬家時怎樣裝書便時常困擾著他。黃侃的書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的放著。有一次，廣州中山大學請他去教書，無論校方怎樣苦勸，開出的待遇多麼優厚，黃侃都不答應。別人問他為何不去中大教書，黃侃淡淡地答道：「我的書太多，不好搬運，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黃侃辛辛苦苦收藏的書籍最終卻橫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變的時候，黃侃舉家搬遷，倉促中裝了八卡車書，運到采石磯暫存，不料被當地居民盜出，成筐論斤地當作廢紙賣了。

輕狂
　　 黃侃個性輕狂，一生結婚九次，報刊曾有「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
　　 章太炎的夫人湯國梨曾回憶黃侃騙婚黃紹蘭一事，致其一生流離失所，直斥黃為「無恥之尤的衣冠禽獸」，「小有才適足以濟其奸」。黃紹蘭是黃侃的同鄉、同族，黃侃當過她的塾師。後來，黃紹蘭從北京女師肄業，去上海開辦博文女校，黃侃便到上海追求她。髮妻尚未下堂，黃侃心生一計，騙取黃紹蘭與自己辦理結婚證書，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黃侃的解釋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髮妻。如用我真名，則我犯重婚罪。同時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負責任。」誰知好景不長，黃侃回北京女師大教書，與一蘇州籍的彭姓女學生秘密結合，此事被黃紹蘭的好友偵知。黃紹蘭聞訊，欲哭無淚，因為婚書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對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與黃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沒家風，一怒之下，與她斷絕父女關係。黃紹蘭後來投在章太炎門下，深得章夫人湯國梨的同情，但她擺脫不了黃侃給她心靈投下的巨幅陰影，終於還是瘋掉了，而且自縊身亡。湯國梨在《太炎先生軼事簡述》一文中公開表明她看不慣黃侃極不檢點的私生活，罵他「有文無行，為人所不恥」，是「無恥之尤的衣冠禽獸」。
　　
　　 黃侃在武昌高師任教時，武昌女師學生黃菊英與他的大女兒同年級，常到黃家串門，以伯叔之禮事黃侃，黃侃對這位女學生也非常友善。就這樣日久生情，黃侃對這個女學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愛戀，不數月，二人突然宣布結婚。朋友們都以「人言可畏」勸他，他坦然地說：「這怕什麼？」此事傳遍武漢學界，頓時成為醜聞。黃侃何時怕過別人罵他傷風敗俗？他居然要學生收集罵他的小報，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闕《採桑子》的詞給黃句英，可謂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見，遙計他生，誰信他生？縹緲纏綿一種情。
　　 當時留戀成何濟？知有飄零，畢竟飄零，便是飄零也感卿。
　　 黃菊英反覆默誦這闋詞，淚眼朦朧，大受感動。她認定嫁為名士妻，修到才子婦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便毅然脫離家庭，與黃侃結為夫妻。
　　
　　 黃侃在門上掛了一個小木牌，上面寫「坐談不得超過五分鐘」。有一次，女學生舒之銳和程俊英去黃侃處借閱雜誌，見到木牌后即準備離去，黃侃說：「女學生不再此限，可以多坐一會兒。」

孝道
　　
　　 黃侃不僅才華出眾，而且還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親，黃侃特地請老友蘇曼殊畫了一幅《夢謁母墳圖》，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為生計所迫，黃侃經常四處奔波教學，隨行都會帶著一口棺材，一時成為時人談資，黃侃卻依然我行我素。這口棺材是黃父當年在四川做官時自製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給了田夫人，上面有黃侃父親黃雲鵠老先生親筆題寫的銘文。田夫人系黃父正室，非黃侃生母，可黃侃對田夫人視若生母。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黃侃悲痛欲絕，按照古禮服喪。隨後，黃侃又請蘇曼殊給他畫了一幅《夢謁母墳圖》，他自己寫了記，請章太炎寫了題跋。這幅畫也成了他的隨身寶物，片刻不離。黃侃專門在日記中撰寫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蒼天，哀痛蒼天!孤黃侃泣血謹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黃侃必率家人設供祭祀，傷慟不已。

治學
　　
　　 黃侃論學問之道曰：「學問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為後世負責；五曰不竊。」 又云：「治學第一當恪守師承，第二當博學多聞，第三當謹於言語。」
　　
　　 黃侃論學術云：「學術二字應解為『術由師授，學自己成』。」又雲，「凡古今名人學術之成，皆由辛苦，鮮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錯路而已。」 「學問最高者，語言最簡。」
　　
　　 黃侃言初學之病有四：一曰急於求解，一曰急於著書，一曰不能闕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黃侃有一句經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書。這句話半個世紀后還在武漢大學校園內廣為流傳，成為他治學嚴謹的證明。黃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勸他著書立說，但黃終不為所動。后因早逝，故留傳於世的著作不多。章太炎在黃侃的墓志銘中寫道：「（黃）尤精治古韻，始從余問，后自為家法，然不肯輕著書。餘數趣之，曰：『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當著紙筆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黃侃論成才云：「通一經一史，文成一體，亦可以為成人矣。」
　　
　　 黃侃在北大授課時，他講《文選》和《文心雕龍》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學生。黃善於詠誦詩章，陰陽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為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
　　
　　 學生都稱黃侃是一個「特別教授」，在堂上對《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地講，一不帶原書，二不帶講稿，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口若懸河，頭頭是道。學生對引用的經典論據，下課以後去查書，一字不漏，一字不錯，引起了全班同學嘖嘖稱羨。有一天，黃的學生為他拿皮包時發現內有許慎的《說文解字》，打開一看，那書上畫得太特別了：書頭蠅頭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筆寫的，有硃筆寫的，還有各種各樣的符號，全書9300字，每個字都有自己的講法；別人的講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記在了上面。據說，他對《說文解字》讀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穫，新的體會。他去講授的時候，也每一次有新的內容，同學們說：聽黃先生的課，百聽不厭，常聽常新。一個學生看了黃侃所讀的那本《說文解字》后，對他說：「黃先生，你這批在書頭上、書邊上的東西，顏色各異，字又那麼小，誰還認得呢？」黃侃半開玩笑說：「我要人認得幹什麼呢？別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內容，我就不是第一了。」大家都哄地笑了。
　　
　　 黃侃讀書必正襟危坐，一絲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勞累，晚上照常堅持雞鳴始就寢，從不因人事、貧困或疾病而改變。有時朋友來訪，與之縱談至深夜，客人走後，黃侃仍要坐在燈下校讀，讀畢才就寢。1913年，黃旅居上海時，異常貧困。除夕之夜，街上爆竹之聲通宵達旦，而他卻獨坐室內，精心研讀，不知睏倦，直到臨終，仍一面吐血，一面堅持將《唐文粹補遺》圈點批校完。
　　
　　 黃侃曾言，讀書前「要如一字不識人」，方能讀書。黃侃讀書，喜歡隨手圈點。他圈點時非常認真，許多書都不止圈點了一遍。如《文選》圈點數十遍，《漢書》、《新唐書》等書三遍。《清史稿》全書一百冊，七百卷，他從頭到尾，一卷一卷地詳加圈點，絕不跳脫。因此，他把讀書時只隨便翻翻，點讀數篇輒止者稱作「殺書頭」，很不以為然。關於黃侃讀書之苦，許多學者津津樂道，但他並不以為苦事。有一次，黃侃與學生陸宗達閑聊，黃問陸：「一個人什麼時候最高興？」陸不知道老師此問何意，就亂猜一通，說這個最高興，又說那個最高興。黃侃聽后，都只是搖搖頭。最後，陸問老師答案是什麼，黃侃笑著說：「是一本書圈點到最後一卷還剩末一篇兒的時候最高興。」這次談話讓陸宗達終生銘記於心。
　　
　　 陸宗達曾拜黃侃為師。見過先生，黃侃一個字也沒給陸宗達講，只給他一本沒有標點的《說文解字》，說：「點上標點，點完見我。」陸宗達依教而行。再見老師時，黃侃翻了翻那捲了邊的書，說：「再買一本，重新點上。」就將書扔到了書堆上。又一次見老師時，陸宗達送上點點畫畫已經不成樣子的《說文解字》。黃侃點點頭，說：「再去買一本。」三個月後，陸宗達又將一本看得很破的《說文解字》拿來，說：「老師，是不是還要再點一本，我已經準備好了。」黃侃說：「已經標點了三次，《說文解字》，你已經爛熟在心，這文字之學你已得了大半，不用再點了。以後你做學問也用不著總翻這書了。」說完，黃侃又將那書扔上書堆，這才給陸宗達講起了學問的事。後來，陸宗達終於成為我國現代訓詁學界的泰斗。他回憶自己的學習歷程時說：就是當年翻爛了三本《說文解字》，從此做起學問來，輕鬆得如庖丁解牛。
　　
　　 黃侃在北大幾乎罵遍同列，連師弟錢玄同也不放過，惟有一人，他以禮相待，這人就是與章太炎齊名的國學大師劉師培。別人問黃侃何故對劉師培特殊優待？他回答道：「因為他與本師太炎先生交情很深。」當時，章太炎、劉師培、黃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學問，然而每次談到經學，只要黃侃在場，劉師培就三緘其口，黃侃很快就猜透了對方的心思。有一次，劉師培感嘆自己生平沒有資質優秀的弟子堪當傳人，黃侃即朗聲問道：「我來做你的關門弟子如何？」劉師培以為黃侃只是開玩笑，便說：「你自有名師，豈能相屈？」黃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認為我有辱門牆，我就執弟子禮。」第二天，黃侃果然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前往劉家磕頭拜師，劉師培當仁不讓，欣然受禮，他說：「我今天就不再謙讓了。」有人認為黃的學問在劉之上，劉不必自輕身份，黃說：「《三禮》為劉氏家學，非如此不能繼承絕學，此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
　　
　　 黃侃在北京大學主講國學之際，終日潛心「國故」，常廢寢忘食。一次，友人登門拜訪。進門見黃一手持饅頭欲吃又止，一手捧書，知其正沉溺書中，不便打擾，即靜坐恭候。忽然，「啪」的一聲，友人大吃一驚，原來黃讀到開心處，先在桌上猛擊一掌，再將饅頭蘸進硃砂和墨汁盒後放入嘴裡，臉上被弄成了一個大花臉。
　　
　　 黃侃常對人說：「學問須從困苦中來，徒恃智慧無益也。」他以為「治學如臨戰陣、迎敵奮攻，豈有休時!所謂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讀，必正襟危坐，一絲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勞累，晚上照常堅持雞鳴始就寢，從不因人事、貧困或疾病而改變。有時朋友來訪，與之縱談至深夜，客人走後，他仍要坐在燈下校讀，讀畢才就寢。民國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時，窮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達旦，而他卻兀坐室內，一燈熒然，精心研讀，不知睏倦，直到晚年臨終前，一面吐血，一面堅持將《唐文粹補遺》圈點批校完。
　　
　　 黃侃彌留之時，他說不得話，手卻指向架上一書。學生們將書拿來，他翻到一頁，手一點，人已逝去了。送走老師之後，學生們想起那書，大家翻開一看，頓時覺得，雷電之光，激蕩天地：前幾日學生們爭論的一個問題，老師沒能作答。原來，老師最後手之所指，正是答案所在。

絕命
　　
　　 黃侃曾說「不滿五十不著書」。1935年，黃侃五十大壽，章太炎十分高興的贈他一副對聯：「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成好著書。」，上連以孔子「五十讀《易》」的典故，稱讚他50年來都在勤奮學習；下聯用蔡邕《曹娥碑》的古典，希望黃侃今後可以潛心著述。黃侃見聯大為恐懼，因為章太炎聯中嵌有「黃絕命」三字。同年10月8日，黃侃因飲酒過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聯句竟成讖語，悔痛不已。

補充：〈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中描寫的關於金老先生的一段趣事：
　　 時徐志摩正為追求心中的聖女林徽因，不惜與他的結髮之妻張幼儀在柏林大鬧離婚。在張幼儀尋死覓活不願離異之時，留德的中國學生在好事者的帶領下，紛紛圍將上來，拉著徐志摩要他到中國飯館請客，以便獻上錦囊妙計。深感走投無路，欲以頭撞牆的徐氏信以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筆款子，請了七八人到飯館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熱之際，有一號稱「鬼谷子」的留學生終於獻出奇計，認為最可行的一條就是令徐志摩把張氏像捐麻袋一樣捐獻出來，移交給未婚的金岳霖為妻，眾人聞聽齊聲喝彩。想不到此時金岳霖正在另一間用薄木板隔開的房中與朋友吃飯，聽到一幫中國學生於酒瓶碗筷的碰撞聲中大呼小叫地喊著自己的名字，忙走出來聽個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突然衝進對方房間，將頭一伸，慢騰騰地喊了聲「咦——」眾人見狀，大驚，徐志摩那白白的臉頰頓時紅了半截。
　　
　　 由於老金不願接受徐的捐贈，此事未能談攏，張幼儀也免了像熟透的柿子一樣在留學生圈子內被轉來捏去，最後成為一堆令人厭惡的稀湯的羞辱與麻煩，但最終還是在好事的中國留學生與徐志摩本人的內外夾擊下，同意離婚。金岳霖以見證人的角色在徐、張的離婚書上簽字畫押，以為憑證。

評說
　　
　　 1920年，陳獨秀在武漢高師演講時，感嘆道：「黃侃學術淵邃，惜不為吾黨用！」
　　
　　 周作人談到這位大師兄時，頗有微詞：「他的國學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的脾氣乖僻，和他的學問成正比例，說起有些事情來，著實令人不敢恭維。」
　　
　　 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先生在其《文心雕龍講疏·序》中說：「吾遊學京師，從蘄州黃季剛先生治詞章之學，黃先生授以《文心雕龍札記》二十餘篇，精義奧旨，啟發無遺」。
　　
　　 貴州大學教授張汝舟回憶民國十七年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時的情景說：「黃先生講聲韻學的確是很別緻的，他的教材教法，不守常規，生動活潑，妙趣橫生，使聽者忘倦。」
　　
　　 錢玄同在黃侃去世不久，特地撰寫輓聯一首，以示惋惜痛悼之情：「小學本師傳，更紬繹紐韻源流，黽勉求之，於古音獨明其真諦；文章宗六代，專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門遽失此異才。」
　　
　　 黃侃去世時年僅50歲，雖未出版任何著作，卻成為海內外公認的國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