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猶太」生財之道：可怕的溫州人

　　序言 溫州人來了


　　我是上世紀80年代初從報刊上讀到溫州的。


　　報上說溫州有個龍港城，是一群農民奮勇衝破幾十年城鄉壁壘，自己動手建造起來的都市，這使龍港農民城天下聞名。


　　但是，有關溫州的更多消息則是負面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溫州電器產品基本上成了假冒偽劣的代名詞。溫州樂清縣柳市鎮是質低價廉的電器生產集中地，那時國內許多商店門口掛著「柳市推銷員免進」、「本店不售柳市貨」等招牌，以致溫州在人們心目中成了「瘟州」。


　　溫州偏居中國東南一隅，名氣不大，影響微弱，所以當時誰也沒太在意那個浙南的小地方受此打擊後會怎麼樣。


　　1986年夏天，西藏高原紫外線強烈，我在拉薩街頭問一位守著眼鏡攤的人：哪兒來的？答：溫州。那人光著頭，曬得很黑，似乎一點都不擔心高原的紫外線會傷人。我當時感慨不已：除了四川人能吃苦，江浙地區的溫州人也這麼能吃苦。


　　後來，到西部淘金的溫州人越來越多。成都荷花池市場是成都人創造的，但現在經營店面商鋪的卻是溫州人居多。燈飾市場，溫州人幾乎形成壟斷。溫州人佔優勢的還有皮貨等等。在成都長期經商安家的已有8萬多溫州人。放眼四海，溫州人好像無處不在。大江南北，長城內外，西藏新疆，同四川人在外打工仔多這一點不同，溫州人大多經商當老闆。豐田公司有句廣告，「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溫州人則給自己寫照，「高山峽谷有小城，有城就有溫州人」。走南闖北的溫州人對各省經濟有很大影響。四川廣元為了引進溫州商人、改變消息閉塞、流通不暢的局面而竭盡全力。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身體有殘疾的溫州商人去四川考察，飛機晚點，到廣元機場已是深夜，廣元市幾位市政官員一直在機場守候。這位溫州商人見狀大為感動，不但自己投資，還帶動其他溫州人前來建溫州商場。


　　2000年我有機會到了歐洲。在義大利的北部名城米蘭，導遊告訴我，郊外有4萬溫州人在製造皮件。到佛羅倫薩，導遊又告訴我，郊外工廠有很多溫州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佛羅倫薩據說排名世界第三的大教堂，熙熙攘攘都是衣著光鮮的各國遊客，一些擺攤賣藝術品的人中竟有幾個中國鄉下人。我湊上去問：哪兒的？答：浙江溫州。我內心很矛盾，一方面覺得他們的形象給中國人丟臉，一方面又欽佩這些溫州鄉下人，一不懂外語、二沒多少文化，就敢成群結隊闖蕩世界作「洋插隊」。


　　星星點點的接觸中，我對溫州人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們是怎樣的一群人？為什麼能在國內國外有這麼大的影響？他們有著怎樣的地域文化背景？與中國的主流傳統文化有何異同？


　　2002年8月初，我與幾位報社同仁從成都飛赴溫州採訪，與溫州的新聞人士、文化精英對話，收集資料，於是有了這本書——《可怕的溫州人》。


　　溫州人的可怕，首先是他們天生有一種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樸素自然意識。外界「姓社姓資」沸反盈天；溫州人只信「民以食為天」，怎樣能生存，怎樣能富裕、幸福，他們就怎麼干。中國的許多地方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長時間徘徊彷徨，翻來覆去折騰，喪失了大好發展時機，付出了高昂的社會成本。溫州人卻按照幾何學中「兩點之間直線最短」原理，排除一切干擾，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歷史證明，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



　　溫州人的可怕，在於他們在追逐財富的利益驅動下敢闖敢幹敢吃苦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使其充滿了風險和機遇，既遍地黃金又滿布荊棘，既能一步天堂美夢成真又可能千金盡失滿盤皆輸。市場經濟強有力地挑戰人生，在這裡，因循守舊、守株待兔、猶疑不決、閑適散漫、清高自閉統統沒有出路。溫州人敢冒風險、勇闖天下、敢吃第一隻螃蟹的性格特點，使他們佔得市場先機；當別人亦步亦趨學溫州人時，他們已經積累起財富資本，進軍新的領域。


　　溫州人的可怕，在於他們「江河不拒涓流」。沒有國家投資形成的巨額產業群，溫州人就自力創業，「從我做起」，「從小做起」，生產紐扣、皮鞋、打火機、低壓電器等等。溫州人文化不高，但動手能力強。頑強的生存本能讓他們在這些不起眼的小東西上千方百計節約成本，賺取一分一厘甚至是一毫的利潤。強烈的生存危機和利潤意識造就了一大批競爭激烈的專業化生產工廠（作坊），高度集約的專業化生產造就了「溫州製造」優質廉價商品洪流，市場佔有率驚人。例如溫州的打火機，竟佔領了全球市場的70％。有鑒於此，國家把10個全國輕工業生產基地放在了彈丸之地的溫州。


　　溫州人的可怕，在於他們對市場天生的敏銳嗅覺。請看國內各大中小城市，160萬溫州人在這些城市商貿流通的大小市場呈均勻分佈狀態。在北方，在中西部各省，溫州商人群落，或佔據批發市場，或租用商場櫃檯，或經營服務業流通業，資金雄厚者則進軍電腦、通信、房地產開發等領域。溫州人追尋市場的精神有一個小故事：新華社記者朱幼棣曾在新疆阿勒泰雪山下遇見一個溫州補鞋匠挑著沉甸甸的擔子，一路追趕騎著馬不停遷徙的哈薩克牧民。這是因為牧民馬靴遇雪水極易磨穿，需不斷修補。溫州補鞋匠被這一小塊市場吸引，竟憑著打滿血泡的雙腳，追趕哈薩克牧民輾轉謀生。溫州人就是用這樣一種精神，佔據、分割、蠶食著國內一塊塊市場。他們信息靈、資金雄厚、能吃苦、天生的商業頭腦，在國內各地激烈的商業競爭中逐漸處於優勢。難怪溫州人被人們評價為「中國的猶太人」。


　　溫州人的可怕，還在於他們有著不同於中國傳統等級制文化的獨特的地域文化傳統。溫州社會經商、辦廠蔚然成風。「家家戶戶開發項目，家家戶戶研究管理，家家戶戶融通資金，家家戶戶開拓市場，家家戶戶承擔風險，結果家家戶戶都有企業家。」（鍾朋榮語）這是一場市場經濟的人民戰爭。浙江省經濟發展迅猛，繼江蘇、廣東、上海后，已成為當今中國又一經濟熱點區域。這一結果，終究要歸功於以溫州模式及溫州文化為特點的民本經濟、草根經濟。


　　中華民族勤勞勇敢，中國民間蘊藏著創造財富追求幸福的極大潛能。如果制度和文化能適應這種要求，百姓有創業致富的自由，加上各種資本包括民間資本的推動，何愁經濟不會持續健康發展。


　　勤勞智慧的溫州人可敬、可佩、可愛，但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欣賞溫州現象而不去研究學習並啟發自己的思路，總有一天早上醒來你會發現：可怕的溫州人來了！

　　引子 震撼之旅：溫州人為什麼可怕


　　溫州，位於浙江沿海，是浙南經濟文化交通中心。轄三區（鹿城、龍灣、甌海）、兩市（瑞安、東清）、六縣（蒼南、平陽、文成、泰順、洞關、永嘉），總面積約11784平方公里，人口727萬，市區人口約117萬。


　　1937年的夏天，一位在英國留學的中國青年從倫敦到柏林去和他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他們的房門，是一個拎著手提箱的中國人。異國遇鄉人自然是大喜過望，可弟弟吃驚地發現，他竟聽不懂這位不速之客口中的中國話。只見來人極有禮貌地鞠了個躬，然後打開手提箱，裡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貨。弟弟明白了，來人是希望他們買東西。等上門推銷的小販走後，哥哥告訴弟弟，在柏林、巴黎等歐洲大陸的不少城市中，這樣的小生意人數以萬計。他們大多來自溫州、青田一帶。起初，他們背著青田石漂洋過海，在義大利、法國、德國做石刻托。待到石頭用完了，就轉而做小買賣。這些人靠著挨家挨戶地送貨上門和彬彬有禮的服務態度經商賺錢。弟弟這才明白，他剛才聽不懂的中國話其實是溫州話。



　　半個世紀后，這位弟弟已年逾古稀，他來到了溫州的永嘉，在一座橋頭遇到一位生意郎，頓時勾起了他對半個世紀前柏林那個夏天的回憶。


　　為什麼相隔半個世紀的兩個行走四方的生意小販，會使這位留洋歸來的人如此掛懷呢？這位有心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費孝通。就是他，發現了溫州「小商品，大市場」的劃時代意義。費老在總結溫州小販生意時說，就是「這樣的歷史傳統，推動了今天溫州農村經濟以商帶工的『小商品，大市場』格局的形成」。


　　費老的發現，意義非同尋常。他認為，「溫州模式」已超出了區域範圍，在全國範圍有普遍意義。溫州人依靠自己傳統的才能和遍及全國的手藝人，通過自己組織起來的流通網路，形成了面向全國的大市場，為流通體制的改革創造了新鮮經驗，為從根本上解決買難賣難問題樹立了一個標本。所以，他認為「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倒不在於它發展了家庭工業，而在於它提出了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民間自發的遍及全國的小商品大市場，直接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一個無孔不入的流通網路。


　　2002年7月底，我們一行6人飛赴溫州，進行為期一周的採訪。這次採訪的目標是針對有關「溫州模式」的所有重大事件，挖掘其背後的文化背景，從而與皇城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等進行對比，得一個結論，印證一下：一個地方、一個社會群體是否能夠順應時勢變化而自覺進行自我改造和社會變革從而創造社會進步經濟繁榮的奇迹，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文化內涵及其形態。


　　費老當年對溫州的興趣，源於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高度關注。我們的這次採訪，卻是希望通過溫州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刻影響來反省正統文化的積習。


　　「溫州模式」創造的經濟奇迹，源自歷史上北宋以來的「功利文化」；同樣，中國社會眾多城市群體性的落後、貧窮，也與中國的道德文化血肉相連。


　　這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因此，我們的採訪路線和項目安排也必然有點朦朧。


　　但是，我們要感謝這樣的朦朧！


　　因為朦朧，所以我們不斷地被意料之外的遭遇和見聞所震驚。


　　棒喝當頭不足以概括，絕處蹦極也難以形容。與其說是震驚，不如說是震撼！就像和平年代的我們在槍戰大片中遭遇被機關槍迎面亂掃、身體被擊穿、被掃射成碎片的那種震撼！


　　尋找文化根源的目標已退居次要位置。當時當地，分分秒秒都在震撼著我們大腦和身心的，首先是一個個聞所未聞的故事，真實得難以置信的傳奇故事！我們要尋找的文化根源就是這些傳奇得以發生的基石，但是我們首先關心的還是這些傳奇。因為離開這些傳奇，所謂的文化根源只不過是虛妄的譫語。


　　於是，我們全面訪問這些傳奇，搜集它們的各種版本。


　　於是，我們追蹤這些傳奇的「歷史內幕」，企圖澄清其存在價值。報道這些傳奇，喚起中國精英階層對財富文化的重新認識，喚起中國民間直面現代社會正從以貴賤為中心轉向以財富為中心的現實。


　　在飛往溫州的飛機上，我們先從地圖上認識溫州。


　　從古到今，溫州人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地為世人所矚目，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創造出驕人的成績。


　　溫州人是個重實際、重形象的群體。比如說與人結伴外出遊玩時，如果導遊指著一塊石頭，說它像什麼什麼，可能會得到溫州人的認可與贊同。但如果對方說出的是一通富有美學意味、深奧難懂的道理的話，溫州人則可能會轉身離去了。


　　我們也不能免俗，想從溫州地圖上看出些什麼。


　　它有點像啞鈴，極具力度，富於活力。


　　大家為這樣的發現感到開心。一個矮小壯實的運動員舉著啞鈴，這正是溫州人獨特生命能量的形象，是生命魅力召喚下的一輪景觀。


　　我們還在一篇關於溫州的隨筆里看到，作者將溫州比喻為一隻牧羊犬，樂清、大荊是頭，泰順、仕陽是尾，洞頭是腳。

　　它善於奔跑，所以幾乎世界上的所有地方都有溫州人的存在。他們在家鄉成長，一旦具有奔走的能力，就滿世界跑了。


　　它強勁又尚武，具有團體精神。溫州人的地域觀念明顯勝於其他地方。有這麼一個故事，說一個溫州人在火車上被外地人欺負了，眼看就要不敵，這個溫州人大喊一聲：「車上有溫州人嗎？我被外地人打了。」結果，所有的溫州人都跑到他的身邊，狠狠教訓了外地人一通，顯示出溫州人個體或群體的血液里所釋放出來的溫暖的能量。


　　它憨態可掬，惹人喜愛。溫州人的豪爽、熱情、好客，贏得了所有到過溫州的外鄉人的極大好感，也贏得了一筆筆生意，贏得了歷史賦予的機會。豪邁和開朗，使身在他鄉的溫州人在最困苦的時候仍能保持愉快樂觀的心境。


　　地圖上的溫州還像一隻枕頭，就是那種藤條編成、夏天睡覺特別涼快的枕頭。溫州人喜歡熱鬧，喜歡玩樂，喜歡過安逸的日子。不少人稍稍有了一些錢以後，就忙著買房子、買電器、買車子，甚至花大力氣造墳墓，而忘了當你享受的時候，別的地方的人正借鑒你的經驗，在準備趕超你呢。


　　在上海發展了十多年、創造了良好業績的一個溫州企業家講了一個聚會的故事：


　　上海的企業家晚上赴宴，全部是由專職司機開車。到了酒店，老闆給司機100元錢去吃飯，自己則步入酒店，宴會結束回到車上，司機已經在車裡等候了。溫州的企業家則喜歡自己開車，有時候隨便帶上幾個客人，大家一起熱鬧熱鬧，完了，大聲張揚地離開酒店。他們還沒把聚會、聚餐當作一個正式社交活動來對待。這樣，如果這兩方碰在了一起，很可能會談不成生意——思維方式、行為模式不一樣。


　　我們經常在報刊上看見中國人同外國人談判如何如何被騙了，如何如何不愉快等等。其實，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文化根基不一樣、思維模式不一樣。


　　由於去溫州採訪，我們認識了800年前的溫州人葉適。


　　大學問家葉適於南宋時期生活在溫州永嘉。當時，溫州商賈已經非常活躍，葉適從中得到啟發，提出了利義統一、經世致用的「永嘉學派」事功學說體系。在這種功利文化的熏陶下，歷史的風雨鑄就了溫州「其貨纖靡，其人善賈」的傳統品格。而這種獨特的品格如同遺傳因子，從此一直延續在溫州人的舉手投足之中。800年後，「永嘉學派」的功利特質成了今天「溫州模式」的文化謎底。


　　可以說，葉適「學以致用」的思想形成了溫州人的主體思想，成了本土文化的根基。沿著這一文化脈絡，溫州人的所有行為都能夠找到依據。


　　你搞你的運動，我搞我的「資本主義的尾巴」。主義看不見，「尾巴」卻能夠使家裡多一盤菜。


　　你討論你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我先搞我的家庭工業。溫州地少人多，資源不豐富，大家都要，自己先動手吧。


　　你不給撥款沒關係，我們自己籌資，先把城市建設搞起來。


　　機場、機場大道、體育館、鐵路等等，無不體現了「功利之學」的作用。


　　在這裡，文化提供了思維，思維產生了行動，行動之中能見利弊，利弊之後就看出了鮮明的結果。


　　葉適是入世的。由於溫州山高皇帝遠，朝中高官也少，故「永嘉學派」大多數人都是靠自己的刻苦而登堂入室的。他們來自平民，對平民的生存苦樂也非常了解，因而也就知道柴米油鹽是老百姓最需要的。葉適提出的功利學說是給士大夫聽的，卻是給老百姓用的。


　　大量的溫州人經過比較以後，發現詩和清談解決不了人生的問題，於是就奔實際的、功利的方面去了。


　　溫州人知道怎樣去實現功利理想。


　　溫州地處一隅，免去了中原逐鹿的戰爭禍亂之苦；溫州地域狹小，沒有人會在這裡為爭霸業而塗炭生靈。溫州三面依山，一面臨海，山珍海味幾可自足。


　　但是，溫州的致命弱點也是上面的因素所造成的。


　　沒有戰亂，人口增多，土地並沒有增加，僧多粥少的危機永遠存在。因此，溫州人只能選擇葉適，而摒棄謝靈運。前者能使人重勞動而獲利，後者只能使人尚空靈而貧窮。

　　沒有什麼比用自己勞動掙來的錢買自己的歡樂而令人愉快了。因而，溫州人的生命形態是歡樂的享受形態。


　　溫州人由於實實在在地做事，所以就享受了一份實實在在的歡樂。


　　可溫州人太愛享樂了，太愛玩了；華燈初上，每一個排檔都坐滿了人；一到夜晚，歌舞廳、保齡球館都是爆滿。而且，消費的大多是本地人。


　　鹿城區最早製作麵包而成功的一個企業家對我們說：「鹿城區的人太會玩了，像這樣玩下去，將來天下就是樂清人、蒼南人、瑞安人的了。」


　　這番話令人震動！其實，這番話可以針對所有的溫州人。


　　20世紀70年代，溫州人的長輩喜歡穿北京的黑棉布鞋，也就是北京鞋，戴上海牌手錶，買上海的69型自行車。其實，從文化角度來說，這是對皇城文化和大都市文化的敬畏與羨慕。那時候，溫州人不大被人看得起，因而他們就憋足了勁實幹。創出業績后，溫州人的享樂主義佔了上風，大家都喜氣洋洋地玩了起來。


　　通常所說的「溫州人」是個複雜的概念，鹿城區人自認為是最正宗的溫州人，可縣裡的人也認為自己是正宗的溫州人，連麗水、青田、溫嶺等地的人出去都稱自己是溫州人。


　　溫州人非常自尊。曾經被稱為「鄉下人」的縣裡人，他們的心裡也一直憋著一股勁。當鹿城區的溫州人拚命在玩的時候，他們已經「兵臨城下」：在市區買地造廠房，將已成功的產品和管理經驗帶進了市區，以市區為基地開始向外拓展。


　　由於經學致用強調的是即時可見的功利，由於受地域狹小而形成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的影響，溫州人普遍感到生意做到一定程度就做不上去了。幾年前，大量溫州人背井離鄉，去開拓市場；賺了一些錢以後，就回到家鄉發展、享受。


　　然而，家鄉從商的人也更加多了，加上外來人口，整個城市都非常困難。這樣，就造成了如下的局面：溫州內部，大家互相模仿，互相壓價，市場逐漸萎縮；外部大多數的經營人才難以形成大氣候，覺得還是家鄉好，有不少人紛紛回撤；再出去經商的往往是沒有經驗的小青年。所以，很多人都覺得這幾年的生意難做了。


　　隨著溫州最後一輛菲亞特汽車被送進了汽車回收公司，證明了一個歷史階段的結束，另一個歷史階段的開始。菲亞特，集中了溫州人及他們經商方面的大多數特點：小巧、靈活、耐用、價格公道。懷念菲亞特，但絕不再坐菲亞特，應該是溫州人新的氣派、新的起點！


　　不過，熟悉了溫州人的所有特徵之後，令人感到最「可怕」的還是溫州人的五大生意經。生意是一門學問，而學問總有它的規律、模式或經驗；但是，以善於做生意而著稱的溫州人似乎並不理會通常意義上的這些規律、模式或經驗，他們自有套路、自成規律。仔細思索起來，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


　　攻伐之經


　　溫州人多地少，決定了他們只能向外拓展，不斷地去尋找一個個新的生存空間。因此，溫州人可能是中國經商者之中最多的散布在全國各地的群體。南至三亞、北到漠河、西抵拉薩、東達青島，到處可見溫州人的蹤跡。最初，他們是以手工業為主要的謀生手段，如理髮、補鞋、裁縫等，一個個游兵散勇燕子般地南來北往。後來，他們發現各地時常會出台一些扶持政策，就紛紛開闢新的商場或商品集散地。每到這時，游兵散勇們就聚到了一起，出謀出錢出力，一定要在競標中拔得頭籌。


　　因此，在全國很多城鄉都有以溫州人為主的商場或商品一條街。有的一個企業就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很多分公司、分銷點、辦事處，將溫州人的商品意識傳達給當地，輻射到周邊。目前，在巴西、南非、歐洲、美洲都出現了新的溫州人經商的網點。


　　溫州人攻伐之術的特點是：集中強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而後從家鄉搬來很多願意經商的「兵勇」，安營紮寨，守住陣地，除非是市場衰落，否則絕不後撤。可以說，這是「運動戰」和「陣地戰」的結合。

　　血緣之經


　　溫州人更多的是以群體聚合的方式來從事各種工作，特別是生意方面的事情，血緣關係成了重要的因素。手工作坊和家庭工廠就是一個典型。


　　樓上住人，樓下聚集著自己家或親戚家的很多人，印刷、編織、裁縫、做鞋、制眼鏡、造紐扣、加工小電器……一邊緊張地工作，一邊不時說些簡單的鄰里故事、閑話笑話。到吃飯的時候，各自解下圍兜，走到後面的廚房，圍成一桌，開心地聚餐。


　　這樣的工作模式幾乎不需要管理：賺得多，大家分得多；反之，也能心安理得。誰要是想偷懶，看看四周都是親人，你自己偷懶就意味著別人要多干一些，於是就會不忍心；更不會有人把原材料偷出去為自己所用——被大家發現，你還想做人嗎？許多溫州人就是這樣起步的。


　　如今，血緣在溫州人新的經濟模式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家庭中的一個主要成員成了廠長或董事長，其他成員則分散在各個重要的部門，分頭負責：有凝聚力而少扯皮、拆牆腳之類的現象；對外是一個團體或一隻拳頭，對內是一個溫馨的群體；遇到困難，大家齊心出擊；遇到矛盾，開一次家庭式的會議，往往就能解開疙瘩。血緣在企業里成了前進的動力，成了贏利的催化劑。


　　血緣的向心力是無可置疑的，但會不會因此缺乏廣納百川的胸襟呢？會不會使外來的才俊，看不到彼岸那道最明亮的曙光呢？或許，血緣與非血緣要並駕齊驅才好。


　　模仿之經


　　溫州的生意是從青菜小蔥小雞小鴨之中「長」出來的、「孵」出來的，本沒有模式，也沒有傳統。好在溫州人有一副非常聰明、具有非常強的模仿能力的頭腦，他們無所畏懼，並且勇往直前。


　　曾經是溫州四大經濟支柱的產品——紐扣、皮鞋、服裝和打火機，最初無不來自於模仿。紐扣只要從外地或國外買來的衣服上拆下幾顆，仔細研究一番就能夠生產；皮鞋是仿義大利的；服裝是仿法國的；打火機是仿日本的。溫州有很多的同胞散居在世界各地（通過血緣關係出國的佔多數），當他們回到國內時，其穿著和用品就成了家鄉有心生意人的目標。到手以後，用一夜的時間就可將那些東西解剖完畢。旅外同胞於再次出國的前夕就會看見跟自己使用的那些東西一樣精美的仿製品已經擺在了櫥窗上了！


　　溫州人的主導產品大多為易解剖、具有一定手工技能的東西，而像電腦、手錶，以及化妝品等具有較大難度的產品，就不在模仿之列了。


　　豪爽之經


　　從溫州的沿革來看，中國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幾乎都沒有波及溫州，也就是說溫州從沒有接納過大批的北方人；倒是倭寇侵擾沿海時，從南邊的福建那兒湧進了不少「南人」。然而，凡是到過溫州的外地人一致認為，溫州人具有北方人的豪爽與義氣，這是溫州人在殘酷的商海拼搏中最具優勢的人文與性格特點。


　　溫州人穿著良好、飲食講究、腰板挺直、笑聲爽朗。與人做生意時，這些因素往往給對方以極大的好感與信任感。而溫州人或採用薄利多銷的方式或大大讓利的手法，以及今天吃虧明天收回的自信，都使他們在廣闊的商場上屢屢得手，意氣風發。


　　想象之經


　　許多人以為，做生意就是昧著良心使盡一切手段賺錢。其實不然。就商業行為來說，它不僅需要經商技巧、管理技巧、融資技巧、為人技巧、網路技巧等等，還需要想象技巧。這一點，溫州人揮出了漂亮的好幾筆。比如，邀請柯林頓做廣告就是其中一例。


　　當然，要更加具體形象地認識這些生意經，這本書中的許多故事就是最好的教材。溫州之行，對我們來說是一次震撼之旅，我們希望對這本書的讀者也是如此！

　　第一章 溫州製造：擋不住的商業旋風


　　有一個段子在溫州非常流行：火星人落到地球上被逮住了。東北人會問他有沒有戶口；北京人會問他與我們人類有沒有血緣關係；上海人會把他用來搞外星人展覽，賣門票；廣東人會問他身上哪些器官可以吃；海南人會問是男是女，男的就殺掉，女的就做老婆；而溫州人則會立即請他吃飯，打聽火星上有沒有生意可做，請他幫忙介紹。這就是溫州人！



　　連普通話都不會說的老太太也會做生意


　　在溫州進行採訪，我們聽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連普通話都不會說的老太太背著自家作坊生產的小商品，闖進內陸城市大大小小的機關單位進行「洗樓」式的推銷。推銷對象聽不懂她的方言，她只有用手「說話」。結果每次都有較大收穫。成功的秘訣就是她的左右手向推銷對象展開的順序：先展開右手，手心上寫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再展開左手，手心上寫著「買我的產品給你20％回扣」。這就是溫州人！


　　20年前，一個16歲少年在家鄉小鎮街頭做補鞋匠，20歲時與夥伴用2000元辦了一個小作坊，開始加工小電器零件。他就是現年38歲的億萬大亨、正泰集團老總南存輝。2001年，溫州媒體搞過一次「溫州人崇拜的20世紀名人」問卷調查，南存輝與魯迅、雷鋒一起當選。在另一個「溫州百姓心目中的溫州企業家」調查問卷中，有一個題是問溫州女性的：「你最想選哪個老闆做你的丈夫？」南存輝名列第一。理由是：他氣質儒雅，有書卷氣。這就是溫州人！


　　溫州莆田、青田人通過各種渠道一村一村地移民義大利。第一批人出國站穩了腳，又將第二批人帶出去，多年以後，他們都到國外去了。出國后不懂外語，困難很多，他們就特別團結。他們有自己定的一些規矩，如有溫州人初到，他們就自發湊錢助其發展，等他成功后再還錢；他們互相不殺價，捆綁成團，外面的人「水潑不進」。他們靠假冒偽劣皮貨起家，模仿正宗義大利皮貨，價格壓得很低，很快把義大利市場打垮，當地人十分害怕他們。現在，在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后，他們又開始進軍正宗高檔的皮貨市場，很快又佔領了高達30％的市場份額。他們自稱是「中國的猶太人」，儘管世界各國對他們進行封鎖，但他們仍然無孔不入地擠進去，將自己經濟的毛細血管與世界經濟的毛細血管相連。今天，在全世界，他們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就是溫州人！


　　「當老闆，睡地板。」這不是表揚艱苦奮鬥精神，而是老闆賣了自己和家人賴以安身的房屋才換來了夢寐以求的廠子，自己才當上了老闆。晚上下工后無家可歸，當然只有睡地板了。這就是溫州人！


　　農民包機；邀請柯林頓做廣告；發明機場建設費；有償使用國有土地。這就是溫州人！


　　1998年8月30日凌晨2點，杭州至烏魯木齊快運專列延伸國際專線正式開通，標誌著中國首次有了國際快運鐵路專線。這列名為「華東中鐵快運X288次」的杭州至烏魯木齊專列，延伸至俄羅斯的莫斯科、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阿拉木圖。不久，這趟國際快運專列的始發站又由杭州直接延伸至溫州。該國際快運專線是由溫州至烏魯木齊專線聯合體（溫州市東風運輸公司、毆海西山託運部、市長運青松第六營業處的託運個體戶聯合組成）和中國鐵路對外服務華東公司聯合開闢，全程長達10000多公里。這條萬里通道大大縮短了溫州貨運路程，促進了溫州外貿經濟的發展。由運輸專業戶承包國際快運專列是我國鐵路運輸營運的最新模式和重大改革。這就是溫州人！


　　「走遍天下路，難過溫州渡」


　　有這樣一個故事。


　　溫州四面是水，走出溫州只有水路一條。「水路一條」，用溫州話說就成了「死路一條」。沒有航運，沒有直通的陸路交通，東面是海，寬闊的甌江又橫亘於溫州與內陸之間。溫州人想在甌江上架一座橋都快想瘋了。機會終於來了。


　　一天，浙江省省長到溫州考察，車隊到達甌江渡口等待躉船過江時，被堵在了對岸。工作人員電話打到溫州市委，要市裡趕緊派人去疏通。溫州市委書記不緊不慢地說：「等一等。」一個小時后，又有下屬來催，書記仍是穩坐不動。又過了一小時，又有人來催，書記還是不動。整整３個小時后，市委書記才親率一班人馬趕往渡口，把堵得心裡直冒煙的省長一行接過甌江。省長見到市委書記后第一句感嘆就是：「走遍天下路，難過溫州渡。」

　　當然，省上撥出部分資金與地方集資建橋的事也就此「搞定」。溫州人如此大膽，上面官員明知就裡也難以責難，因為溫州人除了大膽，還非常狡黠。


　　包山、包地、包海、包油田、包國際快運……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溫州人，有溫州人的地方就有承包的故事。膽大包天的溫州人可以包天包地！


　　「膽大妄為」的集體創改


　　當今中國，有誰不知「包產到戶」呢？但是，是誰最早提出和實行這種責任制形式並總結了完整的經驗？到了溫州，才得知此前安徽鳳陽農民的「包產到戶」並不是創舉。「包產到戶倡導者」事實上是李雲河、戴潔天等人。是李雲河他們起了拋磚引玉的作用，是李雲河們使「包產到戶」家喻戶曉。


　　早在新中國剛剛建立、農村集體化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的1956年，溫州永嘉縣就有200多個公社悄悄實行了包產到戶。如此「膽大妄為」的集體行為，帶頭實施者竟是縣委副書記李雲河等人。


　　不僅這樣干，李雲河等人還寫了5000餘字的專題報告，曆數集體制公有化的種種缺陷，理直氣壯地宣揚「包產到戶」的好處。結果，這些冒險家隨後紛紛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但是，溫州民本經濟的實踐並沒有因此中斷，它們像地火蔓延，星星點點綿延不絕。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合作社和社員都要實行包工包產》一文，使當時擔任永嘉縣農業書記的李雲河眼前頓時一亮，早就盤旋於腦中的「按勞分糧」、「包產到戶」想法再一次鮮明地跳了出來。


　　1956年5月，經上級批准，李雲河、戴潔天、李桂茂在永嘉縣燎原農業合作社試點「包產到戶」。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戶經驗總結》小冊子面世。


　　但是，在農民喜慶聲中迎來的1958年2月14日的永嘉縣四級幹部會議上，李雲河的「多勞多得」、「包產到戶」卻成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典型。劃為右派，開除黨籍。李雲河、戴潔天等人成了「文革」中首當其衝的批鬥對象。


　　有一張大字報對李雲河作了精闢概括：「在農村搞包產到戶，在工廠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討個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討的老婆都是包、包、包，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門……」李雲河成了「目無組織」的「墮落」共產黨員。


　　安徽鳳陽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國家承認后，李雲河激動不已。1981年7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一則《1956年永嘉縣試行「包產到戶」的冤案應該徹底平反》的簡報，終於喚來了李雲河放開手腳的一天。


　　「包產到戶」發展了經濟改革方興未艾的農村形勢，推動了正在起步的城市經濟改革。作為「包產到戶」的倡導者李雲河、戴潔天等，為中國農村開闢了一條金光大道，也為溫州農村成為全國最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地區之一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八個人造城記


　　其實，任何奇迹的發生，首先源於冒險、智慧和勇氣。溫州奇迹，也是如此。「違法」建成中國第一農民城應是「包產到戶」冒險失敗27年之後溫州人的再一次集體冒險。


　　溫州蒼南縣的小漁村龍港靠海，可建設優良的港區。1983年為了促進港區發展，縣裡報浙江省批准設立龍港鎮。但是省里縣裡都沒有錢，龍港鎮新城只存在於一位鄉村畫家畫的水彩規劃圖裡。不久，一個名字出現在大眾的視線中，這就是後來的農民城「城主」陳定模。


　　在溫州，陳定模已經成為一個傳奇式的人物。這位不入品的芝麻綠豆官以他的智慧和堅忍創造了一段令人驚嘆的歷史，而他的沉浮又生動地描繪出溫州基層官員在某一時期的共同命運軌跡。


　　現在，陳定模還能夠清晰地回憶起1984年夏天的情景。那是在6月，毛遂自薦的他帶著7個幹部和3000元辦公經費到任時，眼前的龍港是一片野鴨亂飛衰草連天的蠻荒灘塗。當時，他四十齣頭，卷著一高一低的兩隻褲腿，站在一塊沼澤地面前。目光所及，一條彎彎曲曲、坑坑窪窪的老街，兩旁有數十間泥坯農舍，歪斜不齊，了無生機；再往前看，便是一大片灘塗。3天前，陳定模被任命為這個新規劃的龍港鎮的鎮委書記，他身後站著的7位幹部都是自告奮勇隨他而來的。

　　在這樣的地方，憑著這8個人要造一座農民城，能成嗎？十多年後，記者採訪陳定模。舊地重遊，老陳莞爾一笑，打開抽屜掏出一張圖紙，皺巴巴的，有一處還被煙燒了個小洞。他小心翼翼地展開《龍港建城規劃圖》。


　　圖是當年老陳親手繪的，街道、樓房、市場、醫院、學校和幼兒園，都已經在紙上各就各位。整個新城呈「井」字形，街巷縱橫，一目了然。龍港要建城，僅造路、供水、排污等３項公共設施，就起碼要500萬元，陳定模全指望這張圖紙。


　　7月，一則《龍港對外開放的決定》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出來，旁邊就是陳定模繪就的那張規劃圖，公布的優惠政策有８條，提出「地不分東西，人不分南北，誰投資誰受益，誰出錢誰建房，鼓勵進城，共同開發」的口號。


　　陳定模帶著7個幹部組成7個宣傳隊，帶上兩張「皮」（地皮、嘴皮）與一張紙（龍港鎮規劃設計圖），分赴全縣12個區鎮。大海報、牆報、幻燈、廣播喇叭不斷攪著偌大的縣城；他們搞了個「歡迎農民進城辦公室」；他們在《溫州日報》上大登廣告……很快，一個「龍港熱」形成了。只要交錢，立刻就可以成為城裡人。頓時，多少代夢寐以求成為城裡人的農民如潮水般湧進龍港。到1984年8月底，申請到龍港落戶的農民就達2000餘戶，一包包的鈔票、一捆捆的希望，就這樣迫不及待地推到了陳定模的面前。收盤一看，共1.2億元。中國第一座農民城夢幻般地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緊接著，陳定模等人率先在全國突破土地制度限制，把土地使用權當作商品來經營，按照不同地段分為不同等級，以收取市政設施費為名，進行土地有償出讓。這位闖將似的漢子回憶起當時的情形仍舊感慨萬千：辦公室每天都擠滿了人。工作人員像門診醫生一樣面對一批又一批滿懷疑竇又充滿好奇的農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問題，從早上7點到晚上9點，忙得連上廁所都有人跟著提問「進城后戶口問題怎麼解決」……最壯觀的情景出現在交納地價款時，農民們爭先恐後把一捆一捆的錢往櫃檯里塞，鎮政府只得臨時組織民兵到現場維持秩序。


　　憑一張圖紙就集得1.2億元，這樣的「空城計」今天聽來無疑是令人愉悅和讚歎的，而在當時當地卻潛伏著令人生畏的政治風險：按照國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準買賣，陳定模賣土地集資造城算不算是犯了天條？就在龍港對外開放后的第三個月，調查工作組就悄然而入，把豬皮的公文包脹鼓鼓地塞滿材料后，又悄然而去。各種足以證明「毀田建房」的「證據」上報到市人大，某領導大筆一揮：嚴肅查處！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後，該領導與陳定模在某場合見面時，陳定模問及此事，他居然說忘了，想不起來了。


　　後來，陳定模總結說，中國探索集鎮化建設的路子的阻力主要來自「腦子」，一旦你邁開了步子，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要容易，而意識形態的阻力又超乎你的想象。為了讓龍港的路子繼續走下去，他只好自己找「尚方寶劍」：翻遍了馬列經典，想給「買賣土地」找個理論說法。終於，他找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引用過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話：「土地是財富之母。」他還找到恩格斯講過的一句話：「地租，土地所有者憑藉土地所有權而獲得的收入。」按這兩條經典論述，「非農土地商品化」或許不行，可是「土地有償使用」應該是允許的吧。在龍港幹了幾年，他出口成章，竟可以把馬列原著倒背如流。有一回，一位中央領導考察龍港，陳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語錄」。領導同志十分驚奇：看來溫州幹部的理論素質的確很高。


　　陳定模說：「官」字有兩個「口」，別人一個口工作，一個口吃東西；我一個口介紹經驗，一個口做「檢討」。面對一次次的質問和調查，陳定模申辯無效，論理無功，他違心地檢討自己：「土地是國寶，是很嚴肅的政策問題。我們把握不嚴，一定改正……」而與此同時，在龍港卻還是春筍般地冒出高樓大廈。他以農民特有的「狡黠」的「怠工」心理，一以貫之地干他的事。

　　1987年，《農民日報》以十分嚴厲的口吻報道了龍港的「毀田事件」。6月，在陳定模的邀請下，《農民日報》總編、中國農村問題專家張廣友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教授馬家駒等一行十餘人聚會龍港，跟「土理論家」陳定模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對話，這場對話構成了當年一件頗為引人關注的新聞事件。


　　專家問：土地是國家公有的，怎麼能商業化？


　　陳定模答：我們現在的土地制度並不是名副其實的公有制。比如哪個部門或農民在哪一片土地上蓋了房子，所處的那片土地實際上就是他的了。國家得到了什麼？所以我們應當學習西方國家的級差地租理論，用土地有償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來真正保障土地的國有化。


　　問：這套東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適合國情嗎？


　　答：我覺得是適合的，至少在龍港是行得通的。我想請問教授們，為什麼在你們的城市裡，各項建設老是趕不上趟？為什麼城裡人總是被走路難、吃水難、上學難所困擾？因為土地沒有價值，國家就沒有錢來進行再開發。在龍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價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因此價值就低；後來搞建設，地價就高起來了，而且以後會越來越高。不久前我們搞了一次建築用地的公開招標，價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萬元，一張圖紙我們賣了1800萬元，就是用這筆錢我們搞起了市政建築……


　　有資料稱，陳定模是國內嘗試把國有土地有償交付給農民使用的第一人。


　　質疑與申辯、查處與抗查，在陳定模擔任龍港鎮委書記期間交替出現。儘管他百般努力有時甚至不無妥協，可一直就沒有從爭議的漩渦中掙脫出來。一方面，龍港在日新月異地發展，越來越多的參觀考察團蜂擁而至；可另一方面，對陳定模和龍港的各種各樣的清算卻從來沒有停止過。此後不久，由省、市、縣三級紀委60多人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又來了，這次不是「毀田建房」，而是「清理幹部私人建房」。調查組掛出了檢舉箱，此時，謠言四起。「陳定模被抓起來了！」「陳定模家被抄了！」活靈活現，有板有眼。居然還有人說自己看著陳定模戴上手銬被兩個「大蓋帽」拉上警車往溫州市區去了……事情變得越來越糟。親戚來了，朋友來了，他們不敢說找陳定模，只是在辦公室、陳家門口探子似的看一看、瞧一瞧。調查組在龍港整整蹲點了7個多月，其中審計局的同志查賬3個多月，結果呢？調查組的結論是：「老陳工作是有成效的，在群眾中威望是很高的，我們沒有發現經濟問題……」


　　當組織上對陳定模公布這一結果時，被折騰得大半年沒法開展工作的他終於火了：「你們查了這麼多月，花了這麼多錢，就這兩句話？！」數日後，中央一位高層領導視察龍港，陳定模將整他的事、整他的人全盤托出。


　　他說：「多數人看，少數人干，個別人還搗蛋，看的管幹的，搗蛋的告乾的，組織上查乾的，結果大家都不想干。」中央領導生氣了，而那群站在中央領導身邊比陳定模大好幾級的幹部們臉色驟青驟白，好不尷尬。


　　1989年，陳定模終於出問題了：他無視上級三令五申，為其母的喪事大操大辦。這年12月底，陳定模81歲的老母過世。陳定模知道此時憑自己在龍港的地位，各路人馬到時都會過來，他在訃告上寫道「遵照先母遺囑，喪事簡辦，謝絕送禮」，並與各單位一一做了工作。他是個有心人，他有個冊子，登記花圈186個，其中私人名義送的150個。但後來調查組說有260個，因為他們有充足的證據——某君的任務就是蹲點數花圈，怎會有錯。另外有個頗值得玩味的細節，出殯的隊伍走了約一大半，其兄陳定漢把表示戴孝的草繩圈扣到他頭上，這也成了黨員幹部「封建迷信」的證據。


　　不久，陳定模被迫離開龍港，離開溫州。當他離開的時候，龍港的地區面積已達58萬平方公里，與建國初期的溫州城相當，居民人口15萬，城內工業企業600餘家。到1994年，龍港鎮列全國鄉鎮綜合經濟實力第17位。至2001年，龍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38.8億元，工業總產值87.5億元，居民人均收入6066元，是全國最大的印刷包裝、毛紡毛毯、塑料編織基地之一。

　　1998年，溫州評選「改革開放20年溫州10大風雲人物」，遠走他鄉的陳定模仍以高票入選。2002年8月，唐山市開平區委請他擔任區招商辦主任，幫助搞活區內的第三產業。陳定模積極運作，請到了300多位溫州客商到唐山考察，最後近200位客商留在開平區建起了溫州商貿城。在眾人眼中，陳定模已成為溫州經驗和龍港改革的「教父級」人物；十多年時間過去了，當年龍港改革的「孤膽英雄」，今天仍然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思想資源。不管陳定模最終得到什麼樣的評價，他的身上流淌的永遠是溫州人的血液……


　　撬開金融鐵板，「抬會」帶來瘋狂


　　溫州民營經濟「見風長」，家庭工業作坊紛紛擴大規模，躍上檔次。但生氣勃勃的溫州民營企業首先遇到的攔路虎就是銀行貸款困難，而當時信用社存貸利率偏低，自主存款有限。在民營經濟發達的蒼南縣金鄉鎮信用社，全部信貸資金只有區區40萬元，存貸矛盾極為突出。


　　當時國家的金融利率是鐵板一塊，根本別想撬動。但是實利當前，猖狂的溫州人開始打利率的主意了。1980年，他們從糧食有議價糧、煤炭有議價煤的邏輯推理中，天真地想到了議價利率，溫州人喜歡「試一試」。


　　時任蒼南縣金鄉信用社主任的陳禮銓提出實行「議價利率」。他當然諳熟國家金融政策法規對利率的嚴格控制，但陳禮銓是溫州人，溫州不僅賦予他異端天性，更為他提供了有力支持，上面領導不唯書、不唯上，很功利地支持他干，下邊的私企眼巴巴地盼著議價利率給自己帶來實利。10月，陳禮銓所在的金鄉信用社率先突破禁區，試行「議價存貸款利率」的浮動利率改革。


　　果不其然，這一大膽之舉迅速使金鄉信用社扭轉了局面。當年底該社浮動利率存款餘額21萬元，翌年躍升到54萬元，不到兩年就累計吸收個人存款817戶共171萬元；累計發放貸款252戶，金額217萬元。幾番運作，年年虧損的信用社1981年竟破天荒盈利1.6萬元。隨後，溫州人把金鄉信用社的議價利率推廣到蒼南全縣。


　　1985年浮動利率改革在溫州全市推廣，第二年就有近400家農村信用社實行浮動利率。當年溫州信用社實現利潤1528萬元，比上一年增長了近一倍。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溫州人不僅靠樸素的市場化功利思維得到了實利，而且無意間成為新中國金融改革的發「難」地之一。


　　緊隨陳禮銓之後，方培林出現了。他以開「只見過一天陽光的錢莊」而被載入溫州經濟改革的史冊。


　　方培林是溫州第一個浮出水面成為公眾人物的錢莊老闆，當年只有30出頭，在一家國營醫院收發室做工人。


　　1984年9月29日，蒼南錢庫鎮掛出了一塊「方興錢莊」的白底紅字木招牌。這是新中國建立后大陸第一家由私人掛牌營業的金融機構。錢莊的掛牌在當時是一樁爆炸性的新聞，然而它有悖於國家金融管理的有關條例。


　　為了尋找政策上的依據，方培林四處翻尋中央文件，結果他竟真的在當時中共中央（84）一號文件中發現了這樣一句話：「鼓勵農民集資興辦各種事業，尤其是興辦開發性事業……」


　　方培林立即進行了大膽的「方氏解讀」：「集資如果合法的話，那麼與股息性質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


　　為了長遠的發展，方培林還在經營管理中採取了當時十分罕見的「董事會制」。錢莊採取投股集資，每股金額1000元，個人入股不限，總數100股，計10萬元。由股東選出董事會和董事長，由董事長委任經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終結算，由董事會研究作出合理分紅。他還採取財產法人承保制，凡將現金存入錢莊，借貸雙方都要有法人資格，嚴格借貸手續，到期不能償還者，按政府有關條例處理。在方興錢莊開張的當日，方培林就貼出了一張比銀行更為優惠也更為靈活的存貸表：


　　長期存款：月息1.2％，3個月以上結算。


　　臨時存款：月息1％，隨時存取。


　　貸出款項：月息2％，視情況而定。

　　方培林的錢莊得到了錢庫鎮政府的默許，然而卻迅速遭到上級部門的干涉。就在錢莊掛牌的第二天，市農業銀行就上門抗議，方培林不得不把招牌摘下來，轉入地下。日後他頗為心酸地自嘲說：「新中國的第一家私營錢莊其實只見過一天的陽光。」


　　方興錢莊在經營上的靈活性，恰恰彌補了銀行在嚴格的法規體系內運行的各種制約給用戶帶來的不便。比如銀行、信用社的服務時間是法定的8小時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錢莊是24小時的服務，貸、存款隨時都可進行，錢莊因此生意興隆。有時，手頭現金不足，他就憑自己在當地的信譽臨時向社會調劑，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間借貸。同時他又專門在信用社存款5萬元，根據信用社存一貸三的規定，一旦需要，就有15萬現金可解燃眉之急。他經常不停地奔走於各大戶之間，了解各家進貨和售出情況及手頭現金的餘缺。


　　有人曾詳細地記錄了方培林的一天，其細節很能體現錢莊在當時的運作特徵——


　　上午10時，一位經營南北貨的老闆滿頭大汗地來到錢莊：「請貸給我一萬塊錢，我下午到溫州市區進100箱味精。」


　　可此時錢莊里沒錢，而方培林仍微笑著應允下來。10∶05，他來到經營百貨的老陳家，向他借1萬元，對方面露難色：「不行，我下午兩點要向外地匯2萬元，手上這筆錢不能動。」方培林說：「我知道你下午要把錢匯出去，才上午來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４個小時，保證下午兩點鐘之前歸還。」


　　10∶20，南北貨老闆貸到了他所需要的錢。百貨老闆４小時閑置資金也被方培林利用起來。40分鐘后的11∶00，有人存進１萬，方培林並不急於先還給老陳，而是又用這筆錢應付了另兩位求貸者。下午1∶30，又有人存進了1萬多元。這時，方培林才將１萬元還給老陳。不到４個小時，方培林將這筆錢周轉了3次，真可謂分秒必爭，滴水不漏。


　　利率的浮動也靈活地體現了市場的需求和規律。當時銀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長期存款為0.78％；貸款利率為1.5％。而民間高利貸高達3％～5％。方興錢莊的活期存款月息1％，3個月以上為1.2％；貸款利率為2％。這「中間利率」對存、貸客戶都充滿吸引力。錢莊因此生意興隆，在開張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存貸款2400多人次，資金周轉總額達500多萬元。


　　「溫州有人開起錢莊了。」這條新聞在當時金融界引起的震動之大，是可以想見的。在它不長的生命里，幾乎每時每刻都伴隨著質疑和責難。


　　對錢莊的定性，在金融界也一直是個爭論的話題，大多數金融界的權威人士認為這是不可取的。本該持有由金融管理機構簽發的《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才可經營的錢莊，在幾年金融經營活動中卻一直是無證運行。方興錢莊的經營活動在當時是不合法的。應健雄曾於1985年10月以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行副行長的身份帶人對方培林的錢莊進行了調查。據他回憶，當時他們查閱了錢莊—年多的金融業務活動的賬目，發現所做賬本不規範。行里的兩位同志用了一天多的時間，幫他重新整理。應健雄認為方培林對金融懂得不多，而整個金融的運作也不合常規，錢莊里甚至連個保險箱都沒有，資金的周轉主要靠手頭十來個做買賣的人作為固定客戶支撐著。


　　考慮到方興錢莊在當地的影響，如以強制手段取締，肯定會造成客戶的損失而產生社會混亂，所以銀行決定在錢庫鎮的銀行和信用社也實行利率浮動，改變了以往的服務方式，成為由人民銀行總行批准的在全國率先進行利率改革的試點地區，欲以此與方興錢莊競爭，擠掉錢莊。


　　1989年，出於自身經營狀況的原因，堅持了5年之久的、帶有半地下色彩的方興錢莊自行關閉。方興錢莊由於業務發生額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貸，加上方培林對客戶的認真負責，關閉后的掃尾工作做得相當出色，沒留下任何令人不滿意的糾紛。


　　溫州「地下錢莊」的出現，凸顯了「民間金融」或「草根金融」性質的非法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之間的矛盾。它到底是鑽國家金融制度空子的蛀蟲，還是國家金融制度的有益補充，對當時的意義，值得進一步去探討。當年方興錢莊的設立，在客觀上對溫州試驗區的金融體制改革起了推動作用，由此將中國千百年來就存在的民間借貸從地下引到地上，平抑了民間借貸的高利率，將民間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納入國家金融監管領域。2005年，溫州市政府出台《關於加強民間融資管理的意見》，加強對溫州民間融資的管理。這是溫州第一次用政府發文的形式「堵疏結合」規範民間資本借貸。

　　溫州地區肥沃的私營經濟土壤，從一開始就為民間金融的萌生提供了最好的養料。一種被稱為「抬會」或「排會」的信貸交易方式長期存在。私營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信貸，為了解決一時的資金短缺，不得已便以這種民間的方式進行互援自救。它最初出現在幾個人之間，各人都出一筆錢，形成一個互助性的「會」，用錢的人付給其他人高於銀行的利息。有資料顯示，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這種抬會的方式進行流通的民間資金已超過了3億元，成為當地私營企業發展的最重要的資金動力。金鄉徽章廠廠長陳加樞——也就是那位因給美國海軍陸戰隊製造軍徽而名氣頗大的老溫州回憶說：「當時工廠要發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萬元。」


　　當時，方培林錢莊的尷尬處境，似乎給他的隨行者提供了一個這樣的信息：進入到規範化的金融行業的大門緊閉著，可任何大膽的嘗試——哪怕得不到法律的認可——都將是被默許的。


　　於是，在方興錢莊開張的一年後，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在溫州全境爆發了至今回憶起來仍讓人不寒而的「金融抬會大災難」。


　　抬會一開始只是一種民間的融資信貸，有些抬會會主原本也是想學方培林搞私人錢莊的。可是，常規的信貸效益畢竟太低了，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資。先是小心的嘗試，繼而變成大膽的擴展，在滾滾而來的金錢與永遠填不滿的慾望之間，一種新的特定含義的瘋狂的金錢遊戲開幕了。


　　葉三鳳是一個快40歲的很會算計的女人，在鎮上開了家雜貨店。在別人的慫恿下，她也辦起了一個抬會。她的那一套規矩在當時是最流行的：一個會員入會交1.16萬元，從第二個月開始，會主每月付給會員9000元，連續付12個月，計10.8萬元；第13個月起，會員再付給會主3000元，連續付88個月，計26.4萬元，會主則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環滾動，一個會期為100個月。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風險在第一年，會主要把1.16萬元變成10.8萬元。有人計算過，一個1.16萬元的會員要維持下去，到第六個月必須發展22個會員，到第12個月，要發展691個會員，到第18個月，就要發展20883萬個會員。


　　一個「不可能的遊戲」，在僥倖、狂熱和從眾心態的驅使下，如火如荼地玩了起來。葉三鳳最風光時每月可凈收入120萬元。僅樂清一縣，像葉三鳳這樣的抬會會主就有1346個，最大的抬會發展了12122萬人，會主年收入1970萬元。在兩年時間裡，溫州所屬九縣兩區有30萬人參加，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


　　一位經歷過當年事件的老人描述說：「錢收進來，先在牆兩頭放著，不出兩個時辰，兩頭的錢就連在一起，一上午整面牆堆滿了。到了晚上一間房子已全部堆滿錢，腳都插不進，只有封門，派民兵舉刺刀看門。人們仍不肯散去，喊著要入會，把大疊的錢扔進來，民兵用刺刀讓他們後退。」還有一點很有意思，被人視為財神的會主竟有八成以上是由像葉三鳳這樣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農村婦女擔當的。


　　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效益比，自然逼使抬會以幾何級數地發展新會員作為其支撐下去的唯一手段。當年，最瘋狂的會員發展方式是所謂的「短會」：入會交1.2萬元，第二個月就還給會員9000元，第三個月再還9000元，本息兩清。會主雖然要虧損6000元，但可以此來引誘更多的人入會。為了獲得政治上的庇護，還出現了「官會」，專為官員而設，入會不必交款，而是先領款，3個月後再少量返回。這種會分10萬、5萬、1萬三種，視幹部大小而定。主要是一個幹部入會，可以帶動無數的百姓來入會。


　　失去理智、極度病態的金錢遊戲總有一天會斷鏈崩盤。到1987年底，數以千計的抬會終於難以維繫下去了，出現了抬會會主的潛逃事件。很快，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個鄉鎮飛散開來。抬會體系頓時發生集體性的瞬間雪崩。成千上萬的討債者瘋了似地沖向會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人間悲劇上演了。

　　蒼南幾十個討債的人拿著炸藥包趕到一位會主家，逼迫他交出錢來，否則同歸於盡；平陽兩位會主被討債者抓住，吊在柱子上，用竹籤釘入會主手指，用鐵鉗焊燒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導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學被迫停課，原因是學生常常在路上被討債的當做人質抓走；平陽縣鄉下數百名婦女步行數十里趕到縣城遊行，要求政府幫助討回被騙去的錢。


　　在短短３個月里，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多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傾家蕩產。


　　記錄下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溫州「抬會風暴」，其實是為中國民間金融史的演進留存一個令人心悸也令人警醒的片斷。


　　既不看偉人講了沒有，也不看別人做過沒有


　　在溫州，經濟體制改革的破禁更富傳奇色彩。1987年，為了使民間資本衝破禁區，溫州蒼南縣委辦調研室副主任黃正瑞研究出了被稱為「溫州知識分子改革開放以來最重大的理論創新」——股份合作制。


　　那是一個充滿「姓社姓資」爭論的年代。當時溫州的經濟格局正悄悄發生變化，從簡單的家庭企業到掛戶經營（即掛著集體招牌的私營企業）之後，農民聯戶、合股等形式的企業悄然興起，佔到溫州工業總產值的27.8％。溫州人很敏感，如果這類企業算姓私，「資產階級」主力軍就超過溫州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那麼溫州經濟問題大了。黃正瑞的筆下誕生了「騾子理論」，將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兩種色彩糅在了股份合作制一張畫紙上，使千家萬戶的小企業能把生產的規模幾十倍地擴大起來。當年11月，溫州市政府頒發了全國第一個關於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規——《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其後，溫州經濟增長速度之快令人稱奇。到1990年，股份合作制企業產值已經佔到溫州農村工業總產值的2/3，由此引發了1991年初充滿政治色彩的溫州風波，並驚動了中央領導。


　　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在其所著的《中國經濟改革備忘錄》中寫道：5月，李瑞環視察溫州，說了一些在溫州人看來非常痛快的話。「溫州這件事究竟怎麼看，將來怎麼樣，都還要以後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結論。我看你怕人家給你戴白帽子，你給自己急著戴紅帽子。我說你們先不戴帽子，脫個光頭不是更涼快嗎？」


　　今天的黃正瑞這樣評價自己當年的創舉：股份合作企業在當時溫州已經存在，創造這個理論只是為當時溫州的發展作掩護，這種創造就如同一個筐，把適合溫州發展的要素都往裡裝。而回顧這段略微泛黃的歷史片段，即使在對民營企業充滿良性政治氛圍的今天，仍然有著借鑒意義。


　　「農民手裡有錢卻沒有城鎮戶口，進不了城，他們就集資建一個農民城；城裡的國營商場不賣溫州產品，他們就把國有商場的櫃檯租下來自己賣，在全國一下子就租了5萬個；國家銀行不給貸款，他們就創辦信用社、基金會，發展民間金融、實行浮動利率，自己給自己找資金；分散的家庭經濟規模，被斥之為私有制的樣板，他們就創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決規模小的問題，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著名經濟學家鍾朋榮就此感嘆，「溫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偉人講了沒有，也不看別人做過沒有，只是看實踐中需要不需要，實踐中能不能做得通。」


　　不信神也不信邪的溫州人，確實可怕！


　　驚人的數據


　　形形色色的可怕的溫州人，各顯神通，創造出各種各樣驚人的奇迹。


　　今天，在中國大陸，溫州無疑是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在這裡，註冊資本在1000萬元以上的企業，每年在以三位數的速度增加。


　　2002年第一季度末，溫州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總額、企業存款額、外匯存款餘額三者相加高達1160.16億元。此外，個人之間的互助性、消費性借貸，資金大致在300億元規模。這樣，匯聚在溫州的民間資金大約在1500億元，但溫州民間資本市場實際上已經超過2000億元；


　　2002年上半年，溫州市外匯交易量達59.8億美元，已成為國內外匯交易量最大的城市之一，排名僅次於北京、上海；

　　2002年上半年，工行溫州市分行完成單邊交易量超過32億美元，約佔全國工行系統總交易量的80％左右；


　　2002年上半年，溫州經濟生產總值（GDP）比去年同期增長12.5％。自1998年以來，溫州經濟持續保持較高增長率，2002年經濟生產總值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


　　溫州是典型的藏富於民。


　　2001年，溫州民營企業數量占該市企業總數的90％以上，實現工業產值約2000億元，占該市工業總產值的98％。而溫州的民營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高達85％。溫州的一位政府官員說：「溫州的民本經濟不是幾棵大樹，而是一片森林。」


　　這樣的財富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1年，整個溫州地區有2/3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農民有句順口溜說：「平陽討飯，文成人販，永嘉單幹，洞頭吃貸款。」制約經濟發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僅0.41畝。同時，作為戰略緩衝地帶，國家對溫州的投入極少，30年6個億，總額僅為同等城市平均數的1/7。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溫州有10萬人被迫到外地謀生、乞討、補鞋、彈棉花，在上海車站碼頭幫人站隊、倒賣車船票，而更多的則推銷溫州家庭作坊生產的小商品。這10萬人被人譏為「十萬細菌」。


　　這個深藏在浙江南部山區的城市，就在全國其他多數地方還吵吵嚷嚷地探索怎樣「不得罪」社會主義、又很資本主義地開始市場經濟的時候，已經悄悄地神秘地積累起財富來了。


　　連省委書記的眼睛都騙過了


　　每小時，溫州人生產皮鞋12萬雙。


　　每天，溫州有100萬副太陽鏡銷往世界各地。


　　每年，5億～6億隻打火機走下裝配線，70％出口。溫州的生產廠家打個噴嚏，全球打火機市場就得感冒。


　　每10個地球人中就有1人穿上溫州人製造的真皮皮鞋。


　　每10元國內服裝的產值中，就有1元是溫州服裝創造的。


　　2001年，75億支筆從溫州人的手下產出……


　　難以想象，這些曾在20世紀80年代看來是小打小鬧的、仿冒的、低價的、靠數量取勝的不起眼的產品，而今已成為全國乃至世界各地都佔有龍頭地位的產品，從低端產品走到中高端，這一變化僅僅用了十來年時間。


　　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想象的。


　　溫州的經濟模式主要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家庭工業和聯戶為支柱，以專業市場為依託，以購銷員為骨幹，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色。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總結為「小商品，大市場」。《南方周末》一次著名調查的結論是：從1993年開始，溫州模式北漸，在浙江地方經濟中唱起了主角。浙江全境選擇了溫州模式的改革路徑。「浙江的活力之源是溫州，而浙江，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個溫州化了的浙江。」《杭州日報》的一位資深記者對我們講：「什麼是浙江經驗？浙江經驗就是溫州經驗。」


　　有這樣一個小故事：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率領浙江代表團參加烏魯木齊貿易洽談會。空閑時間張書記想買一些新疆特色小禮物，東挑西選之後定下一把做工精細的新疆刀。但回去之後慢慢欣賞，卻意外地發現，刀上刻有一行小字——「溫州製造」。


　　如今的溫州提出創建國際性輕工業城，建造十大「國」字型大小工業園區的口號。在從有形專業市場轉向無形營銷市場的今天，鞋、服裝、制筆、紐扣、拉鏈、眼鏡、鎖、打火機、塑編、剃鬚刀、印刷包裝，已形成溫州人積累財富的十大小商品種類。在這些行業中，擁有７個中國馳名商標和18個全國免檢產品。


　　作為國內輕工產品的重要生產和出口基地，溫州已先後被國家有關部門授予「中國鞋都」、「中國電器之都」、「中國金屬外殼打火機生產基地」、「中國剃鬚刀生產基地」等稱號。


　　連五糧液廠的訂單都是小意思


　　在「農民城」溫州龍港鎮，偏處一隅的批發市場「中國禮品城」外表普通，但實際上，這裡是中國最大的企業宣傳禮品批發中心。「光是青島海爾每年3億元的禮品採購，就至少有6千萬元來到了這裡。」「天一禮品」的一位繆姓經理滿臉堆笑，他說，「連四川的五糧液也是這裡的採購大戶，一年幾百萬的訂單隻是小意思。」筆、雨傘、打火機……溫州和周邊省份製造的各類禮品，印上各種企業的名稱后，就這樣出現在我們的周圍。溫州企業有「航母」，但更多的是「小舢板」。

　　溫州人樂意自稱「配角經濟」。


　　小商品，大配角，大市場。


　　溫州蒼南縣的一批印刷包裝企業專門為全國的白酒企業等製作酒類包裝，一年的銷售額達到30多億元。紐扣更為典型。溫州的服裝其實較少用本地產的紐扣，這些產品主要銷往外地。按照各類紐扣的平均值算，每一麻袋紐扣的總數約為50萬粒，利潤僅為數千元，一粒紐扣獲利最薄的以毫計。難以想象的是，這些不起眼的紐扣在2004年上半年就創造了5個多億的產值。


　　金字塔經營模式


　　從溫州市中心驅車沿溫台高速公路而上，半小時左右即可見到路邊一片氣派的現代化廠房。這是全國最大的低壓電器企業正泰電器集團的廠房。


　　塑殼斷路器公司只是正泰繁忙的生產環節中的一個。從四川長江電機廠被高薪挖來的李俐擔任這裡的副總經理。接受採訪時，身後的流水線正以年銷售額3億元的速度運轉。沿著參觀的路線，我們注意到一塊展板，上面寫著當月供貨量前5名和后5名協作廠的名單。后5名意味著被淘汰的危險。優勝劣汰，是「溫州製造」成功的秘訣之一。


　　著名的電器鎮溫州柳市佔有全國低壓電器的一半產量。這裡共生著一個龐大的低壓電器企業群，正泰電器、德力西等幾家大企業位於金字塔的頂端，在這個金字塔的下面是1200個私營或家庭協作廠。媒體評價：「與其說是正泰成就了1200個協作廠，不如說是那1200個協作廠成就了正泰。」正是這1200個企業群在整體上形成專業化分工和大生產的格局，大幅度節約了製造成本及交易成本。這種模式受到國內外經濟學家高度評價。


　　據了解，正泰95％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採購，與上游企業形成非常安全穩定的信用關係，流動資金佔用量達到最小。近幾年，正泰每年以60％增長率高速增長，年產值超60個億。2002年，正泰董事長南存輝說，放慢點速度，增長30％。


　　搞垮日本人


　　溫州小商品的全球競爭能力，有一個讓溫州人得意洋洋的故事。1998年，日本一家世界著名打火機企業組成小型經貿考察團造訪溫州。目的只想揭開一個謎：中國人憑什麼少了一個「零」？


　　在溫州最負盛名的大虎打火機廠，老闆周大虎的介紹令他們倒抽一口涼氣：同樣一個電子點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產一隻成本為人民幣1元，周大虎的進價是0.1元，為大虎廠跑龍套的家庭企業生產成本僅0.01元。日本考察團離去時，每一個團員均臉色陰鬱，心情沉重。


　　溫州目前約有1300家生產打火機的企業，年產5億～6億隻打火機，日產100萬隻左右，產值可達20多個億。為300多家打火機企業生產配套產品的還有近1000家企業。「三天一小樣，七天成批量。天天有新樣，家家不一樣。」


　　據估算，總共有近20萬人就業於打火機行業。如今的溫州打火機已經打敗了原來的老師——日本、韓國、台灣，使得80％的老師關門，使得世界原本最大的打火機生產國變成最大的進口國，日、韓許多製造商轉而變為貿易商，跑到溫州去進行委託加工定牌生產。溫州的金屬打火機佔國內市場95％，佔世界市場份額70％以上，出口總量佔國內80％以上。如果把溫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機排起來，可以繞地球兩圈。


　　頭髮絲都是空心的


　　一個地方民營經濟的發達，必定和當地政府營造的良性市場氛圍有關。「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溫州人的戲言，折射出溫州市政府一種獨特的城市經營觀。「農民城」就是政府一毛不拔建起來的。


　　溫州計程車經營權出讓價創下了全國之最，一個「頂子」68萬元！


　　市場的力量又一次創造了奇迹。溫州市市長錢興中稱：「僅這兩年我們搞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搞生態環境，已投資了140多個億。這麼多的錢哪裡來？我們有三條：第一是概念性的資源貨幣化，把無形的東西變成有形的。比如說，計程車的經營權，300多輛，我們就賣了兩個多億；第二是政府性的資源市場化，如土地使用權的有償出讓；第三是非產業化的資源產業化，比如教育、文化。

　　垃圾處理是非產業化資源產業化的經典案例。過去處理垃圾是政府出錢，要幾個億；而現在是溫州老闆拿錢去投資、去開發、去建設。靠民間投資來實現和完成的垃圾處理，這在全國是第一個。溫州的垃圾處理項目已進入國家的863計劃。


　　溫州市偉明環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項光明，是國內由民營企業投資搞垃圾焚燒發電工程的第一人。據稱，其中已併網發電的東庄垃圾發電廠投資9000萬元，日處理生活垃圾385噸，每年可發電900萬度，預計12年就可收回投資。同時，投資1.8億元、日處理垃圾600噸的溫州臨江垃圾發電廠也正在建設之中。項光明還將投資2.5億元，建第三個垃圾發電廠。


　　很多地方政府面對城市的各種問題，雖雄心勃勃卻束手無策，沒錢什麼也幹不了，包括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溫州人卻善用「看不見的手」，獲得有效資源的最大化，難怪有人說溫州人「頭髮絲都是空心的。」


　　「溫州的政府是值得尊敬的，有錢蓋樓但不蓋，不跟風、不務虛、不貪功，在很多事情的處理上很冷靜，不搞爭論。」溫州老闆對當地政府給予肯定評價。


　　排名全球第七大工業國的義大利與溫州相似


　　溫州之外還有個「溫州」，溫州的經濟其實是放大了的「溫州人經濟」，是瞄準全球化大市場的流動經濟。這是溫州經濟的精髓所在。


　　有這樣一組數字：2003年溫州的工業產值2000多億元。而在溫州之外的160萬溫州人辦了3萬多家企業，86％從事商業流通，去年實現銷售1600多億元，其中銷售溫州商品金額超過900億元。而在海外，還有50多萬溫州人。1600億元相當於什麼概念？有人估算，這足夠造27座紐約世貿大廈或0.8個三峽工程。


　　在外的百萬溫州大軍所帶來的物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使溫州的資本完成了外遷與內送的膨脹循環，使溫州區域經濟具有了全球市場觸覺。龐大的游商部落，讓溫州的民營經濟站在了新的戰略高度上。面向21世紀經濟全球化浪潮，溫州人處於史無前例的戰略最高點。


　　溫州市長錢興中這樣評價溫州經濟的特點：有形市場和無形市場並舉，本地市場和外地市場並舉，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並舉。「在全國有多少溫州的商貿城和溫州街？溫州人在全國和世界各地方的商業網對當地經濟起到很大的拉動作用。」


　　有關媒體曾作過很有意思的比較：「排名全球第七大工業國的義大利與溫州相似，是中小企業王國，沒有重工業，工業品大多是瓷器、鞋帽、服裝等日用消費品（但都是名牌），同樣是家族特色，同樣的特色園區（服裝集中在米蘭，陶瓷在佛羅倫薩……），與浙江差不多的人口，同樣擁有全球的同鄉人行銷網路。」


　　哪裡有溫州人，哪裡就有市場


　　西部最大商業城市成都，可以說是溫州游商一塊肥沃的棲息地。


　　據估計，在四川的溫州人約15萬，在成都的約8萬。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溫州人就為當地每年創造產值160億元，成為創造財富最大的外來群體。十餘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無疑更加驚人。官方消息稱，2002年成都市的GDP可望達到1700億元，其中70％左右為成都的民營企業所創造，這個70％中間溫州商人又佔了10％。


　　溫州四川商會副會長賈銀壽號稱「運輸大王」，是從溫州到成都、重慶的最大鐵路貨運商。僅僅從他手中每年運到成都的溫州小商品就多達2000個火車皮，運的最多的就是鞋、服裝和皮革。


　　有23個交易區的成都荷花池年成交量達50億元，是西南最大的小商品市場。其中近一半以上經營戶來自江浙地區，尤其是溫州，這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溫州商報》2002年7月份組織了一次「向西，追尋溫州的足跡」西部行特別報道活動，主管外向型經濟的成都市副市長何紹華稱：「溫州人是牽市場牛鼻子的人。他們的勇氣和魄力，是成都人、四川人所欠缺的。」


　　記者問：「現在溫州人對成都經濟的影響如此巨大，不知道您對溫州商人這個群體有什麼具體評價？」

　　何紹華答：「一是他們善於發現商機。比如四川省貧困的廣元地區，20世紀80年代，就有溫州商人在此創業。現在，廣元市中心最漂亮的景觀是『溫州商城』。要知道，廣元位於西安與成都之間，陝西與四川交界之處，是成都與西安之間物資交流的一個重要的支撐點。這樣的商業地位，西安人沒有看到，成都人也沒有看到，偏偏讓溫州人看到了，而且在此做得很漂亮。第二是，溫州商人特別能吃苦，他們一路小跑到成都，吃盡千辛萬苦，從商業起家，逐步走向工業。第三是，特別能經營。荷花池市場是成都人創辦的，但是成都人已基本不在此經營，現在基本上是江浙人、溫州人在此支撐市場。溫州人的經商理念給了四川商界許多啟發。」


　　還有一個典型數據——全國85％以上的皮鞋市場是溫州人開的。


　　在重慶，歷經多年的發展形成了解放碑、朝天門和石橋鋪三大商業圈，在此「三圈」的街上走走，你到處可以看到溫州的品牌或聽到溫州話。據介紹，在「三圈」里經營紮根的人有80％來自浙江，一半是溫州人。用重慶人的話說，重慶的主要商業圈被溫州人「包圍」了。由於溫州人的出現，重慶中心城市的店價、房產價也大為提高。美特斯·邦威2001年以350萬的天價租下一個1000多平方米的店鋪，造就了重慶歷史上鋪面高租金之最。


　　在上海，溫州人每年可以拿出63億元給樓市。特別醒目的一個數據是，以溫州資金為主力的外地人購買了上海樓市高價住宅的53.6％，超過了本地居民。據業內人士稱，外地人購房的目的主要不是自己居住，而是用來投資。他們通過大資金進入房地產二級市場，囤積一段時間，抬高房價后再倒手售出。上海媒體驚呼「上海樓市出現了溫州現象」。


　　在北京，僅2002年3月14日、15日兩天，溫州人買樓就花了3000萬。著名的京城「浙江村」幾乎壟斷了北方的中低檔服裝市場。


　　在昆明，5萬溫州人至少擁有60億元的投資資產，而這60億資產可以產生200億以上的經濟效益。


　　在新疆，做邊貿的溫州人接近8萬，每年撒入新疆50億元。


　　在國內各省，溫州人和溫州市場比比皆是。


　　溫州人的商旅足跡延伸到了國外。50多萬溫州人分佈在義大利、法國、美國、巴拿馬等十幾個國家，開設了溫州人的市場。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錢江指出，中國前往歐洲的移民主要來自浙江省和福建省，實際上在整個歐洲，中國移民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浙江人、尤其是溫州人。義大利是溫州移民在南部歐洲的主要定居地，據說，現在義大利的皮貨製造一半以上出自在義大利的溫州人之手。而原來猶太人壟斷的一些商業領域，不但被溫州人漸漸蠶食，而且還讓猶太人當了打工仔。


　　在美國紐約，溫州籍華人約有10萬。當地報紙以法拉盛商業區作為解剖觀察的細胞：「許多老舊的華人雜貨店、餐飲店，已換成多家浙江溫州人開辦的超市。經營者多是打拚的溫州青年，開辦的超市以生鮮蔬果魚肉為主，規模與速度勝過許多老牌超市。」媒體驚嘆：溫州人在美國，特別是在紐約的發展，短短10年內的成績，令人刮目相看。


　　每人花680元買票聽溫州老闆講課


　　溫州在中國改革史上創造了太多的第一：第一份私人工商執照；第一批股份合作企業；第一個實行金融利率改革；第一個制定私營企業條例；第一個實行全社會養老保險；第一座農民城；第一個農民包機公司；第一個跨國農業公司……


　　溫州人為中國貢獻了一個市場經濟體制與財富增長相輔相成的樣本，從各地紛至沓來的取經人將溫州變成了「熱州」。


　　僅正泰集團去年就接待了4萬人次參觀。溫州經濟學會會長馬津龍說，全國每年到溫州考察學習的縣級以上單位就有300多個，在溫州常設辦事機構的單位已達200多個。光看還不夠，許多參觀者還邀請溫州的企業家去講課。


　　溫州模式開始登堂入室。正泰集團、東藝的管理經驗已被收入清華大學編寫的MBA教材中。民營企業老闆們紛紛到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大專院校授課。一場在上海舉行的「溫州民營企業為何能成為世紀大贏家」報告會，門票680張一元，上海人還是蜂擁而至。

　　紅蜻蜓集團董事長錢金波說：「世界上知名大企業的老總都是頻頻應邀外出講課的。一個企業可以花很多錢在媒體上做廣告，但是如果企業的管理、文化等沒有可供人家學習借鑒的地方，是不可能被邀請講課的。」


　　2002年5月26日，溫州兩大電器王正泰的南存輝和德力西的胡成中同時出現在央視《對話》節目中暢談改革。這說明溫州模式、溫州的民營企業及溫州人的創新精神正在全國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與關注。


　　壯觀的「溫州熱」


　　屈指數來，中國當代歷史上至今已經出現了三次「溫州熱」，每一次都帶來一股外來考察的熱潮，每一次都意味著溫州在中國的政治話語和經濟權力圈中的地位變化，每一次都和中國社會對市場經濟的重新定位密切相關。


　　1985年，《解放日報》的一篇著名報道——《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奠定了溫州模式在全國區域經濟中的地位。1986年隨即被稱為「溫州年」。事實上，溫州熱的第一波浪潮從1983年一直持續到1986年。上世紀80年代的溫州，沒有鐵路和機場。參觀考察團到溫州，要沿著坎坷的國道線，一路顛簸到甌江邊，再等待數小時的汽車輪渡，方能進入目的地。但在這4年中竟有超過60萬取經大軍擁入溫州，僅1986年一年就有副省級以上官員93人次到溫州參觀考察。新興的農民城龍港鎮，高峰時每天要接待上萬人，所有飯店24小時開餐，仍然無法滿足需求。溫州的旅館連走廊、過道、飯廳里都支起了臨時鋪位。


　　讓溫州人津津樂道的是，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視察溫州時發現，同天抵達溫州的全國地市級以上的參觀團就有十幾個。他當即要求堅決制止參觀現象的泛濫，國務院辦公廳還下發了中國第一個要求控制參觀區域模式的文件——《關於各地立即停止到溫州參觀考察的緊急通知》。


　　這僅僅是溫州熱的開始。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關於溫州姓社姓資的爭論戛然而止。到1994年，第二次溫州熱帶來的參觀大軍達到50萬人次。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大召開，首次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其後，江澤民總書記親臨溫州視察，第三次溫州熱在意料中來臨，並持續至今。


　　「拷問」溫州


　　專家學者時刻關注著溫州。


　　在溫州瑞安舉辦的「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研討會」上，王洛林、董輔、呂政、周叔蓮、張維迎、樊綱、鍾朋榮等著名學者同時會聚一堂，實不多見。正是這些著名的思想者，敏銳地發現、提煉和拷問溫州，把新生民間經濟的粒粒火種播撒到全國。


　　「小商品，大市場。」費孝通在1986年對溫州模式的總結至今仍然是最精當的概括。20世紀90年代他兩度重遊溫州，對比今昔，老人感慨萬千：「我的大腦皮層出現了自20世紀30年代搞江村調查后從未有過的刺激與興奮。」


　　吳敬璉說：「1998年，在全國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從溫州考察回來，寫了一封信給朱總理，提出應當搞活民營中小企業，朱總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語，一時間，學習溫州，發展中小企業成為風尚。之後國家經貿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溫州，沿著我去過的企業看了一圈，調查回來后稱『去晚了』『嚇了一跳』『想不到』，過後不久，國家經貿委出台取消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政策。」


　　「溫州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是有競爭力的。」吳敬璉說，「支持地方中小企業群的發展，很快就會在全國形成增長級，國民經濟這盤棋就能全盤皆活。全國每年有500萬到1000萬下崗工人，溫州卻沒有下崗人員，為什麼？中小企業吸收了。溫州給我們指出了一條路，中小企業，特別是鄉鎮中小企業是吸收消化勞動力的好途徑。」他還稱，希望各地也像溫州那樣，中小企業家和其他民間力量能夠成長起來。「如果他們成長起來，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支持一個有利於大眾的改革。」


　　著名經濟學家杜潤生評價：「溫州經濟民辦、民營、民有、民享，它是自發的，又是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秩序。這個秩序從永嘉的農業開始，發展到溫州全境，從溫州、台州，一直擴展到全省，使浙江從一個資源小省變成了經濟大省。」

　　1999年末到2000年初，五位經濟學家相繼在經濟學界很有影響的《經濟學消息報》上發表文章，評論比較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在業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氣候的變化，一批批思想的探索者如候鳥一般在溫州來來去去。在蔚為壯觀的「溫州熱」背後隱藏著一個問題，前去朝拜「民本經濟聖地」的人們到底能學到什麼？自1997年開始，曾經獨具個性的溫州模式被貼上了正統化的標籤，全國的市場經濟化浪潮已經使得傳統意義上的溫州模式開始失去甄別價值。


　　「在溫州模式的背後，隱藏著溫州人思維的無模式。」「京城四少」之一的經濟學家鍾朋榮說。思維無模式，意味著由此產生的溫州經濟模式是難以簡單拷貝的。但是，溫州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卻存在可以複製的可能。源於草根階層的溫州民本經濟，其除舊務新、唯利是圖、自力改革的精神，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關注財富、溫州的歷史斷面和思想峰面，汲取民本、民生、民強的自覺意識，對於民本經濟相對弱小的西部諸省來說，無疑是意義重大的。在這裡，勇氣與信心是學習的第一要素。


　　人們有理由相信，在任何一個民生力量與改革勇氣突涌的地方，都會不斷有新的奇迹出現。


　　第二章 國際玩笑：異想天開的生意經


　　溫州是異端的，因為溫州的歷史文化傳統就是異端的。800年前，葉適與朱熹、程灝齊名，都是儒學主流，但葉適是「異端」。儒家諸聖強調利義衝突，而葉適則要強調「以利和義」，講究經世致用，提倡功利之學。葉適說：「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有了此說，內陸城市以講究貴賤為中心的社會氛圍就不可能在溫州醞釀。溫州社會的主流從來就是以財富為中心。財富成了官民共同追逐的目標，於是殊途同歸。官有官道，民有民路，唯利是圖，有錢者尊。


　　「養蜂部落」南征北戰


　　溫州人說，我們是財富的崇拜者。溫州人的思想深處印刻著一個鮮明的觀點，擁有財富的人就有能力，有未來。


　　上世紀60年代，舉國上下陷入「文革」泥潭，政治口號滿天飛，全國人民熱血沸騰。而溫州人則開始了新一輪市場經濟的南征北戰。由於割資本主義尾巴，溫州小商小販只好打擦邊球——雖然各地在打擊投機倒把，但中國太大了，走村串巷的小商販們尚有生存空間。於是，從溫州湧出數不清的小商小販、修鞋匠、長途販運戶。


　　當時，溫州出了無數「養蜂部落」，上萬溫州養蜂人乘著火車天南海北追花逐蜜。但是你千萬不要相信溫州人真的在為養蜂事業這樣居無定所地漂泊！秘訣是，當時國家政策重視農業，而養蜂屬於農業生產，鐵路部門對長途運輸蜂箱有巨大的價格優惠。善鑽空子的溫州人看出了裡面的市場空間，靈機一動，搬著幾十箱蜜蜂趕火車奔赴新疆雲南追逐花期，同時利用蜂箱偷偷搞緊俏物資的販運，把雲南的煙藏在蜂箱里運到新疆去賣，再把新疆的葡萄乾販到天津去賣……


　　長途運送蜂箱火車票價格低得不能再低，溫州養蜂人就靠低價販運投機倒把賺得腰包漲了起來。


　　捉放「八大王」


　　溫州在市場經濟的實踐中跌跌撞撞，頑強前進，「異端」使溫州一直居於全國「姓社姓資」的漩渦中。溫州人至今稱道的是，溫州雖然歷經上方「拷問」，但幾任市委書記，無不盡顯無私無畏、實事求是的高風亮節。


　　8月正是颱風季節。1981年8月，剛剛到任的中共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輕車微服出現在溫州最繁華的五馬街口。作為當時浙江省最年輕的副省級，他到溫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治亂」，要把溫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資本主義尾巴」徹底割掉！


　　多年以後，袁芳烈回憶說，那時他自己感覺好像是掉進了「敵占區」。


　　溫州幾乎沒有國有企業，沒有「政治覺悟很高」的群眾，到處都是小打小鬧的家庭作坊和汗流滿面的農民推銷員……年輕的市委書記決定迅速掀起一場政治運動，摧毀猖狂滋長的私有化「毒瘤」。

　　隨即，溫州樂清柳市鎮8個重要的個體戶成了第一批目標。這就是民辦短途郵電的「郵電大王」、做廣告信息的「目錄大王」、購銷舊貨加工的「舊貨大王」、購銷低壓電器的「機電大王」等「八大王」。1982年初，借著打擊嚴重經濟犯罪活動的「東風」，政府以「投機倒把罪」把八大王抓了起來，其中7個被判了刑，剩下一個亡命天涯……


　　然而，抓了「八大王」后，溫州經濟一下子蔫了。大大小小的個體老闆跑的跑、躲的躲，溫州僅有的一點國營廠礦更是「扶不起的阿斗」，當年第二產業竟然出現負增長——割尾巴割得溫州人吃飯都成了問題！


　　疑惑萬分的袁芳烈開始深入實地調研：在瑞安塘下鎮一間昏暗的地下家庭作坊，半間屋和5台簡易機器，老闆和工人就是一個在家帶孫子的老太太。她每天早晨領料，守著機器操作，晚上把製作完成的鬆緊帶交給小販。老太太的收入讓副省級的袁芳烈自嘆不如：5台機器投入只需要500元，而老太太的年純收入達6000元！


　　如果有100個這樣的老太太，如果有1000個這樣的老太太，溫州的經濟總量會增加多少呀！溫州，就是以這種不動聲色的方式勸諫著它的市委書記。數以萬計的家庭工場作坊、10萬走南闖北的農民供銷員、完全陌生卻充滿了勃勃生機的地下經濟機制，讓袁芳烈徹底改變了對溫州經濟的判斷。來溫州不到一年，他就決定召開溫州市專業戶、重點戶「兩戶代表大會」。


　　沒料到，這個代表大會的請柬發到許多「兩戶」手中時，竟被視為又是一個「嚴打」信號，許多接到邀請信的專業戶重點戶心情悲壯，以為此去就是「鴻門宴」。有人甚至準備好了坐牢的行囊，與妻兒揮淚而別。但是，到了開會的地方一看，傻了！全溫州大街小巷張燈結綵，市民擁上街頭夾道歡迎來自溫州各地的「賺錢英雄」。前來赴會的「兩戶」們不僅沒有被抓進監牢，反而戴上大紅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兩戶大會」成了溫州民營經濟金雞破曉的第一聲長鳴！


　　從此，袁芳烈的屁股和溫州人、溫州民營經濟坐在了一條板凳上，同時袁芳烈也在用這種方式表明：「八大王」抓錯了。果然，經過公檢法三家聯合複查，發現「八大王」的經濟活動符合中央一號文件精神，宣布「八大王」案平反，全部無罪釋放，收繳的財物從國庫撥出如數歸還。


　　一位溫州老人告訴記者，他佩服袁芳烈是因為他犯錯誤后敢於在任上自糾。平反「八大王」后，溫州私營企業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經濟增長率每年都在20％以上，名震中外的「溫州模式」初具雛形。20年後，人們這樣評價袁芳烈：溫州不會忘記——他是溫州民營經濟的助產士和吹鼓手。


　　「我把官帽子放在辦公桌上」


　　接替袁芳烈的董朝才臨上任，省里領導特別找他談話。重點交待的是：「你要把溫州的國有企業搞活搞好，把溫州的做法改變過來！」1985年12月，新任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出現在溫州的國企、村鎮和家庭作坊里。他汲取了前任的教訓，沒有下車伊始就疾風暴雨式地來個下馬威，而是開始深入調研。一幕幕激動人心的情景、一場場熱血沸騰的座談、一個個深刻反思的不眠之夜：「我是一個正統的共產黨員，可我不能不正視現實，不能不認真考慮：為什麼幾十年計劃體制下的國有企業，僅僅幾年工夫就讓人家民營給超過了？這裡面究竟有些什麼秘密？」


　　在改變溫州和被溫州改變的較量中，董朝才不由自主地坐在了溫州民營經濟一方。難怪當時溫州市民戲言，董朝才沒把溫州拉到「社會主義」道路上去，反而被溫州人拉到「資本主義」道路上來了。半年之後，董朝才發表了他的轟動一時、至今仍能算是經典文獻的「溫州考察報告」。他說，一種經濟形式占支配地位，當然要達到一定的比例，但這並不意味著這種經濟形式非要達到比重上佔多數的地步不可。


　　除了思想解放，董朝才的眾多決策也非常超前。


　　1985年柳市發生一起經濟案件。名為集體實為合夥的「紅帽子企業」柳市物資儲運服務站兩個合伙人分了8萬多元利潤，第二年6月，二人被刑拘后以貪污罪判刑。此案在溫州多達10萬戶「紅帽子企業」中引發地震：「紅帽子企業」利潤到底該怎麼算？當時滯后的法律條款留給人們的又是一個尷尬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