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知道點

自夏代開始，中國形成了一套禮儀制度，這些禮儀制度把人們的行為約束在一定的規範之內，從而保持社會等級秩序的穩定，並且也從這些行為規範中，培養人們自覺遵守社會秩序的習慣。古代國家最重要的兩件事情是祭祀神祗和戰爭，因而，這套禮儀制度的主要內容，就是如何祭祀神祗。這些禮儀到了周代已經發展得非常完備，也非常煩瑣，需要專門的人士去掌握它們，並且在行禮時充當司儀。這些通曉禮儀規範並且在貴族人家祭祀行禮時充當司儀的人們，被稱為「儒」。他們必須通「三才」（天地人）、陰陽之道。也就是說，儒不僅要懂得行禮時的那些儀式，還要通曉那些儀式的意義和作用，即禮中之道。
　　墨子時常譏諷儒，稱其「富人有喪，乃大悅喜曰：此衣食之端也」。此是墨家對儒者的貶辭，僅僅反映儒者的部分情況。其實，他們大都是社會上有一定文化知識和道德的學者。
　　到了春秋末期，以孔子為中心的一批學者，辦學授徒，整理和研究古代典籍，關心國家大事。道家和墨家都稱孔子一派為儒者。孔子早就意識到這點，為了避免人們的誤會，要與上述儒者區別開來，特別告誡自己的學生：「女（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顯然，他們自認為是君子儒。

老莊之道

由孔子所創立的學說，簡稱「儒學」。儒學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它是一門解釋經典的學問。這些被解釋的經典內容，是孔子以前中國傳統文化中居指導思想地位的成分，即如何按照上帝或者天的意志，把國家治理好。孔子最完整地繼承了傳統文化和這些文化設施中所體現的思想，並且通過自己的重新解釋，使傳統文化和傳統思想都得到了根本的進步，同時也就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儒家學派和以他的思想為代表的儒家學說。
　　這些被解釋的經典一般說來有六部，即「六經」（《詩經》、《尚書》、《禮儀》、《樂經》、《易經》、《春秋》）。孔子去世后，被尊為聖人，於是被認為是孔子的著作的，或者被認為是孔子傳授的著作的，或者記載孔子言論的書，都被當做經典，這樣的經典有《論語》、《禮記》、《孝經》；再後來孟子等人也被尊為聖人，於是他們的作品《孟子》也被當做經典；還有兩部書，被認為是孔子以前的書，如《周禮》，後來也被儒者們當做經典。而解釋這些經典就成為儒學的基本內容。直接的解釋開始時叫做「傳」，後來也叫做「注」、「疏」、「解」、「釋」等等；間接的解釋，形成後來被稱為「子書」的主流部分。因此，可以說，儒家學說繼承了在它產生之前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後來又被作為國家的統治思想延續下來。
　　至於「儒學」是否可以稱之為「儒教」，至今仍有爭論。贊同「儒教」的一派認為，儒教是中國古代的國家宗教，這個宗教的神靈系統是中國傳統宗教的延續，它的理論部分是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他們認為，漢武帝把儒學定為國家的指導思想，標誌著儒教的誕生；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國，取消了對上帝鬼神的祭祀，標誌著儒教的崩潰。儒教把天（上帝）作為至上神，但是對天作出了重新解釋。儒教有自己的宗教組織，就是國家設立的專門負責祭祀的機構，起初叫做「太常」或「奉常」，後來叫做「禮部」。儒教認為天子就是上帝之子。與基督教不同的是，基督教的上帝之子只有一個，而儒教的上帝之子，則要由上帝根據他們的德行而加以任免。上帝任免天子，天子任免官吏，官吏的主體由儒者擔任。
　　也有人反對把儒學稱之為儒教，他們認為中國古代是沒有宗教的國家。

儒家八派的區分，只是韓非個人的學術觀念。其中不免有韓非的主觀影響。事實上，韓非對儒學八派的劃分並沒有嚴格的學術界定，它所反映的內容也只是孔子去世之後，戰國初年以至戰國末年的儒學大概情況。
　　主要有以下幾派：
　　1.子張學派。子張是孔子最年輕的學生之一，以積極參與政治為特色。子張不僅出身低微，而且還是犯過罪的人，只是跟從孔子學習之後，才改邪歸正，終於成為儒林中的名士。從史料看來，孔子對他並不是十分滿意。而且孔子的一些弟子也經常批評他，說他精神境界不是很高。荀子在文章中還罵他是「賤儒」。但是到了戰國時期，子張的後學顯然已成為一個很大的學派，否則也不至於引起如此多而強烈的批評。
　　2.子思派。子思是孔子之孫，其導師是孔子最年輕的弟子之一曾參。據說《大學》和《孝經》兩部著作都是由曾參從孔子那裡傳下來的。而子思又根據傳授創作了《中庸》。《大學》、《中庸》被宋代儒者作為《四書》的基本內容，在儒經中居於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這一派從宋代以後影響也很大。他們的代表人物曾參、子思，都作為聖人，陪同孔子享受祭祀，稱「配享」。這是孔子以後儒者的最高榮譽，得到這個榮譽的共有五人。
　　3.顏回派。顏回是孔子親自認定的最好的學生，但家裡貧窮，住在破舊的房子里，吃著很簡單的食物，不幸早逝。孔子非常悲痛，認為這是上天要讓他的道失傳了。「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就是孔子對顏回的稱讚。
　　4.孟子派。宋代開始，認為孟子的老師或老師的老師是子思，所以把孟子和子思看做一派。《孟子》一書和《中庸》，在思想上確實有許多接近的地方。
　　5.漆雕氏派。由於孔門弟子中有三漆雕，即漆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因此，此派的人物所指就含糊了，學者們也往往因理解不同而有差別。如果將此三漆雕進行比較，似乎只有漆雕開最具有傳學的資格。其他二人的情況似乎在司馬遷的時代就已模糊不清了。這個派別的特點是不畏懼權勢，不欺侮弱小，行為正直，處事勇敢。
　　6.仲良派。仲良派的情況至少到目前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不僅已知文獻中孔門弟子無此人，而且非孔門人物中似乎也沒有此人的任何記載。
　　7.孫派。與仲良派情況類似，在孔門弟子中並無孫氏，故此派學者指哪些人也一直是人們爭相猜測的問題。梁啟超、郭沫若等人以為是指荀卿，因為荀卿又稱孫卿。
　　8.樂正派。有人認為樂正指曾參的弟子樂正子春；有人認為指孟子的弟子樂正克。具體情況不明。實際上，孔子以後儒家的分化情況還很複雜，據荀子所說，還有子夏派、子游派、子弓派等，其代表人物都是孔子的弟子。

儒學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楊雄、王充、王弼、孔沖遠、韓愈、柳宗元、王安石、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戴震、康有為等。
　　儒家的著作和典籍主要有：《詩經》、《尚書》、《周易》、《禮經》、《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孝經》、《論語》、《孟子》、《荀子》、《大學》、《中庸》、《春秋繁露》、《四書集注》等。
　　儒家學說主要有：德政說、仁政說、大同說、公羊三世說、性善說、性惡說、性三品說、氣質之性說、與天地參說、天人感應說、天道自然說、天人交相勝說、天人合一說、以無為本說、天理人慾說、主靜說、主敬說、致良知說、知行合一說、本末論、體用論、理氣論、常變論、動靜論、生死論、經學、讖緯之學、玄學、理說、心學、經世之學、現代儒學研究等。
　　關於儒家派別的劃分有多種。除了繼孔子之後的儒家八派之外，宋代以後又出現了幾派，主要有：濂學（以周敦頤為代表）、關學（以張載為代表）、洛學（以二程為代表）、閩學（以朱熹為代表）、泰州學派（以王艮為代表）、東林學派（以東林黨為主）、乾嘉學派（乾隆年間到嘉慶年間儒學的統稱）。

根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在63歲的時候，有兩次被魯國驅逐。在宋國時，司馬桓砍倒大樹對他進行恐嚇威脅。後來到了衛國，又被錯抓入獄。在陳國和蔡國之間，又被楚軍包圍，圍困達七日之多，結果餓得弟子們有氣無力；但孔子卻毫不計較，「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孔子的意志力比一般人要強好多。
　　這是儒家所提倡的修鍊方式的成果。
　　儒家功就是儒家的學者以及信徒修鍊的一種功法。關於儒家功的內容與方法，主要見於孔子的《論語》、孟子的《孟子》和荀況的《荀子》等儒家經典著作中。
　　儒家功將正常的生活、道德修養和練功融合為一體，練功的目的是更積極地入世和更好地治國，不像佛家和道家那樣為了出世，這是儒家功最突出的特點。《大學》中有明確記載：「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則格物，格物而後知至。」
　　儒家功如果按照佛家的看法，還沒有脫離「我執」的束縛，但儒家練功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入世，所以這種功法本身就是對於絕對自由的一種約束。
　　儒家功和道家功、佛家功相比，非常簡單，主要是以守靜的心齋、坐忘為代表。孔子的弟子顏回曾經問他什麼是心齋，孔子答道：「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神），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可以看出，孔子所主張的心齋是通過意念專一、呼吸細長、耳之不聞、唯心能覺，進而達到神氣合一，進入清靜純一的境界。孔子認為心齋這種功法是修身的關鍵，不但可以使人不出戶而知天下，還能使人延年益壽。有了這種認識，孔子在任何環境中都能使自己保持一種寧靜豁達的心態。
　　孟子在繼承孔子守靜的理論后，又進一步提出了內觀養心養氣的功法。孟子的功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求放心或養夜氣。求放心就是把為外物迷惑的心收斂起來，養夜氣是把人在子夜到清晨未與外界事物接交時的清明之氣存養起來。孟子認為這是保養真氣的好方法。第二階段是思誠和養浩然之氣。思誠就是悟道，至於養浩然之氣，就是一種「至大至剛」的宇宙元氣。
　　孔子和孟子之後，儒家的學者們基本上都繼承了孔孟先聖的靜坐功法。到了宋朝，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將靜坐看做同讀書、做學問同等重要的事。但是，儒家的靜坐一直沒有詳細的理論和具體的功法。到了明朝時期，儒士高攀龍參考了程朱的理學思想，又吸取佛、道兩家的功法精華，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總結出了一整套的靜坐理論。
　　關於靜坐方法，高攀龍說：「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默默靜坐。」所以，高攀龍的這種儒家靜坐法，雖然很平淡樸實，但也是一種大眾化的靜坐法。
　　在孔子之後，儒家學者和弟子們在儒家功法方面都沒有超過先聖孔子，其實，儒家的功法是一種為入世做準備，或者對強身健體起促進作用的功法。儒家功的目的並不是追求多高多深的功法和境界，而是靜心養性，培養意志力和忍耐力。

孔子是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末年思想家，儒家學派的創立者。名丘，字仲尼。其先世為宋國貴族，後來定居魯國（今山東曲阜）。宋國是商朝（又稱殷朝）的後裔，所以孔子常自稱「殷人」。
　　魯國是周公旦的封地，由於周公對周朝的特殊功勛，周天子特別允許魯國用天子的禮樂祭祀神祗。因此，以禮樂制度為核心的周代文化，在魯國保存得比較豐富和完備。這樣的文化背景為孔子的成長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孔子幼年家境貧困，但聰明博學，十幾歲時就以通曉禮樂制度聞名。為了養家，他做過不少當時被認為是低賤的管理糧庫和放牧的工作，後來做了魯國某地主官，只一年，就取得了顯著的政績，於是先被提拔為大司寇，即主管司法的官吏，並且代理宰相。在代理宰相期間，曾隨同魯國國君和齊景公會盟，以自己的學問和才智，折服了齊國君臣，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勝利，迫使齊國歸還了以前侵佔魯國的土地。然而由於魯國的政局動亂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鬥爭，使他不能平穩地履行自己的職務，不得不一再離開魯國，到其他國家謀求發展。他帶著自己的弟子到過當時的很多國家，這樣的旅程被稱為「周遊列國」。
　　孔子到過當時周天子所在的洛陽，向當時主管國家圖書的老子請教過有關禮儀的問題。他到過齊國，齊景公向他請教如何治理國家。此後又到過衛國、陳國、蔡國等國家。
　　晚年，孔子看到親自使天下歸於秩序已經沒有什麼希望，於是放棄做官，專心於教授學生和整理古代典籍。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勞作，把古代英明帝王的統治經驗流傳下來，使後世有所遵循。他整理的典籍有《尚書》、《詩經》，根據魯國史料寫成的《春秋》等。
　　孔子一生教授了很多學生，史書上記載，他的弟子有3000人，其中優秀的有72位。72位之中，又有十幾位是最優秀的。這些學生，多數都成為國家的官吏，其中不少人還是國家的大將、宰相或者顧問，在當時和後來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孔子熱心教授學生，只要拿很少一點禮物，他就收作弟子。有很多人，是父子兩代都跟他學習。
　　孔子去世后，依照禮制，弟子們都為他服喪三年。其中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子貢，在孔子墓旁修建了一個草棚，為孔子守墓六年，然後才離開。後來，他的弟子和魯國群眾有許多就在孔子的墓旁安家，形成了一個新的居民區。儒者們也經常在孔子墓旁演習禮儀。

在中國歷史上，孔子雖然一直名聲很大，但他的歷史地位在各個時代卻有很不相同的評價。按照歷史順序說，他本來是普通教師。但是他死後，逐漸被認為是至聖先師，高於其他一切教師。到公元前二世紀，他的地位更加提高，當時許多儒家的人認為，孔子曾經真的接受天命，繼周而王。他雖然沒有真正登基，但是就理想上說，他是君臨全國的王。再到公元前一世紀，孔子的地位提到比王還高。據許多人說，孔子是人群之中活著的神，這位神知道在他以後有個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樹立一種政治理想，竟能完備得足供漢朝人實施而有餘。這種神化可以說是孔子光榮的頂點吧，在漢朝的中葉，儒家的確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這種神化時期並沒有持續很久。公元一世紀初，就已經有比較帶有理性主義特色的儒家的人開始佔上風。從此以後，就不再認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為「至聖先師」的地位仍然極高。直到十九世紀末，孔子受天命為王的說法又短暫地復活，但是不久以後，隨著民國的建立，他的聲望逐漸下降到「至聖先師」以下。現在，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他是一位教師，確實是一位偉大的教師，但不是惟一的教師。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認為是博學的人。孔子自認為是繼承古代文化並使之垂之永久的人，與他同時代的一些人也這樣認為。他的工作是以述為主，這使得他的學派重新解釋了前代文化。雖然從歷史上來說，他當初不過是普通教師，但是後來有些時代認為他是至聖先師，或許也是不無道理的。

孔子把春秋時代看做是「禮壞樂崩」，那時，臣殺君，子殺父，「邪說暴行」不斷地發生。例如，公元前607年，晉趙穿殺了晉靈公。公元前548年，齊崔抒殺了齊莊公。雖然晉靈公和齊莊公都是極端暴虐的統治者，但臣殺君，在孔子看來就是犯上作亂的表現。孔子曾經說：天下太平，周王朝就能按照周禮的權威掌握全國政治軍事的最高權力，現在天下大亂，諸侯大夫都可以不顧周禮的規定，不服從周天子的權威，擅自執掌大權，老百姓也議論紛紛，簡直不成體統了。
　　孔子認為要制止上述各種「邪說暴行」的流行，就必須恢復周禮的權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級制度的秩序，而重要的就是要「正名」。就是說，「實」應當與「名」為它規定的含義相符合。有個學生問他，若要您治理國家，先做什麼呢？孔子說：「必也正名乎！」又有個國君問治理國家的原則，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每個名都有一定的含義，這種含義就是此名所指的一類事物的本質。因此，這些事物都應當與這種理想的本質相符。君的本質是理想的君必備的，即所謂「君道」。君，若按照君道而行，他才於實，於名，都是真正的君，這就是名實相符。不然的話，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們稱他為君。在社會關係中，每個名都含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君、臣、父、子都是這樣的社會關係的名，負有這些名的人都必須相應地履行他們的責任和義務。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以求恢復周禮所制定的世襲宗法等級制度。就君臣關係來說，對於君，就應強調君應該享受的權利，對於臣，就應當強調臣應該盡的義務。例如，魯昭公娶同姓女為妻，本來違反周禮，孔子也明知這一點。但當別人問他時，他說魯昭公「知禮」，故意替魯昭公掩飾。季氏有些僭越行為，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流行的現象了，孔子卻特別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要求復興周禮，但不是完全因襲周禮，他還對周禮進行了一定的發揮和補充，主要表現在強調道德教化方面。他認為，如果運用禮治德化和政令刑罰相輔而行，就可以預防犯上作亂的事情，引導他們不敢想和不會想犯上作亂的事，人心自然就歸服了。

孔子在談到自己精神修養發展過程時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在這裡所說的「學」，不是我們現在說的學。《論語》中孔子說：「志於道。」又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的志於學，就是志於這個道。我們現在所說的學，是指增加知識。
　　孔子還說：「立於禮。」又說：「不知禮，無以立也。」所以孔子說他三十而立，是指他這個時候懂得了禮，言行都很得當。
　　他說四十而不惑，是說他這個時候已經成為知者。
　　孔子一生，到此為止，也許僅認識到道德價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認識了天命了，並且能夠順乎天命。換句話說，他到這個時候也認識到超道德價值。在這方面孔子很像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覺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來喚醒希臘人。孔子同樣覺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有個與孔子同時代的人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情的時候，深信他是在執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認識的價值也就高於道德價值。
　　孔子到了七十就能從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似乎自然而然地正確。他的行動用不著有意的指導。他的行動用不著有意的努力。這代表著聖人思想發展的最高階段。

孔子一生的主要事業是教育。他從事教育近半個世紀，先後有弟子三千。不少弟子學習以後，從事政治活動和教育活動，成為有政績、有名望的人。孔子的教育事業，對於打破貴族壟斷文化教育和貴族世襲官職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以「學而知之者」為教育對象，他雖然承認有「生而知之者」，而且認為「上智」和「下愚」是不能夠改變的，但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動並不是以「生而知之者」為出發點的，而是把它作為不必討論的問題懸置起來。他從來沒有具體指出過哪個人是「生而知之者」，也不承認自己是「生而知之者」。相反，他明確地說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他把注意力放在後天孜孜不倦的學習上。
　　在教學內容方面，孔子以《詩》、《書》、《禮》、《樂》為教材。他說，學詩能使人振奮，學禮能使人在社會上站得住腳，學樂能使人的學問得以完成。《論語》中又說「子以四教：文、行、忠、新」，即以四項科目教育學生：歷代文獻、社會經驗、對待別人的「忠」、與人交往的「信」。可以看出，孔子教學內容主要限於政治和倫理，也就是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的「上」所包含的基本內容。
　　孔子提倡勤奮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態度。他自稱「好古敏學」，曾經說自己是一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他的學生冉求以「力不足」為理由，不願學習，他批評說，所謂「力不足」，是走路到半路走不動了，你現在還沒有起步就喊「力不足」，這是畫地自限，不願努力。相反，他反覆稱讚簞食瓢飲，堅持學習而不改其樂的顏回。孔子不僅提倡向書本學習，也提倡向周圍的人包括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學習。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提倡不恥下問。一些淺薄的人看到他這樣，以為素稱知禮的孔子原來什麼也不懂，孔子卻認為虛心向別人學習的態度本身就是知禮。
　　孔子還根據長期教學的經驗總結出許多行之有效的學習方法。他說的「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等都成為學習的格言。而最有意義的是他提倡學與思的結合，「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是他的名言。另外，還有「舉一反三」、「聞一知十」。孔子還用譬喻法來闡述學與思的結合。

孔子在末年魯國祭祀祖宗和百神時做助祭者，祭祀完畢，登上廟門前的望樓，突然發出長嘆。弟子們問他為什麼嘆息，孔子說，他沒有能夠趕上上古那非常美好的時代，但心裡對那個時代嚮往極了。
　　孔子描述那個時代說，那是一個偉大而美好的原則通行的時代。依照那個原則，人人都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講究信譽，和他人友好。所以人們不僅愛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也愛別人的父母和孩子。老年人都安度晚年，壯年人都能發揮自己的才能，年幼者能夠很好地成長，失去父母的孤兒，死了配偶的寡婦，喪失兒女的老人和殘疾者，都能得到大家的關懷。男子都有自己的職責，女子都有自己的歸宿。財物雖然不可以隨便浪費，卻不一定要屬於自己；不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會感到遺憾，但不必是為了自己。這樣的時代，用不著智慧和謀略，也沒人偷盜和搶劫，家家都不用關鎖門窗。這就是大同時代。
　　孔子繼續說，但是現在，這偉大而美好的原則不見了。人人都為著自己的家，都僅僅愛自己的孩子，把財富據為己有，努力為了自己。君主們都把職位傳給自己的兒子和兄弟，修建了堅固的城牆和壕溝來保護自己。以禮儀作為法則，來規定君臣的職責，來鞏固父子的關係，來使兄弟友好，來使夫妻和睦。建立了各種制度，以區分貧賤，以獎勵勇敢者和智慧者，以求他們為自己建立功勛。這樣，謀略產生了，戰爭興起了。大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等人，就是這一時期的領袖。他們六人，沒有不重視禮儀的。他們以禮儀為標準，考察人們的行為，有功者賞，有過者罰，實行仁義，給人民以行為的規則；不這樣做，就被認為是有罪，遭到大家的拋棄。這樣的時代，叫做「小康」。
　　後來的儒者以此為標準，把上古的大同時代作為他們理想的時代，但認為那樣的時代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他們只能努力實行仁政，達到小康。實際上，他們又往往認為，孔子以後的時代，連小康也很難達到。

和同之辨，這是儒學關於和諧問題的主張。
　　追求和諧，其中包括追求國家政治中君臣關係的和諧、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諧，以至整個社會的和諧。一般說來，這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共同的社會理想。中國古代在孔子以前，當時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就討論過和諧問題。他們認為，和，是保持不同因素的相互協調，比如各種調味品調和起來做成美味佳肴；同，就像不斷添加同樣的調味品，這樣做不出好吃的食物。
　　用於君臣關係，所謂「和」，也就是在君主說是的時候，臣子就應該指出其中的非；當君主說非的時候，臣子就應該指出其中的是，以補充君主的不足。儒學繼承了這樣的主張，孔子認為君子採取的態度是和，小人採取的態度是同。
　　孔子否定「同」，後來的儒者就把如何才能做到「和」作為自己討論的主題，其中周敦頤認為，和的前提是秩序，有了秩序才有和諧。秩序的前提是人人安於本分，即君主要安於君主的地位；臣子要安於臣子的地位，不可想做君主；百姓要安於百姓的地位，按時如數地向國家交納賦稅和擔負勞役，而不該有非分之想。只有這樣，才有和諧。

三綱五常指三條綱領，五項永恆原則。這是儒學的基本道德規範。
　　三條綱領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是魚網上的大繩，與綱相對的是目，目是網眼。舉起綱，網眼就張開。目對綱，是絕對服從的關係。把君主、父親、丈夫稱為綱，就決定了臣子、兒子和妻子對於他們的絕對服從的關係。
　　五常是仁、義、禮、智、信，這是儒學的基本道德準則。儒學認為，這五條原則是永恆不變的，所以稱為常。
　　三綱的思想淵源是孔子講的一句話，即「君要像個君主的樣子，臣要像個臣子的樣子，父要像個父的樣子，子要像個子的樣子」。也就是，君、臣、父、子要按照禮制的規定，履行自己的義務和職責。董仲舒在孔子關於君臣、父子關係的主張之上，又加上了夫妻關係，並且淡化了君主、父親、丈夫的職責和義務，把臣、子、妻完全放在服從的地位，還將這三條綱領確定為實行王道仁政的三條綱領。董仲舒認為這三條綱領是根據天意制定的。五常是仁、義、禮、智、信的總稱，也是董仲舒首先把它們總稱為五常，並且認為，王者能夠認真實行這五常的道理，就一定能夠得到天的保佑、鬼神的支持，使自己的統治擴大到遙遠的地方，使百姓享受安樂和幸福。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孔子所主張的處世原則。
　　孔子的弟子子貢曾經請教說，有沒有這樣一個原則，它是我們終身都應該遵守執行的。孔子說，有的，這就是寬恕。寬恕的意思是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說，自己不願意承受的事情，也不要強加給別人。與這個原則相伴隨，孔子主張：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也要幫助別人達到；不願意別人以某種方式對待自己，自己就首先不要用這種方式對待別人。
　　孔子曾經對他的學生說過，他的所有主張中貫穿著一個基本原則。學生們都不理解這個原則是什麼，只有曾參理解，曾參說，就是忠誠和寬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寬恕原則的表現之一。
　　孔子認為，這個原則，是實行仁義的重要途徑。如果每個人都從這裡入手，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具有仁義道德的人。這個原則發展到近代，就是要設身處地地替別人著想的意思。一個人要辦什麼事，首先要想一想，假如自己處在這樣的地位，將會怎麼做？這樣思考問題，就可能使問題得到比較正確的處理。
　　因而，這個儒學提倡的原則在今天仍有它的生命力。

殺身成仁，捨身取義，這是儒學所主張的基本道德準則。意思是說，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成就自己的仁德；寧願拋棄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全正義。
　　殺身成仁的話出自《論語》，意思是說，有志向和有仁德的人，沒有為了自己能夠活下去而損害仁義道德的，但有為了成就仁義道德而犧牲自己的生命的；捨生取義的原話出自《孟子》，意思是說，生命，是我想保存的；正義，也是我想保存的。在二者不可同時保全的情況下，那麼，我就捨棄生命保全正義。因為生命雖然寶貴，是我所願意保存的東西，但是我不能不顧及原則，僅僅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死亡，是我所討厭的，但是還有比死亡更讓我討厭的東西，這時候，我就不逃避危險，而寧可選擇死亡。
　　比如說，對於一個餓得快死的人，得到一點食物就可以活命，得不到就可能死亡。假如這個時候有人像對待牲畜一樣地對他說：「喂！過來，我給你吃的。」那麼，他寧可餓死，也不要施捨的食物。
　　孔子和孟子所提倡的這樣的道德原則，曾經鼓勵了許許多多有志向的人們，為了自己的事業、民族和國家，保持自己的人格，不向惡勢力低頭。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民族精神。
　　但是，要成仁，要取義，首先要明白什麼是仁義。所以宋代儒者就特彆強調，在一切行動之前，要先認識仁，先認識義。不然，自己就可能為了一個沒有價值的東西犧牲自己的生命，成為後人的笑料。儒學在仁義禮原則之後，要加上智，就是要求人們，要具有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才能很好地遵守儒學的道德原則。

關關睢鳩，這是孔子對《詩經》第一篇《關雎》一詩創作風格的評價。意思是說，快樂而不過分，憂愁而不悲傷。
　　孔子對待詩歌的態度，是他一貫的處世原則在情感問題上的具體體現。孔子認為，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掌握一個適當的度，不要過分，也不要不足。孔子的態度影響了整個中國古代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思想。音樂、詩歌都把中正平和作為抒發感情的標準，激烈的態度往往受到指責和抨擊。從詩歌和音樂創作還影響到人的整個處世態度，都把中正平和的態度作為最正確的、合乎禮儀標準的態度。
　　《關雎》一詩中講的是一個男子，思念一位美貌而賢惠的女子，他白天黑夜地想念她，晚上睡不著，翻來覆去。他想，假如能夠得到她，將用美妙的音樂讓她快樂，將像音樂的和諧那樣和她相親相愛。孔子認為，青年男子思念美貌而賢惠的女子，是正當的追求；擔心得不到她而憂愁，也是很正常的感情。但是如果因此而茶飯不進，損害健康，那就是錯誤的了。假如得到了她，想方設法使她快樂，讓她欣賞美妙的音樂，和她相親相愛，也是男子對待心愛女子的正當態度。假如放縱自己，或者為了使她快樂，而不惜破壞國家制度，不顧國家安危，就是過分的行為了。比如周朝有位君主，娶了一個美貌女子，十分滿意，然而這位女子整天愁眉苦臉，沒有笑容。為了使她露出笑容，這位君主下令點燃了報警用的烽火。諸侯們以為有敵兵入侵，急忙帶兵前來救援。這位女子看到諸侯受騙，十分開心，露出了笑容。像這樣的事情，在孔子看來就太過分了。

不要跟鬼神太親近，這是孔子主張的對待鬼神的態度，即對待鬼神一定要虔敬，但是又不可太過親近，而要有一定的距離，即要能夠稍微疏遠。
　　孔子主張，對待鬼神的基本態度應該是虔敬。從這個態度出發，孔子讚揚大禹。他認為大禹自己吃的是粗茶淡飯，但獻給鬼神的祭品卻非常豐盛；自己穿的是破舊的衣服，但是祭祀的服裝卻製作得非常華貴。另一方面，孔子主張對鬼神不應該過分親近，而要適當地疏遠。什麼才算是疏遠呢？至於疏遠的標準，孔子認為就是禮儀。依照儒學的原則，祭祀鬼神，應該按照禮儀進行。禮儀規定著該祭祀哪位神靈，也規定著祭祀的規格，比如祭器的大小、多少、華美程度、祭品的多少等等；還規定了祭祀的次數，每隔多長時間祭祀一次等等。祭祀的次數少了，祭品不夠，或者祭祀不幹凈，就是對鬼神的不敬；祭祀次數太多，或者祭祀不該自己祭祀的鬼神，或者祭品的數量超越了規定，則認為是對鬼神的諂媚，也是對鬼神的煩擾。
　　儒學一般認為，人與神是一個道理。對待鬼神的態度，就是人間下級侍奉上級的態度。尊敬是必要的，但是過分的親近就不是正常的上下級關係。正常的關係應該按照禮儀的規定去做。而當時不按照規定去祭祀鬼神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比如魯國的大夫季孫氏，要去祭祀只有魯國國君才能祭祀的泰山神，遭到孔子的抨擊。季氏的行為，就是對鬼神過分親近，就像是人越級討好上級一樣。
　　至於孔子是否認為有鬼神的存在，現在研究者有很多爭議。但孔子對待鬼神的基本態度是明確的，就是敬鬼神而遠之，體現在禮儀制度上，就是要求祭祀的次數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為了找到這樣一個適當的程度，歷代的儒家學者進行了大量的工作。

仁者愛人，這是孔子思想也是儒家學說的最高道德概念，是儒學所主張的愛的方式。這種愛的基本原則，就是根據血緣關係的遠近，決定愛的程度。
　　關於人的德性，孔子強調仁和義。義是事之「宜」，也就是「應該」。孔子認為，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情，必須為做而做，因為做這些在道德上來講是對的事情。如果做這些事情不是出於道德的考慮，而是出於其他原因，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情，這種行為也不是義的行為。用一個常常受孔子和後來儒家學者蔑視的詞來說，就是為了「利」。在儒家思想中，義和利是直接對立的。孔子本人就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這裡已經有了後來儒家所說的「義利之辯」，他們認為義利之辯在道德學說中是極其重要的。
　　義是形式上的觀念，具體指人在社會中應該做的事情。「仁」就是義的具體化，仁的本質就是愛人。父行父道愛其子，子行子道愛其父。有個學生樊遲問孔子什麼是仁，孔子說：「愛人。」又問什麼是「智」，孔子回答說是「知人」。樊遲不懂，孔子又補充說：提拔正直的人居於上位，能把邪惡的人變得正直。樊遲還是不懂，孔子的另一個弟子子夏解釋說：舜把皋陶提拔起來了，不仁的人就躲開了；商湯把伊尹提拔起來，不仁的人就躲開了。提拔正直的人，按照禮儀制度行事，這才是儒學要求的愛。根據這個意思，孟子說：為天下提拔一個德才兼備的人就叫做仁。
　　後來，朱熹說，仁是「愛之理」。就是說，仁是儒學具有自己特殊內涵的愛，是愛的法則。所以不能把仁僅僅歸結於愛，仁只是儒學的愛，是和其他思想家主張的愛，和世界上其他文化體系所主張的愛，和今天社會所主張的愛不同的特殊的愛。

漢朝初年，朝廷上曾經討論過這樣的問題，即商湯和周武王推翻他們君主的軍事行動是否是正確的。有的學者否定這樣的行為，他們說：帽子即使破了，也應該戴在頭上；鞋子即使新的，也只能穿在腳下。也就是說，君主是帽子，臣子是鞋子，再壞的君主也不能推翻。這個爭論就是對君主的忠誠問題，孔子把忠誠和孝道聯繫在一起，表明了自己鮮明的觀點。
　　孔子曾經說過，臣子侍奉君主要忠誠，君主要按照禮制對待臣子，不可對臣子隨意侮辱和殺戮。孟子進一步發揮孔子思想說：君主把臣子當做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當做心臟；君主把臣子當做狗馬，臣子就把君主當做不相干的路人；君主把臣子像塵土一樣踐踏，臣子就把君主當做強盜和仇敵。孟子甚至認為，如果君主作惡，臣子就可以把他推翻。所以，孟子讚揚商朝第一個君主商湯，讚揚親自推翻了商朝的周武王，說，他們推翻了作惡的君主，是順從天意，合乎民心。孔子和孟子的主張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士人對於諸侯國君主相對獨立的現實狀況。
　　忠誠的品質，依儒學理論來說，是人天生就具備的、天賦的本性；但是實際上，儒者們非常清楚，這樣的品質需要培養。而培養這樣品質的最好途徑就是從孝順父母開始。
　　依照孔子的主張，孝道不是說要好好照顧自己父母的生活。孔子說，養個狗，喂個馬，也都要好好照顧它們的生活，所以只是好好照顧父母的生活不能算是孝順。孔子認為，孝順最難得的是和顏悅色，讓父母愉快。父母在世時，要按照禮制的規定侍奉父母；父母去世時，要按照禮制埋葬父母；父母去世以後，要按照禮制祭祀父母。但是，父母在世時，一家一戶過日子，如何按照禮制侍奉父母，別人也不知道。死後祭祀，也難以充分表現出孝的程度。只有在父母去世時，才是充分表達孝心的機會。孝心的表達，又主要藉助於哭泣的程度，用為父母守喪期限的長短表現出來。
　　為了保護孝道，儒家學者還大力抨擊佛教。認為佛教僧侶不生產，不納稅，又不服勞役，是不忠；不娶妻，不生子，是不孝。因為從孟子開始就指出，不孝的罪名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兒子。因為沒有兒子，就不能按照禮制祭祀父母，從而使父母的靈魂挨餓。
　　因此，在孔子這裡，忠和孝在理論上是可以統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