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一個中國」的置疑

「中國」一詞，我覺得實在有必要進行一下探討。因為嚴格準確地表達一個國家名稱的話，我們必須說「中華民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蒙古人民共和國」等等。否則一切含糊其辭模糊其意的說法，都可能包含偷龍轉鳳，混淆視聽的禍心。
在台灣問題上中共玩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文字遊戲，現在天天講的就是讓台灣認同「一
個中國」政策，而實質具體內容卻從不闡述，讓一幫子愛國憤青和大陸、海外愚民以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如果認為「中國」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麽，民國十年在湖南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名中中的「中國」是不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國十七年，毛澤東在井岡山成立的「中國工農紅軍軍名中的「中國」是不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國三十六年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名中的「中國」是不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國三十七年毛澤東，周恩來籌備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名中的「中國人民」 是不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
結論：中共自打耳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你如果是從台灣來的中國人，可以使用繁體字。
玩文字遊戲是一些台灣政客的拿手好戲。

[QUOTE=雙刀]「中國」一詞，我覺得實在有必要進行一下探討。因為嚴格準確地表達一個國家名稱的話，我們必須說「中華民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蒙古人民共和國」等等。否則一切含糊其辭模糊其意的說法，都可能包含偷龍轉鳳，混淆視聽的禍心。
在台灣問題上中共玩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文字遊戲，現在天天講的就是讓台灣認同「一
個中國」政策，而實質具體內容卻從不闡述，讓一幫子愛國憤青和大陸、海外愚民以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如果認為「中國」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麽，民國十年在湖南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名中中的「中國」是不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國十七年，毛澤東在井岡山成立的「中國工農紅軍軍名中的「中國」是不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國三十六年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名中的「中國」是不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國三十七年毛澤東，周恩來籌備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名中的「中國人民」 是不是「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
結論：中共自打耳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QUOTE]
一點沒錯.這樣分概念清楚,好討論.

我是天津人!
可是，我認為:
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的法定簡稱；是一個特定的註冊標記和專利，是不可侵犯，不得冒用，不能變造的。任何對「中國」這個簡稱的侵犯，冒用或變造，都是對中華民國尊嚴的踐踏，都是對中華民國法統的挑釁。
中國之悲哀在於她曾經養育過的那些數典忘祖的人們,竟然認同了中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由蘇俄「海外反華勢力」扶植的政黨建立的共產主義衛星國。

孫中山先生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推翻腐敗專制的滿清王朝，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從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由孫中山先生申令頒定「中華民國」國號簡稱「中國」以來，國號至今未改，國旗為青天白日滿地紅。內戰失利中華民國撥遷台灣，並於台灣作為實際主權獨立的國家存在至今已有九十三年。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自稱「中國」，並一直宣稱在台灣的政府分裂了中國。難道五十幾年的國家中能分裂出長達九十三年的國家嘛？顯然不可能。不過中共喉舌把謊言重複了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幾乎人人相信，所以大家看到現在有些幫中共大談統一的傢伙們非常默契的把中國分裂的矛頭不分青紅皂白地指向台灣，因為現在中共財大氣粗，有人認為強權就是真理，所以對如此簡單的問題有人寧肯把頭埋在沙堆里裝看不見。

前朝與後代的關係而已。中國歷史上這種情況還少嗎？

不e, 有立思考的能力, 不被既定^念束`

[QUOTE=雙刀]我是天津人!
可是，我認為:
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的法定簡稱；是一個特定的註冊標記和專利，是不可侵犯，不得冒用，不能變造的。任何對「中國」這個簡稱的侵犯，冒用或變造，都是對中華民國尊嚴的踐踏，都是對中華民國法統的挑釁。
中國之悲哀在於她曾經養育過的那些數典忘祖的人們,竟然認同了中共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由蘇俄「海外反華勢力」扶植的政黨建立的共產主義衛星國。[/QUOTE]
認同您的觀點

談中國人的國慶日，首先要確定的是「中國」。 近代國際法確定的民族和多民族國家分為自然構成和政治構成兩個部份。領土和領土上的人民為其自然構成；統治該領土和人民的政權為其政治構成。「雙十國慶」和「十一國慶」是分別由國、共兩個政黨建立的政權實施實際統治的開始時間為標定的紀念日，既然談的是由政黨建立政權的紀念日，那我們現在談的這個「中國」概念應是國家的政治構成而非自然構成，也就是您慶祝哪一個國慶日就代表了對哪一個政權的認同。

孫中山先生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推翻腐敗專制的滿清王朝，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的新中國---中華民國。從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由孫中山先生申令頒定「中華民國」國號簡稱「中國」以來，國號至今未改，國旗為青天白日滿地紅。內戰失利中華民國撥遷台灣，並於台灣作為實際主權獨立的國家存在至今已有九十三年。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自稱「中國」，並一直宣稱在台灣的政府分裂了中國。難道五十幾年的國家中能分裂出長達九十三年的國家嘛？顯然不可能。不過中共喉舌把謊言重複了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幾乎人人相信，所以大家看到現在有些幫中共大談統一的傢伙們非常默契的把中國分裂的矛頭不分青紅皂白地指向台灣，因為現在中共財大氣粗，有人認為強權就是真理，所以對如此簡單的問題有人寧肯把頭埋在沙堆里裝看不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是五星紅旗，旗面左上方為五顆紅色五角星，大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五角星代表中國人民。五顆五角星的相互關係象徵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的黨旗鐮刀、斧頭圖案的紅旗，是在中共成立之後由各級黨組織仿效聯共(布爾什維克)黨旗的式樣自己製作，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徵和標誌。現在問題簡單了：如果你每年去慶祝中共的「十一國慶」是不是就代表你認同一個打著外國鐮刀、斧頭旗的政黨建立的政權？是中國人都不能那麼做吧？那樣豈不成了「漢兒不知亡國恨，歲歲尤誦馬列恩」的糊塗蟲？

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是由一批信奉洋教的馬列子孫建立的。我叫他們馬列子孫也是有根據的，因為這些人不是按照我們中國的傳統順序繼承了我們自己民族的傳統，它不是從孔夫子，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直到孫中山，他自稱自己是馬、恩、列、斯、毛、鄧、江。他繼承的完全不是我們自己民族的這個歷史傳統。而且大陸來的中國人經常聽到好多共產黨幹部在晚年都會說：要到馬克思那裡去報到，他們向一個連德國人自己都不要的馬克思去報到，他們不向孔夫子報到，不向唐宗宋祖不向孫中山報到，你說他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嗎？

而且在中共建立的所謂「中國」，是凡中國人自己的經典統統不算正統，它把一個在西方根本不承認沒人要的馬教拿到中國來作為至尊的東西而強迫中國人接受、讓學生學習，誰要學不好那洋玩藝就休想升學，稍微提出不同意見還就讓你家破人亡。在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旗號下，我們多少中華民族的好兒女被這個打著外國鐮刀、斧頭旗的馬列子孫的政黨建立的政權拿去了生命。那些在三反、五反、肅反中被成批成批槍斃的國軍抗日官兵們(他們被描述成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那些先知先覺敢於「鳴放」的大右派們；那些被割斷喉管的張志新們、遇羅克們、林昭們；那些在天安門廣場爭取中國民主、自由的青年學生們、市民們；那些信仰真、善、忍的學員們.............這個名單還可以一直開下去。今年是中共建政五十五周年，據統計，五十幾年中，被中共殺害、迫害、政策失誤致死的中國冤魂達八千萬之多，相當於十幾個香港的人口。如果你是一個心智健全的中國人，你會在每年十月的頭一天去慶祝這樣一個政權的建立嘛？

有人說：中國共產黨早已不信奉馬列主義了，現在實行的是資本主義。但我們現在回憶鄧小平在改革之初所說的話：只要共產黨當家，資本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可見改革經濟是手段，維護共產專政才是目的。而且中共黨章中至今還寫著：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將於今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北京召開的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發布的文件稿中仍然強調要大力加強馬克思主義執政理論。可見中共不可能放棄馬列這尊泥菩薩，因為沒有了菩薩也就沒有了廟。所以至今中共仍是中華民族辛亥以來，在艱難推進民主共和中國過程中一個以外族馬列共產主義理想為號召的復辟專制獨裁政權，而非真正的中國人的中國。

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倡導的是共和制度。確立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實際也得到落實。並且這個中國的立國思想是中華民族的，這個中國也必定無疑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它們所定義的這個「資產階級的共和中國」， 每年也紀念孫中山誕辰。所以， 無論世界形勢如何變化，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無疑孫中山先生創建中華民國的「雙十節」永遠是值得我們每個中國人紀念、慶祝的國慶日。

中共都說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你們這幫人真正擁護統一，就該期盼雙方拿出更大的誠意，展現更大的靈活度，卻在這裡糾纏已經廢棄的話題，純粹閑著無聊。

當前統一的主要障礙是國號問題嗎？是台獨，其次是政治制度差異，再是經濟差距。要是已經談及到了國號和歷史定位問題，謝天謝地，咱們離統一已經不遠了。

恩, 有道理, @各方向想下去就α

改回「中華民國」又如何？
　　台獨分子口口聲聲反對「一國兩制」和「一個中國」，他們故意曲解「一中」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眾所周知大陸所講的「一中」並不是這個意思，而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他們這樣做的居心，就是為了引導台灣民眾反對統一，實現他們搞台獨的目的。不明真相的台灣民眾，正是被他們錯誤誘導，才有這麼多人跟著他們起鬨，所以他們才進一步不厭其煩地大搞文字遊戲。我認為，能夠治之的最有效手段，還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毛澤東曾經高瞻遠矚地認為國號就叫「中華民國」，國號不改又何妨？但是廣大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則希望與舊的社會制度徹底決裂，建設一個全新的社會，於是一致要求更換改國號。直到1971年聯合國驅逐蔣介石集團引起爭議時，毛澤東才後悔當初沒有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偉人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能夠預見常人所不能預見的方面。單純從文字意義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不過是「中華民國」的擴稱，也就是說「中華民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周恩來就曾建議用這個簡稱。兩者之間沒有原則上的區別。因此，我建議大陸人大常委會可以通過立法的形式將國號改回到「中華民國」，這樣，兩岸同叫「中華民國」，又回到了誰是中國或者說是中華民族「合法代表」的原位。台獨分子一再聲稱「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他們就是不敢把國號改為「台灣共和國」，同樣不敢修改主權涵蓋台灣和中國大陸在內的「中華民國憲法」，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的後果，陳水扁不是說了嗎，李登輝辦不到的事，他同樣辦不到。兩岸政府誰能代表中國或中華民族？不言而喻，這個問題已經由聯合國1971年的決議解決了。台獨分子可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能否定「中華民國」；他可以任意歪曲「一個中國」，他不能歪曲「一個中華民國」；他可以「去中國化」，「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化」，他不能「去中華民國化」。如果那樣，等於同時去掉了他自己。大陸提出和台灣領導人談判的條件中有包括國號都可以談，那就不妨先改回到過去，就叫「中華民國」。

　　退一步海闊天空。將國號改回到「中華民國」的原位，才是主導兩岸統一的大智慧！

　　(筆名：東方一片紅

　　真實姓名：陳 雷

　　職務：研究員

　　聯繫地址：中國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委黨史研究室

《聯合早報網》

國號叫什麼純粹是傍枝末節，根本不是重要和關鍵問題。

只要是一個中國，叫什麼都可以。
一樓的頭腦太糊塗，就會鑽牛角尖，不懂什麼是重要，什麼是不重要，
跟有些家庭婦女有得一拼！

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倡導的是共和制度。確立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實際也得到落實。

太天真了，如果國民黨當時是絕對民主的，共產黨會武裝取得權力嗎？蔣介石難道沒有屠殺過共產黨員？如果不是順應民意，共產黨開始只有多少人？如何會勝利？還有，如果真的有民主的話，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會武裝起義。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孫中山時代，是一個民主的黨派。

還有，好像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可不對。因為中國這個概念很大。從周朝起，雖然經常改朝換代，但是，所有朝代統治的，都是中國。絕對不是中華民國的專利。甚至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利。用傳統的方法說，民國是前朝，人民共和國是當朝。

hcchiang0806，你也該用腦子想一下，不要人云亦云。你應該是一個有點思想的人。雖然我有時候不太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你還有那個民主萬歲，還是有思想的人。說「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利」是否很可笑？那說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也是一樣可笑的。說「中國是清朝」也是很可笑的。因為中國這個字眼是跨越時代的。

但是，無論如何，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當今世界代表中國的國家政府。台灣在國際法中，是沒有主權的。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在任何時候攻擊台灣，是合法的。但是這樣做既不合理，也不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所以沒人干。就像台灣不會有認真的原意冒著炮火獨立一樣。

還有，台灣並不是實際獨立主權國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之前，也就是1972年以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也就是說，從國際法的角度，1972年以前，中國北京政府是反政府武裝。比實際上換天的1949年晚了23年。

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自稱「中國」，並一直宣稱在台灣的政府分裂了中國。難道五十幾年的國家中能分裂出長達九十三年的國家嘛？------這句話就是瞎胡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建立在中華民國的基礎上的。如果台灣要獨立，那被分解的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原中華民國。所以，北京政府宣稱「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歷史在背後支撐的。因為，原中華民國包括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自從改朝換代以後，無論是1972年也好，1949年也好，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權完全繼承中華民國的領土，領海和領空。自然也就包括台灣。

對於中國大陸的看法，不要光停留在文革時期。文革時期的醜陋和錯誤，我們都承認。不過，也不要以為共和國是孫中山以及中華民國的專利。也是老一輩的革命家們從國外學習來的。孫中山先生也提出過要學習蘇聯。所以，只要是先進的，中國都要學習。不能說哪個是外來的，就不要那個。須知，天容萬物為中，海納百川為庸。中國是最講中庸的。

據統計，五十幾年中，被中共殺害、迫害、政策失誤致死的中國冤魂達八千萬之多，相當於十幾個香港的人口。你這個書具有歷史根據嗎？道聽途說之輩。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權，肯定有錯。但是上千萬言過其實。

其他的不去說他。就說輪子，美國對邪教也不是要鎮壓的嗎？你還真地以為他們是真善忍？是真，為何教主要號稱是耶穌第二？是善，為何要在天安門前自焚，為何要在國內作亂？是忍，你去包圍中南海乾什麼？

對了，要不要把美國一共鎮壓，殺害過多少這個世界上的活人來算一下？

對了，蘇俄是海外的反華國我不反對。近代史上，就蘇俄和日本讓中國吃虧最大。但是，為什麼孫中山前輩要號召廣大黨員學習蘇聯？

對了，最近聽了一場嚴肅的古典音樂會。讓我非常興奮的一件事情是：交響樂隊中，有三個人穿的是中山裝。其中一個是指揮。就是說明西方社會已經認同中山裝是正裝了。似乎這可不是中華民國的功勞。要人認同是要靠實力的。

還有，中國大陸對孫中山的紀念是很廣泛的。天安門廣場上總共只有兩張像，一張孫中山，一張毛澤東。而且，共產黨本身就是追隨孫中山鬧革命的。毛澤東先生也是孫中山先生接班人的接班人。（孫中山先生真正的接班人叫廖仲愷，是公認的左派領袖。周恩來，李大釗等都是他的助手。被蔣介石暗殺，然後蔣介石開始肅清共產黨，武裝奪權。）

獨立意識在台灣不是主流
從民意分佈和投票行為上分析，台獨意識在台灣並不是主流而且在變動。在過去幾年中在台灣明確贊成台獨的比例大概在20%上下，而且這個數字是變數，不是定量。而使台獨比例變動的因素包括：一，兩岸發生非常大概模衝突、緊張時會變動，例如千島湖事件，使台獨比例由20%衝到37%--38%，但三個月後又回落到20%上下；95年─96年中共飛彈威脅時又使台獨比例上升了38%--40%。後來回落後停在25%--28%，所以現在台獨的比例可以說停留在25%。　　
在八九六四事件時，台灣很多老百姓是哭著去支持大陸民運，在中正紀念堂的集會連續多天，當天安門廣場前的連線電話打到中正紀念堂前時，掌聲雷動。這說明在此情況下，台灣人的大中國意識的心態是高漲的，但當中共鎮壓流血時，許多人害怕，又退縮回去了。
為甚麼在六四時有那麼多不分省籍的人在中正紀念堂前為六四的群眾和民運人士喝采，聲援他們呢？因為在那一剎那，他們的中國情懷全部浮現，在台灣的人同樣有大中國的夢想，同樣想分享炎黃子孫的榮耀，當中國人在奧運會上奪得第一枚金牌的時候，有多少人在那裡流眼淚，而且是不分省籍，那為甚麼今天他們要離開？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們今天要離開與許多人出國要離開中國有多大差異？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個更好的生活嗎？只是他們用了一種更政治的方法，更集體的方式來表達，這畢竟是一種選擇，這種選擇反映了他們對某種體系的喜好。
一個不能正視歷史，不能正視現實的黨國，如何能讓台灣人認同？！
就因為此，我們才要發掘歷史、再現歷史的真實，找到兩岸統一的道路。

獨立意識在台灣不是主流
從民意分佈和投票行為上分析，台獨意識在台灣並不是主流而且在變動。在過去幾年中在台灣明確贊成台獨的比例大概在20%上下，而且這個數字是變數，不是定量。而使台獨比例變動的因素包括：一，兩岸發生非常大概模衝突、緊張時會變動，例如千島湖事件，使台獨比例由20%衝到37%--38%，但三個月後又回落到20%上下；95年─96年中共飛彈威脅時又使台獨比例上升了38%--40%。後來回落後停在25%--28%，所以現在台獨的比例可以說停留在25%。　　
在八九六四事件時，台灣很多老百姓是哭著去支持大陸民運，在中正紀念堂的集會連續多天，當天安門廣場前的連線電話打到中正紀念堂前時，掌聲雷動。這說明在此情況下，台灣人的大中國意識的心態是高漲的，但當中共鎮壓流血時，許多人害怕，又退縮回去了。
為甚麼在六四時有那麼多不分省籍的人在中正紀念堂前為六四的群眾和民運人士喝采，聲援他們呢？因為在那一剎那，他們的中國情懷全部浮現，在台灣的人同樣有大中國的夢想，同樣想分享炎黃子孫的榮耀，當中國人在奧運會上奪得第一枚金牌的時候，有多少人在那裡流眼淚，而且是不分省籍，那為甚麼今天他們要離開？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們今天要離開與許多人出國要離開中國有多大差異？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個更好的生活嗎？只是他們用了一種更政治的方法，更集體的方式來表達，這畢竟是一種選擇，這種選擇反映了他們對某種體系的喜好。
一個不能正視歷史，不能正視現實的黨國，如何能讓台灣人認同？！
就因為此，我們才要發掘歷史、再現歷史的真實，找到兩岸統一的道路。

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在共產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今天，中共仍壟斷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權力。不少人期待這個黨能夠進行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說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共產政權是主動放棄權力、放棄專制而走向民主的（東歐的全部共產政權，包括蘇聯，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說共產運動中是否會產生異數，中共是否有這種願望和能力，僅以它建黨80年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殺害了可能多達8千萬人這一事實，中共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的審判。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到各種書刊，把這些資料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數字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字（在中共建黨80周年之際），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拋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了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中，共有55萬2千9百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千7百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千3百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萬2千7百多人被逮捕，有2萬2千1百餘人自殺，3千5百餘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餘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飢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字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后三年災害期間，因飢餓死亡了3千萬人。」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飢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飢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飢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飢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志」，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文件，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數據。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飢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鍊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發起「反藏糧運動」，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飢荒的報告后，「十分高興」，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飢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於飢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千3百零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飢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飢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餘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百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千4百零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千2百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他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飢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千6百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於飢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3：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飢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飢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飢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飢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據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道中引述的數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布。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嘆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里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周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每年像以往一樣，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過去幾年每年都超過全球其他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1995年，中國處決的人數達2千1百90人。當年全球187個國家共有2千9百人被處死，其中76%在中國。」（「國際大赦」組織的報告）

「1996年，根據中國官方報紙的報導，有4千3百67人被判處死刑（平均每天約有一打）。全世界每年處死的人數加起來也不如中國一年處死的多。」（《紐約時報》2001年6月19日的報導）

「1998年，中國處決了1千8百餘人，其中包括政治犯。這個數字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處決的總人數還要多。」（「國際大赦」組織的報告）

「2000年，中國處決了1千多人，比全世界其他全部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還多。僅今年（迄今為止），中國已處決了1千多人，僅4月的前三個星期，即處決了801人；在4月20日一天內，處決了113人。」（加拿大《環球郵報》專欄作家馬克士吉於今年6月15日發表在該報的文章）

雖然六四事件之後這十多年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處決，或被迫害致死，沒有總的數字，但僅從上述的處決人數，就可以略見一斑，這還不包括很難統計的近年來被迫害致死的成員和異議人士等的數字。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字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們（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黨」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千9百61人，被打成內人黨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The Asia Watch）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數字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周刊》記者艾夫唐（John F.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游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后，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00到1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后，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飢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餘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飢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飢餓。在拉薩郊外的扎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餘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飢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10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飢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飢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佔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飢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飢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當幾千名飢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組織1999年4月發布的「新疆人權報告」：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醫生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該報告說，「從1997年1月至今，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據旅居德國慕尼黑的維族學者安瓦爾於1999年在澳門召開的「一國兩制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自1990年以來，被中共處決以及迫害死於獄中的維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關押、收審的人數達56萬人次。」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在中共建政這50多年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飢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千5百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千7百萬人死於「飢荒」，1千8百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飢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后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后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千4百50萬到7千2百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道「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歷史將審判中共：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相當於近4個台灣，11個香港的人口；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過去50年裡）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於8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載香港《爭鳴》7月號）

對於8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同意釣貓魚的意見

就是改朝換代 國號更換而已

中華民國就是前朝政府

目前的台灣政府 跟歷史上南明政權過渡到鄭成功政權 沒什麼區別

「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是二十年前蔣經國先生說過的一句話。現在看來，
這句話，不僅在二十年前是正確的，而且在二十年後的今天也是正確的。
他說，從外部看台灣，台灣島對這個世界，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從經濟上看，
台灣自七十年代起，就開始了經濟起飛，很快就獲得了「亞洲四小龍」的美譽；台
灣自八十年代起，就已經開始逐步結束中華民國民主憲政體制下的「恢復訓政」，
走向了旨在「還政於民」的民主進程，於今已經是一個確認、並確立了基本民主制
度的地區；從國際戰略上來看台灣，台灣只會遭遇來自中共北京洋教專制復辟政權
的威脅，卻不存在世界和東亞各國對它的威脅，更不存在它對東亞和世界的威脅。
所以，只要台灣自己不走向歪路，台灣對這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根本就不是問題。

但他轉而指出：從內部看台灣，台灣對它的祖國──中國而言，卻是一個大問題。
他說，我這裡所說的中國，既不是馬列黨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專指中華兒女
的中華民國，是指擁有著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山川土地和百代兒女的「中國」，
而不是由任何國號所代表的任何朝代或政權。正是對於這樣一個中國，當今的台灣
島，竟然為她製造了兩個憂患，一個就是台灣現在的明確分裂傾向，將會給當今危
機重重的中國，帶來多米諾式的分裂效應。因為同文同種的台灣都能趁中國大陸的
所謂變革之「亂」分裂出去，那末，那些不同文、不同種的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在
他們早已將中共的殘酷專制統治錯當成了漢民族的殘酷民族統治之後，為什麼就不
會紛起效尤，從而使中國「國將不國」呢？
另一個則是台灣島在東亞的戰略地位。這個地位，對於中國來說，是絕不能夠放棄
或削弱的，因為它關係到了中國自身的安全和發展，關係到了中國在東亞以至整個
世界戰略中的命運。應該說，不論是歷史的中國，還是現實的中國，不論是專制的
中國，還是民主的中國，任何一個當政者，只要他膽敢放棄台灣，承認或蹤容台灣
獨立，他就不僅是中國的罪人，而且是我們民族的罪人，他都必將遭遇炎黃子孫、
即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這是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必然、都一定、都必須要注
重的國家民族利益，任何人，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任何政黨與任何政權，特別是
今天的北京政權和台北政權，都最好不要對此掉以輕心，不要存心挑悖我們民族和
人民的歷史命運和前途。
其次，今天的台灣島，又製造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兩個困境。一個困境就是，中國大
陸人民本著對自己民族國家的基本民族感情，其絕大多數、甚至是那些恨不能用分
裂來瓦解中共北京政權的少數民眾，在實際上，都是堅決要反對台獨的。但是，這
個反對，卻立即被某些別有用心者認為，他們是在幫助共產黨威脅台灣，或是在張
揚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精神。在某些有背景者的眼裡，甚至是誰反台獨，誰就是在
「助共為虐」。另一個困境就是，倘若不反台獨，不反對分裂中國，卻又絕難為中
國大陸的民心所容，或者說，大陸人民根本做不到。所以，在台獨勢力已經愈行愈
遠、甚至愈走愈橫的今天，中國大陸人民，海外所有的愛國華僑，真是「好為難」。
因為他們既不願意幫助共產黨政權，又不能夠容忍台獨的分裂行徑。
再就是，今天的台灣島，又給中共及其北京政權，增加了兩個痛苦，一個痛苦就是
真反獨，不敢打。因為對於一個素富野心的專制政權來說，只要一天台灣不能納入
它的專製版圖之內，他就不能高枕無憂，這就是它的真痛苦所在。但是，雖然真痛
苦，卻又只能天天喊打，實際上卻是「死也不敢打，要死了才有可能打，打了就死」。
因為，「穩定壓倒一切」，已經成了當今中共北京政權的「命根子」。因為，連一
個要去天安門廣場為鄧小平送花圈的普通工人，都必須先抓起來再說；連給一個被
強暴致死的北京大學女學生開一個小小的追悼會，都要由中共高層下命令不準開，
原因竟然都是「不利於穩定」；那末，中共這個搖搖欲墜的專制政權，還敢於大打
一場「內戰」嗎？還敢於在人民已經並正在徹底地否定它這個「新中國」的時候，
它還敢於將一九四九年的內戰，重新地打起來嗎？更何況，在中國大陸，還有著無
數的痛苦民眾，當他們在對現今的台灣日漸產生絕望之後，竟然已經萌生了「借共
打台以革命滅共」的念頭呢？這次大選之前，中共那句「台獨就意味著戰爭，陳水
扁上台，就是台獨」的大話，該是說得怎樣的「牛氣」，但是，面對台灣大選這樣
一個令全球不安的結果，中共在哪裡？中共可敢再講出一句「要真打」或「真地要
打了」或「馬上就打」的狠話來？除掉他為救自己的命而敢於冒險犯難。

另一個痛苦，則是假痛苦。而這個假痛苦的實質就是假反獨，真統戰。因為，既然
中共「有種喊打，沒種真打」，有种放「空彈頭」，沒种放「實彈頭」，那末，他
的要馬上統一中國，就是假的；他的要維護祖國的統一，就是虛的。既如此，中共，
這個從前「沒有祖國」，今日還要「四個堅持」的馬列子孫集團，為什麼又要年年
月月地在海內外、特別是海外，高舉著那一桿虛假的民族主義大旗，年復一年、日
復一日地高喊著反對台獨呢？一句話，他是為了「統戰」，而不是為了「統一」；
是為了馬列政權的統戰，而不是為了中華中國的統一。這雖然騙不了大陸人民，騙
不了大陸新華僑，卻是對付其它形形色色海外愛國華僑的一個了不得的好手段，甚
至已經成果非凡。

其實，中共在台獨的問題上，既有真痛苦，又有假痛苦，歸根結蒂，還是中共自己
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說，誠如他在「共產革命台獨──社會主義台獨──反
華惡性台獨」的講演中早已說過的那樣，中共就是台獨的製造者，是一九二七年在
共產國際指示下，和日本共產黨一起為台灣共產黨製造第一份台獨綱領的元兇之一；
是一九二八年為台灣共產黨製造「台灣民族、台灣獨立和台灣革命」之三大綱領的
首惡；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台灣社會主義台獨的領導者和支持者；是當今在海外歲
歲年年地製造統獨鬥爭、統獨陣營和統獨輿論，以誘導海外華人「愛國不反共」的
「另一半」。至於中共本身，是怎樣從蘇聯製造中共的第一天起，就開始了出賣中
華民族、顛覆中華民國和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的，只要大家願意看一看大陸人
民的歷史反思著述，讀一讀辛灝年的那一本《誰是新中國》，便可以瞭然於胸了。

台灣問題，全然因為中國的問題而起。從歷史上看，是因為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
清王朝被迫將台灣割讓給了日本，歷史才為中國留下了台灣這樣一個問題，歷史也
才給台灣留下了一個沉重的悲情。但是，也正是因為中華民國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的巨大貢獻，和中華民國偉大衛國戰爭的終於勝利，曾被清王朝割讓出去的台灣，
才又回到了自己祖國的懷抱。歷史的事實證明，台灣的問題來自中國的問題，而中
國問題的解決，又勢必會解決台灣的問題。

近現代台灣島追求台獨的問題，與世界共產革命和中國共產革命密不可分，實際上
是與第三共產國際、日本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休戚相關。所以，於一九二八
年就已經確立的，「台灣民族、台灣革命和台灣獨立」這三大主張和運動，就在事
實上成了世界共產革命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它既為中共所製造，又為中
共所利用，還為中共所支持，所配合，是中共用來推翻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
的一個力量和一種手段。今次大選之前，中共不打自招地供認了它對台灣二二八事
件曾領導和發動的史實；早已為人所知的，六、七十年代台灣獨立運動就是為中共
所支持、所配合的事實，都已經確鑿地證明了，中共及其革命和八十年來時斷時續
的台灣獨立運動的歷史關係。注2就不用說，如果二戰之後沒有中共在前蘇共的支持
下，「暴力奪權成功」，則戰後已經統一了的中華民國，和已經被中華民國統一了
的台灣，也就不再可能有什麼台獨的問題了。所以，一言以蔽之，台獨問題是因中
國的問題而起；現當代中國的問題，都是由中共所製造。因此，要想徹底解決台獨
的問題，就必須首先解決中共的問題，就是要解決中共這個洋教政權在中國已經實
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專制復辟統治這個最大的問題。如果這個最大的問題不能解決，
所謂解決台灣問題，那隻能是天方夜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