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書] 尋覓中華

《尋覓中華》總序

我的一個學生，向我講述了他的一段經歷。
    有一天，他從家裡的一個舊箱子里翻出來幾張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個人，一個風姿綽約的美女，服飾打扮在今天看來也顯得大膽而前衛。他連忙拉過父親詢問，父親說：「這是你的祖母。」
    這讓我的學生大吃一驚。看父親和母親，平時是那麼謹慎、樸素、節儉，只要走出家門幾步就立即融入灰暗的人流中再也無法找到。居然，他們的前輩是那樣一副模樣！
    我的學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與父親非常相似。
    於是，一場艱難的問答開始了。凡是父親最含糊其辭的地方，恰恰是我學生最大的興趣點。
    這使我的學生產生一種有關自己生命來歷的好奇，不久，他就帶著那幾張照片來到了老家的小鎮。
    認識祖母的老人還有一些，奇怪的是，本來以為最知情的老太太們都說不出太多的東西，而那些老大爺卻目光炯炯地看著眼前的年輕人，撲朔迷離地說出一些零碎的細節。
    幾天下來，我的學生鎖定了三位老大爺，重點探問。結果，他越來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這三人中間，也有可能不是。他離開小鎮時有點慌張，甚至不敢看任何一個路邊的老年男人。他還猶豫，要不要把這幾天的經歷告訴父親。
    我看著這個學生只說了一句話：「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麗的基因。」
    我們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裡，甚至已經成了家長，卻未必知道這個家的來歷。
    小家庭是這樣，大家庭也是這樣。
    我自己年輕時也曾經突然發現了小家庭的來歷，然後產生巨大的疑問，進而去探詢大家庭的秘密。
    那時我二十歲，家庭突然被一場政治災難席捲，我天天幫父親抄寫他的「坦白材料」。掌權的極左派根據一個人含糊其辭的「揭發」，斷言我父親有「政治歷史問題」，卻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麼，每天問的問題完全不著邊際，因此這個材料永遠也寫不完。
    我在抄寫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歷史，包括各種細節，經常邊抄邊為長輩們緊張、悲哀、高興、羞愧。如果在正常情況下，世間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長輩那麼多事情的。
    我怕父親的回憶不準，又不斷地向祖母、母親、舅舅核實，他們的敘述使相關的資訊又增加了很多倍。我終於明白，這是一個辛勞、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從屋檐到牆腳，找不到一絲一毫有可能損及他人的印痕。
    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這樣一個家庭，為什麼遭此禍孽？原來以為是那幾個掌權者居心不良，但他們很快下台了，單位的負責人換了幾任，為什麼禍孽還在延續？更奇怪的是，周圍的同事、朋友都不難看出這是一個荒唐的冤案，已經造成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的無法生存，為什麼都不肯稍稍幫助一下？這種幫助，當時對他們來說毫無風險。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圍中，懂得了魯迅當年解剖「國民性」的理由。而且我已經知道，「國民性」也就是一個國家民眾的集體潛意識，是一種深層文化。
    我被這種深層文化刺痛了，但是，當時社會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傳統文化。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這是一種劣質文化在批判一種過時的優質文化，還是兩者都是劣質文化？
    不管哪一種答案，都讓我非常悲觀：既然中華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麼，做一個中國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覺得還是少沾文化的邊，一心只想終身從事體力勞動。我在農場時的勞動勁頭，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說起來還印象深刻。
    後來，掌權的極左派上層因內訌而受挫，一場由政府中「開明派」領導人發起的文化搶救行動，把我也「搶救」了。我泥跡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復教學、編寫教材、編撰詞典的繁忙中，並開始知道文化是什麼。再後來，當極左派又把這場文化搶救運動稱之為「右傾翻案風」要進行反擊的時候，我就潛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開始了對中華經典的系統研讀。由此一發不可收，直到後來獨自去尋覓祖先留在書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訪與祖先同齡的異國老者們的遠方故宅，走得很遠很遠。
    終於，我觸摸到了中華大家庭的很多秘密，遠比想象的精彩。
    這當然不能由自己獨享，我決定把自己閱讀和旅行的感受寫成文章，告訴同胞，因為他們都為中華文化承擔過悲歡榮辱。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很難，因為世界上華人讀者的數量太大、支脈太多。為此我不得不暫時遠離早就形成的學術癖好，用最感性的「宏偉敘事」來與廣大讀者對話，建構一種雙向交流的大文學。
    我的這個試驗，受到了海內外華人讀者的歡迎。
    受歡迎的熱烈程度讓我驚訝，我詢問白先勇先生是怎麼回事。他說，你碰到了中華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種文化DNA，融化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大家讀你的書，也就是讀自己。
    一路上寫的書已經不少，由於讀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盜版狂潮。
    我的書在國內的盜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左右。前些年應邀去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演講，館方非常熱情地把他們收藏的我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來向聽眾展示。但是，我與妻子不得不苦笑著交換了一下眼色，因為推出來的大多也是盜版本。其中還有不少，是盜版者為我編的各種「文集」。
    因此，我覺得不應該再麻煩這些盜版者了，決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更何況，重訪文化遺跡時所產生的新感覺需要補充，很多當時漏編、漏寫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現在已經不滿意的文章需要刪削。
    為此，我花費不少時間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書的合約到期，然後不再續簽，讓全國各地正版書市場上我的專櫃「空架」了很久。在這個過程中，我對以前的文章進行大幅度的改寫，又增補了不少關及中華文化基本經絡的文章。
    這樣就構成了一套面貌嶄新的「文化苦旅全書」。其中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中國的路程，第二部分是有關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是有關自己的路程。
    眼下這本《尋覓中華》，系統地表述了我從災難時期開始一步步尋覓出來的中華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歷史，起點總是一堆又一堆的資料，終點則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感悟。這是一個人心中的中華文化史，我鍛鑄了它，它也鍛鑄了我。書裡邊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沒有在以前出版的書里出現過。
    從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這套書的文字和標題為準。
    二○○八年初春

那天夜裡，風雨實在太大，大到驚心動魄。
    是颱風嗎？好像時間還早了一點。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麼大的風雨，又是在夜間，心裡感覺比什麼級別的颱風都要恐怖。
    我知道這山上沒有人住。白天偶爾有一些山民上來，但說是山民，卻都住在山腳下。因此，在這狂風暴雨的渦旋中，我徹底孤單。蔓延無際的林木這時候全都變成了黑海怒濤，它們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間所有暴力的體現者和響應者，都在盡著性子奔涌咆哮，翻卷肆虐。
    沒有燈火的哆嗦，沒有野禽的呻吟，沒有緩釋的跡象，沒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沒有了，甚至懷疑，朗朗麗日下的風輕雲淡，也許只是一個奢侈的夢影？
    這個時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萬年前的先民。他們在草澤荒灘上艱難邁步的時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風暴雨的深夜。因為，這是生存的懸崖，也是毀滅的斷壁，不能不全神貫注，觸目驚心。對於平日的尋常氣象、山水風景，他們也有可能淡淡地瞭上兩眼，卻還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順著這個思路想開去了，一下子跳過了夏商周春秋戰國秦兩漢，來到了史前。狂風暴雨刪去了歷史，讓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與人對峙的洪荒時代。很多畫面交疊閃現，我似乎在畫面里，又似乎不在。有幾個人有點臉熟，仔細一看又不對……
    ——這時，我已經漸漸睡著了。
    等我醒來時聽到了鳥聲，我知道，風雨已經過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躺在床上盤算著，昨天已經沒吃的了，今天必須下山，買一點乾糧。
    我經過多次試用，選中了山下小店賣的一種「壓縮餅乾」作為慣常乾糧。這種東西一片片很厚，吃的時候要同時喝很多水，非常耐飢，也非常便宜。其實這是一種戰備物資，貯存時間長了，本應銷毀，但這時「文革」尚在進行，民生凋敝，衣食匱乏，也就拿出來供應民間。民間對這種東西並無好感，因為口味乾枯，難於下咽。然而，這對我這個幾天才下一次山的困頓書生而言，卻是一種不必烹煮又不餿不爛的果腹之食。
    既然不餿不爛，為什麼不多買一點存著，何苦定期下山一次次購買呢？只要真正熬過苦日子的朋友就能理解其間的原因。口袋裡極少的一點錢，隨時要準備應付生病之類的突發事件，怎麼能一下子用完？因此，小錢多存一天，就多一天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的代價就是飢餓感。兩感抗衡，終於頂不住了，就下山。
    每當我又一次出現在小店門前，瘦瘦的年老店主人連問也不問就會立即轉身去取貨。
    他對我的態度十分冷淡，似乎一直在懷疑我是不是一個逃犯。按照當時的說法，叫做「逃避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敵人」。但他顯然沒有舉報，按照他的年齡，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沒有「歷史問題」。何況這是蔣介石的家鄉，遠遠近近的親族關係一排列，很少有哪家與那批已經去了台灣的國民黨人員完全無關。既然每一家都有問題，彼此間的是非口舌、警惕防範，自然也就會少一點。
    這，大概也是我的老師盛鍾健先生想方設法讓我潛藏到奉化半山的原因之一吧。
    我說過，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蔣介石的一個隱秘藏書樓。原來叫「中正圖書館」，一九四九年之後當然廢棄了，卻沒有毀壞，摘下了牌子，關閉了門窗，由一位年邁的老大爺看守著。老大爺在與我進行過一次有關古籍版本的談話后，如遇知音，允許我可以任意閱讀藏書樓里所有的書。我認真瀏覽了一遍，已經把閱讀重點放在《四部備要》、《萬有文庫》和《東方雜誌》上。

由於一夜的風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葉斷枝。空氣特別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後放好買來的乾糧，又提著一個小小的鐵皮桶到溪邊打了一桶山泉水回來，便靜靜地坐著，等待老大爺上山，打開藏書樓的大門。
    後來回憶三十年前這一段潛跡半山的歲月，心裡覺得非常奇怪。
    我上山，正好蔣介石剛剛在台灣去世；我下山，是因為聽到了毛澤東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中國二十世紀兩位強硬對手的生命較量終於走到了最後，一個時代即將結束。而恰恰在這個時刻，一種神秘的力量把我帶進了其中一位的家鄉藏書樓，長久關閉的老門為我悄然打開，裡邊是一屋子的中國古代文化經典！
    平心而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經典，毛澤東比蔣介石熟悉得多。在報紙上看到照片，他接見外賓的書房裡堆滿了中國古籍，而且似乎只是中國古籍。他已經感受到生命終點的臨近，正急忙從兩千多年前的諸子百家中選取兩家，一褒一貶，作為精神文化遺囑。他的褒貶，我不同意，但是作為一個看上去什麼也不在乎的現代革命者，到最後還那麼在乎兩千多年前的精神價值系統，卻讓我吃驚。
    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比較簡單，他只把儒家傳統當做需要守護的文化，又特別欽慕王陽明。看管藏書樓的老大爺告訴我，蔣介石曾囑咐他的兒子蔣經國要經常到這裡來讀書。蔣經國忙，匆匆來過兩次，沒時間鑽研。
    軍事及政治的恩怨是非姑且不予評說，但世界上確實找不到另外一個民族，一代代統治者都那麼在乎歷史淵源，那麼在乎血緣根脈，那麼在乎華夏文明。
    與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國總是互相遠征、互毀文明的情形不同，歷代中國人內戰再激烈，也只是為了爭奪對華夏文明的正統繼承權，因此無論勝敗都不會自毀文明。即便是周邊地區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遲早會成為華夏文明中的一員。
    這麼一想，我潛跡半山的生活立即變得純凈。當時山下的形勢還十分險惡，我全家的災難仍然沒有解除。但我的心態變了，好像層層疊疊的山坡山樹山嵐一齊拽著我蹬開了山下的渾濁喧囂，使我飄然升騰。一些看似空泛不實的大課題浮現在眼前，而且越來越讓我感受到它們的重要性。
    例如，什麼是華夏文明？什麼是炎黃子孫？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但奇怪的是，在此後的五千年間，這些問題仍然被一代代地反覆提出，而且似乎很難找到答案。
    一切軍事或政治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文化。只不過軍事或政治行動總是極其繁忙又驚心動魄，構成了一個很難離得開的過程。很多人在過程中迷失了，直到最後仍拔身不出，還深深地拖累了大地。只留下一些依稀的人文余痕，卻也早已支離破碎。你看眼前，一個老軍人的遺產居然是一屋古籍，他的對手也是同樣。面對這樣的情景這樣的時刻，我只有震驚沒有感嘆，胸中纖塵全無，火氣頓消。因此，面對這些諸如「華夏文明」、「炎黃子孫」這樣的大課題，也只剩下了學術理性，而不再羼雜世俗激情。
    我當時想，什麼時候世道靖和，我會下山，去瞻仰一些歷史遺址。因為正是那些地方，決定了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此刻在山上，只能邊讀古籍邊遙想，讓心靈開始跌跌絆絆地旅行。
    有時也會分神，例如下山時看到街邊閱報欄上張貼的報紙，發現山下的「文革」好像又掀起了什麼運動高潮，又印出了蠻橫的標語口號和批判文章。我會痛苦地閉上眼睛，想念還在被關押的父親和已經含冤而死的叔叔。回到山上后好幾天，仍然回不過神來。這時就會有一場狂風暴雨在夜間襲來，把這一切狠狠地洗刷一遍，讓我再回到古代。
    我在早晨會輕輕地自語：黃帝，對，還是從五千年的黃帝開始，哪怕是猜測。
    猜測黃帝，就是猜測我們遙遠的自己。
    其實，很早就有人在猜測了。

從藏書樓書架上取下寫於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說——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可見早在《淮南子》之前，人們不管說什麼事都喜歡扯上炎帝、黃帝了，好像不這麼扯就沒有辦法使那些事重要起來。這麼扯來扯去，炎帝和黃帝的故事就編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當然也越來越不可信。結果，到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時代，便出現了「愈古則材料愈多」的怪現象。
    大家先是為了需要而猜測，很快把猜測當做了傳說，漸漸又把傳說當做了史實，越積越多。其中很多內容聽起來奇奇怪怪、荒誕不經，因此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這種情形直到今天我們還很容易體會。看看身邊，越是模糊的事情總是「故事」越多，越是過去的事情總是「細節」越全，越是虛假的事情總是「證據」越硬，情形可能有點類似。
    司馬遷根據自己的鑒別標準對這些內容進行了比較嚴格的篩選，顯示了一個歷史學家的職守。但是，他的《史記》還是從黃帝開始的。他確認，不管怎麼說，黃帝是中國歷史的起點。
    這事過了整整兩千年之後，被懷疑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批近代歷史學家，根據歐洲的實證主義史學觀，認為中國歷史應該從傳說中徹底解脫出來。他們把可信的歷史上限劃到東周，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他們認為在這之前的歷史是後人偽造的，甚至斷言司馬遷也參加了偽造。因此，他們得出結論：「東周以上無史」。按照這種主張，中國歷史的起點是公元前九世紀，離現在不到三千年。而黃帝的時代，雖然還無法作準確的年代推定，但估摸著也總有四五千年了吧。這一來，中國的歷史被這股疑古思潮縮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體現了近代科學思維，顯然具有不小的進步意義。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國民間歷來喜歡把故事當做歷史的淺薄頑癖。但是，這畢竟是近代科學思維的初級形態，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無法處置那些屬於「集體無意識」的文化人類學課題，無法解讀神話傳說中所沉澱的群體密碼，無法闡釋混沌時代所蘊藏的神秘真實。這個問題，我在以後還會專門說一說。
    其實十九世紀的西方考古學已經開始證明，很多遠古傳說極有可能掩埋著讓人們大吃一驚的史實。例如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從一八七○年開始對於特洛伊遺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對於邁錫尼遺址的挖掘，以及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斯（Arthur Evans）一九○○年對於克諾索斯王宮遺址的挖掘，都證明了《荷馬史詩》和其他遠古傳說並非虛構。
    就在伊文斯在希臘克里特島上發掘克諾索斯王宮的同時，中國發現了甲骨文，有力地證明商代存在的真實性。這就把疑古的學者們所定的中國歷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紀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紀。有些疑古學者步步為營，說「那麼，公元前十四世紀之前的歷史是偽造的」。其實，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還可以從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書樓的古代典籍和現代書刊被我反覆地翻來翻去，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產生的更早一點時間，學術文化界還出現過「華夏文明外來說」。先是一些西方學者根據他們對人類文明淵源的強烈好奇，依據某些相似的細節，大膽地拉線搭橋，判斷華夏文明來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東南亞、巴比倫。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巴比倫，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確實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從那裡找到了淵源，有的學者已經斷言那是「人類文明唯一的起點」。那麼，華夏文明為什麼不是呢？

連中國一些很著名的學者也被這種思潮裹卷，而且又從中國古籍中提供一些「證據」。例如蔣觀雲、劉師培、黃節、丁謙等都是。當時的一份《國粹學報》就發表過好幾篇這樣的文章。讓我驚訝的是，大學問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種姓篇》中贊成了外來說。
    設想都非常開放，理由都有點勉強，往往是從一些古代中外名詞在讀音上的某些相近來作出大膽的推斷。例如章太炎認為中國的「葛天」，很可能是「加爾特亞」的轉音；黃節認為中國的「盤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轉音；劉師培認為中國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轉音。在這件事情上做得比較過分的是丁謙，他斷言華夏文明早期創造的一切，巴比倫文明都已經有了，包括天文、曆法、數學、井田制、服飾、器用都來自那裡。連文字也是，因為據說八卦圖像與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有點相似。有的學者甚至憑著想象把巴比倫文明傳入華夏大地的路線圖都畫出來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間還發生爭論，就像兩個睡在同一個屋子裡的人用夢話爭吵了起來。例如丁謙認為，把巴比倫文明傳入中國的帶頭人是盤古，而章鴻釗則認為是黃帝。理由之一是，莊子說過黃帝登崑崙之上，而昆崙山正好是巴比倫文明傳入中國的必經中介。
    不應該責怪這些學者「數典忘祖」。他們突然受到世界宏觀思維的激勵，試圖突破千年傳統觀念探索華夏文明的異域源頭，這並不影響他們對華夏文明的熱愛。他們中有的人還是傑出的愛國人士。但是毫無疑問，他們的論述暴露了中國傳統學術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嚴重缺乏實證材料，卻又好作斷語。即便有一點「實證」，也是從文本到文本的跳躍式比照，頗多牽強附會。若要排除這種牽強附會，必須有一種「證偽」機制，即按照幾個基本程序證明偽之為偽，然後方知真之為真。這些斷言華夏文明來自巴比倫的學者，在自己的思維中從來就缺少這種逆向的證偽習慣，因此聽到風就是雨了，而且是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學家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實物證據，不斷地證明著這片土地上文明發生的獨立根脈。我還朦朧記得，好像是地質學家翁文灝吧，發表文章闡述遠古大洪水所沉積的黃土與大量舊石器時代文物的關係，證明黃河流域也有過舊石器時代，與西方的舊石器時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書樓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標題，現在記不起來了。
    有過了「疑古」、「外來」這兩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們就可以重新檢視史料記載，對黃帝時代作出比較平穩的猜測了。
    看管半山藏書樓的老大爺已經連續問了我三次：「這麼艱深的古書，這麼枯燥的雜誌，你那麼年輕，怎麼有耐心幾個月幾個月地看下去？」
    前兩次我只是笑笑，等到問第三次時，我做了回答。
    我說：「大爺，只要找到一個有意義的大疑問，看古往今來的相關爭論，然後加入自己的判斷和猜測，這就像看一場長長的球賽，看著看著自己也下場了，非常有趣。」
    其實，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學術路線。
    我當時對黃帝的猜想只能是粗線條的，因為半山藏書樓雖然有不少書籍，但畢竟有限。
    黃帝，是華夏民族實現第一次文明騰躍的首領。在這之前，中國大地還處於混沌洪荒之中。因此，後代就把各項文明的開創之功都與他聯繫在一起，貼附在他身上，並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始祖。這並不是說，華夏文明由他開始，而只是說，決定華夏文明之成為華夏文明的那個關鍵歷史階段，以他為代表。
    黃帝出生在哪裡？肯定不是巴比倫，而是在黃河流域。在黃河流域哪一段？這就不是很重要了，因為他的部落一直在戰爭中遷徙，所謂「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有關黃帝出生地的說法倒是有好幾種，牽涉到現在從甘肅到山東的很多省。經過仔細比較，陝西、河南兩地似乎更有說服力。而我個人則傾向於河南新鄭，那裡自古就有「軒轅之丘」、「有熊氏之墟」。黃帝號「軒轅氏」，又號「有熊氏」，可以對應起來。
    黃帝有一個「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
    歷來有不少人認為炎帝就是神農氏，但也有人說他只是神農氏時代的最後一位首領。炎帝好像出生在陝西，後來也到河南來了，並且延伸到了長江流域。
    黃帝和炎帝分別領導的兩個部落，在當時是最顯赫的。
    炎帝的主要業績比較明確，那就是農業。他帶領人們從採集野果、捕魚打獵的原始生態，進入到農業生態，開始種植五穀菜蔬，發明了「火耕」的方法和最早的耕作農具。他也觸及了制陶和紡織，還通過「嘗百草」而試驗醫藥。顯然，炎帝為這片土地的農耕文明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相比之下，黃帝的業績範圍就擴大了很多。除了農業，還製作舟車，養蠶抽絲，制玉，做兵器，並開始采銅，發明文字和曆法。

由此作出判斷，黃帝應該比炎帝稍稍晚一點。在農耕文明的基礎上，黃帝可以有多餘的財富來做一些文明等級更高的事情了。這樣，後來他們發生軍事對峙，也就各自代表著前後不同的歷史痕迹。簡單說來，黃帝要比炎帝進步一點。所謂「軒轅之時，神農世衰」，就傳達了這樣的信息。
    在我的猜想中，炎帝平和務實，厚德載物；而黃帝則氣吞山河，懷抱千里。
    據《商子》記載，在炎帝的部落里，「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於王」。這實在是一個讓後人永遠嚮往的太平世道。《莊子》也有記載，說那個時期「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按《莊子》的說法，那還是一個「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會。其實，從其他種種跡象判斷，那已經是一個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時代。
    黃帝就不一樣了。男性的力量大為張揚，溫柔的平靜被打破，試圖追求一種更加宏大的平衡。《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慣用干戈」，「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儼然是一位騎在戰馬上俯瞰原野的偉大首領。
    黃帝所達到的高度，使他產生了統治其他部落的雄心。這在大大小小各個部落互相殺伐的亂局中，是一種自然心理。而且，從我們今天的目光看去，這也是一種歷史需要。
    大量低層次的互耗，嚴重威脅著當時還極為脆弱的文明底線，因此急於需要有一種力量來結束這種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續。於是，鴻蒙的聲音從大地深處傳出：王者何在？
    這裡所謂的「王者」，還不是後世的「皇帝」，而是一種不追求個人特權，卻能感召四方、平定災禍的意志力。但是，這種意志力在建立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無數障礙，其中最大的障礙，往往是與自己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的強者。對黃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
    炎帝的文明程度也比較高，也曾收服過周邊的一些部落，因此很有自信，不認為自己的部屬必須服從黃帝。
    就自身立場而言，這種「保境安民」的思維並沒有錯，但就整體文明進程的「大道」而言，卻成了阻力。而且，在這個時候他的部落已經開始衰落。
    黑格爾說世上最深刻的悲劇衝突，雙方不存在對錯，只是兩個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雙方都很偉大和高尚，但各自為了自己的偉大和高尚，又都無法後退。
    黃帝和炎帝，華夏文明的兩位主要原創者，我們的兩位傑出祖先，終於成了戰爭中的對手。
    作為他們的後代，我們拉不住他們的衣袖。他們怒目相向，使得一直自稱「炎黃子孫」的我們十分尷尬。說時遲那時快，他們已經打起來了。

不難想象，長年活動在田野間的農具發明家炎帝必然打不過一直馳騁在蒼原上的強力拓展者黃帝。這個仗打得很慘。
    慘到什麼程度？只知道，從此中國語文中出現了一個讓人觸目驚心的用語：「血流漂杵」。杵，舂糧、捶衣的圓木棒。戰場上流血太多，把這樣的圓木棒都漂浮起來了，那是什麼樣的場面！
    這場戰爭出現在中國歷史的入場口，具有宏大的哲學意義。它告訴後代，用忠奸、是非、善惡來概括世上一切爭鬥，實在是一種太狹隘的觀念。很多最大的爭鬥往往發生在文明共創者之間。如果對手是奸佞、惡棍，反倒容易了結。長期不能了結的，大多各有莊嚴的持守。
    遺憾的是，這個由炎黃之戰首度展示的深刻道理很少有人領會，因此歷來總把一部部難於裁斷的傷痛歷史，全然讀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黃帝勝利后，他需要解釋這場戰爭，尤其是對炎帝的大量部族和子民。他對於死亡了的炎帝動用了一個可重可輕的概念：無道。至少在當時大家都明白，這不是說炎帝沒有道德，而是說炎帝沒有接受黃帝勇任王者的大道。
    這種說法延續了下來。賈誼的《新書·益壤》記載：
    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這樣的記載猛一讀，會對炎帝產生負面評價，其實是不公平的。
    這裡所說的涿鹿之野，應為阪泉之野，涿鹿之野是後來黃帝戰勝蚩尤的地方。黃帝戰勝蚩尤的事，另是一番壯闊的話題，容我以後有機會再仔細說一說。而且，一定要說。
    黃帝相繼戰勝炎帝和蚩尤之後，威震中原，各方勢力「咸尊軒轅為天子」。原來炎帝的部落與黃帝的部落地緣相近，關係密切，很自然地組成了「炎黃之族」。這中間其實還包含著蚩尤和其他部落的文明。後來，各地各族的融合進一步加大加快，以血緣為基礎的原始部落逐漸被跨地域的部落聯盟所取代，出現了「華夏大族」的概念。
    「華夏」二字的來源，說法很多。章太炎認為是從華山、夏水而來。而有的學者則認為「華」是指河南新鄭的華陽，「夏」的本義是大，意謂中原大族，連在一起可理解為從華陽出發的中原大族。也有學者認為「華」的意義愈到後來愈是擺脫了華山、華陽等具體地名，而是有了《說文》里解釋的形容意義：「華，榮也。」那麼，「華夏」也就是指「繁榮的中原大族」。
    這就遇到歷史地理學、語言文字學和社會心理學之間的不同坐標了。因各有其理，可各取所需，也可兼收並采。
    黃帝之後，便是著名的堯、舜、禹時代。
    這三位部落聯盟的首領，都擁有高尚的道德、傑出的才能、輝煌的業績，因此也都擁有了千古美名。在此後的歷史上，他們都成了邈遠而又高大的人格典範，連惡人歹徒也不敢詆毀。原因是，他們切切實實地發展了黃帝時代開創的文明事業，有效地抗擊了自然災害，推進了社會管理制度，使華夏文明更加難於傾覆了。
    由於社會財富的積累，利益爭逐的加劇，權力性質發生了變化。英雄主義的無私首領，不能不演變為巨大利益的執掌者。終於，大禹的兒子建立了第一個君位世襲的王朝——夏。
    君王世襲制的建立，很容易被激進的現代學人詬病，認為這個曾經為了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終於要安排子孫把財富和權力永遠集中在自家門內，成了「家天下」。其實，這是在用現代小農思維和市民心理貶低遠古巨人。
    一種重大政治制度的長久建立，大多是當時當地生產力發展和各種社會需要的綜合成果，而不會僅僅出於個人私慾。否則，為什麼人類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都會必然地進入帝國時代？

部落首領由誰繼位，這在大禹的時代已成了一個極為複雜險峻、時時都會釀發戰禍的沉重問題。選擇賢者，當然是一個美好的願望。但是，誰是賢者？哪一個競爭者不宣稱自己是賢者？哪一個族群不認為自己的頭目是賢者？
    在這種情況下，鑒定賢不賢的機制又在哪裡？這種機制是否公平，又是否有效？如果說，像大禹這樣業已建立了「絕對權威」的首領可以替代鑒定機制，那他會不會看錯？如果壯年時代不會看錯，那麼老了呢？病了呢？精神失控了呢？退一萬步說，他永遠不會看錯，那麼，在他離世之後又怎麼辦？他的繼位者再作選擇的時候，會不會因為缺少權威而引起紛爭？當紛爭一旦燃燒為戰火，誰還會在乎部落？誰還會在乎聯盟？當一切都不在乎的時候，文明何在？蒼生何在？……
    這一系列問題，人類是在經歷了幾千年的摸索之後才漸漸找到出路的，但直到今天，任何一條出路仍然無法適合不同的地域。因此，要大禹在四千多年前眼看禪讓選賢的辦法已經難於繼續的時候立即找到一個有效的民主選拔制度，是顛倒歷史的幻想。
    在大禹看來，與其每次選拔都會引發一場腥風血雨，還不如找一條能夠堵住太多野心的小路，那就是世襲。世襲中也會有爭奪，但規模總要小得多，與蒼生關涉不大。高明的大禹當然不會不知道，兒孫中必有不良、不肖、不才之輩，將會辱沒自己的家聲和王朝尊嚴，也會給他們自己帶來災禍。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或許，可以通過強化朝廷的輔佐力量和行政機制來彌補？總而言之，這是在文明程度還不高的時代，為了防止無休無止的權力爭奪戰而作出的無奈選擇。
    不管怎麼說，在當時，夏朝的建立是華夏文明的一個新開端。從現代世界判斷文明程度的一些基本標準例如是否擁有文字、城市、青銅器、祭祀來看，華夏文明由此邁進了一個極重要的門檻。
    時間，大概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
    從此，「茫茫禹跡，劃為九州」。
    傳說時代結束了。
    讀完半山藏書樓里有關傳說時代的資料，已是夏天。山上的夏天早晚都不炎熱，但在中午完全沒風的時候，整座山就成了一個大蒸籠，恍惚中還能看到蒸氣像一道道刺眼的小白龍在向上遊動。
    一動不動地清坐著，還是渾身流汗。我怕獨個兒中暑，便赤膊穿一條短褲，到住所不遠處的一條小溪邊，捧起泉水洗臉洗身子，頓時覺得渾身清爽。但很快又倉皇了，因為草叢中竄出一大群蚊子，叮上我了。小時候在家鄉只知道蚊子是晚上才出來的，沒想到在山上沒有這個時間界限。
    我趕緊返回，蚊子還跟著。我奔跑幾步，蚊子跟不上了，但也許是我身上全是泉水和汗水，滑滑的，蚊子叮不住。
    我停下腳步，喘口氣。心想，不錯，四千一百多年前，傳說的時代結束了。
    點評一：
    這是對一個小我跳入大海的描摹，展現作者探尋中華文明源頭的心路歷程；是讀書筆記，又是心靈自白。是在困厄年代，一個胸懷文化抱負的學人，藉助古籍構建生命圖騰的嘗試。是一首優雅的歷史抒情詩，於此獲得文化自信的大喜悅。（老愚）
    點評二：
    黃帝是中華文明始祖，五千年前的史前人物，後世典籍記載並不完備，也未必真實（甚至包括《史記·五帝本紀》中的記錄），所以只好「猜測」。關於這段傳說，錢穆的小書《黃帝》有更為詳備的記述，也與本文有較大出入。尤其是文中漏提一點：黃帝敗蚩尤后無為治天下，成為道家思想源頭，所以世有黃老之說：黃帝與老子並稱道家始祖。（馬策）
    點評三：
    本書旨在梳理中華文化的基本經絡，其源頭的探尋自然最為緊要。什麼是華夏文明？什麼是炎黃子孫？幾多「猜測」里，透顯著作者的學術人格。全篇解讀典籍，萃取糅合，使自身的建構堅實；對別人別家的見地也優劣並陳，褒貶畢現。
    這些「猜測」里，透析出濃郁的文學氣息。且不說首尾兩處的「余氏風格」，單說大禹面對「禪讓」與「世襲」的兩難選擇時，作者的「心理揣摩」細膩真切，出乎情入乎理，演繹得淋漓盡致。（傅應湘）

篤，篤，篤，有人敲門。
    在這半山住所，這還是第一次。我立即伸手去拉門閂，卻又停住了。畢竟，這兒遠近無人……
    門外喊起了我的名字。一聽，是山下文化館的兩位工作人員。當初盛鍾健老師正是通過他們才幫我找到這個住處的。
    我剛開門，他們就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就在兩天前，唐山發生了大地震，死亡幾十萬人。
    「唐山？」我一時想不起在哪裡。
    「北京東邊，所以北京有強烈震感。」他們說。
    他們來敲門，是因為接到了防震通知，正忙著在各個鄉村間布置，突然想到半山裡還藏著一個我。他們擔心，如果這兒也有地震，我住的房子很有可能坍塌，要我搬到不遠處一個廢棄的小廟裡去住。那個小廟低矮，木結構，好像不容易倒下來，即使有事也更容易逃奔。
    我的全部行李，一個網兜就裝下了，便隨手一提，立即跟著他們去了小廟。其實，一旦地震那個小廟也十分危險，但我不相信北方剛剛震過江南還會震，就感謝他們兩人的好心，在小廟住下了。
    住在小廟裡無書可讀。半山藏書樓屬於危房，已經關閉，看管的老大爺也不上山了。我只得白天在山坡上到處溜達，晚上早早地躺在一張由門板搭成的小床上，胡思亂想。
    直到昨天，我的思路一直鎖定在遙遠的傳說時代，因此即便胡思亂想也脫不開那個範圍。只不過，剛剛發生的大地震常常穿插進來，幾十萬人的死亡現場與四五千年前的天地玄黃，反覆疊影。面對天災，古代和現代並沒有什麼界限。
    人世間的小災難天天都有，而大災難卻不可等閑視之，一定包含著某種大警告、大終結，或大開端。可惜，很少有人能夠領悟。
    這次唐山大地震，包含著什麼需要我們領悟的意義呢？
    我想，人們總是太自以為是。爭得了一點權力、名聲和財富就瘋狂膨脹，隨心所欲地挑動階級鬥爭、族群對立，製造了大量的人間悲劇。一場地震，至少昭示天下，誰也沒有乾坤在手、宇宙在握。只要天地略略生氣，那麼，剛剛還在熱鬧著的運動、批判、激憤，全都連兒戲也算不上了。
    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筆，一撇一捺都讓萬方戰慄。這次在唐山出現的讓萬方戰慄的宏大手筆，顯然要結束一段歷史。但是這種結束又意味著什麼？是毀滅，還是開啟？是跌入更深的長夜，還是迎來一個黎明？
    對於這一切，我還沒有判斷能力。但是已經感受到，不管哪種結果，都會比金戈鐵馬、運籌帷幄、辭廟登基、慧言宏文更重要。凸現在蒼生之前的，是最關及生命的原始母題，例如怎麼讓民眾平安地過日子，端正地對天地。在這個關口上最容易讓人想起幾千年前就行走在這片大地上的那些粗糲的身影。他們很少說話，沒有姓名，更沒有表情，因此也沒有人能夠把他們詳細描述，而只是留下一些行為痕迹，成為永久的傳說。
    這讓我又想起了從黃帝到大禹的傳說時代。
    那個時代，即便在結束很久之後，還在無限延續。原因是，一個民族最早的傳統和神話，永遠是這個民族生死關頭的最後纜索。

反正這些日子找不到書了，就讓我憑藉著一場巨大天災，在這荒無人煙的地方，重溫那些傳說和神話。
    傳說和神話為什麼常常受到歷史學家的鄙視？因為它們不在乎時間和空間的具體限定，又許諾了誇張和想象的充分自由。但是，超越這些限定、享有這些自由的，極有可能是人類的信念、理想和祈願，這就遠比歷史學重要了。歷史學作為世間千萬學科中的一門學科，並沒有凌駕全部精神領域的權利。
    有些歷史學家比較明智，憑藉西方考古學家對某些遺址的發掘，認為傳說與歷史未必對立，甚至儘力為神話傳說中「有可能」的真實辯護，肯定那裡有「歷史的質素」、「事實的質地」。例如我在半山藏書樓看到過王國維在一九二五年發表的《古史新證》，其中說：「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往往有事實之素地。」
    能這樣說，已經很不容易了，但仍然沒有擺脫歷史學的眼光。
    按照文化人類學的眼光，傳說中包含著一種屬於集體心理的真實。集體心理不僅也是一種真實，而且往往比歷史真實更重要。這就像晚霞給人的凄艷感受，修竹給人的風雅印象，長年累月也成了一種真實，甚至比它們在天象學和植物學上的真實更有意義。
    在所有這類傳說中，神話更具有根本性的「原型」價值。
    在遠古時代，神話是祖先們對於所見所聞和內心愿望的天真組建。這種組建的數量很大，其中如果有幾種長期流傳，那就證明它們契合了一個民族數代人的共同願望。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原型」，鑄就了整個民族的性格。
    中國古代的神話，我將之分為兩大系列，一是宏偉創世型，二是悲壯犧牲型。
    盤古開天、女媧補天、羿射九日，都屬於宏偉創世型；而精衛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則屬於悲壯犧牲型。這中間，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這四則神話，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足以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中最優秀的神話媲美。
    這四則神話的主角，三個是女性，一個是男性。他們讓世代感動的是躲藏在故事背後的人格。這種人格，已成為華夏文明的集體人格。
    先說補天。
    世道經常會走到崩潰的邊緣，很多人會逃奔、詛咒、互傷，但總有人會像女媧那樣站起來，伸手把天托住，並煉就五色石料，進行細心修補。要知道，讓已經瀕於崩潰的世道快速滅絕是痛快的，而要鍊石修補則難上加難。但在華夏土地上，請相信，一定會有這樣的人出來。

文明的規則，並不是一旦創建就會永享太平，也不是一旦破裂就會全盤散架。天下是補出來的，世道也是補出來的。最好的救世者也就是最好的修補匠。
    後代很多子孫，要麼謀求改朝換代，要麼試圖造反奪權，雖然也有自己的理由，卻常常把那些明明可以彌補、改良的天地砸得粉碎，一次次讓社會支付慘重的代價。結果，人們看到，許多號稱開天闢地的濟世英雄，很可能是騷擾民生的破壞力量。他們為了要讓自己的破壞變得合理，總是竭力否定被破壞對象，甚至徹底批判試圖補天的人物。久而久之，中國就普及了一種破壞哲學，或曰顛覆哲學。
    面對這種情況，補天，也就變得更為艱難，又更為迫切。
    但是，我說過，在華夏土地上，補天是基本邏輯。
    再說填海。
    這是華夏文明的又一種主幹精神。精衛的行為起點是復仇，但是復仇的動機太自我，支撐不了一個宏偉的計劃。終於，全然轉化成了為人間消災的高尚動機，使宏偉有了對應。
    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最終成果的行動。神話的中心形象是小鳥銜石填海，以日日夜夜的點點滴滴，挑戰著無法想象的浩瀚和遼闊。一開始，人們或許會譏笑這種行為的無效和可笑，但總會在某一天突然醒悟：在這樣可歌可泣的生命力盛典中，最終成果還重要嗎？而且，什麼叫最終成果？
    海內外有不少學者十分強調華夏文明的實用性原則，我並不完全同意。大量事實證明，華夏文明更重視那種非科學、非實用的道義原則和意志原則。精衛填海的神話就是一個雄辯的例證。由此，還派生出了「滴水能穿石」、「鐵杵磨成針」等相似話語。這幾乎成了中國民間的信仰：集合細小，集合時間，不計功利，終能成事。
    如果說類似於補天救世的大事不容易經常遇到，那麼，類似於銜石填海這樣的傻事則可能天天發生。把這兩種精神加在一起，大概就是華夏文明能夠在世界所有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和滅亡的原因。
    再說追日。
    一個強壯的男子因好奇而自設了一個使命：追趕太陽。這本是一個近乎瘋狂的行為，卻因為反映了中國人與太陽的關係而別具深意。
    在「天人合一」的華夏文明中，太陽和男子是平等的，因此在男子心中不存在強烈的敬畏。在流傳下來的早期民謠中，我們不難發現與自然物對話、對峙、對抗的聲音。這便是中國式的「人本精神」。
    這位叫夸父的男子追日，是一場艱苦和興奮的博弈。即便為這場博弈而付出生命代價，他也毫不在乎。追趕就是一切，追趕天地日月的神奇，追趕自己心中的疑問，追趕自身力量的底線。最後，他變作了一片桃林。
    我想，不應該給這個神話染上太重的悲壯色彩。想想這位男子吧，追不著的太陽永在前方，撲不滅的自信永在心中，因此，走不完的道路永在腳下。在這個過程中，天人之間構成了一種喜劇性、遊戲性的互誘關係。這個過程證明，「天人合一」未必是真正的合一，更多的是互相呼應，而且很有可能永遠也不能直接交集。以此類推，世間很多被視為「合一」的兩方，其實都是一種永久的追逐。

最後，要說奔月。
    這是一個柔雅女子因好奇而投入的遠行，遠行的目標在天上，在月宮。這畢竟太遠，因此這次遠行也就是訣別，而且是與人間的訣別。
    有趣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抬頭觀月，隨之也可以憑著想象欣賞這次遠行。欣賞中有移情，有揣摩，有思念，讓這次遠行有了一個既深邃又親切的心理背景。「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這「夜夜心」，是嫦娥的，也是萬民的。於是這則神話就把藍天之美、月亮之美、女性之美、柔情之美、訣別之美、飛升之美、想象之美、思念之美、意境之美全都加在一起了，構成了一個只能屬於華夏文明的「無限重疊型美學範式」。
    這個美學範式的終點是孤凄。但是，這是一種被萬眾共仰的孤凄，一種年年月月都要被世人傳誦的孤凄，因此也不再是真正的孤凄。
    那就是說，在中國，萬眾的眼、世人的嘴，能把最個人的行為變成群體行為，甚至把最隱秘的夜半出逃變成眾目睽睽下的公開行程。
    想到這裡我啞然失笑，覺得中國古代很多號稱隱逸的文人大概是在羨慕嫦娥所取得的這種逆反效果。他們追求孤凄，其實是在追求別人的仰望和傳誦。因此在中國，純粹的孤凄美和個體美是不多的。
    這一則奔月神話還典型地展現了華夏文明的詩化風格。相比之下，其他文明所產生的神話往往更具有故事性，因此也更小說化。他們也會有詩意，卻總是立即被太多的情節所填塞，詩意也就漸漸淡去。
    請看，奔月，再加上前面說到的補天、填海、追日，僅僅這幾個辭彙，就洋溢著最鴻蒙、最壯闊的詩意。而且，這種詩意是那麼充滿動感，足以讓每一個男子和女子都產生一種高貴的行為慾望，連身體手足都會興奮起來。
    這是最蒼老又最不會衰老的詩意，已經植入每一個中國人身上。
    我在小廟剛住了半個月，已經把中國四五千年前的神話傳說梳理了很多遍，對那個時代產生了進一步的迷戀。因此明白了一個道理：有時，不讀書也能構建深遠的情懷，甚至比讀書還更能構建。這是因為，我們在失去文字參照的時候也擺脫了思維羈絆，容易在茫然間獲得大氣。
    但是，我畢竟又想書了。不知半山藏書樓的門何時能開。
    正這麼想著，一個捧著橘子的老人出現在小廟窗口。我高興得大叫起來，他就是看管藏書樓的老大爺。
    他說他也想我了，摘了自家後院的橘子來慰問我。他又說，地震來不了啦，下午就到藏書樓去吧。
    我故作平靜地說：好。
    心裡想的是，讓一個人拔離亂世投入書海，是一種驚人的體驗；再讓他拔離書海投入幻想，體驗更為特殊；現在是第三度了，重新讓他拔離幻想投入書海，心理感受無可言喻。
    這就像把一塊生鐵燒紅，然後哧的一聲放進冷水裡；再從冷水裡抽出，又一次燒紅，接著還是哧的一聲……
    時間不長，鐵的質量卻變了。
    我對著老大爺輕輕地重複一聲：好。
    半個月前當唐山大地震把我從書海拔離時，我已經結束對於黃帝時代的研習，準備進入夏商周了。幾本有關殷商甲骨文的書，已取出放在一邊。但這半個月對神話傳說的重新認識，使我還想在黃帝和大禹之間再逗留一陣。
    神話傳說告訴我，那個時代，實在是整個華夏文明發展史的「總序」。序言里的字字句句，埋藏著太多值得反覆品咂的信息，不能匆忙讀過。

下午回到半山藏書樓，我沒有去看那幾本已經放在一邊的甲骨文書籍，而是又把書庫總體上瀏覽一遍，猜想著何處還有我未曾發現的與黃帝有關的資料。
    這不，三百多年前顧祖禹編的這部《讀史方輿紀要》，我還沒有認真拜讀。
    翻閱不久就吃驚了。因為《讀史方輿紀要》提到了黃帝和炎帝打仗的地理位置，我過去沒有太多留心。
    史料有記，黃帝與炎帝發生慘烈戰爭的地方叫「阪泉之野」，這究竟在何處？有些學者認為，「阪泉之戰即涿鹿之戰」，這就把阪泉和涿鹿兩個地名合二為一了。也有學者認為雖是兩戰，但兩地相隔極近。那麼，具體的地點呢？一般說是今日河北省涿鹿縣東南。但是，《讀史方輿紀要》卻認為，阪泉很可能在今日北京市的延慶，那裡既有「阪山」，也有「阪泉」，離八達嶺不遠。
    我想，這個問題還會繼續討論下去。可以肯定的是，當年的戰場靠近今天中國的首都。
    那麼打得不可開交的黃帝和炎帝，會預料幾千年後腳下將出現人口的大聚會，而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炎黃子孫」嗎？
    如果略有預感，他們滿臉血污的表情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炎黃子孫？」他們如果能夠預感到這個名詞，兩人烏黑的眼珠必然會閃出驚懼，「我們這對不共戴天的死敵，居然將永遠地聯名並肩，一起接受世代子孫的供奉？」想到這裡，他們一定會後退幾步，不知所措，如泥塑木雕。
    這種預感當然無法產生，由他們開始的同胞內鬥將延續長久。用同樣的膚色外貌喊叫著同樣的語言，然後流出同樣血緣的鮮血。
    打鬥到最後誰都忘了誰是誰，層層疊疊的朝代界限和族群界限像天羅地網，纏得所有人都頭昏腦漲、手足無措。只有少數人能在關鍵時刻突然清醒，一旦道出便石破天驚。
    記得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那批勇敢的鬥士發布文告，宣布幾千年封建帝制的最終結束，文告最動人的亮點是一個小小的細節，那就是最後所署的年份——
    黃帝紀年四六○九年
    什麼都包含在其中了。好一個「黃帝紀年」！
    其實，我們往往連眼下的事情都無法預感。我回到半山藏書樓不多久，就從兩個路過的山民口中知道，一位重要人物去世了。難道，未被預報的大地震本身就是一種預報？不知道。
    當天我就決定下山。山下一定會有不小的變化，也許我的家庭也會改變命運，那就暫時顧不得傳說時代和夏商周了。
    下山時我停步回身，又靜靜地看了一眼這座躲藏在斜陽草木間的半山藏書樓。這樓早已破舊得呈現一派疲衰之相，好像它存在的意義就是等待坍塌。原以為這個夏天和秋天它一定會坍塌的，居然沒有。它還會存在多久？不知道。
    看似荒山，卻是文藪；看似全無，卻是大有。就在這無人注意的角落，就在這不可理喻的年月，只要有一堆古代漢字，就有了一切可能。我居然在這裡，完成了我的一個重要學歷。
    下山。一路鳥聲。已經有不少泛黃的樹葉，輕輕地飄落在我的腳邊。
    點評一：
    「當代」成為背景，傳說與神話走到前台，傳遞文明不滅的信念。行文飄逸，舉重若輕。作者好像一位卓越的生物學家，如炬目光發現了塑造中國文明的文化基因、文明的力量、中國人的特性。（老愚）
    點評二：
    本文重述補天、填海、追日、奔月四則有關民族意志力的神話，既有幻想色彩，也富學術意味。（馬策）
    點評三：
    女媧補天，說是最好的救世者也是最好的修補匠；精衛填海則實證著華夏文明更重視那種非科學、非實用的道義原則和意志原則；而夸父追日明證著「天人合一」未必是真正的合一，很有可能永遠也不能交集，等等。
    無論是宏偉創世型，抑或悲壯犧牲型，那些神話傳說背後的人格力量已深入華夏文明的肌體，活化為民族的血液，構建著、豐盈著華夏文明的偉岸身軀。一個民族最早的神話，恰恰是這個民族生死關頭的最後纜索。文章將神話傳說定位為整個華夏文明史的「總序」，準確而貼切。（傅應湘）

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麗的基因

找回夏商周，花費了我很長的時間。
    一九七六年深秋下山時，滿腦子還是「黃帝紀年」，只想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關顧一下家人的安危，然後快速回到那個紀年。沒想到，山下的變化翻天覆地，我一時回不去了。
    山下，災難已經告一段落，古老的土地宣布要向世界開放，而且立即在經濟上動了起來。但我覺得，這最終應該成為一個文化事件。因為如果不從精神價值上與世界對話，一切努力都可能成為鏡花水月。而且，到時候會是破碎的鏡、有毒的花、渾濁的水、昏暗的月。
    懷著這種深深的憂慮，我做了很多事情。
    先是花費八年時間集中鑽研世界十幾個國家的人文典籍，與中國文化對照，寫成一本本書出版。後來又被自己所在學院的同事們選為院長，由於做得不錯，被上級部門看中，一時仕途暢達。這一切，使我的個人命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卻一點兒也沒有減少我對中華文化的憂慮。
    之後，這種憂慮越來越重。於是，出乎眾人意料，我突然辭去一切職務，也離開了原來的專業領域，形影孤單地向荒涼的原野走去。
    「在這樣的官位上你還是全國最年輕的，當然也最有前途，為什麼辭得那麼堅決？」三位領導者一起找我談話，這是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我怕說了真話有「故作深刻」之嫌，只好「淺薄」地笑一笑，搖搖頭。
    兩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說：「你已經是我們這個領域的頂級學術權威，而且會一直保持下去，這多不容易，為什麼硬要離開？」
    我還是笑一笑，搖搖頭。
    幾個老同學更是竭力阻止：「這年頭多少文化人都在忙著出國深造，誰像你，打點行裝倒著走？」
    我又是笑一笑，搖搖頭。
    我知道，自己這麼做，確實違逆了當時身邊捲起的一股股大潮。
    違逆著做官的大潮、學術的大潮、出國的大潮「倒著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為一個人的肩膀摩擦著千萬人的肩膀，一個人的腳步妨礙了千萬人的腳步，總是讓人惱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眾人的大呼小叫中謙卑躲讓、低頭趕路，終於，發覺耳邊的聲音越來越少。
    怯生生地抬頭一看，只見長河落日，大漠荒荒。
    這次獨行，與半山藏書樓時的情景已經大不一樣。

當年只是天下困頓，躲在一角猜測猜測黃帝的傳說；而現在，一種有關中華文化命運的責任，實實在在地壓到了自己肩頭。
    我看到中華文化突然出現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誰嗎？它的明天會怎麼樣？
    這麼一個大問題，突然變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華文化瀕臨滅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誰。有幾個中國知識分子站出來，讓它恢復了記憶。記憶一旦恢復，局面就全然改觀。
    這幾個中國知識分子，不是通過向來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創立學派、發表宏論等，來做成事情的，而是通過實物考證和現場踏勘，平平靜靜讓一兩個關鍵記憶慢慢恢復。
    他們恢復的關鍵記憶，與夏商周有關。
    夏商周！當年我離開半山藏書樓下山時，割捨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現在繞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閃現得最多的是那幾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奇怪面影，他們幾乎成了我後來全部苦旅的最初動力。
    因此，我要騰出一點篇幅，比較詳細地說一說他們。順便，也彌補一下我擱置已久的夏商周。
    十九世紀末，列強興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領土像盤，當一個盤子被一塊塊分裂，水怎麼還盛得住？但是，大家對於這個趨勢都束手無策。
    人類很多古文明就是這樣中斷的，相比之下，中華文化的壽命已經夠長。
    它有一萬個理由延續下去，卻又有一萬零一個理由終結在十九世紀，因此，這一個「世紀末」分量很重。
    時間很緊，從一八九五年開始世紀末倒計時，每年都危機頻傳，而且越來越兇險。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沒有輓歌，但似乎隱隱聽到了喪鐘。
    一八九九，深秋，離二十世紀只隔著三陣風、一場雪。
    十九世紀最後幾個月，北京城一片混亂。無能的朝廷、無知的農民、無狀的列強，打鬥在骯髒的街道和衚衕間。商店很少開業，居民很少出門，只有一些維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糧店和藥店，還會閃動著幾個慌張的身影。據傳說，那天，宣武門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藥店接到過一張藥方，藥方上有一味葯叫「龍骨」，其實就是古代的龜甲和獸骨，上面間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這張藥方的人，叫王懿榮。
    王懿榮是個名人，當時京城頂級的古文字學者、金石學家。他還是一個科舉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主持著皇家最高學府。他對古代彝器上的銘文做過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爾看到藥包里沒有磨碎的「龍骨」上的古文字，立即敏感起來，不僅收購了這家中藥店裡的全部「龍骨」，而且囑人四處再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餘塊有字甲骨。他收購時出錢大方，又多多益善，結果在京城內外，「龍骨」也就從一種不重要的藥材變成了很貴重的文物，不少人為了錢財也紛紛加入尋找有字甲骨的隊伍當中。

我沒有讀到王懿榮從自己的藥包發現甲骨文的具體記載，而且當時藥店大多是把「龍骨」磨成粉末再賣的，上面說的情節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標明「據傳說」。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個深秋，有字甲骨由他發現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聽說過河南出土過有字骨板，以為是「古簡」。王懿榮熟悉古籍，又見到了實物，快速作出判斷，眼前的這些有字甲骨，與《史記》中「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的論述有關。
    那就太令人興奮了。從黃帝開始的傳說時代，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遙想過，卻一直缺少實證；而眼前出現的，分明是那個時候占卜用的卜辭，而且是實實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詢問天意，大事小事都問。最大的事，像戰爭的勝敗、族群的凶吉、農業的收成，是朝廷史官們必須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塊整修過的龜板，刻上一句問話，例如，幾天之後要和誰打仗，會贏嗎？然後把龜板翻過來，在背面用一塊火炭烤出裂紋，根據裂紋的走向和長短尋找答案，並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結果刻上。
    我們的祖先為了維持生存、繁衍後代，不知遇到過多少災禍和挑戰，現在，終於可以聽到他們向蒼天的一句句問卜聲了。
    問得單純，問得具體，問得誠懇。問上帝，問祖宗，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風霜雨雪，問天也就是問地。
    為什麼三千多年前的聲聲問卜，會突然湧現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個深秋？為什麼在地下沉默了那麼久的華夏先人，會在這個時候咣當一聲擲出自己當年的問卜甲骨，而且嘩啦啦地流瀉出這麼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華夏先人強烈地感知到了，他們的後代正面臨著可能導致萬劫不復的危難。
    他們顯然有點生氣，擲出甲骨提醒後代：這是多少年的家業了，怎麼會讓外人糟蹋成這樣？
    他們甚至惱怒了，擲出甲骨責斥後代：為何這麼垂頭喪氣？至少也要問卜幾次，最後探詢一下凶吉！
    王懿榮似乎有點聽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來。
    門外，要王懿榮關心的事情太多了。
    就在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半年之後，八國聯軍進攻北京。這八個國家的國名以及它們的軍隊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不想在這裡複述了。我只想說一個結果，一九○○年八月十五日（農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王懿榮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已經逃離北京。
    王懿榮，這位大學者這時又擔負著北京城的防衛職務。他頭上多了一個官銜——「京師團練大臣」，代表朝廷與義和團聯繫，但現在一切都已經晚了。

在中國歷代關及民族安危的戰爭中，開始總有不少武將在戰鬥，但到最後還在抵抗的經常是文官，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與中華文化的氣節傳承有關。王懿榮又是這樣，他覺得首都淪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職，儘管責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這樣的時刻自己越不應該離開職守，但又不能以中國首都防衛官員的身份束手就擒，成為外國侵略者進一步證明他們勝利的道具。
    於是，唯一的選擇是，在已經淪陷的北京城內，在朝廷離開之後，在外國侵略者還沒有來到眼前的這一刻，自殺殉國。
    他自殺的過程非常慘烈。
    先是吞金。金塊無毒，只是憑著特殊的重量破壞腸胃系統，過程緩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掙扎許久仍然沒有死。
    於是喝毒藥。在已經被破壞的腸胃系統中灌進劇毒，感覺必定是撕肝裂膽，但他居然還是沒有死。
    最後，他採取了第三項更徹底的措施，爬到了井邊，投井而死。
    從吞金、飲毒到投井，他硬是把官員的自殺方式、市民的自殺方式和農人的自殺方式輪了一個遍，等於以三度誓詞、三條道路走向了滅絕，真正是義無反顧。
    他投井之後，他的妻子和兒媳也隨之投井。
    這是一口灰褐色的磚井。此刻這裡非常平靜，沒有驚叫，沒有告別，沒有哭泣。一個文明古國首都淪陷的最高祭奠儀式，完成在這個平靜的井台邊。
    事後，世事紛亂，誰也不記得這一口磚井和這三條人命。老宅和老井也漸漸荒頹。
    只在很久以後，王懿榮家鄉山東煙台福山來了幾個鄉親，帶走了幾塊井磚，作為紀念。
    我一直認為，王懿榮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國難當頭的關口上成了民族英雄。他研究的是金石，自己卻成了中國文化中鏗鏘的金石；他發現的是「龍骨」，自己卻成了中華民族真正的「龍骨」。
    我相信，他在決定自殺前一定在書房裡徘徊良久，眼光最不肯離舍的是那一堆甲骨。祖先的問卜聲他最先聽到，卻還沒有完全聽懂。這下，他要在世紀交替間，為祖先留下的大地問一次卜。
    問卜者是他自己，問卜的材料也是他自己。
    凶耶，吉耶？他投擲了，他入地了，他燒裂了，裂紋里有先兆可供破讀了。
    當時，八國聯軍的幾個軍官和士兵聽說又有一位中國官員在他們到達前自殺。他們不知道，這位中國官員的學問，一點兒也不亞於法蘭西學院的資深院士和劍橋、牛津的首席教授，而他身後留下的卻是全人類最早的問卜難題。
    一九○○年的北京，看似敗落了，但只要有這一口磚井、這一堆甲骨，也就沒有從根本上隕滅。
    一問幾千年，一卜幾萬里，其間榮辱禍福，豈能簡單論定？
    王懿榮為官清廉，死後家境拮据，債台高築。他的兒子王翰甫為了償還債務，只能出售父親前幾個月搜集起來的甲骨。王翰甫也是明白人，甲骨藏在家裡無用，應該售給真正有志於甲骨文研究的中國學者，首選就是王懿榮的好友劉鶚。
    劉鶚？難道就是那個小說《老殘遊記》的作者？不錯，正是他。
    劉鶚懷著對老友殉難的巨大悲痛，購買了王懿榮留下的甲骨，接過了研究的重擔。同時他又搜集了好幾千片甲骨，在《老殘遊記》發表的同一年，一九○三年，出版了《鐵雲藏龜》一書，使甲骨文第一次從私家秘藏變成了向民眾公開的文物資料。

劉鶚本人也是一位資深的金石學家，第一個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正確地劃定了朝代，學術意義重大。殷，也就是商王盤庚把都城遷到殷地之後對商的別稱，一般稱做商殷，或殷商。商因遷殷而達到極盛，是中國早期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一個偉大的事業在開創之初總是殺氣逼人，劉鶚也很快走向了毀滅。就在《鐵雲藏龜》出版后的五年，他突然莫名其妙地被羅織了罪名，流放新疆。罪名之一是「擅散太倉粟」，硬把好事說成壞事；罪名之二是「浦口購地」，硬把無事說是有事。一九○九年劉鶚在新疆因腦溢血而死。
    你看，發現甲骨文只有十年，第一、第二號功臣都已經快速離世。離世的原因似乎都與甲骨文無關。這裡是否隱藏著一種詛咒和噩運？不知道。
    但是，這並沒有阻嚇中國學者。一種純粹而又重大的學術活動必然具有步步推進的邏輯吸引力，誘使學者們產生驚人的勇氣，前仆後繼地鑽研下去。
    西方考古學家在發掘埃及金字塔，發掘古希臘邁錫尼遺址和克里特遺址的時候，都表現出過這樣的勁頭，這次輪到中國學者了。
    劉鶚家裡的甲骨文拓本，被他的兒女親家、另一位大學者羅振玉看到了。他一看就驚訝，斷言這種古文字連漢代以來的古文學家張敞、杜林、揚雄、許慎等也都沒有見到過，因此立即覺得自己已經領受了一種由山川大地交給一代學人的歷史責任。他寫道：
    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羅振玉以深厚的學養，對甲骨文進行釋讀。
    在此前後，他還深入地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的石室文書、古代金石銘刻、漢晉簡牘，呈現出一派大家氣象。對甲骨文，他最為關心的是出土地點，而不是就字論字，就片論片。因為只有考定了出土地點，才能理清楚整體背景和來龍去脈。事實證明，這真是高人之見。
    在羅振玉之前，無論是王懿榮還是劉鶚，都不知道甲骨文出土的準確地點。他們被一些試圖壟斷甲骨買賣的古董商騙了，以為是在河南的湯陰，或衛輝。羅振玉深知現場勘察的重要，他的女婿，也就是劉鶚的兒子劉大坤曾到湯陰一帶尋找過，沒有找到。因此，這個問題一直掛在羅振玉心上。終於，一九○八年，一位姓范的古董商人酒後失言，使羅振玉得知了一個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陽城西北五里處，洹河邊的一個村落，叫小屯。
    洹河邊？羅振玉似有所悟。他派弟弟和其他親友到小屯去看一看，這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是很不容易走下來的路程。到了以後一看，實在令人吃驚。

當地村民知道甲骨能賣大錢，幾十家村民都在發瘋般地大掘大挖。一家之內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氣；等到古董商一來，大夥成筐成籮地抬來，一片喧鬧。為了爭奪甲骨，村民之間還常常發生械鬥。連村裡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經撿拾過的泥土堆里去翻找，他們拿出來的甲骨雖然大多是破碎的，卻也有上好的佳品。羅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內就可以收購到一千多片。
    羅振玉從弟弟那裡拿到了收購來的一萬多片甲骨，大喜過望，因為準確的出土地點找到了，又得到了這麼多可供進一步研究的寶貝。但是，他又真正地緊張起來。
    一個最簡單的推理是：村民們的大掘大挖雖然比以前把甲骨當做藥材被磨成粉末好，至少把甲骨文留存於世間了，但是，為什麼在小屯村會埋藏這麼多甲骨呢？劉鶚已經判斷甲骨文應該是「殷人刀筆文字」，那麼，小屯會不會是殷代的某個都城？
    如果是，那麼，村民們的大掘大挖必定是嚴重地破壞了一個遺址。
    這是最簡單的推理，連普通學者也能想出。羅振玉不是普通學者，他從小屯村緊靠洹河的地理位置，立即聯想到《史記》所說的「洹水南殷虛上」，以及唐人《史記正義》所說的「相州安陽本盤庚所都，即北冢殷虛」。
    他憑著到手的大量甲骨進行仔細研究，很快得出結論，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穩定、最長久的都城遺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辭就是殷王室之物。
    為什麼殷墟的被確定如此重要？因為這不僅是從漢代以來一直被提起的「殷墟」這個頂級歷史地名的被確定，而且是偉大而朦朧的商代史跡的被確定。從此，一直像神話般縹緲，因而一直被史學界「疑古派」頻頻搖頭的夏、商、周三代，開始從傳說走向信史。
    這是必須親自抵達的。一九一五年三月，羅振玉終於親自來到了安陽小屯村。早上到的安陽，先入住一家叫「人和昌棧」的旅館，吃了早飯就雇了一輛車到小屯。他一身馬褂，戴著圓框眼鏡，顯得有點疲倦，這年他四十九歲。這是中國高層學者首次出現在殷墟現場。
    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尋常的腳步會被時間記得，羅振玉那天來到殷墟的腳步就是這樣。這可能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中國傳統學者那種皓首窮經、咬文嚼字或泛泛遊觀、微言大義的集體形象出現了關鍵的突破。
    小屯的塵土雜草間踏出了一條路，在古代金石學的基礎上，田野考察、現場勘探、廢墟釋疑、實證立言的時代開始了。
    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出現了最不可思議的三層圖像：現實社會被糟踐得越來越混亂，古代文化被發掘得越來越輝煌，文化學者被淬鍊得越來越通博。羅振玉已經夠厲害的了，不久他身邊又站起來一位更傑出的學者王國維。
    王國維比羅振玉小十一歲，在青年時代就受到羅振玉的不少幫助，兩人關係密切。相比之下，羅振玉對甲骨文的研究還偏重於文字釋讀，而到了王國維，則以甲骨文為工具來研究殷代歷史了。
    一九一七年，王國維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證實了從來沒有被證實過的《史記·殷本紀》所記的殷代世系，同時又指出了其中一些錯訛。此外，他還根據甲骨文研究了殷代的典章制度。
    王國維的研究，體現了到他為止甲骨文研究的最高峰。
    王國維是二十世紀前期最有學問又最具創見的中國學者，除了甲骨文外他還在流沙墜簡、敦煌學、魏石經、金文、蒙古史、元史、戲曲史等廣闊領域作出過開天闢地般的貢獻。他對甲骨文研究的介入，標誌著中國最高文化良知的鄭重選擇。而且由於他，中國新史學從一片片甲骨中奠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