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書] 文化苦旅 余秋雨 著

　中國傳統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習慣，這個問題，現在已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在悉心研究。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也時時遇到麻煩。年代那麼長，文人那麼多，說任何一點共通都會湧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謂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險了。如果能對例外作一一的解釋，當然不錯，但這樣一來，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難題又自己補漏洞的尷尬格局。補來補去，痛快淋漓的主題都被消磨掉了，好不為難煞人。
　　我思忖日久，頭腦漸漸由精細歸於樸拙，覺得中國傳統文人有一個不存在例外的共同點；他們都操作著一副筆墨，寫著一種在世界上很獨特的毛筆字。不管他們是官屠宰輔還是長為布衣，是俠骨赤膽還是蠅營狗苟，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這副筆墨總是有的。
　　筆是竹竿毛筆，墨由煙膠煉成。濃濃地磨好一硯，用筆一舔，便簌簌地寫出滿紙黑生生的象形文字來。這是中國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態，也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技術手段。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幹脆偷偷懶，先把玩一下這管筆、這錠墨再說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以「鋼筆文化」代替「毛筆文化」。五四鬥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的毛筆文化，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
　　誠然，我並不否定當代書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對我說，當代書法家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古代書法家。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古代書法家的隊伍很大，層次很多，就我見聞所及，當代一些書法高手完全有資格與古代的許多書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個無法比擬的先決條件是，古代書法是以一種極其廣闊的社會必需性為背景的，因而產生得特別自然、隨順、誠懇；而當代書法終究是一條刻意維修的幽徑，美則美矣，卻未免失去了整體上的社會性誠懇。
　　在這一點上有點像寫古詩。五四以降，能把古詩寫得足以與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張揚，唐詩宋詞的時代已絕對不可能復現。詩人自己可以寫得非常得心應手（如柳亞子、郁達夫他們），但社會接納這些詩作卻並不那麼熱情和從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詩人也會因寂寞而陷入某種不自然。他們的藝術人格，或許就會因社會的這種選擇而悄悄地重新調整。這裡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問題。
　　我非常喜歡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幾個傳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條。只是為了一件瑣事，提筆信手塗了幾句，完全不是為了讓人珍藏和懇掛。今天看來，用這樣美妙絕倫的字寫便條實在太奢侈了，而在他們卻是再啟然不過的事情。接受這張便條的人或許眼睛一亮，卻也並不驚駭萬狀。於是，一種包括書寫者、接受者和周圍無數相類似的文人們在內的整體文化人格氣韻，就在這短短的便條中泄露無遺。在這裡，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筆並不意味著一種特殊的職業和手藝，而是點化了整體生活的美的精靈。我相信，後代習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誰也不能把寫這些便條的隨意性學到家。
　　在富麗的大觀園中築一個稻香村未免失之矯揉，農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鄉村裡。時裝表演可以引出陣陣驚嘆，但最使人舒心暢意的，莫過於街市間無數服飾的整體鮮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燦爛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們之間。在毛筆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們的衣衫步履、談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際往來，都與書法構成和諧，他們的生命行為，整個兒散發著墨香。
　　相傳漢代書法家師宜官喜歡喝酒，卻又常常窘於酒資，他的辦法是邊喝邊在酒店牆壁上寫字，一時觀者雲集，紛紛投錢。你看，他輕輕發出了一個生命的信號，就立即有那麼多的感應者。這與今天在書法展覽會上讓人讚歎，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個社會對書法的感應是那樣敏銳和熱烈，對善書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這使我想起現代的月光晚會，哪個角落突然響起了吉他，整個晚會都安靜下來，領受那旋律的力量。
　　書法在古代的影響是超越社會蕃籬的。師宜官在酒店牆上寫字，寫完還得親自把字鏟去，把牆壁弄得傷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並不在意，他們也知書法，他們也在驚嘆。師直官的學生梁鴿在書法上超越了老師，結果成了當時的政治權勢者爭奪的人物。他曾投於劉表門下，曹操破荊州后還特意尋訪他，既為他的字，也為他的人。在當時，字和人的關係難分難捨。曹操把他的字懸掛在營帳中，運籌帷幄之餘悉心觀賞。在這裡，甚至連政治軍事大業也與書法藝術相依相傍。
　　我們今天失去的不是書法藝術，而是烘托書法藝術的社會氣氛和人文趨向。我聽過當代幾位大科學家的演講，他們寫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實在很不像樣，但絲毫沒有改變人們對他們的尊敬。如果他們在微積分算式邊上寫出了幾行優雅流麗的粉筆行書，反而會使人們驚訝，甚至感到不協調。當代許多著名人物用毛筆寫下的各種題詞，恕我不敬，從書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濟，但不會因此而受到人們的鄙棄。這種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為這裡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信號系統和生命信號系統。
　　古代文人苦練書法，也就是在修鍊著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現代西方女子終身不懈地進行著健美訓練，不計時間和辛勞。
　　由此，一系列現代人難以想象的奇迹也隨之產生。傳說有人磨墨寫字，日復一日，把貯在屋檐下的幾缸水都磨幹了；有人寫畢洗硯，把一個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邊走路邊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劃破了……最令人驚異的是，隋唐時的書法家智永，寫壞的筆頭竟積了滿滿五大麓子，這種簏子每隻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筆頭很輕，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總該有一二百斤吧。唐代書法家懷素練字，用壞的筆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個坑來掩埋，起名曰「筆冢」。沒有那麼多的紙供他寫字，他就摘芭蕉葉代紙，據說，近旁的上萬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禿禿的。這種記載，即便打下幾成折扣，仍然是十分驚人的。如果僅僅為了練字謀生，完全犯不著如此。
　　「古墨輕磨滿幾香，硯池新浴燦生光」。這樣的詩句，展現的是對一種生命狀態的喜悅。「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來磨去，磨出了一個個很道地的中國傳統文人。
　　在這麼一種整體氣氛下，人們也就習慣於從書法來透視各種文化人格。顏真卿書法的厚重莊嚴，歷來讓人聯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樣品格。李後主理所當然地不喜歡顏字，說「真卿得右軍之筋而失之粗魯」，「有指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腳田舍漢。」初次讀到這位風流皇帝對顏真卿的這一評價時我忍不住笑出了聲，從他的視角看去，說顏字像「叉手並腳田舍漢」是非常貼切的。這是一個人格化的比喻，比喻兩端連著兩種對峙的人格系統，往返觀看煞是有趣。
　　蘇東坡和董其昌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來，濃冽、放達、執著的蘇東坡連用墨都太濃麗了，竟譏之為「墨豬」。他自己則喜歡找一些難貯墨色的紙張，滑筆寫去，淡遠而又浮飄。
　　趙孟頫的字總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俠義的傅青主卻由衷地鄙薄。他實在看不慣趙孟頫以趙宋王朝親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為，結果從書法中也找出了奴顏媚骨。他說：「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逸惡其書。」他並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書法，只要看他自己的書法，就會知道他厭惡趙書是十分真誠的。他的字，通體古拙，外逸內剛。
　　有些書法家的人格更趨近自然，因此他們的筆墨也開啟出另一番局面。宋代書法家政黃牛喜歡揣摩兒童寫的字，他曾對秦觀說：「書，心畫也，作意則不妙耳。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漢代書法家蔡邕則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納入筆端，他說：「凡欲結構字體，皆須像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禾，若山若樹，縱橫有托，運用合度，方可謂書。」這些書法家在講寫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觀念、哲學觀念、宗教觀念。如果僅僅就書法技巧論，揣摩兒童筆畫，描畫自然物象，不是太離譜了么？只有把書法與生命合而為一的人，才會把生命對自然的渴求轉化成筆底風光。
　　在我看來，書法與主客觀生命狀態的關係，要算韓愈說得最生動。他在《送高閉上人序》中說及張旭書法時謂：「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記得宗白華先生就曾借用這段話來論述過中國書法美學中的生命意識。
　　宗白華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學，而遠在唐朝的韓愈卻在寫著一篇廣傳遠播的時文。韓愈的說法今天聽來頗為警策，而在古代，卻是萬千文人的一種共識。相比之下，我們今天對筆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確已漸漸生疏。
　　文章寫到這裡，很容易給人造成一個誤會，以為古代書法可以與各個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對應起來。「文如其人」、「書如其人」，這些簡陋的觀點確也時常見之於許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這一點已有錢鍾書先生作過列述。書法藝術在總體上是一種形式美，它與人品的關係自然更加曲折錯綜。要說對應也只是一種「泛化對應」，在泛化過程中交糅進了種種其他因素。
　　不難舉出，許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卻有一副奇崛的筆墨，而沙場猛將留下的字跡倒未必有殺伐之氣。有時，人品低下、節操不濟的文士也能寫出一筆矯健溫良的好字來。例如就我親眼所見，秦檜和蔡京的書法實在不差。
　　人的生命狀態的構建和發射是極其複雜的。中國傳統文人面壁十年，博覽諸子，行跡萬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納幾乎是一個渾沌的秘儀，不可輕易窺探。即如秦檜、蔡京者流，他們的文化人格遠比他們的政治人格曖昧，而當文化人格折射為書法形式時，又會增加幾層別樣的雲靄。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趙孟頫，他的書法確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卻又嶙嶙峋峋地有著許多前人風範的沉澱。因寫《藝舟雙揖》而出名的清代書法理論家包世臣說，見到一幅趙孟頫的墨跡，乍看全是趙孟頫，但仔細一看，這個過於純凈的趙孟頫就不可能是趙孟頫。趙孟頫學過二王，學過李北海，學過諸河南，沒有這些先師們的痕迹，趙盂頫只剩了一種字形，顯然是贗品。
　　這個論斷著實高妙。像趙孟頫這麼複雜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結構匯聚和溶化的結果；已經匯聚、溶化成了一個卓然獨立的大家，竟還可以一一尋其脈絡，並在墨跡指認出來。這種現象，與人們平時談藝時津津樂道的「溶匯百家而了無痕迹」正好相悻。這裡，展露了中國文化的一種重要特徵。
　　「溶匯百家而了無痕迹」的情況也是有的，主要出現在早期創業者群體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學習過衛夫人的書法，後來又追慕鍾繇和張芝，還揣摩過其他許多秦漢以來的碑跡。他自稱隸勝鍾而草遜張，終於融會貫通而攀上萬世矚目的書學峰巔。要在王羲之行書中一一辨認出他所師法過的前代書家痕迹，不太容易。但是，當高峰樹起之後，它也就成了後世書家不能不繼承的遺產。繼承者又成了高峰，遺產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疊的迷宮，使代代子孫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創新也擺脫不了遺傳的干係。蘇東坡算得敢於獨立創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綱卻一眼看破，說蘇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帶有晉賢風味的那一種。二王餘緒的遠代流注，連蘇東坡也逃不過。
　　膽子更大一點的書法革新家，雖然高舉著叛逆的旗幡，卻也要有意無意地讓人看出種種承襲的遊絲，其中有人還專門著文來說明自身隱潛的連脈。米芾承顏而恣野，鄭板橋學黃山谷而後以隸為楷，怪怪的金農自稱得意於「禪國山碑」和「天發神讖碑」，趙之謙奇峰兀立而其實「顏底魏面」……
　　這就是可敬而可嘆的中國文化。不能說完全沒有獨立人格，但傳統的磁場緊緊地統攝著全盤，再強悍的文化個性也在前後牽連的網路中層層損減。本該健全而響亮的文化人格越來越趨向於群體性的互滲和耗散。互滲於空間便變成一種社會性的認同。互滲於時間便變成一種承傳性定勢。個體人格在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維艱。生命的發射多多少少屈從於群體情性的熏染，剛直的靈魂被華麗的重擔漸漸壓彎。請看，僅僅是一支毛筆，就負載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許無奈。
　　比較徹底的文化革新很難從這麼漫長的歲月中站起身來。別的且不說，看尛尛百代，偌大的中國會有哪個人，敢用別的書寫工具來寫信記帳？
　　也許，應該靜靜地等待時間的自然流變。
　　但是，既然整個傳統文化早已構成互滲性的一統，時間並不能把中國文化推上逐級進化的台階。
　　記得郭沫若曾經為書法提供過一則時間性變遷的範例，斷定王羲之的字跡應不脫魏晉隸書筆意，傳世《蘭亭序》因此是偽作。《蘭亭序》的真偽且不去說它，就基本思路論，我覺得郭沫若忽視了中國文化前後左右的互滲關係，忽視了中國文人複雜的藝術可能性，忽視了在前面這兩個前提下魏晉時代書法藝術面對不同的實際需要（如刻碑、修帖、寫便條）所必然產生的多元性。
　　從魏晉開始的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在書法領域內部，幾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為這是一個渾然一統的世界。顛倒、錯位、裹卷、渦旋、復舊、超前，什麼也不用奇怪。大體的階段和脈絡有一點，時肥時瘦，時濃時枯，但一旦要作過於科學的裁割，立即會顧此失彼，手忙腳亂。
　　事情必須要等到一個整體性變革的來臨，才能出現根本性的阻斷。
　　終於，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
　　終於，有了胡適之和白話文。
　　終於，有了留學生和「煙土披里純」。①
　　終於，有了化學分子式和數學定理。
　　
　　①英文「靈感」一詞的音譯，五四前後常見諸報刊，有人還把這5個字寫入白話詩中。

　　毛筆文化的一統世界開始動搖了。起初，誰也沒有想到新的時代會對遍灑中國的無數枝毛筆過不去。大家先從文化的內容著眼，因內容而想到載體，於是提倡白話文。毛筆只是一種手段性的工具，對它的去留人們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文藝作品，用的當然是毛筆。懂外文的助手們捧著原著把文意口述給他聽，他的毛筆在紙頁上飛快地舞動著，一頁又一頁，一疊又一疊，一本又一本，湧向書肆，散落到無數青年手上。這或許是中國毛筆文化極成功的一次後期呈現，你看，就憑著毛筆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藝生動地介紹了么？它不是已經適應了新的時代和世界潮流了么？誰說舊瓶不能裝新酒呢？
　　但是，喝了新酒的人漸漸上了癮，他們開始用疑惑的眼光來打量這家專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們發現了原裝酒，一喝，勁兒大多了，他們不再滿足林琴南手上那隻古色古香的小酒罈。
　　許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譯小說的啟蒙而學了外文，因學外文而放棄了毛筆。毛筆之外的天地是那麼廣闊，他們變得義無返顧。
　　林琴南握著毛筆的手終於顫抖了。他停止了翻譯，用毛筆寫下了聲討白話文兼及整個新文化的憤怒檄文。他的文章，是對毛筆文化的一次系統維護。人們對這位老人懷著一種複雜的情感：他是窗戶的開啟者，又是大門的把守者。他可以用毛筆指點一些什麼，卻絕不允許讓毛筆文化的整體構架渙散。
　　相比之下，當時新文化的鬥士們卻從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給林琴南寫了一封回信，劉半農假冒「王敬軒」給他開了個玩笑，沒有再與這位老人多作爭辯。他們洞悉世界大潮和時代走向，信心十足，忙著干許多更重要的事。他們沒有更多的精力與一種頑固的邏輯怪圈糾纏日久，對於他們自己也在用的毛筆，更不作任何攻難。
　　新文化隊伍中的人士，寫毛筆字在總體上不如前代。他們有舊學根基，都能寫；但當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後，筆墨的優劣已不是他們的價值系統中的敏感部位。陳獨秀和胡適的毛筆字都寫得一般，魯迅、郭沫若、茅盾寫得較好，魯、郭兩位或許還能躋身書法家的行列。對他們來說，毛筆字主要已成為一種並不強悍的工具形態。「文房四寶」，已完全維繫不住他們的人格構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現了負面。
　　毛筆文化既然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存在過數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鍛鑄得極其燦爛。只要認識中國字，會寫中國字，即便是現代人，也會被其中溫煦的風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還會一步步登堂入室，成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員。
　　五四文化新人與傳統文化有著先天性的牽連，當革新的大潮終於消退，行動的方位逐漸模糊的時候，他們人格結構中親近傳統一面的重新強化是再容易不過的。像一個渾身濕透的弄潮兒又回到了一個寧靜的港灣，像一個筋疲力盡的跋涉者走進了一座舒適的庭院，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中國文化的帆船，永久載有這個港灣的夢；中國文人的腳步，始終沾有這個庭院的土。因此，再壯麗的航程，也隱藏著回歸的路線。
　　我們很難疾言厲色，說這種回歸是叛變。文化人格學的闡釋，要比社會進化論達觀得多。中國的事情總是難辦，重要原因就在於有這一幅幅文化人格圖譜不易索解。
　　陳獨秀夠激進的了，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時，卻首先批評了這位青年書法家的字：「昨天看見你寫的一首詩，詩很好，字則其俗在骨。」對這句話，沈尹默刻骨銘心。沈尹默後來也寫寫白話詩，但主要精力卻投注在書法上，終身不懈。成了中國現代毛筆文化的一個重要孑遺。
　　周作人不失為五四前期頭腦特別清醒的鬥士之一，他竟能在本世紀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題，提出「人的文學」的口號，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顯地高人一籌。但他後來卻深深地埋向毛筆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天用毛筆抄一些古書古文也怡然自得。他抄書為文當然也有一系列並不落後的文化哲學觀念在左右，但留給社會的整體形象，已成為一個毛筆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他寫於1936年2月的一篇散文《買墨小記》，道盡了他所沉溺的那個天地，也展露了那個天地中的他。文章寫得很有韻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寫字多用毛筆，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習慣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筆非墨不可，又只得買墨。本來墨汁是最便也最經濟的，可是膠太重，不知道用的什麼煙，難保沒有「化學」的東西，寫在紙上常要發青，寫稿不打緊，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適了。……
　　買墨為的是用，那麼一年買一兩半兩就夠了。這話原是不錯的，事實上卻不容易照辦，因為多買一兩塊留著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當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買來磨的是光緒至道光年間的墨。據說嚴格一點應該用光緒五年以前的墨，再後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還搜集到了俞樾、趙之謙、范寅等人的著書之墨，「捨不得磨，只是放著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種人格情趣。而這種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現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異又必然。
　　很巧，就在周作人寫《買墨小記》的半年前，他的哥哥魯迅也寫了一篇有關筆墨的文章，題曰《論毛筆之類》。儘管不是故意的，兄弟倆圍繞著同一個問題發表的意見大相徑庭，真可稱作是一場「筆墨官司」了。魯迅說：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筆，后在學校里用鋼筆，後來回到鄉下又用毛筆的人，卻以為假如我們能夠悠悠然，洋洋焉，拂硯伸紙，磨墨揮毫的話，那麼，羊毫和松煙當然也很不壞。不過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寫得多，可就不成功了，這就是說，它敵不過鋼筆和墨水。譬如在學校里抄講義罷，即使改用墨盒，省去臨時磨墨之煩，但不久，墨汁也會把毛等膠住，寫不開了，你還得帶洗筆的水池，終於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擺開「文房四寶」。況且毛筆尖觸紙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細，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勞，越寫越慢。閑人不要緊，一忙，就覺得無論如何，總是墨水和鋼筆便當了。

　　兩位成熟的大學者忽然都在乍看起來十分瑣碎的用筆用墨問題上大做文章，似乎令人奇怪，但細細品味他們的文句即可明白，這裡潛伏著一種根本性的人格對峙。魯迅灑筆開去，從用筆說到了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大課題：「便於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決非勸諭，譏刺，痛罵之類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勸那些坐汽車的人，在北方改用騾車，在南方改用綠呢大轎試試看。」魯迅說，改造傳統很艱難，而禁止青年人卻很容易。在中國，當「改造傳統」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讓的時候，常常是後者佔上風。但禁止的結果只能是「使一部分青年又變成舊式的斯文人」。
　　魯迅究竟是魯迅，他從筆說到了人。「筆墨官司」所打的，原來是青年一代中國文人的人格選擇。
　　這種人格選擇的實際範疇當然比用筆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寫文章的前兩年，當年諷刺過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劉半農作為教授參加北京大學招生閱卷，見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誤寫成了「倡明文化」，他竟為此發表了詩作並加註，考證「倡」即「娼」，嘲笑學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劉半農的這種諷刺顯然是極不厚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學生應有的形象已經納入一條乾嘉式的道路。為此，其他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滿，記得曹聚仁還藉此發表了一個著名的觀點：我們以為青年人錯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對的，我們今天以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別字；中國文字構架如此宏大繁複，青年人難免會經常寫別字、讀別字，這是青年人應享的權利。
　　曹聚仁也夠水準，他同樣從別字說到了人，與魯迅相呼應。他國學根底深厚，卻不主張讓青年人重返港灣和庭院，反對他們在毛筆文化中把聰明才智耗盡。寧肯魯莽粗糙一點，也不要成為古風翩然、國學負擔沉重的舊式斯文人。
　　過於迷戀承襲，過於消磨時間，過於注重形式，過於講究細節，毛筆文化的這些特徵，正恰是中國傳統文人群體人格的映照，在總體上，它應該淡隱了。
　　這並不妨礙書法作為一種傳統藝術光耀百世。喧鬧迅捷的現代社會時時需要獲得審美慰撫，書法藝術對此功效獨具。我自己每每在頭昏腦脹之際，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輕輕翻開，灑脫委和的氣韻立即撲面而來。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能夠擅長此道，但良知告訴我，這個民族的生命力還需要在更寬廣的天地中展開。健全的人生須不斷立美逐丑，然而，有時我們還不得不告別一些美，張羅一個個酸楚的祭奠。世間最讓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對美的祭奠。
　　只好請當代書法家們好生努力了，使我們在祭奠之後還能留下較多的安慰。

近年來我搬了好幾次家，每次搬的時候都引來許多圍觀的人。傢具沒有什麼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遞接不完的書。搬前幾星期就得請幾位學生幫忙，把架子上的書按次序拿下來，紮成一捆捆的。這是個勞累活，有兩位學生手上還磨出了水泡。搬的時候採用流水作業，一排人站在樓梯上，一捆捆傳遞下去。書不像西瓜，可以甩著來，一捆書太重，甩接幾次就沒有手勁了。摔破一個西瓜不要緊，摔壞了書卻叫人心疼。因此，這支小心翼翼的傳送隊伍確實是很有趣的，難怪人們要圍觀。
　　我當然稱不上什麼藏書家。好書自然也有不少，卻沒有版本學意義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滿意的是書房裡那種以書為壁的莊嚴氣氛。書架直達壁頂，一架架連過去、圍起來，造成了一種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壓。走進書房，就像走進了漫長的歷史，鳥瞰著遼闊的世界，游弋於無數閃閃爍爍的智能星痤之間。我突然變得瑣小，又突然變得宏大，書房成了一個典儀，操持著生命的盈虧縮脹。
　　一位外國旅遊公司的經理來到我的書房，睜大眼睛慢慢地巡視一遍，然後又站在中間凝思良久，終於誠懇地對我說，「真的，我也想搞學問了。」我以為他是說著玩玩的，後來另一位朋友告訴我，這位經理現在果真熱心於跑書店，已張羅起了一個很像樣子的書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閱盡世間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簡陋書房中的雜亂景況，竟能對他產生如此大的衝撞？答案也許是，他突然聞到了由人類的群體才智結晶成的生命芳香。
　　羅曼·羅蘭說，任何作家都需要為自己築造一個心理的單間。書房，正與這個心理單間相對應。一個文人的其他生活環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書房能傳達他的心理風貌。書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禪床。
　　我的家一度在這個城市的東北部，一度在喧鬧的市中心，現在則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時時變換，而我則依然故我，因為有這些書的圍繞。有時，窗外朔風呼嘯，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擁書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詳。是的，有時我確實想到了古代的隱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禪房中吞吐著一個精神道場。
　　然而我終究不是隱士和老僧，來訪的友人每天絡繹不絕。友人中多的是放達之士，一進書房便爬上蹲下，隨意翻閱。有的友人一進門就宣布，不是來看我，而是來看書的，要我別理他們，照樣工作。這種時候我總是很高興，就像自己的財富受到了人們的鑒賞。但是，擔憂也隱隱在心頭升起，怕終於聽到那句耳熟的話。那句話還是來了：「這幾本我借去了！」
　　我沒有學別人，在書房裡貼上「恕不借書」的布告。這種防範密守，與我的人生態度相悻。我也並不是一個吝嗇的人，朋友間若有錢物的需要，我一向樂於傾囊。但對於書，我雖口頭答應，心中卻在囁嚅。這種心情，大概一切藏書的學人都能體諒。
　　我怕人借書，出於以下三方面的擔憂。
　　其一，怕急用的時候遍找無著。
　　自己的書，總或多或少有內容上的潛在記憶。寫文章時想起某條資料需要引證，會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個書架，把手伸到第幾層。然而那本書卻不在，這下就慌了手腳，前後左右翻了個遍，直鬧得臉紅心跳、汗流浹背。文章一旦阻斷，遠比其他事情的暫停麻煩，因為文思的梳理、文氣的醞釀，需要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有時甚至稍縱即逝，以後再也連貫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緊迫，很可能因幾條資料的失落，耽誤了刊物的發稿，打亂了出版社的計劃。於是只好定下心來，細細回想是誰借走了這幾本書。想出來也沒有用，因為這種事大多發生在深夜。
　　借書的朋友有時也很周到，經過反覆掂量，拿走幾本我「也許用不到」的書。其實文章一旦展開，誰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時我只好暗自祈禱：但願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寫這篇文章，幾次想起周作人幾本文集中有幾條關於藏書的材料，可惜這幾本文集不知被誰借去了，剛才還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歸還時書籍被弄「熟」弄髒。
　　這雖是外在形態的問題，對藏書的人來說卻顯得相當重要。藏書藏到一定地步，就會對書的整體形式重視起來，不僅封面設計，有時連墨色紙質也會斤斤計較。捧著一本挺展潔凈的書，自己的心情也立即變得舒朗。讀這樣的書，就像與一位頭面乾淨、衣衫整齊的朋友對話，整個氣氛回蕩著雅潔和高尚。但是，借去還來的書，常常變成卷角彎脊，一派衰相。有時看上去還算乾淨，卻沒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軟綿綿、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這種情況，如果書店裡還有這本書賣，我準會再去買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隨手送掉。
　　或問：「你不是也購置遠年舊書嗎，舊書還講究得了什麼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歷史風塵，舊得有味，舊得合乎章法。我們不能因為古銅鼎綠銹斑剝，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臟。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我有好些書，多年不見歸還，也忘了是誰借的，肯定永遠也不會回來了。我堅信借書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沒，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幾度轉借，連他們也完全遺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見他書架上一套《閱微草堂筆記》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書，忘了是什麼時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見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說：「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沒什麼用。」這位朋友是位極其豁達大方的人，平生絕無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顯然是忘了。那天在場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兒女，我怕他尷尬，就笑了一下，把書放回書架。那是一個20年代印的版本，沒有大大的價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給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會看到我的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歸的書是無法補購的了。有人說，身外之物，何必頂真？倡這些書曾經參加了我的精神構建，失落了它們，我精神領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動了參證。既有約約綽綽的印象，又空虛飄浮得無可憑依，讓人好不煩悶。不是個中人很難知道：失書和丟錢完全是兩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趙景深教授。他藏書甚富，樂於借人，但不管如何親密，借書必須登記。記得那是一個中學生用的練習本，一一記下何人何時借何書，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時間未還，或他自己臨時要用，借書者就會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跡娟小，言詞大方，信封下端一律蓋著一個長條藍色橡皮章，印著他的地址和姓名。
　　還想到了毛澤東警衛員尹荊山的一則回憶。50年代末，毛澤東向黃炎培借取王羲之書貼一本，借期一個月。黃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連不斷打電話催問，問是否看完，什麼時候還。毛澤東有點生氣，整整看了一個月，在最後一天如期歸還。黃炎培也真夠大膽的，但文人對自己的藏書痴迷若此，並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報上發表告示，要求借了他書的人能及時歸還。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書給別人十分慷慨，卻是個不記事的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發現自己的書少了那麼多，不知向誰追討，除了登報別無良策。我見報后不久來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沒有借過。他疑惑的目光穿過厚厚的鏡片打量著我，問了一聲「真的？」我不無惶恐，儘管我確實沒有借過。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書。黃炎培式的勇氣，更是一絲無存。有時我也想學學趙景深教授，設一個登記簿，但趙先生是藏書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資格把事情辦得如此認真。我算什麼呢，區區那一點書，面對親朋好友，也敢把登記簿遞過去？
　　藏書者就這樣自得其樂，又擔驚受怕地過著日子。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一種更大的擔憂漸漸從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後，這一屋子書將何去何從？
　　這種擔憂本來只應屬於垂垂老者，但事實是，我身邊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學術界朋友已在一個個離去。
　　早在讀大學時，我的一個同學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個買書迷，身邊錢不多，見有好書即便節衣縮食也要弄到手。學校課程安排緊張，夜間書店又不開門，等到星期天又怕書賣完，因此，他總在午休時間冒著炎暑、寒風趕到書店，買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羨慕。他死時，家裡的一個書架已經相當充盈，但他長年守寡的母親並不識字，他也沒有兄弟姐妹。當時，全班沒有一個同學有足夠的錢能把這些書買下來，即使有，也不想讓那位可憐的母親傷心。我估計這位母親會永遠地守護著這些書，直至自己生命的終了。照年歲計算，這位母親已離開人世，那麼這一架書到哪裡去了呢，這些並不珍貴卻讓一個青年學子耗盡了心血的書？假設這架書還在，我敢斷言，當年同宿舍的同學大多還能記起，哪一本書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買來的，當時引起過何等樣的欣喜。這是一截截生命的組接，當買書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後，這些書就成了一種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憐的流浪漢。
　　如果說這一架書不足為道，那末，許多博學的老學者逝世的時候，如何處置豐富的藏書確實成了一個苦澀的難題。學問不會遺傳，老學者或因受盡了本專業的風波險阻，或伯父子同在一個行當諸多不便，大多沒有讓自己的子女承襲己業。有的子女在專業上與父親比較靠近，但在鑽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親之項背。總而言之，老學者的豐富藏書，對子女未必有用。學者死後，他原來所在大學的圖書館很想把藏書全數購入，但這是圖書館預算外的開支，經費當然不足，派往談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態向家屬說明這些藏書價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勸家屬不要讓藏書隨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紀念。家屬對這些言詞大多抱有警惕，背地裡悄悄地請了舊書店的收購員前來估價。舊書店收購了他們所需要的書，學校圖書館也就因惱怒而不再登門接洽，餘下的書籍最後當作廢紙論斤賣掉，學者的遺槁也折騰得不知去向……
　　有的學者因此而下了決心，事先立下遺囑，死後把藏書全部獻給圖書館。但是這些學者並非海內大儒，圖書館不會開設專室集中存放。個人藏書散入大庫，嘩啦一下就什麼蹤跡也找不到了。學者無私的情懷十分讓人感動，但無可否認，這是學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對著書房反覆思量，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後忽發奇想，決定以自己的余年尋找一個能夠完整繼承藏書的女婿。這種尋找十分艱苦，同專業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兒滿意的又是鳳毛麟角。教授尋找的，其實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續，經歷了一系列的悲劇和滑稽，他終於領悟，能談得上延續的至多是自己寫的書；至於藏書，管不得那麼多了。
　　寫藏書寫出如許悲涼，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覺得，這種悲涼中蘊涵著某種文化品嘗。
　　中國文化有著強硬的前後承襲關係，但由於個體精神的稀薄，個性化的文化承傳常常隨著生命的終止而終止。一個學者，為了構建自我，需要吐納多少前人的知識，需要耗費多少精力和時間。苦苦匯聚，死死鑽研，篩選爬剔，孜孜矻矻。這個過程，與買書、讀書、藏書的艱辛經歷密切對應。書房的形成，其實是一種雙向佔有：讓你佔領世間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讓這些精神成果佔領你。當你漸漸在書房裡感到舒心愜意了。也就意味著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開始取得了個體自由。越是成熟，書房的精神結構越帶有個性，越對社會歷史文化具有選擇性。再宏大的百科全書、圖書集成也代替不了一個成熟學者的書房，原因就在這裡。但是，越是如此，這個書房也就越是與學者的生命帶有不可離異性。書房的完滿構建總在學者的晚年，因此，書房的生命十分短暫。
　　新的一代起來了，他們必須從頭來起，先是一本本地購讀，一點點地匯聚，然後再一步步地自我構建。單單繼承一個書房，就像貼近一個異己的生命，怎麼也溶不成一體。歷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終構建起自己的書房呢？社會上多的是隨手翻翻的借書者。而少數好不容易走向相對完整的靈魂，隨著鬚髮皓然的軀體，快速地在書房中殞滅。歷史文化的大浪費，莫過於此了。
　　嗜書如命的中國文人啊，你們的光榮和悲哀，該怎樣裁割呢？

人真是奇怪，蝸居斗室時，滿腦都是縱橫千里的遐想，而當我在寫各地名山大川遊歷記的時候，倒反而常常有一些靜定的小點在眼前隱約，也許是一位偶然路遇的老人，也許是一隻老是停在我身邊趕也趕不走的小鳥，也許是一個讓我打了一次瞌睡的草垛。有時也未必是旅途中遇到的，而是走到哪兒都會浮現出來的記憶亮點，一閃一閃的，使飄飄忽忽的人生線絡落下了幾個針腳。
　　是的，如果說人生是一條一劃而過的線，那末，具有留存價值的只能是一些點。
　　把那些枯萎的長線頭省略掉吧，只記著那幾個點，實在也夠富足的了。
　　為此，我要在我的遊記集中破例寫一枝花。它是一枝臘梅，地處不遠，就在上海西郊的一個病院里。
　　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經常明滅於心間的一個寧靜光點。
　　步履再矯健的人也會有生病的時候，住醫院對一個旅行者來說可能是心理反差最大的一件事。要體力沒體力，要空間沒空間，在局促和無奈中等待著，不知何時能跨出人生的下一站。
　　看來天道酬勤，也罰勤。你們往常的腳步太灑潑了，就驅趕到這個小院里停駐一些時日，一張一弛。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習慣不習慣。
　　那次我住的醫院原是一位外國富商的私人宅邸，院子里樹木不少，可惜已是冬天，都凋零了。平日看慣了山水秀色，兩眼全是饑渴，成天在樹叢間尋找綠色。但是，看到的只是土褐色的交錯，只是一簇簇相同式樣的病房服在反覆轉圈，越看心越煩。病人偶爾停步攀談幾句，三句不離病，出於禮貌又不敢互相多問。只有兩個病人一有機會就高聲談笑，護士說，他們得的是絕症。他們的開朗很受人尊敬，但誰都知道，這裡有一種很下力氣的精神支撐。他們的談笑很少有人傾聽，因為大家拿不出那麼多安慰的反應、勉強的笑聲。常常是護士陪著他們散步，大家遠遠地看著背影。
　　病人都喜歡早睡早起，天蒙蒙亮，院子里已擠滿了人。大家趕緊在那裡做深呼吸，動動手腳，生怕天亮透，看清那光禿禿的樹枝和病懨懨的面容。只有這時，一切都將醒未醒，空氣又冷又清爽，張口開鼻，搶得一角影影綽綽的清晨。
　　一天又一天，就這麼過去了。突然有一天清晨，大家都覺得空氣中有點異樣，驚恐四顧，發現院子一角已簇擁著一群人。連忙走過去，踮腳一看，人群中間是一枝臘梅，淡淡的晨曦映著剛長出的嫩黃花瓣。趕近過去的人還在口中念叨著它的名字，一到它身邊都不再作聲，一種高雅淡潔的清香已把大家全都懾住。故意吸口氣去嗅，聞不到什麼，不嗅時卻滿鼻都是，一下子染透身心。
　　花，僅僅是一枝剛開的花，但在這兒，是沙漠駝鈴，是荒山涼亭，是久旱見雨，是久雨放晴。病友們看了一會，慢慢側身，把位置讓給擠在後面的人，自己在院子里踱了兩圈，又在這兒停下，在人群背後耐心等待。從此，病院散步，全成了一圈一圈以臘梅為中心的圓弧線。
　　住院病人多少都有一點神經質。天地狹小，身心脆弱，想住了什麼事怎麼也排遣不開。聽人說，許多住院病人都會與熱情姣好的護士產生一點情感牽連，這不能全然責怪病人們逢場作戲，而是一種脆弱心態的自然投射。待他們出院，身心恢復正常，一切也就成為過眼煙雲。
　　現在，所有病人的情感都投射在臘梅上了，帶著一種超常的執迷。與我同病房的兩個病友，一早醒來就說聞到了臘梅的香氣，有一位甚至說他簡直是被香氣熏醒的，而事實上我們的病房離臘梅不近，至少隔著四五十米。
　　依我看來，這枝臘梅確也當得起病人們的執迷。各種雜樹亂枝在它身邊讓開了，它大模大樣地站在一片空地間，讓人們可以看清它的全部姿態。枝幹虯曲蒼勁，黑黑地纏滿了歲月的皺紋，光看這枝於，好象早就枯死，只在這裡伸展著一個悲槍的歷史造型。實在難於想象，就在這樣的枝幹頂端，猛地一下湧出了那麼多鮮活的生命。花瓣黃得不夾一絲混濁，輕得沒有質地，只剩片片色影，嬌怯而透明。整個院子不再有其他色彩，好像葉落枝黃地鬧了一個秋天，天寒地凍地鬧了一個冬天，全是在為這枝臘梅鋪墊。梅瓣在寒風中微微顫動，這種顫動能把整個鉛藍色的天空搖撼。病人們不再厭惡冬天，在臘梅跟前，大家全部懂了，天底下的至色至香，只能與清寒相伴隨。這裡的美學概念只剩下一個詞：冷艷。
　　它每天都要增加幾朵，於是，計算花朵和花蕾，成了各個病房的一件大事。爭論是經常發生的，爭執不下了就一起到花枝前仔細數點。這種情況有時發生在夜裡，病人們甚至會披衣起床，在寒夜月色下把頭埋在花枝間。月光下的臘梅尤顯聖潔，四周暗暗的，唯有晶瑩的花瓣與明月遙遙相對。清香和夜氣一拌和，濃入心魄。
　　有一天早晨起來，天氣奇寒，推窗一看，大雪紛飛，整個院子一片銀白。臘梅變得更醒目了，裊裊婷婷地兀自站立著，被銀白世界烘托成仙風道骨，氣韻翩然。幾個年輕的病人要冒雪趕去觀看，被護士們阻止了。護士低聲說，都是病人，哪能受得住這般風寒？還不快回！
　　站在底樓檐廊和二摟陽台上的病人，都柔情柔意地看著臘梅。有人說，這麼大的雪一定打落了好些花瓣；有人不同意，說大雪只會催開更多的蓓蕾。這番爭論終於感動了一位護士，她自告奮勇要冒雪去數點。這位護士年輕苗條，剛邁出去，一身白衣便消融在大雪之間。她步履輕巧地走到臘梅前，捋了捋頭髮，便低頭仰頭細數起來。她一定學過一點舞蹈，數花時的身段讓人聯想到《天女散花》。最後，她終於直起身來向大樓微微一笑，沖著大雪報出一個數字，惹得樓上樓下的病人全都歡呼起來。數字證明，承受了一夜大雪，臘梅反而增加了許多朵，沒有凋殘。
　　這個月底，醫院讓病人評選優秀護士，這位冒雪數花的護士得了全票。
　　過不了幾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上海的冬天一般不下這麼大的雨，所有的病人又一下子擁到了檐廊、陽台前。誰都明白，我們的臘梅這下真的遭了難。幾個眼尖的，分明已看到花枝地下的片片花瓣。雨越來越大，有些花瓣已衝到檐下，病人們憂愁滿面地仰頭看天，聲聲惋嘆。就在這時，一個清脆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我去架傘！」
　　這是另一位護士的聲音，冒雪數梅的護士今天沒上班。這位護士雖然身材頎長，卻還有點孩子氣，手上夾把紅綢傘，眸子四下一轉。人們像遇到救星一樣，默默看著她，忘記了道謝。有一位病人突然阻止了她，說紅傘太刺眼，與臘梅不太搭配。護士噘嘴一笑，轉身回到辦公室，拿出來一把黃綢傘。病人中又有人反對，說黃色對黃色會把臘梅蓋住。好在護士們用的傘色彩繁多，最後終於挑定了一把紫綢傘。
　　護士穿著乳白色雨靴，打著紫傘來到花前，拿一根繩子把傘捆紮在枝幹上。等她捆好，另一位護士打著傘前去接應，兩個姑娘互摟著肩膀回來。
　　春天來了，臘梅終於凋謝。病人一批批出院了，出院前都到臘梅樹前看一會兒。
　　各種樹木都綻出了綠芽，地上的青草也開始抖擻起來，病人的面色和眼神都漸漸明朗。不久，這兒有許多鮮花都要開放，蜜蜂和蝴蝶也會穿牆進來。
　　病房最難捱的是冬天，冬天，我們有過一枝臘梅。
　　這時，臘梅又萎謝躲避了，斑駁蒼老，若枯枝然。
　　幾個病人在打賭：「今年冬天，我要死纏活纏闖進來，再看一回臘梅！」
　　護士說：「你們不會再回來了，我們也不希望健康人來胡調。健康了，趕路是正經。這臘梅，只開給病人看。」
　　說罷，微微紅了點臉。

1988年12月15日。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龍華。這是一個古老的地名，一閉眼睛，就能引出不少遠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龍華主要成了一個殯儀館的代名詞。記得兩年前學院宿舍初搬來時，許多朋友深感地處僻遠，不便之處甚多。一位最達觀的教師笑著說：「畢竟有一點方便，到時候覺得自己不行了，用不著向殯儀館叫車，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蔣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於只會就地取材。」
　　我素來是樂天派，相信可以把這樣的笑話輕鬆地說它幾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輕，說笑話稍稍有點勉強。請了病假，把學院的雜事推給幾位朋友，又有點空閑讀文學作品了。昨夜讀的是霍達的《國殤》，才讀兩頁，紙頁就被淚水浸濕。他們也是中年，他們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觀自身，我有權利說一點他們的死因。單為一項工作奮鬥，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經被書籍和學問鑄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勻出去一大半來應付無窮的煩人事。每件事都是緊迫的，無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莊嚴的。於是，只好在敲門聲和電話鈴不會再響起的半夜，用涼水抹一把臉，開始翻開書籍、鋪展文稿、拆閱來信。這又是一個世界，自己正與各國同行征戰。從來沒有在這種征戰中認輸的習慣，那就捂住呵欠，用杯杯濃茶來吶喊助威。天色微明，過幾個小時又得去開會、談話。累？當然，但想想在軍墾農場拚命的當年，對自己身體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來。鬧鐘響了，立即起床，全不理會病魔早已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個籃子去買菜。菜場很遠，要走過古塔和古寺。身體不好，走得慢一點，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這地方實在是有年代了，連唐朝的皮日休過龍華時都有一種懷古感：
　　
　　今寺猶存古剎名，
　　草橋霜滑有人行。
　　尚嫌殘月清光少，
　　不見波心塔影橫。

　　想著這麼漫長的歷史，心氣又立即浮動起來，真想動筆。這一年我一直在《收穫》雜誌上連載《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迹探尋中國文人艱辛跋涉的腳印。這項寫作被一個堅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斷了，但龍華真需要補一篇。那麼蒼老的目光通視著一座近代都市的興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說的話。哪怕是最浮滑的近代上海文人，他們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來於古老的歷史和現代的潮流之間。對這個課題研究得特別出色的是歷史學家陳旭麓教授，應該把他論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人格結構和海派特徵的文章，再找出來讀一讀。
　　買菜回來，趕快走進書房，陳旭麓教授的文章怎麼也找不到，電話鈴響了，接來一聽，臉色大變。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電話中分明說的是：「陳旭麓教授的遺體告別儀式，今天下午2時在龍華殯儀館舉行！」
　　打電話的朋友特別叮嚀：「你家在龍華，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屜里還有陳旭麓教授的來信：「近來偶有空閑，到長風公園走走，自詡長風居士。」
　　但是，遺體告別儀式上的悼詞證明，陳先生根本沒有這般優閑。他剛剛到外地參加5個學術討論會回來，去世前幾小時還在給研究生講課，就在他長眠之後的今天，他案頭求他審閱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書稿，還堆積如山。
　　我自認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弔唁大廳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聲，連以前從未聽到過他名字的汽車司機們也都在這個氣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個在19年前死了妻子，親手把一大群孩子帶大的辛勞父親；同時，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導教師。他不斷地從家庭生活費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濟貧困學生，自己卻承受著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遇到過的磨難、折騰和傾軋。他對誰也不說這一切，包括對自己的子女和學生，只是咬著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萬人矚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靜靜。他的大女兒向來賓致謝，並低聲向父親最後道別：「爸爸，今天你的行裝又是我打點的，你走好，我不能攙扶你了……」
　　儀式結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廳里的種種輓聯，擦不完的眼淚，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廳的西門裡側，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獻給陳旭麓先生的輓聯，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著一個怪異的黑框！
　　連忙拉人詢問，一位陌生人告訴我：「這是我們上海歷史學界的不幸，接連去世兩位！王守稼在給陳旭麓先生送輓聯后，接受手術，沒有成功。」那人見我痴獃，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這裡，舉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遺體告別儀式。」
　　我實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書寫的輓聯前，為他痛哭。就在剛才，我還在廳堂里到處找他。他，今年46歲，也是一個少見的好人。早在復旦大學讀書時，因家貧買不起車票，每星期從市西的家裡出發，長途步行去學校，卻又慷慨地一再把飯菜票支援更貧困的外地同學。我忘不了他坦誠、憂鬱、想向一切人傾訴又不願意傾訴的目光。人越來越瘦，學術論文越發越多。臉色越來越難看，文章越寫越漂亮。論明清時期的經濟、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備至。他經常用寧波話講著自己的寫作計劃，「還有一篇，還有一篇……」像是急著要在歷史上找到身受苦難的病根。陳旭麓教授就曾對我說，王守稼是他最欣賞的中年歷史學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極端繁忙，又極端貧困。他的遺囑非常簡單：懇求同學好友幫忙，讓他年幼的兒子今後能讀上大學。這也許是我們這一代最典型的遺囑。
　　是的，家住殯儀館很近，明天，再去與守稼告別。
　　朋友們走了，我還在。不管怎麼樣，先得把陳旭麓先生的幾篇文章找出來，好好讀讀，再把我關於龍華的那篇《文化苦旅》寫完。今夜就不寫了，病著，又流了那麼多淚，早點睡。
　　　
篇后附記

　　以上這篇匆匆寫於病中的日記或隨筆，被江曾培兄拿到他主編的《小說界》雜誌發表了，沒想到競在文化界引起反響，並不知不覺地在一次頗具規模的「上海人一日」徵文中獲得首獎。我想這大概是由於評委都是文人，對我筆底流露的某種苦澀味也有一點切身感受的緣故。我在文中提到要在《文化苦旅》中加一篇以龍華為題材的文章，致使不少讀者經常問起，但我一直未能寫出，真是抱歉。
　　龍華是不好寫的。它長久默默地審視著上海的歷史，而歷史對它本身卻沒有過多的垂愛，就像我上文寫到的兩位歷史學家。是的，龍華就是一位年邁、潦落而昧於自己生平的歷史學家。
　　至今無法考定龍華寺和龍華塔究竟建於何時，幾種可能性之間的時距競相隔700多年之遙。放達一點，我們可以接受一般傳說中的說法，龍華塔由三國時代的孫權建於公元247年；謹慎一點，考察現存的塔磚和塔基只是公元977年（北宋年間）的遺物。我反正不以嚴謹的歷史科學為專業，向來對一切以實物證據為唯一依憑的主張不以為然，反而懷疑某種傳說和感悟中或許存在著比實物證據更大的真實。傳說有不真實的外貌，但既然能與不同時空間無數傳說者的感悟對應起來，也就有了某種深層真實；實物證據有真實的外貌，但世界萬事行化為各種實物形態的過程實在隱伏著大量的隨機和錯位。靠龍華塔中北宋年間的磚料當然不能確證塔的初建年代，但倘若依據孫權建塔的傳說，那時龍華地區應還是海水漫漫，間或有一些零星漁戶、蘆獲荒灘。也許吧，在一個無法敲實的年代，一位遠行的高僧登岸了，他要去的是建業（今南京）或其他比較著名的地方，先在這海邊茅棚中歇歇腳。漁民由於成天與災難周旋，凶吉難卜，特別容易接受高僧口中善惡報應的佈道，於是天長日久，漁會間漸漸有了僧寮，也開始產生了建造比較簡陋的鎮海之塔的可能。我在上文中了！述了唐代詩人皮日休的詩，想以此說明龍華寺和龍華塔在唐代詩人眼中已是一種古迹，但皮日休的詩本身也並不是確證無疑的。拙文被收到一個集子中時資深的責任編輯左泥先生還曾為此詩向我查問，我告訴他，此詩未見諸《皮子文藪》，而見於康熙年間的《上海縣誌》，1936年柳亞子等編的《上海研究資料》也有引述。我們姑且相信了吧，相信康熙年間史志編纂者們起碼的負責精神，相信應該有比較著名的詩人到過這個地方並留下聲音。在一定的時候，歷史常常得求助於詩人。歷史在明明暗暗地搭建著過程，把過程中的愁苦和感嘆留給詩人，但正由於此，詩人的感嘆也就成了歷史的旁證。
　　皮日休曾參加過黃巢起義，但據說龍華正是在這次起義中遭到過不小的破壞，致使他來的時候已一片寥落。大概在皮日休來后又過了100年左右，景象更是不濟了，公元978年，北宋吳越忠懿王錢俶常夜泊海上，風雨驟至，但在朦朧中只見岸邊草莽間有一種奇怪的光在閃耀，而且還隱隱聽到了鍾梵聲，錢俶常忙問這是什麼地方，隨從人員告訴他，這是古龍華寺的地基，早成廢墟。錢椒常覺得這天晚上上天對他投下了啟示和期待，立即下令重建，這就是至今塔磚塔基上能找出那個年代印記的原因吧。不管怎麼說，從那時開始，龍華塔就像奠基標桿一樣一直挺拔地插上在這塊土地上了。如果要我們站在今天的方位像星象學家一樣來破譯錢俶常那夜看到的奇光和鍾梵，那麼不妨說，這種異相所預示的內容要大得多，或許已在預示著多少年後這兒將出現普天之下最密集的人群海潮般的聚合呢。
　　但是，歷史之神並沒有因為龍華是終將出現的世界級大都市上海的奠基標桿而對它有特殊的估護。誰也不知道它的宿命，只得聽任兵燹、倭寇一次次將它破壞，然後又有一批苦行僧含辛茹苦一次次把它修建。幾大佛教名山一直香煙繚繞地堂皇在那裡，而可憐的龍華寺卻歷來沒有受到各代佛教界的重視，甚至連住持或駐錫龍華寺的著名僧人也幾乎都進不了高僧傳記和佛教史籍，儘管他們經常要承擔募款重修的任務，對佛教事業的貢獻並不比名山僧人少。今天，我們可以勉強從歷朝上海縣誌中找見龍華寺眾多住持的名字，但往往什麼材料也沒有留下，而如所周知，名字也僅止於法名。
　　一個又一個，一代接一代，飄然而來，溘然而逝，終於留下了塔寺，留下了鍾梵，留下了衣缽；而對文化學者們來說，則是留下了一個特定方域的遠年標僅，一個長江下遊民眾精神皈依的佐證，一個長久的屬於海邊的希望，一個不息地析禱昌盛的記憶。
　　是無數的歷史寂寞，鑄就了強悍的歷史承傳。在此，存在著一種超越宗教的文化啟悟。孤標獨立的龍華塔只想舐風蘸雨，在悠悠藍天上默然劃過，而不想在《高僧傳》上記下一筆。且把現代的繁盛看成可以對之拈花一笑的大法會吧，承受過歷史之神詔喻的文化靈魂，最終還要歸於冷清和沉潛。

時至歲末，要我參加的多種社會文化活動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變得「重要」起來，一位朋友甚至誇張地說，他幾乎能從報紙的新聞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難道真是這樣了？我只感到渾身空蕩蕩、虛飄飄。
　　實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電話中，生楞楞地插進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待對方報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著話筒站起身來：那是我30年前讀中學時的語文老師穆尼先生。他在電話中說，30年前的春節，我曾與同班同學曹齊合作，畫了一張賀年片送給他。那張賀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時遺失，老人說：「你們能不能補畫一張送我，作為我晚年最珍貴的收藏？」老人的聲音，誠懇得有點顫抖。
　　放下電話，我立即斷定，這將是我繁忙的歲末活動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書桌前，腦海中出現了60年代初歡樂而清苦的中學生活。那時候，中學教師中很奇異地隱藏著許多出色的學者，記得初中一年級時我們自修課的督課老師竟是著名學者鄭逸梅先生，現在說起來簡直有一種奢侈感。到高中換了一所學校，依然學者林立。我的英語老師孫珏先生對英語和中國古典文學的雙重造詣，即便在今天的大學教師中也不多見。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見過世面的人，至少當時我們就在舊書店裡見到過他在青年時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麼原因躲在中學里當個語文教師。記得就在他教我們語文時，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賽中得了大獎，引得外校教師紛紛到我們班來聽課。穆尼老師來勁了，課程內容越講越深，而且專挑一些特別難的問題當場向我提問，我幾乎一次也答不出來，情景十分尷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師，你明知有那麼多人聽課，向我提這麼難的問題為什麼不事先打個招呼呢？後來終於想通：這便是學者，半點機巧也不會。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約略辨識學問和人格的亮度。我們當時才十四五歲吧，一直傻傻地想著感激這些老師的辦法，憑孩子們的直覺，這些老師當時似乎都受著或多或少的政治牽累，日子過得很不順心。到放寒假，終於有了主意，全班同學約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課老師家拜年。那時的中學生是買不起賀年片的，只能湊幾張白紙自己繪製，然後成群結隊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說好了，什麼也不能吃老師家的，怯生生地敲開門，慌忙捧上土土的賀年片，囁嚅他說上幾句就走。老師不少，走得渾身冒汗，節日的街道上，一隊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齊代表全班同學繪製賀年片。曹齊當時就畫得比我好，總該是他畫得多一點，我負責寫字。不管畫什麼，寫什麼，也超不出10多歲的中學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點稚拙的塗划，竟深深地鐫刻在一位長者的心扉間，把30年的歲月都刻穿了。
　　今日的曹齊，已是一位知名的書畫家，在一家美術出版社供職。我曾看到書法選集乃至月曆上印有他的作品。畫廊上也有他的畫展。當他一聽到穆尼老師的要求，和我一樣，把手上的工作立即停止，選出一張上好宣紙，恭恭敬敬畫上一幅賀歲清供，然後迅速送到我的學院。我早已磨好濃濃一硯墨，在畫幅上端滿滿寫上事情的始末，蓋上印章，再送去精細裱裝。現在，這卷書畫已送到穆尼老師手上。
　　老師，請原諒，我們已經忘記了30年前的筆墨，失落了那番不能複製的純凈，只得用兩雙中年人的手，卷一卷30年的甜酸苦辣給你。
　　在你面前，為你執筆，我們頭上的一切名號、頭銜全都抖落了，只剩下兩個赤誠的學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超拔煩囂，感悟到某種跨越時空的人間至情。
　　憑藉著這種至情，我有資格以30年前的中學生的身份對今天的青少年朋友說：記住，你們或許已在創造著某種永恆。你們每天所做的事情中，有一些立即就會後悔，有一些卻有穿越幾十年的重量。
　　　
其二

　　我在前面提到了30年前做中學生時一篇作文得獎的事，對這件遠年小事還有幾句話想說。
　　大概在兩年前吧，我中學時代的一位老師帶給我一封很奇怪的信。收信人是我，而信封上寫的地址卻是30年前的中學和班級。老師早已退休，這天去學校領薪水，偶爾在收發室見到了這封信，他鬧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受好奇心驅使，辛辛苦苦地打聽到我家地址，親自送來了。
　　拆開信，終於明白，這是湖北北部農村的一位初中女學生寫來的，前不久他們學校發給學生一本新出版的《優秀作文選》，其中收了我30年前的那篇作文，署名前依舊印了我當時的「番號」，於是這位中學生搞誤會了。她很大方地稱我「同學」，而且建議每個月與她交換一篇作文，特別是交換那些「老師不喜歡而自己喜歡」的作文。
　　送信來的老師搞清原委后笑了一下，立即又嚴肅地盯著我出神，好久，他很哲理地說：「其實今天的她，就是我記憶中的你；今天的你，就是當年的我。」可不是，這個農村小姑娘不期然地把人生的歲月渦旋在一起，使我和我的老師都暈眩起來。她用稚嫩的筆畫，把時間的溝壑乾淨利落地勾劃掉了。
　　給她回信動了我不少腦筋。我生怕她知道真相后發窘，而我自己也願意在一種逝去長久的無憂無慮的純凈心態中與她對話一陣，但這弄不好會變成大人對小孩的捉弄，最終還會使她傷心。猶豫再三，決定在回信中用一種非常輕鬆的口氣與她談話，也不提我的職業，讓她覺得這種書信往來極其正常和自然，只是在言詞間很不經意似地提一句，那是我很多年之前的作文。
　　看來孩子還是被驚嚇了，她不知道該如何來對付這麼一個大人，只能向父母親求援。父母親都是中學語文教師，知道我，於是事情就更麻煩了。我收到她的第二封來信的開頭竟然是：「尊敬的教授……」
　　渦旋停止了，時間的溝壑依然生楞楞地橫在眼前。
　　可以想象，以後的通信變得有點艱難。她非常想從我這裡知道通向文學藝術殿堂的路途該怎麼走，但在語氣上怎麼也輕鬆不起來了。她壓抑住了真實的自我，而變成了一個急於求成的「問道」者。信中的文詞除了拘謹外還有一種雕飾感，一定是她父母親幫著修改過的。
　　通信越來越少了，但我腦中卻經常出現30年前的自己。送信來的老師說得對，當年的我有點像她，痴痴地鍾愛著文學和藝術，但只要把這種鍾愛稍稍衍伸，就碰到了一個大人的世界，於是便天天盼望著歲月快快流逝。
　　記得我那篇得獎作文是在一個夏天的黃昏坐在一個小板凳上一揮而就的，好像是為了應付暑假作業吧，一寫完就飛奔出去玩耍了。待到有一天驚奇萬分地看到它刊登在報紙上，而且後面還印有口氣堂皇的長篇評語，從審題、選材、詳略取捨、辭章修養一一加以讚揚，我立即變得嚴肅起來了。在一個極其隆重的授獎大會上，我看到有一位風度不凡的大學教師坐在主席台上，據大會主席說，他是全上海這次作文比賽的總裁判，我暗想，我作文後的那篇評語大概也是他寫的。他講話了，音色渾厚，知識淵博，瀟灑幽默，在全場一陣陣地暢笑中把文章之道講得那樣清楚，我幾乎全身心地被他收服了。散會之後，我悄悄跟在他後面，他在給另外一些大人講話，我很想再聽到一點什麼，再看看他走路的姿勢，怎麼擺手，怎麼邁腿。此後，我讀書寫作時常常會想起這位大學教師，揣想著如果他在我眼前，會叫我怎麼讀、怎麼寫，這種揣想常常是毫無根據的，因此我變得很苦惱。總之，這位根本不認識我的大學教師既向我展示了一種高度，一種風範，也取走了我的輕鬆和自在，我終於因他而告別了少年心態。
　　我之所以不太願意再給湖北的那位中學生寫信，也就是怕我的片言隻語使她失落很多本不應早早失落的東西。對於這樣的失落，孩子本人是不會覺得什麼的，但年歲越大越會感到痛切。人生就是這樣，年少時，怨恨自己年少，年邁時，怨恨自己年邁，這倒常常促使中青年處於一種相對冷靜的疏離狀態和評判狀態，思考著人生的怪異，然後一邊慰撫年幼者，一邊慰撫年老者。我想，中青年在人生意義上的魅力，就在於這雙向疏離和雙向慰撫吧。因雙向疏離，他們變得灑脫和沉靜；因雙向慰撫，他們變得親切和有力。但是，也正因為此，他們有時又會感到煩心和惆悵，他們還余留著告別天真歲月的傷感，又遲早會產生暮歲將至的預感。他們置身於人生渦旋的中心點，環視四周，思前想後，不能不感慨萬千。
　　一年前，我與那位大學教師又有了一次遭遇。當時我正擔任上海市高等學校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中文學科組組長，與其他幾位教授一起成天審閱著各大學申報的中文學科正副教授的材料。在已經退休而想評一個教授資格的名單中，我突然看到了他的名字。從材料看，他雖然一直在大學任教，卻主要從事著中學語文教學的研究和輔導，編寫過的東西很多，質量也不低，但按上海市各大學晉陞正教授的標準，材料並不過硬，他沒有完整的學術著作，也沒有在某個領域處於國內領先、國際可比的地位。
　　很巧，幾天後，我在一個活動場所見到了他。是他先向我作自我介紹的，他知道我前些天在評職稱，但只隨口提了一句，沒有向我打聽什麼。我還能認出他來，他確實老了，體態沉重，白髮斑斑。他非常誠懇地告訴我，曾讀過我的哪些著作和文章。我很想告訴他，他還讀過我的另一篇文章，在30年之前。但我終於忍住了，我不敢向他表白，我曾是他最虔誠的崇拜者，他曾作過一次決定我終生的指點，那年我才14歲。
　　我怕什麼呢？此間複雜的心情也許只可意會。要是他並不是我走向社會的第一篇文章的評判者，而我也沒有在30年後反而成了他職稱的評判者，事情絕不會如此尷尬。我並不認為這種前後因緣能給我增添一點什麼色彩，因為我一直堅信人生並不是一場你勝我敗的角逐，而更像一場前赴後繼的荒野接力賽。誰跑得慢一點，誰跑得快一點，很可能是環境和氣候使然，要是我也像他一樣遇到那麼多風霜雨雪、陡坡泥潭，步子也許比他還慢。他指點過我，那麼，他的力就接在我的腳下了，這裡只有一種互溶關係，不存在超越和被超越。但是，這一切，他能理解么？如果他理解，他又能理解我能理解的么？當這些溝通尚未具備，我不能為了揭開這種30年前後的人生摺疊而引起老人心頭哪怕淡淡一絲的窘態。
　　你看，做一個中年人就是這樣麻煩，僅僅為了一篇早年的作文，剛剛還在設法如何不使湖北那位小姑娘受窘，轉眼又要把這個難題轉向一位老人。多少年後，當我也成了老人，那位湖北小姑娘會不會也來這樣慰撫我呢？到那時，我能不能感受到這種慰撫呢？
　　小事一樁，但細想之下，百味皆備，只能莫名地發一聲長長的感嘆，感嘆人生的溫馨和蒼涼，感嘆歲月的匆迫和綿長。
　　西方一位哲人說，只有飽經滄桑的老人才會領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樣一句話，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對此，我不能全然苟同。哲理產生在兩種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於中年。世上一切真正傑出的人生哲學家都是在中年完成他們的思想體系的。到了老年，人生的磁場已偏於一極、趨於單相中年人不見得都會把兩力交匯的困惑表達成哲理的外貌，但他們大多置身於哲理的磁場中。我想，我在30年前是體會不到多少人生的隱秘的，再過30年已在人生的邊沿徘徊，而邊沿畢竟只是邊沿。因此且不說其他，就對人生的體味論之，最有重量的是現在，是中年。為此，我為短文《三十年的重量》寫下這個續篇。

其一

　　很難相信一座如此繁華的城市會放逐出一塊如此原始的土地，讓它孤零零地呆在一邊。從新加坡東北角的海岬雇船渡海，過不久就能看到這個島。
　　船靠岸的地方有三兩間簡陋的店鋪，一間廢棄的小學。小學操場上壅塞著幾十輛破舊轎車，據說是由於年老從城市裡退休下來的，但因性能完好不忍毀棄，堆在這裡，誰想逛島駛一輛走就是。車蓋車身積滿了泥灰，看來並沒有多少人來麻煩它們。
　　往裡走，就是密密層層的蕉叢和椰林了。遍地滾滿了熟落的椰子，多得像河邊的鵝卵石。荒草迷離，泥淖處處，山坡上偶爾能見到一兩家人家，從山腳開始，一層柵欄，又一層柵欄，層層包圍上去，最終抵達房舍，房舍並不貼地而築，都高踞吊腳台上。背後屏擋著原始林，四周掩映著熱帶樹，煞似一座小小的城堡。沒見哪一座是開門的，也沒見哪一座閃現過一個人影，滿耳只是潮水般的鳥鳴。
　　這邊山崖上露出一角飛檐，似有一座小廟，趕緊找路，攀援而上。廟極小，縱橫三五步足矣，多年失修，香火卻依然旺盛。供品是幾枚染著艷色的米糕，一碟茶葉，一堆熱帶水果。另有一大疊問卜的籤條掛在牆上。直眼看去，彷彿到了中國內地的窮鄉僻壤，一樣的格局，一樣的寒傖，一樣的永恆。小廟供的是「大伯公」，一切闖南洋的中國漂泊者心中的土地神。家鄉的土地容不下他們了，他們踏上了搖擺不定的木船。但是，這群世世代代未曾離開過黃土地的軒轅氏後代怎麼也捨棄不了心中的土地神，捨棄了，整個兒生命都失去平衡。因此，這兒也是大伯公，那兒也是大伯公，大大小小的土地廟一路蓋過去，千萬裏海途蠕動著千萬里香火。就這麼一個彈丸小島，野林荒草間，竟也不聲不響地飄浮著一縷香火。這縷香火飄得有年頭了，神位前的石鼎刻於清朝道光年間。
　　離別了土地又供奉著土地，離別了家鄉又懷抱著家鄉，那麼，你們的離別又會包含著多少勇氣和無奈！在中國北方的一些山褶里有一些極端貧瘠的所在，連挑擔水都要走幾十里的來回，但那裡的人家竟世世代代不肯稍有搬遷——譬如，搬遷到他們挑水的河邊。他們是土地神的奴隸，每一個初生嬰兒的啼哭都宣告著永久性的空間定位。你們倒好，背著一個土地神滿世界走，哪兒有更好的水土就在哪兒安營紮寨。你們實在是同胞中的精明人，但你們又畢竟是屈原的後代，一步三回頭，滿目眷戀，把一篇《離騷》化作了綿遠不足的生命體驗。
　　其實，這個島的真正土地神不是大伯公，而是我去拜訪的老人。他叫林再有，80多歲，福建人。很年輕的時候就到了南洋，挑著一副擔子做貨郎。貨郎走百家，漂泊者們的需求最瞭然於心。
　　家家戶戶都痴痴地詢問著有沒有家鄉用慣了的那種貨品，林再有懂得這份心思，儘力一一採辦。天長日久，他的貨郎擔成了華人拴住家鄉生活方式的鎖鏈，而他的腳步，他的笑容，也成了天涯遊子的最大安慰。人們向他訴說苦惱，他也就學著一一排解，於是，家家的悲歡離合都與他有了牽連。
　　漂泊者中的絕大部分是獨身男子。在離開家鄉時，他們在父老兄弟面前發了誓，成了家的，則在妻兒跟前抹了淚，下決心不混出個人樣兒不回來。但是，他們之中能有幾個真正發達，可以衣錦還鄉或挾著一大筆盤纏把全家老小接來？當時的南洋，濕褥煙瘴，精壯男子一個個倒下了，沒有親人，沒有祠堂，沒有家族的墳山。一切還是請這位貨郎四方張羅吧，林再有不知掩埋過多少失敗者的遺恨，插立過多少寫不出準確姓名的木牌。每次做完這些事，他在第二天挑著貨郎擔挨家挨戶遊盪的時候，會給大家簡略通報死者的情況，發幾聲感嘆，算是作了一篇悼詞，一篇祭文。
　　就這樣，林先生一年年老去，在地方上的威信也越來越高。他沒有擔任過任何職位，沒有積聚多少錢財，也沒有做過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但每天，只要這位身材瘦小的老貨郎還在風雨驕陽中一搖一晃，這些村落也就安定了。
　　他的住所在全島離碼頭最遠的地方，一座高爽的兩層木樓，也有幾道柵欄圍著，卻又緊貼路邊。哪家發生了什麼事都來找他，他的家必須向大路敞開。柵欄門虛掩著，我輕輕推門時，老人正佝僂著身子在翻弄什麼。陪我去的陳小姐以前來過這裡，便大聲告訴他來了中國客人。
　　老人一聽，立即敏捷地跳將起來，伸著手朝我走來。他不是握手，而是捧著我的手輕輕撫摩著，口裡喃喃說著我不能完全聽懂的福建話。然後返身進屋，顫顛顛地端出一盤切開的月餅，又移過几案上原來就放著的一套喝功夫茶的茶具，開始細細篩茶。我猜想這些年來不大會有中國人像我這樣摸到這個小島上來逛，因此見多識廣的老人稍稍有點慌張。鐵觀音一杯杯篩下去，月餅一塊塊遞過來，一味笑著，也不問我的職業，以及為什麼到新加坡來。當我實在再也吃不下月餅時，他定睛打量我是不是客氣，然後說：「那好，就看看我的家。」
　　他先領我們朝檐廊東邊走去，突然停步，嘿嘿一笑。我抬頭四顧，竟然是幾十架巨大的鐵絲籠，裡邊鳥在飛翔，猴在攀援，蛇在蜿蜒，活生生一個動物園。我正待細細觀賞，他卻拉著我的手從邊門進入了屋內。屋內非常乾淨，一間間看去，直到廚房。廚房一角有一個碩大冰箱，大到近似一間房子，應該稱作冰庫才合適。老人見我注意到了大冰箱，非常滿意，便又請我上樓。樓梯很陡，樓上是他家卧室，更是一塵不染。朝南有一個木架陽台，站在那裡抬眼一望，可看到小半個濃綠叢叢的島嶼。我相信，清晨或傍晚時分，老人會站在這兒細細打量自己的「領地」，雖然削看熟了的地方，有時不免也會發幾聲感嘆。大大的中國不呆，漂洋過海找到這麼一個小島，在這裡度過一生，又在這裡埋葬。這是一個多麼酸楚又多麼浪漫的故事啊。老人忽然拍拍自己的頭，對我說：「你看，差點給忘了，我那兒還有房！」說著指了指東南方向的海灘。
　　當然還得跟他去。路不近，一路上遇到不少島民，大家都恭敬地立在一邊向老人問好。老人莊重地向他們點點頭，然後趨身過去輕輕說一句：「中國來的！」他是在向他們介紹我，我都聽到了。
　　終於到了海灘，那裡有一個不小的魚塘，魚塘靠海的一邊有一道堅固的閘門。到這裡才知道，這是老人近年來的生活來源。這個魚塘和閘門，可以在海潮漲落之間為老人提供為數可觀的海鮮，大部分出售，小部分自享，廚房裡的大冰庫該是天天常滿。問邊有一間小小的木屋，開門進去，見寬闊的床鋪，日常生活器具，乃至炊事設備，一應俱全。老人打開南富，赤道的長風鼓盪進來，涼爽極了。海天盡頭隱隱約約處，已是印度尼西亞。不難設想，老人是經常住在這裡等待潮漲潮落的，有時風雨太大，懶得回去了，就在這裡過夜。他已不必出海捕魚，只是守株待兔，開出一個小小的閘門靜等魚蝦自來。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老人太辛苦了，我們這個老人安詳得多，中國的血統給了他一種中庸委和的生態。
　　老人在小屋裡慢悠悠地對我說，現在他已不大到小屋來住了，小屋一直空著。如果我有心緒，有時間，要看點書或寫點什麼的，盡可以住到這間小屋裡來，與海作伴，伴海同眠，住上十天半月。
　　實在，這是一種天大的福分，要是我能夠。我一生做過許多有關居舍的夢，這間小屋，今後無疑會經常在我夢中徘徊。
　　等我們從海灘回到他的家，家門口卻等著兩個印度人。老人用英語與他們交談，才知他們是政府官員，前來考察這座島的開發問題了。是啊，剛才我還一直在驚訝寸金寶地的新加坡怎麼會讓這樣一個島嶼荒蕪著呢。新加坡政府做事乾脆利落，只要他們下決心開發，過不了一兩年，全島會徹底換個模樣。是成為一個國際俱樂部，一個度假別墅群，還是一個大企業的所在地，或者一個廢品處理所？這一切都不知道了，等考察之後看。這兩個官員不知從哪裡打聽到老人對這個島的重要性，專程尋來了解一些資料。
　　老人聽罷，手忙腳亂地在檐廊堆雜物的桌上翻找，好半天找出幾本皺巴巴的小簿子，紙張都已發黃了，遞給官員。他沒有請這兩位高個兒印度人坐，只是仰著頭給他們說著什麼，聲音輕輕的。我突然覺得有點不忍去聽，一種不可避免的事情就要發生了，一種綿長的生態就要結束了，兩個高高的印度人站在這個華族老貨郎、島的老領主面前，大大的文件夾攤開在手上，老人遞上去的黃紙小簿落在文件夾中，鐵絲籠里的動物沖著兩個膚色陌生的客人亂叫，這一切，老人都要承受了。
　　官員抄錄了一些什麼，很快就走了。我們也默默站起身，準備告辭。老人進屋換了件襯衫，說「我陪你們走」。我再三推阻，他全不理會，也不關門，已經走到了路上。
　　我不知道老人平時走路是不是這樣走的，一路行去，四處打量，仰頭看看樹頂，豎耳聽聽鳥鳴，稍稍給我指點一些什麼，有時又在自言自語。這神態，既像是一個領主巡行，又像是在給自己領地話別。
　　我按著他的指引、他的節奏走著，慢慢地，像是走了幾十年。貨郎擔的鈴聲，漂泊者的哭笑，拌和著一陣陣蕉風椰雨。老人走了一輩子，步態依然矯健，今天陪著我，一個不知任何詳情，只知是中國人的人，一起搖搖擺擺，走出一段歷史。說實話，我真想扶他一把，但他用不著。
　　走到碼頭了，老人並不領我到岸邊，而是拐進一條雜草繁密的小徑，說要讓我看一看「大伯公」。我說剛才已經看過，他說「你看到的一定是北坡那一尊，不一樣。」說著我們已鑽到一棵巨大無比的大樹蔭下，只見樹身有一人字形的裂口，構成一個尖頂的小門形狀，竟有級級石階通入，恍若跨入童話。石階頂端，供著一個小小的神像，銘文為「拿督大伯公」。老人告訴我，「拿督」是馬來語，意為「尊者」。從中國搬來的大伯公冠上了一個馬來尊號，也不要一座神廟，把一棵土生土長的原始巨樹當作了神廟，這實在太讓我驚奇了。老人說，當初中國人到了這兒，出海捕魚為生，命運凶吉難卜，開始懷疑北坡那尊純粹中國化的土地神大伯公是否能管轄得住馬來海域上的風波。於是他們明智地請出一尊「因地制宜」的大伯公，頭戴馬來名號，背靠紮根巨樹，完全轉換成一副土著模樣，從樹洞里張望著赤道海面上的華人檣帆。
　　老人很哲理地朝我笑笑，說：「入鄉隨俗，總得跟著變。」是啊，本來是捧著一尊傳統老神闖蕩世界，小心翼翼像捧著家譜，捧著根本，捧著一個到哪兒都散不了架的小天地。沒想到真的落腳一處，連老神在內，一切都得變。老人已經回身，招呼我去碼頭了。看著他的背影，我想，這位連英文也已熟習的「拿督大伯公」是會接受小島即將面臨的變化的，哪怕這個變化是那麼大，又發生在他晚年。他一生告別過太多的東西，最後靜靜地守著這座人丁稀少的島嶼。現在要他告別這種寧靜了，他的魚塘，他的海灘小屋，他的家庭動物園，也許都會失去。他會受得了的，作為漂泊者，他已習慣於告別。
　　那好，我也要與他告別了。船碼頭那三兩間店鋪有點熱鬧，原來已到了吃午飯的時分。老人真誠地邀我們在一家小吃店坐下，要請我們吃飯。店鋪里的人有點惶恐，好像總統突然宣布要在這裡舉辦國宴。老人大聲地對他們說：「這是中國客人！」眾人一律笑臉，唯唯稱諾。
　　我們婉謝了老人的好意，雇船解纜。半晌，老人還站在岸邊揮手。
　　　
其二

　　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一個鬧市區遊逛，朋友突然想要去銀行取款，我懶得陪他過馬路，就在這邊街口等。剛等一會兒就覺得無聊，開始打量起店鋪來了。身後正好是一家中藥店，才探頭，一股甘草、薄荷和其他種種藥材相交糅的香味撲鼻而來。
　　這是一種再親切不過的香味。在中國，不管你到了多麼僻遠的小鎮，總能找到一兩家小小的中藥店。都是這股氣味，一聞到就放心了，好像長途苦旅找到了一個健康保證，儘管並不去買什麼葯。這股氣味，把中國人的身體狀況、陰陽氣血，組織成一種共通的旋律，在天涯海角飄灑得悠悠揚揚。我覺得，沒有比站在中藥店裡更能自覺到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了。站在文物古董商店也會有這個感覺，但那太高雅，太脫離世俗。不像在中藥店，幾乎和一切中國人有關，而那股味道又是那樣真切，就像直接從無數同胞的身心中散發出來的，整個兒把你籠罩。
　　很想多聞一會兒，但新加坡商店的營業員都很殷勤，你剛有點駐足的意思他們就迎過來打招呼了，因此我得找一點什麼由頭。正好，藥店深處有一堵短牆，牆側放一張桌子，有一老人正坐在邊上翻書，他頭旁的牆上貼著字幅，說明他是「隨堂中醫」。這種在一家藥店擺張桌子行醫的醫生，過去中國也很多，後來不知怎麼取消了。我想，如果有重病，當然還是到醫院去妥當，但大數的小毛小病請這種隨堂醫生看看倒是十分方便的，犯不著堂而皇之地到大醫院去掛號、預檢、排隊、問診、配藥、付款，一關一關走得人真地生起病來。我在這位老醫生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用輕鬆的口氣說：「醫生，我沒什麼病，只是才來南洋幾個月，總覺得有點內熱。」
　　這是真的，我所說的「熱」不是西醫里的fever，體溫很正常，根本沒有發燒。如果說給西醫聽，多半會被趕出來，只能說給中醫聽，他們才懂。這位老中醫會怎麼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讓他按脈，並且張開嘴讓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點熱。」他說。於是開藥方，他用握毛筆的手法握著鋼筆直行書寫，故意在撤捺之間發揮一下，七分認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紀的中醫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時候，你的目光應該既讚歎又佩服地看著他的那枝筆，這比說任何感謝的話都強。
　　正事很快辦完了，我拿起藥方要去取葯，老醫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說：「不忙，過會兒我去取。先生從國內來？府上在哪裡？」這裡年老的華人不習慣說「從中國來」，而是說「從國內來」，光這麼一個說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會兒了。他顯然也是想與我聊一會兒。我轉頭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東張西望找我，趕緊出去說明情況。朋友說：「那你們就好好談一會兒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級市場買點東西。」
　　老醫生是客家人，年輕時離開中國大陸，曾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行醫，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時東問西闖不在乎，年紀一過50就沒完沒了地想起老家來。」他說，「變成一個長長的夢，越做越離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這時候，要是不回去，就會變成一種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緊張。那些天也不行醫了，成天扳著手指回憶村子里有哪些人家，那麼多年沒回去，禮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國人嘛，一村就像一個大家。」
　　「我就這樣肩扛、手提、背馱，拖拖拉拉地帶著一大批禮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國海關遇到了麻煩，因為太像一個走私犯了。我與幾個年輕的海關人員說了半天，說我不是走私犯，而是聖誕老人，分發禮物去了。海關人員愕愕地看著我。」
　　「我又說，其實這些禮物送給誰，我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我還能認識幾個？你們收下也可以，我的心盡了。我說的是真話，但海關人員以為我在諷刺他們，非常生氣。」
　　「我知道我錯了。他們這麼年輕，哪會理解老華僑瘋瘋癲癲的一片痴心？最後我只得與他們商量，有沒有年老的負責人出來與我談一談。他們真的找來一位，沒談幾句，全都理解了。很快辦了手續，放了我這位聖誕老人。」
　　「接著是一路轉車換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裡。奇怪的是，那些老鄉不知怎麼回事，拿了禮物掂量著，連聲謝謝也不太願意說，我腆著臉想與他們敘家常，卻總也敘不起來。」
　　「屋后那座山，應該是翠綠的，卻找不到幾棵像樣的樹了。我左看右看，有點疑惑，也許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反正幾十年翠綠色的夢褪了顏色了，我該回來了。」
　　「但回來剛安定下幾個月，又想念了。夢還在做，變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牽腸掛肚。於是再籌劃回去一次。不瞞你說，這些年來，我一共已經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點懊喪，回來后很快又想念，顛來倒去，著了魔一般。」
　　「從去年開始，我與此地幾個同鄉華僑商議，籌款為家鄉辦一所小學。到今年已籌到20萬，上個月我又回去了，與地方上談辦小學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歡多談校舍設計和教師聘用，喜歡談錢。」
　　「現在我的氣又消了。錢不夠就再多籌一點吧，只要小學能辦起來。」
　　老醫生就這樣緩緩地給我說著。他抱歉地解釋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說這樣的話。說給兒孫們聽吧，兒孫們譏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單相思；說給這兒的同鄉華僑聽吧，又怕籌不到款，他只能在籌款對象面前拚命說家鄉可愛。他把許多話留在嘴裡，留得難受了，就吐給了我，一個素昧平生卻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國人。除了感動得有點慌亂的目光，我不知道該怎麼來安慰他，哪怕是幾句比較得體的話。
　　老醫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學生的課桌那麼大，這是自然的，藥店本身就不大，勻不出那麼多地方給隨堂醫生。桌上放著幾本早就翻舊了的中醫書籍。他與我講話時不斷請我原諒，說佔了我的時間。最後在要不要付醫藥費的問題上又與我爭執起來。我懇求他按照正常計價收取醫藥費，他終於算出來了，一共8元。報了這個低廉的數字，他還連聲說著「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個小時，沒見另外有人來找他看病，可見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為我是華僑富商，哪兒啊。你看我這，打腫臉充胖子罷了。」他的語氣帶著靦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沒有成為百萬富翁。
　　　
其三

　　本地的報紙陸續刊登了我講學的一些報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闆來找我。帶來的話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紙，每頁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這種稿紙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幾刀給我，順便見個面。
　　這是好愉快的由頭啊，我當然一口答應。他70多歲，姓沈，半個世紀前的法國博士。在新加坡，許多已經載入史冊的國內國際大事他都親身參與，與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過從關係。在中國，他有過兩個好友，一個吳晗，一個華羅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資歷深，聲望高，在我見他那天，古董店老闆告訴我，陪著我想趁機見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個。其中一個是當地戲劇界的前輩，廣受人們尊敬，年歲也近花甲，但一見他卻恭敬地彎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讀您的文章；30年前，我來報考過您主持的報社，沒有被您錄取……」
　　沈老從古董店那張清代的紅木凳上站起身來，遞給我那幾刀大號直行稿紙，紙頁上已有不少黃棕色的跡斑。稿紙下面，是一本美國雜誌Newsweek，他翻到一頁，那裡介紹著一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說，這是他的同學、朋友，今年該是78歲了。我一眼看去，哲學家的照相邊上印著一段語錄，粗划黑體，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long　ago.
　　沈老說，這本雜誌是最新一期，昨天剛剛送到，不是因為有這篇介紹才特意保存的。「一輩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時間又長，隨手翻開報刊雜誌都能發現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遊盪飄零的人，離開了祖國，熬不過異國他鄉的寂寞，在咖啡館蹲蹲，在河邊逛逛，到街心花園發發獃，互相見了，眼睛一對就知道是自己的同類，那份神情，怎麼也逃不過。不管他是哪個國家來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一起上酒吧，一起嘆氣說瘋話，最後又彼此留地址，一來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別的地方遊盪去了，很難繼續聯繫，只剩下記憶。但這種記憶怎麼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麼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這個Cioran，幾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樣子了，我一眼就認了出來。」
　　顯然這是確實的。Newsweek編輯部說Cioran原是羅馬尼亞人，1937年他26歲時才到巴黎，一個典型的漂泊者。現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經成了世界上讀者最多的哲學家之一，一接受採訪開口還是談他的故鄉羅馬尼亞，他說由於歷史遭遇，羅馬尼亞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懷疑主義者。可以設想，在巴黎的酒店裡，年輕的Cioran和年輕的沈博士相遇時話是不會少的，更何況那時中國和羅馬尼亞同時陷於東西方法西斯鐵蹄之下。
　　我們一夥，由古董店老闆作東，在一家很不錯的西菜館吃了午餐。餐罷，談興猶濃，沈博士提議，到一家「最純正的倫敦風味」的咖啡座繼續暢談。
　　新加坡幾乎擁有世界各地所有種類的飲食小吃，現在各店家之間所競爭的就是風味的純正地道與否了。要精細地辨別某地風味，只有長居該地的人才有資格。沈博士在這方面無疑享有廣泛和充分的發言權。他領著我們，一會兒過街，一會兒上樓，一會兒乘電梯，七轉八彎，朝他判定的倫敦風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點，說這家日本餐館氣氛對路，那家義大利點心徒有其名。這麼大年紀了，步履依然輕健，上下樓梯時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麼似地讓開了，於是他真的躲開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間一路逍遙。終於到了一個地方，全是歐美人坐著，只有我們一群華人進去，佔據一角。
　　「完全像在倫敦。你們坐著，我來張羅。」沈博士說：「別要中國茶，這兒不會有。這兒講究的是印度大吉嶺茶，一叫『大吉嶺』，侍者就會對你另眼看待，因為這是一種等級，一種品格，比叫咖啡神氣多了。茶點自己去取，隨意，做法上也完全是倫敦。」
　　當「大吉嶺」、咖啡、茶點擺齊，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勢，看來要談一個下午，就像當年在巴黎，面對著Cioran他們。他發現我對漂泊世界的華人有興趣，就隨手拈來講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認識一個同胞，他別的事情都不幹，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沒有其他生活來源，只有讀博士才能領到獎學金，就一個博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地拿下去。當我離開巴黎時，他已經拿到8個博士學位，年歲也已不小。後來，他也不是為生計了，這麼多學位戴在頭上，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他已經把這件事情當作一種遊戲，憋著一口氣讓歐洲人瞧瞧，一個中國人究竟能拿到幾個博士！也許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過特殊刺激，那在當時是經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沒有問過他。見面只問：這次第幾個了？」
　　「他是一個真正的、無可救藥的酒鬼。只要找到我，總是討酒喝。喝個爛醉，昏睡幾天，醒來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纜繩，抓不到就成了無頭蒼蠅，他把一大串學位拿酒拌一拌，當作了纜繩。我離開巴黎后就沒聽到過他的消息，要是還活著，準保還在考。」
　　我忙問沈老，這個酒鬼的8個博士學位，都是一些什麼專業？沈老說，專業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學、哲學、宗教，也有數學、工程、化學，記不太清了。這麼說來，他其實是在人類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兒也不想駐足，像穿了那雙紅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會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樣缺少文化，那樣缺少專家，但他卻睹氣似地把一大群專家、一大堆文化集於一身，然後頹然醉倒。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永不起運的知識酒窖，沒準會在最醇濃的時候崩坍。
　　他肯定已經崩坍，帶著一身足以驗證中國人智慧水平的榮耀。但是，不要說祖國，連他的好朋友也沒有接到噩耗。
　　「還有一位中國留學生更怪誕，」沈老說：「大學畢業后沒找到職業，就在巴黎下層社會瞎混，三教九流都認識，連下等妓院的情況都了如指掌。不知怎麼一來，他成了妓院區小教堂的牧師，成天拯救著巴黎煙花女和嫖客們的靈魂。我去看過他的佈道，那情景十分有趣，從他喉嚨里發出的帶有明顯中國口音的法語，竟顯得那樣神秘；我們幾個朋友，則從這種聲音里聽出了潦倒。」
　　「虧他也做了好幾年，我們原先都以為他最多做一二年罷了。不做之後，他開始流浪，朝著東方，朝著亞洲，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逛過來。逼近中國了，卻先在外圍轉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貢，在街上被一輛汽車截住，汽車裡走出了吳庭艷，他在巴黎時的老熟人。吳庭艷那時正當政，要他幫忙，想來想去，他當過牧師，就在西貢一所大學里當了哲學系主任。據說還當得十分稱職，一時有口皆碑，儼然成了東南亞一大碩儒。後來越南政局變化，他不知到哪裡去了……」
　　我想，這個人的精神經歷，簡直可以和浮士德對話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許會超過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學位的人。如果以這樣的人物作為原型寫小說，該會出現何等的氣魄！中國近代的悲劇性主題，大半彙集在陳舊國門的隆隆開啟之中。一代文人把整個民族幾個世紀來的屈辱和萎靡，馱著背著，行走在西方鬧市間，走出一條勉強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現代喧囂和故家故國構成兩種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著他們，拉得他們腳步踉蹌，心神不定。時間一久，也就變得怪異。
　　這麼想著，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還是一徑慢悠悠地講著，也不迴避自己。他自己的經歷由於常與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牽涉在一起，難於在這裡複述，我只能一味建議：「沈老，寫回憶錄吧，你不寫，實在太浪費了。」
　　沈老笑著說：「為什麼我家藏有那麼多稿紙？還不是為了寫回憶錄！但是我寫過的幾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紙送人。」
　　我問他撕掉的原因，他說：「我也說不清，好像是找不準方位。寫著寫著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麼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一位政府首長要我尋找中國大使，我找了幾次都錯了，亞洲國家的人都長得很像，最後我憑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這樣寫本來也不錯，但是寫到最後出問題的是敘述主體。我是誰？算是什麼人？在找什麼？……我回答不了這些問題，越寫越不順，把已經寫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幾次。」
　　我問沈老，什麼時候會回中國大陸看看？他說，「心裡有點怕，倒也不怕別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疊疊的稿紙一樣，見到什麼和感到什麼，都要找方位，心裡毛毛亂亂的。何況老朋友都不在了，許多事情和景物都變了，像我這樣年紀，經不大起了。」
　　「但我最後一定會去一次的。最後，當醫生告訴我必須回去一次的時候。」他達觀地笑了。
　　在等待這最後一次的過程中，老人還會不會又一次來了興緻，重新動手寫回憶錄？我默默祝祈這種可能的出現。但是，他會再一次停筆、再一次撕掉嗎？
　　他畢竟已經把一疊稿紙送給了我。稿紙上，除了那一點點蒼老的跡斑，只是一片空白。

語言有一個底座。說一種語言的人屬於一個（或幾個）種族，屬於身體上某些特徵與別人不同的一個群。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脫離那種代代相傳地決定著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信仰總體。
　　語言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龐大最廣博的藝術，是世世代代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無名氏的作品，像山嶽一樣偉大。
　　　　　　　　　　　　　　　　 ——Edward　Sapir：《語言論》

　　　
其一

　　說得真好，語言像山嶽一樣偉大。不管哪一種，堆壘到20世紀，都成了山。華語無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綿的歷史那麼長，用著它的人數那麼多，特別有資格接受E．Sapir給予的「龐大」、「廣博」這類字眼。一度與它一起稱雄於世的其他古代語言大多已經風化、干縮，唯有它，竟歷久不衰，陪伴著這顆星球上最擁擠的人種，跌跌撞撞地存活到今天。就是這種聲音，就是這種語彙，就是這種腔調，從原始巫覡口中唱出來，從孔子莊子那裡說下來，從李白杜甫蘇東坡嘴裡哼出來，響起在塞北沙場，響起在江湖草澤，幾千年改朝換代未曾改掉它，《二十五史》中的全部吆喝、呻吟、密謀、死誓、乞求都用著它，借大一個版圖間星星點點的茅舍棚寮里全是它，這麼一座語言山，還不大么？
　　但是，山一大又容易讓人迷失在裡邊。蘇東坡早就寫好一首哲理詩放著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終身沉埋在華語圈域中的人很難辨識華語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須走到它的邊沿，進出一下山門。
　　我揣想最早進出山門的比較語言學家是絲綢之路上的客商。聽到迎面而來的駝鈴，首先要做的是語言上的判斷。那時唐朝強盛，華語走紅，種種交往中主要是異邦人學華語。這就像兩種溶液相遇，低濃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濃度溶液的滲透。儘管當時作為國際都市的長安城大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國僑民、外籍居民及其後裔，華語反而因他們的存在而顯得更其驕傲。請讀這一闋詞：
　　
　　「雲帶雨，浪迎風，釣翁回掉碧灣中。春酒香熟妒魚美。誰同醉？纜卻扁舟蓬底睡。」

　　這竟然出自一個沿著「絲綢之路」而來的波斯商人後代的手筆！他叫李殉，在唐代詩歌領域已佔有一席之地。就從這幾句便足可看出，華語，連帶著它背後的整個華夏文化人格，曾經被一個異邦人收納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語言優勢與心理優勢互為表裡，使得唐代的中國人變得非常大度。瀟瀟灑灑地請一位波斯大酋長代表中國出使東羅馬，請一位日本人擔任唐朝國家圖書館館長（秘書監），科舉考試也允許外國留學生參加，考上了稱作「賓貢進土」，也能在朝廷擔任官職。這些外國人當然都講華語，都在一種無形強磁波的統攝下，不必深加防範的。在這種情況下，華語對於別種語言，不太平等。
　　抱著極平等的心態深入往返於兩種語言文化間的，或許應首推玄奘。他如此艱辛地走啊走，為的是走出實在太遼闊也太強大的華語文化圈。但是，無論是他的出去還是回來，他對華語文化和梵文文化完全不存一丁點兒厚此薄彼的傾向，在他的腳下和筆下，兩種語言文化只有互補性的發現，還不構成爭勝式的對峙。於是，一些極為溫煦的場景出現了：並不太信仰佛教的唐太宗愉快地召見了這位遠遊歸來已經多年沒說華語的大師，還親賜一篇《聖教序》來裝點玄奘帶回來的一大堆梵文經典。這位很有文化見識的皇帝特地請人用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字拼集出這篇《聖教序》，讓華語文化更增添一層形式美去與域外文化聯姻。從此，玄奘安靜地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譯場，天天推敲著兩種語言間的宗教性轉換。在他身後，九州大地佛號聲、誦經聲此起彼伏，無數目不識丁的中國老太太的癟嘴中，傾吐出一種鑲嵌著不少梵文辭彙的華語方式，並且代代相傳，他無意中實現了對華語文化吞吐能力的一次測試和開拓。
　　到得明清時期，華語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往就再也不會出現玄類那樣的安詳氣韻了。不管是歐洲傳教士的紛至沓來還是中國文人的廁身洋務，心情都有點怪異，敏感、窺測、自尊、嘆息，拌和成一團驅之不散的煙霧，飄浮在兩種語言的交接間。這全然不是個人的事，歐洲文明的崛起使曾經極為脆響的華語稍稍變得有點囁嚅。另一種不太平等的態勢出現了，而且越到近代越甚，在國內國外有些地方，華語簡直有點「虎落平陽」的景況了。
　　一個蒼老而疲憊的母親常常更讓兒女們眷戀，於是，就從華語在國際交往中逐漸不大景氣的時候開始，在中國的文化漂流者心中，一種「戀母情結」產生了。當然並不能與Oedinus　Corn　plex（俄狄浦斯情結）完全等同，但那種隱潛，那種焦慮，那種捧之棄之，遠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種有時自慚形穢、有時又恨不得與人廝殺一場的極端性搖擺，還是頗得「情結」三昧的。
　　這些年在華語圈邊沿上晃蕩進出的人數之多，可能已達到歷史之最。青年知識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會外語的，這實在是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走向未來的吉兆，一點也不應該抱怨。從趨向看，進出華語圈的人還會多起來。幾乎所有大城市裡的父母親，都在關注著子女們的外語成績。至於華語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關心的重點。前不久聽一位中年學者演講，他講到自己曾默默與一個外國同行作過對比，覺得除了英語，其他都可超過。「我英語不如他，但他華語不如我呀，扯平了！」學者說到這裡引得全場鬨笑。大夥不能不笑，他們似乎已經不習慣把華語放在與英語平等的地位上。據說產生笑的機制之一是把兩個完全沒有可比性的東西比到了一起。釀發出一種出人意料的不諧調感。難道，華語在世界語言叢林中真已變成了這樣的角色？笑容只能在臉上凝凍，心底捲來綿長的感嘆。
　　　
其二

　　黃皮膚，黑眼睛，整個神貌是道地的華人，一位同樣是華人的記者在採訪他，兩人說的是英語，這在南洋各國都不奇怪。
　　採訪結束了，記者說：「您知道我們是華文報，因此要請教您的華文名字，以便刊登。」
　　「我沒有華文名字。」他回答得很乾脆。
　　記者有點犯難：把一個寫明是華人的採訪對象稱作傑克遜或麥克斯韋爾之類，畢竟有點下不了手。採訪對象看出了記者的顧慮，寬慰地說：「那你就隨便給我寫一個吧！」
　　這種經常發生的對話是如此平靜，但實在足以震得近在咫尺的土地神廟、宗鄉會館柱傾梁塌。時間並不遙遠，那些從福建、廣東等地漂流來的中國人登陸了，在家鄉，隔一道山就變一種口音，到了南洋，與馬來人、印度人、歐洲人一羼雜，某種自衛意識和凝聚意識漸漸上升，這種自衛的凝聚是一種多層構建，最大一個圈圈出了全體華人，然後是省份、縣邑、宗族、姓氏，一層層分解，每一層都與語言口音有關。不知經過多少次災禍、爭鬥，各種地域性、宗教性的會館競相設立，而最穩定、最牢靠的「會館」，卻屹立在人們的口舌之間。一開口就知道你是哪兒人，除了很少的例外，多數難於逃遁。
　　怎麼也沒有想到會渦捲起一種莫名的魔力，在短短數十年間把那一圈圈、一層層的自衛、凝聚構建一古腦兒軟化了，把那一些由故鄉的山樑承載的、由破舊的木船裝來的華語，留給已經不大出門的爺爺奶奶，留給宗鄉會館的看門老漢，而他們的後代已經拗口。用英語才順溜，儘管這種英語帶著明顯的南洋腔調，卻也能抹去與故鄉有關的種種分野，抹去家族的顛沛、時間的辛酸，就像從一條渾濁的歷史河道上潛泳過來，終於爬上了一塊白沙灘，聳身一抖，抖去了渾身渾濁的水滴，鬆鬆爽爽地走向了現代。不知抖到第幾次，才抖掉了華語，然後再一用力，抖掉了姓氏，只好讓宗鄉會館門庭冷落了，白沙灘上走著的正是黃皮膚黑眼珠的傑克遜和麥克斯韋爾。
　　在這一個過程中，我所關注的理論問題是，一個群體從學習外語到不講母語需要經歷多大的心理轉換，大概需要多長的時間，再進一步，從不講母語到遺落家族姓氏又需要經歷多大的心理轉換，還需要多長的時間。當然，更迫切的問題還在於，這一切是不是必然的，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不管怎麼說，我已看到了大量不爭的事實：語言的轉換很快就造就了一批斬斷根脈的「抽象人」。
　　新加坡實踐話劇團演過一個有趣的話劇《尋找小貓的媽媽》，引起很大的社會轟動。這個話劇，確實是以「話」作為出發點的。一個三代同處的家庭，第一代講的是福建方言，第二代講的是規範華語，第三代只懂英語，因此，每兩代之間的溝通都需要翻譯，而每一次翻譯都是一次語義和情感上的重大剝落。如果是科學論文、官樣文章，可能還比較經得起一次次的翻譯轉換，越是關乎世俗人情、家庭倫理的日常口語，越是無奈。結果，觀眾們看到的是，就在一個屋頂之下，就在一個血統之內，語言，僅僅是因為語言，人與人的隔閡是那樣難於逾越。小小的家庭變得山高水遠，觀眾在捧腹大笑中擦起了眼淚。
　　無數家庭都在經歷著的這類文化悲劇，人們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避開的。恨恨地罵幾句「數典忘祖」；完全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就拿新加坡來說，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這個以華人為主的年輕國家快速推入現代國際市場，就必然要強悍地改換一套思維方式和節奏方式，那麼，沒有比改換一種語言氛圍更能透徹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的了，因為語言連帶著一個整體性的文化——心理基座，把基座「移植」過來，其他一切也就可以順水推舟了。當然也可以不這樣做，但這樣做的效果卻顯而易見。整個國家是這樣，每個家庭也是這樣。年幼的孩子如果學好英語，中學畢業后可以直接投考歐美各國的名牌大學，即使不讀大學也能比較順利地進入這個國際商市的大多數公司企業。至少在目前，華語水平確實不是新加坡青年謀職的必需條件，而要學好華語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卻遠超英語。在中國大陸通過很自然的方式已經學好了華語的中國青年也許不會痛切地感到學習華語之難，而在新加坡，竟有華人小孩因華語課太難而準備自殺，使得父母不得不搬家到澳洲或別的用不著學華語的地方。是的，華語牽連著遠祖的精魂，牽連著五千年的文明，他們都知道；但門外的人生競爭是那麼激烈，哪一位家長都不太願意讓孩子花費幾十年去死啃一種極其艱難又不太有用的語言。儘管年邁的祖父還在一旁不滿地嘀咕，儘管客廳的牆上還掛著中國書法，父母代孩子填下了學英語的志願，把華語的課目輕輕劃去。血緣原則、情感原則、文化原則暫時讓位給了開放原則、實用原則、經濟原則。誰也無法簡單地判斷怎麼是對，怎麼是錯，這裡赫然橫亘著一個無可奈何。
　　我認識一位流浪過大半個中國的華僑著名髮型師，他對華人黑髮造型有精湛的研究。求他做頭髮造型的華族小組絡繹不絕，但不少小姐總是把母親也帶到美髮廳里來，原因只在於，這位髮型師有一個怪脾氣，為華人黑髮造型時他只說華語，小姐們的母親是來充當翻譯的。年老的髮型師力圖營造一個發色和語言協調的小天地，保存一點種族性的和諧，但他實際上並沒有成功。中國人的頭髮幾萬幾千年一直黑下來，黑過光榮，黑過恥辱，將來還會一直黑下去，但語言卻並不是這樣固執。或許最終還是固執的，但現在卻已不易構成與中國人的生理特徵一樣穩定的審美造型。對此，髮型師是痛苦的，小姐們是痛舌的，母親們也是痛苦的，這是一種不願反悔、更不願譴責的痛苦，一種心甘情願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
　　這種痛苦早就有過，而且都已老化為沉默。我想「牛車水」這個地名就是這樣的沉默物。三個字本身就是一種倔強的語言硬塊，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現代鬧市間。據說新加坡開發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華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盤車從井裡打水，然後又驅趕著牛車到各地賣水。每天清晨，這座四面環海卻又十分乾渴的城市醒來了，來自各國的漂泊者們都豎起耳朵期待著一種聲音。木輪牛車緩緩地碾在街石上，終於傳來一個極其珍貴的字眼：
　　水……！
　　當然是華語，那麼婉轉，那麼回蕩，那麼自豪和驕傲！一聲聲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潤。
　　如今，牛車水一帶街道的舊屋門口，有時還能看到一些閑坐著的古稀老人。也許他們呵出過太多的水氣，乾癟了，只剩下滿臉溝壑般的皺紋。眼前，是他們呵出的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但在這座城市間，他們已成了陌生人。
　　看著他們木然的神情，我總會去思考有關漂泊的最悲論的含義，出發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航程會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帶到哪裡。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華人漂泊者啟程遠航，歡快的祝願和告別中仍然裹卷著這種悲槍的意緒。
　　　
其三

　　英語里的billionaire翻譯成華語成了「億萬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報中有「富婆」的字眼，我當然不會用在她頭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華語還沒有來得及為各種巨富調理好足夠的辭彙，我們不正在評說華語嗎，這是華語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華飯店的「李白廳」里請我吃飯。在李白的名字下請中國文人顯然是合適的，但為什麼要請我呢？我想主要是因為我從上海來。
　　在新加坡要找一個上海人，遠比紐約、舊金山、東京困難。好像華僑也有個分工，南洋顯然是被福建、廣東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擠在這裡顯得無趣，跑到別處去了。結果，一個上海人要在這裡聽幾句道地的上海話成了一種奢侈的願望。我在這裡遇到過幾次沒有前因後果的聚會，參加者就是幾個偶爾相識的上海人。名字還沒有一一搞清呢，卻來邀請吃飯了，主茶是「腌篤鮮」、熗蟹什麼的，當然要去。有次我請當地一位演員駕車載我赴約，為了不使這位演員受冷落，預先在電話里講明「不全講上海話」。結果是，一進門大夥就忘情，弄得演員在飯桌一隅呵欠連連、昏昏欲睡。
　　我進李白廳時，她已坐在那裡，整個大廳就她一個顧客，一群女招待顯然都認識她，極其恭敬地站在一邊看著她，注意她有什麼最細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類，陪她等。我風風火火闖進去，她的上海話就劈頭蓋腦地過來了，講得十分流利和純正。華語的龐大家族中有許多分支是很難學道地的，上海話就是其中的一種。一開口就聽出來，半點馬虎不過去，說了兩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緣分。
　　話題一展開，她的上海話漸漸有點不夠用了，她離開上海已經整整半個世紀，而現今的談話，多數辭彙都是這半個世紀來新冒出來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話該怎麼說。她開始動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話」，還是不解決問題，最後只好在一切名詞概念上統統用她最純熟的語言——英語來表達了。
　　突然，奇迹一般地，她嘴裡又冒出來一大堆湖南話。原來她原籍並非上海，而是湖南，父親是長沙郊區一個菜農的兒子，靠刻苦讀書考上了官費留學，學成回國成了上海一個著名的工程師，但還是滿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長大，讀中學時，在魯迅小說中了解了中國農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親的湖南話，希圖從中找到一點祖父的面影。結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長沙，滿口長沙話把湘江賓館的服務員小姐嚇了一跳。
　　語言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有時簡直成了一種符咒，只要輕輕吐出，就能托起一個湮沒的天地，開啟一道生命的閘門。我知道，這位多少年來一直沉溺於英語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說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機會是極少極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節奏，卻像隱潛在血管中的密碼，始終未曾消失。她曾經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綳得很緊，但是，不管在什麼地方，當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靜處，喚回自我的時候，湖南話和上海話的潛流就會悄悄泛起，然後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幾乎半個世紀沒有真正說過的湖南話和上海話依然如此純正。「年紀大了就喜歡回首往事，哪怕在夢中。」她說：「做夢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講著不同的方言語音。」
　　她年輕時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橋。斜橋地區我很熟悉，根據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條街一條街地在腦子裡爬梳過去，想找到一幢帶花園的影影綽綽的樓，找不到。她不記得路名，不記得門牌，記得也沒有用，50年間，什麼沒變？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話，留在嘴邊。
　　她說，她明天去泰國，那兒他們家正在籌建一座餐廳。「李白廳」的名字已被這兒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國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廳」。可是，這個名稱用湖南話一說就成了「豆腐廳」。「豆腐雖然我也愛吃，卻不能這麼去糟蹋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詩人。」因此直到今天，她還在為餐廳的名字苦惱著。
　　她從泰國回來，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請的還有參加當時正巧召開著的世界華文教育會議的好幾位其他國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適華貴可以想象，印度門衛，馬來西亞僕人，菲律賓女傭，忙忙碌碌地圍著幾個客人轉。客人與主人一樣，是華人，講華語。今天晚上在這個院子里，華語就像在唐代一樣神氣。
　　客廳里擠擠地擺設著世界各地的工藝品，而兜門正牆上卻懇掛著一幅垂地長軸，上面以楷書抄錄著孟郊的《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這些毛筆字寫得生硬、稚拙，但又顯得極其認真。這是女主人的女兒寫給媽媽的，女兒從小受英語教育，是一位造詣和名聲都很高的英語作家，曾榮獲過聯合國主辦的英語小說大獎。這麼一位女才子，不知怎麼一來，竟捏著一枝毛筆練起中國字來，一定是練了好久才寫得下這一幅字的；至於孟郊那首詩，要由這樣一位立足英語背景的作家來找到、讀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費好些時日的。但她畢竟寫出來了，亮堂堂地掛在這兒，就像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揣摩了好久家鄉口音只為了深情地叫一聲「娘！」這當然是對著她的母親，但不期然地，也同時表現出了對母語的恭敬。她把這兩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對精通英語的母親，她也必須用華語來表示感謝。我們不妨順著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華語也一併看作是「慈母」，那麼，從她手中拉牽出來的線真是好長好遠，細密地綰接著無數海外遊子的身心。事實上，這條線已成了種族繁衍的纜索，歷史匍匐的纖維。
　　　
其四

　　我聽很有特點的馬來西亞華語，是在一個不到20歲的小夥子口中。他叫K．L．、華裔，馬來西亞怡保市人，剛從中學畢業。瘦瘦的，靜靜的，眼睛清徹透明，整天埋頭幹活，一抬頭，見有人在看他，立即臉紅。這是華人傳統觀念中最老實本份的「乖孩子」，可是無論在大陸，在台灣，在香港，乃至在新加坡，都不很容易找到了，冷不丁從馬來西亞走出來一個，我十分驚奇。
　　KL．曾與我在同一幢樓里相鄰而居。當時他正在為實踐話劇團的一次演出幫忙，每天搞得很晚回來。半夜，這個高級住宅區闃寂無聲，突然每個院子門口的狗都叫了起來，我知道，那是他回來了。他進門要開好幾道門：花園的鐵門，樓房的柵欄門，屋子的木門，以及他的房門，但他竟然可以不發出任何一點聲音，為的是怕驚動我。有幾次我簡直懷疑起剛才狗叫的準確性，推開房門探頭一看，他的房門底沿下已露出一線燈光。第二天，等我起床漱洗，他卻早已出門，證據是：大門口報箱里的兩大疊中、英文早報，已經取來整整齊齊放在會客室的茶几上。
　　我奇怪了，晚回來是因為演出，但那麼早出門又是為了什麼呢？
　　終於有一天，他沒出門，對我說，明天就要回馬來西亞，今天整理行李。他的行李全是書，層層疊疊堆在桌上、椅上、床上，絕大部分是華文藝術書籍。我知道，要在新加坡收集這麼多華文藝術書籍是極不容易的，原來他每天一早出門是在忙這個。
　　他告訴我，他在馬來西亞讀中學時愛上了中國的文學藝術，但靠著這種愛是無法在今日南洋立足謀生的，因此父母親要他到日本去讀大學。父母親是城市平民，經濟不寬裕，他只得先到新加坡打工，籌措留學經費。但一到新加坡，就像鬼使神差一般，他不能不欺騙父母和自己了。他什麼賺錢的工作也不找，專奔新加坡唯一的專業華語劇團來，十分投入地參與他們的各種藝術活動，得到一點報酬就買華文書。有中國大陸或台灣來的華語演出和電影，再貴也咬咬牙買票看。現在他的居留期已滿，不能不回去了，明天，父母親一定會問他去日本的經費的，他會如何回答呢？他本來想，沒賺下錢，至少買一身像樣的衣服回去讓父母眼睛一亮，但一猶豫，衣服又變成了兩本華文書，他隨身的衣物放進一個小小的塑料食品袋裡就可帶走。鞋破了，趿著拖鞋回去。
　　臨別，他細細地關照我，菜場在哪裡，該坐什麼車，哪家的狗最凶，最近的郵箱在何處。我只是一味地問他回去后如何向父母親交待，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用使我驚異的老成語調向我引述一位行將退休的新加坡政治家的話。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100年後，朝鮮還將是朝鮮，日本還將是日本，越南還將是越南，但新加坡會怎麼樣，卻很難想象，因為我們最注重的是英語，但我們的英語講得再好，英國人、美國人也不會承認和接納我們。要維繫住一個國家的本體面貌，不能不重新喚醒溶解在我們血脈中的母語文化。
　　是的，我記起來了，幾天前我在電視屏幕前聽過這位政治家用緩慢的華語發表提倡華語的講話。嫻熟地講了一輩子英語的他，在晚年已不止一次地提倡過華語，銀髮蒼然，目光誠懇，讓人感動。
　　但是，K．L．不一會兒又憂鬱起來，他深知他的父母能理解這位政治家的話，但為了兒子的現實生計，還是會要求他去日本讀大學的。何況，他們家不在新加坡，是在馬來西亞。
　　背著一大堆華文書，背著一個不知來自何處的眷戀，他回國了。他肯定會去日本或其他國家的，但華文書太重，他走得很慢。他還不習慣出遠門，不會打行李包，稀稀拉拉地幾乎是抱著華文書走的。他回過頭來向我招手，但不願大聲地說什麼，因為他對我說過，他的華語有很重的馬來腔，怕別人笑話。然而他不怕別人笑他抱著行李、趿著拖鞋回國。啪噠、啪噠，他的拖鞋已踩過了國境線。
　　　
其五

　　那天，許多年老的新加坡華人都擠到了一個劇場中，觀看一台從台灣來的相聲劇，相聲劇的編導是35歲的賴聲川博士，獲得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戲劇研究所有史以來最高成績的畢業生，目前在台灣文化界極孚聲望。他還沒有到過大陸，但他的多數作品卻引導觀眾反覆品嘗中華民族離異的苦澀，從而來驗證一種歷史的歸屬感。這次帶來的相聲劇也是如此。
　　這樣的戲，不管給海峽兩岸的哪一邊看，都會引起強烈迴響，儘管是相聲劇，觀眾也會以噙淚的笑聲來品味「中國人」這一艱辛的課題。但是，今天這齣戲是在新加坡演出，劇場里的反應會是怎樣的呢？相聲作為一種語言藝術，最能充分表達一個社會中某些微妙的共鳴，那麼，今天中國人埋藏在插科打諢背後的離合悲歡，還能不能被其他國家的華人理解？如果不能，那麼，我們深深沉浸其間的一切，豈不成了矯揉造作、顧影自憐？賴聲川代表著中國人來接受一次自我拷問，他膽子很大，但在開演前卻對我說，他準備啟幕後好久聽不到掌聲和笑聲。如果真是這樣，他就會沮喪地坐下來，重新苦苦思考華語在當今世界的表達功能和溝通功能。
　　毫無疑問，與賴聲川先生抱有同樣擔憂的只能是我。新加坡劇場的朋友也會擔心，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幕拉開了，在場的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心也就懸起來了。也許我們還太年輕、太敏感，生怕數千年歷史的擁有者在異國街市間丟臉，生怕自己的哭聲讓人發笑，自己的笑聲讓人掉淚。我這個人由於職業關係，曾安然地目睹過無數次劇場波瀾，可今天，竟戰戰兢兢、如饑似渴地期待著新加坡觀眾的每一絲反應。我無法預計，如果台灣相聲中的俏皮話今晚引不出應有的笑聲，我會多麼難堪。
　　好了，終於放心了，此地觀眾的反應非常熱烈。華語，我們的華語，還有控制各種海外華人的笑聲的能力。謝謝新加坡！——這種感謝自然有點自作多情，就像那天看到一批歐洲觀眾對一台從中國搬來的傳統舞蹈熱烈鼓掌，我幾乎想站起來向他們鞠躬一樣荒誕。
　　賴聲川先生是我的老熟人。初次見到是在香港召開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後來很巧，同在兩年前被新加坡戲劇界邀來演講，這次相遇是第三次。記得兩年前我們同住一家賓館，天天神聊到深夜，肚子餓了就到附近一處小販中心吃宵夜。我們互相「盤剝」著海峽兩岸的種種社會規範、生活細節、心理習慣、世俗趣聞，出於自尊，彼此還為自己一方辯護，說到許多相似或相左的用語常常樂不可支、笑作一團。西哲有言，劇場里一句微妙的台詞引起一片笑聲，那是素不相識的觀眾在退示著一種集體的一致性。莫非我們一代真的已到了可以用語言和笑聲來認同的時分？對此我與賴先生還沒有太大的信心，但是賴先生並不甘心於此，他把兩年前的笑語擴充成一個藝術作品，仍然帶回到新加坡，兌換成滿場歡騰。正巧我又在，這還不值得慶祝一下？演出結束后我們又去了兩年前天天去的那個小販中心，儘管明知那裡的小販喜歡欺侮外國人。
　　理直氣壯地用華語叫菜，今天晚上，這座城市的笑聲屬於中國人。坐在我身邊的演員李立群先生是今夜無可置疑的明星，我對他說：「你在台上學遍了大陸各地的方言，惟妙惟肖，唯獨幾句上海話學得不道地。」大陸的相聲演員學各地方言早已司空見慣，說實話，我對這一招已經厭煩，但現在聽台灣相聲演員學來卻產生了另一種感覺，諧謔的調侃猛地變成了凄楚的回憶、神聖的呼喚。學一種方言就像在作一種探尋，一種腔調剛出口，整個兒身心就已在那塊土地間沉浸。因此，我不能讓他們學不像上海話，這會對不起他們，也對不起上海。於是就在小販中心的餐桌旁，我依據那幾句台詞一句句地教開了。賴聲川先生的母親在上海住過，因而他對我的發音並不生疏，頻頻點著頭。李立群先生從我的發音想起了他以前一位江浙師傅，邊摹仿邊首肯：「是這樣，師傅當年也這樣說的。」一句又一句，一遍又一遍，輕一聲，重一聲，已經認真到了虔誠。這顯然已不完全是為了演出，相聲演出中的學語用不著那麼標準。
　　學會了那幾句上海話，一陣輕鬆，開始胡亂漫談。大家竟當著情同手足的新加坡東道主郭寶昆先生的面，極不厚道地嘲諷起新加坡人的華語水準。我想郭寶崑先生一定會原諒的：這些遠隔兩岸的中國人好久沒有這麼親熱了，一親熱就忘乎所以，拿寬厚的朋友們嘲諷一遍，好像共同獲得了一種優越感，背靠著艱深的華夏文化，驅走了闊別的憂傷、海潮的寒冷。特別是那位李立群先生，專找那些只有中國人才能聽懂的話與我對仗，跳跳躍躍，十分過癮。講禪宗，講怪力亂神，講文天祥會不會氣功，講天人合一的化境。這種談話，即使翻譯了，也幾乎沒有多少西方人能真正聽懂。今晚大家像是在發狠，故意在異國土地上翻抖中華語文中的深致部位，越是瞎湊和就越貼心。
　　上茶了，少不了又講陸羽，講《茶經》的版本，講採茶的山勢、時機，煮茶的陶壺、爐炭，當然講得最神往、也最傷心的是水。喝了幾千年茶的中國人，還能找到多少真正清冽的水來潤喉嚨？如果不多了，那麼今後講出來的華語會不會變得渾濁一點呢？
　　我告訴李立群，古代文人為喝幾口好茶，常常要到某座山上，「買泉兩眼」……
　　李立群來勁了：「好個買泉兩眼！瀟灑之極！不是我吹噓，我台灣老家山上確有好泉，想法去買它一眼，你什麼時候來，我領你去喝茶！」
　　我趕緊叮囑李立群先生，趕快回去買下那眼泉，好生看管著，別讓它枯了。我們還不算老，也許真能喝得上一口。但是，仔細一想又覺得悲哀，這樣的泉眼無論如何不會太多了，那種足以把華語晤談的環境推到極致的陣陣茶香，已不會那麼純凈。華語自然還會講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蘊藉的那部分，看來總要漸漸湮沒了。還會出現新的精雅部位嗎？但願。

我到過一個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夢境。
　　很多長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這麼個地方，聽我一說，驚訝萬分。
　　是韓山元先生帶我去的。韓先生是此地一家大報的高級編輯，又是一位滿肚子掌故的鄉土歷史學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麼摸開了我住所的大鐵門，從花園的小道上繞到我卧室的南宮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林然一驚，因為除了一位輕手輕腳的馬來亞園丁，還從來沒有人在這個窗下出現過。
　　他朝我詭秘地一笑，說要帶我去一個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會發現一點什麼的，就沖他繞來繞去繞到我這個窗下的勁頭。
　　我打開大門，那裡還等著兩位女記者，韓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這裡的學生。她們都還年輕，對探幽索秘之類的事，興趣很大。於是，一行四人。
　　其實韓先生也不太記得路了。在車上他托著下巴，支支吾吾地回憶著、囁嚅著。駕車的女記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車速放慢，好讓他猶豫、判斷、罵自己的記性。韓先生尋路的表情越艱難，目的地也就變得越僻遠、越離奇。
　　目的地竟是一個墳地。
　　新加坡的墳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們葬身他鄉已經夠委屈的了，哪能不盡量把墳地弄得氣派一點？但是，這個墳地好生奇特，門面狹小，黑色的舊鐵欄萎萎縮縮。進得裡面才發現佔地不小，卻冷冷清清不見一個人影。一看幾排墓碑就明白，這是日本人的墳地。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墳地比它更節儉的了。你看這個碑」，韓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許多墓碑中的一個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著六個漢字：
　　
　　納骨一萬餘體

　　碑下埋著的，是一萬餘名侵略東南亞的「皇軍」的骨灰。
　　「再看那邊，」順著韓先生的指點，我看到一片廣闊的草地上，鋪展著無數星星點點的小石樁，「一個石樁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著再多說話，我確實被震動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這樣緊縮，擠壓得這樣局促么？而且，這又是一些什麼樣的生命啊。一個一度把亞洲攪得暈暈乎乎的民族，將自己的媚艷和殘暴揮灑到如此遙遠的地方，然後又在這裡劃下一個悲劇的句號。多少情笑和吶喊，多少脂粉和鮮血，終於都喑啞了，凝結了，凝結成一個角落，凝結成一種躲避，躲避著人群，躲避著歷史，只懷抱著茂草和鳥鳴，懷抱著羞愧和罪名，不聲不響，也不願讓人靠近。
　　是的，竟然沒有商人、職員、工人、旅遊者、水手、醫生躋身其間，只有兩支最喧鬧的隊伍，浩浩蕩蕩，消失在這麼一個不大的園子里。我們不能不把腳步放輕，怕踩著了什麼。腳下，密密層層的萬千靈魂間，該隱埋著幾堆日本史，幾堆南洋史，幾堆風流史，幾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艱深，於是只好由艱深歸於寧靜，像一個避世隱居、滿臉皺紋的老人，已經不願再哼一聲。
　　到底是日本人，擠到了這麼一個地方，依然等級森嚴。
　　一般士兵只立集體墓碑。除了「納骨一萬餘體」外，還有一個含糊其詞的所謂「作業隊殉難者之碑」，也是一個萬人碑，為太平洋戰爭時戰死的士兵而立。另一個「陸海軍人軍屬留魂之碑」，則是馬來西亞戰爭中戰死日軍的集體墓，原在武吉知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毀，日本人在碎墟中打點收拾殘骨，移葬這裡。
　　軍曹、兵長、伍長，乃至准尉級的仕官，皆立個人墓碑。一根根細長的木樁緊緊地排著，其中稍稍高出周圍的是准尉。
　　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級軍銜大佐，則立大理石碑。
　　讓開這所有的群體，獨個兒遠遠地坐東面西的，則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陸軍元帥、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寺內壽一的大墓。這座墓，傲氣十足，俯瞰著自己的數萬屬下。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寺內壽一這個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后，寺內壽一曾被任命為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在他的指揮下，日軍由北平進佔山西、陝西、甘肅，直取蘭州。在著名的平型關戰役中遭受中國軍隊慘重打擊的板垣師團，也屬於他的部下。這麼一個把古老的黃河流域整個兒浸入血泊的軍閥，最終竟然躲到了這個角落！
　　我獃獃地佇立著，死死地看著這座墓。我深知，幾乎未曾有過中國人，會轉彎抹角地找到這裡，盯著它看。那麼，今天也算是你寺內元帥與中國人的久別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後，應是華北平原的萬里雲天。
　　寺內壽一改任南方派遣軍總司令是在1941年10月東條英機上台組閣之後，他與山本五十六的海軍聯合艦隊相配合，構成了震動世界的太平洋戰爭。他把他在華北的兇殘傾泄到了南洋，從西貢直搗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後，死因是腦溢血。
　　元帥的死亡，震動了當時由英軍看守的日軍戰俘營。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裝、正在受到公審、正在受到全世界唾罵的戰俘，張羅著要為寺內壽一築墳，而且是築一座符合元帥身份的墳。從我接觸到的一些資料看，為了眼前這座墳，當時日軍戰俘營里所發生的事，今天想來依然觸目驚心。
　　這些戰俘白天在英軍的監視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來，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謀。他們決定，寺內壽一的墓碑必須採用柔佛（今屬馬來西亞）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為這座石山上曾發生過日軍和英澳聯軍的激戰，好多石塊就浸染了日本軍人的鮮血。他們要悄悄派出幾個目睹當年激戰的人去，確定當年日軍流血最多的地方，再從那裡開採巨石，躲過人們耳目，拚死長途運來。
　　這些戰俘開始行動了。他們正兒八經向看守他們的英國軍官提出申請，說想自己動手修建戰俘營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採伐、搬運一些木料石料。同時，他們又搜集身邊帶著的日本小玩意兒來籠絡英軍及其家屬。英軍同意了他們的申請，結果他們開始大規模地採運石料，不僅為寺內壽一，而且為其他戰死的日軍築墳。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運。運到離現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棄的橡膠園裡，搭起一個帳篷，用兩天時間刻琢碑文，刻好之後又運到墓地，恭恭敬敬豎好，澆上水泥加固。我現在死死盯著看的，就是這個墓碑。
　　這一切，竟然都是一個戰敗國的俘虜們偷偷做成的，實在讓人吃驚。我想，如果有哪位電影大師拍一部影片，就表現一群戰俘在黑夜偷運染血巨石來作元帥墓碑的艱苦行程，一定會緊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聲的呼號，受過傷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繩，搖晃的腳步，警覺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雙雙不肯認輸服罪的眼睛……
　　資料告訴我，即使在國際法庭公審和處決戰犯之後，那些日軍戰俘，竟還想盡各種辦法，通過各種途徑，弄到了每一戰犯處決時灑血的泥土，彙集起來到這個墳地「下葬」，豎起一個「殉難烈士之碑」。這個碑，我進人墓園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細的人怎會知道「烈士」是誰？
　　韓山元先生曾聽守墓人說，別看這個墳地冷清，多年來，總有一些上年歲的人專程從日本趕來，跪倒在哪幾座墓碑前獻酒上香，然後飲泣良久。這些年，這樣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許他們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於是，墳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說戰爭，就是那星夜運石的呼號，也已成了遙遠的夢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進了這個地方，在這些墓碑間巡睃一遍，你就會領受到人類精神中極其可怖的一個部分，陰氣森森。這裡上下有序，排列整齊，傲骨嶙峋，好像還在期待著某種指令……
　　現在該來看看那些可憐的日本妓女了。
　　論資格，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軍人老得多。大概從本世紀初年以來，日本妓女蜂擁來南洋有過幾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經濟的蕭條有關。而當時的南洋，由於橡膠和錫礦的開採，經濟頗為繁榮，大批在國內不易謀生的日本少女就不遠千里，給南洋帶來了屈辱的笑顏。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溫柔使她們很快壓倒了南洋各地的其他娛樂項目，轟轟烈烈地構成了一種宏大的職業。從野心勃勃的創業者到含辛茹苦的錫礦工人，都隨時隨地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國、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進進出出。在這個時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顯得既柔弱又可憐。
　　既然日妓南下與日本經濟蕭條有密切關係，而經濟蕭條又是日本必須向外擴張的根本動因，那麼，不妨說，日本妓女的先來和日本軍人的後到，確實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讓他們的墳墓緊緊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種歷史邏輯。
　　當日本軍隊佔領南洋時，原先在這裡的妓女再加上軍妓，日妓的數量更是達到空前，連著名的南華女子中學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藝妓館。這簡直成了一支與「皇軍」可以並駕齊驅的隊伍，有人戲稱為「大和部隊」。據說還有一位日本官員故意向寺內壽一總司令報告：「大和部隊已經打進來了。」寺內壽一因此而把不少軍妓遣送回國，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銳減，則是在日本投降之後。這些已經夠屈辱了的女子，無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繼續謀生了。事實上，即便是戰敗的苦難，她們也比軍閥們受得深，儘管她們遠不是戰爭的發動者，也沒有因戰爭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慘命運，已由電影《望鄉》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依我看，那畢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歷史關節上無法冷靜地開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與以後日本軍隊的佔領南洋疏通起來，現代日本民族的心態和命運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徹。僅僅表現她們在屈辱中思念故鄉，顯然是把題目做小了。
　　《望鄉》中一個讓人難忘的細節是，日本妓女死後安葬南洋，墓碑全都向著故鄉。但是，我在這個日本墳地中看到的情景卻完全相反：300多個妓女的墓碑，全部向著正西，沒有一座向著北方！
　　也許是不敢，也許是不願，她們狠狠心擰過頭去，朝著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牽腸掛肚，不再幽恨綿綿，連眼角也不掃一掃那曾經天天思念的地方。
　　豈止不再眼巴巴地望著故鄉，在她們這麼多的墓碑上，連一個真名字也沒有留下。石碑上刻著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鑒信女」，等等。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為了保持住一點點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誠的祈求間，留住些許朦朧的微光。但是我覺得，她們不具真名，與其說是為了佛教信仰，不如說是要隱瞞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遙遠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這種情景，與邊上那些耀武揚威地寫滿軍銜、官職的軍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別啊。我仔細地撥開草叢，讀著那一個個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們都有過鮮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縮成了一枚枚瑣小的石丁，掩埋在異地的荒草中。我認出那些字來了，顯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們湊幾個錢託人刻上去的，卻又像死者在低聲地自報家門。她們沒什麼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幾個字來，藏著點兒內心的悲涼：「忍芳信女」、「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邊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這些墓碑群什麼資料也沒有留下，連讓我胡亂猜想的由頭也十分依稀。
　　例如，為什麼這座立於昭和初年的墓碑那麼精雕細刻呢，這位「信女」一定有過什麼動人的事迹，使她死後能招來這麼多姐妹的集資。也許，她在當時是一位才貌雙全、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為什麼這些墓碑上連一個字也沒有呢？是因為她們做了什麼錯事，還是由於遭致什麼意外？
　　還有，這五位「信女」的墓碑為什麼要並排在一個墓基上呢？她們是結拜姐妹？顯然不僅是這個原因，因為她們必須同時死才會有這樣的墓，那麼，為什麼又要同時死呢？
　　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極其哀怨、極其絢麗的故事，近乎中國明清之間的秦淮諸艷。
　　發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為特殊的時代的一個特殊交際場所，那裡會包藏著許多政治風波、金融搏鬥、人生滄桑、民族恩怨乃至國際諜情。也許，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線頭，曾經由這些「信女」的纖纖素手綰接。我在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著多少動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當地不少文學界的朋友常常與我一起嘆息當今南洋文學界成果寥寥，恕我魯莽，我建議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這些墳地。軍人的墳地，女人的墳地，哪怕它們藏得如此隱蔽。
　　「軍人，女人，還有文人！」韓山元先生聽我在自言自語，插了一句。
　　是的，這個墳地里，除了大批軍人和女人，竟然還孤零零地插進來一個文人。
　　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墳地的最東邊。本來，寺內壽一的墓座東朝西，俯瞰整個墓地；但這座文人墓卻躲在寺內壽一墓的後邊，把它也當作了俯瞰的對象。
　　僅僅這一點，就使我們這幾個文人特別解氣。而且墓主還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學家：二葉亭四迷。我記得他的相片，留著鬍子，戴著眼鏡，頭上的帽子很像中國的氈帽。我應該是在研究魯迅和周作人的時候順便了解這位文學家盼，他葬在這裡，對我也是個意外。不管怎麼說，整個墳地中，真正能使我產生親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寫得漂亮，是一種真正的書法。這又使我們幾個多了一份高興。那些軍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戰俘們偷偷張羅的，字能好到哪裡去？
　　二葉亭四迷1909年2月在俄國遊歷時發現患了肺結核，但是這位固執的文學家不相信醫生，胡亂自己服藥，致使病情嚴重，後由朋友幫助，轉倫敦坐輪船返日本治療。但是，他並沒有能夠到達日本，而是死在由哥倫坡駛向新加坡的途中。就這樣，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進墳地是在1909年5月，不僅那些軍人的墳墓還一座也沒有，連妓女的墳墓也不會有幾座，因為當時，日本妓女還剛剛向南洋進發。
　　二葉亭四迷早早地踞守著這個墳地，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墳地以後會有這般怪異的擁擠。他更無法設想，多少年後，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個，他將永久地固守著寂寞和孤單。
　　我相信，如果二葉亭四迷地下有靈，他執拗的性格會使他深深地惱怒這個環境。作為日本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員大將，他最為關注的是日本民族的靈魂。他怎麼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視著這些來自自己國家的殘暴軍士和可憐女性。
　　但是，二葉亭四迷也許並不想因此而離開。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讓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紀客死外國的日本人，不僅僅只有軍人和女人。「還有我，哪怕只有一個：文人！」
　　不錯，文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死的時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樣隱姓埋名，葬的時候不用像那些軍人那樣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們都會在整個墳地中走走，順便看看這位文學家的墓碑，儘管她們根本讀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戰俘偷偷地把寺內壽一的墳築在他的近側，也都會對他龍飛鳳舞的墓碑端詳良久。二葉亭四迷為這個墳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間離。軍樂和艷曲的渦漩中，突然冒出來一個不和諧的低沉顫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構不成「軍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結構，就構不成一種寓言式的抽象。現在夠了，一半軍人，一半女人，最邊上居高臨下，端坐著一位最有年歲的文人。這麼一座墳地，還不是寓言？
　　這個三相寓言結構竟然隱匿於鬧市，沉澱成寧靜。民族、歷史的大課題，既在這裡定格，又在這裡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瀰漫於樹叢，瀰漫於草地。鐵柵欄圍住的，簡直是個歷史的濃縮體。我走過許多地方，未曾見過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點難以置信。
　　離開墓地之後，我們的車又在鬧市間胡竄亂逛。不知怎麼，大家對街上的日本人特別注意起來。
　　顯而易見，今天的日本人在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幾天讀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寫到一個年輕繁忙的華人母親把自己幼小的女兒托養在公婆家裡，沒想到一年以後，女兒牙牙學語吐出來的第一句話不是華語，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語，而竟然是日語。原來公婆家通用的是夾著日語的英語，而日語的成分又日見提高。這位年輕的母親真正地發怒了，大聲吼道：「我不能眼看著自己十月懷胎生下來的孩子，成為一個是華人又不像華人的怪物！」
　　這種現象，在這裡比較典型。日本是亞洲首富，經濟界人士競相趨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們的車窗外，那些最豪華的商店門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遊團的大客車。一大串專供旅遊的人力三輪車從我們的車外慢慢前行，不用細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這時我心中忽起一個念頭，真想走上前去告訴那些坐在人力車上興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這座城市，一個草木掩蔭的冷僻所在，有一個墳地。無論如何，你們應該去看看的。我們剛去看過。
　　真的，你們應該去看看。

完.

寓情於景, 寓情於史, 寓情於人, 很豐富的歷史, 文化, 很不錯的散文.  

《文化苦旅》"七氣"


　《文化苦旅》"七氣"

　　黃 敏

　　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出版不久，評論界就出現了截然相反的意見。有人說，中國散文的天空星光燦爛，而《文化苦旅》是一條河系，其中每一顆星星都散發著一種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測的光暈①。有人稱他是本世紀最後一位大師級的散文作家，是開一代散文新風的第一位詩人②。但也有人說他的作品是 "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 ③。本文想就文論文，不求全面，只談一些批評的意見，不當之處，歡迎批評與反批評。中國傳統文論中的 "氣" 是一個有用的概念， "氣"說玄了，很難理解，說簡單些，就是 "味道" 。用這個概念來觀察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的內容和風格，表現突出的，有這麼七 "氣"∶霸氣、商賈氣、小儒氣、八股氣、童稚氣、猥褻氣、市井氣。分述於後。

　　一、 霸氣

　　《文化苦旅》的 "霸氣" 有兩方面，一是文風的霸道，二是態度的霸道。文風的霸道如《沙原隱泉》中發現泉水的那一段。

　　剛剛登上山脊時，已發現山腳尚有異相，捨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鳥瞰一過，此時才敢仔細端詳。那分明是一彎清泉，橫卧山底。動用哪一個藻飾辭彙，都會是對它的褻瀆。只覺得它來得莽撞，來得怪異，安安靜靜地躲坐在本來不該有它的地方，讓人的眼睛看了很久還不大能夠適應。再年輕的旅行者，也會像一位年邁慈父責斥自己深深鍾愛的女兒一般，道一聲∶你怎麼也跑到這裡！

　　就這麼一段話，用了多少種俗辭格，有多少個矯情藻飾的詞句，得數上一陣子才數得清。然而余先生卻斷然告誡∶ "動用哪一個藻飾辭彙，都會是對它的褻瀆。" 告誡誰呢? 顯然不是他自己，因為說這話的時候，他已經放膽大幹了一番，而且還要繼續大幹。他是在告誡別人--讀者。寫文章， "修辭立其誠" 應該是一條基本的要求。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在 "誠" 的方面做得很不夠。比如《自序》里說∶ "每到一個地方，總有一種沉重的歷史氣壓罩住我的全身，使我無端地感動，無端地喟嘆。" "沉重的歷史氣壓" 不是 "端" 嗎? 言 "端" 而謂 "無端" ，這就是不誠。態度的霸道是以權威自居。這一點朱國華在《別一種媚俗》里有很精彩的描述，他說，余秋雨散文的 "基調永遠具有學術權威口吻的居高臨下，遺老遺少式的弔古傷今，牧師佈道時的悲天憫人，並且還夾雜著舊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派遣之用的故作通脫。④" 但是更嚴重的是，他的這種霸氣往往是擺花架子，提虛勁。比如《道士塔》中說，要找個地方，坐下來，跟別人比比學問高低。可真要探討學問，他會馬上溜得無蹤無影。這一點，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里有清楚的表白。他說，深得上海心態的學者，大多是不願意去與別人 "商榷" ，或去迎戰別人的 "商榷" 的。他認定，學術界的所謂"南北之爭"、"京派海派之爭"大多是北方假設的。這等於說，我說了就是，你不用來跟我爭論，來，我也不理你，態度既傲慢又滑頭。其實余先生自己倒常常批評別人，當然這跟他的工作不無聯繫。比如在《夜雨詩意》裡邊，他說，那些批評以黃土文化為背景的藝術作品的人，"無論在生命意識還是在審美意識上，他們都是弱者，狄德羅所說的詩意他們無法理解。"。不理會別人的批評，批評別人的時候卻說別人是弱者，甚至弱到了智力低下的程度，這有點兒不公平。更何況，在《文化苦旅》中，並不存在一個強者的形象，相反的情況倒是存在∶

　　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聲求他∶ "請等一等，等一等……"（《道士塔》）

　　--------一個跪著的靈魂。

　　學術界確實有少數人，批評了別人，卻拒絕別人的批評或反批評，甚至拒絕別人的辯解。這有點兒像手段高強的罵街的，劈頭蓋腦把人臭罵一通，罵夠了，不等別人開口，高姿態地說，我不跟你罵。這種惡劣的罵技，不管是上海的還是別處的學者，都應該拋棄。

　　二、 商賈氣

　　商賈氣表現在處處做廣告，兜售自己。讀《文化苦旅》，有點兒象看履歷表，或者個人檔案。打開書，頭一頁就廣而告之∶ 一位 "好多年以前寫過一些史論專著" 的學者；紐約大學著名教授以新著相贈的朋友。接下來，鑽研古代線裝書的文人；應邀到各地，甚至逛到國外講課的 "流浪藝人" ；敦煌學者；研究莫高窟，希望建立美的宗教的美學家；追尋王維蹤跡的詩人；腳踏沙原，目視老尼，心存普羅米修斯和康德的通才；在石碑間踽踽而行，悲憫讀不懂碑文的少年的遺老；以諸般學問皆不如鑽洞有詩意的考古學家；研究上海市民性的人類文化學者；三十年前為了應付暑假作業，一不留神便得了優秀作文獎的少年天才；上海市高等學校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中文學科組組長……還有一種廣告術是吹捧為自己寫評論的人。比如《後記》中寫鄂西大學學報因設《文化苦旅》筆談，因此就 "特別嚴肅而見水平" ，就連他自己也 "很驚訝鄂西大學對中國歷史文化和當代散文藝術的思考水平" 。給為自己抬轎的人抬轎，輪番抬，越抬越高，這種廣告術比較高明，儘管還是露出了廣告的痕迹。然而這麼點兒儒雅的態度隨後便蕩然無存了。寫《文化苦旅》死裡逃生的經歷，置京、滬、津、穗的七家著名出版社於不顧，何等脫俗；垂青外省的一家小出版社，何等屈尊俯就；抱怨小出版社修改、糟蹋他的文章，何等輕慢與憤怒。這種事兒，不說，高風亮節，一說呢，就俗，再抱怨一番，上綱上線，就不可耐了。可是不說別人怎麼知道呢，無奈，於是決定，還是說。

　　三、 小儒氣

　　小儒氣最突出的表現是抖箱底。大學者寫文章，沒有先自報家門，告訴別人自己做過什麼研究，讀過哪些書的習慣。比如錢鍾書寫《管錐編》，引書上萬，卻找不到"我做過什麼什麼研究" ， "我讀過什麼什麼書" 一類的話。小儒是另一種形象，一上來就擺出一付研究的架勢。研究什麼呢? 余氏的文化散文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表現群氓的無知和自己的孤高，如《青雲譜隨想》中遊人對朱耷畫的漠然和老者的攀親意識，《柳侯祠》中不識碑文的少年。二是拾人牙慧加以發揮，如《莫高窟》里中國藝術 "色流" 的變化。三是乾脆把箱底抖出來，這裡舉幾個例子。

　　對徐渭我了解得比較多。從小在鄉間老人口中經常聽 "徐文長" 的故事，年長后細讀了他的全部文集……（《青雲譜隨想》）

　　我由於關注過南社的史料，對陳去病的事迹還算是有點熟悉的。（《江南小鎮》）

　　我曾比較仔細地研究過的明代曲學家沈王景就是吳江人。（《吳江船》）

　　我應該是在研究魯迅和周作人的時候順便了解這位文學家(二葉亭四迷)的。（《這裡真安靜》）

　　這些是直接了當抖的，那些曲曲折折抖的就更多了。所知不多，才急於賣弄。大有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緊迫感。

　　四、 八股氣。

　　這是一種新 "八股" ，也有人把它叫做 "偽浪漫主義" 。張中行先生給 "八股氣" 下了很好的定義∶ "即用空話、大話、假話以宣揚既定的什麼理。" ⑤在余的散文里，表現為動輒上綱上線，事情不大，卻到處下大判斷，講重大意義，歸納抽象出大道理。當然也有人欣賞這種東西，認為是衝破了散文寫小感觸、小體會、小哲理的藩籬。可這恰恰是楊朔風格的繼續。楊朔的《泰山極頂》，寫特意去看日出，因為大霧沒看見，卻看到人民公社如旭日東升，那麼一種浪漫情調。寫這樣的東西是不惜犧牲事實，甚至不惜犧牲事理的。先看犧牲事實的。

　　我們這一代命賤，幹了那麼重的活，一入水仍然滿身精力充沛。（《吳江船》）

　　登月是偉大的，因為有 "挑戰者號" 的隕落。（《廢墟》）

　　《望鄉》中一個讓人難忘的細節是，日本妓女死後安葬南洋，墓碑全都向著故鄉。（《這裡真安靜》）

　　幹了重活，入水還精力充沛，說明營養不錯，命不算太賤。真正命賤的是當年 "我們這一代" 的另一些人，他們所攝取的營養決不足以供他們幹了重活之後，再去羅曼蒂克地戲水。登月發生過不少事故，如果不知道，可以查一查。"挑戰者號"不是登月飛船，這是許多孩子都知道的事，硬扯到一起，會讓人笑話。《望鄉》中妓女墳的墳墓，向東、西、南的都有，就是沒有向北的，這個細節本來就是影片用來表現妓女們對戰爭、對祖國的怨恨情緒的。先修改別人陳述的事實，然後把別人的觀點具為己有，這種新版"拿來主義"可不太拿得出手。再看事理方面的論述。

　　中國的榮耀和恥辱，將由這個洞穴吞吐。（《道士塔》）

　　什麼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國，太寂寞。（《柳侯祠》）

　　我在排排石碑間踽踽而行。中國文人的命運，在這裡裸裎。（《柳侯祠》）

　　動不動就 "中國" 、 "世界" 的，跟八股文的 "夫天下者" 、 "人生於世" 異曲同工，口氣大而底氣虛。

　　五、 童稚氣

　　這是指邏輯與語言功夫不到家，顯得幼稚。《文化苦旅》中，道理講得牽強幼稚，邏輯不通，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少，有的地方甚至連語法和用字也有問題。先看邏輯的。

　　歷史已有記載，他(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他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道士塔》）

　　一上來就給王道士扣了一頂 "罪人" 的帽子。什麼罪呢? "卑微" 、 "渺小" 、 "愚昧" 、 "無知" ，這些都很難構成罪名。中國的歷史上有 "莫須有" 的罪名，有 "懷璧其罪" ，余先生又貢獻了一個 "無知其罪" 。順便說一句，有資格作 "歷史罪人" 的人，在當時當世，必得有顯赫的地位，否則作不成。後人當然可以蔑視他們，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上海人)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磨擦和爭吵卻很頻繁，……上海人的寬容表現為 "各管各" 。……承認各種生態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相聞問。（《上海人》）

　　一種 "磨擦和爭吵很頻繁" 的 "互相不相聞問" 的 "各管各" 的 "寬容" ，自相矛盾。再看語言的例子。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築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並存。（《上海人》）

　　要有兩個事物才能"並存"，可是這裡只有一個∶寬容。 "寬" 和 "容" 是不是可以分開理解呢，作者沒有說明。

　　卻不知挽什麼風，捧什麼水，將自己洗滌。（《上海人》）

　　"風"怎麼洗滌呢? 可能這是 "詩的語言" ，可是，如果一個小學生寫這樣的句子，老師一定判為錯句。

　　這位護士雖然身材頎長，卻還有點孩子氣，（《臘梅》）

　　這句話邏輯和語言的功夫都還欠缺一點兒， "身材頎長" 跟 "孩子氣" 沒有 "雖然……卻……" 的關係。

　　六七百人都痛哭失聲，連以前從未聽到過他名字的司機們也都在這個氣氛下不能自恃。（《家住龍華》）

　　"自恃" 和 "自持" 的區別，作者不應該不知道(不過這很可能是印刷問題)。

　　六、 猥褻氣

　　猥褻氣有兩種。《牌坊》寫小學生們 "注意到，女教師們都非常好看。" 女教師把著孩子的手寫字，孩子們則注意聞 "她們頭上淡淡的香味" ，注意 "看老師長長的睫毛，那麼長，一抖一抖地。" 小學生暗戀教師的情況是存在的，說說寫寫幼時的經歷也無妨，但要分對象和場合，比如父母在兒女跟前談自己這類佚事總不適當吧。在一篇寫牌坊這麼一個悲慘沉重的題目的文章中，以一種欣賞的口吻來寫自己兒時對女教師的暗戀，格外不協調。《吳江船》寫一個漂亮、熱情、善於交際的女學生，因一次同學聚會中的玩笑受審查，繼而失蹤，上級命令 "全體人員" 分頭追尋，結果呢，在湖邊找到她的紗頭巾的是 "幾個男學生" ，把她打撈上來後為她做人工呼吸的是 "一個胖乎乎的男衛生員" ，連夜搖船將遺體送往蘇州的， "仍然是幾位男學生" ， "全體人員" 出動，可干這些事情的都是 "男" 的，為什麼? 為了做人工呼吸和直接給心臟注射強心針， "她的衣衫被撕開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間。月光把她照得渾身銀白" 。這樣的情節讓人懷疑究竟是搶救人還是做什麼別的。更何況在那個年代，碰到這樣的情況，人們避嫌還來不及，哪裡敢呢?學步的准色情文學。這是情節的猥褻。《華語情結》∶ "今晚大家像是在發狠，故意在異國土地上翻抖中華語文中的致深部位，越是瞎湊和就越貼心。" "華語自然還會講下去的，但它的最精雅蘊藉的那部分看來總要漸漸湮沒了。還會出現新的精雅部位嗎? 但願。" 查《現代漢語詞典》∶ "部位∶位置(多用於人的身體)。" 寫語言，用哪一個詞不好，非要用這個，除了給人帶來點兒肉感，並沒有為讀者增添新知。這是語言的猥褻。

　　七、 市井氣

　　市井氣表現為作者的饒舌與刻薄。如果說《青雲譜隨想》中對老者的鄙薄，表現出作者是一位清高的學者，那麼，挖苦研究生應試者的故事，就不免有饒舌之嫌了。考試，應試者有猜的權利，因此也就有猜錯的權利。答題答錯了，是很正常的事，鄭重其事地大書特書，反覆嘲弄，說八大山人 "見到我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了"。作為教師，不該以考生的無知襯托自己的高明。更何況余秋雨先生自己批評劉半農 "極不厚道" 地嘲弄學生(劉問把 "昌明文化" 寫成 "倡明文化" 的學生，是不是指 "文化由娼妓而明? ) 。事情往往是這樣，說別人，容易，輪到自己，就什麼都忘了。農民是小市民最喜歡嘲弄的對象。就象某些上流社會人士和自視清高的文人用 "小市民" 罵人一樣，在一些城市的小市民語言里， "農民" 這個詞是非常刻毒的罵人話。看看《文化苦旅》用什麼語言描寫作者最鄙夷的人，我們就知道他對農民的態度。這是《道士塔》里的一段∶

　　他(王道士)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里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顏六色還隱隱顯現，農民做事就講個認真，他再細細刷上第二遍。……在一個乾乾淨淨的農舍里，她們婀娜的體態過於招搖，她們柔美的淺笑有點尷尬。

　　這種以 "農民" 為罵語的 "文化散文" ，是典型的媚俗。最無聊的是《三十年的重量》。擔任上海市高等學校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中文學科組組長時，在 "已經退休而想評一個教授資格的名單中" ，作者 "突然看到了" 三十年前 "曾作過一次決定我終生的指點" 的老師的名字。但要評教授，這位老師的 "材料並不過硬" 。幾天後見到這位老師時，余 "不敢向他表白" ，怕老人不能理解，他不能引起老人心頭哪怕淡淡一絲的窘態。他把這看成是對老人的一種 "慰撫" 。看到這些扭扭捏捏的文字，人們會想，私下跟那位老師說，都怕對他造成傷害，現在把這件事在雜誌里、書里公開，豈不會對那位老師造成更大的傷害嗎? 講完了這種評判者與被評判者易位的戲劇性變化，還說 "我並不認為這種前後因緣能給我增添一點什麼色彩"，來個此地無銀三百兩。這種做法違背職業道德，違反紀律。這樣的人不應當進入評審委員會，更不適宜當學科組組長。當了，建議除名，通報批評。


　　注

　　① 梅潔∶《我讀〈文化苦旅〉》，載《長城》93年4期② 樓肇文∶《當代散文潮流回顧》，載《當代作家評論》94年3期③ 湯溢澤∶《〈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敗的標本》，載《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96年9期④ 轉引自王強∶《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學問及文章》，載《文學自由談》96年1期⑤ 張中行∶《桑榆自語》，人民日報出版社96年1月出版

(原載《書屋》「編讀往來）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他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最受爭議的作家，他的作品都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爭議。從《文化苦旅》到《山居筆記》，從《文明的碎片》到《霜冷長河》，他以深沉的理念，把人生底蘊、人生意義及自然之美統合在一起，形塑出余秋雨所特有的散文。時至今日，他的《千年一嘆》、《行者無疆》又為我們勾勒出人類文化磅礴壯偉、堅韌延綿、脆弱細膩的不同面貌。

　　余秋雨，一個從浙江慈溪小鎮走出來的學者，一個有著繁多的社會頭銜和身份的作家，在踏遍城市、荒漠之後，他將以一個什麼樣的身份走進《藝術人生》呢？面對人生,面對文化,面對追問,他將以一個什麼樣的方式和姿態回應每一個人呢?

　　余秋雨出生在浙江慈溪一個普通的小鎮,他不是農民的孩子,卻在農村中長大。余秋雨的媽媽是這個村莊裡面唯一的文化人，在媽媽的影響下,八歲的余秋雨就在為幾個村莊的鄉親們寫信、讀信、記帳。離開了小鎮,走進大城市上海的他,只用了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就學會了上海話。生活的艱辛,使他過早地背起了生存的擔子,一家九口人要靠他一個人來養活。

　　他從一個大學教授到上海戲劇學院的院長,從一個作家到一個文化的傳播者,從一個從小鎮走出來的孩子阿雨到聲名顯著的學者,他走過的每一步,他的每一個經歷或許都值得我們細細地品味,值得想獲得成功的人借鑒。

　　今天的余秋雨毫無疑問是一個成功者,面對自己的得與失,他說：「我的每一次發展都在不太可能的侵略下踩出第一步，它的結果是怎麼樣，不知道的？如果是要力爭往前走的話，那麼我可以不離開我。我往往是做得最好的時候，自己撤離一下子就從零開始。」

　　余秋雨這個備受喜愛也備受爭議的人,面臨著風聲、雨聲、讀書聲，再加上喧囂聲、辱罵聲、吵鬧聲，可謂是聲聲入耳。用他妻子馬蘭的話來說,在經歷這麼多的風風雨雨之後,余秋雨活得越來越結實了。

求索者的足音----讀<余秋雨精品集>有感


余秋雨,我國當代藝術理論家,中國文化史學者,散文作家.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近年來,因他的一系列頗有個性的文章與言行而成為爭議的焦點,褒貶不一.我乃一介草民，對於文化名人，不了解其他實情，不敢妄加評論，只能以書論書。前不久看完了余秋雨先生所著的《余秋雨精品集》,眼前浮現的是一個對古文明探索者的身影,一個在行走中思考的文化學者,一個行文灑脫流暢、精鍊傳神的散文作家.
　　《余秋雨精品集》包括借我一生、霜冷長河、山居筆記、行者無疆、千年一嘆、文化苦旅等六部散文集。讀這樣一本文學與史學並重的散文集，受益匪淺。其文學價值與思想內容的高低與否是專家學者評論的事情。我只能談談自已讀後的感想。
　　一、求索之路。
　　《借我一生》是作者以自已真實的回憶，記錄自已的人生歷程與家族演變的歷史。以寫實的手法描寫了他童年在鄉下讀書，然後在上海讀中學、大學的經歷。以辛酸沉重的筆墨再現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家人的命運，對於其家族的命運及國家的命運都有深刻的反思。
　　《霜冷長河》是作者對中年人生的深刻思考。其中關於友情、名譽、謠言、嫉妒、善良、年齡及生命等都有著相當深刻精闢、富有哲思的觀點。
　　《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是作者用直接感悟方式探訪文化遺跡、體驗中華文明的山水之旅。對每一處的文化遺跡都有著深刻的追思與獨特的感悟。
　　《行者無疆》是作者對西方文明的考察之旅。其中對西方文化古城遺跡、文化名人遺址等的演變歷史，都有著深深的思索。
　　《千年一嘆》是作者於2000年千年之交，隨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越野車隊跋涉四萬公里，對伊斯蘭、阿拉伯、印度、希臘、雅典、開羅、埃及、希伯來等文明的衰落進行實地考察與思考的艱難危險之旅，在中外古文明的對比中逐漸找到了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續的原因。
　　縱觀此書，每集中無不滲透著作者對歷史遺跡、中華歷史及其文明等問題的深刻追思與求索，書中的絕大多數文字都是作者親歷場景體驗后的追思與感悟。它不是簡單的文字，而是探索與求知的階梯，是心靈求索的步履，是思想與智慧的結晶。
　　讀此書的過程，就是跟隨作者一邊遊歷文化古迹、閱讀人生歷史和文化歷史、一邊求索的過程。文章不是為文而文，而是為求索而文，為尋求真理而著。每集文章都有作者尋覓的足跡，也有作者詢問的聲音，更有作者調查研究、深思熟慮的答案。為了探尋中華文明，同時為了得到第一手翔實的資料，作者在邊遠的敦煌莫高窟前躊躇徘徊，為數百箱經卷的被盜痛心疾首，追思國寶易主的成因；在王維詩「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中的陽關，於浩蕩的西北風裡體味王維詩的意境，探尋文人消失的足音；徜徉於四川都江堰旁，讚賞李冰的千秋功勛；跋涉於安徽貴池山區，於深夜的寒風中欣賞農民自編自演的儺戲，尋求保護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途經；漫步江南小鎮，探討中國文化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雙向自立的可行性；登天柱山，對戰爭所帶給人類及大自然的災難予以深沉的思考；親臨寧波天一閣，對藏書樓命運及中國古代文化遺產透出深深的憂慮與思考；游泳於西湖，剖析它的文化底蘊與文化人格；立於上海都市，透徹分析上海文明的失落，凸顯出對中國大都市走向的深切關注與思索。
　　作者為了保證實地考察和寫作的時間，為了心中的文化夢想，果斷辭去了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之職，到數個文明古迹處考察。邊考察邊作文，用了二年多時間才寫完《山居筆記》中的十一篇文章（本集中只精選了幾篇），可以想見其中的艱辛求索歷程。作者遠赴承德避暑山莊，思考一個朝代盛衰的歷史與成因，探訪政治功業和文化情結的互相覬覦與生死與共的問題；親歷黃州赤壁，思考文化靈魂的流放、毀滅和復甦；剖析嶽麓書院的盛衰歷史，對商業文明與中華文化的狹路相逢和擦肩而過進行深刻的反思......
　　透過書中深沉思考的文字和探尋的足跡，我們讀出一個學者對我國文化歷史及其命運的深深擔憂與思索，讀出作者對人生的深刻思考和學問的嚴謹科學態度，讀出作者腳踏實地的治學作風。我們從中思索並獲得啟迪，領略了作者思想的光輝。
　　二、文得學養。
　　這本散文集，之所以能夠強烈地吸引我，除了作者親臨中外文化古迹探訪的真實經歷與深刻思考，還在於文中所蘊含的廣博歷史知識與厚重的文學素養。作者的散文博古通今，學貫中西。很多古迹處，皆有歷史故事與相關史料，通過對古代文明歷史的演變或對歷史人物命運的分析與思考，表達其深刻的思想與獨到的觀點，內容詳實，資料豐富。文中既有大量與文章內容貼切的詩詞與楹聯，也有文化遺址變遷的歷史和歷史人物真實的生活經歷與命運，前者如承德避暑山莊、嶽麓書院、威尼斯，後者如蘇東坡、李冰、貝納多特等。如果作者對中外歷史與文學史不精通，沒有博覽群書的功底，沒有長久積累的豐富的史學與文學等諸方面的淵博知識，極難寫出這樣文質並茂的散文。作者的散文是在以人文歷史和深刻思考作鋪墊的基礎上構築起來的大氣、厚重的思想殿堂，其文章的深度也在於此。因了深厚的學識，作者於行文中縱橫捭闔，揮灑自如，所以其散文之樹枝繁葉茂，鬱鬱蔥蔥。
　　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想起自已的文字，文不成章，總是追求一種唯美的字句，沒有自已獨特的思想，缺少內涵，缺乏一種文化的神韻，寫來寫去只是文字的重複疊加，有的文字看起來唯美，實際上淺顯空洞，沒有靈魂與血肉。看完此文集，我更深切地意識到自已寫作的軟肋在哪裡，不只是技法不夠，更主要的是學養不夠，缺乏廣博厚重的社會閱歷與人文知識的積澱，因而也缺乏深邃的思想。所以，作出的文章總是枝葉稀少且難以伸展自如。我現在更加明確地意識到自已應該補哪些課，應該怎樣腳踏實地地學習、思考與寫作，應該寫那樣的文字。我更知道，這樣的課要補一輩子，我願意，活到老學到老，做一個精神的守望者，以一顆虔誠的心去寫字，寫出有風骨有神韻有思想的文章，或許終其一生，也難達到這種文質並茂的境界，但我在乎跋涉的過程，在乎成長的經歷，有這樣一個追求的目標，學習著、充實著，快樂著，便好。
　　三、語言精鍊。
　　作者的語言極其自然，乾淨利落，毫不做作。沒有華麗的辭彙，沒有唯美的文字，文采內斂， 看似未加修飾，卻是經過錘鍊之筆。文章中極少有多餘的文字，也極少用詞，但如果要用，總是恰到好處，甚為貼切。想起一些大家作品，比如現代作家冰心，當代作家張小嫻等，她們的文字極少有華麗的詞藻，但卻能打動讀者。除了其深刻的思想內容與真摯的情感外，就是語言的簡潔。寫文章不在於用詞的多少，也不在於文字的華麗，而在於用最簡短的文字揭示豐富的內涵，用最簡潔的文字準確地傳達信息。文字應為內容服務，不是玩弄文字的新奇、生澀、組合。文采來源於知識的厚積薄發，來源於對事物詩意地表達，來源於真情的流瀉，來源於簡潔的敘述與傳神的刻畫。文學素養越高的人，語言越精鍊。
　　四，關於作者
　　余秋雨是一位文化名人，各種媒體對其頗多爭議。我從未光顧過他的博客，對他真實的生活與為人並不知曉。就自已所了解的一鱗半爪來看，在當今社會，能夠身體力行地考察研究中外古代文化，在經過實地考察並掌握大量詳實資料的前提下，寫出有價值的學術文章（如《中國戲劇史論》）和有啟迪意義的高質量的散文作品，是難能可貴的。很多批判他的人，有多少人是在踏踏實實進行學術研究呢，不管余秋雨的觀點是對是錯，起碼他在思考在實踐，誰是誰非，有待歷史作出定論。余秋雨不能說是當代的大文豪，但應該算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文化學者，散文作家。他的文章《借我一生》，用平實的手法娓娓而談，將他一生的經歷寫得詳盡豐富，極其真實感人，通過這集散文，對他的人生之路與人生態度有了一些了解。透過他的文章，看得出他是一個愛講真話的學者，這樣的人往往與現實不太相容。 作為讀者，學習他的精華思想與文章即可，其他地方不論短長。
　　余秋雨先生很贊同羅素把長河比作人生，所以他說：「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來尋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個季節。這種尋找和等候，將會一直延續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為我已經一次次地找到、等到，並把找到、等到的圖景，描繪給別人，贈送給讀者。」

謝謝大家的參與,  
希望大家也有所收穫, 也有了那麼次在心中遊歷祖國大好河山的機會, 一次文化的洗禮.

謝謝N版為大家連載那麼長的書.  這的確是本值得一讀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