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究竟是什麼讓中國沒在重大危機中崩潰？

daydaydown  2012-3-2 13:35:26 四月社區

在有關中國模式的討論中，許多學者強調中國發展的穩定性，認為沒有出現重大危機。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改革開放30年期間，中國最大的危機是1989年危機，而最深刻的和持續性的危機則是政治領域和國家機器日益為市場關係所滲透。正如今天的金融危機一樣，1989年的危機同樣是國際政治與社會危機的一部分，可以視為蘇東危機的前奏。像中國一樣，當時的蘇聯和東歐國家也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但為什麼中國沒有像它們一樣倒掉?究竟是哪些要素維持了中國的穩定性並提供了高速增長的條件?在經歷了30年改革之後，這些條件本身發生了哪些變異?要講中國經驗的獨特性等等，首先要回答的是中國與蘇東國家、尤其是變遷之後的俄國等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大分流。這個大分流至今仍然在延續。

　　中國體制區別於蘇東體系的第一個特徵

　　蘇東體系瓦解有著複雜而深刻的歷史原因，比如官僚體系與民眾的對立、冷戰政治中的專斷政治，以及短缺經濟帶來的民眾生活的困苦等等。這些要素在中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中國體制區別於蘇東體系的第一個特徵是，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發展的道路，以及由此產生的獨特的主權地位。

　　冷戰時代，西方政治家常用「勃列日涅夫定律」這個概念嘲笑東歐國家的「不完全性主權」狀態。在《華沙條約》體系中，東歐國家沒有完全的主權，受制於蘇聯支配，蘇聯一旦出現問題，整個蘇東體系都跟著垮掉了。二戰後，民族國家的主權體系得以確立，但事實上在世界範圍內，真正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非常少，不僅是蘇東國家，即便是西歐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在亞洲，日本、韓國等國家都在冷戰的構造里，它們的主權受制於美國的全球戰略，同樣是不完全性主權國家。在冷戰的構造里，兩個陣營都是結盟性國家體系，每一陣營中的霸權國家發生變化或政策轉變，其他國家都會深受影響。

　　而正如中國革命過程本身有其獨特道路一樣，中國在建設時期也在探索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積極支持不結盟運動，隨後又與蘇共展開公開論戰，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逐漸擺脫了有些學者所說的與蘇聯的「宗主關係」，確立了自己在社會主義體系、進而整個世界中的獨立地位。這個過程有被迫的成分，也是中國當代歷史中最為艱苦、付出巨大犧牲的過程。但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國家的政治性格向主權性的和高度獨立自主的方向轉變，在這一政治性格主導下形成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也是高度獨立自主的。沒有這一自主性前提，很難想象中國的改革開放道路，也很難設想中國在1989年後的命運。

　　在改革開放進程開始的時候，中國已經有一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這是改革的前提。從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的改革來看，中國的改革是一個有著內在邏輯的、自主性的改革，一個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改革，這與東歐和中亞的各式各樣的、背景複雜的「顏色革命」截然不同。中國的發展不但與拉丁美洲的依附經濟有別，即便與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相比，恐怕也不能簡約為東亞模式(儘管在國家角色、政府產業政策和某些發展策略方面有相似性和互動性)。從政治的角度看，中國改革前提是自主的，而上述各國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可概括為依附性發展。

　　中國的自我調整不是被動而是主動的

　　這個相對來說獨立而完備的主權性格通過政黨的實踐來完成，這是20世紀政治一個突出的特徵。無論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曾經犯過多少錯誤，它當年的「反帝」和後來跟蘇聯的辯論，是完成中國主權性的最基本要素，在這些問題上，不能僅僅局限於個別細節加以判斷。通過與蘇共的公開辯論，中國首先擺脫了兩黨之間的宗主關係，繼而才擺脫了國家間的宗主關係，形成了新的獨立性的模式。

　　換句話說，這一主權根源是政治性的，是從政黨關係和政治進程中發展出的一種特殊的政治獨立性在國家、經濟等領域的顯現。在殖民主義歷史中，規範性的主權概念與獨立自主很可能沒有關係，比如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國家在國際法的意義上必須是一個主權的國家，但這個主權與獨立自主毫無關係。事實上，冷戰時代的兩極化構造逐漸瓦解，這與中國對這一兩極構造的持續批判和鬥爭有關;沒有中國的介入，美蘇發生直接對抗的可能性也要大很多。

　　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對改革的嘗試，都曾出現各種偏差、問題甚至悲劇性的結果，但在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中國的政府與政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政策。這些調整當然發生在世界性的環境和條件之中，冷戰、越戰、經濟封鎖、中蘇關係的惡化對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其應對的方式是主動的、是根據內外實踐中出現的問題而進行的調整，這就是獨立自主這一口號的政治內涵。

　　中國也有糾錯機制

　　作為一種政黨的路線糾錯機制，理論辯論，尤其是公開的理論辯論，在政黨和國家的自我調整、自我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於共產黨內缺乏一種西方意義上的民主機制，理論辯論和政策差異也曾導致殘酷的權力鬥爭，但這些因素不應掩蓋路線辯論和理論辯論在其歷史中的重要作用。從這個角度，需要重新思考改革以來的一些習慣性說法，比如，就改革沒有現成的模式、現成的政策而言，「摸著石頭過河」這一說法當然是正確的，但其實沒有現成模式是整個中國革命的特點。

　　沒有模式的時候靠什麼?靠的是理論辯論、政治鬥爭、社會實踐。理論辯論在中國的革命和改革過程中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改革的理論源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就是從有關商品、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資產階級法權等等理論討論中產生出來的，也是從社會主義實踐中摸索出來的。價值規律問題的討論產生於上世紀50年代，孫冶方和顧准發表了有關價值和價值規律問題的論文，其大背景是中蘇分裂和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矛盾的分析。這個問題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再度成為黨內辯論的中心課題。

　　沒有這樣的理論辯論，也很難設想此後中國的改革會沿著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直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發展。在知識分子層面，從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有關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等問題從未中斷。改革有其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理論源頭。到今天，有關發展道路的辯論，已經不像過去那樣主要局限於政黨內部，但理論辯論對於政策路線的調整意義仍然重大。如果沒有體制內外發生的對單純注重GDP增長的發展主義的批評和抵抗，對新的科學發展模式的探索就不可能提上議事日程。上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政治結構的變化，中國知識界的辯論部分地替代了以往黨內路線辯論的功能，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對三農問題的關注、2003年後對醫療改革的反思、2005年對國企改革和勞動權利的關注以及保護生態環境的理論宣傳和社會運動等等，都對國家政策的調整產生了影響。理論辯論在引導方向的問題上起著很大的作用。

　　現在常講民主是一個糾錯機制，其實理論辯論與路線辯論也是一個糾錯機制，是政黨的糾錯機制。在20世紀的歷史上，黨內路線辯論時時出現暴力和專斷的特徵，對此進行深入和長期的反思是必要的，但對黨內鬥爭暴力化的批判不能等同於對理論辯論和路線辯論的否定，事實上，後者正是擺脫獨斷、自我糾錯的途徑和機制。隨著社會構造的變化，理論辯論不再局限於政黨和國家內部，也發生、甚至主要發生在社會公共空間之中。因此，如何激發並創造有利於公共討論的思想空間，是探求中國的發展道路、避免公共政策被特殊利益關係所左右的首要課題之一。 (作者是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本文原題為《中國崛起的經驗及其面臨的挑戰》，原稿15000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