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美國觀

　　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經歷了將近70年的發展，期間充滿了曲折和變化，在不同時期對美國所採取的態度和策略也充滿了變化，本書關照了毛澤東一生對美認識的全過程，共分五章：毛澤東美國觀的初步形成，毛澤東反對法西斯主義視野下的美國觀，中國革命視野下毛澤東的美國觀，面向世界視野下毛澤東的美國觀，反對霸權主義視野下的美國觀。本書努力以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態度，全面而準確地把握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以助於拓寬毛澤東思想的研究視野，推動中美關係史、中共黨史以及其他相關學科和領域的研究。

《毛澤東的美國觀》前言(1)
本書是在我的博士論文《毛澤東的美國觀——一個歷史的考察》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1996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楊玉聖博士的專著《中國人的美國觀——一個歷史的考察》，該書納入了汪熙教授主編的「中美關係叢書」。3年後，該社又出版了張濟順博士的專著《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國觀（1943－1953）》，並同樣納入了「中美關係叢書」。所不同的是，楊著是從整體上考察了中國人在不同歷史時期對美國認識的發展和演變，而張著則是考察了一個特定社會階層在某一個特定歷史時期對美國的認識發展過程。由此筆者便想到，如果再對某個特定歷史人物的美國觀作一番歷史的考察，那麼關於「中國人的美國觀」這樣一個課題的研究，就會給人一個更加全面和立體的印象。哲學上常講從普遍到特殊，從一般到個別，我想如果把這個方法貫徹到歷史學的研究中來，肯定也會有它存在的意義。正是基於這樣一些想法，我最終確定了《毛澤東的美國觀》這樣一個題目來做自己的博士論文。

    為什麼選擇毛澤東的美國觀來作歷史的考察？這是因為在20世紀中國的重要人物中，幾乎沒有誰的美國觀能像毛澤東那樣影響歷史至遠至深。面對美國，他不僅僅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存在。更多的時候，他是作為一個政黨的領袖、一個國家的代言人在與美國打交道。因此，他對美國的許多認識和分析，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見解，而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美國觀，甚至是中國人民的美國觀。毛澤東一生對美國的認識充滿了發展和變化，他在不同時期對美國所採取的態度和策略也充滿了變化，其中有許多的經驗，也有許多的教訓，認真進行總結，對於我們今天正確處理中美關係，將會有著深刻的啟示的和借鑒作用。

    今天，毛澤東業已去世，而中美關係卻不可逆轉地跨入了21世紀。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東西方文化的進一步碰撞和融匯已經成為必然的趨勢，而作為東西方主流文明代表的中美兩國文化、思想和觀念，在這種碰撞和融匯中必將會繼續發生一系列的衝突、滲透和交流。正因為如此，探討中國人的美國觀，已日益成為國內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刻和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全面回顧一下中美兩個太平洋彼岸的大國，在業已過去的20世紀里所經歷的滲透、隔絕和緩和這樣一個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並通過毛澤東這樣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美國觀，來透視一下20世紀的中美關係，解讀一下20世紀中國發展進程中的美國因素及其影響（不管這種影響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檢討一下其中的得失和經驗教訓，對面向21世紀的中美關係，面向世界的中國外交，以及面向世界文明的中國文化，都有著一定現實的意義。

    當然，從幾百年的中美關係發展史來看，毛澤東又是一個普通的歷史人物。作為青年知識分子，他曾經接受過美國文化和精神的影響；作為一位有個性的政治家，他曾經結交過大量的美國平民朋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他甚至很樂意跟美國這樣的對手打交道。他像常人一樣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個人好惡，也像常人一樣有著自己的認識局限，而這些個性化的東西必然會在面對美國的過程中表露出來。可以說，作為一個既普通而又特殊的中國人，毛澤東的一生充滿了神秘的個性化色彩。面對美國，他也留下了許多令人不解之謎。

    然而真的是不解之謎么？也許當我們系統地考察了毛澤東的美國觀之後，許多問題便能夠從中找出具體的答案。

    本書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探討毛澤東美國觀的初步形成。這一形成過程經歷了青年時期、建黨時期、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前期這樣幾個發展階段。在青年時期，像許許多多追求進步的先進知識分子一樣，毛澤東曾經被以「美國精神」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所深深吸引，並一度嘗試過在實踐中推行美國的政治理念和教育模式，最後是在「諸路都走不通」的情況下，才在「俄國革命道路」的感召下，接受馬克思主義，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此後，他不僅從理論上對「美國精神」進行了清算和批判，而且在實踐中揭示了美國對外侵略和擴張的「帝國主義本質」。這是毛澤東美國觀初步形成的顯著標志。

    第二章主要研究毛澤東反對法西斯主義視野下的美國觀，實際上主要是探討抗戰時期為反對法西斯主義、建立國際統一戰線而高舉抗日、民主、團結大旗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美國觀。這一時期大致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從著眼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角度來認識美國，沒有局限於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認識框架的束縛，而是根據國際形勢發展的新變化，把美國看作是世界主要的「民主國家」和中國人民的「友邦」，認為現在是中美兩國「更進一步聯合對敵的時候了」；在時刻注意與「遠東慕尼黑陰謀」作鬥爭的同時，仍強調必須「與英美作外交聯絡」，共同建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這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美國認識的發展和深化，但並沒有改變過去對美國「帝國主義本質」的基本判斷。第二階段是立足於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視角來認識美國。由於中美雙方在抗日問題上找到了合作的利益支撐點，因此毛澤東對美國的評價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對美策略也作了前所未有的大調整。特別是在抗日、民主和團結的旗幟下，利用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制止國民黨的反共行動，鼓勵中共軍隊放手與美軍合作，藉助美國調處促進中國民主改革，限制國民黨的反共分裂活動，為中共及其軍隊的發展壯大贏得了廣闊的空間。

    第三章主要研究中國革命視野下毛澤東的美國觀，實際上是探討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的美國觀。重點考察的是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推翻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民黨獨裁政府，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過程中，對美國認識的發展、演變過程。這一時期毛澤東美國觀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具備了更加理論化、系統化的特徵。因為在這一時期，毛澤東不僅作出了「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正確判斷，形成了「中間地帶」的革命理論，發展了「兩個陣營」的基本思想，而且對過去一百多年來的中美關係進行了歷史總結，這標誌著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更加全面、系統，具備了基本的理論形態。

第四章主要研究面向世界視野下毛澤東的美國觀，實際上是探討上個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毛澤東的美國觀。它主要圍繞兩條線索、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是通過朝鮮戰爭、炮擊金門、援越抗美以及中美大使級談判等事件和活動，與美國進行直接的較量和對抗，並從中得出「美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敵人」的結論，形成了反對帝國主義視野下的美國觀；另一個是通過國際國內「反修防修」的鬥爭，對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觀、戰爭觀、革命觀和帝國主義觀等一系列基本觀點進行論辯，並以此為指導，深化對美國現行政策、外交方針及其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形成了反對修正主義視野下的美國觀。

    第五章主要研究反對霸權主義視野下的美國觀，實際上是探討毛澤東晚年的美國觀。它主要經歷了從「聯美抗蘇」，到反對「兩個超級大國」；從提出「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構想，到形成「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發展演變。這一時期毛澤東的美國觀，可以看出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從60年代著眼於反對修正主義到70年代著眼於反對霸權主義，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更加趨於務實，對中美關係的處理更加註重國家利益和安全，體現了從革命理想主義到革命現實主義回歸的顯著特徵。與此相對應，毛澤東的外交和國際戰略思想，也逐步實現了從60年代比較突出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到70年代更加註意國家利益與安全的轉變。

    本書關照了毛澤東一生對美認識的全過程。如果從1907年前後讀到《盛世危言》、在書本上初識「美利堅合眾國」算起，到1976年去世為止，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經歷了將近70年的發展。70年來，毛澤東的美國觀充滿了曲折和變化。其中大的變化主要有這麼幾次：

    第一次，是從早年通過書本接受美國印象，在新文化運動中接觸美國思潮，在社會改良實踐中推行美國理念，到完成世界觀的轉變，最終選擇「走俄國人的路」，實現對「美國精神」的消解。

    第二次，是在建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從不斷揭露美國對外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本質」，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呼籲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視美國為中國的「友邦」。

    第三次，是在抗戰時期，從防範「遠東慕尼黑陰謀」，到「放手與美軍合作」，利用蘇美英等國際力量限制國民黨反共高潮；再到「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最後提出打倒「美蔣反動派」。

    第四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從朝鮮戰場、炮擊金門的正面對抗，到實行和平外交政策，推動中美大使級談判。

    第五次，是在20世紀60年代，從反對「美帝國主義」頭號反動派，到「反帝返修」雙拳出擊。

    第六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從實行「聯美抗蘇」的「一條線」國際戰略，到進行「三個世界」的劃分，同時反對兩個「超級大國」。

    70年來，毛澤東在對美國認識的不同發展階段，表現出了不同的認識特點和理論特徵。其中在早年的認識特點是，注重學以致用，初步表現出注意把握時代精神的世界眼光；在建黨到大革命再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則注重從理論上揭露美國對外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本質，闡明反帝反封建的中國革命性質，並在實踐中找到了武裝鬥爭的中國革命道路，顯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思維和階級分析方法的威力；在抗戰時期，由於毛澤東已經確立了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因此他對美國的認識開始轉變為中共應對美國的指導思想，成為實際鬥爭的策略方針，表現出務實性和策略化的特徵；解放戰爭時期，注意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揭露美國「扶蔣反共」的真實面目，堅持了原則性和靈活性、鬥爭性和策略性的統一；建國以後，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和維護周邊國際環境，與美國進行了正面鬥爭和直接對抗，隨後發展到積極支援「世界革命」，表現出某種理想主義的熱情和特徵；到晚年，更加註意從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出發來處理中美關係，對美認識實現了革命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統一，進一步突出了務實性的特徵。

    總之，毛澤東一生對美國的認識充滿了曲折和變化。從早期的「帝國主義」到中間的「紙老虎」，再到晚年的「超級大國」，經歷了一系列從否定到否定的發展歷程。而在其中每一個大的認識階段上，又經過了若干次小的反覆和循環，並表現出了不同的認識特徵。正是這種充滿曲折變化的思想歷程，構成了毛澤東對美國認識的歷史軌跡。

    正是為了釐清毛澤東美國觀的發展軌跡，筆者在寫作過程中，努力以毛澤東一生處理中美關係的實踐為研究對象，試圖從外在的客觀活動來發掘內在的主觀世界、心路歷程，把握他面對美國的世界眼光、發展思維和務實精神；著重從他一生與美國直接間接的學習、接觸、交往和鬥爭中，來考察他在不同歷史時期對於美國認識的形成和發展過程，講清他從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從民族主義者到共產主義者?從意識形態的分歧到軍事上的對抗、從冷戰到緩和等這樣幾個轉變的關節點；努力理清其發展變化的思想脈絡，揭示導致這種起伏變化的主客觀原因，及其由此帶來的外交策略的轉變與調整，從中把握中美關係的大致走向，並為今天處理這類問題提供一些歷史的借鑒。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本書既不可能僅僅局限於從純粹哲學、政治、外交、文化等觀念角度去透視毛澤東和分析毛澤東的美國觀，也不可能單純從概念、範疇和邏輯體系的角度來探討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而必須通過對毛澤東頭腦中美國認識的來源及其支撐系統，包括社會背景、文化背景，特別是中美關係中的政治、權力、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客觀展現，將毛澤東的美國觀置於歷史的場景中，置於發展的過程中，把握毛澤東對美國認識的內在邏輯和歷史發展，從而使「觀念」與「歷史」達到某種統一。正如美國學者施拉姆所言：「思想來源於歷史，思想也決定著歷史的進程」，「思想觀念是通過吸收各種來源而形成的，而且在系統化之後，就要達到一定的目的而去加以應用。」這就是說，「歷史」與「意志」的相互作用，決定了「觀念」的發展，而觀念史就成了主客觀諸多因素交互影響的產物。

    在對毛澤東美國觀的考察中，本書還力求把它視為一個由多種因素合力促成的趨向，從主觀和客觀、內因和外因、理論和實踐等多個側面進行分析。既然毛澤東的美國觀本身就是由多種對立因素構成的辨證統一體，那麼在敘述的過程中，就應儘力揭示出相互制約的各個側面，使得分析更加接近毛澤東的思想原貌；在研究思路上，就應擺脫單純從某一個領域進行探討的模式，建立一個新的研究視角。

    本書努力以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態度，全面而準確地把握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以助於拓寬毛澤東思想的研究視野，推動中美關係史、中共黨史以及其他相關學科和領域的研究。不足的是，由於筆者水平所限，在從大量史料中努力把握毛澤東認識美國思想脈絡的過程中，對於「超越文本」進行意義分析方面還顯得薄弱；特別是由於掌握的外文資料不足，在研究毛澤東美國觀的過程中，對美國人眼中的毛澤東還缺乏比較全面的對比分析，影響了文章的深度和厚度。此外，由於時間倉促，仍然難以避免史料考證和運用中出現的問題甚至差錯，敬請各位讀者批評指正。

第一章 毛澤東美國觀的初步形成(1)
   
     在青年時期，像20世紀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毛澤東曾經為以「美國精神」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所吸引，並在實踐中一度嘗試推行過美國的政治觀念和教育模式，最後是在看到「諸路都走不通」的情況下，才斷然選擇「俄國革命」的道路，接受馬克思主義，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但那段思想經歷對他仍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此後，在事實的不斷教育下，他不僅從理論上對「美國精神」進行了清算和批判，而且在實踐中逐步揭示了美國對外侵略和擴張的「帝國主義本質」，這是毛澤東美國觀初步形成的顯著標志。不過，無論是在建黨時期、大革命時期還是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由於沒有在黨內取得主要領導地位，毛澤東對美國的這些認識和看法，還不可能形成全黨所接受的路線、方針、政策，因此只能稱之為毛澤東個人的美國觀。

    第一節「美國精神」在青年毛澤東思想中的積澱

    以往學界在研究毛澤東的思想來源的時候，一般都只講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這樣兩個方面，其實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對青年毛澤東也有著潛在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從書本中接受「美國精神」

    根據現有文獻檔案大致可以推斷：毛澤東開始關注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及其代表人物，約在1907－1908年。那時他十四五歲，正處於人生之中求知慾最旺盛的時期，卻在父親的要求下，輟學在家務農。不安分的毛澤東幾乎看遍了山鄉所能搜羅到的閑雜書籍。其中有一本鄭觀應寫的《盛世危言》，給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國家正處於危境之中。

    《盛世危言》寫於甲午戰爭之前。在書中，鄭觀應簡明介紹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概況。這大概是毛澤東第一次了解到美國。在描述美國的議院時，鄭觀應稱其「民權過重,因其本民主也」；並認為「美利堅之政」，「其制尤善，可為萬國之通法者也」。對於美國的鐵路，則贊其「便於通商」，使得鐵路沿線出現了「百貨流通、商賈輻輳」的景象。他稱讚美國工業發展迅速，感嘆其「心思日辟，智巧日增」。在這本書中，鄭觀應還提倡西方議會制的民主、教育和經濟體制等。所有這些內容，都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幾十年後仍記憶猶新。1936年，他對美國記者埃得加•斯諾（EdgerSnow）回憶說：「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作者是老的改良主義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裝備——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通過這本書，美國開始進入少年毛澤東的視野，引起他的關注。

    《盛世危言》還激發了毛澤東恢復學業的熱情。經過與父親的反覆鬥爭，藉助親友和老師的多方斡旋，他終於在1910年秋天得以離開閉塞的韶山，考入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在這裡，他不僅學習一些自然科學和地理、英語等新課程，而且讀到許多介紹西方文化的新書刊（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世界英雄豪傑傳》和《新民叢報》）。這些課程，是他接觸西方文化的起點和橋樑；這些書刊，使他對美國開始有一些清晰的印象。

    《世界英雄豪傑傳》是毛澤東從當時的同窗好友蕭二、蕭三兄弟那裡借到的。書中記述了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些影響世界的要人。即將步入青年時期的毛澤東為這些人物的言行所深深吸引。特別是華盛頓受命於美利堅民族危難之際，高舉反殖民主義的旗幟，堅持與英國殖民主義者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取得民族獨立勝利的事迹，更使他心嚮往之，感佩不已，從此立志要做這樣的人。

    在東山小學堂，除了《世界英雄豪傑傳》，毛澤東讀得最多的當算《新民叢報》。由此，他知道了中國的「大人物」康有為、梁啟超。梁啟超於戊戌變法失敗后，在日本刊印的《新民叢報》，廣泛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和政治思想。毛澤東從表哥文運昌處借到當時已經停刊的這一刊物后，愛不釋手，讀了又讀，上面有許多文章他差不多都能背誦下來。從《新民叢報》的有關文章中，他對美國這個遙遠的國家和這個國家的許多著名人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比如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就是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著重宣傳的西方「十賢」之一（梁當時介紹的西方「十賢」包括：哥白尼、培根、笛卡爾、孟德斯鳩、盧梭、富蘭克林、瓦特、亞當•斯密、伯倫知理、達爾文——引者注）。從毛澤東一生中多次談到富蘭克林的事迹看來，他在早年就已經熟知這位美國科學家和外交家，並為其與眾不同的經歷所吸引。

    1911年，毛澤東順利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在經歷了求學、參軍、求學的反覆之後，他毅然決定退學，每天到省立圖書館自修學習。在那裡，他讀到了一大批反映十八、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和科學成就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著作，同時也大大充實了有關美國的知識。後來他感慨地回憶說：「在這段自修期?，我讀了許多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我在那裡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歷史的同時，也研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

    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一年後，四師與一師合併，毛澤東編入一師第八班。從這一年起直到1918年畢業，毛澤東關於美國的知識迅速增加並日漸豐富起來，初步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美國印象。

    毛澤東在省城求學的年代，介紹美國的文獻書籍已經隨處可見。例如他所熟悉的湖南學者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便系統地介紹了美國的歷史地理、社會制度和經濟發展，讀了使人眼界大開。再如毛澤東當時十分崇拜的梁啟超，在《新大陸遊記及其他》中，詳細地介紹了他遊歷美國時的所見所聞，內容涉及美國的政府結構、外交政策、軍事力量、民族風情，以及在美留學生及華人團體等方方面面的情況。這些書籍給了毛澤東一個更加清晰的美國印象。正是從這些書刊中，毛澤東讀到了美國的歷史和文化，特別是了解了美國的華盛頓、林肯、羅斯福、富蘭克林、愛迪生等世界名人。從他們身上，接受了英雄主義、科學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啟蒙。

其實，從少年時起，毛澤東的內心就一直洋溢著一種強烈的景仰聖賢豪傑的思想。在他看來，所謂「聖賢豪傑」，「乃其精神及身體之能力發達最高之謂。」這種精神、身體的能力是普通人所不可及的。早年，他認為人有三個類別：最高者乃為聖人，次之為賢人和豪傑，最差的則是凡愚。接觸到美國英雄的形象后，他心目中的聖賢豪傑，就不再是一味遵循禮道的傳統人物，而是更多地注入了剛毅健勁、自強不息，為精神、意志和理念而排山倒海、勇往直前的角鬥士。他十分欣賞華盛頓、富蘭克林等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開國精神、冒險精神以及追求民主、自由和科學的獻身精神，並開始從他們身上吸取力量，引為楷模。

    華盛頓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其人其事被介紹到中國后，一直被作為美利堅民族的象徵，深受中國人民尊重，對毛澤東也產生了久遠的影響。延安時期，他一再向斯諾等人談到華盛頓對他的這種影響。1944年，他在與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談話時說：在外國人看來，也許延安各方面的情況都很落後，就像他們當年只看到了華盛頓簡陋的司令部而沒有認識到華盛頓的主張能使他們取得勝利一樣。華盛頓雖然沒有機器、沒有電力，但他知道正確的政治思想能使人民拿起武器，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嘛。他發明了現代游擊戰學說，在這種戰爭中，男女老少不管是否出於自願，必然捲入鬥爭和造反的洪流，沒有保持中立的餘地。哈里森•索爾茲伯格認為：那些年裡，說毛澤東已開始走華盛頓的道路，這種說法並不過分。毛澤東在心目中的確把華盛頓、林肯作為自己的楷模。

    華盛頓的人格魅力對毛澤東影響至深，首先是因為他堅韌的意志對青年毛澤東引起了共鳴。1915年9月6日，毛澤東在給肖子升的信中，盛讚華盛頓不論地位高低，總是不忘習勞勵志的品質。他寫道：「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爾、華盛頓是也。陶侃運甓習勞，克將軍驅獵山林，華盛頓後園斫木。蓋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無止，以有止御無止則殆。聖人知之，假是以復其神，使不瘁也。」

    正是受華盛頓等世界英雄豪傑的影響，毛澤東後來非常強調意志的作用。在《體育之研究》中，他這樣寫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體育之效，至於強筋骨，因而增知識，因而調感情，因而強意志。」在給友人的信中，他提出：「圖遠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對此，海外有學者甚至認為，相信意志和主觀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澤東思想中一個主要的特色。

    與堅韌的意志相對應，力量,同樣是青年毛澤東十分崇敬和嚮往的東西，也可以說是他早期哲學思想中的重要元素之一。他把力量看作是一種人生態度、一種趨向動力和一種價值追求。正是通過對力量的頌揚和讚美，曲折反射了他對國家獨立和民族自強的政治心理訴求。

    毛澤東對力量的崇拜，更多的是來自於美國的另一位世界級名人——西奧多•羅斯福。1910年10月14日，羅斯福在密爾沃基發表競選演講時遇刺，「血流腸潰，猶從容演說畢乃就醫」。毛澤東對他的這種凜然行為佩服有加，讚歎「其勇且壯」。他熟悉羅斯福終生熱愛體育鍛煉的事迹，知道他兒童時代患有氣喘病，視力也很差，但是憑藉百折不撓的意志，從事騎馬、打獵和拳擊等活動，練就了一付強健的體魄；擔任總統后，仍熱衷於徒步旅行、騎馬、打球等，並把體育鍛煉之風帶進政府，使他的內閣被人稱之為「網球內閣」；卸任后，仍堅持體育鍛煉，還到非洲森林去狩獵。所有這一切，都令青年毛澤東心嚮往之，不僅稱羅斯福為「東西大體育家」，而且由衷地讚歎他通過頑強鍛煉，使身體由至弱而至強的精神，並主張把這種精神引入對國民和社會的改造。在《體育之研究》中，他這樣寫道：「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東西著稱之體育家，若美之羅斯福，德之孫棠，日本之嘉納，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自強之效。」他認為，體魄矯健、意志堅強的重要性乃在於能夠使中國人頂得住外國的壓力，挽救自己的民族；號召國民效法羅斯福等，振奮民族精神，改變「國力孱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較細」的可憂現象。從這篇文章中不難發現，青年毛澤東已經形成極富特徵的個性：關心中國之命運，並強調勇氣、力量和強健的體魄是救國救民之道，其中洋溢的是英雄主義的精神和氣概。

    對於華盛頓、羅斯福等美國傑出人物的崇拜，事實上反映著毛澤東早期的英雄史觀。梁啟超曾大肆鼓吹的英國卡萊爾的英雄崇拜論，對毛澤東有較深的影響。梁啟超認為世界上有兩種英雄：一種是造成新文化的英雄，孟德斯鳩、卡萊爾是這一類；另一類是被文化傳統造成的英雄，黑格爾是這一類。他把自己說成卡萊爾式的英雄人物，反覆強調需要有偉大人物來創造新的文化傳統，認為沒有孟德斯鳩和盧梭，法國革命就不能成功；沒有亞當•斯密學派，英國不可能恢復自由貿易制度。而在中國，他自己正扮演著通過《新民叢報》創造新文化傳統的偉大人物的角色。那時候，毛澤東通過《新民叢報》深受梁啟超的影響，因此也認為「我們需要這樣的巨人」。他曾經效法梁啟超的「任公」名號而給自己取名「子任」，立下了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志。他甚至認為中國的皇帝和大多數官吏一樣，都是善良和聰明的人，只是需要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人來輔佐。

    除了英雄主義之外，青年毛澤東的身上還洋溢著為追求科學、民主、自由而奮鬥的精神。而點燃他這種精神火花的，是又一個美國名人——本傑明•富蘭克林。富蘭克林堪稱美國精神的傑出代表，他的事迹在美國家喻戶曉：推獨輪車穿過費城大街，放風箏證明雷電，編纂通俗警句裝飾幾百本書的封面，等等。富蘭克林的奮鬥意識、發明創造和平民身世，與毛澤東的境遇頗為近似。因此對他的思想和行為，毛澤東感同身受。就連他後來與一批志同道合的師生學友組織新民學會，似乎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了富蘭克林的啟發。21歲時，富蘭克林曾在費城組織一個小團體，定期召開討論會，探討哲學、政治、科學等方面的問題，其宗旨和要求，與新民學會如出一轍。在當時，毛澤東還不斷稱道富蘭克林，肯定他努力為科學獻身和不斷創新探索的精神。1913年12月6日，他在課堂筆記中還對富蘭克林的業績作了簡單提要：「芙蘭克林（即富蘭克林――引者注），美人，有大力電氣機，能使鋼針有吸鐵力，並作紙鳶引電之法。」

    對於富蘭克林的好感，激發了青年毛澤東對科學精神的崇拜。他認為，中國文化缺乏科學精神，這是不如西方文化的地方。並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有兩大缺陷：一是重傳說和迷信，所以習慣的力量特別大；二是重文字的工夫，所以自然的知識特別缺乏。

青年時代對於富蘭克林的經歷和精神的了解，給毛澤東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1958年，他要求寫一個近三百年來的各種科學技術發明家的小傳，以證明「貧賤者最聰明，尊貴者最愚蠢」這個觀點，藉以增強民族自尊心，其中就主張把報童出身的富蘭克林寫進去。1964年2月13日，在談到做學問要靠獨立鑽研的問題時，他說高爾基只讀了兩年書，學問都是自學的；美國的富蘭克林是賣報的，他也做成大學問。1965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作哲學問題的講話時指出：以前誰想到搞馬克思主義？聽都沒聽說過。聽到、看到過的是孔夫子、拿破崙、華盛頓、大彼得、明治維新、義大利三傑，就是資本主義那一套。富蘭克林貧苦出身，後來變為文學家，還試驗過電。他談過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從前說人是有思想的動物，這些說法是封建時代就有的，後來馬克思說人能製造工具，人是社會的動物。當年12月在杭州，毛澤東再次提到富蘭克林等西方科學家，指出：大發明家瓦特、愛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個發明電的富蘭克林，是個賣報的，報童出身。從來的大學問家、大科學家，很多都不是大學里出來的。

    從毛澤東對富蘭克林毫不掩飾的欣賞甚至是偏愛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對於那些備嘗艱辛，依靠奮鬥精神成長，具有開拓精神的英雄人物始終充滿崇敬之情，他認定世界是屬於那些艱苦奮鬥、勇於攀登的人們的。可以說，這種認識伴隨他的一生，鑄造他的品格，也有助於成就他的偉業。

    青年毛澤東在熱情謳歌美國傑出人物的同時，對美國發達的國力、民主制度等都產生了一定的興趣，並一度試圖從中去汲取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營養，儘管在當時他對這種政治思想的理解還非常稚嫩與不切實際。隨著這種興趣的日漸濃厚，他甚至還產生過「聯美製日」的設想。

    確切地說，毛澤東政治意識的凸顯是在他讀到《新民叢報》上連載的《新民說》之後。對梁啟超那篇膾炙人口的政論長文，他看得非常用心，不時在上面標點、批註，闡發議論。在對該文《論國家思想》一節所寫的批註中，他說到兩種君主制國家：一為「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一為「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這是迄今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政治評論。可以說，以反對絕對君主專制暴政為宗旨，以承認立憲前提下的君主地位為特徵，以英日等國君主立憲政體為模式，構成了毛澤東此時朦朧政治意識的基本傾向。

    1911年，毛澤東讀到《民立報》上關於廣州黃花崗起義的新聞時，思想受到了極大的衝擊，革命的理念開始出現在他的腦海之中。對此，他後來回憶說：「宣統三年三月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引者注）黃興在廣州起事，全國震動。消息到湘，學生界中之抱革命主義者，已躍躍欲試。」受此影響，他在學校牆壁上貼了一篇文章，發表支持革命黨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綱領，提出把孫中山請回來當大總統，康有為做內閣總理，梁啟超做外交部長。這是青年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表達自己的政見。與讀《新民叢報》時的觀念相比，他對政治制度的認識已經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因為當時世界上真正實行共和制的國家只有美國和法國，能夠發表上述政見，說明他對美國和法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經有了一定的印象。當然，不可否認，這時他的政治觀念仍然相當朦朧和含混，因為他甚至連孫中山和康、梁之間政治主張的分歧都分不太清楚。

    作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大國之一，美國從來都是中國各界人士觀察、研究、分析、議論的重點，也是許多人師法、效仿的楷模。在一師期間，毛澤東對美國的情況極為關心。1916年7月25日，他第一次給蕭子升的信表述了有關美國對外戰略和中美關係的見解，認為美國在當時不應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到歐洲打仗，而應養精蓄銳，等待時機，與中國聯手，共同抗擊日本。信中寫道：「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時，歐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時，乃十年以後，其地，則太平洋耳。日美戰爭之說，傳之己久。十年之後，中國興會稽之師，彼則仗同袍之義，吾攻其陸，彼攻其海，既服三島，東西兩共和國親和接近，歡然為經濟食貨之獻酬，斯亦等待千載之大業已。」從信的內容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對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確實充滿了期待的心情。

    毛澤東的這種心情顯然是受到當時知識分子對於美國普遍認識的影響。眾所周知，自清末以來，士大夫們便對美國不乏好感，把它看作不同於其他西方列強的國家。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畲的《瀛環志略》對美國的評價就集中體現了這樣的美國觀。他們用讚美的筆觸描繪了這個理想的國度，認為美國「富且強，不欺凌小國，不桀驁中國」；北美新大陸「天時之正，土脈之腴，幾與中國無異」；美國人「明禮行義，上通天文，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穿古今」，應視之為「域外之良友」。魏源、徐繼?描述的美國由此成為中國知識階層所崇拜的對象。正是基於如此美好的印象，在清末民初的幾十年間，中國從來都不乏「聯美」的主張，其中以伍廷芳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認為，自從與中國通商以來，美國素未與他國合謀於我，若能實行「聯美」之策，「彼必樂為儘力，無事則聯絡邦交，深相交納，有事則主持公論，有所折衷，似與大局不無裨益」。

    毛澤東當時主張「聯美製日」，除了受前人的影響外，還有許多現實的因素。首先是美國對華戰略以門戶開放政策為核心，一再標榜尊重中國主權完整，意在抑制某一列強獨佔中國，謀取與其他列強「利益均沾」；其次是中國的鄰國——日益強盛起來的日本，企圖獨吞中國的慾望已日現端倪，成為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美國抑制日本在中國的擴張，與中國人民強烈反日的目標有相當程度的一致；再次，威爾遜（WoodrowWilson）任職后，於1913年退出善後大借款，對日本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也明確反對，使他在中國獲得了任何一個外國人所未曾有過的狂熱崇拜與極大信任。正因為如此，青年毛澤東在當時提出模糊的「聯美製日」的想法也就可以理解。儘管他對美國對外擴張的政策和美國與日本矛盾的實質還缺乏本質的認識，但他當時對美國充滿嚮往的心情和對中美關係寄予厚望的態度無可厚非。

    1936年，毛澤東在保安第一次接見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談話中，他承認自己對美國極感興趣，曾經研究過美國的政治制度、南北戰爭和獨立戰爭。毛澤東當年研究到什麼程度、接受了多少東西，我們今天已經無從查考。但他從這些研究中受到美國科學、民主和人文精神的影響，卻是勿庸置疑的事實。1939年2月，他在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羅伯特•馬丁時，主動談到了民主的問題，認為中國需要民主才能堅持抗戰，而這種民主「與美國和法國的民主有相同點」，因此「希望美國幫助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1944年4月18日，他對另一位美國記者莫里斯•武道（MauriceWotaw）說過：我們批判地接收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揚棄那些壞的傳統，我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來自國外的事物。我們曾接受了諸如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為範例的民主政治，18世紀法蘭西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和來自俄國的列寧主義。我們接收一切來自國外的、對中國有益和有用的東西。我們揚棄壞的東西，例如法西斯主義。可以說，「以華盛頓和林肯為範例的民主政治」，這是青年毛澤東從書本中得到的關於美國政治制度最早、最深刻的印象。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Strong）曾經這樣感嘆毛澤東關於美國知識的豐富和淵博：「對於美國的許多事，我發現他比我了解得還要多。這真使人感到吃驚，因為二十年來他從來沒有跟外部世界接觸過。」其實，她的困惑，王安娜當年在延安時就已經作出了解答。她說：毛澤東關於歐洲和美國的認識，大都是從他青年時期所讀書籍中得來的。

    今天的人們對王安娜的觀點大概沒有異議。問題是，青年毛澤東從書本中，究竟獲得了哪些關於美國的認識和印象？概括說來，大致應該包括這樣兩個方面：一是關於美國的歷史、地理、文化和政治經濟制度，當然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民主政治傳統；二是關於美國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來自於林肯、華盛頓等人的開國精神、冒險精神，也有來自於羅斯福、富蘭克林等人追求事業和科學的探索精神、獻身精神。從他們身上，毛澤東汲取了智慧和力量，樹立了振興中國的遠大目標，鑄就了自己堅忍不拔的意志和品質。青年人的世界觀可能隨時都會發生改變，但這種意志和品質一旦形成，就會在他的一生中長久地發揮作用。因此，毛澤東與美國，從青年時期起，實際上就已經結下了不解之緣。

二、在新文化運動中接觸美國思潮

    「北京就像一個大熔爐」，毛澤東說，「在那裡，不可能變化的人也能被改變。」如果說，長沙求學時代的毛澤東，對於美國的認知還主要來自書本的話，那麼，從1918年8月第一次踏足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后，他對美國的接觸和了解就更加直接和快捷，因為在這裡，他隨時隨地都可以呼吸到攜帶著歐風美雨的空氣，承接了當代西方文化所激起的思想浪花。

    與其他受過近代教育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一樣，這時候的毛澤東依然在思考中「找尋出路」。由於他所接觸到的中西方文化如此豐富，它們有時互相支撐，有時又互相駁難，使青年毛澤東既感陶醉，又感迷惑。他曾經這樣描述過自己當時的思想狀況：「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誠如斯言，青年毛澤東這個時候的思想的確非常複雜。這與他接觸的社會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密切相關。為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第一次到達北京后，在恩師楊昌濟的幫助下，一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在這裡，他讀到許多過去從未讀到過的書刊，接觸到許多過去從未接觸過的人物。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中，既有「激進」的李大釗、陳獨秀，又有「溫和」的蔡元培、胡適。從他們身上，他兼收並蓄了各種思想和潮流。其中對美國思潮的興趣，大多是來自從美國留學歸來的著名學者胡適。

    毛澤東是《新青年》的忠實讀者，在上面讀到過胡適的許多文章，欽慕之心早已有之。他曾坦言道：「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因此第一次來到北京不久，他便參加了胡適等人發起組織的哲學研究會，這個研究會的宗旨就是「研究東西諸家哲學，渝啟新知」。毛澤東在此親耳聽到了胡適所作的墨子哲學和實驗主義哲學的演講，並組織在京的十幾個新民學會會員同胡適等人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覆。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問題。」除此之外，他還登門向胡適請教過留學問題和湖南改造之事，以及關於中西學術思想，得到胡適當面指點。通過多次接觸和交談，毛澤東開始接受胡適極力宣傳的實驗主義思潮。此後，他從北大《日刊》和其它新雜誌刊登的文章中，對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又有了進一步了解，開始相信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適合於改造中國傳統的思辨哲學和脫離社會生活實際的陳舊教育，一度成為它的忠實信徒。

    實用主義，又稱實驗主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本土形成的一個資產階級哲學流派，屬於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其代表人物是美國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杜威（JohnDewey）。杜威在美國思想史上的權威地位為學術界公認。在美國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他所起到的作用無人能夠比擬。1919年，杜威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講演后，應北京大學、中央教育部、尚志學會、新學會和江蘇教育學會五個單位和團體的聯合邀請，於當年5月1日偕家眷抵達上海。他的弟子胡適在《東方雜誌》上曾這樣描述過杜威此行在中國引起的反響：「中國的地方他到過並且演講過的，有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種長期講演錄已經印過第十版了，其餘各種小講演錄——如山西的、南京的、北京學術講演會的，——幾乎數也數不清楚了！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他所到之處「均受教師、學生、知識分子、政府和社會領袖以及一般民眾的熱烈歡迎」；他的名字「是中國當時每一個大城市的每一受教育的人士個個耳熟的」。杜威的這次中國之行，長達兩年之久。他將當代美國思潮帶到了中國，影響了一代中國學人的思想。

    杜威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他希望中國的五四青年們在文化、教育、經濟、政治等領域裡腳踏實地地努力，走和平、漸進的改良主義道路。杜威的這一改良主義思想直接構成了他的學生胡適（杜威在中國講學期間，胡適是他的翻譯和嚮導——引者注）的政治行動綱領。在發表於《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號）上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胡適進一步闡發了老師的觀點：「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從北京回到了長沙，而且把實用主義的改良觀念和漸進理想也帶了回來。1919年7月14日，他在《創刊宣言》中指出，自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思想解放運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發展趨勢，「見於教育方面，為平民教育主義。見於經濟方面，為勞獲平均主義。見於思想方面，為實驗主義。」這裡的實驗主義，是胡適對實用主義的改造和翻譯，其實質與杜威的實用主義並無不同。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還寫道：「各種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那麼如何打倒強權呢？他認為有二說，一是劇烈的，一是溫和的。他主張用「溫和」的方法進行改革，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而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有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由此不難看出，胡適所傳播通過非暴力革命的實踐手段，追求一點一滴的社會改良的「實驗主義」哲學，在毛澤東當時的思想中已經反映得相當明顯。此後，他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號召工人、農民、學生、教師、商人等各階級、階層必須聯合起來，對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一個個具體問題「切切實實章明較著的去求解答」。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中，他稱陳獨秀所推動的新思潮，就是實驗主義的新思潮，陳獨秀為了實踐這種新思潮而得罪於北洋政府，但陳獨秀的行動，卻給這個新思潮「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這些文章，無疑都帶有實用主義思想的痕迹。

胡適對於毛澤東當時的見解極為欣賞，評價甚高。特別是他看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後，在《每周評論》第36期《新刊評介》中作了熱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他說：「《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一篇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歡。」胡適之所以喜歡這個「小兄弟」，根本原因在於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中某些觀點與他所宣傳的主張有一致地方，同時也在於《湘江評論》的「內容純仿北京的《每周評論》」，而當時《每周評論》的主編正是胡適自己。

    受胡適「多研究些問題」主張的影響，毛澤東曾於1919年8、9月間設想成立一個「問題研究會」，以研究現代人生諸問題。他將自己的想法寫成《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鄧中夏徵求意見。同年10月23日，鄧中夏在《北京大學日刊》第467號上發表啟示，全文刊登了這一章程。當時，胡適與李大釗之間圍繞「問題與主義」正展開激烈的爭論。毛澤東雖然並未直接參與這場爭論，但從其關於「問題研究會」的設想看來，他顯然更傾向於胡適。這個《章程》的第一條便開宗明義地指出：「凡事或理之為現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適當之解決，致影響於現代人生之進步者，成為問題。同人今設一會，注重解決如斯之問題，先從研究入手，定名問題研究會。」不難看出，毛澤東在這裡對「問題」的解釋及對這些「問題」所採取的態度，與胡適所說的「現代中國應當趕緊解決的問題」及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章程》第二條接著列舉了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包括17個教育問題（其中第十七個問題就是「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引者注）、17個女子問題、15個勞動問題、3個華工問題、8個實業問題、7個交通問題、9個財政問題、5個經濟問題，此外還有60多個單列的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科技、司法、文化等方面的問題，內容極其詳備。對於研究的方法，《章程》第三條寫道:「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第五條另外規定:「問題之研究,有須實地調查者,須實地調查之,如華工問題之類。無須實地調查者,則從書冊、雜誌、新聞紙三項著手研究,如孔子問題及三海峽鑿隧通車問題之類。」

    胡適在他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中曾經談到：「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許可權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總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婦女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從毛澤東的《問題研究會章程》所列舉的這些問題不難看出，這個章程顯然是胡適議論的具體化。雖然，根據周世釗1966年4月20日回憶：「問題研究會只是擬划中的東西，它沒有會員、組織，也沒有開過什麼會。」但其中蘊涵的那種萬管齊下、沒有重心的社會改造的思想，已說明青年毛澤東在當時深受杜威與胡適的實驗主義研究方法的影響。

    1919年12月，為了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毛澤東率領湖南驅張代表團再次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裡，他曾向胡適請教過如何在中國實施杜威倡導的教育計劃等問題。此次離開北京，他為了送別赴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前往上海。5月到達上海時，適逢杜威到此講學，江蘇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杜威講演的大會。會議由黃炎培主持，杜威出席，毛澤東是熱心聽眾之一。1945年，黃炎培到延安，毛澤東還主動向他提及此事。

    在滬期間，受杜威演說的影響，毛澤東曾經潛心研讀了杜的實用主義哲學著作。1920年6月7日，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談到自己每日自學讀杜威哲學的情形說：「我近來功課，英文、哲學、報紙，只這三種。哲學從『現代三大哲學家』起，漸次進於各家。」所謂「現代三大哲學家」，便是指當時齊名的柏格森、羅素和杜威。7月7日從滬返湘后，毛澤東在9日給胡適的信中寫道：「適之先生：在滬上一信，達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張（敬堯）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此頌教安。」信中對胡適的敬重之情，不言自明。

    此次回湘不久，毛澤東即聯合新民學會會員，創立了文化書社。從他親自草擬的《文化書社第一次營業報告》和《文化書社通告好學諸君》的傳單中，可以看到，當時文化書社推銷的書籍中，便包括《杜威五大講演》、《杜威論現代教育的趨勢》、《杜威論美國民治發展》、《實驗主義》以及《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等。不僅如此，1920年10月26日，杜威來長沙講演，毛澤東還應湖南《大公報》之約擔任記錄，親身感受了這位自由主義、改良主義和平民教育主義大師的高談闊論。可以說，杜威乃是青年毛澤東第一個近距離接觸的美國思想家，受他的思想影響尤為深遠。

    在馬克思主義沒有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和發生深刻影響以前，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初涉中國即風行一時，其主要原因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它特彆強調有效性原則，主張以對主體的實用性作為判斷標準，任何對於我們有用的思想，從工具的角度來說，都是真理。它以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為目的，滿足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它的「重新評估一切價值」的氣概又恰好同中國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休戚相關。青年毛澤東自幼受到湖湘文化經世致用「實學」思想的熏陶，在求學期間便十分注意探求「大本」以致用，主張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社會這本「無字之書」。實用主義哲學中所包含的這些注重實際、注重調查的思想，與湖湘文化的「實學」傳統頗有合拍之處，二者交融，便加速促使毛澤東「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引入實際去研究事實和真理」。因此，他一度醉心於杜威的實用主義，是很自然的。

    後來，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經過反覆比較推求，毛澤東很快就確立起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實用主義思潮也迅速被他拋棄。但是，當時美國思潮中的許多合理成分卻在他的思想深處積澱下來，在他的一生中長久地發生作用。1959年2月2日，他在省市委書記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像列寧所說那樣，把俄國的革命熱情與美國的求實精神結合起來。幾十年過去，撫去歷史的灰塵，不難看出，浪漫主義和求實精神始終在毛澤東的思想深處相互交織在一起。而在以後面對如何處理美國問題的過程中，這種求實精神則往往表現得尤為明顯。

三、在社會改良運動中試行美國理念

    杜威把自己的實用主義哲學信條推廣到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改造，形成一系列政治觀念和教育理念。毛澤東在接受以杜威為代表的美國思潮時，不僅接受了其中的哲學理論，而且接受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模式。五四運動前後，對於這些他從北京接觸和感受到的紛繁複雜的新思潮，毛澤東幾乎無一例外地在湖南做過推廣和試驗。其中涉及面既深且廣的，莫過於杜威的社會改良主義教育理念和民治主義政治觀念。

    1919年春天從北京返回湖南后，毛澤東在積極組織學生運動和創辦《湘江評論》的繁忙日子裡，一直醞釀著在嶽麓山建設新村的設想，並草擬了一個頗為詳細的「新村」建設計劃。他把這個計劃作為改造社會的一種構想，也作為推行杜威社會改良主義思想的第一步嘗試。這年12月1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公布了其中的一章《學生之工作》。

    在《學生之工作》中，毛澤東這樣來設計他的理想社會藍圖：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讓學生們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把若干個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創造一種新社會；在這個社會裡，設立公共育兒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等等；以後，再把這些一個個的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逐漸地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

    「新村」的設想還沒有來得及實施，就被「驅張運動」所打斷。這年年底，毛澤東為組織「驅張運動」第二次來到北京，再次與胡適探討了如何在中國實踐和推行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問題。當時胡適建議他回湖南創立一所自修大學。在1920年3月14日給周世釗的信中，毛澤東寫道：「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在「自修大學」幾個字后，毛澤東還特別註明「這一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毛澤東設想，這樣一所自修大學應以新學校、新教育為中心，要求學生一邊學習，一邊工作，並將新家庭、新學校及附近的新社會連成一體。顯然，這種自修大學的模式與杜威在芝加哥大學試驗過的「杜威學校」如出一轍，是毛澤東在實踐中推行美國思潮的又一次嘗試。

    「新村」也好，「自修大學」也好，其實都是杜威社會改良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實踐和推廣。杜威和胡適的社會改良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救國論，提倡平民主義方針和工具主義理念，主張通過普及教育來傳播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價值理想，從而實現對社會的根本改造。在當時，毛澤東對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充滿濃厚興趣。1919年9月1日，在《問題研究會章程》中，他就曾經把「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列為一個重要問題加以研究。正是在杜威平民主義教育方針和工具主義教育理念的影響下，青年毛澤東曾熱情投入教育改革的實踐，把教育作為社會改造的根本手段。他寫道：「言世界改良進步者，皆知須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識始。欲教育普及，又自興辦學校始。」

    1919年5月，杜威在上海講演時，曾以《平民主義的教育》為題，闡述了他的基本教育思想。他認為，教育事業必須為全體人民著想，為組成社會的每個分子著想，使得它成為便利平民的教育，不成為少數貴族階級或者有特殊勢力的人的教育。9月在杭州、南京，他又以《平民主義的教育》為題再次發表演說，指出平民教育乃是公共教育，是國民人人所應享受。而中國根本沒有平民教育，受教育者大多為有錢有勢的貴族子弟，而且重男輕女，像這樣的教育該叫做階級教育。

    毛澤東對杜威的平民主義教育方針深表贊同。他認為，平民主義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選舉、民主政治，在經濟上要求平均分配，而且要求在教育上要有—個人人均等的機會，使文化普及於平民。平民主義的教育方針，其首要之義，就是強調全體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必須普及，特別需要普及到生活貧苦的平民中去，「人人都有機會得到一份高深的學問」。同時，貫徹平民主義的教育方針，還必須打破學術的神秘性和少數人對學術的壟斷。「看學術如粗茶淡飯，肚子餓了，拿來就吃，打破學術秘密，務使公共，每人都可取得一份。

    杜威強調教育必須面向實際生活，為解決實際生活提供知識工具和能力預備。他反對學生只學些空洞的知識，強調重要的是要把知識變成能力，只有具備動手操作的能力，才能活用知識，為社會生活服務。對他的這種工具主義教育思想，毛澤東也深有同感。他認為中國舊教育的根本弊病之一就是學生讀死書，死讀書，只學些無用的知識，於社會生活毫無益處。在《學生之工作》一文中，他根據杜威的上述思想，詳細地設計了新學校學生的教育、生活、工作等，主張實行工讀主義，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創造一種新的生活。他介紹美國的經驗說：「美國及其屬地菲律賓，亦有『工讀主?』之流行，吾國留學生效之，在美則有『工讀會』，在法則有『勤工儉學會』。」他提出，要使教育與社會生活相聯繫，就必須克服舊教育「非生產的、非實際生活的」，「多鶩都市而不樂農村」的弊端。他主張學生畢業后要到農村中去，既有利於克服學生自己的毛病，又有利於推動農村的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和民主政治的發展。只有這樣的教育，才能與社會實際生活聯成一氣，使學校成為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顯然，這些思想和主張中的許多因素，毛澤東不僅始終保持，而且終身踐行。

    總之，在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對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信奉有加，並勉力推廣。直到1920年7月23日，他在其擬就的《湘潭教育促進會宣言》中，仍然持之以恆，指出：「教育為促使社會進化之工具，教育者為運用此種工具之人。故教育學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進化，方能吸收運用此種進化之學理及方法而促社會使之進化，自世界思潮日趨轉變，吾國新文化運動，隨之而起。文學革新，思想解故，全國風傳，進行甚速。美博士杜威東來，其新出之教育學說，頗有研究之價值。」

    毛澤東在推廣杜威平民主義教育理念的同時，也在不斷推廣著杜威的社會改良主義政治觀念，並一度以此作為他改造湖南和中國社會的指導方針。

    關於湖南和中國的改造問題，一直是青年毛澤東長期思考和探索的問題。當時，他的基本傾向是通過溫和的、典型示範的、先建立聯合組織然後推向全國的方法來改造中國社會。而他發起的湖南自治運動，就是他改造中國社會的總設計中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關於如何建設湖南的問題，毛澤東曾經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質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在1920年3月12日給老師黎錦熙的信中，他表示這些雖然是「枝枝節節的向老虎口裡討碎肉」，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但在中國如果連這樣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覺太不好意思了」。這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會」在上海成立。這是一個尋求如何改造和建設湖南的群眾性政治團體。由彭璜、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發起，由旅滬的一些新聞界、教育界人士組成。毛澤東決定從北京到上海，同彭璜率領的驅張代表團會合，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計劃。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討湖南建設問題。毛澤東同彭璜等幾經討論，草擬了《湖南人民自決宣言》，在上海的《天問》周刊及《時事新報》發表。6月11日，湘人痛恨的軍閥張敬堯被逐出長沙，湖南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如何在湖南建設民治這個新問題，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毛澤東深深感到，張敬堯走了，還會有新的張敬堯回來。根除的辦法是廢除督軍，裁減兵員以「推倒武力」統治；以銀行民辦、教育獨立、自治建設及保障人民權利等，達到「實行民治」的目的。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他認為，一省一省的問題解決了，將來合起來便可以得到全國問題的總解決。

    此時，儘管青年毛澤東的世界觀已逐步向馬克思主義轉變，但對社會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以他的性格，不在實踐中嘗試一下，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選擇過的思想武器的。7月9日，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興奮地說：「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7月22日，新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闓發表了被稱為各省自治運動「嚆矢」的「禡電」，聲稱將採取「湖南自治」、「還政於民」的政策。湖南各種社團和知識界人士紛紛發表主張，提倡「民治主義」、「湖南自治」。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和上海的報紙上連續發表14篇文章，系統地提出了實現湖南自治的具體主張。

    湖南自治採取什麼形式呢？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湖南共和國」的方案。他設想：在這個國家裡，廢除軍閥統治，建立以民為主的真政府。自辦銀行，自置實業，自搞教育，健全縣、鄉自治機關，成立工會、農會，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等等。顯然，他的這種近乎驚世駭俗的構想是大膽的，但又是空想的。因為這個用來率先示範的「湖南共和國」其實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

    似乎是為了證明他的這種改良主義空想的可行性，毛澤東還把「湖南自治運動」與當時已經開始在中國流行的俄國革命思潮進行了比較。9月5日，他發表《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一文，詳細說明俄國革命的經驗，並認為俄國的經驗適合於「徹底的總革命」，中國現在還不存在發生徹底總革命的條件，「中國的事，不能由總處下手，只能由分處下手。」所以俄國的經驗在中國還「不行」。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由此可見，這個時候在對「俄國道路」和「美國思潮」的選擇中，青年毛澤東的傾向性，仍然不言自明。

    毛澤東倡導湖南自治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第一義則自治主義，第二義則民治主義」。這種改造湖南的基本觀念，實際上是來自於杜威的政治主張。說遠一點，是對林肯「民治」思想的進一步發揮。杜威的民治主義大致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政治的民治主義，就是用憲法保障權利，用代議製表現民意之類；第二，民權的民治主義，就是注重人民的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類；第三，社會的民治主義，就是平等主義，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掉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第四，生計的民治主義，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剷平貧富的階級之類。在當時，毛澤東把這種民治主義等同於民主主義，要求湖南軍閥洗心革面，放棄專制主義：「第一能遵守自決主義，不引虎人室。已入室將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義，自認為平民之一，乾淨洗脫丘八氣、官僚氣、紳士氣，往後舉措，一以三千萬平民之公意為從違。」顯然，這種與虎謀皮式的改良主義主張，在當時的中國和湖南都是根本走不通的，因此，湖南自治運動最後不了了之，也就在情理之中。

    除了杜威的社會改良主義政治主張外，在自治運動開始時，毛澤東還借用了美國的「門羅主義」搖旗吶喊。他努力從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中借鑒得失，在有關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把湖南設想為如同美國的一個州，以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模式來構想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1920年6月23日，他在《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中，仿照美洲門羅主義的提法提出了「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的口號。他說：「以現狀觀察，中國二十年內無望民治之總建設。在此期內，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處如一百年前北美諸州中之一州，自辦?育，自興產業，自築鐵路汽車路，充分發揮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種湖南文明於湖南領域以內。」他又說：「湘人自決主義者，門羅主義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在這裡，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湖南門羅主義的政治概念，主張湖南獨立於全國之外，關起門來搞革新和建設。

    門羅主義是美國總統門羅於1823年提出的對外政策，宣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任何歐洲列強不得干涉西半球的事物。本來門羅主義在各國政治家那裡便存在著多種解釋，可以各取所需。毛澤東對門羅主義便是抱著這種為我所用的態度的。他把門羅主義說成是各自互不干涉的主義，使之成為推行湖南自治的重要理論根據。

    其實，毛澤東早年在長沙求學的時，就從美國的歷史著作中，對門羅主義有所了解，並一度持否定的態度。1916年7月18日，他在《致肖子升信》中，對湖南政局進行了分析，認為湘人主張湘省只能由湘人治理，是一種門羅主義政策。7月25日，他再次致信蕭子升，明確表示對這種門羅主義「始終不贊成」，認為「此種自推長官風氣，極不可開。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

    為了推行湖南自治運動，毛澤東把當年已經拋棄的門羅主義又重新揀了回來，並且主張把它推及全國。1920年9月4日，他在《大公報》上發表了《絕對贊成「湖南門羅主義」》的文章，認為門羅主義「是於最大多數的人民心理頂相合的」；實行湖南門羅主義的關鍵是湖南不去干涉別省的事情。只有「自己不干涉別人」，才能達到「別人不干涉自己」。他斷言，湖南農工商學及不管事的老少這些占社會大多數的人，他們都是「贊成湖南門羅主義」的，只有少數人主張「湖南侵略主義」。因此，要堅持用「湖南門羅主義」戰勝「湖南侵略主義」。10月10日，他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反對統一》的文章，再次重申實行門羅主義的主張，並且強調不僅湖南要採用門羅主義，全國各省也要採用門羅主義。他說：「胡適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採用門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

    毛澤東對自己當年採取為我所用的態度看待門羅主義的做法，似乎並不諱言。1936年，他就曾對斯諾說過：「我在長沙一邊當教員，一邊繼續我的新民學會的活動。那時新民學會的綱領要爭取湖南『獨立』，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係，可以更加迅速地現代化，所以主張和北京脫離。那時候，我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

上文已經指出，自清末以來，中國的知識界已經出現了對美國的某種偏愛，諸如有名的魏源、徐繼畲、伍廷芳、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胡適等，都曾宣揚過美國的歷史地理、經濟政治與人文精神。但考究史籍，其中大多數人，並沒有深究過什麼是真正的「美國精神」，一些斷斷續續的翻譯與介紹往往都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並且屢屢與中國古代思想、制度相比附。受他們的影響，毛澤東在應用和推行美國觀念和思想的過程中，也難免表現出為我所用的傾向。對門羅主義乃至杜威的實用主義的應用，都是其中的例證。當然，這種情況發生在一個世界觀尚未成熟而又對各種新思潮、新觀念充滿渴望和選擇的新青年身上，應該無可厚非。

    青年時期是一個人的世界觀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他所讀過的書籍、接觸的人物以及從事的實踐活動，都會在一生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青年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之前，不僅從書本中獲得了對美國的初步印象，而且接受了美國思潮、文化和觀念的影響。這些影響既包括華盛頓、羅斯福、富蘭克林等人的堅強意志、毅力、智慧、勇氣和開拓創新精神，也包括美國的社會思潮、政治體制、民主觀念、求實精神和務實態度。它們發生在一個農家子弟剛剛走出山鄉、面向社會的青年時期，發生在他的人生態度和思想觀念開始形成、轉變的歷史階段，其作用是潛移默化的，一旦積澱下來，便多多少少會對他的一生產生長久而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俄國道路」對「美國精神」的消解

    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五四運動的爆發，使青年毛澤東對巴黎和會以來的美國政府日漸失望。書本中的美國印象、頭腦中的美國理想與現實中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開始形成強烈的反差。因此，他在繼續接觸美國自由主義、改良主義、實用主義等社會思潮，並在實踐中不斷推行美國式政治、教育理念的同時，對美國政府現行的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已經從日益不滿發展到持尖銳批判的態度，並且藉助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揭露了其內在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初步認清當時美國政府對外侵略和擴張的「帝國主義本質」。此後，在十月革命經驗感召下，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引領下，青年毛澤東最終選擇「走俄國人的路」，實現對「美國精神」的消解，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

    一、巴黎和會後對美國「帝國主義本質」的初步認識

    埃德加•斯諾曾經指出，由凡爾賽和約激起的憤慨情緒，導致了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毛澤東參加了這次運動，並在運動中認清了美國威爾遜政府對華關係上所奉行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由此開始了對美國政府現行政策的長期批判。1919年7月至9月，他在親自創辦的《湘江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針對美國的批判言論。可以說，正是出於對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憤怒，使他打開了接受俄國革命思想的閘門；也可以說，正是他對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批判，幫助他最終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的時候，中國人對美國是抱著極大的希望的。因為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著名的十四條宣言，以此作為他設計戰後世界新秩序的方案。十四條宣言中提出的外交公開、反對密約、民族自決、維護各國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等原則，在中國受到極大歡迎，人們甚至將威爾遜看作是「公理」和「正義」的象徵。當時中國輿論界普遍認為，一戰結束將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標誌著「公理戰勝強權」，一個正義的和平的新世界正在向人們招手。

    1918年11月，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消息傳來后，舉國上下，歡欣鼓舞。30日夜，北京學生在慶祝遊行時，有不少人到美國駐華使館前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對此，顧維鈞曾經回憶說，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美國是中國真正的朋友」。一些宣傳新思潮的刊物，也在大力稱頌著美國的民主，稱頌著威爾遜的十四條宣言。12月22日，陳獨秀在為《每周評論》所擬的發刊詞中，更是盛讚威爾遜關於「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之言，乃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屢次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是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在文中，他還明確表示：《每周評論》的宗旨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對美國的期待，一時成為社會輿論的主流。

    然而，這種期待在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召開后不久，就開始破滅了。當時，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出了50多人的代表團參加和會，其首要任務是收回戰前德國在山東攫奪的一切特權，並保證這些權益不得由日本繼續竊取。而日本人顯然不會就此罷休，為了達到長期竊據中國山東的目的，他們絞盡腦汁，陰謀疊出。

    顯然，當時的中國山東問題是巴黎和會中最重要的遠東政策問題。各列強中，美國的態度是中國能否收回山東權益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在和會?期，威爾遜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國與日交涉。但是，美國的對華、對日政策是服從於其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的。當時，威爾遜把建立國際聯盟作為實現美國全球戰略的至關重要的一步，因此其出席和會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國際聯盟，以此謀求通過國聯來左右世界政治格局。日本洞悉威爾遜的意圖，趁義大利退出和會之機向美施加強大壓力，聲稱如不滿足其在中國山東的利益，寧肯退出和會、退出國聯。面對日本的威脅，威爾遜立刻轉而決定在山東問題上作出讓步。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國首腦會議收下了日本草擬的山東問題條約草案，並一字不改地列入了《凡爾賽條約》。這樣，巴黎和會便以中國的外交失敗而告終。

    原來的期望越高，一旦失望帶來的痛苦越強烈。威爾遜從最初允諾在和會上幫助中國到最終背棄中國、轉而向日本妥協的行徑，使得中國民眾陷入一片沮喪和憤怒的情緒之中。正如許德珩所言：「大家眼巴巴地企望著巴黎和會能夠給我們一個『公理戰勝』，哪曉得奢望的結果是失望。」

    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了。曾經稱讚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好人」的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這樣寫道：「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李大釗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中寫道:「威爾遜!你不是反對秘密外交嗎?為什麼他們解決山東問題，還是根據某年月日的倫敦密約，還是根據某年月日某某軍閥間的秘密協定?須知這些東西都是將來擾亂世界和平的種子。像這樣的和平會議，哪有絲毫價值?你自己的主張計劃如今全是大炮空聲，全是曇花幻夢了。我實在為你慚愧!我實在為你悲傷！」當時，即使在美國人中間，也有不少人對威爾遜的這一做法持批評態度。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的芮恩施（PaulS.Reinsch）寫道，美國在巴黎和會上的行為使「中國人也許會感覺到他們是在朋友家裡被人出賣了」，並憤而向威爾遜提出了辭呈。

    美國人在巴黎和會上的表演，特別是與其他列強一道對中國實行出賣政策，對青年毛澤東的刺激太大了。如前所述，早在1916年他就提出過「聯美製日」的設想。那時候，他對美國、對威爾遜政府的「和平政策」確實抱有很大幻想，希望美國不必參加歐洲戰爭，而與中國聯手，在亞洲對日本開戰，為亞洲和平做出貢獻。但是，無情的現實使他看透了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政府踐踏中國主權的真相，對威爾遜和美國政府奉行強權政治的本質有了新的認識。1919年7月，已在五四運動中嶄露頭角的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連續發表尖銳批評美國推行強權政治的文章，對威爾遜本人也表達了極大的憤慨和抗議。他質問：威爾遜之流「滿嘴的平等主義」，但是從他們無恥的所作所為中我們要問：「平等正義」又在哪裡？他還用嘲諷的語言寫道：在巴黎，列強競相分贓，威爾遜「不能伸出己見」，無所適從，「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他雖聲稱「正義」、「公理」，但其實不然，「我看了『卒已贊成』四字，為他氣悶了大半天，可憐的威爾遜！」

針對巴黎和會上各主要國家你爭我奪的表現，毛澤東在這些評論文章中做了初步分析，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實質上是列強之間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而不是它們所標榜的什麼公理與強權的鬥爭，說到底是強權與強權之間的爭鬥，目的是要建立更大的強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仍然得到強權。不僅自相矛盾，並且毫無效力。歐洲的『同盟――協約』戰爭、我國的『南』『北』戰爭，都是這一類。」他還抨擊了英、法、美等國在巴黎和會中的種種分贓行為，認為它們都是「一類強盜」，它們在和會上爭吵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賠若干金錢」。

    從威爾遜急切建立國際聯盟的行動中，毛澤東不僅對美國對外侵略和擴張的野心有了初步認識，對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推行的政策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有了一定的警惕，而且對於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的認識也逐步清晰起來。他敏銳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之間的廝殺改變了世界格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強權在德國。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後，世界最高的強權在法國、英國和美國。」這一見解顯示了他對國際形勢不同於過去的新判斷。正是根據這一判斷，他預言，美國等西方列強對外侵略和擴張的爭奪將會愈演愈烈。

    在對美國對外政策和威爾遜言而無信的行為作了公開批判之後，毛澤東初步清算了自己過去信奉的英雄史觀，特別是批判了梁啟超宣傳過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卡萊爾的英雄崇拜論。他一針見血地揭穿了這種英雄崇拜論的實質乃是強權政治的需要，指出：「崇拜英雄的人，就是要大家將來崇拜他自己。」他警告勞合•喬治和威爾遜之流：「我正式告訴路易喬治這一類的政治家，你們所說的一大篇，我們都明白是『鬼話』，是『胡說』。我們已經醒了。我們不是從前了。你們且收著，不要再來罷。」最後，他還樂觀地預言：由列強來主宰世界人民命運的「大國政治」時代，以及由威爾遜、勞合•喬治、克勒滿沙這樣一些大人物來決定別國前途的「偉人政治」時代，已經過去，以後將是各國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命運的時代。

    無疑，過去一度被自己視為世界「民主政治」典範的美國，這時候已經成為毛澤東集中批判的焦點。正是通過對美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種種表現的揭露，毛澤東不僅初步認清了它對內由壟斷資產階級專政、對外實行侵略擴張的的帝國主義本質，而且也開始敏銳地注意到，美國國內階級鬥爭已日趨尖銳。因此，對於美國工人反抗鬥爭的情況頗為關注。他在《湘江評論》上繼續撰文指出：「法英美三國的官僚和財閥，傾注全力於巴黎和會，用高壓手段對付敗北的德奧、正在興高采烈時候，他們的國里，忽然發生了罷工風潮。」他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各國的罷工風潮，內容不厭其詳：「六月七日，芝加哥電報司員預定十一時罷工，共約六萬人，內有二萬五千人系屬電報司員聯合會。該會會長康能堪氏正計劃全國罷工辦法。同日，全國電話司員奉命於十六日起罷工，表同情於電報司員。八日，電報人員聯合會幹事，向全體電報人員宣布，連收發電報生在內、全體罷工。目的在於停止威爾遜總統每日在巴黎往來的電報，使他注意國民不贊成他在和會的主張。」

    正是通過對美國國內階級矛盾的分析，毛澤東進一步得出了「美國為地球上第一實業專制國」的判斷，並認為「托辣斯的惡制，即起於此」。他解釋說，所謂「托辣斯的惡制」，就是通過「資本集中」的辦法，使金錢漸漸流入田主和工廠老闆的手中。「他們既將土地，和機器、房屋，收歸他們自己，叫做什麼『不動的財產』，又將叫做『動的財產』的金錢，收入他們的府庫（銀行）。於是替他們作工的千萬平民，反而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給予」。毛澤東認為，正是實業專制與壟斷造成了極大的貧富懸殊，在美國，「幾個人享福，千萬人要哭。實業愈發達，要哭的人愈多」。他預言：美國國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衝突尖銳化了，勞動者都在高呼「不許實業專制」。當千百萬勞動者都覺悟起來，「由一人口說『不許』，推而至於高聲的很高聲的狂呼的『不許』，這才是人類真得解放的一日。」由此，他樂觀地指出，美國工人階級已經在國內掀起了反對實業專制的熱潮。

    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毛澤東初試「階級分析方法」的鋒芒，認為美國乃是由壟斷資產階級專政，美國工人階級已經掀起了反帝實業專制的熱潮，「階級鬥爭也已發生，以待國際勞動界完全勝利，始能停止。」寄世界未來的希望於美國工人階級的思想，已露端倪。他斷言，美國人民埋葬壟斷專制制度的鬥爭，將成為人類解放鬥爭的一部分。他非常看重美國無產階級鬥爭的力量，對他們鬥爭的前途歡欣鼓舞，並以輕鬆的筆調寫道：「人人知道很文明很富足的美國，有『炸彈暴舉』，同時在八城發生。無政府黨蔓延甚廣。炸彈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帖說，『階級鬥爭』業已發生，以待國際勞動界完全勝利，始能停止。炸彈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員?住宅，屋頂上發現人頭。可怕可怕！我只掛牽官員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們晚上如何睡得著？議院那裡痛詆暴動者，通過嚴懲案。我正式告訴諸位，諸位的『末日審判』將要到了！諸位要想留著生命，並想相當的吃一點飯，穿一點衣，除非大大的將腦子洗洗，將高帽子除下，將大禮服收起，和你們國里的平民，一同進工廠做工，到鄉下種田。」

    從毛澤東對美國最初的這些政治評論中，可以看出他對貌似強大的美國已經不以為然。他斷言威爾遜政府最囂張、最猖狂的表演，也就是他們最虛弱、最無能的表現。他預言不僅這個地球上的「實業專制」大國將得到徹底改造，而且全世界也將得到改造；指出美國的出路，就是美國工人階級「步俄國匈牙利的後塵，實行社會的大革命」，「英法美久郁的社會黨」起而響應「世界革命主義」，美國人民的解放之日便可以到來。從這些言論中也不難看出，五四運動后，隨著十月革命的影響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青年毛澤東已經開始把自己思考的興奮點逐漸從美國轉向俄國。

    從早年通過書本接受美國印象，並在社會改良實踐中積極推行美國理念，到巴黎和會後看清美國政府對外侵略和擴張的本質，這是青年毛澤東對美國認識的第一次深化，也是他的美國觀發生的第一次轉變。正是由於初步看清了威爾遜政府的這種「帝國主義本質」，因此五四運動以後，毛澤東對美國在中國的侵略和擴張行為便有了一定的戒備，尤其是對美國強加於中國的經濟侵略保持著很高的警覺性。1919年底，在領導「驅張運動」中，他對張敬堯縱容湖南礦務局長張榮楣，欲將湖南寧鄉錫礦賣給美國商人的事件，進行了揭露和抵制。其後張榮楣由礦務局長升任省政務廳長，又要盜賣湖南白鉛煉廠給美商，湖南民眾再次掀起反對浪潮。12月27日，毛澤東在北京代表湖南民眾，起草了《湘人力爭礦廠抵押呈總統府、國務院及外、財、農商三部文》，揭露張敬堯、張榮楣勾結美國商人掠奪湖南礦廠的行為。在《湘人控張敬堯十大罪》中，他指出，「湖南水口山鐵礦，湘督既盜押外人，又將白鉛煉廠，押與美商」，如此下去，湖南公產私產盜賣乾淨，湖南民生將無以為繼。從中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不僅對美國的經濟侵略深為憂慮，而且對美國在中國的橫行和無忌有了更深的認識，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和擴張的本質有了切身的體會。

    綜上所述，五四運動以後，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評論文章，通過對美國威爾遜政府在巴黎和會前後的種種表現進行揭露和批判，實現了對美國認識的逐步深化。從當初希望「聯美製日」，到現在認為「世界最高的強權在法國、英國和美國」，並最終得出美國乃是「地球上第一實業專制國」的結論，可以說這是青年毛澤東的美國觀發生的第一次轉變。不僅如此，在實現這一轉變過程中，毛澤東還通過對美國國內政策和工人階級狀況的分析，得出了美國工人階級已經掀起反對實業專制熱潮的結論，開始把未來新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美國工人階級的身上。這就為他日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實現世界觀的根本轉變，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走俄國人的路——對「美國精神」的消解

    毛澤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也是始於五四運動前後兩次到北京期間。當時，馬克思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等等，已經像潮水一樣湧入中國，並且掀起了一系列的論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胡適和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進行的「問題與主義」的爭論。這次爭論，標誌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內部的分化。由於爭論雙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澤東所敬重的，因此他對於這場爭論的態度，似乎有些模稜兩可。一方面，他很傾向於李大釗，因為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大本大原」，特別看重「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另一方面，他又很注重社會實際，並不排斥對種種具體現實問題的研究，因此對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觀點也頗為欣賞。

    與同胡適的交往不同的是，毛澤東對李大釗有著更為直接的接觸和了解。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時，李是圖書館主任。因為工作的關係，李大釗的言論和行動自然給青年毛澤東的影響更加深廣。作為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李大釗也得到青年毛澤東更多的欽佩和景仰。1918年11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聽到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的演說。這篇演說和從《新青年》雜誌上讀到的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使青年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到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另一位主將陳獨秀，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時也有過直接的接觸，並受到很大影響。1919年7月，他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中，讚揚陳獨秀倡導「科學」與「民主」的「至高至堅精神」，並「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後來，他還這樣評價過陳獨秀：「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1919年的冬天,為了驅逐軍閥張敬堯出湖南,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和李大釗有了更加頻繁的接觸。他們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和女子留學之事。這時，由於李大釗的影響，毛澤東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了更加濃厚的興趣，不僅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而且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那時所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其中包括1919年12月出版的《國民》雜誌第2卷第1號上登載的《共產黨宣言》。

    在不斷接觸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中，毛澤東也開始萌生了組織志同道合者的團體，開展討論，並在適當的時候付諸實踐的設想。1920年2月，他給在湖南的陶毅寫信說：「我覺得要結合一個高尚純粹勇猛精進的同志團體」，現在，「好多人講改造，卻是一個空泛的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終極目的）？用什麼方法達到？自己或同志從哪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在一個人，或者還有，團體的，共同的，那就少了」。因此，他在信中提出要組織「共同的討論」，著重討論共同的目的、方法和「怎樣實踐」。「我一己的計劃，一星期外將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然後組一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信中還特別寫道，「現：我正和李大釗君等商量。」對於這件事，我「腦子裡裝滿了愉快和希望」。3月10日下午，他又前往黎錦熙的住所，討論改造中國究竟應該選擇哪一種社會主義的問題，兩人長談到深夜。黎錦熙也主張中國的問題應該從「根本解決」下手。

    正是帶著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認識和對俄國式革命的種種設想，毛澤東從北京來到上海。當時，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人正在這裡著手籌組共產黨。毛澤東與陳獨秀多次會晤，同他討論有關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問題，並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劃，徵求意見。對此，毛澤東後來回憶說：這次在上海，「我再次看見了陳獨秀」，「和陳獨秀討論過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這次在上海，毛澤東還於6月21日在《天問》雜誌上發表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和《湖南建設條件商榷》。這兩篇文章，主張湖南未來必須要有強有力的革命政府、軍隊、警察和嚴密的政府機構，要有法津制度、各種群眾團體，人民要有一定的權利和義務等。顯然，這些觀點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所絕對不承認的。毛澤東能夠提出了這樣嚴密的施政綱領，表明他從理論和實踐上都開始拋棄過去一度信奉過的無政府主義。這實際上掃除了他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又一個思想障礙。

    1920年10月中旬，毛澤東熱衷的湖南自治運動遭受嚴重挫折。11月下旬，湘軍總司令趙恆惕取譚延闓而代之，湖南自治運動迅速流產。這不僅是青年毛澤東在湖南推行社會改良主義實踐的失敗，也是他一度信奉的美國實用主義思潮在中國?破滅。由此，他的美國觀發生了進一步的轉變。這就為他從根本上接受馬克思主義掃清了最後的障礙。

    毛澤東最終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最直接的原因，當然還是十月革命勝利及其影響在中國的傳播。正當中國的革命運動處於低潮、中國人為在巴黎和會上遭到恥辱而義憤填膺、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在總結經驗和尋找救國道路之時，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迅速傳入中國，給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範例。特別是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自願表示放棄沙皇政府從中國攫取的領土，並放棄依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享有的特權和按《辛丑條約》規定償付的賠款，這與美國威爾遜政府的對華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中國知識分子心裡引起了巨大的振蕩。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蘇聯政府的實際行動，使中國一切愛國的人們開始相信，只有蘇聯才是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真正朋友。在他們看來，「走俄國人的路」有著雙重含義：一方面，十月革命為中國革命樹立了成功的典範，並提供了足以取代西方民主主義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走俄國人的路」不僅意味著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而且意味著獲得被壓迫民族的徹底獨立和解放，並將在新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真正合理的國際秩序。

    應該指出，青年毛澤東對俄國革命思想的接觸，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他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當時，恰好是蘇俄共產黨的代表維經斯基在北京、上海積極活動的時期，兩地的部分激進知識分子正在受到俄國革命思想的熏陶，開始傾向革命，這種影響也自然會在毛澤東的身上表現出來。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一天之內給新民學會會員發出5封信，著重總結湖南自治運動失敗的經驗教訓，探求其中的根本原因。他檢討的思想武器，就是俄國革命的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給向警予的信中，他提出：「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信中表明了他接受科學社會主義，並與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徹底決裂的決心。在給李思安的信中，他提出：我們必須「另想辦法，另造環境，長期的預備，精密的計劃。實力養成了，效果自然會見」。此時，他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對中國革命的示範作用，主張立即把俄國的經驗運用到中國來，從而也就認定了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在給張國基的信中，他表示：「拯救千萬無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為大業」，而要完成這個大業，就必須「取世界主義」，即社會主義，「願大家好的主義」。由此可見，走俄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此時在他的頭腦中已經開始形成了某種信念。在對易禮容來信的批語中，他還特別申明自己贊成蔡和森的主張，即在中國著手成立共產黨。他說：我們必須要有「從事於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在給羅章龍的信中，他寫道：「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新民學會須「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這面旗子，指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但要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對自己過去曾經崇奉過的實用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平民教育和工具主義等美國思潮進行徹底的清算，實現自己美國觀的根本轉變。這年年底，毛澤東就做了大量的「清算」和轉變工作。12月1日,他在給蔡和森的信中，明確指出了改良主義的教育救國方案行不通。他分析指出：教育需要金錢、人力與機構,可是在當今世界,金錢完全控制在資本家的手中，掌管教育的人要麼是資本家,要麼是資本家的走狗，學校與出版機構這兩個最重要的教育手段完全為資本家所控制。因此，現時世界的教育不過是資本家的教育，他們控制了議會、軍隊、警察、銀行與工廠，也就把受教育的權利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對於他們既得的一切利益，是決不會輕易放棄的。他強調指出:「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由此，他進一步接受了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觀點，認為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並最終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

    正是帶著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和對「美國思潮」進行清算的決心，毛澤東積極參加了當時的社會主義大論戰。這場論戰是由羅素、杜威、張東蓀、梁啟超等人挑起的。論戰的實質是：中國是走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俄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採用改良主義的方法，還是採用俄國暴力革命的辦法？

    1920年11月，正當湖南自治運動宣告破產的時候，杜威、羅素、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眾多學者卻雲集長沙講學，繼續宣揚改良主義。羅素在長沙講演的《游俄之感想》和《布爾扎維克與世界政治》中，認為：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是「行不仁慈之事」；列寧是「智慧的專制家」；馬克思主義是「違反心理的見解的」，是「福音的宗教信仰」；俄國革命所造成的世界革命的漩渦，使世界文化「要淪落一千年」，等等。毛澤東在給蔡和森的複信中，根本否定羅素的觀點，認為羅素在長沙的演說，「主張共產主義但反對勞動專政，謂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可不至於要妨礙自由，興起戰爭，革命流血，……我對於羅素的主張，有兩句評語：就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對此，他還進一步解釋說，所謂「理論上說得通」，並非認為它在理論上正確，而是指它只是「說得好聽」而已。

    羅素、杜威、張東蓀等人挑起這場論戰的目的，名義上是想「用中國的葯來治中國的病」，實則是要竭力抵消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防止俄國革命在中國的重演。當時，在新民學會內部也存在著改良和革命的尖銳意見分歧，一些會員認為關於中國改造問題學會自有主張，「不必多討論了」。毛澤東不同意這種意見，他堅決主張通過討論提高認識，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弄個清楚明白。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學會舉行新年座談會，就這個問題展開了連續3天的激烈討論。在討論中，毛澤東反覆說明：「改良是補漏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因此只能採取「俄式」辦法，只有「俄式」辦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他還把自己近年來曾經受到過影響的幾種主義，如「1．社會政策；2．社會民主主義；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主義），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5．無政府主義」等拿來作透徹的分析，然後指出：「社會政策是罅缺補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而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始永世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

    最後,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公開表明自己放棄改良主義立場:「現在國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至於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

    這年1月21日，毛澤東在給蔡和森的複信中總結了自己這種思想認識發展變化的軌跡，明確指出：「我現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動搖。」這就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信仰和對過去一度崇奉過的實用主義、改良主義等美國觀念的拋棄。

    如果說，五四運動以後在《湘江評論》發表的一系列評論文章，反映了青年毛澤東對美國認識的逐步深化的話；那麼，1921年新年前後與新民學會會員的通信和討論，則進一步揭示了他的世界觀發生轉變的主客觀原因。從此，他主張「勞農專政」，取「階級鬥爭」四個字來老老實實地分析中國和世界的問題。這表明毛澤東與美國已經在意識形態上分道揚鑣，標誌著他青年時期思想中的「美國精神」已經被「俄國道路」所消解。因此可以說，從這時起，他的美國觀已經開始告別杜威和胡適的實用主義、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影響。而他本人，也開始從思想和行動上迅速向馬克思主義過渡，並最終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到1921年7月，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中共創始人之一。從此，我們可以把毛澤東的美國觀，稱之為「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美國觀」。

    第三節對美國「帝國主義本質」認識的定位

    在建黨、大革命時期以及土地革命戰爭前期，與當時許多著名的中共領導人一樣，毛澤東不僅毫不遲疑地接受了蘇聯與共產國際對於帝國主義的分析，而且在這種「反對帝國主義」這種共同的話語體系中找到了評判美國的思想武器。他根據列寧和共產國際關於民族殖民地綱領的基本思想，把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格局劃分為「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兩部分，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一部分，它將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行列里，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宣戰。而在這場將會改變中國和世界政治格局的鬥爭中，只有蘇聯和各國的工人階級才是中國共產黨人真正的國際支持者。可以說，與青年時期相比，此時在毛澤東的思想深處，「美國例外論」已蕩然無存。

一、華盛頓會議后對美國「帝國主義」本質認識的強化

    如果說，通過五四運動的覺醒，青年毛澤東已經初步認清了美國「對內由壟斷資產階級專政」、「對外侵略和擴張」的真實面目的話；那麼這種認識到了華盛頓會議以後，則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並最終提升到關於「帝國主義的本質」這一認識高度。從此，美國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便成了「帝國主義」的代名詞，「美帝國主義」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革命的對象之一。

    導致毛澤東對美國「帝國主義本質」認識得以深化和定位的契機，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開的華盛頓會議。這次會議是繼巴黎和會之後召開的又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美國既是會議的發起者，又是會議的東道主，中國問題則是其中心議題之一。因此，華盛頓會議同樣引起了中國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與巴黎和會時人人寄予厚望相比，中國人對華盛頓會議的反應是既有期待，也有憂傷，但不再有熱情。這說明相當多的人們對美國的認識已經發生了變化。作為剛剛完成了世界觀轉變的共產黨人，毛澤東的美國觀自然更不例外。

    華盛頓會議堪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國家重新劃分遠東及太平洋勢力範圍的會議。會議閉幕的當天通過了《九國公約》，它以美國提出的所謂「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原則為基礎，意在通過協調列強對華政策來限制個別國家、尤其是日本在中國謀取的特權。因此，《九國公約》實際上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掠奪中國的一個協議。此後，在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勢力幕後操縱下，中國各派軍閥展開更為激烈的爭奪，引發多次大規模的戰爭，如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等，使中國政局陷入極度混亂。

    華盛頓會議的召開，使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認識到，中國人民當前所受的最大痛苦，還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剝削，而是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軍閥的統治。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明確提出了黨在現階段的革命綱領，即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使之成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這一綱領的指導下，中共二大對華盛頓會議的實質又給予了進一步的揭露，指出這隻不過是美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在遠東重新分配市場、調整關係的一次會議，「它給中國造成一種新局面，就是歷來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競侵略，變為協同的侵略，這種協同的侵略，將要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的經濟獨立，使四萬萬被壓迫的中國人都變成新式主人國際托拉斯的奴隸。」正因為如此，中共二大強調：「中國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也一定要併入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壓迫者——國際資本主義。」

    作為當時中共黨內嶄露頭角的理論家和實踐家之一，毛澤東對華盛頓會議踐踏中國主權的實質也進行了無情揭露和批判。他在這次批判中所持的思想武器實際上就是列寧和共產國際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基本的框架則是中共二大綱領所規定的內容。1923年4月10日，在《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中，他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侵華政策進行了抨擊，指出華盛頓會議在中美關係史上是一次值得高度注意的會議，大大地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危機；它使中國社會在目前及將來一個時期內，「政治將更發黑暗，財政更發紊亂、軍隊更發增多，實業更發停滯，壓迫人民的辦法更發厲害。」毛澤東分析指出：「何以知道必然是這樣呢？你看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政治形勢是何等的反動，他們現在是協調著步驟來侵略中國。他們的步驟以先是不協調的，經華盛頓一番商量便協調了。雖然他們的協調終久是要破壞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將來，他們為補償前次大戰的虧失及蓄養下次大戰的精力，是斷然要取協調主義的。美國的門戶開放主義居然能通過在中國擁有勢力範圍的英法日，就是明顯的證據。」與此同時，他還指出，華盛頓會議雖然意在協調美、日矛盾，但由於美國在華政策所取得的優勢地位，實際上加深了美、日之間的矛盾，因此「中國分裂於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從巴黎和會之前到華盛頓會議之後，毛澤東由對威爾遜和平主義的希望和推崇逐步轉向失望和批判，這是其美國觀發生根本轉變的時期，也是其民族國家意識顯著增長的一個重要階段。毛澤東聯繫自己五四前後的切身體會指出，華盛頓會議明明是美國勾結其他列強共同侵略中國的會議，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居然對美國抱有天真的幻想。「他們迷信美國是扶助中國的好友」，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他特彆強調，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其實都是種種騙人的鬧劇，美國的在華利益，與它有「生死關係」，在這個「生死關係」問題上，是和中國人民「勢不兩立的」。

    一年多后，毛澤東把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之後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作了一個比較，指出巴黎和會後，「許多民族見帝國主義列強所說的都是騙人的話，不?失望，且漸覺悟，尤其東方各民族，都知道巴黎和會是不可靠的，遂由傾向威爾遜主義的路途，走至俄國多數派主義的營中。」而華盛頓會議使世界人民的這種認識得到進一步深化。他通過分析指出，經過華盛頓會議之後，在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眼中，美國已經變成了「最會殺人的第一等劊子手」。

    從巴黎和會後關於美國是「地球上第一實業專制國」的論點，到華盛頓會議后關於美國是「最會殺人的第一等劊子手」的判斷，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美國對外侵略和擴張的「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已經大大前進了一步。因此他的美國觀在這一時期，也有了進一步的轉變。眾所周知，當時有不少中共領導人都視英國這個老牌侵略者為最兇惡的敵人，但毛澤東卻大膽地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從前獨霸遠東的英國，現在已處在保守的地位，它在中國的霸主地位，已經不得不讓位於美國。從此往後，美國對中國社會的前途和命運將會發生更大、更深遠的影響。雖然在此前後的一系列文章中談及國際帝國主義的時候，毛澤東總是把英美並列，而且英國始終排在美國之前，但在他的心目中，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勢力卻是遠甚於英帝國主義的。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毛澤東的這種看法是深刻而富有遠見的，顯示了其世界性的戰略眼光。

    毛澤東的上述分析與批判在中共黨內也不乏贊同者。蔡和森、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就持類似的觀點。蔡和森認為：在華盛頓會議上，美國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有「驚人的大成功」，其效力好像「萬斛麻醉藥」，令中國人民「神智皆昏」，且「一躍而為領袖列強中國之主人」。因此，在他看來，所謂「美國是中國最好的朋友」，換言之，就是最會使障眼法，最會用宣傳術來宰割中國的「好朋友」。陳獨秀則呼籲，在對華盛頓會議的認識上，「不要上美國帝國主義者的當呵！」「不要於不知不覺中引導一部分人民或青年學子去親美帝國主義才好呵！」當時出版的《共產黨》雜誌也發表《短言》指出：華盛頓會議是英美日瓜分中國的會議，「什麼正義人道就是掠奪和分贓；什麼門戶開放就是自由到中國奪取富源；什麼機會均等就是均分中國財富；什麼領土保全就是把空殼留下來利用那班中國的政客軍閥做他們的帳房和監工者來搜刮壓榨中國無產階級供給他們的利益。」

在對美國的分析和批判中，毛澤東特別關注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問題。他告誡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前還有一部分迷信美國的商人，他們迷信美國是扶助中國的好友，而不知美國是最會殺人的第一等劊子手，試把美國近來怎樣陰謀扶助那商人及全國國民所反對的曹錕去搶奪政權，以及他們怎樣出死力妨礙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實際的事例看來，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國的錯誤了。」他痛心地指出，對美國政府要察其言、觀其行，不能只聽它嘴上說得好聽。從它的實際行動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哪有什麼親善，哪有什麼和平可言？他列舉了華盛頓會議后美國、英國在華的種種侵略行徑，質疑那些「迷信華盛頓會議的同胞們：華盛頓會議給我們的在哪裡？」呼籲那些「迷信華盛頓會議相信英國比日本好的同胞們：請問華盛頓會議給我們的在哪裡？」

    毛澤東還特別提出浙江的紙煙稅這樣一個事例，來說明美國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情況。他指出，美國、英國商人在浙江大開煙廠，以至捲煙盛行，危害之烈不下鴉片。不僅如此，美英公使還抗議加征地方紙煙稅，結果浙江政府竟然屈服於美英壓力，停止了徵收。毛澤東認為，僅僅從這樣一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出華盛頓會議之後，美國對中國的侵略是大大地加深了。由此，他提醒國人注意：美國的經濟侵略與政治侵略是相互配合的，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不能對美國政府抱有任何奢望。

    除了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行集中的批判之外，對美國當時在中國特別是在湖南進行文化侵略的狀況，毛澤東也進行了具體的分析。他以當時天主教在湖南的傳播情況為例，指出：「耶穌天主教教堂布滿全省，僻地小鎮無不侵入。美國傳教事業尤為猛進，以青年會為中堅，兼及教育事業及慈善事業。美國人在湘因商業上無勢力，專從宗教、教育及醫院籌賑等慈善事業用力，一班留美學生從而和之，造成一種濃厚的親美空氣。」寥寥數語，就把當時美國宗教在中國滲透的情況，揭露無遺。

    綜上所述，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綱領指引下，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都在努力同美國的民主政治模式、美國式的人權，及其以自由為核心內容的個人主義文化分道揚鑣，並進行徹底清算。從對華盛頓會議以來關於美國的分析與批判中不難看出，他們這一時期的美國觀，不僅反映了革命民主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尖銳對立，而且預示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最終不可調和性。而在他們中間，毛澤東可謂是對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接受得最為堅決、對「美國思潮」和其「帝國主義本質」清算得最為徹底的代表之一。如果把他在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前後的言論做一個簡單的對比的話，就不難看出，他對當時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實際上是經歷了一個持續批判的階段，他對美國對外侵略和擴張的本質認識也由「地球上第一實業專制國」，發展到「最會殺人的第一等劊子手」，從而實現了他對美國「帝國主義本質」認識的基本定位。這是毛澤東美國觀初步形成的根本標誌。此後，無論他對美國的看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這種關於「美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始終都沒有動搖和改變過！只不過由於時代主題、主要矛盾和當前任務的不斷發展和變化，以及美國在與中國的交往中所處地位和所扮演角色的反覆變化，使毛澤東得以從不同的角度和方位來接觸和認識美國，以不同的身份來與美國人打交道，從而豐富和發展了他在不同時期的美國觀。

    二、在「反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框架下

    到了大革命時期，毛澤東進一步鞏固和運用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和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努力按照共產國際制定的綱領和國共合作的方針來反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帝國主義與國內封建主義。這是他這一時期思想認識的主流，也是左右他的美國觀進一步發展的基本因素。國內階級鬥爭、國際帝國主義、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一系列概念，是他在這一時期最常用的基本辭彙，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成了他在這一時期理論和實踐活動的主題。換言之，如果說青年時期毛澤東觀察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問題的角度是經常變動不拘的話，那麼這個時候就只有一個視角了，那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與建黨時期相比，在大革命時期，隨著國共合作的全面展開，特別是毛澤東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之後，他在對美國的分析和批判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比較多地運用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思想武器，從而使得自己的美國觀建立在更加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之上。1925年10月20日，他在為《廣東省黨部代表大會會場日刊》撰寫的發刊詞中，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的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應乎中國被外力、軍閥、買辦、地主階級重重壓迫的客觀環境，為我們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看清楚我們主要的敵人是帝國主義，於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義。又看清楚帝國主義藉以剝削中國人民的重要工具，?軍閥、大商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由此，他得出結論說：「革命的民族主義叫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權主義叫我們反抗軍閥，使中國人民自立於統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義叫我們反抗大商買辦階級，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

    正是從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出發，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特別注意把對美國的分析和批判與對當時國內軍閥混戰的現實認識緊密聯繫起來。他在批判「帝國主義」的同時，始終沒有忘記批判與外國列強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封建軍閥勢力，而且以敏銳的洞察力，深入剖析了各派軍閥與外國列強之間的關係。

    早在建黨時期，毛澤東就曾經預言，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必將使各個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的利益得到強化，而且它們必然要勾結中國各派軍閥，支持它們的反動統治，把軍閥的爭奪進一步演變成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爭奪。「因此我們從內外政治經濟的情勢上，可以斷定中國目前及最近之將來，必然是反動軍閥支配之天下。這個期內是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是必然成功一種極反動極混亂的政治的。」美國與各帝國主義國家緊密勾結各派軍閥，使中國的政治完全成為「軍閥外力互相勾結箝制全國國民的二重壓迫政治，全國國民在這種二重壓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這就是中國政治將越發黑暗的原因。

    到了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的這一預言更加清楚地表現為現實。1924年9月10日，他在與中共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聯名發布的中共中央第十七號通告中指出：「此次江浙戰爭，顯然是軍閥爭奪地盤與國際帝國主義操縱中國政治之一種表現」，只有增加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對於因江浙戰爭引發的直奉戰爭，他於1925年也進行了具體的分析，指出：「去年直奉戰爭，起於英美帝國主義欲挾直奉統一中國排斥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之企圖。」「此次反奉戰爭仍然一脈相承，日本帝國主義站在奉系背後，美帝國主義站在直系背後」；「英國帝國主義為鞏固其長江流域勢力範圍計」，「不得不極力與日本協調以重利勾結張作霖鎮壓上海的反英運動」。由此，他得出結論說，各派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就是封建軍閥為帝國主義之前驅，帝國主義為封建軍閥之後盾，帝國主義把中國變成了戰場，因此軍閥間的戰爭，就是帝國主義間的戰爭。

在分析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之間的這種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時，毛澤東特彆強調美、日之間爭奪中國的矛盾，已經成為支配中國軍閥和政治派別的一條主線，指出它們在中國的爭奪，突出地成為軍閥戰爭的禍根。一些軍閥和政客或者倒在美國的懷抱，或者倒在日本的懷抱，做賣國的運動。「所謂新外交系，一向是直系與英美帝國主義之間的賣國經紀人，此派現與研究系及上海南通等買辦階級深相結納，一同聚在直系旗幟之下，努力做其賣國運動。上海南通等買辦階級，去年反直戰爭時因美國帝國主義之指引站在直系一邊。此次直系再起，亦馬上從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的意旨，做了直系響亮的應聲，而且是直系有力的柱腳。」他還具體地分析了美日兩國在兩次直奉戰爭中的你爭我奪及其相互勢力此消彼漲的情況，尖銳地指出，無論是美國支持的直系、還是日本支持的奉系，它們之間誰勝誰敗，均於中國不利，其結果都是奴役和宰割中國人民。美國的統治並不比日本好，日本的統治也不比美國強。在軍閥混戰的年代，中國那些盤根錯節的政治關係，被毛澤東用國際戰略的眼光和階級分析的方法，理出美日爭奪這根主線，便被描述得清清楚楚。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道路。在隨之而來的土地革命戰爭中，毛澤東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中央蘇區，高舉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幟。由於蔣介石對蘇區的嚴密封鎖和反覆「圍剿」，使得毛澤東在這一時期與外界的聯繫幾乎中斷，對於美國的情況也知之甚少。因此，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對美國的評論相對減少。他的美國觀，也基本上停留在大革命時期。

    在幾近與世隔絕的環境里，毛澤東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共產國際。當時，中共內部關於國際形勢的認識佔主導地位的觀點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則是中國革命的頭等重要的任務。根據這樣一種認識來看問題，中國共產黨人自然把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統統看成是一丘之貉，相信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中之最基本最主要的任務」。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三省之後，已經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對於世界形勢變化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對這一事變的性質判斷同樣來自於共產國際。事變后的第三天，臨時中央政治局公開發表的宣言就認為：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佔領中國東三省，不過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之更進一步的實現。在這一認識框架內，中共繼續奉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政策。針對國民黨當局急迫希望美國來主持所謂「正義」與「公道」的做法，中共一再告訴全國民眾：「美國也同樣是帝國主義的國家，是中國民眾的敵人，希望美國來反對日本，等於引狼入室。」9月30日，中共發表第二次宣言，仍然指出各國帝國主義都是一丘之貉，那種想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或企圖勸說國際聯盟來干預日本侵略的任何設想，都無異於「與虎謀皮」，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引狼入室」。

    中共領導人對美國的這一看法，在30年代前期基本沒有變化。他們稱美國為世界「帝國主義的巨頭」，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凶，意在幫助日本掠奪中國民眾，建立反蘇基地；它的目的「是將全中國放置在自己的金元勢力之下」，不讓別人染指，「把中國完全放在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

    一直到1934年1月18日，中共通過的決議仍然認為：「美國帝國主義正在狂熱的準備著與日本帝國主義爭取太平洋霸權的強盜戰爭。同時他在帝國主義強盜反蘇聯的挑釁與戰爭準備上成為更加積極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者儘力的企圖維持和加強他對國民黨政權的影響，經過這個工具來奴役中國民眾，使中國成為美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他以棉麥借款幫助國民黨進攻中國革命和中國民眾，摧殘中國經濟，奴役中國民眾。」正是基於對美國的此種認識，中共中央提出:「我們的黨必須最堅決的反對對於任何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的幻想。」

    應該指出，在上述這樣一些有關世界革命和國際戰略的重大問題上，作為當時中央根據地和蘇區主要負責人之一，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他在這一時期的美國觀從總體上也是服從並服務於反帝反封建這一時代主題的。所不同的是，在長期殘酷的鬥爭實踐中，他更為關注的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矛盾及對中國政局的影響，是如何在這種大背景下保存和發展中國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推動所謂的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

    早在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艱苦鬥爭中，毛澤東就曾深切地體會到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各派軍閥的長期混戰，是工農武裝割據得以形成的特殊條件。他認為，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鬥爭，反映著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鬥爭，正是「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當時對在華的帝國主義勢力及其相互間的矛盾與鬥爭非常關注。1928年10月5日，他在為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案第一部分中，就曾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指出：「自日本對華出兵與英法海軍協定成立兩件事發生之後，美國與英法日三國乃處於無法調和的兩極地位。現在國際形勢是，為著中國問題與歐洲問題，美國採取積極干涉政策，英法日三國也採取積極抵抗政策，世界大戰由醞釀以至爆發，僅僅是時間上的問題了。」值得一提的是，這段話後來並沒有整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也許毛澤東認為其分析和判斷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時代局限，但它注意在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的思想方法則是不容置疑的。

    1929年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政治決案》，對當時英、日、美三大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態勢作了如下分析：「英、日、美三大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競爭，好像是帝國主義，一時佔了優勢。但這些完全是表面的。實則軍閥與軍閥之間，資產階級與買辦地主階級之間，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越發尖銳了，他們的衝突越發緊迫了。」「美國的工具蔣系軍閥雖則始終盡忠美國，卻不能不兼受英、日的支配，這是帝國主義在中國鬥爭發展的新形勢。」這個決議案是在「毛同志指導之下很密切具體的討論」通過的，因此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這樣一個觀點：即對蔣介石的鬥爭，就是與美、英、日諸帝國主義國家的鬥爭，因此進行土地革命與反對帝國主義有一致性。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當1930年初，中共「左」傾錯誤領導人李立三高談闊論世界革命高潮即將到來之時，毛澤東卻和他有所不同，始終堅持這樣的看法：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這種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與混戰加深了中國社會危機，從而形成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和紅色根據地生存、發展的條件。以這樣的思想認識為指導，使得毛澤東在領導根據地鬥爭時，必然會採取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去求得生存和發展的鬥爭策略。

    這一年蔣馮閻大戰爆發后，紅一方面軍前委會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聯合發出指示，強調蔣馮閻大戰實際上就是美英日的戰爭，美國正在組織一個名由蔣介石，實則由自己領導的反共聯盟，鎮壓中國革命。因此，中國革命的勝利，不但要遇到國內軍閥的鎮壓，而且要遇到國際帝國主義的殘酷鬥爭。這個指示實際上是將毛澤東的上述認識進一步具體化。

    九一八事變以後，毛澤東逐漸注意到國際形勢發生的變化。1932年3月17日，他簽署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給福建省第一次工農兵蘇維埃大會的指示》指出，去年的九一八事變，「這不僅表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鎮壓中國革命，以挽救他自己的危機，而且是帝國主義爭奪瓜分中國，重分世界的尖銳矛盾的爆發，所以這一事變以來，特別日美衝突的緊張到了萬分」。此後，毛澤東密切關注國際局勢和動態的變化。5月3日，他把自己收集到的滬區港汕報4月26日以前的有關新聞和消息摘錄下來，用電報發給當時的蘇區中央局、中央政府和軍委，這些材料包括：「美國會議波拉魯賓生等提議與蘇聯復交，上海密勒報評論數次，蘇聯報紙亦謂蘇美將聯合對日」；「中報社論，謂日蘇不致開戰，日美將先打響」；「美艦隊將長駐太平洋不返，大西洋日美間形勢正緊張，蘇聯紅星報亦謂日美戰爭不可避免，但法國及美國保守黨極力挑撥日俄戰爭」，等等。仔細分析一下這些新聞和消息目錄，就不難看出，其中更多的是反映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分歧，而不是它們之間的一致；特別是美國，成為關注的主要對象。

    1934年初，在第二次全蘇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毛澤東分析了一蘇大之後兩年來的國際形勢，欣喜地指出：「蘇聯和平政策在全世界革命民眾的擁護之下，到處得到了成功，最頑強的美國帝國主義也不能不和蘇聯訂立國交了。」而「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的結果，使各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尤其是日美間的矛盾，在新的基礎上開展起來」。這年4月，針對日本外務省發表對華政策致列強的通牒、企圖獨佔中國一事，毛澤東接受了《紅色中華》記者的採訪，指出日本帝國主義這一企圖，理所當然地遭到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反對，「但是他們表示反對的真實的意義，只是限於不願意日本把中國獨佔，要使中國由國際帝國主義瓜分，成為『門戶開放』的公共的殖民地。」這個談話，事實上進一步反映了他對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深刻矛盾的一貫認識。

    此後，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倉促長征，毛澤東對美國鮮有具體的分析和評價。但他的上述認識卻始終縈繞心間，成為遵義會議后中共處理對外關係和制定對外政策的思想基礎。

    綜上所述，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由於繁重的軍事指揮任務和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不暢，毛澤東對美國侵華政策的分析批判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框架下來展開自己的認識。他對美國反動政策的批判，既服從於總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又服從於當時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認識，可以說這是他在這一時期認識美國的基本出發點。所不同的是，他從中國土地革命的具體實際出發，著重闡明了外國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不平衡及其相互之間的矛盾，並特別關注到美日之間矛盾的對抗性和美蘇之間聯合的可能性。此外，他還十分注意把美國與「圍剿」根據地的國民黨蔣介石聯繫起來、把美國壟斷資產階級與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聯繫起來加以分析，從而使得自己對美國的認識要深入具體一些，也使得自己的美國觀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要豐富全面一些。

    毛澤東美國觀的初步形成，在遵義會議之前，大致經歷了青年時期、建黨時期、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前期這樣幾個發展階段。其中每個階段的認識都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點。如果說，他在青年時期曾經接受了「美國精神」的深刻影響的話，那麼這種影響到了五四運動之後，便逐步為「俄國道路」所消解。特別是隨著對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的分析與批判，使他逐步形成了對美國「對外侵略和擴張」的「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這一認識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中得到了實踐的檢驗和證明，成為毛澤東美國觀的根基和柱石。可以說，對美國「帝國主義本質」認識的定位，乃是毛澤東美國觀初步形成的主要標誌。此後，無論他對美國的認識和看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種關於「美帝國主義本質」的判斷都始終沒有動搖和改變過！所不同的是，由於時代主題、主要矛盾和當前任務的不斷發展和變化，美國在中國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斷地發生改變。因此，他在對美國的交往和認識過程中，也採取了不同的立場，變換過不同的視角，認清了不同的側面，增添了不同的感受，從而使得他的美國觀更加豐富多彩。遵義會議以後，隨著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領袖地位的逐步確立，他對美國的認識便開始逐步轉化為全黨處理中美關係的根本指導思想和具體方針政策，他的美國觀也從此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開始由過去「青年毛澤東的美國觀」、「一個共產黨人的美國觀」，逐步演變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整體的美國觀。

第二章 反對法西斯主義視野下

遵義會議以後，隨著中日矛盾的日趨尖銳和激化，並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的階級矛盾和中國與美國等帝國主義列強的民族矛盾開始降為次要矛盾。反對法西斯主義、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很快成為新的時代主題。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的美國觀經歷了一個較大的發展和轉變過程。抗戰前夕，毛澤東通過一切可能的途徑呼籲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開始把美國看做需要爭取的「民主國家」和「友邦」。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中共黨內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領導,這標誌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正確領導路線開始形成。從此,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擺脫教條主義的束縛,努力用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來觀察和認識世界。共產國際七大后,毛澤東著眼於反對法西斯主義,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積極推進中國革命和抗戰的歷史進程。這不僅為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認識美國提供了嶄新的視角,而且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抗戰階段正確處理和應對國際國內事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後,隨著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進一步確立和鞏固,隨著他在新形勢下對美國認識的不斷豐富和發展,以及這種認識不斷轉化為中共處理中美關係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他的美國觀也逐步由過去「青年毛澤東的美國觀」、「一個共產黨人的美國觀」,轉變為「中國共產黨人」整體的美國觀。

    一、只要加入國際反法西斯聯盟,「都是受我們歡迎的友邦」

    20世紀30年代初,德、日、意法西斯勢力興起,開始成為人類和平與安全的嚴重威脅,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具體討論了法西斯制度與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區別,決定實行「反法西斯人民統一戰線」的政策。共產國際這一策略轉變,對中共的對外政策產生了直接影響。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會議期間,據此發布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不僅呼籲國內團結抗日和建立民族統一戰線,而且提出「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對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的外交新主張。

    這時,日本軍國主義者正在製造所謂「華北自治運動」,進一步暴露它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有必要調整黨的對外政策,在面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時,需要利用其他列強與日本的矛盾開展鬥爭。會議預言:「日本帝國主義單獨吞併中國的行動,使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達到了空前緊張的程度。」因此儘管英美等國仍舊「完全為著他自己帝國主義的目的」,但它們明顯地與日本帝國主義有矛盾,而美國幾乎同日本帝國主義勢不兩立,「太平洋戰爭是必然的結果」。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瓦窯堡會議放棄了過去「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首次把德、意以外的西方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和日本相反對者,如「同日本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美國;一類是與日本相妥協,但可以暫時處於不積極反對反日戰線者,如妄圖「求得日本的某些讓步與妥協」的英國。會議提出新時期的外交政策應當是:「同一切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相反對的國家,黨派,甚至個人,進行必要的諒解,妥協,建立國交,訂立同盟條約的關係。」

    瓦窯堡會議結束兩天後,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從分析美國、英國同日本在華利益的矛盾入手,進一步提出中共應該利用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他指出,1922年美國召集的華盛頓九國會議簽訂了一個公約,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現在則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轉變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因此,不僅在華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出現了裂縫,「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當鬥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及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鬥以至明爭的」。顯而易見,在共產國際七大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國內外形勢以及階級關係也有了新的估計,開始提出有可能和有必要直接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與英、美等西方國家發展某種聯盟關係。無疑,這與建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前期的中共對外政策相比,是一個重大轉折,實際上意味著開始放棄過去長期堅持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鬥爭策略,而把鬥爭矛頭集中對準中華民族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