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知道點

「逍遙遊」指自由自在地遨遊，不受任何約束和任何條件的限制。《逍遙遊》是《莊子》中的一篇，此文運用許多著名的寓言故事，來說明莊子所提倡的人生境界。
第一個寓言是《鯤鵬變化》。說是北冥有條大魚，名叫鯤，個子大得不知道有幾千里。它一變而成為鳥，叫做鵬，鵬的背也不知道有幾千里大。鵬奮起飛翔，翅膀像從天上垂下來的雲彩。它趁著海水震蕩飛往南海，先用翅膀拍打海水，激起三千里寬的海浪，掀起旋風，然後盤旋而上，飛到九萬里的高空，一直飛了六個月，才到達南海落下來。可是小雀兒聽說后嘲笑大鵬說：「它何必飛那麼遠呢？我向上飛騰不過幾丈高就落下來，在蓬草香蒿中間翱翔，非常愉快，這已經達到飛翔的頂點，可它還要飛到哪裡去呢？」在莊子看來，小雀嘲笑大鵬固然可笑可憐，但它們的飛行也只是大小遠近的差別，其實都要受空間的限制。因而，它們的自由也是有所限制的，這就是「有所待」。
後面莊子又講到一個叫宋榮子的人，說他對自己的內心和外界的事物有自己明確的見解，對於光榮和恥辱有自己的標準。莊子認為這樣的人世上很少，但他仍然沒有達到最高的境界。
還有一個列子，他能駕著風飛行，輕快美妙，一直飛行十五天才返回來。莊子認為，能像他這樣幸福自由的人很少。但是他雖然不必用腳走路，卻仍要憑藉風力，還是「有所待」。
莊子認為只有那種順著自然的本性，能夠駕御天地間的陰、陽、風、雨、晦、明六種氣的變化，能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而任意遨遊的人，才是「無所待」的。「無待」是莊子理想中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絕對自由的境界———逍遙遊。
由此，莊子構造出了一個完美的人物形象。他說，在藐姑射山上住著一個神人，她的皮膚像冰雪一般潔白，她的丰姿像處女一般秀美。她不吃五穀，只吸風飲露。她乘著雲氣，駕著飛龍，在四海之外遨遊。她的精神凝聚專一，能使萬物不受病害，年年五穀豐收。她同萬物融為一體，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傷害她。

要理解莊子關於有用和無用的哲學意思，我們須先看一則故事：
莊子與弟子，走到一座山腳下，見一株大樹，枝繁葉茂，聳立在大溪旁，特別顯眼。但見這樹：其粗百尺，其高數千丈，直指雲霄；其冠寬如巨傘，能遮蔽十幾畝地。莊子忍不住問伐木者：「請問師傅，如此好大木材，怎一直無人砍伐？以至獨獨長了幾千年？」伐木者似對此樹不屑一顧，道：「這何足為奇？此樹是一種不中用的木材。用來作舟船，則沉於水；用來作棺材，則很快腐爛；用來作器具，則容易毀壞；用來作門窗，則脂液不幹；用來作柱子，則易受蟲蝕。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有如此之壽。」
聽了此話，莊子對弟子說：「此樹因不材而得以終其天年，豈不是無用之用，無為而於己有為？」也就是說，這棵樹因為它沒有用能夠持續生長這麼多年，這難道不是無用之大用嗎？弟子恍然大悟，點頭不已。莊子又說：「樹無用，不求有為而免遭斤斧；白額之牛，亢曼之豬，痔瘡之人，巫師認為是不祥之物，故祭河神才不會把它們投進河裡；殘廢之人，徵兵不會徵到他，故能終其天年。形體殘廢，尚且可以養身保命，何況德才殘廢者呢？樹不成材，方可免禍；人不成才，亦可保身也。」莊子愈說愈興奮，總結性地說：「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卻不知無用之用也。」
師徒二人出了山，留宿於莊子故友之家。主人很高興，命兒子殺雁款待。兒子問：「一雁能鳴，一雁不能鳴，請問殺哪只？」主人道：「當然殺不能鳴的。」第二天，出了朋友之家，沒走多遠，弟子便忍不住問道：「昨日山中之木，因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因不材被殺。弟子糊塗，請問：先生將何處？」莊子笑道：「我莊子將處於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仍難免於累……」莊子欲言又止，弟子急待下文：「那又怎樣處世呢？有材不行，無材也不行，材與不材間，究竟如何是好？」
莊子沉思片刻，仰頭道：「如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毀，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不肯專為。一下一上，以和為量，浮遊於萬物之初，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還有什麼可累的呢？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至於物之性、人倫之情則不然：成則毀，銳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厚，不肖則欺。怎能免累呢？弟子記住，唯道德之鄉才逍遙啊！」
弟子道：「道德之鄉，人只能神遊其中；當今亂世，人究竟怎樣安息？」莊子道：「你知道鵪鶉、鳥是怎樣飲食起居的嗎？」
弟子道：「先生的意思是說：人應像鵪鶉一樣起居、以四海為家，居無常居，隨遇而安；像鳥一樣飲食：不擇精粗，不挑肥瘦，隨吃而飽；像飛鳥一樣行走：自在逍遙，不留痕迹？」莊子微笑著點點頭。

這個成語出自《莊子》，是莊子關於人生短暫的比喻。意思是說，人生就像一匹白馬越過地面的一個小縫一樣，只是瞬間，極為短暫。
莊子在《知北游》中闡明了對生死的態度。他說：人活在天地之間，像是駿馬飛奔、越過縫隙，一眨眼的時間就過去了。世間萬物，包括人在內，沒有一個不是蓬蓬勃勃地出生，沒有一個不是蕭蕭條條地死去。有生命的東西為此而哀傷，有情感的人類為此而悲痛。與其如此，還不如解開那自然造成的束縛，隨物旋轉，魂魄游到哪裡，自己就隨之到哪裡。不要太過執著。這就是人和萬物的最終歸宿。儘管如此，這些卻不是追求至理的人所追求的。以上這些是眾人都在討論的問題，不過達到至理的人卻不討論，凡是參與討論的都沒有達到至理。就像老子所說的那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道是不可見的。與其以聞見的方式求道，不如以閉塞的方式求道。懂得這樣的道理那就是最大的收穫，人生才算是完滿有意義的。
事實上，莊子的這段論說包含有好幾層意思。人生非常短暫，只是大道變化的一個瞬間。大道流變就像駿馬飛奔，人生在世就像飛馬過隙；生生死死，是大道流變的自然過程、生物變化的自然程序，人皆如此，沒有一個能夠避免的，人皆有生死；有鑒於此，人們就應該從對死亡的哀傷和悲痛中解脫出來，順隨生物的自然變化，生而不喜，死而不悲，生死不動於心，永遠保持內心的平靜。做到了這一點，也就達到了至理，回歸了大道，人生也達到了完美；達於至理、回歸大道的人不區別有生與無生，不分辨有形與無形，將生死來去視為一體，將有形無形劃為同一。正因為如此，所以也就無須言語和論辯了。

「庖丁解牛」是莊子講的一個寓言故事。故事說：
　　庖丁為文惠君宰牛，技術很是精湛，那動作也像是在跳《桑林》之舞，那聲音像是在奏《經首》之樂，抑揚頓挫，優美動聽。文惠君站在一旁看得出了神，不由得讚揚道：「難道宰牛的技藝也能夠如此高超嗎？」庖丁放下刀回答說：「我所追求的是宰牛的道理啊，道理要比技藝更高一籌。一個好的庖丁，一年換一把刀，因為他用刀去割肉，時間長了刀就鈍了。一個普通的庖丁，一個月要換一把刀，因為要用刀砍骨頭，用不了多久就鈍了。而我這把刀，已經用了19年了，所解的牛已有數千頭，可刀刃卻像是新磨的一樣。要知道，牛的骨節中間是有空隙的，而刀刃卻是沒有厚度的。拿沒有厚度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間，遊走那刀刃，一定是大有餘地可行的。正因為這樣，所以19年了，我的刀刃還像新磨的一樣。」文惠君聽后感嘆道：「太好了！聽了你的話，我懂得了養生的道理。」
　　在這個故事中，雖然庖丁在講解牛的道理，但文惠君卻說懂得了怎樣養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養生與解牛具有相似之處，這就是不要做危害己身的事。刀刃要保持長久的鋒利，就不要去碰牛體的硬骨；人的身體要想長存，就不能觸及那些有傷於己的硬東西。這些硬東西，在莊子看來，就是名和刑。許多人為了名譽要麼真做好事，要麼假做好事。真做好事，往往會忘我操勞，把身體搞垮；假做好事，就會敗露於世，身敗名裂。觸刑，就是做壞事，肯定會有惡報。
　　因此，在莊子看來，人生在世，不僅僅要做好事而不做壞事，而且好事要自然而然地去做，千萬不能有意去做，不能為了沽名釣譽而做。做壞事和為了獲名而做好事，就像是刀刃觸及牛體的硬骨一樣，會傷及己身。這就是莊子提出的「無近刑名，可以全生」。

下面這個典故集中體現了莊子在利益面前的生存智慧。
　　莊子講了一個「螳螂在前，大鳥在後」的故事。故事說：有一次，莊子在栗子園外面遊玩，突然飛來了一隻奇特的大鳥。只見這隻鳥，翅膀有七尺長，眼睛有一寸大，翅膀擦過莊子的額頭飛過卻沒有感到莊子的存在，最後落在了栗林之中。莊子心裡想：「這是什麼鳥啊，長這麼大的翅膀卻不遠飛，長這麼大的眼睛卻看不見人？」於是加快腳步，進入栗子林中，拿出彈弓，準備把它打下來。到了跟前，莊子明白了。大鳥之所以到此，之所以沒有看見他，原來是為了捕捉一隻螳螂。栗林中有一隻蟬，正借著樹陰在那裡休息，可是正因為它找到了很好的休息地點，只顧享受，卻忘記了自己處境的危險，沒有想到在它的附近有一隻螳螂突然伸出雙臂捉住了它。這隻螳螂捉住了蟬，非常高興，得意之時卻忘記了隱藏自己的身體，被這隻大鳥在空中飛過時發現了，所以大鳥俯衝下來要啄食它；同時，也正因為這隻大鳥一心一意要啄食這隻螳螂，所以連莊子這麼大的一個人也沒有看見，以至於當莊子要用彈弓打它的時候，它還不知道自己已經到了危險的關頭。
　　看到這裡，莊子很為感嘆，深為這幾隻小動物悲哀，覺得它們太不懂得輕重了，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忘了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見物慾對生命的危害。想到這裡，莊子忽然感到自己也陷入了這種可悲的境地，為了捉住這隻大鳥，他忘記了自己的周圍環境，忽視了自己所處的境地，因為很可能自己也正被當做獵物呢。有了這樣的意識，他嚇得出了一身冷汗，趕忙仍掉了彈弓，扭頭就走。果然不出所料，那守莊園的人見到他進入了栗林，以為他在偷栗子，正要抓他，見到他跑了出來，正在後面追著罵他呢。
　　莊子認為，無私是立身之本。一個人有了私慾，就會利欲熏心；利欲熏心就會迷惑自己的心志；自己的心志一旦被迷惑住了，那就連自己的生命都難以保住了，至於事業就更談不上了。

「庄生夢蝶」是個美妙的意境。現代科學的發展還沒有給夢境一個完美的解釋，哲學上的概括也就很難令人滿意。兩千多年前，莊周就用這個故事提出了人類的一種困境。如果仔細想來，精神病人或者有著奇特思想的人，他們是不是也是處在夢中，因而使得他們無法被常人理解？
　　「庄生夢蝶」的故事是這樣的：莊周有一次做夢，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悠閑自在地飛來飛去，很是得意。突然之間醒來，發現自己原來是莊周。不過，人生本來都是夢，夢與夢之間流變無終，所以弄不清楚到底是莊周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夢見自己變成了莊周。
　　莊子由此認為，不管是莊周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夢見自己變成了莊周，蝴蝶與莊周畢竟是不一樣的，它們之間的轉化也就是物與物之間的轉化，是一種「物化」。莊子進一步把這個故事上升到對人生人死的理解上。他認為，人生人死只是一種物的轉化。宇宙是一個循環不已的大混沌。就宇宙整體而言，從一無所有的朦朧狀態變為有形有象的明晰世界，又由有形有象的明晰世界回歸到無形無象的朦朧狀態；在有形有象的明晰世界中，由一種東西變成另一種東西，又由另一種東西變成了第三種東西。如此而已，永無止境。人生人死不過是這一大流變中的一個瞬間。
　　另外，從這個故事出發，莊子還試圖告訴人們，究竟是夢還是醒，是莊周還是蝴蝶，人們根本沒有必要去追究。因為人們的認識標準是相對的，根本無法正確認識事物。他說當時社會上的儒、墨等各派的相互辯論，都是以自己所非而非對方所是，這樣做是無法搞清是非的。他說：「假如我與你兩個人進行辯論，你勝了我，難道真的是你對，我錯嗎？我勝了你，難道真的是我對，你錯嗎？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錯嗎？還是兩個人全對或者全錯呢？我們兩個人無法決定誰對誰錯，那麼請誰來斷定呢？如果請第三個人來斷定，同樣無法斷定。假如請跟你意見相同的人來決定，他既然與你意見相同，這怎麼斷定呢？假如請跟我意見相同的人決定，他既然與我意見相同，又怎麼斷定呢？假如請與我們兩個人意見都相同或者都不相同的人來斷定，又怎麼斷定呢？因此，我和你和第三者，都同樣無法斷定誰是誰非，是非問題是永遠搞不清楚的。」

莊子從自己的哲學理念出發解釋一切，反映在生死上，則是輕鬆自如的。甚至在他的妻子去世時，他也能用這種超脫的哲學寬慰自己。真正的哲學家往往都是知行合一的。
　　《莊子》書中記述了一個「莊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故事說：莊子的妻子去世了，莊子的朋友惠施前去弔唁。惠施來到莊子家，看見莊子正盤腿坐在蒲草編的墊子上敲著瓦盆唱歌呢。惠施很不理解，因而責備他說：「你的妻子與你日夜相伴，為你生兒育女，身體都累壞了。現在死了，你不哭也就罷了，卻在這裡唱歌，不是太過分了嗎？」莊子回答：「你這句話可就不對了。你知道嗎？當我的妻子剛死的時候我怎麼不悲哀呢？可是後來想了想，也就不悲哀了。因為想當初我的妻子本來就是沒有生命的，不但沒有生命，而且連形體也沒有，不但沒有形體，而且連氣息也沒有。後來恍惚間出現了氣息，由氣息漸漸地產生了形體，由形體漸漸地產生了生命。現在她死了，又由有生命的東西變成了無生命的東西，之後形體也會消散，氣息也會泯滅，她將完全恢復到原先的樣子。這樣看來，人生人死就像是春夏秋冬四季交替一樣，循環往複，無有窮盡。我的妻子死了，也正是沿著這一循環的道路，從一無所有的大房子中走出，又回歸到她原來一無所有的大房子裡面休息，而我卻在這裡為此號啕大哭，這不是不懂得大自然循環往複的道理嗎？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停止了悲傷，不哭了。」
　　因此，莊子認為人是由宇宙大道演化而來的，是道在世間的具體體現形式。人的生命與其他一切生命一樣，都只是宇宙演變過程中的一剎之間，人生與人死也就沒有什麼差別了。既然生死沒有差別，人活著也算不上什麼樂事，死亡了也就沒有必要悲哀。因而，最為明智的人生態度是順其自然。也就是說，人一旦出生，你就自然而然地活著，不要有什麼非分之想，也用不著為活在世上而慶幸；如果死去了，你就自然而然地回歸，用不著為離開人生而苦惱，也不要有太多的留戀。莊子認為，如果在思想上能夠認識到這一點，那就是人生的大智大慧；如果在行動上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你的一生就會有永遠的快樂；如果對自己、對他人都這樣認識，都這樣對待，那你就會坦然一生，無憂無慮，並具有了達到聖人境界的潛質。

莊子對待爵位的心態很是平穩，他認為有了爵位不應覺得榮華，免了爵位也不應覺得憂傷。爵位、王位原本都是社會歷史自然發展的產物，誰做官誰為王，都是「需要」和「機遇」自然造就的，況且爵位、王位也沒有所謂的貴賤之分。因此，最為關鍵的一點是順其自然，做好自己的份內之事就可以了。
　　莊子為此講了「三為令尹不榮華」的故事。故事說：孫叔敖被解職了，可是他的心情很平靜。肩吾問他：「先生三次被任命為令尹，沒有見您為此而顯示榮耀；三次被解職還鄉，也沒有見到您為此而懊惱。開始我對您的這種心態還很懷疑，可現在看您的表情，的確是坦然的。先生到底是怎麼想的呢？」孫叔敖說：「我有什麼超人的地方呢？我不過是把那任命的事當成一件不可推卸的事來辦罷了，我不過是把那解職的事當成了一件不可阻止的事來對待罷了，我把它們都看成是不由我的事情，所以就任它去了，所以才能無有憂愁。我有什麼超人的地方呢？不過是弄不清楚所謂的榮耀和所謂的懊惱到底是歸於誰而已，是歸於我呢還是歸於令尹呢？如果歸於令尹，那就與我沒有關係。既然與我沒有關係，那麼我有什麼榮耀和懊惱呢？如果歸於我，那就與令尹沒有關係。既然與令尹沒有關係，那麼我為什麼還為擔任不擔任令尹而感到榮耀和懊惱呢？我正要去散心呢，我正要去遊覽呢，哪裡有時間去考慮什麼貴賤，哪裡有什麼時間為所謂的貴賤而樂悲呢？」
　　因此，在莊子看來，爵位俸祿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任何人都不應該刻意去追求，也不應該刻意去迴避；因為這種事情既不是人能夠求得的，也不是能夠迴避的。人應該做的，也是最多能夠做到的，就是順應大道，順應自然。因此，來去都是一樣的，都沒有什麼可以動心和煩心的。來之也不表明尊貴，去之也不表明卑賤；來之不必推卻，去之也不必憂傷。如果每個人都能具有這樣的心態，這個世界就會太平很多。

《莊子·天下篇》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天地為什麼會不墜不陷。書中沒有具體的回答。但在《列子·天瑞篇》中記載的一則故事，正好涉及到這個問題。這個故事就是有名的「杞人憂天」。故事說：
　　在古代中原地區有一個小國，名為「杞」。杞國有一個人生活很富裕，不愁吃，不愁穿，只擔心一件事，就是怕天塌下來地陷下去之後失去了居住的地方。為此他大傷腦筋，整天愁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又有一個人，為他的憂愁而憂愁，所以前去勸慰他。
　　勸慰者說：「你不要再發愁了，天是不會塌下來的。你不想想，天是一團氣，怎麼會塌下來呢？我們生活在氣中，吸進去的是氣，呼出來的也是氣，到處都是氣，沒有沒氣的地方，這就是天。我們每日都生活在天中，天怎麼會塌下來呢？」
　　憂天者說：「縱使天是氣，不會塌下來，那日月不是也會掉下來嗎？」
　　勸慰者說：「日月也是氣，所不同的是它們是發光的氣。即使掉下來，對人也是無傷害的。」
　　憂天者說：「地陷下去怎麼辦呢？」
　　勸慰者說：「地怎麼會陷下去呢？地是用土塊積累起來的，把地下的空虛塞得滿滿的，沒有沒有土塊的地方了。既然地下已經沒有虛空之處了，地會往何處塌陷呢？自古以來人們每天在這些土塊上行走，都沒有陷下去，你為什麼要為此擔心呢？」
　　憂天者聽后覺得很有道理，於是高興了起來。勸慰者看到解除了憂天者的憂慮，也高興了起來。
　　對待這個問題，有不同的見解。楚國哲人長廬子對此事發表過議論。
　　長廬子聽到杞人憂天之事後覺得很可笑，說：「天是由大氣聚集而成的，這沒有錯。彩虹呀，雲霧呀，風雨呀，行星呀，這些都屬天，都是由氣聚集成的。地是由土塊累積而成的，這也沒有錯。山嶽呀，河海呀，金石呀，水火呀，這些都屬地，都是由土累積而成的。不過，凡是形成的東西都是會毀壞的，既然知道天是由氣集成的，知道地是由土塊累積成的，怎麼又說它們不會塌陷呢？天地是太空中很小很小的兩樣東西，不過在有形的東西之中它們算是最巨大的了。因為它們巨大，所以存在長久，不會在短時期內就毀壞；要探測它們何時毀壞也不容易。有鑒於此，杞人現在就擔心天地崩壞，不免太早了些。然而由此就說天地不會崩壞，這種見解可就荒謬了。天地雖然長久，但總有崩壞的那一天。對於可能遭遇的天地崩壞的人們來說，怎麼能不為此而憂愁呢？」
　　杞人憂天，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頗具貶義的成語。但杞人的憂慮、勸慰者的解說、長廬子的見解無疑都是在思考天的構成。

莊子特別重視個人心靈的修鍊，他主張人們在認識宇宙、人生時，要保持一種虛曠、開放的心靈，千萬不要使自己陷在固有的思維模式、心理結構里，不要固步自封。莊子曾經借用孔子的話表明自己的觀點，他說：「我從小好學，到現在已經69歲了，但感覺還沒有認識到最高的真理，我敢不虛心嗎！」
　　《莊子·秋水》中講了一個河伯見北海若的故事來闡明虛心的道理：秋天來臨時候，水流彙集到一處，河流變得更加寬闊，河中的神靈河伯開始自大起來，覺得自己非常偉大，天下無人能比。可是，當他順流而下到達北海的時候，面對無邊無際、煙波浩淼的大海，河伯惘然若失。在這個時候，北海中的神靈北海若教導河伯說：「我和你比較起來，的確是大得無可比擬，但如果和無限的宇宙比較起來，我就像大山中的一塊小石子、一棵小樹苗。」莊子借這個典故告誡人們：我們的心靈往往受到自己的生活環境、已有見識和固有成見等的限定，局限性有時候是不可避免的，但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具有一定的理性，我們應該認識到自己的有限，需要在無限的宇宙面前保持虛心，不要驕傲自大。
　　《莊子·秋水》中又講了一個井底之蛙見東海之鱉的故事來闡明不虛心的弊病：井底之蛙對遠道而來的東海之鱉說：「我非常快樂！我出來時在井欄桿上跳躍，回去的時候就在破磚塊旁邊休息。在水裡面，遊動的水托著我的兩腋和兩腮，跳到泥里，泥巴就蓋住我的腳背。你可以看看井裡的蟲子、螃蟹和蝌蚪啊，他們都沒有我快樂。我獨佔一坑水，盤踞著一口井，這是最大的快樂啊。」東海之鱉聽了以後，就對井底之蛙描述了大海的情形：「一千里不足以形容海的遼闊，八千尺不足以形容海的深遠。大禹在世的年代，十年有九年水災，但海水並不因此增加；商湯在世的時候，八年有七年旱災，但海水並不因此減少。海水不會因為時間的長短而改變，也不會因為雨水的多少而有所增加和減少，這就是無限廣闊的大海的快樂。」井底之蛙聽了東海之鱉對大海的描述，感到非常茫然。莊子這個時候就評價說：「心胸狹小、瑣碎的人去看事物，就像是從竹管子裡面看天，天只有巴掌那麼大，又像是用錐子去量地，地只有鞋底那麼大。這樣的人實在太渺小了！」
　　因此，在莊子看來，虛心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是人立身處事的基本規範。任何時候都不能驕傲自大，偏執一方。我們要努力開闊自己的眼界，放眼無窮的宇宙和無盡的大道，真正使自己達到自由的境界。

莊子記敘了一個濠梁觀魚的故事，認為人即使有一定的理性，但仍不能判定遊動的魚是否快樂，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不是魚。
　　莊子和惠施在河堰上遊玩，看到水中的游魚上上下下，自由自在。莊子指著水中的游魚對惠施說：「水裡的魚優哉游哉地游著，這些魚一定很快樂呀！」
　　惠施說：「你又不是魚，你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呢？」
　　莊子說：「你又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就不知道魚是快樂的呢？」
　　惠施說：「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的快樂；但你不是魚，也不會知道魚的快樂。怎麼樣？你無話可說了吧！」
　　莊子說：「讓我們從頭說起吧！當你問我『你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時，你已經默認了我是知道魚的快樂的。（只是想要知道我是『怎麼』知道的？）我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呢？就是在這濠梁之上感悟到的。」
　　在莊子和惠施的這段對話中，從對話的邏輯上來看，惠施否認莊子能夠觀察到魚的快樂；莊子也否認了惠施的觀點，原因是莊子認為惠施不是自己，所以也不能體驗到自己的情感。而惠施又認為，莊子不是魚，因而也認為莊子不能夠觀魚之樂。表面上看起來，惠施是邏輯推理的勝利者，但他並沒有涉及莊子對我們人類為什麼能夠認識事物的情感、意志這個問題的回答。當莊子用「你又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就不知道魚是快樂的呢？」來回答惠施「你又不是魚，你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呢？」這就掉進惠施預設的人與魚、人與人之間不能相互認識的圈子裡了。其實莊子的真實觀點是人與魚、人與人之間是可以相互認識彼此的情感、意志的。所以，莊子最後總結性地指出：「我怎麼會知道魚是快樂的呢？我是在濠梁之上感悟到的。」
　　其實這是哲學上一個很大的認識論問題，即在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之間，人類作為認識主體是否能夠認識外在事物的情感、意志，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人的認識極限的問題。莊子在這裡無疑是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者。他從最高本體「道」出發，一定程度上否認了人類的認識能力。

春秋五霸之一的齊桓公與一個老木匠有一個故事，談的是言和意的關係。這個故事記載在《莊子·天道》中。具體內容是：
　　有一次，齊桓公在堂上看古代經典，一個名叫輪扁的老木匠在公堂下做活，他看見齊桓公專心致志地讀書，就放下手中的木匠工具，好奇地走上前來問齊桓公說：「請問，大王您讀的是什麼書啊？」
　　齊桓公回答說：「我讀的是聖人寫的書。」
　　輪扁問：「寫這些書的聖人現在還活在世上嗎？」
　　齊桓公回答說：「他們早就死了。」
　　輪扁笑道：「既然寫這些書的聖人早就死了，那麼您現在所讀的只是些古人的糟粕罷了，哪裡值得這樣專心致志地下功夫呢？」
　　齊桓公生氣地說：「我在這裡讀古代聖人所寫的書，哪裡有你這樣一個做車輪子的木匠說話的份？今天你要是能夠說出些道理來，那還罷了，要是你說不出道理來，我就要治你的死罪。」
　　輪遍趕忙解釋說：「大王請息怒，我並沒有不尊重您的意思，也不是故意要詆毀古代的聖人。我之所以這樣講，是用我自己做車輪子的經驗來類比的。做車輪子是一件細緻、微妙的活計，砍木頭的時候慢了，做出來的車輪就會鬆軟而不堅固，快了，又會滯澀而難以嵌入。要做到恰到好處，即不慢不快，得心應手，這其中自有奧妙。但這種奧妙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我沒辦法把這樣的絕技傳授給我的兒子，我的兒子也沒有辦法從我這裡學到這樣的絕技，所以，我現在都70歲了，由於找不到接班人，只好還在這裡為大王做車輪子。由此類推，古代的聖人死了，他們高妙的思想因為不可言傳而隨聖人一道消失了，因此，您現在所讀的經書，只不過是聖人的糟粕罷了！」
　　這個故事體現了莊子主張的言和意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語言是僵死的，人類的思想意識卻是極為豐富、微妙的，因而，語言和思想是兩碼事，很多事情只可意會不可以言傳。從現在觀點來看，應該說，莊子的言意關係論局限性很大，他把語言與思想意識加以分割，完全忽視了語言作為達意工具的價值；但從另一方面看，莊子發現了語言作為中介工具的有限性，揭示了人類意識極其豐富、微妙的特徵，這又是其高明之處。

有一天，莊子靠椅而坐，仰天而嘆，沮喪得如失魂落魄一樣。
　　他的弟子侍立在旁，說：「先生為何噓嘆？人之形體真可以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嗎？今之靠椅而坐者，不是昔之靠椅而坐者嗎？」
　　莊子回答說：「問得好。而今我喪失了自我，你可明白？」
　　弟子道：「自我是什麼？弟子愚鈍，實不明白。」
　　莊子道：「天下萬物，都是彼此相對。故沒有彼就沒有此，沒有你就沒有我，這就是相反相成；可不知是誰使成這樣的？是冥冥之中的道嗎？道又是什麼樣子？骨骼、五臟六腑，遍存於一身，自我究竟是什麼？我與誰親近些呢？是都喜歡它們，還是有所偏愛？如此，則百骨九竅、五臟六腑彼此有臣妾關係嗎？如果皆是臣妾，這些臣妾之間到底是相互制約呢？或是輪流為君臣呢？難道其中真有主宰者嗎？唉，人生一旦接受精氣，成就形體，不知不覺中精力就耗盡了。天天與外物爭鬥摩擦，精神耗盡像馬飛奔一樣，而自己卻不能制止，不亦太可悲了？終身忙碌而不見成功，頹然疲役而不知歸宿，可不哀邪！雖說身體不死，有何益處？心神也隨身體消亡，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時，本來就這樣茫然嗎？亦或只我獨覺迷茫而別人都不迷茫呢？」

極度的悲觀厭世，看不見未來的光明，這使莊周的人生態度十分消極。他想擺脫人世間的煩惱，把貴賤得失拋到九霄，去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圖個精神上的愉快。為此，他輕視利祿，不圖仕進。
　　楚國國王聽說莊周是個賢才，特意派使者帶著錢財聘請他當宰相，結果被他譏笑了一頓，把使者轟走了。莊周的朋友惠施在梁國當著宰相，有一次莊周到梁國，惠施因莊周才高於己，躲起來不見。後來，終於相見了，莊周諷刺惠施說：「你知道鳳凰嗎？它起於南海，止於北海，飛過長空。它一路上非梧桐不止，非練實（竹籽）不食，高貴得很。當它從一棵大樹的上空掠過的時候，把樹上那隻正抱著一隻死耗子的老鷹嚇壞了，失聲地驚叫了一聲，以為鳳凰會來奪走它的死耗子。」
　　在這個寓言故事裡，莊周以鳳凰自比，而把惠施比作老鷹，把相位比作死耗子，諷刺意味甚濃，表現出莊周不為利祿動心的高貴品質。不入仕途，追求逍遙，莊周想忘記人世的一切，達到「忘物忘己」的最高境界，不悅生、不厭死，任性發展。不過，這是難辦到的，儘管他有隨遇而安的曠達態度，但他總還有不安的時候，不可逍遙的時候，躲不開人世間矛盾的時候。自己到底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到底抱有什麼樣的處世態度？放聰明一些好，還是裝得糊塗一些好？他總是在考慮。
　　一次，他和自己的學生到樹林里去，看見有的樹被伐，有的樹沒有被伐。學生問：「為什麼有的樹沒有砍掉？」莊周回答：「因為不成材，沒有用。」他們從樹林出來，晚上借宿友人家。友人家有兩隻雁，一隻能鳴，一隻不能鳴，不能鳴的被殺來宴客。學生問：「為什麼要殺不能鳴的那隻呢？它不是沒有用嗎？」。學生感到大惑不解：有用的樹被砍掉，而有用的雁卻不被殺，那麼一個人是有才有用好，還是無才無用好？莊周回答說：「都不好，最好是處乎材與不材之間。」

《莊子》的奇妙寓言和生動詞語在長期傳誦中形成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成語。如：白駒過隙、每況愈下、鹵莽滅裂、得魚忘筌、得意亡言、捉襟見肘、無病自灸、分庭抗禮、大而無當、不近人情、求之不得、孟浪之言、莫逆之交、一曲之士、儻來之物、大方之家、相濡以沫、藏舟於壑、善始善終、虛與委蛇、用心若鏡、水靜燭眉、不可言傳、得心應手、滿坑滿谷、吐故納新、望洋興嘆、推舟於陸、東施效顰、井蛙之見、管窺錐指、勞而無功、終其天年、夏蟲不可語冰、化腐朽為神奇、鵬程萬里、越俎代庖、大相徑庭、杭木死灰、朝三暮四、栩栩如生、遊刃有餘、躊躇滿志、不見全牛、刃發若新、薪盡火傳、安時外順、螳臂當車、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肝膽楚越、褚小懷大、綆短汲深、呆若木雞、送往迎來、目擊道存、亦步亦趨、失之交臂、天高地厚、哀莫大於心死、索我於枯魚之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等等，這些成語至今尚為人們所引用。

《莊子·至樂》中記載了一段莊子和骷髏的對話，反映了莊子的生死觀。
　　有一天莊子去楚國時，看到一個死頭骨（骷髏），他邊敲打著這個頭骨邊發其感慨說：「你是貪慾過多、傷天害理導致了這個結果呢？還是遇亡國之亂被刀兵所殺呢？或者行為不善，愧對父母妻子，活不下去而自盡呢？還是受凍挨餓而亡，或者因年壽已盡而死呢？」莊子儘管屬於崇尚自然無為的道家，主張出世，但是，這一連串的對死者死因的追問，似乎表露出莊子評價人生的標準也有世俗的道義成分。也就是說，他的觀點與儒家的入世態度和價值標準有相似的一面。但事實上，莊子在這裡只是自我設問，目的是突出他對骷髏的詢問，並表露出對骷髏的譴責，都是從「生人之累」出發的；所以，髑髏要給這位知生不知死的「辯士」補上「死之說」這一課。
　　莊子是倡導自然無為的，也正因為如此，他時不時地也表現出某種常人的情感和是非判斷。
　　骷髏認為，天地間最快樂之事莫過於死，因為只有死者才不再承擔上忠君、下恤臣的義務，也不再有窮於應付各種社會事務和禮節儀式的煩惱，無憂無慮，安危順從於天地自然的變化，即使是人世間至高無上的君王，他的快樂也不過如此啊！莊子以為這不過是空談，以言激之說：「假使我能讓主管生命之神重新給你一次生命，重生形質肌膚，並一同回贈給你父母、妻子、鄰居和熟悉之人，那你願意還陽嗎？」誰知骷髏卻深深地皺著眉頭說：「我怎麼能放棄這君王一般的快樂而重新去承受人世間的勞苦呢？」
　　事實上，君主也活在人世間，但莊子主張的君主之樂，是超脫了的高境界的快樂，也就是說，這種快樂不受任何人和事的束縛。權位給他提供了最為完備的條件，使得君主能夠享受最為充分的精神快樂。

有一天，莊子在和弟子討論問題。
　　弟子問：「怎樣才算了解大道的人呢？」
　　莊子說：「了解道的人必定通達於理，通達於理的人必定明白權變，明白權變的人才不會因外物而害累自己。有至德的人，入火不覺熱，沉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傷。這是因為他能明察安危，安於禍福，謹於去就，故沒有什麼東西能損害他。」
　　弟子問：「世上真有至德之人嗎？」
　　莊子說：「孔子即是。」
　　弟子問：「何以見得？」
　　莊子說道：「孔子周遊列國，推行仁義，雖到處碰壁，仍堅持不懈。其憂國憂民之心，可敬可佩、可歌可泣也。一次，孔子遊說到匡地，被衛國人層層包圍時，仍彈琴高歌，滿不在乎。路人見孔子，問道：『老師您有什麼可樂的呢？』孔子說：『過來！我告訴你吧：我早就忌諱貧窮，仍難免潦倒，命運所制也；我也早就嚮往騰達，仍未得富貴，時運所限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之時而天下無通達者，亦非智失也，時勢使然也。行於水中不避蛟龍，此是漁夫之勇；行於陸上不避獅虎，此乃獵人之勇；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此乃烈士之勇；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仲由，你且坐下。我的命運自有老天安排！』不一會兒，有身披鎧甲的人走過來，向孔子道歉：『很對不起先生！我們以為是陽虎，故包圍起來。現在才明白誤認先生了，我們馬上撤退！』孔子可謂通達權變的至德之人啊！」

有一次，弟子問莊子：「先生一向樂觀大度，今日為何悲歌哀嘆？」
　　莊子道：「天下有至樂的國土嗎？有可以養生健身的訣竅沒有？身處當今亂世，幹什麼正當，不幹什麼無凶？住在哪兒為安，逃向哪兒無險？依就什麼可靠，捨棄什麼無憂？喜歡什麼合理，厭惡什麼無禍？」
　　弟子回答說：「天下人所尊崇的，是富貴、長壽、美麗；所喜好的，是身安、厚味、美色、美服、音樂；所鄙棄的，是貧賤、病夭、醜陋；所苦惱的，是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身不得美服、眼不得好色，耳不得好音樂。以上不就是常人的好惡避就、養生全身的道理嗎？先生還有何高見？」
　　莊子說：「倘若不能如願，則大憂而懼，其對待生命的態度，豈不是很愚蠢？想那貪富者，辛苦勞作，積財很多而不能用盡，其養身之法是知外而不知內；想那求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好壞，其養身之法是知疏而不知密。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昏昏，久憂不死，何苦呢？其養生之法是知遠而不知近。」
　　弟子說道：「先生之意，是說富貴、長壽等都是外在的東西，都不足以真正地養生。對吧？」
　　莊子點點頭，又道：「烈士是為天下所稱讚的人，未足以保全己身。你說烈士是該稱善還是不該稱善？若以為善，不能保全自己；若不以為善，卻能保全他人。古人道：忠諫不聽，則閉口莫爭。伍子胥忠諫強爭，結果被吳王害了性命；如不爭，伍子胥又難成忠臣之名。你說怎樣做才算善行？」
　　弟子似有所悟：「先生是說：名可害生，追求美名並非養生之道？」
　　莊子未置可否，繼續說：「今世俗之所作與所樂者，我也不知其樂果真是樂，果真不樂？我看世俗之所樂，不過是舉世群起追趕時髦，蜂擁向前如被鞭之羊，洋洋自得而不知何求，都自以為樂，我也不知是否真樂。不過，我視無為恬淡方是真樂，而世俗卻不以為然，以為是大苦。」
　　弟子道：「我明白了。先生認為：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莊子道：「對，對！無樂方為至樂，無為方可保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不過，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有無為可以保命。為何這麼說呢？你想：天無為而自清，地無為而自運。此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生。恍恍炮炮，不知所由；恍恍惚惚，不知所出；萬物紛紜，皆從無為而生。因此，天地無為而無不為，誰能體會到無為的益處呢？」

陶朱公范蠡還住在陶時，曾生了一個小兒子。等到長大成人後，陶朱公的二子因殺人，被楚國拘囚起來。陶朱公說：「殺人償命是應該的，但我聽說有千金之家財，其子可以不被處死於市中。」於是備齊千金，準備讓小兒子前去探視。但大兒子也堅持要去，並說：「父親不讓大兒子去，而讓小弟去，一定是父親認為我是不肖之子。」說著竟要自殺。夫人見此，再三強勸陶朱公，陶朱公不得已，只得讓大兒子去，並附信一封，叫他交給自己過去的好友庄生。並對大兒子說：「到了以後，把禮金送上，然後一切客隨主便，不要與他爭辯。」
　　大兒子到后，便按照父親的囑咐去做了。庄生對他說：「你快走，不要繼續留在這裡了。即使你弟弟被放出來，也不要問是什麼原因。」大兒子走後，並沒有按庄生吩咐回去，而是偷偷地住在楚貴人那裡。庄生雖窮，卻以廉潔耿直為標榜，楚王以下的大臣們都把他以師視之，非常尊重他。陶朱公的兒子所送千金之禮，庄生並無意收下。原本想把事情辦成后，再退還給朱公，現只以為信守之據，然而陶朱公的長子並不理解他的這番良苦用心。
　　一天，庄生找了個理由覲見楚王，說天上有星相顯示，有事不利於楚國，只能用做好事的方法才能消除。楚王一貫信任庄生，於是就命人封住三錢之府，準備大赦天下。楚貴人欣喜地將此喜訊告訴了朱公長子。不料朱公子想，大赦時弟弟一定會出來，千金豈不白送庄生了。於是又去見庄生，庄生吃驚地問：「你怎麼還沒離開這裡？」朱公長子說：「弟弟今將大赦，故而特來告辭。」庄生明白他的意思，就把錢還給了他。
　　庄生被陶公子耍弄，感到受了奇恥大辱，於是就又覲見楚王說：「楚王大赦是為了修德去凶，可楚國的百姓都說，陶地的富翁陶朱公的兒子殺了人被囚在楚，他們家裡就用金錢來賄賂楚王左右的人，所以說楚王大赦並非為楚國百姓，只是為陶朱公的兒子一人著想罷了。」楚王聽后大怒，下令將陶朱公的兒子立即處斬，然後才下大赦令。
　　當陶公子拿著弟弟的死亡通知回到家時，母親及鄉親都很悲傷，陶朱公說：「當我聽說你的行動，就知道你一定會害死你的弟弟。這並非是你不愛他，只因為你從小與我一同創業，備嘗生活的艱辛，所以很看重錢財。至於你小弟，本來就生長在富裕的環境里，出門乘車、騎馬，不知錢財來得不易。我派他去只因為他能拋舍錢財，而你卻不能，最終是你殺了弟弟，不是見怪，我早就料想你會帶喪報回來！」

在《莊子·外物》篇中講了一個小故事，叫《儒以<詩>、<禮>發冢》，也就是儒家以《詩》、《禮》等經典為依據來偷挖人家的墳墓。
　　故事說，在偷挖墳的時候，大儒在地面上催促說：「太陽快出來了，事情怎麼樣了？」小儒在墳里回答：「還沒解下屍體的衣裙，它嘴裡含有珍珠。《詩經》本來就說過：『青青的麥子，生長在山坡，活著不肯把財物施捨，死了含著珠子卻為何？』」說完就拽著屍體的鬢髮，壓下它的下巴，用鐵鎚敲它的面頰，慢慢地震開了它的嘴巴，珍珠一點沒損壞就從嘴裡取出來了。
　　這個故事雖是虛構的，用來諷刺挖苦儒家的偽善，但莊子確實認為仁義和智慧是給竊國大盜提供了有力的武器。莊子曾說：「人們為了防備賊撬箱開櫃偷東西，就把箱子柜子綁得緊緊的，鎖得嚴嚴的，這是一般人所謂的聰明的辦法。可是大盜來了，連箱帶櫃一起都扛走了，他還怕你捆得不結實呢！那麼原來所謂聰明的辦法，不正是替大盜積累保存財富嗎？而且不止是所謂聰明人替大盜積累財富，就是所謂聖人，有不替大盜當保管的嗎？就像從前的齊國，大小城鎮一個接一個，人民上山打獵，下海捕魚，下地耕種，所到之處，方圓有兩千多里。就在這片土地上，建立宗廟社稷，設置州邑鄉里，這何嘗不是效法聖人那一套治國辦法呢？可是後來田成子殺了齊國國君，篡奪了政權，他所盜取的難道只是齊國這個國家嗎？他是連同聖人的仁義禮法也一起盜竊去了。所以田成子雖然有盜賊之名，可他安樂得如同堯舜一般。小國對他不敢非難，大國對他不敢征討，他一直佔有齊國，傳了十二代。這不正是他盜竊的不止是齊國，還連同聖人之法，並且用這聖人之法來保護做盜賊的自己嗎？」
　　因此，莊子憤慨地大聲疾呼：「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就是有雙料的聖人來治理天下，也是給大盜造成加倍的利益。聖人發明斗、斛來量東西，大盜就連斗斛一起偷走；聖人發明秤來稱東西，大盜就連秤一起偷走；聖人發明契約、印章來保證信用，大盜就連契約、印章一起偷走；聖人發明仁義來矯正世風，大盜就連仁義一起偷走。怎麼能證明這些呢？請看那偷衣帶鉤的人要被殺頭，可偷了整個國家的人卻當了諸侯；諸侯的大門裡正有著仁義啊！這不是他盜竊了仁義和稱聖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