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政治現代化才能救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中國永不褪色的旗幟（共三篇）

推進政治民主化，是實現中華民族乃至社會主義偉大復興的大機會。從步驟上說，從基層民主和高層民主兩個方向，向中間穩步前進是可行的。

[CENTER]文/特約撰稿員 王小東

反思改革，有三點不能忘記 [/CENTER]

現在社會上認為中國的改革需要調整的議論越來越多，這沒什麼可奇怪的。改革倏忽間已經快30個年頭了，走了這麼長的路，當然會出現很多問題，當然也就需要反思和調整。然而，在反思和調整中，有三點是不能忘記的。

[CENTER]第一點：中國的改革或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進步是極其巨大的。 [/CENTER]

這個進步不僅僅表現在GDP的巨大增長方面。比如說，改革中確實出現了相當嚴重的貧富差距拉大、城鄉差距拉大的問題，時至今天，農民的生活仍然相當艱辛，但農民吃得比20多年前好多了。數據顯示，包括不怎麼發達的地區，兒童身高增長都極快，超過了像北京這樣的相對發達的地區兒童的身高增長。即使是在政治自由方面，雖然仍舊令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內，非常不滿意，但比20多年前仍舊是進步巨大的。只要想一想這一點就夠了：如果放在20多年前，對於政府的大政方針說三道四能夠被容忍嗎？

[CENTER]第二點：整體上的回頭路是走不得的。 [/CENTER]

改革的成就不言自明，原本不用說的。之所以還要說，是因為不少理論家或民間評論家，針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所開出的藥方是走回頭路，而且往往是從整體上走回頭路。

改革這些年來，有沒有不如從前的地方？當然是有的。比如腐敗問題：改革前雖然絕對不是那些走回頭路的人說的"凈土"，但像今天這樣大規模的腐敗確實是不存在的。比如醫療保健問題：改革前中國人的整體健康水平絕對比不上今天。據有的老年病專家說，今天的70歲的中國人大致比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70歲的中國人在生理上年輕20年；然而，那更主要是由於當時的經濟條件所限，如果以當時的醫療保健制度和政策，再加上今天的經濟實力，未必不能達到比今天更好的效果。比如在國際關係領域，當時的精英群體對於世界局勢的看法至少在某些方面比今天更符合現實。但是在整體上，與當時的情況相比，今天的進步是巨大的。即使不承認這一點，那些主張從整體上走回頭路的人也不得不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從當時的情況，如此迅速，如此堅決，如此意見一致地變成了今天的情況，今天存在的問題難道不是當時的問題一個合乎邏輯的發展嗎？

被稱為新左派代表人物的韓德強先生曾經有一個很好的比喻。他說：如果你設計的飛機全都從天上掉了下來，那你就不能只責怪駕駛員，或者是零件缺陷、天氣之類的原因，你必須從飛機的設計上去找原因。韓德強的意思是，中國今天的問題是與當時的系統的設計缺陷有很大關係的。1998年我在《戰略與管理》發表《政治結構與經濟結構的相互制約》一文，曾經分析過這個設計缺陷：中國在改革之前的政治結構就是政治權力分配的極度不平等。從人類的歷史實踐看，政治權力分配的極度不平等很少有例外地導致經濟利益分配的極度不平等（美國的一些左派學者2000年出版的《民主與發展》一書對此作了詳盡的實證研究）。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確實出現了例外：居然做到了政治權力分配的極度不平等與經濟利益分配的相對平等并行不悖。這主要是源自超強的意識形態制約。然而，人類的歷史實踐又表明，這種超強的意識形態制約缺乏可持續性，於是經濟利益的分配又回到了不平等的結構上去。所以，人們所抱怨的今天的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正是源於過去就已設定了的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平等。所以，一些主張從整體上走老路的人們開出的醫治今天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藥方是不可能奏效的。中共勛臣之後、堅定的左派社會主義理論家李延明先生在他的文章和演講中曾深入分析過這個問題。他認為，根本問題在於，由前蘇聯開創的民主集中制存在著結構性缺陷。很可惜，李延明先生使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分析，令人費解地不為左派所理解，令人不費解地不為右派所理睬。

綜上所述，要想解決改革道路上出現的問題，在某個具體問題上可以參照過去的做法，但從整體上走回頭路卻不是出路，只有尋找新的出路。

[CENTER]第三點:只有政治現代化才能救社會主義。 [/CENTER]

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回答起來也難也不難：如果只是回答它應該做到什麼，那就不難；如果還要回答它怎麼才能做到，那就會較難或者很難（看你對於細節的要求）。我認為，社會主義從本質而言，就是要實現兩個目的：一是經濟上社會勞動成果相對平等的分配；二是政治上廣大人民當家做主，即政治民主化。其他則都是手段。還有一些目標，如發展生產力，與資本主義其實並無區別，手段則就看誰的更有效了。就其第一個目的而言，前面已有論述。就一個可持續的制度設計而言，它與第二個目的恰恰高度相關，即沒有政治上廣大人民當家做主，經濟上社會勞動成果相對平等的分配也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可持續的。

社會主義對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批判又是什麼？主要是說，如果沒有經濟上社會勞動成果相對平等的分配，政治上廣大人民當家做主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實的。這恰恰就說明了兩者誰也離不開誰的高度相關性。如果說，我們今天發現經濟上社會勞動成果的分配過於不平等了，當然就應當主要從廣大人民當家做主不夠上面去找原因，而絕不是反過來，希冀回到政治權力分配更不平等的結構上去。然而，一些總是口稱"人民"、"農民"的人們，卻以"人民"、"農民"為名，反對廣大人民當家做主，希冀回到政治權力分配更不平等的結構上去。我曾遇到過一個總是口稱"人民"、"農民"，表現出強烈的反精英姿態的民間評論家，卻親口對我說："農民就是需要一個青天大老爺。"這下我算是聽明白了：原來他的"反精英"實際上是自己要當特權更大的"精英"。所以，以社會主義的名義，以"人民"、"農民"的名義，反對政治民主化從道理和道義上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其他還有一些質疑推進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性的理由，其中很主要的一個就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上貧窮，中國又是一個人均資源緊缺的國家，需要平均分配，所以我們不具備推進政治民主化的經濟基礎。對於人均資源緊缺，需要平均分配，筆者認為前面的分析已經作出了回答。對於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是否適合推進政治民主化，則還需要一些分析。

從《民主與發展》一書的實證研究看，民主確實是需要成本的。在極度貧窮的國家，現代民主政治確實很難立足。然而，拜最近20多年高速經濟發展所賜，中國已經擺脫了極度貧窮的經濟地位。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出了5000美元。這正是《民主與發展》一書的實證研究所顯示的向政治民主化轉型的高發期。人均5000美元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方法，也許確實存在著一些中國專家指出的誇大了中國的實際經濟實力的偏差，然而，就算目前還沒有達到，但中國正向著擔負得起政治民主化的成本，並需要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提供的法治環境以進一步發展經濟的階段，卻是不爭的事實。

[CENTER]蘇聯和印度的失敗不在於政治民主 [/CENTER]

前蘇聯和印度的失敗經驗提供了質疑推進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性的一些重要理由。我認為，前蘇聯推行政治民主化最大的失敗在於它的分裂，使得它從一個超級大國淪落到了二流國家。然而，在分析、研究前蘇聯的失敗經驗時，我們首先要回答的，還是與前面提到的那個類似的問題：它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走到這一步與它以前的問題有沒有關聯？其次，它的失敗有沒有必然性？可不可以避免？我認為是可以避免的。

前蘇聯的政治民主化之所以出現了國家地位淪落的失敗，在於它的精英階層喪失了國家利益的視點。他們天真地以為，只要自己有了與人為善的意願，世界就能實現大同，忘記除了國內政治制度之外，還存在著國家利益的問題。在這樣一種氛圍之下，少數政治野心家為了膨脹自己的權力，分裂前蘇聯（分裂前蘇聯恰恰是其主體民族俄羅斯起了帶頭的，也是最關鍵的作用，其動機無非是分裂蘇聯可以加強俄羅斯地方政府的權力）而所遇阻力甚少。這在前蘇聯的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本來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問題，只要它的精英階層乃至廣大人民當時能夠認識到，國家利益在現時的國際秩序中仍舊具有的重要性。分裂后的俄羅斯及其他獨聯體國家在經濟上的失敗，則與它們在自己的市場經濟組織極其欠缺的情況下，過早、過快地拆毀原有的計劃經濟體系有很大關係。而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自己的市場經濟組織的發育雖然還比不上發達國家，但比當時的俄羅斯要好得多。

另一個作為失敗的經驗被廣泛引用的是印度。最近在這個問題上中外學者都在進行激烈的辯論：一派觀點認為印度經濟是失敗的，以此論證政治民主化在第三世界的不可行；另一派則認為印度經濟會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中國，以此論證民主制度的優越性。雙方都遠離了印度與中國實際經濟發展與現代化程度的真正比較，以衝動的感情代替了對於事實的嚴肅考察。

政治民主化當然不能夠包辦代替一切：印度在經濟上或者說在總體的現代化程度上落後於中國是個事實，這不是用政治民主化或者不民主化就能解釋的。坦率地說，即使是一個民主的印度，在經濟上或者說在總體的現代化程度上，在不遠的將來趕上一個不民主的中國的可能性也是比較小的。因為印度在向現代化進軍這個方面（僅限於這個方面：印度人極其智慧，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中國人從中受益良多），就總體而言，其素質和動力都遠遠比不上中國。然而，一個不民主的印度就必然能趕上中國嗎？其理由何在？換一個方向思考，一個民主的中國就必然會落後於印度嗎？其理由又何在？對於這樣一些簡單而基本的問題，人們竟然視而不見。

[CENTER]從基層民主和高層民主兩個方向向中間前進 [/CENTER]

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敘述中國正在第三世界國家喪失唾手可得的機會。其實，那些機會還都是小機會，而推進政治民主化才是實現中華民族乃至社會主義偉大復興的大機會。就國內政治而言，這是建設一個廉明高效的政府，從而開拓更大的經濟發展空間，獲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凝聚國民，實現更為公正的社會的需要。就國際關係而言，這是當中國和其他國家發生國家利益的矛盾時，避免西方列強乃至國際社會以道義的名義聯合歧視中國，甚至聯合壓制、圍困中國的需要。當然，在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的情況下，穩定是一個必須優先考慮的目標。然而，恰恰只有在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的情況之下，自上而下地推進政治民主化，才是長遠地避免社會危機，保持社會穩定的惟一途徑，只不過在步驟上需要謹慎小心。

從步驟上說，我認為從基層民主和高層民主兩個方向向中間穩步前進是可行的。在基層民主方面，雖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還相當嚴重，但全國人大通過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意義巨大的進步。一個明智的中央政府應該做的，就是嚴格執法，堅決制止下級官員對於農民民主權利的侵擾。所謂高層民主，就是一開始在很小的範圍內，嚴格實行原來已有的多數決原則，逐步完善其程序，並在透明化、公開辯論等方面起步，以後逐步擴大範圍。在這樣一個層次上，所謂中國人的素質低而搞不了民主的論點，所謂民主的成本高的論點，恐怕都無法成立。究其最終目標，到底是西方式的民主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我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變革都會受到其諸多歷史因素的影響，其最終結果肯定都會是具有某國特色的。最終的細節很難今天就預測清楚，但我認為，現代政治的多數決原則，加上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學而優者或行而優者具有稍大影響的一些色彩，可能會是最終結果的大致描述。這樣的政治制度算不算政治民主化，我認為應該算。如果說不算，則叫政治現代化也可以，所以我在題目中作如此稱呼。

編者的話

歷經20多年開放改革，中國大陸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后，也積累和顯現出諸多問題。社會轉型開始進入「攀援期」，步履艱難，路途朦朧。從官方到民間，很多人都在思考：突圍之路在何方？

決策者和研究者在探尋。思路顯然是有分歧的，而分歧是正常的。畢竟，這關乎國家前途和個人命運，不同的價值評判必然產生不同的主張和構想。

我們一如既往地秉持客觀、多元、中立立場，在此發表學者張文木、王小東和楊鵬先生的3篇文章，希望引起有關「中國社會發展路徑何在」的有價值的討論，為各階層、各派觀點的領軍人物提供一方話語天地。

我們期待，這場討論，能使言者暢所欲言，真理越辯越明。我們相信，這場討論，有益於決策層開闊思路，擇善而從，顧此而不失彼。我們尤其希望，透過這場討論，能夠為中國社會提供更多冷靜觀察和理性思考，在國家轉型的重大關頭，激發出來自民間的更加巨大的推動力和聚合力。

中國要發展，需要穩定與和諧，更需要睿智和創新來保證穩定與和諧。真誠歡迎您的參與。

來源：鳳凰周刊

這篇文章寫得挺中肯的,其實就是呼籲民主制,不過個人看法還是中國目前只要能夠做到法制比較完善,有輿論監督就可以了,民主那事題目太大,風險太高,還是等國人法制觀念建立起來再說.

為什麼不能直說政治民主化？有忌諱嗎？

to樓上：
成果>all。

其他還有一些質疑推進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性的理由，其中很主要的一個就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上貧窮，中國又是一個人均資源緊缺的國家，需要平均分配，所以我們不具備推進政治民主化的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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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有人說還要等3、50年再說嗎。

同意樓上，確實要等多幾十年，到時再決定是否普選。

回樓上，你是在用貓論？
沒用的。名正才能言順。一個羞答答的現代化，活象一個任人打扮的女孩。

啊我還是不懂說，我說我如果把名字改成比爾蓋茨，臉整容成他的樣子，然後家裡就能養鯨魚，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一切權力都不太可靠，改革的權力也一樣不可靠。改革是全民的事。中國需要改革的民主化。

　　文/特約撰稿員 楊鵬

　　從不容置疑到被質疑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中國理論界的爭論，表現在改革與保守之間，那麼今天，中國理論界的爭論，則主要圍繞著"要什麼樣的改革"的問題展開。

　　中國20多年的改革歷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結束於1990年代中期，這是中央主導的普遍優惠的放權讓利的改革，社會各階層普遍得利。第二個階段自1990年代中期到現在，是行政部門主導的"攬權推責"的改革。行政部門利益集團成為改革的主要獲利者，社會其他階層成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將國家政策重心轉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大方向上來。但是，用什麼樣的原則和方法來搞經濟建設，當時的領導人並沒有多少現成的經驗和準備。所幸的是，安徽貧困的百姓們自己創出了包產到戶的方法。鄧小平肯定了安徽農村的改革，安徽經驗逐漸被規範為"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國農村被壓抑和扭曲的生產力得以釋放，農村經濟剩餘大量流入城市，為城市經濟改革創造了基礎。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將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提上了日程。以放權讓利為方向的承包制激活了城市生產力，城市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這個時期的改革，是將由官僚控制的生產要素下放到了市場中，權力和利益由上向下流動。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的成功，使"改革"這個概念漸漸演化成了"正確"的代名詞，具有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內涵。

　　1990年代中期以前，對廣大公眾和知識分子群體來說，對"改革"的批評或質疑完全是可疑的、可惡的。它們不過是改革以前的利益集團對自己原有輝煌的自淫和對自己原有權勢旁落的悲鳴。君子成人之美，個人要錢改善生活，國家要錢發展經濟，不改革行嗎？那些陰一句陽一句批評"改革"的傢伙，整日琢磨壞人之事，他們能是好人嗎？

　　有趣的是，近年來，批評"改革"的人似乎愈來愈多，聲浪也愈來愈大，語氣也愈來愈義正詞嚴了，而且，似乎也愈來愈得到公眾的呼應。網上充斥了"大學改革批判"、"醫院改革批判"、"國有企業改革批判"、"改革弊端批判"這類的話語。"改革"這個金面菩薩臉上的金箔，似乎正被這些批判改革的人一點點摳下來，"改革"所包含的不容置疑的正確與輝煌，似乎開始暗淡下來。

　　到了對改革進行改革的時候

　　然而，改革批判愈演愈烈，原因不是什麼保守勢力的回潮，確實是改革本身出了問題。細想近年來的一些改革措施，似乎真有點"一手玩權，一手弄錢"的濃黑色彩。出台的許多改革政策似乎不再是普遍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鞏固和擴大壟斷權力以霸佔壟斷利潤；不再是為了公民和國家的利益，而是為了部門和個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優化資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府責任，騙取千萬股民錢財來承擔國有企業的虧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增加就業和稅收，而是為了讓官僚們以權謀私搶奪企業資產，使成群的官商憑空致富。城市化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將更多的農民轉變為工商業者，而是為了低價搶奪農民的土地，以獲取巨額土地差價。教育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降低入學門檻，讓更多的人擁有受教育的公平機會，而是為了讓學生和家長多交錢，養肥教育管理部門和學校。醫療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讓病人更低成本地享受優質醫療服務，而是加大了看病的成本，使巨額利潤流入醫療管理部門和醫院的口袋。似乎改革措施出台越多，百姓負擔就越重。改革明顯走上了一條"權財攬進來，責任推出去"的嚴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門對社會公眾利益進行合法剝奪的手段。

　　面對這些"改革"的效果，人們進行質疑和批判，不是沒有道理的。無論批判者的出發點是對是錯，改革批判成為一時風潮，它一定有民心的基礎。而"天聽自我民聽"，民心從來是公正的。我們不得不反省，改革咋地了？我們不得不思考，改革向何處去？改革已經不再是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還是要"效率與公平兼顧"這樣輕鬆的政策選擇。改革的進程已把我們逼到了整體制度的層面，我們不得不思考改革的制度性取向，不得不撿起這個看似空洞的老話題：中國向何處去？

　　中國人越來越成熟了，大家知道要走市場經濟之路，但也知道有好的市場經濟與壞的市場經濟之分；大家知道要走依法治國之路，但也知道依法治國也有依惡法治國與依良法治國之分；大家知道要走改革之路，但也知道改革有邪惡的改革與公平的改革之分。一個依惡法治理的壞的市場經濟，一個以邪惡的改革措施為趨向的改革，會把中國引向何方呢？也許，今天的中國，的確已經到了對改革進行反省和改革的時候了。

　　改革的權力也同樣不可靠

　　在改革的第一階段，無論是持左翼還是右翼觀點，中國知識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站在體系內，他們努力的方向是影響權力上層，他們都希望權力上層將他們的價值取向轉化為國家政策。而那時，無論是體系內的官員還是知識分子，大家多少都殘存了理想主義精神，即便觀點不同，似乎多是為國家利益而真誠地爭論。思想觀念似乎還有作用，知識界的觀點與決策界的思考有較好的互動。

　　進入改革的第二階段，官僚系統利益板塊化獨立化的趨向日趨突出，權力部門的利益因素而不是觀念因素直接左右了改革。而且，隨著社會階層和集團分化，知識界也開始分化，過去那種多少有點純真的、理想主義的理論爭論失去了基礎，理論界的爭論背後開始有直接的利益集團的影子。觀念成為利益的包裝，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物質利益決定思想觀念的斷言再次顯示出真理性。一些體系內權力資源和話語資源的控制者，成為改革的獲利小集團，他們的利益趨向已成為改革所環繞的中心。如果我們還對"改革"這個概念抱有好感的話，我們只能說，近年來官僚系統的許多改革措施是"以改革反對改革，以改革否定改革"了。在這個過程中，無數高層體系內專家學者扮演了一種並不光彩的角色。

　　改革的第一階段，改革意味著對社會放權讓利。吸取了文革的教訓，政界和學界的上層成為改革的發動機，推進了良性的改革。進入改革的第二階段，改革開始意味著收權搶利。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能夠斷言的是：官僚系統和與他們相配合的體系內專家學者已不再是良性改革的動力，而演變成了惡性改革的淵藪。壟斷著改革權力的官僚和專家集團，已成為良性改革的障礙，他們以改革之名背叛了小平開創的放權讓利的改革的傳統。

　　事實再次教訓我們，一切權力都不太可靠，改革的權力也一樣不可靠。改革以前，我們相信領袖領導人民向前進，但我們吃了虧。我們明白了，偉大領袖再偉大，也跟我們一樣是有缺陷的凡人，一樣有七情六慾，一樣會被權力、財富所誘惑。我們開始懷疑那種需要偉人再生來拯救我們命運的心態。改革以後，我們曾相信偉大的改革者能為我們設計出美好的未來，將國家改革到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方向，但現在，我們似乎又開始失望了。也許，我們已經知道沒有任何個人能"為萬世開天平"，因此不再把改革的希望寄於任何一個個人或小集團身上。也許，我們能從教訓中得出結論：改革是我們大家的事，因此大家都應有權參與進來。改革是全民的事，因此必須有改革的民主化。

　　中國需要改革的民主化

　　讓我們欣慰的是，當我們對官僚系統和體系內專家的改革開始失望的時候，中國改革的動力源已悄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良性改革的動力逐漸從官僚系統和體系內專家學者轉向了社會。社會上風起雲湧、不畏強暴、艱苦卓越的飽含理性和法治精神的維權運動的興起，成為推動中國改革向良性方向發展的真正力量。從改革的角度看，可以說，中國改革最深刻的變革，是改革動力源從上到下、從官場轉向了民間社會。農民的土地維權行動，刺激了中國保護農民權益的法律和政策的形成；工人的工資福利維權行動，刺激了中國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律和政策的發展；知識分子對言論權和出版權的抗爭，刺激了中國的言論和出版的日趨開放；民營企業家對官僚經濟壟斷的衝擊，刺激了打破部門-國資壟斷的法律和政策的產生；私有財產的逐步普及，刺激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憲法條款的出台；外資大量進入中國，也迫使中國日趨接受國際經濟的競爭規範；以網路為核心的信息開放和流動，打破了傳統的信息壟斷和信息封閉。

　　這一切的社會變革，為中國的良性改革帶來了福音。當官僚系統和體系內專家們把改革扭向惡性方向的時候，社會力量則全力把改革的方向轉向良性的方向。由此推出的結論是：官僚和體系內專家不能再繼續壟斷改革的權力，改革的權力必須下移。改革影響著每個人，因此人人有權參與中國的改革。或者說，如果你希望中國改革走向良性化方向，你自己必須參與其中。說服既得利益者放棄利益是一件困難的事，惡性的改革只有在遇到抗衡時才會停止，良性改革只能在公眾參與時才會走向公共利益的方向。"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這歌詞不錯，錯在我們從來只是唱唱，並沒把它當真。

　　中國向何處去？我不敢回答這樣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沒有任何個人有資格來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我知道，如果被改革影響的人有權參與和決定改革的具體內容，那麼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自會有良性的結論。要想改革走向良性的方向，改革的權力就不能由少數人來壟斷。一切壟斷的權力都會帶來腐敗，改革的權力也是如此。改革改革者，只能通過民主權利的擴大和民主程序的公正來實現。沒有民主，各不同利益階層的意願表達就沒有合法渠道。沒有民主表決的競爭，不同階層的利益平衡就沒有了公正客觀的標準。總之，沒有民主就沒有良性的改革，中國需要改革的民主化。而歷史的經驗說明，民主從來不是求來的，而是爭來的。

哈，就是啊，養了鯨魚也得餓死自己，然後鯨魚也一起餓死啦

國家要成功，必須獲得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而要獲得人民的支持，中國的改革就必須有人民性，就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張文木



　　　改革不能丟掉人民的利益

　　中國的改革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中國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中國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中國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革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規則決定價值，而規則卻是由有利益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規則是西方人定的，這對我們極為不利。我們應該反思。反思的核心還是毛澤東在延安說的那句老話：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所謂「效益」的立場，就是資本的立場，就是利潤掛帥的立場，而不是人民的立場。中國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必須受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駕馭。效率脫離了公平，資本脫離了人民駕馭，中國的發展就不是可持續的。只依靠海外市場，就會像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那樣成為向西方供血的「被切開的血管」，就會被外人打垮。

　　什麼是「素質」？這要看標準。電影《決裂》里有標準，行不行我就看手上的繭子，這就過頭了，肯定不對。論機械化作業，中國的小農種地肯定比不過美國；但在一小塊土地上精耕細作，美國就不如中國。到了非洲，中國農民就是專家。這要看你比什麼――你比電腦他不行，但他有他的技術。從生態農業看，將來中國小塊土地精耕細作技術一定會再次復興，只不過是眼下他們的技術在西方利益主導的市場中貶值了。小農技術的貶值，導致中國工農日益破產，另一方面國家大量引進外資和國外農產品又加劇了這種破產。殷鑒不遠：蔣介石走過這條路――經濟也獲得快速發展，但同時在中國也播下了「星星之火」，造成中國工農的大革命。這當然不是我們今天的改革所期待的結果，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必須和人民共命運。經濟發展的「硬道理」不能丟下人民，不能丟下人民的利益。

　　改革要結合中國的實際，GDP的發展還是要以人為本。一味地以GDP為指標的市場經濟，是很糟糕的。GDP作為衡量國有企業的絕對指標，這實際是不利於第三世界國家的理論陷阱。由於社會保障功能有限，第三世界的國企不僅擔負生產的功能，它同時還兼有社會保障的責任。即使按純經濟學的說法，社會公平也是生產力，也是良好的投資環境的一部分。但在我們現在的絕對利潤指標下，這就體現不出來。在西方國家，由於有良好的社會保障系統，它們的大企業可以由財團搞。但在中國，將國有企業市場化，利潤掛帥，這樣，城市兩極分化就是必然的結果。利潤掛了帥，企業競爭規則就變了。在利潤規則下，「國企」肯定打不過「私企」，因為後者可以不擇手段，前者則有社會公平責任。如「軍轉民」，有人說：「私企」好，私企兩天辦成的事國防企業半年辦不成。但國家企業「拖家帶口」，有公平的負擔，還有保密責任。保密是無形成本，這是沒有辦法越過的。私企沒有這麼重的包袱，那它當然活。但一個國家卻不能這樣「活」，要有包括公平、保密等內容在內的國家必須支出的巨大隱性成本。因此，公私效率不能只以利潤為絕對標準，不能脫離「為人民服務」的方向。中國的國有企業有它特殊的效益：它擔負了社會公平的責任，其貢獻在利潤指標中顯示不出來，但不能抹殺。有些人不承認它，反而要在國有制企業中「吐痰」。這是在毀掉國家的基礎。

　　需要提及的是，西方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並不僅僅是靠本國，更多的是靠強力。直說了，就是暴力獲得的來自第三世界的資源支撐的。且不說其早期原始積累的來源，即便是現今，西方以其高勢能資本大量向第三世界國家投資，所獲大量超額利潤迴流，才使它們可以供養一個昂貴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龐大中產階級。這樣它們就有了一個較高的社會保障門檻和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國沒有這個條件，這方面也不能「全盤西化」，而只有走社會主義的路，用內部生產關係革命的方式強行打破私有權在生產消費之間的高額利潤截流，並由此實現社會內部穩定。

　　目前的標準是西方設的，然後叫第三世界國家往裡鑽，與它們「接軌」，其結果將與「接鬼」無異。

　　農民關心的是生存不是民主

　　東方和西方不一樣。東方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其特點是自然經濟下的農村和商品經濟下的城市二元存在，相對脫離。城市沒有那麼大資源來支撐農村，這迫使農村自成體系。我們所說的農村「落後」 的東西，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也有相當的合理性。比如以前農村的宗法社會，實際上就是封建時代自治系統，支撐這個系統的是自然經濟而非市場經濟。它不是靠國家法而是靠宗法實行的家族式管理。相對於現代司法程序而言，這個系統管理成本不高。比如打官司，農民上法院1000元打不下來，但家族間長者按實際是「習慣法」的原則，說一說事情就擺平了。毛澤東把中國農村管理改造成生產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這也是一個自我管理的系統：儘管沒有剝削，但其中宗法傳統的力量還是很強的。在中國城市沒有辦法吸收龐大的農民成為中產階級公民之前，也就是說，在中國城市沒有西方那樣充足的改造農村並使之城市化的資源之前，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村的自治系統是國家穩定的絕對前提。

　　有些人學了西方的東西就用來套中國，農村民主從基層選舉開始。須知現代民主是公民社會的事，搬到自然經濟下的農村不適用。公民社會是要有社會保障支撐的，農民有嗎？沒有，那他們選誰呢，只有選與其血緣相近的人。「三個老鄉頂一個公章」，公民覺悟在農村不如有血緣關係的「鄉黨」管用。

　　現在農村有些「民主改革」，與上世紀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差不多，整個不著邊。耕地日益貶值，大量的西方糧食進口，農民在土地上所獲甚微，只有湧進城市，出來后又沒有社會保障。這時，他們關心的就不是什麼「民主選舉」，而是基本生存。

　　今天，中國的社會保障更多的還處在紙面上。13億人，9億左右的農民，若有4億進入城市，其社會保障就是無法填充的「黑洞」。比如，我們有「法律援助」，這僅有道義上的意義，而沒有實質意義。別說天邊的事情，就說天橋上的老太太是否能得到「援助」？現在改革使人民生活越來越好了，但同時天橋上躺著的老年乞丐也越來越多了。這不行，這樣的「經濟效率」當然不能要。

　　具有人民性的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

　　為什麼人的問題，在當前的情況下，仍是原則的問題。我認為，現在對中國的GDP的理解應有所調整。要考慮介入基尼係數，換句話說，中國GDP勞動成果是誰在享受，是人民還是少數人？市場不應是少數人的消費拉動，必須有人民參與，這樣才有強大的市場拉動力，國家才有全民族的可持續發展。一個殘疾人，身體的主要指標可能好過健全的人，但這不能說明他的身體潛力更好。比如他的下半身功能不行，這從體檢化驗指數上反映不出來。一個人的下半身是全身的基礎，對一個國家而言，就是占這個國家多數的勞動者。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工人農民這兩條腿，如果市場沒有人民消費的支持，那就只有靠外資。儘管其發展指數不錯，但它是不自主的，因而不是可持續的發展。

　　印度就是這樣的國家。在人民消費領域，印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相似。印度依靠資本家、依靠外資搞經濟，結果，經濟越「發展」，窮人卻越多。人民為什麼不革命？是因為政府整個包下了人民群眾的最低的消費：政府每天給貧民窟及火車站台等處送免費飲用水；醫療、教育幾乎不花什麼錢。一個小手術，掛號費合人民幣兩元，剩下全免費。這是進步還是落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不得已，是落後中的進步。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沒有私有權，中間沒有私人利潤截留，所有積累用於基本建設而非產權交易，經濟建設投資速度有賴於國家包下的人民最低消費。這說明，不管意識形態如何，最低的社會保障對任何社會都是必需的，這樣社會才能穩定。與中國不同的只是，印度的最低消費保障基礎上形成的巨大的利潤，因其私有權造成大量的非生產性截留。這使生產消費鏈條中間形成一個龐大的非生產性「贅瘤」，社會勞動成果既不能像中國那樣形成直接經濟投資，也不能形成人民的收入。人民沒有收入就不會有人民消費從而人民市場的增長。沒有人民拉動消費增長，就沒有民族市場的發展，就只能靠外資和海外市場，靠向西方「供血」換取自身的「發展」。

　　人民應當是中國改革的核心價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這是我們改革「攻關」的一個底線。目前中國出現的大量社會問題已涉及到中國改革的道路問題。我主張，中國改革不能脫離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以人民為核心價值而不是以資本為核心價值的道路。有人說，西方是想讓中國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說不是，西方人實際上是想讓中國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資本主義，而不是歐美式的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美國南北戰爭的實質是美國要走自主型的資本主義道路。美國人為此與歐洲霸權發生衝突並獲得成功。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真要走歐美式的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與美國當年面對的形勢一樣，西方人，尤其美國人不會答應，並為此一定要與中國衝突的。反過來看，即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蘇聯模式和依附型的東歐模式。毛澤東拒絕的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東歐模式，並為此與蘇聯發生了衝突。

　　人民支持是國家改革立於不敗之地的保證。中國這麼大，如果走上依附型發展道路，不管是什麼主義下的依附，結果不是內部衝突就是人民革命；如果走上自主型發展道路，其結果就不是與霸權國家的一般意義上的博弈，而是少不了有相當的衝突。而在這種博弈中，如果國家要想成功，就必須獲得絕大多數人民而不僅僅是少數精英的支持；而要獲得人民支持，那中國的改革就必須有人民性，就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在整個中國改革的進程中，應當是永不褪色的旗幟。

　

王小東，1955年12月生，沒趕上「老三屆」，也不屬於下一代，算是中間層。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經濟管理碩士。在國內外共發表過論文百餘篇，逾150萬字，主要涉及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著有《信息時代的世界地圖》、《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等著作，另有《資本市場的混沌與秩序》等譯著。

深刻而中肯。

中國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推行憲政，人民代表必須由人民選舉，而不是由少數人內定，走一個選舉的形式。一旦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得到真正落實，將會釋放出無比巨大的政治能量，貪官為非作歹的空間會受到空前壓縮，推動社會全面進步。

鳳凰網 > 鳳凰周刊 特約撰稿員 楊鵬?

weiguang：是的，這篇文章和《只有政治現代化才能救中國》以及《 社會主義是中國改革永不褪色的旗幟》是一個專題。

「仁本」與「禮法」的關係永遠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出發點：

1)、「仁」是道德倫理建設，這是一切社會體制的根本 - 「道」；
2)、「禮」是法律規範建設，這是一切社會體制的實施 - 「器」。

儒家的「道」是永恆的「道」，人人和睦的「大同世界」是人類社會永恆的「理想」。
但是，社會經濟文化等發展變化，就導致了追求這個理想的道路的變化，社會管理的科學化問題才是現代社會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

一個社會 - 尤其多民族多文化多傳統的全球化社會，核心是科學化高效化廉潔化具體化的管理體制和技術等。無論何種主義何種民主，如果沒有抓住社會管理的科學化實質，那麼就很難成功解決一個具體社會的具體問題。

科學化就是一套邏輯實證方法和一套模型規範的研究及其應用的工程化。

(所有文字，僅供參考，不恰當處，敬請諒解，未經同意，不可轉載。)

現在代不等於民主

馬克思的根本精神源自《聖經》的新約，那就是人類的解放 -  擺脫人的奴役狀態，追求更徹底的平等 - 不但是政治、教育，而且是經濟的平等 - 人的生存平等。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天下為公」)是追求的理想 - 「道」，還科學化和民主化管理是實施的路徑 -「器」。

民主就是反對一切種族主義 - 包括宗教-文化的種族主義，反對一切專制主義 - 包括國際專制(霸權)、資本專制(奴役)主義，回歸人類的「仁本-人本-民本」精神。

一個能夠永恆生存的民族必須是精神的獨立 - 外來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結合；因此，《聖經》-《四書五經》->「大同世界」-「共產主義」是理想，尤其外太空應該屬於全人類 - 地球人所公有，還高效化廉潔化公平化博愛化的科學管理是實現理想的路徑。

落實到一個根本點就是：「道德-理想」教育和「科學-法制」建設的協調，一個健全的社會必須是「道」與「器」的協調。

因此，一切問題的關鍵是「以仁為本」的社會管理的科學現代化與應用的系統工程化。

(所有文字，不恰當處，敬請諒解，未經同意，不可轉載。)

^_^，跟著現代儒家長了不少見識。謝謝。

一個主義能不能救並不重要，朝鮮不用救還是社會主義。發展經濟，改善政治制度，國家富強，人民安居樂業，管它是什麼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