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知道點

孫中山解釋的新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是對外國人爭平等的，不許外國人欺負中國人；民權主義是對本國人爭平等的，不許有軍閥官僚的特別階級，要全國男女的政治地位，都是一律的平等；民生主義是對於貧富爭平等的，不許全國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要人人都能夠做事，人人都有飯吃。」
　　與舊三民主義相比，新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提出具體反帝鬥爭要求，認清了國內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的本質及關係，以及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內容演變成排滿興漢→反滿貴族→明確反帝鬥爭。
　　新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強調國家政權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強調它的人民性、群眾性。「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這樣將資產階級民權政冶與反帝民族主義鬥爭相結合，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和飛躍。新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更新解釋了「平均地權」，提出了新的方針。「農民之缺乏土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明確反對封建剝削。「節制資本」，「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實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路、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民生主義和扶助農工政策緊密地結合起來，推動國民大革命。
　　總之，新三民主義有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內容，並且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結合起來，民權為「平民所共有」和「節制資本」的口號。這表明對舊三民主義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反對帝國主義」和「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使它有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內容。儘管它鬥爭的徹底性、革命最終目標、指導思想同階級不同，與共產黨民主革命綱領還有著本質區別，但它與民主革命綱領的各種原則基本一致，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卻帶來了軍閥混戰、軍閥獨裁；他本想通過革命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卻使人民愈陷愈深。這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這是為什麼，為什麼啊？孫中山在組織了倒袁、護法、北伐鬥爭，幾經挫折之後，終於醒悟過來：「這是革命黨人信仰不篤，思想錯誤，鬆懈鬥志的結果啊！」而錯誤的根源，是在於「知易行難」的傳統觀念。早在殷朝殷王武丁的賢相傅說就說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由此，幾千年來一直流毒下來，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以致孫中山的「建設計劃，一一皆為此說所打消。」可見，革命理論對當時的革命黨人是多麼重要！於是，孫中山就著手寫作《心理建設》。這部哲學著作，批判了「知易行難」的錯誤，提出了「行易知難」的學說。
　　他說：「行在知前，不知能行。」譬如，吃飯在前，研究出營養學在後；用錢在前，研究出貨幣經濟原理在後；造房子在前，形成建築學在後；作文在前，形成系統的文法、文理在後；造瓷器在前，研究出造瓷的物理、化學原理在後；用羅盤在前，懂得電磁學原理在後；造船在前，形成造船學在後；打仗在前，定出兵書在後；築城在前，形成築城學在後；開運河在前，研究出開運河原理在後，等等。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在先有事實，然後才發現其性質，產生學說、理論。他還說：「以知進行，能知必能行，有志者事竟成。」他肯定了「實踐在先」的原理，整個學說包含著一些合理的論點，但作為全體，卻沒有講出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辯證統一。
　　當此書第一版付梓前夕，恰巧美國有名博士叫杜威，來到中國上海。孫中山為了進一步證實自己的論點，特地拜訪了杜威。孫中山說：「我現在正撰寫一本關於『行易知難』的書。本來『行易知難』，孔子就有過此見解，他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可惜沒有詳細論述，以致後來者走入迷途。中國、印度、安南（今越南）、高麗（今朝鮮）等國之人，相信此學說特別厲害，日本人亦信，但還未深，所以還能維新改制使國家富強。請教博士先生，歐美之人，有信此說的嗎？」杜威說：「我們歐美之人，只知道『知之為難』，沒聽說過『行之為難』啊！」

在杭州西子湖畔，有一間書院叫「詁經精舍」。它坐落在風景幽雅的西湖弧山。清代著名學者阮元、王昶、孫星衍等曾居此講學，盛名一時。
　　光緒十六年（1890年），章太炎22歲時，父親不幸去世。章太炎便離開家鄉來到杭州求學，寄居在杭州城小塔兒巷外叔祖朱潔泉家裡。當時主持詁經精舍講席的，是著名的經學大師俞樾。對於那些慕名求見的青年，俞樾總是要用繁難的考問來決定取捨。章太炎拜謁俞樾，雖「陳說者再，先生率未許」。經過多方努力，嚴格考問，俞樾才把他收為正式弟子。
　　在詁經精舍的七個春秋里，俞樾對章太炎的嚴格要求和嚴格訓練，使章太炎打下了一生學問事業的基礎。章太炎原來雖受過外祖父嚴格的教導，但那時畢竟年紀尚小，做學問的功夫還很淺，加上他讀書貪多圖快，急於求成，缺乏深刻細緻的鑽研功夫，因而他在治經方面僅能「通訓故，知典禮」罷了。到他拜俞樾為師后，他心頭才豁然開朗，開始懂得什麼是做學問的真功夫，並逐漸轉入到力求淹博精審的道路上來。從此，他以小學（文字學）為門徑，以漢學為根基，踏踏實實地做學問，深得師道，成績優異，是俞樾喜歡和器重的高材生。他把老師的「精研教訓，博考事實」的告誡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在這期間，他潛心學習和研究了《春秋左氏傳》，他的許多「課藝」之作，對經籍文字音義作的註釋，都很有見地。在學術思想上，他相信俞樾的見解，站在古經文學派一邊，還刻了一枚「私淑劉子駿」的印章，表示對漢代古文經學派創始人劉子駿的仰慕。

章太炎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勇敢地指斥光緒皇帝為小丑。章太炎在這裡直呼其名，表示蔑視，說他是個小小的壞東西，愚蠢，沒有常識，連哪是菽、麥也分辨不清。反對皇帝，在當時是件了不起的事。清政府製造「蘇報案」，把章太炎逮捕下獄，這不能不是個重要原因。
　　清政府延請英國律師古柏·哈托華作為代表，以原名起訴，向租界當局控告章太炎等人「大逆不道，煽惑亂黨，謀為不軌」罪。
　　審訊那天，章太炎身穿漢服，其衣不東不西，頗像袈裟衣，兩髮長垂兩肩，氣宇軒昂地走上法庭，對審訊極為藐視，說：「噫嘻！彼自稱為中國政府，以中國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國法院，而在己所管轄最小之新衙，真千古笑柄矣！」
　　這時，有個承審員問：「章太炎，你是哪一科的？」章太炎回顧鄒容，相視而笑，詼諧地回答說：「問我是那一窠（科）的？倒問得奇怪，我本來是滿天飛，哪有什麼窠呢！」一番話引得場內鬨堂大笑。
　　承審員又問：「章太炎，你書中的『載湉小丑』四字，觸犯了清帝的『聖諱』，你知道嗎？」章太炎笑道：「我只知道載湉是滿清人，不知道所謂『聖諱』，而且西律是不避的，故而直書。至於『小丑』二字，『丑』本作類字，或作小孩解，小丑也就是小東西，並不毀謗。」
　　章太炎義正辭嚴加以反駁，承審員無話以對，只好宣布審訊暫停。

所謂現代新儒學主要是指「五四」運動以後產生於中國的一股文化保守主義學術思潮。被指為新儒學的代表人物雖不盡相同，但大體說來不外乎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等等。這批學者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和「五四」全盤反傳統的刺激，出於對中國未來前途的憂慮，覺得中國的未來應以弘揚先秦原生儒家精神為根基，接續宋明儒家心性義理之學為核心，謀求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充分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在中國建設「三統並建」的現代文化，以期儒家思想在現代乃至未來中國能有一個大的發展。
　　1949年之後，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社會的指導思想。上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因種種原因留在了大陸，然而他們的弟子尤其是熊十力的弟子唐君毅、徐復觀等人則轉移到台灣、香港等地繼續活動。
　　新儒家在大陸沉寂了30年之後，卻於80年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再次引起大陸學人的重視。1985年，第三代新儒家的重要傳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來到北京大學講學訪問達半年之久，並應邀到各種學術會議和講習班作報告，接受記者訪問發表談話，積極宣傳儒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及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在大陸知識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大陸學術界開始正視新儒學的存在及其價值。
　　1986年3月，國家教委召開文科科研諮詢會，方克立在會上作了「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專題發言，提出不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意義上，還是在當代中國文化討論或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現實抉擇的意義上，都應該開展對新儒家的研究。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當時力主反傳統的代表包遵信也在《北京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發表《儒家思想和現代化》，現代新儒家第三代重要傳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述先也在台灣東吳大學《傳習錄》同年第5期發表《當代新儒家的探索》。他們三人雖有各自不同的立場和學術背景，但基本上都強調開展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和迫切的現實意義。
　　同年底，由方克立主持的「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課題被國家教委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科研項目。翌年，課題組正式組成並開始工作。他們從最基礎的資料收集工作開始做起，不幾年的時間已可以說成果累累，影響重大。1987年，課題組在安徽主持召開全國首次現代新儒家思潮學術研討會;1989年在天津主持召開「現代新儒家學案」研討會，有效地推動了新儒家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文化討論的中心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由於歷史上儒家思想在傳統文化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便自然歸結到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新儒家的觀點受到重視並被提上研究日程，是相當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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