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奪權狂潮如瘋似癲，席捲而來。周恩來與中央文革尖銳對立。一名操縱造反派打倒李先念、搶奪財政部大權的副部長被周恩來下令當場逮捕。江青當著周恩來的面公然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他說：我想到這些就心裡難過。我是不會流淚的，任何時候我都能挺下去。
　　一場在黨內高層發生的、對「文化大革命」極左錯誤和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面對面地生死搏鬥，周恩來義無反顧地支持之餘，內心又深藏著難言的苦衷。他一再努力，試圖將文化大革命的「洪水」阻於生產領域之外。江青指責周恩來只要生產，不要革命。政治局會議上，林彪批評周恩來「大錯特錯」。他牢牢把住國民經濟生死關，憤然反擊：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

　卷1 陰謀家成了「勝利者」  
然而，就是在這一天，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颳起了「一月革命」的風暴。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12月04日 11:58 新浪讀書  

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1967年1月6日，對周恩來來說，照例又是忙得夜以繼日、徹夜難眠的一天。

　　從凌晨3時至6時，周恩來先後找江蘇省有關負責人和南京的學生、工人代表談話，解決南京問題。南京武鬥，打得不可開交，鐵路斷了，市內交通也斷了，市內的生產和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周恩來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西花廳，秘書又報：以部隊在京院校為主，加上清華大學「井岡山」等20個單位組成「徹底打倒賀龍反黨篡軍集團聯絡委員會」，準備明天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判鬥爭大會，並要把賀龍揪出來示眾。周恩來又趕緊找有關人員做工作，勸阻揪斗賀龍。

　　一事未完，又生一事。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為了揪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謊報王光美的女兒被汽車撞傷送進了醫院，把王光美騙出了中南海，挾持到清華大學批鬥。周恩來接到報告后，立即派秘書孫岳等趕到清華大學要回王光美，並打電話催蒯大富放人。

　　下午，周恩來為解決南京問題兩次與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通電話。

　　晚7時半，周恩來約陳毅、李先念、譚震林、謝富治幾位副總理談工作。

　　晚十時，再次接見南京學生、工人代表，解決南京問題。

　　中途，文教系統的造反派沖中南海，要揪陶鑄，周恩來被迫中斷談話，趕往中南海西門勸阻、說服。

　　之後，又回來繼續與南京學生、工人代表談南京問題，直到第二天凌晨。

　　這就是周恩來一天的工作狀態。還僅僅是根據當時秘書記下的工作台曆，不排除還有沒能記下的工作。

　　然而，就是在這一天，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領導權，颳起了「一月革命」的風暴。

　　上海，是我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中心。它的穩定與繁榮直接關係到全國的建設。

　　五六十年代，在周恩來的倡導下，有過一個著名的口號，就是全國一盤棋，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周恩來一直密切關註上海的局勢。

　　1966年9月10日，還是在紅衛兵串聯剛剛開始時，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全體「出征戰士」大會上，對即將去上海串聯的紅衛兵告誡說：上海是一個大城市，那裡的生產關係到我國的建設，關係到我們的大小三線建設和國防工業建設。全國建設的許多東西要靠上海供應，上海還有很多的尖端科學實驗，生產任務很重。你們去上海串聯，不應該做的事就不要強加於他們。

　　但是，江青、張春橋一夥出於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蓄意要搞垮上海市委。他們派聶元梓到上海活動。聶元梓等人一到上海就公開叫囂：「上海市委是黑幫」，「打倒上海市委」。

　　對此，上海有關領導給周恩來反映了這一情況。周恩來給上海市委打電話，明確表示：上海市委不是黑幫，是革命的。

　　1966年9月13日，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全體大會上公開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說：上海有的人問我，是不是我給上海市委打過電話，說過他們不是黑幫，是革命的？這話我確實講過。因為今天我們沒有材料證明上海市委是黑幫、不革命的。不要濫用「黑幫」這個名字，否則，容易誤傷，容易擴大。不能把人民內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敵我矛盾。

　　9月15日，周恩來當著江青的面再次表明了他對上海市委的看法。

　　這天，周恩來與江青一起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的代表。

　　有代表提問：總理說過上海市委是正確的，上海市委以你的講話為盾牌，壓製革命。

　　周恩來回答說：我是給上海市委打過電話，說過他們不是黑幫，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敵我矛盾，正確不正確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兩個問題、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一定要區分開來，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講過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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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一旁的江青不吭聲。

　　1966年11月6日，以王洪文、潘國平、黃金海等為首的上海造反派頭頭召集會議，策劃「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並決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9日，「工總司」成立，並宣稱：「我們要奪權！」上海市委根據《十六條》的精神和周恩來一再強調的關於不要成立跨行業組織的規定，決定對「工總司」持


「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態度。

　　「工總司」以此為借口，次日凌晨煽動、裹脅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狀」為名，衝進上海火車站，強佔列車。這列火車開出后不久，被鐵路局下令阻留在上海近郊的安亭站。王洪文等人率眾鬧事，卧軌攔車，致使滬寧鐵路中斷31個多小時。

　　安亭事件發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彙報。周恩來要中央文革小組（系「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簡稱——編者注。下同）組長陳伯達電告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堅決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卧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致電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

　　隨後，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赴上海解決此事。張春橋竟背著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並把這次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華東局和上海市委。

　　事後，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同意了張春橋的處理。

　　張春橋的這種處理，不僅完全把上海市委置於群眾的對立面，而且，把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燒進了工礦企業，與周恩來一再強調的中央精神截然相反。

　　張春橋這樣做的目的是首先要搞亂上海，然後妄加罪名，徹底搞垮上海市委，奪取上海的黨政大權。

　　然而，一個安亭事件還遠遠沒有達到張春橋一夥搞亂上海的目的。因此，張春橋又親自策劃、製造了上海的也是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康平路事件。

　　1966年12月28日，以上海市的老工人、黨團員、勞動生產模範為基礎組成的，擁護上海市委、對「工總司」強烈不滿的「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

　　（簡稱「赤衛隊」）一萬餘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機關辦公地點要求上海市市長曹荻秋接見，要求上海市委承認擁有幾十萬人的「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

　　在此之前，曹荻秋迫於壓力，不得不撤銷了「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的承諾。

　　張春橋得到「赤衛隊」到康平路的消息后，詭計爬上心頭。他連夜打電話給他老婆和王洪文，捏造「赤衛隊」要抄張春橋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須有罪名，由王洪文調來十幾萬造反隊員於12月30日凌晨對康平路的「赤衛隊」發起衝擊。製造了上海的第一場大武鬥。

　　12月31日，「工總司」發布特急令，要所屬各級造反隊把「赤衛隊」的負責人統統抓起來，把各工廠企業的「赤衛隊」的負責人也抓起來。

　　康平路事件后，上海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陷入混亂。「赤衛隊」是一個有數十萬工人的群眾組織，其中不乏一些生產勞動模範和大量的老工人。他們不能忍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紛紛離開工作崗位，進京上訪。上海鐵路局調度所80多人中就有70幾個人是「赤衛隊」員。這樣就造成生產無人指揮、鐵路交通中斷的混亂局面。據統計，從30日凌晨到31日的26小時中，上海站停開客車26列，5000多旅客滯留上海，5000多乘客被阻於途中；停開貨車38列，有22列貨車不能進入上海站而阻於途中，貨物積壓數萬噸。

　　面對上海這種混亂的局勢，周恩來積極採取措施，儘力把局面穩定下來。

　　然而，此時的周恩來萬萬沒想到，一夥陰謀家在上海策劃更大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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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擺著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架子回到上海，找徐景賢和「工總司」的幾個造反派頭頭談話，策劃奪權。

　　同日，上海《文匯報》奪權。

　　次日，上海《解放日報》奪權。




　　張春橋1月5日在「工總司」造反派頭頭會議上鼓動說：「?疚侍饈前蚜斕既ǘ峁?礎０炎咦時局饕宓纜返比ㄅ刪境隼矗?虻埂！?/p>

　　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導演下，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揪斗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還把全市幾百名幹部揪到會場陪斗。

　　大會發出三項通令。

　　《第一號通令》說：「從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再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曹荻秋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市長。」

　　《第二號通令》說：「陳丕顯必須在7天內，就如何操縱指揮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進行反對毛主席、對抗黨中央、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活動，……向革命造反派進行徹底坦白交代。」

　　《第三號通令》說：「大會認為，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必須徹底打倒。」

　　1月6日以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相繼建立了「火線指揮部」、「保衛委員會」、「造反派聯絡站」，全面奪取了上海市黨政財文的領導權。

　　在對待上海市委和處理上海局勢的態度上，周恩來與張春橋一夥是截然相反的。

　　然而，在這次較量中，張春橋一夥成了「勝利者」。

　　1月8日，人民大會堂118室。毛澤東在此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肯定了上海的奪權活動。

　　散會後，周恩來步履沉重地走出118室。他在思考著新的對策。

　　1月16日，毛澤東召集小範圍的常委擴大會，說：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

　　同日，《紅旗》雜誌發表王力、關鋒起草的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人民日報》同日轉載。文章提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文章還高度讚揚上海的奪權，號召「堅決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我們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最根本的，就是奪他們的權。只有奪了他們的權，對他們實行專政，才能把他們鬥倒、斗臭、斗垮。」

　　文章說的「奪權」包括奪黨權、政權、財權、文權。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明白無誤地號召全國全面奪權。

　　此後，全國範圍的奪權狂潮如瘋似癲，席捲而來。

　　周恩來據理力爭對於這場全國自下而上的奪權運動，周恩來本來是不贊同的。這從前面他在對待上海問題上同張春橋一夥的分歧與較量就可以看出。

　　無奈，毛澤東支持奪權。

　　對於這場奪權運動，周恩來也是缺乏思想準備的。《紅旗》雜誌號召全國奪權的評論員文章事先也沒給周恩來閱看。周恩來壓根就不知道這件事。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多次說過：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搞全國自下而上的奪權，恐怕也要算是周恩來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然而，既然奪權運動已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而且洶湧而來，擋是擋不住的，也不可能擋住。

　　周恩來說：大勢所趨，萬馬奔騰來了，你根本擋不住，要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

　　因此，周恩來挺身而出，迎接這股洶湧而來的浪潮，並設法駕馭它。

　　周恩來很清楚：毛澤東支持奪權並不是像中央文革一夥所要求的那樣。但中央文革一夥又利用毛澤東支持奪權來實現他們打倒一大批領導幹部、奪取黨和國家更多領導權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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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一方面表示支持奪權，但同時又強調：奪權，只是奪各單位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生產業務權、黨委領導權不能奪。而且明確規定了有些部門不能奪權。

　　而中央文革一夥則主張全面奪權，奪一切領導權。

　　對待在奪權中的「當權派」，周恩來認為要一分為二的分析，而且絕大多數領導幹部是


好的，不能一概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幹部有「錯誤」，要打倒一下，也應當是「燒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夥卻希望把老幹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燒而焦」，要置於死地。

　　這就是在奪權狂潮中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一夥所持態度的本質區別，也是鬥爭的焦點。

　　還在奪權狂潮初始，周恩來在毛澤東召集的常委擴大會議上就提出：我是支持左派奪權的，但奪權一定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各部的奪權不要搞得青黃不接，工作不能停頓。

　　周恩來這是從維繫國計民生的工作角度對奪權提出了某些限制。

　　毛澤東表示贊同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還說，對當權派，對領導幹部要有分析。絕大多數是犯個別性、一般性的錯誤。犯嚴重錯誤要撤職查辦的極少。即使是要撤職查辦的，也要讓他們工作，不要讓只睡覺、掃大街。這樣左派隊伍才能擴大，工作才能搞得好。這並不妨礙他們抓大事，抓革命。

　　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說：對待幹部不能只用一種辦法，要有5種辦法。一是全部改組，二是監督留用，三是停職留用，四是撤職留用，五是撤職查辦。第五種要極少。

　　之後，周恩來又根據毛澤東同意奪權不能影響工作的意思，提出：對中央各部可以奪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業務權還是監督為好。　毛澤東也同意了。

　　因此，在與各群眾組織代表的日夜談話中，周恩來反覆向他們闡明這些思想。

　　1月16日，周恩來在接見石油系統職工造反聯絡總站和北京石油學院的代表時說：奪權問題很複雜，現在多數單位的奪權是準備不足。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生產領導權還是監督為好。

　　周恩來不贊成奪生產業務的領導權，固然是怕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但也包含了他保護幹部的良苦用意。因為生產業務權不能奪，就意味著一大批幹部還必須在領導崗位上。

　　因此，周恩來特意對在場的康世恩等人說：生產還是你們管。生產任務出了問題，我還是找你們。

　　1月18日，周恩來與江青等參加「左派」學生、機關幹部「文化大革命」形勢座談會。

　　周恩來說：奪權，是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業務領導權，還是監督為好。

　　然而，江青卻當著周恩來的面公然說：業務權不懂也要奪，業務可以慢慢學嘛！

　　1月21日，周恩來接見二機部造反派代表和該部的副部長。他對副部長們說：奪部的文化大革命領導權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對生產、財政只能行使監督權。你們要好好工作，不能鬆懈。

　　周恩來又告誡造反派代表，說：對領導幹部不能揪來揪去。

　　1月22日，周恩來在全國各地來京群眾代表大會上明確指出：有些單位不能採取奪權的形式，如軍隊、戰備工作部門等。

　　1月25日，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的造反派代表。周恩來重申：你們奪權只能奪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對於業務主要是監督權。不能把「長」字型大小的領導幹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長」字型大小的，保證業務暢通。

　　有代表提出：要奪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來火了，批評說：你們怎麼對印這麼關心？你們以為有印我就能批准你們嗎？你們奪了牌子有什麼用？牌子可以當柴燒。你們怎麼把奪權看得這麼簡單呢？

　　要抓政治嘛。奪權是件嚴肅的事情。你們可能說，我在這個問題上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口徑不一致，你們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們給我貼大字報沒有關係，我不會計較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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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6日，周恩來接見工交口各單位造反派代表，說：奪權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前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總要有最高領導，總要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嘛！

　　周恩來又批評造反派把部長們揪來揪去，說：余秋里進行了6次檢討，心臟病發了，至今還沒恢復，你們總要有一點階級感情嘛！余秋里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




　　大慶油田建設他有功；這兩年計劃，他把三線建設抓出來了，這些成績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們需要他，黨中央需要他。這不是為余秋里辯護，他是經過長期的考驗，是從「紅小鬼」上來的，他身上的傷疤就是證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種人。我說過，余秋里是部長級里的標兵。主席講過幾次，余秋里要保。

　　一個造反派代表從下面遞上一張條子問周恩來：中央保余秋里，還能不能奪權？

　　周恩來說：這是兩回事。哪一個機關都不會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現在是連鎖反應。不能把所有當權派都看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你們想一想，如果全國的黨政領導機關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哪還有一小撮？還有什麼區別對待？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講不過去嘛！

　　毛澤東的預言失靈。

　　號召奪權后，毛澤東曾說過：今年2、3、4月看出眉目，明年這個時候看出結果，或者更長一點時間。

　　毛澤東說的「看出眉目」，就是設想在1967年2、3、4月間建立各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

　　當時，毛澤東預計在1967年底可以結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奪權后的局面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預計和設想發展。由於造反派之間在奪權過程中爭權奪利，派性急劇發展，「大聯合」、「三結合」遲遲實現不了。實際上，到1967年底，全國才成立了9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

　　奪權后，非但沒有迅速實現「大聯合」、「三結合」，而且社會秩序更加趨於混亂。

　　對周恩來來說，他憂心的首先是國家的經濟工作怎麼辦？

　　一年之計在於春。對於中國這個農業國來說尤為如此。

　　奪權后首先面臨的經濟工作就是廣大農村的春耕春播。而當時全國絕大多數的省、地、縣被奪權后，處於領導幹部被打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成立不起來，工作無人抓的狀態。那些掌權后的造反派不熟悉經濟工作，也不顧經濟工作。

　　工業、交通等經濟領域也是如此。

　　怎麼辦？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下令對一些局勢混亂的部委和省、市、自治區及重要的企事業單位由軍隊來實行軍事管制。人民解放軍是當時全國唯一保持組織系統並具有強大戰鬥力的重要的力量。

　　1月25日，針對民航系統的混亂，周恩來囑秘書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應怨?裨骸⒅醒刖??拿?迤鴆菝?睿??加刪?詠庸苊窈較低常ò?ㄕ?雒窈較低乘?謝?　⒏壅荊?＝庸芎螅?滴窆ぷ魅雜稍?斕及嘧永湊乒堋?月2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民用航空系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

　　2月18日，周恩來在接見財貿口司局長以上幹部時說：如果造反派在奪權中把監督業務變成管理業務，爭論不休，中央就要考慮採取別的辦法。

　　這是周恩來對造反派的警告。「別的辦法」就是軍管。

　　2月27日，周恩來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廣東問題。

　　廣東省在一月份由「省革聯」奪權。廣東省委的主要負責人不負責任，自動向造反派「讓權」。廣東地處邊防，局勢堪憂。

　　鑒此，周恩來建議對廣東省實行軍管。

　　會後，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認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向造反派「讓權」是錯誤的。目前又正當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的關鍵時刻，廣東局勢不宜久拖，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此外，周恩來還建議對同廣東情況類似的雲南擬亦先實行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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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樣做。

　　次日，周恩來接見廣州軍區及廣東省黨、政、軍負責人，宣布由廣州軍區和廣東省軍區組織對廣東省實行軍管，下設兩個班子，一個抓文化大革命，一個抓生產。

　　3月10日，周恩來閱批中共中央就江蘇問題復南京軍區、江蘇省軍區及張春橋、姚文元的


電報。電報指出：鑒於江蘇省的群眾組織之爭一時統一不起來，三結合條件還未成熟，中央決定由南京軍區和江蘇省軍區負責建立軍管會，對江蘇省實行軍管。軍管會下設兩個班子，一個抓革命，一個管生產，把工農業生產和財貿工作管起來。對重要工廠、輪渡、火車站、郵電等部門可派軍代表。

　　修改時，周恩來將原稿中「江蘇的問題由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和許世友同志商量決定」改為：「江蘇的一般問題，由許世友同志和江蘇省軍管會同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商量解決。」

　　同日，李富春轉來昆明鋼鐵公司要求軍管的來電。來電說：昆明鋼鐵公司在奪權鬥爭中，矛盾尖銳。昆鋼的生產、建設正面臨癱瘓和半癱瘓狀態。

　　周恩來當即批示同意對昆明鋼鐵公司實行軍管，並要葉劍英電話告昆明軍區。

　　對於軍管，林彪曾陰陽怪氣地說：軍管如果搞得不好，軍隊也會執行一條拿槍的劉、鄧路線。

　　一些軍隊幹部對軍管也有顧慮。擔心弄得不好，軍管又會重蹈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組的厄運。

　　3月13日，周恩來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說：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單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邊防、沿海、交通要道、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國防事業單位，都應實行軍管。文教衛生工作也得抓起來，防疫工作非常緊急。

　　北京的衛生部還在吵，我看要派軍代表去軍管。有的同志怕軍隊成了工作組，這要看是什麼工作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線一邊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促進三結合的實現，為什麼不可以？不要怕。各地軍管會要注意幫助當地領導幹部出來亮相。

　　周恩來這一句斬鐵截鐵的「不要怕」，給了軍隊幹部很大的鼓舞。

　　周恩來還通報了全國軍管情況，說，到3月中旬，全國軍管的單位有6900多個，大都是公安、郵電、電台、報社、銀行、倉庫等。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中，已實行軍管或批准將要實行軍管的有陝西、新疆、青海、西藏、雲南、廣東、廣西、福建、江蘇、浙江等10個。已實行「三結合」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有黑龍江、山西、貴州、上海、山東等5個省市。實行「三結合」奪權，都需要有一個籌備階段。我考慮，要成立奪權籌備小組，以解放軍為主。光靠群眾組織不行。無論如何要在3月份解決領導機構問題，以便抓革命、促生產。如果沒有省、市、自治區領導機構，工作怎麼能搞好？

　　與此同時，醒搿⒐?裨焊韃課?慘蛄腳燒?罰?現賾跋煲滴窆ぷ鰲Ｖ芏骼純?伎悸嵌哉廡┎課??芯?堋?/p>

　　3月初，主管國防工業的聶榮臻元帥向周恩來反映：國防科研部門由於派性鬥爭，工作受到嚴重干擾。一些造反派視國家尖端機密如兒戲，胡闖亂沖。

　　國防科研部門直接關係到我國的國防尖端工業。繼1964年我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后，國防科研部門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加速研製氫彈。時下，正進入氫彈研製的最後衝刺階段。因此，在奪權狂潮開始時，周恩來就明確指出：國防工業部門不能奪權，連監督業務也不行。

　　然而，事不遂人願。國防工業許多部門也亂成了一鍋粥，打得不可開交。許多單位陷於癱瘓和半癱瘓的局面。

　　周恩來對聶榮臻說：我現在正在考慮對一些部委逐步實行軍管。你儘快向中央寫出一個報告，我來把報告轉送主席。

　　聶榮臻迅速向中央寫出了《關於軍事接管和調整改組國防科研機構的請示報告》。

　　周恩來同意這個報告，並提議對國防口所屬6個工業部：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五機部、六機部、七機部全部實行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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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3月18日，周恩來向毛澤東、林彪等寫了一封信，連同聶榮臻的報告一同送毛澤東。

　　周恩來又寫信給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並葉劍英：主席指示，繼國防工業軍管之後可對工交財貿各部，凡癱瘓陷入無政府狀況者，也可實行軍管。請你們明日上午集體一議。




　　在對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委實行軍管的同時，周恩來還考慮對全國一些重要的、事關國計民生的大型廠礦企業實行軍管。

　　3月初，周恩來指示北京衛戍區起草了一個關於對廠礦企業實行軍事管制的布告。

　　布告指出：北京衛戍司令部奉國務院、中央軍委命令，對廠礦實行軍事管制，以促進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組成「三結合」的領導機構，搞好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產工作。廠礦全體人員必須堅守崗位，遵守紀律，努力工作，服從指揮。一切長期在外串聯的人員限一周內回廠。否則將予必要的紀律處分，直至開除。

　　這一布告本來是只限於北京地區的廠礦企業，因為是北京衛戍司令部執行的。但周恩來把這一布告推向全國。

　　3月14日，周恩來在審閱此布告時，將「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改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周恩來將此布告送毛澤東批閱。並註明：這一文件經北京衛戍區起草，並在今晚釣魚台碰頭會上修改通過。現送上請予審閱，並請主席批准。在批准后，並擬發全國參考。

　　3月16日，毛澤東批示：照辦。

　　同日，周恩來親自草擬了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國轉發這一布告的批語：各級黨委，各軍區、軍分區黨委，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現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司令部起草並經中央批准的對需要實行軍事管制的廠礦的布告，轉發你們參照執行。

　　對於那些搞打、砸、搶，搞無政府主義的造反派來說，軍管無疑是對他們的一道「緊箍咒」。因此，軍管常常受到來自各方面的衝擊，特別是當解放軍受到衝擊時更是如此。

　　為了維護軍管的威信，周恩來與衝擊、破壞軍管的行為作了不懈的鬥爭。

　　4月15日，周恩來在與廣州各群眾組織代表座談時，一造反派代表公然指責軍管是「陰謀」。

　　周恩來當即站起來嚴厲地批評說：軍管是毛主席根據各方面的情況親自決定的，是我經手辦的這件事。你這樣說，就是把矛頭直接指向黨中央，我不能不激動，不能不站出來維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你要承認這句話是講錯了。軍管是完全正確的。

　　6月24日，周恩來接見參加全國生產供銷會議的各省市軍管會代表團負責人時說：我們無論如何要堅持軍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軍管規定，不能允許派別組織的權力比軍管會的權力還大。

　　11月28日，駐合肥市的12軍軍長李德生報告：一群人大鬧軍管會半個多月，沖砸軍部，打傷軍首長。部隊反覆勸說都無效。怎麼辦？

　　周恩來當即指示：以電話告李軍長，先進行政治工作；不聽，宣布「九五」命令，進行分化，要他們交出禍首兇手；再不聽，待其直接行兇，當場將兇手逮捕。

　　對脅從者曉以大義，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將當場逮捕兇手禍首。

　　12月10日，李德生又報告：安徽蕪湖「三籌處」所屬4個群眾組織拒絕交出武器，搞打、砸、搶、抄，12月以來三次衝擊部隊，搶走大批槍支彈藥，搶佔軍管會大樓，使軍管會無法辦公。

　　周恩來電復李德生：以安徽省軍管會的名義向這4個組織打、砸、搶、抄的小集團提出書面警告，要他們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這種非法行為，將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聽勸告，繼續犯法，軍管會將執行中央命令，依法處理。

　　12月14日，周恩來接見江蘇造反派代表時，嚴厲批評對軍管會的衝擊，說：不能把軍管制度衝掉。兩派都要服從軍管會。軍管的威信無論如何一定要樹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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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一定要把軍管搞好。如果軍管沒有權威，那怎麼過渡到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你們想一想，能靠你們一派領導？

　　說到這裡，周恩來指著一造反派頭頭責問：你來當革命委員會主任，行嗎？

　　到1967年下半年，全國絕大多數的省、市、自治區，中央、國務院各部委，一些重要的


鐵路樞紐站段、大型廠礦企業、港口碼頭、醫院、銀行、新聞宣傳部門等，都實行了軍管。

　　正如周恩來所說，軍管是在奪權中許多地區、單位的革命大聯合、三結合條件不成熟，領導機關又癱瘓的情況下派出的，是革命委員會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一種暫時的過渡辦法。

　　周恩來說軍管是一種暫時的過渡辦法，這是一種客氣的說法。實際上，軍管是對錯誤的奪權行動所造成惡果的一種補救。軍管制度的實行，客觀上宣告了毛澤東支持的奪權行動的失敗。

　　儘管各地各單位的軍管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避免地執行過一些「左」的政策，但是，從總體上說，當時的軍管對保證社會秩序，保證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的基本運行，特別是經濟工作的維繫，如鐵路交通，還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當然，軍管也並沒有徹底解決混亂的問題，但如果當時不採取軍管的措施，全國局面亂到什麼程度，我們今天還很難想像。

待續:  卷2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

　　1966年底，張霖之正在東北深入礦區檢查煤炭生產情況，被煤炭部和北京礦業學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鬥。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揮下，張霖之在短時間內被殘酷地批鬥了50多次。由於他性情剛烈，寧折不彎，造反派對他進行了非人的折磨。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1)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2)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3)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4)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5)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6)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7)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8)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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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2

　　對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爭

　　1967年1月，幾乎是在一月奪權狂潮迭起的同時，一股空前的打擊、迫害老幹部的
　　惡浪呼嘯而來。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被突然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倒。

　　同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被康生冠以「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軍隊

　　的代表」的罪名打倒。

　　陳毅、葉劍英這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被指責為「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

　　，遭造反派圍攻。

　　1月7日前後，成千上萬的紅衛兵連續包圍並多次沖入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要揪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和陳毅、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
等。

　　1月8日，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上將被陳伯達、江青所逼，留下「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的字條，含冤自盡。

　　1月21日，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中將突然不明不白地死於司令部招待所花園的一口井裡。

　　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張霖之被殘酷迫害致死。

　　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長衛恆連續慘遭揪斗，自殺身亡。

　　短短的一個月內，這麼多黨、政、軍高層領導含冤身亡。這些老幹部過去出生入

　　死，沒有倒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下，卻死在了……

　　就說張霖之吧。他1929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發動鹽民暴動

　　，組織紅軍游擊隊。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山東省委委員、組織部長，在黃河以

　　北領導抗日鬥爭。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晉冀魯豫區黨委書記、縱隊政委、第二野

　　戰軍兵團副政委，參加了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解放大西南等戰役。建國后歷

　　任南京市副市長，重慶市委書記，第二、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部長，電力機械

　　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煤炭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康生

　　、江青一夥說張霖之是彭真線上的人，是彭真的死黨，煽動造反派揪斗張霖之。

　　1966年底，張霖之正在東北深入礦區檢查煤炭生產情況，被煤炭部和北京礦業學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鬥。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揮下，張霖之在短時間內被

　　殘酷地批鬥了50多次。由於他性情剛烈，寧折不彎，造反派對他進行了非人的折磨。

　　這一幕幕的血腥慘劇怎能不叫廣大的老幹部義憤填膺，拍案而起！

　　周恩來是在張霖之慘死之後才得知消息的。極度悲憤之中，周恩來眼含淚水，拿

　　著張霖之遍體鱗傷的照片，激憤地質問造反派：「你們把張霖之部長扣押40多天

　　，不讓他回家，也不向我報告，批鬥幾十次，刑訊逼供，是誰給你們的權力？別

　　說對一個部長，就是對一個普通老百姓也不能這樣啊！如果連一個部長的生命安

　　全都沒有保障，國家還有什麼希望？真是無法無天了！」

　　國務院會議上，周恩來為自己沒能保護好張霖之而深感內疚。他悲憤地說：「霖

　　之同志不明不白的就這樣死了，他是國務院的一位部長，是中央候補委員，叫我

　　怎麼向黨中央交代啊！」

　　在場的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著周恩來那悲戚的面容，聽著

　　他那激憤的聲音，無不為之動容。

　　如果說，在1966年下半年的幾個月里，廣大老幹部出於對毛澤東的尊敬和崇拜，

　　是在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中被動地緊跟，那麼，面對閻紅彥、陶勇、張霖

　　之、衛恆等的慘死身亡，一大批老幹部就怎麼也想不通、跟不上了。

　　於是，一場在黨內高層發生的、對文化大革命極左錯誤和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

　　逆施的大規模抗爭由此開始了。

　　1月19日，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碰頭會，討論軍隊搞不搞「四大」

　　的問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參加了會議。

　　會上，江青、陳伯達、康生等蓄意製造混亂，一個勁地嚷著要軍隊支持革命群眾

　　開展「四大」，說「軍隊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樣搞文化大革命」。

　　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帥堅持軍隊必須保持穩定，不能像地方一樣搞「四

　　大」。他們認為：軍隊有戰備任務，軍隊穩不住，一旦敵人入侵，就無法應付。

　　如果軍隊開展「四大」，必然出現無政府主義，什麼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

　　級，都將變成一句空話。軍隊沒有鐵的紀律，命令不服從，打起仗來「放羊」，

　　軍隊就不成其為軍隊了。這樣搞下去，軍隊怎麼能擔負起保衛國家的重任？

　　兩種意見，針鋒相對。相持不下之際，江青、陳伯達、葉群突然向到會的總政治

　　部主任蕭華髮起攻擊，企圖從總政打開缺口，搞亂軍隊，打倒老帥，竊取軍權。

　　葉群給蕭華強加了種種罪名，要他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

　　江青指著蕭華的鼻子逼問：「今晚在工人體育場召開10萬人大會，你敢去不敢去
　陳伯達扯著嗓子喊：「你蕭華是紳士，而不是戰士。你要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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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帥堅持軍隊必須保持穩定，不能像地方一樣搞「四大」。他們認為：軍隊有戰備任務，軍隊穩不住，一旦敵人入侵，就無法應付。

　　如果軍隊開展「四大」，必然出現無政府主義，什麼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都將變成一句空話。軍隊沒有鐵的紀律，命令不服從，打起仗來「放羊」，軍隊就不成其為軍隊了。這樣搞下去，軍隊怎麼能擔負起保衛國家的重任？




　　兩種意見，針鋒相對。相持不下之際，江青、陳伯達、葉群突然向到會的總政治部主任蕭華髮起攻擊，企圖從總政打開缺口，搞亂軍隊，打倒老帥，竊取軍權。

　　葉群給蕭華強加了種種罪名，要他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

　　江青指著蕭華的鼻子逼問：「今晚在工人體育場召開10萬人大會，你敢去不敢去？」

　　陳伯達扯著嗓子喊：「你蕭華是紳士，而不是戰士。你要把人民解放軍變成資產階級軍隊。」

　　葉劍英、聶榮臻實在看不下去了，沒等會議結束，就憤然退出會場。

　　晚上，周恩來看到葉劍英關於軍委擴大會議情況的報告，打電話告葉劍英：「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檢查。」

　　不料，會議內容不慎泄漏。當天晚上，得知消息的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等單位的造反派連夜對蕭華髮起突然襲擊，衝到景山東街要抓蕭華。多虧蕭華機靈，聞得風聲后從後門跑出，到西山葉劍英住所躲了起來。但造反派還是抄了蕭華的家。

　　第二天上午，軍委擴大的碰頭會在京西賓館繼續進行。

　　坐在葉劍英左側的江青見蕭華沒到，陰陽怪氣地火上澆油：「總政治部主任失蹤，躲到哪裡去了啊？」

　　葉劍英壓了壓火氣，沒予理睬。

　　不一會兒，蕭華來了。知道內情的徐向前問：「昨晚你到哪裡去了？」

　　蕭華講了昨晚被抄家的經過。

　　「啪！」徐向前怒火沖頂，狠勁一掌擊在桌子上，茶杯蓋震起老高，又在桌面上彈了兩下，滾落地上摔了個粉碎。

　　這時，葉劍英針對江青的明知故問，高聲怒喝：「蕭華昨天半夜裡跑到我那裡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說著，葉劍英「啪」

　　地一聲，也朝桌子猛擊一掌。由於用力過猛，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

　　這就是後來名震一時的「大鬧京西賓館」。

　　幾位老帥「大鬧京西」拉開了1967年「二月抗爭」的序幕。

　　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

　　也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在他召集的兩次常委會上連續批評了江青、陳伯達等人打擊老幹部的做法。

　　在2月6日的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說：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毫無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陳伯達對我是不接觸、不談心，就是送一點文件來。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沒有幾個她看得起的人。對幹部要寬大一點。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陶鑄是犯了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沒有同林彪同志、總理打招呼，上脫離，下沒有同幹部群眾商量。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這裡來。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吧！

　　2月10日，毛澤東繼續召集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等參加的常委擴大會，當面批評陳伯達、江青：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指打倒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你這個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裡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的事！

　　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有說話，只有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

　　看來，毛澤東對打倒陶鑄是知道的，但他不贊成陳伯達、江青那樣將陶鑄置於死地。毛澤東的思維有他特有的豁達和瀟灑，他多次表示，打倒一下，「燒」一下，有什麼關係，無非是貼兩張大字報。過一段時間承認錯誤，作個檢討，再重新站出來就是了。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不會真正被打倒。但林彪、江青一夥正是利用了毛澤東的這種想法，把事情推向極端，企圖置廣大老幹部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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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維護中央文革的威信，毛澤東還交代：江青、陳伯達的問題，就在常委範圍裡頭講，在文革小組批評，不要擴散到別的地方。

　　儘管如此，參加會議的李富春、葉劍英還是按捺不住興奮，回去后，把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的批評告訴了幾位副總理和幾位老帥。




　　幾位副總理和老帥歡欣鼓舞。他們更加痛恨中央文革一夥，同時自然也陡增了同他們鬥爭的信心和勇氣。

　　接下來就有了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

　　2月11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碰頭會。桌子的一邊坐著李富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聶榮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邊坐著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兩軍對陣，分外鮮明。

　　會上，葉劍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夥：「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徐向前也拍著桌子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

　　謝富治說：「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

　　葉劍英說：「上海奪權，改名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

　　說著，葉劍英嘲諷地問陳伯達：「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不要黨的領導嗎？

　　能不要軍隊嗎？」

　　陳伯達面紅耳赤：「葉帥，你這樣講，我就無地自容了。」

　　關鋒則氣勢洶洶地摔起了皮包：「要這樣講，我還有很多話要說哩！」

　　最後，周恩來出來收了場：「今天的時間到了，你們願意爭論，可以在以後再說。」

　　出會場時，陳毅激動地朝葉劍英豎起了大拇指，小聲地說：「劍公，你真勇敢！

　　」

　　五天之後，一場更為尖銳激烈的鬥爭，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二月抗爭推向了高潮。

　　2月16日下午4時，周恩來照例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政治局碰頭會。會議的原定議程是「抓革命，促生產」。

　　冤家路窄，前來參加會議的譚震林和張春橋在門口相遇了。

　　1月6日，張春橋一夥操縱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篡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在全國掀起了「一月奪權」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被遊街、遭揪斗。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思，頂著林彪、江青一夥的壓力，把一部分受衝擊的省市委負責人接至北京保護起來。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負責人被造反派以種種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來京。陳丕顯就是其中一個。

　　譚震林一見張春橋，就想起了陳丕顯，問：「陳丕顯來了嗎？」

　　張春橋斜了斜眼，從喉嚨深處擠出了一點聲音：「群眾不答應啊！」

　　「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譚震林壓著怒火。

　　「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的幹部統統靠邊站了！」

　　說話間，譚震林和張春橋進了會議室。

　　譚震林當著大家的面，盯住張春橋不放：「陳丕顯同志從小參加革命，是紅小鬼，他有什麼問題？一些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讓他們來北京？」

　　張春橋推脫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

　　「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什麼？這是形而上學！」譚震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夥打出了「排炮」：「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麼？蒯大富是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當著我的面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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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的謝富治插話：「不要這麼說嘛，江青和文革小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

　　譚震林說著，憤怒地站起來，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這樣搞，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周恩來見譚震林要退出會議，喝令他回來。

　　陳毅也說：「不要走，留在裡邊鬥爭！」

　　陳毅還說：這些傢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的時候，有人整老幹部整得很兇，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歷史證明了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

　　余秋里也拍案而起：「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麼行？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呢？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

　　譚震林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

　　李先念說：「我也哭過幾次。」

　　男兒有淚不輕彈，何況是革命幾十年、經歷了太多的血與火考驗的老革命家！然而，譚震林、李先念說的沒有一點誇張。據當事人回憶：有一次，周恩來召集國務院碰頭會研究生產問題，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三位副總理都到了，但主管工業生產的國家計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遲遲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來看到國家搞成這個樣子，革命一輩子的老幹部（余秋里為了革命的勝利已經獻出了自己的一條胳膊）被整成這樣，雙眼默默地流淚了，三位副總理也流淚了。

　　譚震林繼續說：「我不是為自己，是為了整體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

　　李先念說：「從《紅旗》雜誌13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還有什麼大串聯，老幹部統統打倒了。」

　　《紅旗》雜誌13期社論是指1966年10月1日發表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該社論稱：「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此後，大批老幹部就在全國各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喧囂中被打倒。

　　周恩來當即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

　　康生說：「沒有。」

　　周恩來氣憤地說：「這麼大的事，你們也不給我們打個招呼，事先也不叫我們看看！」

　　在副總理和老帥們「大鬧懷仁堂」的過程中，周恩來沒有過多地發言和插話，而是以一種近乎「沉默」的態度，靜觀事態的發展。但作為會議主持人，周恩來沒有起來批評那些拍案而起、奮起抗爭的老同志，沒有制止他們的發言，沒有阻止會議的繼續進行，這樣一種無聲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來誕辰100周年之際，當年參加會議的谷牧回憶「大鬧懷仁堂」時，說：「周總理的態度也是很明確了，就是大鬧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說個沒完，總理就在場，總理沒有起來批評，說哪個元帥、哪個副總理說怪話。總理只是講一句話，反覆地講，說你們有意見可 以提啊，大家不要發牢騷嘛，只講這麼一句。」

　　說周恩來支持「大鬧懷仁堂」，是從歷史和人物的複雜心理過程中提取的歷史結論。如果不具體深入到歷史和人物的複雜心理過程，僅停留於簡單的結論表述，就有可能、也難免使後來人對周恩來當時沒有像幾位副總理和老帥那樣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夥進行面對面的鬥爭感到遺憾，甚至難以理解。

　　應當說，周恩來當時所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其心理內涵是複雜的。

　　一方面，從思想和感情上來說，周恩來與這些「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是相通的。實際上，當出於反修防修初衷的「文化大革命」演化為一場社會大動亂后，周恩來一直以他特有的方式，進行著同大批老幹部相同目的的抗爭。這種抗爭，舉不勝舉，這裡僅舉一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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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大鬧懷仁堂」會議結束后不到2個小時，周恩來連續接見兩批群眾組織代表，對中央文革一夥操縱造反派亂黨亂軍、打擊迫害老幹部的行徑發出了怒吼。

　　晚上9時半，周恩來接見內蒙古自治區造反派代表，說：你們公開在街上罵解放軍，這是給解放軍臉上抹黑。有人沖軍區大院，貴州有人還要繳軍區的械；長沙不僅沖了，而且進駐了軍區大樓；北京沖三座門，抄了蕭華主任的家，要找徐向前副主席辯論，這樣完全是對解


放軍不信任。我們在去年二三月份做夢也沒有夢到現在這樣的局面，我們不是先知先覺。你們可以看一看你們的那些口號是不是合適，什麼砸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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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雖然也批評過中央文革的有些做法，也批評過江青、陳伯達打擊老幹部，但並不意味他否定中央文革。

　　相反，在毛澤東看來，對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是積極的，倒是在老幹部的思想中還存在著相當大的阻力。




　　而毛澤東的性格是，對他自己以為正確的重大決斷，他是決不讓步和妥協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實現它。

　　因此，對於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的正確思想和主張，毛澤東有時支持，有時非但不支持，而且還給予嚴厲的批評和壓制。

　　在2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就表示過，要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中央書記處。 在這樣的情形下，與中央文革小組發生正面衝突，批評「文化大革命」，導致毛澤東的不滿且不說，更不利的是會給隨時都想置老幹部於死地的野心家提供在毛澤東面前挑撥是非，並藉機打倒老幹部的口實和把柄。如果這樣，黨和國家更多的權力將落到林彪、江青一夥的手中，他們更加可以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到那個時候，代表黨內正義力量的老幹部想與他們作鬥爭，也恐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因為一旦被林彪、江青一夥藉機打倒，即使有幸生存下來，也失去了合法的鬥爭權力。

　　像李富春、陳毅、譚震林、聶榮臻、李先念、徐向前、余秋里等，是周恩來在動亂中與中央文革一夥周旋、鬥爭，維繫黨和國家工作基本運轉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助手。周恩來就是擔心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因一時不慎，被中央文革一夥抓住把柄藉機打倒，那他就真正成了「光桿司令」，只能孤軍奮戰。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周恩來正是基於如此錯綜複雜的鬥爭形勢的冷靜分析和估量，從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黨的團結著想，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著想，以超群的膽識和智謀，選擇了一種不知要比拍案而起艱苦多少倍的迂迴的、曲折的、韌性的、在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鬥爭方式。同時，他也希望在他身邊工作的老同志也能夠採取這種鬥爭方式，以保存足夠的力量，與林彪、江青一夥抗衡，以便共同支撐這個危局。

　　周恩來的許多舉動都表明了他的這一良苦用心。

　　1967年2月2日，也就是在幾位老帥「大鬧京西賓館」后不久，周恩來給陳伯達、江青並中央文革小組寫了一封信：伯達、江青同志並文革小組各同志：一、提議今後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時起在釣魚台開碰頭會，以文革為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文件草案，其他有關同志按問題性質臨時通知參加。

　　明（3）日，我提議討論初中和小學開學文件、工業生產問題（文件在印發），下一次討論農業。

　　二、提議今後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時半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志（周、陳、康、李）為主，副總理（陳、李、譚、聶、謝）和劍英參加。務請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參加，分別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

　　敬禮！

　　周恩來 二月二日 周恩來的這封信，目的是想把國務院碰頭會和文革碰頭會分開，其用意是很明顯的：一方面，他試圖把「文化大革命」與黨和政府的業務工作分開,以減少「文化大革命」運動對生產業務工作的干擾和衝擊。

　　另一方面，鑒於幾位老帥「大鬧京西賓館」，幾位副總理的火氣也越來越大，隨時都有可能與中央文革一夥鬧翻臉的態勢，也有盡量減少他們與中央文革一夥的正面接觸，以避免發生面對面衝突的用心。

　　但是，周恩來的提議，毛澤東沒有同意。毛澤東在周恩來的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事情也巧，好像周恩來有預感似的。幾天之後，就發生了「大鬧懷仁堂」。

　　雖然周恩來不希望副總理和老帥們採取這種拍案而起、陽剛硬抗的鬥爭方式，但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他也就不好當著中央文革一夥的面來責備這些老同志，只能暗中支持這些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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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是可欽可佩、可歌可泣的。

　　但是，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周恩來是為「大鬧懷仁堂」的這些老同志捏著一把汗的。

　　周恩來的擔心是，中央文革一夥肯定會到毛澤東那裡去告黑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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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情還是沒能拖過去。接下來發生的事證明周恩來對「大鬧懷仁堂」的擔心和憂慮並非多餘。

　　周恩來被迫檢討2月16日懷仁堂會議結束后，擅搞政治陰謀的張春橋、姚文元當即與王力一起核對整理了一份會議記錄，並逐條向江青彙報。

　　江青一聽，暴跳如雷，大叫「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她要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連夜向毛澤東報告。

　　當然，他們知道毛澤東最不愛聽、最忌諱的是什麼，也知道什麼樣的話能激怒毛澤東。哪些該詳細說，哪些該簡略，都有一番謀划。

　　江青還給毛澤東寫了張紙條：「主席：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

　　毛澤東當夜召見了張春橋等三人，聽他們彙報。

　　張春橋先是彙報了譚震林責問陳丕顯的事，說老同志有情緒。毛澤東只是笑了笑，沒當回事。老同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著，張春橋使出了殺手鐧，詳細地添油加醋地彙報了陳毅的「黑話」：「陳毅說，延安整風冤屈了許多人，這次文化大革命也將冤屈許多人。他還說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魯曉夫，斯大林在世時，赫魯曉夫吹捧得最起勁，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就焚屍揚灰……」

　　毛澤東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斯大林晚年」的曲筆之意，是晚年毛澤東最忌諱的話題，而當時毛澤東重用林彪，有意讓林彪來當接班人。延安整風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其中也有些彼此心照不宣的敏感問題。

　　毛澤東被激怒了。

　　張春橋繼續說：「總理對《紅旗》雜誌第13期社論沒有送給他看有意見。」

　　毛澤東說：「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經常委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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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曾回憶過當時的彙報情況，他說：「我注意到彙報前面其他情況時，主席光笑。當講到陳老總發言的時候，主席變了臉，不再笑了。主席開始是當笑話聽的，聽到這裡，板起面孔，從此以後再也沒笑。主席以後講的問題，話都比較厲害。……主席已當成很大的問題了，但還沒有發脾氣。」

　　次日，林彪又在毛澤東面前火上澆油。

　　這天，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夥。信中寫道：昨天碰頭會上我是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他們（指江青一夥──作者注）不僅不聽主席的指示，當著主席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

　　……大批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在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搞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同志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北京百丑圖出籠后，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倒老幹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絕不自殺也不叛國，也絕不允許他們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心襟寬，想得開，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下去了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斗下去，拼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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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林彪看了譚震林的信后，恰好江青來到神秘陰森的毛家灣，向林彪狀告「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

　　可以想象，當江青看了譚震林的信后，會是怎樣的暴跳如雷。

　　於是，譚震林的信被立即轉送給毛澤東。




　　林彪還在譚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譚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識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現將他的信送上，請閱。」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康生、謝富治、葉群等。

　　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大鬧懷仁堂」的幾位老同志：中央文革小組是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的。十一中全會你們都是舉了手的，討論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你們都是投了贊成票的，為什麼現在又反對？文革小組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回去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改組文革小組，讓你陳毅來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我和林彪馬上走！

　　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力量還嫌不夠，就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毛澤東這次的確是大動了肝火。據康生後來說：「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

　　周恩來事先雖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也沒料到毛澤東會把話說到這種地步──把話說絕了。他心情十分沉重。

　　明擺著，如果這時硬要起來論個我是你非，黨就要分裂，軍隊就要分裂，國家和民族將陷於萬劫不復之中。

　　顧全大局，相忍為黨。這是當時的歷史空間留給周恩來的唯一選擇。

　　這時，必須有人出來承認「錯誤」，以緩和毛澤東的氣頭，使毛澤東平靜下來。

　　除了周恩來，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代。為什麼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特殊的緩衝作用？為什麼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他人絕難替代的作用？這就是其中一個生動感性的實例。

　　周恩來一邊勸毛澤東不要生氣，一邊誠懇地自我檢討，大意是：懷仁堂會議的事，主要責任在我，我作為會議主持人，沒有掌握好。會後，幾位老同志也感到這樣做不對，找我作了檢查，我沒有及時向主席彙報。他們自己也感到講了些對不起主席的話，想找個機會當面向主席檢討。

　　毛澤東的怒氣和緩了一些，他說：恩來同志，我建議這件事要開會認真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黨來解決。

　　於是，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評會」，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進行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陳毅的工作，由周恩來親自做，親自找他談。

　　從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被迫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批評會」。

　　會上，中央文革一夥扯大旗當虎皮，藉機以「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又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陳毅、譚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帥進行批鬥圍攻，並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康生說：「這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一種政變的預演，一種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

　　江青說：「你們的目的就是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叛徒、特務……」

　　陳伯達說：「反對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自上而下的復辟資本主義，這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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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帽子、棍子一齊飛來。什麼「俱樂部」、「黑幹將」、「聯絡員」，等等。

待續:  　卷3 《緊急指示》

[ 本帖最後由 小辣辣 於 2008-1-30 00:28 編輯 ]

　　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來后，軍隊怎麼辦？周恩來和老帥們及軍隊中的大多數幹部的想法基本一樣，就是軍隊無論如何不能亂，軍隊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為此，周恩來全力支持主持全軍文革小組工作的劉志堅制定了一些旨在穩定軍隊的有關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

《緊急指示》(1)
《緊急指示》(2)
《緊急指示》(3)
《緊急指示》(4)
《緊急指示》(5)
《緊急指示》(6)
《緊急指示》(7)
《緊急指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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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運動起來后，軍隊怎麼辦？周恩來和老帥們及軍隊中的大多數幹部的想法基本一樣，就是軍隊無論如何不能亂，軍隊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

　　為此，周恩來全力支持主持全軍文革小組工作的劉志堅制定了一些旨在穩定軍隊的有關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十六條》時，周恩來支持劉志堅的建議，堅持在十五條以外加上一條：「部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


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對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特殊規定和限制，招致了林彪、江青一夥的不滿。

　　篡國必先篡軍。

　　掌握了一部分「槍杆子」的林彪，深知軍中有許多人對他不服，他要把反對他的、他認為不放心的力量全部打倒，讓軍隊全部聽他的，為他當接班人掃清道路。

　　林彪說：「要學蔣介石，把一國兵力抓住了，也就是把一個國家抓住了。」

　　舞文弄墨的江青、陳伯達、張春橋之流，筆杆子還行，缺的就是「槍杆子」。江青一人常哼哼著京劇《擊鼓罵曹》中的一句唱詞：「只恨手中缺少殺人的刀。」

　　要篡軍必先亂軍，在亂中打倒一批軍隊老幹部，在亂中奪權。

　　因此，就有了許許多多的一幕。

　　1966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第二軍醫大學「紅縱」的一個造反派頭頭對林彪說：林副主席，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與地方做法不一樣，軍隊搞了許多條條框框，對群眾限制太多。軍隊院校鎮壓群眾運動。

　　林彪點了點頭，當時沒有說什麼。從天安門城樓下來后，林彪即下命令給「全軍文革」，說要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照地方一樣的搞法。

　　這樣，「全軍文革」不得不立即起草一個《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稿子起草出來后，林彪看了很不滿意。因為稿子的基本精神還是強調要堅持黨委的領導。

　　林彪下令把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組審改。江青、康生、陳伯達看后，認為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們對草稿逐字逐句修改，最後加上了取消軍隊院校黨委領導的條文。

　　10月5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批轉了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緊急指示》稱：根據林彪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根據中央文革小組的意見，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則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說《緊急指示》適用於一切單位。

　　自此，軍隊的文化大革命災難開始了。

　　正如周恩來後來所說：軍委《緊急指示》起到了動員作用，但也起了副作用，就是衝擊軍事機關很厲害。

　　軍隊院校的學生四處串聯，一次又一次地衝擊軍事機關，揪斗軍隊領導幹部。

　　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被揪到國防部大樓前。

　　成都軍區副參謀長被揪到北京來了。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生連續衝擊國防部大院，並沖入大樓要揪曾任過該校工作組組長的國防部辦公廳副主任路揚。

　　……

　　當周恩來得知紅衛兵沖國防部大院后，當即指示有關方面把國防部列為重點警衛部門，加強警衛力量，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外面的人衝進去。

　　同時，周恩來還兩次接見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八八團」代表，對他們衝擊國防部大院、揪斗路揚提出嚴厲批評，說：國防科委、國家科委在聶榮臻元帥領導下，成績是主要的，原子彈都上了天。懷疑一切是不科學的，不符合毛澤東思想。

　　然而，就在周恩來勸阻學生不要衝國防部時，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來到學生中間。

　　「軍隊的將軍們不敢到你們中間來，不敢來這裡，他們怕群眾。我就不怕，到你們這裡來了。」陳伯達一口難聽的福建官話還振振有詞。他還寫了一張要求軍隊首長接見的條子交給學生，說：「出了問題，唯我陳伯達是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