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美國觀

瓦窯堡會議后,中共主要領導人開始採取各種方式積極宣傳這次會議確立的新的對外策略方針。1936年初,毛澤東與周恩來、彭德懷在給國民黨軍第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的信中指出:「在國際則聯合一切與日本為敵之國家與民族,實為抗日討賣國賊重要綱領之一。」

    這年1月28日,中華蘇維埃政府人民外交委員長王稼祥在同《紅色中華》記者的談話中,進一步闡述了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國際外交方針,指出:「我們當前的死敵既是日本,則只要對我們反日戰爭能守善意中立的,都是我們的友邦,我們都樂於和它成立平等友好的外交關係。」顯然,這裡的「友邦」已經不僅僅局限於蘇聯。從有據可查的資料來看,這是中共領導人較早對蘇聯以外的國家提到「友邦」一詞。在這次談話中,王稼祥還提到中國尤其有「與各工業先進國提攜的必要」,明確表示「凡與我友好的國家,中國蘇維埃政府並願意和它訂立平等的經濟協定,廢除不平等條約」。無疑,這裡的所謂「各工業先進國」,首先應該是指英、美、法等當時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儘管瓦窯堡會議已經提出願意與英、美、法等國家建立親密的友誼關係,甚至「訂立同盟條約」,但當時中共政權與美國政府沒有,也不可能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聯繫。而且由於大革命失敗后,中共幾乎完全處於同外界隔絕的狀態,這就決定了它的對美外交只能從民間外交做起。為此,中共中央做出邀請西方記者特別是美國記者訪問西北的決策。這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集中討論了「對外邦如何態度--外國新聞記者之答覆」的問題。兩個月後,美國記者斯諾來到保安。在窯洞昏暗的油燈下,毛澤東向這位陌生的美國人系統地闡述了中共對國際問題的一系列看法,並採用王稼祥的提法,把英、美等西方民主國家稱為「友邦」。

    首先,關於中華蘇維埃政府對英、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政策問題。毛澤東向斯諾解釋說,由於日本的侵略不僅威脅了中國的和平,而且也威脅了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國家的和平,因此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同時也是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特別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係的美、英、法、蘇等國人民的敵人。日本的侵略不僅是中國一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也是應該由太平洋地區所有國家來共同面對的問題。中華蘇維埃和中國人民因此願意同這些國家的人民、黨派和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在消極方面我們希望一切友邦至少不援助日本帝國主義而採取中立態度,在積極方面,我們希望他們能援助中國,抵抗侵略和征服。」

    其次,他針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世界大戰的態度,提出了蘇維埃政府區別「友邦」和敵人的具體標準。他指出,我們看到列強中有的已堅決表示不願參加新的世界大戰,有的則表示不願坐視日本佔領全部中國,這些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和比利時等。此外,還有一些長期處在侵略者蹂躪之下的弱小國家、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的威脅。我們把他們看做自己的「友軍」,希望與他們合作。「至於蘇聯,她一向是主張和平的,她是反對征服和剝削任何民族的,這當然是我們的良友。」毛澤東認為,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國家,上述各種類型的國家能夠組成一個反侵略、反戰、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無論它們對於這種戰線貢獻如何,對侵略者制裁的實力怎樣,都是受我們歡迎的友邦」。

    不難看出,在與斯諾的談話當中,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的新發展,初步調整了過去關於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在侵略中國問題上是完全「步調一致」的判斷,認為當前其他列強並未像日本一樣正在對中國進行公開的武裝侵略。由此,他對帝國主義國家採取了新的區分方法:一方面根據西方列強對戰爭的態度,將其區分為「法西斯國家」與「民主國家」;另一方面根據它們對待中國問題的態度,將其區分為「侵略國家」和「友邦」。這種區分方法,不僅改變了過去僅僅根據意識形態劃分統一戰線的思維方式,而且改變了過去只看到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本質、而看不到它們之間矛盾和衝突的鬥爭策略。根據這一區分方法,毛澤東很自然地把美國看做「民主國家」,並認為只要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像美國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也可以是「受我們歡迎的友邦」。

根據對待戰爭和對待中國問題的態度來區分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以便利用它們之間的矛盾,這是毛澤東提出與英、美等國結成國際統一戰線的客觀依據。正因為如此,他認為中國不僅可以和蘇聯這樣的國家「成立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聯盟」,而且可以同「民主的資本主義列強成立此項同盟」;這種反法西斯聯盟的性質是「和平聯盟,是為了共同抵抗那些發動戰爭的國家」。他指出,在中國問題上,擺在世界各國面前的有兩種前途:一種是幫助中國抵抗侵略者使之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另一種則是聽任它完全殖民地化。在前一種情況下,外國與中國合作的機會將非常多,因為中國將獲得自由,中國人民將成為獨立的人民,有獨立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組織。「當我們取得獨立以後,我們一定和許多友邦談判」,訂立「互助互利的相互協定」;「在過去中國政府不能利用外資謀人民真正的福利,一切外資對民眾沒有絲毫的補益,只有在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以後,才能盡量吸取大量的外資,來發展大規模的生產事業,也只有一個真正自由的中國,才能利用這種切要的外資。」相反,他認為在後一種情況下,如果聽任中國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來就真是一片黑暗了。這將不僅意味著中國獨立的毀滅,也將意味著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和文化遭到毀滅的威脅,將是一長串可怕的、愚蠢的戰爭的開始。

    上述一系列觀點的提出,標誌著毛澤東此時的國際戰略思想已經從過去主要「聯合共產國際和蘇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這樣一些基本內容,發展到為了抗日,不但需要依靠蘇聯、共產國際,而且需要聯合那些與日本有矛盾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這說明,他實際上是站在全民族的立場上,從民族解放和抵抗侵略的角度出發,來認識和看待國際關係問題的。

    在致力於反對法西斯主義、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大視野下,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不能不發生較大的變化。一方面,他尖銳批判了當時部分美國人所奉行的「孤立主義」政策,嚴正地指出:「一些目光短淺的美國政治家以為中國的滅亡與他們無關」,「這是一種對於實際情況的錯誤認識」。「實際情況是美國的東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緊密連結在一起。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隨著歷史面貌的進一步暴露,我們相信他們會放棄『孤立主義』政策,美國將覺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責任是同直接威脅美國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他又樂觀地指出:「我們認為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對中國是有遠見的,形勢註定美國政府要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起非常積極的作用。我們希望並且相信,他們將同中國人民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戰線。這是他們目前能幫助中國的最好辦法。」此後不久,他還在一份內部電報中寫道:「美國羅斯福連任總統,四年內民主政治當無改變。」欣喜之情,溢於言表。自巴黎和會以後,如此正面評價美國和美國總統,對毛澤東來說,這還是第一次。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大膽預測美國將同中國結成反對日本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並稱之為「友邦」,是因為自瓦窯堡會議以來,他已敏銳地看出美國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衝突是難以調和的,未來「太平洋戰爭是必然的結果」。他不僅發展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對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矛盾和鬥爭的認識,而且隨著自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進一步確立和鞏固,開始指導全黨致力於謀求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

雖然毛澤東這時與斯諾的談話,在某種意義上還帶有對外宣傳的成分。但不可否認的是,經過遵義會議,特別是到達陝北以來一段時間的領導和決策實踐,他已經不再局限和滿足於過去對帝國主義本質的一般性認識,而是注意根據時代主題的發展變化,不斷深化和發展這一認識,並在現實鬥爭中運用世界眼光來觀察中國所面臨的新的國際環境,分析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內部矛盾。

    毛澤東與斯諾的上述談話,還反映了這樣一個客觀現實:即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和特徵的蘇維埃革命,隨著中日這一主要矛盾的逐步上升,正在為民族抗戰所取代。瓦窯堡會議后,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一直在致力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視野下,來認識美國和外部世界,就是一個明證。

    繼斯諾之後,從1936年下半年到七七事變前夕,毛澤東在短短的一年時間內先後接待了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尼姆·韋爾斯(即海倫·福斯特,Helen Foster Snow,Nym Wales Snow)、維克多·基恩(Victor Keen,《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厄爾·利夫(Earl Leaf,合眾國際社記者)和托馬斯·畢森(T. A. Bison,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0wen Lattimore,美國《太平洋事務》雜誌主編)、菲利普·賈非(Philip J. Jaffe,美國《美亞》雜誌主編)等五批西方記者,向他們反覆闡明了中共的內外政策。

    抗戰爆發前夜,毛澤東主動向英、美等國新聞記者敞開大門,目的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打破國民黨的歪曲宣傳和新聞封鎖,使外界了解中共的政策和主張,推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這一行動實際上成為中共開展民間外交的起點。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肯尼思·休梅克(Kenneth Shewmaker)後來所說的那樣:「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那曾經是偷偷摸摸地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觸的涓涓細流,已經匯成了一條交往的滔滔大河。以前的神秘所在變成了眾所周知的地方。」

    1937年3月,毛澤東在與另一位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談話中,重申了與斯諾談話的內容,即要進一步區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差別。他再次強調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與英、美等國結成「友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沒有友軍,中國也是必須抗戰的,而且以中國的資源與自然條件,是能夠支持長期作戰的。」「但是我們正在找尋友軍,這是因為日本已有了它的強盜同盟,中國決不能自處孤立。所以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五國建立太平洋聯合陣線。」他分析指出,這種聯合陣線既是援助中國的,同時也是各國互助的。因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國的大禍,也是世界的大禍,就像德國是世界的大禍一樣。何況這兩個侵略國現在已經聯合起來了。因此,「我以為中、英、美、法、蘇五國應該趕快地聯合一致,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之虞」。

    在希望早日與這些反戰國家結成統一戰線的基礎上,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僅僅依靠華盛頓會議形成的九國公約是不夠的,還必須締結新的條約,這種新約「應該包括以武力對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體事項在內,如像締結太平洋集體安全條約之類。只有這種條約才能真正阻止戰爭,戰爭起來時,也能夠迅速結束戰爭」。

    無疑,這種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並締結新的條約的對外政策,較之過去開展「世界革命」和國際鬥爭的策略方針有了深刻的變化。對此,毛澤東解釋說:共產黨人決定實行上述政策,其目的「完全在為著要真正抵抗日本保衛中國」。「這叫做將部分利益服從於全體利益,將階級利益服從於民族利益。」「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於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並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願意抵抗日本到最後一滴血。」「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並不衝突,因為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最後,他駁斥道:「有人說: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這是極糊塗的話。」

還要看到,當時西方列強對中日問題的態度並非完全一致,毛澤東對它們也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方針。其時,英國保守黨政府與日本正在進行妥協談判,企圖緩和彼此間的衝突。對此,毛澤東指出:「不管英日妥協的程度如何,關於中國民族存亡的問題,中國人民不應一刻疏忽。在抗日運動中,不能過於信賴英國。我們要認清英國的本質,就不會上它的當。」與此同時,他對美國則採取了異乎尋常的親善態度,認為「美國在遠東的利益與日本的大陸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國對中國問題便不應隔岸觀火」。不久,他還致信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指出「美國共產黨和美國人民大眾是深切關心著中國的反日戰爭而曾多方援助我們」的,這使我們感覺到,「我們的鬥爭絕不是孤立的」。這些觀點表明,在毛澤東心目中,美國比其他西方列強佔有更加重要的地位,而他對美國和美國人民的熱情,也確實非比尋常。這不僅與美國在抗戰前夕對中日關係的態度和所起的作用有關,而且也與毛澤東青年時期對美國的認識和了解有關。此後,他在提及西方各民主國家的時候,雖然仍照例把英國放在美國之前,但在他的心目中,美國在中國的重要地位,實際上已經超過了英國。因此如果說他是把蘇聯視為「良友」的話,那麼把美國則視為最重要的「友邦」。

    1937年5月,中日戰爭一觸即發,關於國際形勢的分析已經成為黨內的熱點問題。為了進一步認清形勢、明確任務、釐清對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認識,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有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為蘇區代表會議),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語,並對建立抗日國際統一戰線的可能性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完全征服中國的政策,「便把若干其他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這些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擴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和世界和平陣線相結合的任務」。為此,他強調:中國不但應當繼續聯合蘇聯,而且「應當按照可能,和那些現時願意保持和平而反對新的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張聞天談到一個著名的觀點:「天下的烏鴉不是一般黑的,理由就是其黑的程度頗不一致。」他認為,儘管各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和擴張的本質是一樣的,但今天還沒有到與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算總賬的時候。因此,「利用統治階級中的矛盾,縱橫捭闔的聯合這一派去反對那一派,這一著還是要學的」。其中特別應該學會的是,「在適當時機集中主要力氣打擊最壞的敵人」。

    毛澤東等人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闡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即目前絕不是和一切帝國主義算總賬的時候,必須注意把握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並善於利用它們,以便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抗戰服務。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放棄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國家的做法,努力促使它們與中國共同反對日本。以上這些認識,雖然仍然帶有策略的考慮,但一旦擺脫了過去僵化的開展「世界革命」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認識框架的束縛,必將對中共深化國際形勢的認識和實施統一戰線策略,產生深遠的影響;對毛澤東在抗戰時期美國觀的發展走向,也會產生重要的作用。

二、現在是中美兩國「進一步聯合對敵的時候了」

    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到1939年歐戰爆發的幾年間,國際形勢總的說來是朝著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陣線逐漸分明的方向發展,但在其演變過程中卻出現了種種錯綜複雜的情況,形勢的不穩定與複雜多變是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受美國對中國事務一度採取「孤立主義」和妥協、觀望、搖擺態度的影響,出於防止遠東「慕尼黑陰謀」的出現,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希望到失望進而到批判的發展歷程。

    1937年7月7日,駐華日軍製造盧溝橋事變。中華民族的命運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國難當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把實現與英、美、法蘇建立某種形式的反日同盟視為當務之急。由於自身難以直接開展抗日外交工作,因此,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大聲疾呼,敦促國民政府進行抗日外交。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強烈呼籲國民政府立刻和蘇聯訂立軍事政治同盟,同時「爭取英、美、法同情我們抗日,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條件下爭取他們的援助」。同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表示「擁護國際和平陣線,反對法西斯侵略陣線,同英美法蘇等國訂立各種有利於抗日救國的協定」。8月22日,中共中央又發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重申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主張。

    中共的努力很快取得實際的成效。國共兩黨在日本要迅速滅亡中國的危急關頭,終於達成團結禦侮的共識,著手開展第二次合作。這次合作給中國的政治形勢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此後,中共的政治策略主要是圍繞著統一戰線這個中心而制定和形成的。中國共產黨人與國際上各種政治力量的關係,以及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也必然是圍繞著這一主題來展開和發展的。

    此時,遠東局勢因日本企圖以武力獨霸中國而日趨緊張。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時刻,英、美等國根據各自的利益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作為華盛頓體系的營造者和受益者,它們共同的反應是:一方面,要約束日本,使其行動不致徹底破壞以華盛頓九國公約為藍本的遠東舊格局;另一方面,只要日本的行動不危及它們在中國的根本利益,它們就可以暫時聽之任之。因此,中日戰爭爆發后不久,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發表聲明,宣稱美國關注各國所有的重要武裝衝突,並表示「世界上的任何嚴重敵對行動,無不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美國的利益、權利或義務」。但是,他仍然要求中日雙方「自我剋制」、「不使用武力」,應「信守國際協議」,「通過和平談判與協商的途徑,調整國際關係中的有關問題」。

    此後,由於日軍開始將侵略矛頭指向美國的在華勢力範圍,這使得美國政府對中國問題不能不採取較為積極的態度。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發表了著名的「隔離」演說,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比做「全球性肆無忌憚的疫病」,認為美國民眾不能幻想在這場「瘟疫」中能夠倖免於難。他呼籲國際社會「做出一致努力去反對違反條約和無視人性的行為」,以「防止疾病蔓延」。第二天,美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動違反了《九國公約》和《非戰公約》的有關規定。但是羅斯福的演說很快遭到國內孤立主義者和國際上來自英國等國的強烈反對,因此他不得不緩和語氣,表示此前的演說重點在「美國正在積極地尋求和平」,「根本沒有必要使這種辦法(隔離)同保持中立背道而馳」。

對於上述情形,毛澤東很快做出如下判斷:英、美、法等國政府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國,但還只限於口頭上的同情,而沒有什麼實際的援助;而國民黨對其進行片面抗戰的一黨專政以及對民眾的統治政策,也不願意作原則上的改變。

    即便如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仍然希望通過輿論影響英、美的對華政策。這年年底,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連續發表社論,希望英、美關注中國問題。其中11月24日的社論題為《英美還能忍讓嗎?》,公開呼籲英、美等民主國家,盡最大努力「來援助中國抗戰」。12月20日,針對美國桐油借款和英國對華借款,該報再次發表社論,認為這兩筆借款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經濟意義」,用實際行動表明了「英美兩國對華援助和制裁日寇侵略,走到採取並決定了具體辦法的路上」。

    顯然,此時的毛澤東對美國確實寄予厚望。1938年2月,在與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談起對「美國的感想」時,毛澤東說:「美國民主黨的贊助國際和平,羅斯福總統的譴責法西斯,霍華德系報紙的同情中國抗日,尤其是美國廣大人民群眾對於中國抗日鬥爭的聲援,這些都是我們所歡迎與感謝的。不過希望美國能更進一步,出面聯合其他國家給暴日以實際的制裁,現在是中美兩國及其他一切反對威脅的國家更進一步聯合對敵的時候了。」明確提出中美兩國及其他一切反對威脅的國家「進一步聯合對敵」,說明毛澤東已經不滿足於它們對中國的口頭聲援,而是希望能夠拿出實際的支持和行動來。正因為如此,他反覆呼籲,建立中美兩國和其他各國反侵略、反戰爭、反法西斯的聯合陣線已迫在眉睫,美國必須由口頭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進一步轉變為實際行動,給予日本侵略者以應有的制裁。

    同月,在延安反侵略大會上,毛澤東發表演講指出:「這個大會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在明天,倫敦將舉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會,幾十國代表參加,表示一個空前偉大的世界鬥爭的開始。」他認為現在世界上有三個反侵略的統一戰線,即「中國的統一戰線」、「世界的統一戰線」,還有一個是日本國內反戰統一戰線。「這三個統一戰線的目標是一樣的,就是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現在是全世界大多數好人向著少數壞人算總賬的時候」。顯然,此時的毛澤東不僅對蘇聯充滿信心,而且對美國也是如此,認為「全世界人民特別是蘇聯會來鼓勵與援助中國的」,「有一天蘇聯會是日本的直接對頭;美國也會幹」。

    這年5月,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對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前景充滿信心:「如果我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陣線……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那就是敵人死亡之時了。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打倒之日,必是這個天羅地網大體布成之時。這絲毫也不是笑話,而是戰爭的必然的趨勢。」

    然而,問題在於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盤。在桐油借款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美國並未採取更多的實際步驟援華抗日,它的「孤立主義」和「不干涉」政策一時也沒有改變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隨後尖銳地批評西方主要國家的妥協政策,主張自力更生,強調對英美等國不要寄予過高期望,自然不難理解。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從抗戰爆發至此,圍繞中日戰爭展開的遠東國際關係已經逐步明朗,抗日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在這次會議上,剛剛取得共產國際認可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對於抗戰一年來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影響,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與總結,並提出一系列適應形勢發展的應對措施。

毛澤東在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論新階段》報告中,具體分析了當前國際形勢中兩個顯著特點。第一,德意日法西斯的擴張的特點是,「首先侵略中間國家」,這就使西方大國產生了綏靖政策,「尤其是英國的妥協政策實際上幫助了侵略者」,它幻想依靠犧牲弱小國家的利益來維護自身的安全。這種「怯懦妥協政策」,必將「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當然,毛澤東在這裡也注意把美國與英國作了某種程度的區分,指出隨著「日本的深入進攻,進一步加深了日美間的矛盾,蘇聯與中國的友誼是增長的,中美蘇三國有進一步親近的可能」。第二,由於「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歐洲,東方是圍繞著它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蘇聯和英、美、法都把解決歐洲問題放在它們對外政策的第一位,東方問題「暫時放在第二位」。15個月來的經驗已經證明,「我們對國際援助暫時決不應作過大希望」,尤其是「拋開自力更生的方針,而主要地寄希望於外援,無疑是十分錯誤的」,「中國無論何時也應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足點」。與此同時,他也強調,「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中國與世界的聯繫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足點」。

    在報告中,毛澤東還強調,中共制定外交方針必須遵循以下三條基本政治原則:「第一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區別。第二不可忘記資本主義國家之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之人民的區別。第三,更加不可忘記現時與將來的區別,我們對前者不應寄以過高的希望。」為此,他進一步提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與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進國家與全世界廣大人民反法西斯運動之將來的配合,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鬆爭取外援的方針。」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外交工作提出這樣三條政治原則,是以英、美等國在抗戰初期對中國問題的實際表現為基礎的,是以過去對它們的帝國主義本質認識為深層依據的,同時也是對當前的國際形勢進行理智分析后得出的客觀結論。如果說,上述政治原則會對中共今後的外交工作產生深遠的影響的話,那麼對毛澤東美國觀的發展走向,也必然會產生某種導向作用。

三、美國「已經在步英國的後塵」

    就在遠東國際局勢動蕩不定的時候,歐洲的形勢也在發生急劇變化。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簽訂《慕尼黑協定》,這對縱容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擴張、加速歐戰爆發,起了極壞的作用。英、法等國的這種綏靖主義態度,自然使毛澤東警惕在亞洲可能發生類似的投降活動。他聯想起列寧關於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本質的論斷,認為今日英、法等國政府的種種表現,都沒有逃出列寧當初的預言。因此,他不僅對《慕尼黑協定》進行了強烈的譴責,而且開始對中國是否應該與英法結盟表示疑問。

    與此同時,中共一再呼籲美國成為中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友邦」,卻得不到任何回應,也使毛澤東深感失望。1939年1月18日,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作形勢報告時,他指名道姓地批評了美國的「中立」政策,認為這實際上是對中國不利的。他說:「美國有一種法律,叫做中立法,就是不賣軍火給各交戰國,但是軍火原料卻可以的,這樣對日本是有利的,因為它還有幾個錢,買回原料可以製造軍火,而中國沒有『銅板』,無辦法,所以對中國是不利的。」與此同時,他也看到美國國內「現在有一部分人主張改變,中立法有取消的消息(雖然還沒有正式取消),而廢止中立法的輿論更高漲了」;「事實經驗告訴他們,讓步結果更加不好,因此英美有些惱火,似乎不願再讓了,但也許還要讓些。」兩天後,在為《論持久戰》英譯本所寫的序言中,他再次批評英、美等國的孤立主義,指出:「在英美諸民主國家尚存在有孤立觀點,不知道如果中國戰敗,英美等國將不能安枕……援助中國就是援助他們自己,才是當前的具體真理。」這時,他仍然對英、美有所區別:「我們同意羅斯福總統保衛民主的宣言,但堅決反對張伯倫對於西方法西斯國家的退讓政策。張伯倫對於日本也至今還保存著怯懦心理。」最後,他寫道:「我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利益,也為了世界利益。」「為了中國也為了英美自身。」

這年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防共」、「限共」和「溶共」的方針。會後,國民黨連續發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地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等秘密文件,國共兩黨在合作中的衝突和摩擦日益白熱化。

    對國內政治的這種新動向,毛澤東自然要同整個國際局勢的變動聯繫起來分析。他認為,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反共摩擦迅速增加,這絕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與英國在歐洲綏靖德國、在東方對日妥協密切相關的。目前,蔣介石的政策在很大的成分上是依靠英、美的,因此,最近發生的一系列摩擦,「都與英美的政策有關」。因為英、法的妥協,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無法建立,影響到東方,就使日寇進攻更為猖獗,國民黨內部的妥協傾向更為嚴重,最終導致國共摩擦不斷激化。2月25日,中共中央就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的新動向向黨內發布指示,認為最近國民黨執行對日妥協和反共分裂政策的根源,主觀上在於它「對抗戰的不徹底性」和「對外的依賴性」,客觀上則是由於戰爭形勢和國際局勢所促成的。

    此時,面對遠東國際形勢發展的這種現實,中共對英、美政策的重點,開始由爭取同它們建立反日統一戰線,逐步轉到揭露、反對它們綏靖日本和幫助國民黨搞反共摩擦上來。

    毛澤東和中共對英、美等國態度與認識的轉變,與蘇聯的影響也不無關係。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指責英、美、法的綏靖政策。他斷言,「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成為事實了」,並把英、法等國列為最危險的敵人。就這樣,過去視為和平力量努力爭取的聯合對象,一下子又變成「最危險的敵人」。5月30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險,就是國民黨妥協投降的可能性,這種情況是英美法在遠東極力推行妥協政策,試圖造成新的東方慕尼黑協定的一種必然反映,其中可能包含重大陰謀。」次日,中共中央開會討論共產國際這一指示,反對國際國內的妥協投降因素成為這次會議的主題。

    從6月開始,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譴責「英、美、法投降主義者加於中國政府的壓力」,認為正是這種壓力加速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6月l0日,他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關於反投降問題的報告,指出:「英、美、法等非侵略國對於侵略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於他們自身力量不足,也不是單純的由於他們畏懼革命,而是由於他們『坐山觀虎鬥』的陰謀計劃。」他認為,國民黨進行反共投降活動,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的誘降政策」;二是「英、美、法的壓力」;三是「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動搖」。從這些判斷出發,他不再把英、美、法等國看成是「願意援助中國或守善意中立」,能夠與之結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友好國家。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有意迴避了過去一段時間關於英、美、法「民主國家」的稱呼,而更多地稱呼它們為「帝國主義國家」,以凸顯它們對外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本質」。他斷言:「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這就是英美法帝國主義者的現時政策。」如今英美之所以開始策動「遠東慕尼黑」,就是希望在中日兩國疲憊之際來個「漁人得利」;「等到雙方精疲力竭時,他們就以『健全的身體』出來喝令雙方停戰,使雙方都聽他們的話。」據此,他進一步斷言,「遠東慕尼黑」陰謀成功之日,必定就是國民黨投降之時。

7月24日,英國與日本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承認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有權「剷除任何妨礙日軍或有利於敵人之行為和因素」。這一協定是典型的犧牲中國主權與日本妥協的產物,它使得中共更深切地感受到西方大國在遠東實施綏靖政策的危險。於是,毛澤東決心把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鬥爭推向高潮。7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全黨「用最大力量,推動各方共同起來」,在輿論上行動上「反對任何形式的東方慕尼黑」。《新中華報》也發表文章,嚴正警告英國政府:「你們的妥協政策,只是自掘墳墓」;「你們愈是和日本妥協,你們在遠東的一切利益將愈被排斥,將愈不可保。」此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實際上已經把國際戰略和外交工作的重心,由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轉到反對英美的綏靖政策方面。

    8月23日,蘇德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決心按原計劃入侵波蘭,從而引發了英法對德正式宣戰。9月1日,毛澤東就目前國際形勢和中國抗戰問題,對《新華日報》記者發表談話,指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打破了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爭的陰謀,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團對於蘇聯的包圍」。英美法的反動資產階級對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奉行所謂「不干涉」政策,目的在於從中取利。「張伯倫以損人的目的開始,以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將是一切反動政策的發展規律。」「日本對中國正面大規模軍事進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將更厲害地進行其『以華制華』的政治進攻和『以戰養戰』的經濟侵略,而在其佔領地則將繼續瘋狂的軍事『掃蕩』;並想經過英國壓迫中國投降。」他明確指出:中國抗戰的「相持階段是有條件地到來了」,「從現時起,全國應以『準備反攻』為抗戰的總任務」。

    如果說,l939年之前,毛澤東雖然對英、美等國從希望開始走向失望,但仍然沒有完全放棄爭取「英美等民主國家」的態度,繼續在宣傳英、美、法蘇四大強國聯合起來的主張,那麼1939年以後,受國共摩擦「慕尼黑陰謀」出籠,蘇聯與英、美、法關係僵持等因素的影響,他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能否加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看法一度有所動搖,認為「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擴大,是由於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不得不採取擴大戰爭辦法來解決,是由於法西斯的德國不顧一切地貫徹侵略戰爭,是由於英法等國採取不干涉的妥協政策,拒絕與蘇聯訂立互助公約」。對美外交的策略,也似乎回到了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鬥爭框架之下。

    儘管如此,毛澤東對於英、美等國的態度仍然有所區別。尤其是《有田―克萊琪協定》簽署后,美國宣布廢止《日美商約》,並對日實行「禁運」。中共對美國這一做法表示歡迎。9月1日,毛澤東在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中指出:「美國帝國主義想在中立的名義之下,暫時不參加戰爭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將來出台活動,爭取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地位。美國資產階級暫時還不準備在國內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時的經濟生活,這一點對於世界的和平運動是有利益的。」他呼籲:「在各中立國內,如像美國,共產黨員當在人民面前,揭穿資產階級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就是說,名義上中立,實際上贊助戰爭,並圖在戰爭中大發其洋財的那種政策。」上述言論表明,毛澤東對持觀望態度的美國和一度主張「遠東慕尼黑陰謀」的英國,始終是有所區別的。

    1939年9月3日,歐戰爆發以後,國際形勢急轉直下。7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寫的題為《國際新形勢與我國抗戰》的社論,指出:這次戰爭的性質,在基本上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早已開始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範圍,現在是更加擴大了。

10日,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德波戰爭和英法對德宣戰問題的指示電,該電重新解釋大戰的性質和國際策略,認為:已經爆發的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非正義的戰爭」,是兩個帝國主義集團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爭取世界的統治而進行的鬥爭。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后,認為共產國際新的策略路線與中國共產黨人「過去所採取的方針(表現於九月一號澤東談話中)是一致的」。

    國際局勢發生的巨大變化,使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在全黨範圍內進一步釐清對剛剛爆發的歐洲戰爭的認識。14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發表講演,指出:「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和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目的同樣,是為了重分世界,就是說,是為了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與勢力範圍,為了掠奪世界人民,為了爭奪對世界人民的統治權。」「不論是德意日,不論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這一個反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

    既然認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對待英、美、法等國的態度也就自然地回到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鬥爭策略上去了。9月18日,毛澤東發表演講指出:「現在的世界,已經起了大變化了。」「這就是全世界的反動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已站在一條戰線上,來對付世界革命了。」他想起了此前中共關於「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評價,認為「現在的歐洲大戰就是德國同英美法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不管他們哪一方面的資產階級,天下烏鴉一般黑,這些資產階級都是反革命的」;英、美、法這些所謂的民主國家「最後地與革命勢力絕緣,而干它們的反革命事業了」。他指出,「在這個世界規模的統一戰線的組織成分里」,「已把資產階級反動派及其所謂民主政府開除出去了,因為他們在進行反革命勾當了,他們像狗屎一樣,已被全世界人民所唾棄了」;「他們出去了,我們的文章更好做。」

    由於又回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鬥爭立場上,與此相關的一切對外政策也就隨之發生變化。

    1939年9月26日,在同再次訪問陝北的斯諾談話時,毛澤東毫不隱諱地說:「可以參加世界革命統一戰線的國家已經不再包括所謂民主國家裡的資產階級了。」原先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成分,現在只剩下三種力量了:一是資本主義國家裡的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二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國家裡的反帝力量,包括無產階級和一部分資產階級;三是蘇聯。為此,他提出:「各國共產黨的政策也要改變,過去爭取所謂民主國家參加統一戰線的政策已經不適用了。現在世界革命統一戰線的組織成分,已經不能把各所謂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放在裡面,因為他們已經變成為世界人民的敵人,世界弱小民族的敵人。」他認為:「現在世界革命的口號,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民族戰爭,用革命戰爭消滅反革命戰爭,援助人民解放運動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

    對過去中共為什麼提出要聯合併爭取各個「民主國家」共同組織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毛澤東這樣解釋:因為當時還存在著聯合的可能,在制止戰爭方面還存在著共同利益,而現在一切都改變了。他認為,自從歐戰爆發以後,「一方面,法西斯的德國,放棄了反蘇的立場,實際上放棄了防共協定;而另一方面,所謂民主國家,利用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取消了國內的民主制度,變成了反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反弱小民族的中心」。他得出結論說:「德國和英國等等,那些法西斯國家和所謂民主國家,都是帝國主義的強盜國家,他們之間的戰爭,都是強盜戰爭。」「現在世界上最反動的國家,已經轉到了英國,世界反革命的第一名魁首,已經是張伯倫了。」在這裡,他甚至改變了自己抗戰以來的一個基本觀點,認為從此以後,「過去關於法西斯國家與民主國家的劃分,現在已經失去了根據」。「這種劃分法,現在是不適用了。爭取所謂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參加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這樣的時期,已經過去。」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此時不僅斷言「現在世界上最反動的國家,已經轉到英國方面」,而且批評美國也在一步步走向反動。他坦率地承認:「我在兩個星期之前,在九月一日的談話中,還以為美國資產階級暫時還不至於在國內放棄民主政治,與平時的經濟生活,哪知它就在這短短的幾天之內,宣布了所謂『局部緊急狀態』,這樣一來,它已經在步英國的後塵,一步一步的走向反動化與戰爭化了。」

    可以說,這時候毛澤東對美國的評價,已經到了華盛頓會議之後的又一個最低點。他在猛烈抨擊英國和張伯倫的同時指出:「羅斯福是跟張伯倫一道的,他手裡拿了一根手杖,在撐張伯倫的腰。」「所以,我們對美國的斯諾跟美國的羅斯福,是要分開來看待的。」他甚至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沒有正義的帝國主義強盜之間的戰爭,雙方都沒有公理。羅斯福也想發戰爭財,想贏得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領導地位。他「要張伯倫做他的秘書,日本做他的後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他的前衛」。

    總之,毛澤東認為,歐戰爆發再一次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也改變了美國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他高度警惕美國的這種變化,認為美國在準備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下,實際上已把自身排除於世界反侵略、反戰爭、反法西斯主義和平陣線之外,羅斯福政府也正在走向法西斯化。雖然美國政府這時仍然宣布不放棄它的中立政策,但是這時的「中立」,乃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假中立」;這種「中立」是一個陰謀,是美國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計劃的一個部分。

    但是,毛澤東很清楚,有關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方面的許多問題,不是僅僅用意識形態就可以完全解釋得了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對待像斯諾這樣的外國記者,並不打算像拒絕他們的政府一樣,統統拒之門外。由此,在隨後召開的歡迎晚會上,他特別談到了斯諾和美國人民,說「久已聞名的美國記者斯諾先生」,「這次重來邊區,我們熱烈歡迎他」。「美國是一個大民族,人民大眾是反對帝國主義,同情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斯諾先生是站在人民大眾方面的,他是共產黨的好朋友。希望通過斯諾先生,使中美兩大民族親密攜手,幫助中國人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9年10月21日,英國《每日先驅報》發表了有關毛澤東與斯諾談話的報道。對於中共接受西方國家記者的來訪,蘇聯和共產國際都十分敏感。10月底,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含蓄地指出,務必要對像斯諾這樣的外國資產階級記者保持距離,今後不要再向他們發表類似的談話,因為這一類談話會被他們「用作挑釁目的」。迫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壓力,中共中央此後不得不控制接待西方記者的來訪。一直到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幾乎沒有什麼英美記者能夠進入中共控制的地區。

    綜上所述,歐戰爆發前,由於美國對中國事務一度採取「孤立主義」政策,介入不深,這一事實使得毛澤東在認識美國時,往往只是把它放在泛泛的「英美法」大框架之下來加以評論。而且在抨擊「遠東慕尼黑」陰謀時,能夠注意將美國與英國區別看待。但隨著歐戰爆發,毛澤東便認為美國「已經在步英國的後塵」,對戰爭的性質做出了較嚴重的判斷,在「反對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這個總題目下,把英、美、法與德、意、日一樣當做主要敵人加以抨擊。至此,他對美國的態度相對於抗戰初期,實際上是經歷了一個從希望到失望再到絕望和鬥爭的過程,回到了以往「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立場上。

    毋庸諱言,歐戰爆發之初,由於對戰爭性質的判斷一度出現了錯覺,毛澤東的美國觀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造成這一認識反覆的原因,從客觀上來說,一方面是因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觀望、搖擺及其侵略和擴張的帝國主義本質使然;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共作為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其對國際事務的判斷不能不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影響與制約。而從主觀上來說,則是因為中共長期偏於一隅、信息不暢,受過去某種慣性思維和外來因素的影響,在一些突發事件到來的時候,對國際形勢的判斷難免會出現瞬間的誤差。這些誤差隨著事態的不斷明朗化,終將得到逐步的調整和糾正。而毛澤東的美國觀,也隨之迅速回到原來正確的發展軌道上來。

四、「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

    1940年的國際局勢波譎雲詭,太平洋地區極不太平。特別是進入下半年以後,日本政府制定《適應世界形勢的時局處理綱要》,正式決定向南洋推進,企圖以此為突破口,一舉解決對華、對美問題。這無疑是向美國發出挑戰,不能不對美國的遠東政策產生重要影響。由此形成的連鎖反應是:一方面美國在東方繼續保持所謂「中立」的同時,逐步向援華制日傾斜;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對外政策的重心進一步倒向美國。這兩方面的變化直接導致美國在中國的影響力增長。毛澤東此後的美國觀的變化,正是在這一新的背景下逐步展開。

    儘管歐戰爆發前後毛澤東對美國一度做出了絕對化的判斷。但是,早年從美國人那裡學到的務實態度和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文化傳統中汲取的實事求是精神,使他從來都是抱著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一切問題的,其中當然也包括如何看待美國。隨著美國對日、對華政策的調整,毛澤東開始重新估價國際政治形勢的發展走向。

    1940年6月,法國戰敗。2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關於形勢和黨的任務的報告,指出:「中共目前是處在新的環境中,這種新環境將決定地影響中國的抗戰。」一方面,「由於法國投降,英國失敗,與日美矛盾擴大,從英美法方面發動的東方慕尼黑危險,已經不存在了,或至少說很大地減少了」;在東方,今後「美日矛盾將發展,日美衝突不可避免」,而蘇聯「將與美國接近」。另一方面,「法國與英國的投降,造成了兩個對立的帝國主義陣線之間的極大的不平衡狀態」。他認為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的政策「不是強調英美法東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險性,而是強調日本在加強壓迫與引誘后的危險性。不是如同國民黨蒙蔽事實真相說什麼『一切皆於中國有利』,而是指出投降危險更加嚴重,號召人民為克服投降危險而鬥爭」。7月6日,在延安楊家嶺大禮堂召開的幹部會議上,他進一步指出:「誘降的來源主要已不是英美法慕尼黑協定,而是德意對日的鼓勵及其可能的勸和政策。」因此,「現在我們的宣傳主要不是強調英美法東方慕尼黑而是日本的壓力」,「他們與德意日矛盾尤其是美日太平洋矛盾可利用」。

7月7日,中共中央在題為《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的黨內指示中,正式修正了此前關於「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的預言,對國際局勢做出新的判斷:世界現在劃分成三大陣線,即蘇聯和平陣線、英美法帝國主義陣線和德意日帝國主義陣線,而中共當前的政策就是要利用兩大帝國主義陣線之間的矛盾。這一決定還進一步估計到,美國正在加緊武裝起來走上戰爭的軌道,帝國主義戰爭有由歐戰擴大到世界範圍的趨勢,帝國主義互相的衝突沒有完結。英美雖想犧牲小國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從命,因而我們仍然可以利用美英法與德日意兩個帝國主義陣線之間的衝突,特別是日美在太平洋上日益增長的矛盾,促進中國抗戰。顯然,這一文件的精神與毛澤東前一天演講表達的內容是完全一致的。

    隨著對國際形勢的估計發生變化,自然要求及時調整對美工作的策略和具體方針。8月2日,中共中央致電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社,要求他們在宣傳工作中必須把握國際形勢的新特點,強調再也「不要在英美改變對日對華政策后(即在放棄東方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對利用英美的外交」,並認為「孫科派的親蘇美政策是對的」。

    9月23日,毛澤東在楊家嶺大禮堂作時事報告。談到當前的策略問題時,他指出:「英美以華制日,七七決定尚不能說得很具體,現應補充即英美是從帝國主義利益出發,利用和爭取中國參英美之戰,但另一方面也不要就乾脆拒絕英美。現在斯諾等又開會要投資延安五十萬,又有要把中國槍支交葉劍英抗日的消息,我們當然也不反對,因為還要利用帝國主義矛盾。」

    9月27日,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成立。蔣介石顯然看出了中國在遠東的戰略地位和分量正在日益加重,立即向美國發起外交攻勢,爭取美國擴大對華援助。到10月中旬,毛澤東相繼得到消息,美國已經提供給蔣介石一筆2500萬美元的貸款,英國也開放了一度因受日本壓迫而關閉的滇緬路。對此,他很快做出如下判斷:「英國的開放滇緬路,美國的借款,尤其是撤僑,都向中國表示英美的反日決心,要求中國不要跑德日意路線,而英美兩使坐鎮重慶,緊緊拉住蔣介石不讓跑掉。」

    此時,毛澤東開始意識到,由於「英美政策的影響,可能會使國民黨的態度有急速的轉變」。因此,不僅對美政策,而且對國民黨的政策,都必須有所調整和變化。11月6日,他致電周恩來,明確地指出:儘管英美仍是「帝國主義戰爭集團」,但「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也不要罵「英美與英美派」。為此,他正式提出「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

    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認汪精衛南京政權,並簽訂相關條約。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等中美之間商定具體條件,即宣布將向中國提供1億美元巨額貸款,英國亦宣布向中國提供5000萬美元的貸款。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毛澤東認為:由於「英美不贊成內戰,蘇聯對中國政策不變」,「更由於我黨中央之正確政策」,「反共高潮有下降可能」。

    12月25日,毛澤東在《論政策》的黨內指示中,明確提出:雖然我們共產黨人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在當前,我們既須將正在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與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與日本結成同盟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於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還須將過去採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與現在放棄這個政策、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他強調:「我們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國民黨有區別的。在國民黨是所謂『敵人只有一個,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國家一律平等看待,實際上是親英親美。我們則應加以區別,第一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區別,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區別,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國主義政府的區別,第四是英美政策在遠東慕尼黑時期和目前時期的區別。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

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待英美籍新聞記者態度的指示》,要求對前來接洽來訪的英美記者,「不僅不應採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態度,而且應採取歡迎與招待之態度」,既要把他們「當做情報人員看待」,又要把他們「當做外交人員看待」,「以便經過他們形成我們與英美之間一定程度的外交關係」。在一度停止與英美人士接觸之後,重新提出「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並再次對英美記者採取歡迎態度,中共的對美策略出現了明顯的改變。

    從戰前呼籲與英美等國共同反對日本,到現在重提「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表明中共對英美的外交已經重新回到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上來。與此相對應,毛澤東本人對美國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這不僅說明他在鬥爭策略的靈活性方面,經過鬥爭實踐的磨礪,已遠比過去成熟,而且表明他對美國的認識也越來越注重實際。

    在及時調整對外政策的原則后,中共開始著手加強與「英美的聯絡工作」。雖然隨後發生的皖南事變震驚世界,但並沒有使毛澤東因此改變對外方針,而是主張繼續加強與英美的外交聯絡。事實證明,這一方針在當時是卓有成效的。美國對蔣介石的反共軍事行動表示不滿,羅斯福總統還採取了對於美國政府而言破天荒的干預性行動。1941年1月24日,美國務院宣布,美國對中國國共之「內爭」表示關懷;作為某種懲戒,美國政府還暫停了計劃中的對華貸款的實施。2月8日,羅斯福派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及聯邦調查銀行調查統計部主任戴普萊(Despres)前往中國,就國共關係問題轉達了羅斯福的口信:「予自萬裡外觀察中國之共產黨員,似與我等所稱之社會黨員,無甚差別。彼等對於農民、婦女及日本之態度,足值吾人之讚許,故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相類者多、相異者少,深盼其能排除異見,為抗日戰爭之共同目標而加緊其團結。」居里在同蔣介石會談時表明,美國政府對國共關係十分關注,對中國重新爆發內戰甚為擔憂。他特別說明:在國共糾紛沒有解決之前,美國不會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問題也不可能有任何進展。

    美國的態度表明,它不準備對國共衝突聽之任之,而採取反對國民黨將反共摩擦升級的明確態度。蔣介石由此認識到:美國人暫時還不會支持他用武力來對付共產黨。這對他繼續推行反共政策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

    2月14日,居里會見中共代表周恩來。周恩來向他提供了國民黨製造摩擦的具體材料,詳細說明了皖南事變的真相。居里明確表示,美國的政策是贊助中國統一,不主張擴大內戰,並希望國民政府實行改革。周恩來與居里的這次會晤,是中共領導人與美國高級官員的第一次直接接觸,它在中共與美國關係史上,意義自然非同小可。

    此時,中共與蘇聯及共產國際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變化。這是使得毛澤東開始重新認識美國的又一個重要因素。早在1939年2月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羅伯特·馬丁的時候,毛澤東就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共在中國實行的綱領,是根據中國的需要,而不是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統治。經過皖南事變等一系列事件后,他認識到,有必要進一步調整中共與蘇聯以及共產國際的關係。

    本來,在國民黨方面挑起國共摩擦之初,中共中央一度對蘇聯的干預寄予了相當大的希望。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又幾次提出,希望蘇聯能夠通過停止向國民黨政府提供援助的方式,迫使蔣介石放棄反共分裂的政策。蘇聯一方面向蔣介石表示不滿,一方面又勸告中共中央要採取委曲求全的態度。對此,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直言不諱地指出:「遠方(指共產國際與蘇聯--引者注)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三個月來幾經往複,尚未解決。」

    蘇聯繼續保持與國民黨的密切關係,實際上是根據其主觀需要來決定的。事實表明,中共與蘇聯及共產國際雙方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和著眼點,無疑是有所區別的。這種區別決定了中共此後的方針政策必將發生變化,即更明確地以中國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為中心,而不是完全以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為準繩。

不僅如此,毛澤東此時還注意到,隨著美國對於中國事務介入的加深,它對國民黨政府的制約作用,已經越來越明顯。這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做好對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他開始意識到,蔣介石加入美英集團可能對抗戰有利,因為美國看來不僅支持中國抗戰,而且也反對國民黨挑起反共摩擦。1941年2月7日,他在《新四軍事變后各方動態(情報)》上加寫了兩段話,指出「由於蔣介石做得太錯,我們的有理而強硬的態度」和「英、美、蘇的外交壓力」,「內戰已可避免,中國時局有發生有利於我們的變化的象徵」。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判斷,因此到了3月初,當得知中共負責外交工作的代表對國民黨參加英美集團一事仍表示反對時,他當即發電指出:目前我們「要把宣傳與政策加以分別,我們並不放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宣傳,對英美援華與中緬聯防則不應反對,可表示聽任態度,因此事使蔣介石難於投降與難於反共,我們必須盡量利用兩派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他樂觀地估計,今年秋冬之間,「英蘇美蘇之間可能成立互不侵犯協定(也許英蘇協定不久就可簽訂)」,因此「我們方針是要爭得蔣及國民黨主體轉變到親蘇、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維持他們的政權、承認我們的地位為條件」。到了5月,在給廖承志的電報中,他又提出對美國援華委員會委員魯斯「一類美國人可與之多聯絡」,「我黨對內要求,只有一個民主。對外交是主張與美、英聯繫的」。

    至此,毛澤東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更加靈活地把握了「利用矛盾」這一鬥爭策略。儘管此後幾個月里,由於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美日秘密談判的消息不脛而走,使他一度估計美英另有企圖。但無論怎樣,利用國際矛盾的鬥爭策略,始終沒有動搖。

    這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突然爆發。因自顧不暇,蘇聯不得不逐漸從中國抗戰主要支持者的位置上退出來。毛澤東綜觀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果斷地認為,時局又出現了新的動向。由於美國表示願意站在被侵略者一方,因而與美國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路線,已具有了現實的可能。6月23日,他提出中共在全國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26日,他又進一步提出:「英、美、華都站在蘇聯方面,現在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線的對抗,其前途對蘇對華有利。中國時局可能好轉,我們的方針是爭取好轉打擊日寇。」

    7月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向他介紹了起草《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的有關情況,指出其「宗旨主要是拉英、美、蔣,反德、日、意」。6日,他再次致電周恩來,強調「對美主要是拉,批評可減少」,並提出:「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壞的,以此來分界限,不會錯的。」

    以是否反對法西斯侵略作為制定對外政策的唯一標準,必然導致中共對英美政策的進一步變化。此後,中共在公開言論中,對英美等民主國家又開始以「友邦」相稱。

7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聲明中國共產黨「擁護國際反法西斯陣線,促進中、蘇、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國家民族一致聯合,反對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擁護國民政府對德、意絕交的正確行動,並準備採取新的步驟」。這一宣言表明,中共已經徹底改變了此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性質的評價,認為目前世界已經處於「法西斯陣線與反法西斯陣線的偉大鬥爭時代」,唯有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方能制凶焰於已燃,挽狂瀾於既倒」。至此,中共中央致力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統一路線的立場更加堅定。

    自逐步加強「與英美的聯絡工作」以後,中共制止國民黨反共高潮和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工作很快取得了顯著的成效。7月24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指出,「自我們聯絡英美在華人員與英美派,集中揭露親日派陰謀后」,國民黨發動的反共宣傳「業已失敗」。 8月2日,根據對國際形勢的觀察,中共充分認識到太平洋戰爭已經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利益與安全,美日之間已勢同水火,美國雖然沒有參戰,但是在西方國家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的鬥爭中,已經「取代英國而居於領導地位了」。

    8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共同宣言《大西洋憲章》,表示了要制止法西斯主義在全世界蔓延的決心。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大西洋憲章》進行了分析,指出:羅、宣言證明美國決心參加反侵略戰爭,對英、美、蘇、中等都是有利的。次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最近國際事件的聲明》指出:共同宣言「特別表明了美國對於參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神聖戰爭,已經下了決心。而美國的這種決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偉大戰鬥陣線已經在政治上完成」。10月30日,毛澤東冒雨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滿懷信心地指出:「現在我們有三條統一戰線,一條是中國的抗日統一民族戰線,一條是東方的ABCD陣線(指美、英、中、荷四國在遠東建立的對日包圍網--引者注),一條是英、美、蘇的聯合行動,有這三條統一戰線,法西斯一定會打倒的。」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從抗戰爆發前後就孜孜以求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經過多少艱難曲折,出現無數峰迴路轉,時至此日,終於在各民主和反戰國家之間達成了思想認識上的統一,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基礎。此後,美國在毛澤東的筆下又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友邦」。

    從抗戰爆發前後著眼於國際反法西斯統一陣線的建立,強調只要加入反法西斯聯盟,「都是受我們歡迎的友邦」,到呼籲中美兩國「進一步聯合對敵」,把美國視為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國家」,毛澤東的美國觀較之土地革命戰爭以前,有了極大地豐富和拓展,實際上放棄了過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鬥爭策略,採取了「有聯合有鬥爭」的區分態度。歐戰爆發前後,由於美國一直對中國問題採取「孤立主義」的觀望和「中立」態度,為了防範「慕尼黑陰謀」在遠東重演,毛澤東曾經一度對是否應該與英美等國結盟表示過疑問,認為美國「已經在步英國的後塵」;由於對戰爭的性質一度做出了是「帝國主義戰爭」的誤判,他不再把美國視為「友邦」,甚至改變了抗戰以來的一個基本觀點,認為「過去關於法西斯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劃分,現在已經失去了根據」,對美國的評價也降到了華盛頓會議之後的又一個最低點。此後,隨著法國投降、英國失敗,美國迅速調整了對華、對日政策,明顯加大了援華、制日的力度,毛澤東的美國觀也開始發生新的變化,反覆強調「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在他的具體指導下,中共的外交方針又迅速調整到重新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上來,中美兩國終於結成了戰時同盟,成為相互支持的「友邦」。

    總結這一時期毛澤東美國觀的發展變化,不難看出,自遵義會議開始確立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以來,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逐步為全黨所接受,成為中共制定對美政策的基本指導思想,並由此表現出策略化的特徵。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的美國觀和中共的對美策略經歷了一個從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發展歷程。這種思想觀念、主觀認識和鬥爭策略的反覆變化,除了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政策的影響以及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一時難以完全把握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深受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和搖擺性的影響。可以說,毛澤東這一時期的美國觀,乃是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不斷調整而相應的發展變化的,而正是這種發展變化,使它表現出更加務實的特徵。

第二節  在抗日、民主與團結的旗幟下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美兩國結成戰時同盟,雙方在抗日問題上找到了合作的利益支撐點。此後,在共同抗日和爭取民主與和平的旗幟下,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中共的對美策略,有了前所未有的大調整:在外交上,積極加強與美國的聯繫,熱烈歡迎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對美國人民、美國政府和羅斯福總統給予了許多熱情洋溢的稱讚;在軍事上,對美國採取積極配合的政策,努力爭取美國的實質性援助;在政治上,積極打「美國牌」,藉此促進中國的民主改革,制止國民黨的反共分裂活動。除此之外,對於戰後的中美關係,毛澤東也做出了許多大膽、樂觀和積極的設想。然而,抗戰勝利前後,圍繞著民主與和平的主題,國共雙方展開了明爭暗鬥。隨著國共鬥爭的日趨複雜化和美國調處過程中「扶蔣反共」策略的逐步明朗化,中共與美國的關係一波三折,最終不可避免地分道揚鑣。毛澤東的美國觀,也從此發生了新的轉變。

    一、打好「美國牌」,制止國民黨新的反共高潮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時間),日軍對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基地發動突然襲擊,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等20餘個國家從此正式參加到反法西斯主義鬥爭的行列中。11日,德意日三國簽訂《聯合作戰協定》,世界兩大陣線已經壁壘分明。次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個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保證運用其軍事與經濟之全部資源」,以對抗法西斯。26國簽訂的聯合宣言,標誌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1942年初,當中國的對日作戰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之後,美國很快宣布給中國國民政府貸款5億美元,並派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擔任美軍駐中國戰區司令兼蔣介石的參謀長。史迪威於3月來華后,在他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Davis)、謝偉思(John S. Service)等人的協助下,比較客觀地看待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用,雙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與互信關係。這為中共進一步發展與美國的關係開闢了更為廣闊的迴旋餘地,毛澤東的美國觀也因此得到了更加充分的發展空間。

    早在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當天,毛澤東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時局。12月9日,根據會議討論的情況,中共中央發表宣言指出,現在「全世界一切國家一切民族劃分為舉行侵略戰爭的法西斯陣線與舉行解放戰爭的反法西斯陣線,已經最後地明朗化了」,中國應與英美和其他抗日諸友邦「締結軍事同盟,實行配合作戰,同時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

    同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布關於建立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提出這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應當包括反對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黨派及一切階層的人民……應當是上層的,同時又是下層的,是政府的,同時又是民眾的」,其中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對英美的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為了達到戰勝日寇的目的,中共應該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的抗戰力量。

    可以說,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使中共對國際形勢的估計頗為樂觀,尤其是對美國加入反法西斯陣線頗感振奮。當時黨內普遍認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將侵略營壘與反侵略營壘的對陣最後地加以分明了。日本與中國戰爭已四年有餘,現在又與英、美等二十餘國為敵,而德意侵略國經過六個月的對蘇作戰,其銳氣已非昔比,蘇聯已經開始進入反攻階段。目前乃是中國與英、美、荷協同作戰積極準備反攻的良好時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的國內形勢並不像國際形勢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樂觀。國民黨軍隊從3月份起,對中共再度發動政治和軍事摩擦。據周恩來的統計,僅1個多月,類似的事件便發生了100多起。由此,他認為:目前形勢,日蘇戰爭如果爆發,第三次反共高潮不可避免,且必然走上高峰。

    在4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關於目前時局問題的發言。他估計:蔣介石目前的政策是外松內緊,正在積極準備太平洋戰爭后的行動,對我組織政治攻勢與軍事攻勢,我們準備對付蔣的進攻。今後兩年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為此,中共中央很快就秘密下達了應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通知,並部署好軍隊以防萬一。

    然而這一策略準備隨著國際形勢的進一步發展,很快便做出了調整。1942年5月26日,英國進一步與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蘇英同盟合作互助條約》,條約規定:雙方承擔義務在戰後共同行動與合作,相互給予經濟援助,並共同維護歐洲的安全與經濟繁榮。6月11日,蘇聯駐美國大使李維諾夫與美國國務卿赫爾簽署了《關於在反侵略戰爭中相互援助所使用原則的規定》,強調美國將繼續向蘇聯提供物資、設備和情報,蘇聯亦應向美國提供同樣的援助。

    英美蘇三國關係的這種變化,極大地影響了毛澤東對於整個國內外局勢的認識和判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門提到,美國對蘇聯的態度變了,正在積極援助蘇聯。6月26日,他致電周恩來指出:「目前四個月國際國內都是關鍵。」「國際局面變化,勢必影響中國,國共好轉與民主共和國前途還是有的,我們好好做下去,爭取此局面。」

    7月9日,毛澤東進一步指出:「蘇英美團結得很好,影響到國共關係亦不會很壞。」「戰後一時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統一戰線的民主共和國局面,中國更必須經過民主共和國才能進入社會主義。在此國際總局勢下,國民黨在戰後仍有與我合作的可能。雖然亦有內戰的另一種可能,但我們應爭取前一種可能變為現實。」31日,他在另一份電報中指出:目前英美不願中國內戰,美國表示援華軍火不得用於反共,這是國民黨近日態度好轉的一個原因。此種好轉還會發展,但國共關係是中國內政問題,英美蘇均不會公開出面調解,只會暗中勸告及在公開輿論上表示希望中國團結。這些將來還會有的,我亦正在爭取。

正是基於對國際和國內政治形勢的這種新的估計,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採取公開的和緩政策,重新提出與國民黨合作建國的主張。6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紀念「七七」抗戰五周年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建國,加強國共合作,加強全民族的團結」的口號。

    就在中共領導人積極改善國共關係時,國民黨方面也在盤算英美蘇對華態度新動向對解決中國內部問題將會產生何種影響。蔣介石樂觀地估計,集中力量解決中國內部政治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他在1943年3月拋出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暗示兩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及其軍隊,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維護國民黨一黨統治的建國方案。此後不久,國民黨又借共產國際解散之機,鼓噪中共也應該解散,掀起了攻擊中共的宣傳浪潮。與此相對應,封鎖陝甘寧邊區的胡宗南部隊頻繁調動,西北地區國共對峙的形勢堪稱劍拔弩張。

    國民黨方面製造的國共危機,使毛澤東深受刺激。他一方面緊急動員全黨全軍,準備反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要求宣傳部門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尖銳的不怕刺激的批評」,在人民中、在黨和軍隊內部人員中,掃除國民黨及蔣介石的影響;另一方面,吸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經驗,加緊對美蘇的外交活動。毛澤東認識到,美蘇都不贊成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緊張之際發生內戰,因此加強與美蘇特別是美方的聯絡,打好「美國牌」,將會極大地有助於在此次國共危機中制止國民黨的反共行動。

    1943年7月4日,毛澤東在給董必武的信中,指示中共駐重慶辦事處,立即向外傳播國民黨軍隊準備進攻延安的消息,「特別通知英美有關人員」,「發動制止內戰運動」;6日,針對國民黨當局禁止《新華日報》發表紀念中共成立22周年七一社論並派人來報館監視一事,他又指示董必武,應立即將有關情況向外傳播,「尤應即發英美使館」;9日,為對付蔣介石進攻邊區的軍事部署,他指示彭德懷除做好軍事準備外,還要進行政治動員,展開宣傳鬥爭,將有關情況傳播到西安、重慶等地及英美蘇各國,「動員國內外輿論打擊蔣之反革命企圖」。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指示,中共展開了積極有效的對外宣傳和聯絡工作。美國駐華使館和駐華美軍司令部了解到這些情況后,立即給美國政府作了彙報。

    中共的外交努力,很快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7月7日,美國記者就蔣介石派部隊包圍八路軍和不允許《新華日報》發表七一社論等情況,當面質詢國民黨宣傳部次長張道藩,使他無言以對;7月12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起草了題為《中國政治黑暗,抗戰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滿意》的新聞稿,聲稱:英美人士對中國政治黑暗,和蔣介石將美英援助不用在前線打日本而用在補充後方,大不滿意。由此,國民黨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以及宋美齡等人在美國屢屢遭受質詢。13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總結了近期的外交工作,指出:「我宣傳閃擊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國記者紛紛質疑張道藩,而且引起英美蘇各大使開會」,警告蔣介石「不得發動內戰,否則停止援助」。他還樂觀地估計:「內戰危機似可克服」,「保持國共一年和平,我黨即可取得極有利地位」。

    毛澤東此時表現出來的樂觀態度,是完全有理由的。因為不僅各國輿論界對國民黨的反共行動表示不滿,美蘇等國政府也以不同的方式對國共危機表示嚴重關注。首先是蘇聯作出了異乎尋常的反應。1943年7月14日,蘇聯駐華參贊拜會美國駐華使館代辦艾切森(George Atcheson),就國共危機交換看法。他指出:中國政府也明白,在這個時候進攻共產黨並不適宜,因為這對國際關係有影響。8月5日,蘇聯駐蘭州代表與謝偉思談話中指出,國民黨正企圖以武力消滅共產黨,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11日,蘇聯駐華武官就這一問題向美國使館官員探詢:如果國共交火,美國持何種態度,是否將繼續向中國提供援助。隨後,蘇聯政府在報刊上第一次公開表示支持中共的事業,並積極宣傳中共在為中國的獨立而進行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

蘇聯的態度令美國方面深切地感受到,國共危機有可能導致中蘇關係和美蘇關係的惡化,進而影響美蔣在中國以及在遠東的共同利益。出於對中蘇關係、美蘇關係的擔憂和出於對日作戰的考慮,美國決心採取一定的行動,來阻止國共關係的不斷惡化。

    8月19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亨貝克(Stanley K. Hornbeck)在與宋子文會談時說:有人認為美國和英國正慫恿中國政府對共產黨採取行動,事情並非如此;美國對於國共關係的態度與皖南事變后一樣,「一直公開希望中國像其他地區一樣,應避免內部衝突」。宋子文則保證說:國民政府現時無意用武力解決與中共的爭端。

    正是由於中共的及時揭露與堅決抵制,使得各主要盟國對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予以強烈反對,蔣介石被迫收斂其反共軍事行動,一方面向中共方面表示無意對邊區發動軍事進攻,並逐漸撤走進犯邊區的軍隊;另一方面要求國民黨各黨部特別注意,反共暫時不以國民黨出面。9月13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十一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宣布,中共問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應該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國民黨政府所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及中共與蘇聯圍繞這一系列事件所持的態度,促使美國方面強硬要求國民黨政府接受這樣的觀點:中國的內戰應當避免,國內鬥爭應通過和平的政治手段加以解決;而達到這一目的的途徑是,通過中國所有黨派都參加的某種政治聯合來解決。為此,11月,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又同蔣介石親自商談國共合作問題。他要求蔣介石設法同中共合作,並且「必須在戰爭進行時期,就同延安的共產黨人組織聯合政府」。

    中國共產黨打好「美國牌」,利用國際有利因素制止國民黨新的反共高潮,是抗戰時期外交工作的一個成功範例。1942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總結抗戰以來國共衝突的歷史,認為國共關係總是隨著國際關係的發展變化而轉移的,其中「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蘇關係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而自蘇德戰爭爆發以來,「英、美、蘇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即沒有大的衝突。這個期間,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後,他才下這個決心」。最後,他樂觀地指出:「我們估計這個好轉的總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務是促成談判,促成具體解決問題,故應避免一切枝節,極力表示好意。」幾近一年後的1943年8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進一步總結了利用英美力量制止蔣介石進攻邊區的對外統戰工作,指出:「我們這次反對胡宗南,英美是幫助我們的。英美正要打日本,如果中國打內戰,他就不利,他不願意我們內戰,統一戰線有這些工作。」

    可以說,自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以來,毛澤東在領導制止國民黨反共高潮的鬥爭過程中,已經充分注意到美英等國為了集中力量反對日本,並不贊成國民黨反對、進攻中國共產黨,希望國共分歧通過政治途徑得到解決。不僅如此,他還特別注意到,美國當時已經成為影響國民黨政策的最為主要的國家,中國任何政治力量要在當前這個歷史大舞台上展開角逐,都必須考慮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對這種特殊的國際關係的正確把握,使毛澤東深刻認識到此種國際有利因素可以用來約束國民黨的反共鬥爭。因此,從1942年中期起,他就特別注意打好「美國牌」,逐步加強與英美等國的聯繫與溝通,並在親自領導這一工作的過程中,逐步加深了對美國的認識,豐富了他在這一時期的美國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