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毛澤東的兩手打壓措施 林彪為何決意硬頂到底

　　面對毛澤東的兩手打壓措施 林彪為何決意硬頂到底

　　林彪警衛秘書李文普回憶， 「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曾要見毛主席，長時間毛不作答覆，說林彪個性很強，從不服軟，不是真實的。且不論李文普的這種分析如何，從當時的情況看，林彪不作檢查，是因為感到這沒有什麼用，真實的動機不可能亮出，檢討反會徒增自己的罪狀。按他兒子林立果的話講，已經是一種『與其束手待斃，不如破釜沉舟』的心態。」

　　

　　文章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蹤報告》 作者：徐焰 出版：中央文獻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北戴河，處於蕭條冷落之中，林彪卻還在夏天經常到此居住。1971年夏天，他和葉群住離北戴河西海灘兩公里處的聯峰山松樹叢中的一幢兩層小樓，這就是中直療養院62號樓(原為96號樓)。由於人們的習慣，通常還是稱其為「96號樓」。

　　林彪在北京日常居住之處主要有二：一是自己住所毛家灣，二是北京人民大會堂。毛家灣四周都是高牆，北部並不臨街，設有解放軍出版社，即平安里三號。當時交通部門想設立115路電車，終點站就在毛家灣和平安里三號之間，但沒有得到毛家灣的同意，原因是怕聲音大影響林彪。

　　夏天天氣炎熱時，如果北京有事，他便搬到大會堂住上兩三個月。在人民大會堂，林彪通常住浙江廳。他怕光、怕風、怕水、怕劇烈的聲音，怕驟變的溫度，怕人多，怕疲勞，怕唆，怕很多常人不怕的東西。他不喜歡熱鬧，有人說是性格變異，有人說這是戰爭負傷留給他的毛病，並滲透到心理和神經之中。

　　當然，如果夏天在北京沒有事，林彪經常到大連和北戴河去住。至於春天，他喜歡住在蘇州，江南的春天最叫人神往，有時一直在那裡度過春天。

　　林彪的生活習慣，在當上「副統帥」后仍是十分古怪，每日的主要內容是沉思，在無聲、無光、無色彩的氛圍里，他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靜默著，如老僧入定。沉思和寡言，是同他接觸過的黨內領導人的一致印象，不過那時大家都沒有向陰險方面聯想。

　　據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寫的回憶錄稱：林彪有時也在屋裡走動，自言自語著，咀嚼著炒熟的黃豆。有時他一根一根地接著划火柴，直至整盒被划光，臉上才露出一絲笑意……

　　按照林彪通常的規律，每天坐五六個小時，上午3小時，下午少則2小時，多則3小時，只有在無風的黃昏，他才到院子里走一會，光線強烈時絕對不行，即使睡覺。在夢中，他也不會停止思考，他有時突然從床上爬起來，叫秘書記錄夢中思考的結果。為了防止出現考慮不周，他又給周邊的人立下一條規矩：所有他批閱的電報和文件，一律押3個小時后再發。

　　了解林彪生活習慣的人都說，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別人突然打亂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擾能使他產生一種情緒反射，平時最不能控制的就是這種情緒，連葉群都說不清那種情緒是什麼。這種情緒不經常發生，但是一旦發生，就會顯示出兩個非同尋常的癥狀：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在這種情況下，林彪什麼都不能做，不僅不能看書、聽彙報，連吃飯都有困難。遇到這種情況，林彪只能絕對卧床休息，而且經常要休息四五天才能恢復正常。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拉自己的幫派之外，林彪奉行的原則是「毛主席同意我同意」、「毛主席划圈我划圈」的「緊跟」策略，自己輕易不出頭。接見外賓時，他一向不願意去，只是毛澤東出場要他作陪時，才勉強走一下。平時，林彪沒日沒夜地考慮問題，在陰暗的屋子裡制定大大小小的軍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聽秘書講文件並由秘書代他在文件上畫圈。表示同意時，他就掄起胳膊在面前畫一個圈子，秘書就在文件上劃一個同樣的記號。如果有話要說，就由秘書記錄。他不同意時，就說 「不予答覆」，或者做一個壓下去的手勢。

　　後來「批林」時揭發材料說，林彪所「圈閱」過的文件，其實都是秘書畫上去的圈，這講的是實情。

　　在很長時間裡，林彪活動的方式是「轉車」，即坐上汽車開到野外狂奔，在顛簸中感到一種快意。而到了1970年秋天以後，這種僅有的外出活動也變得很少有。

　　廬山會議的失策，使林彪陷入深深的懊喪煩躁之中。他本來就不苟言笑，現在更加沉默寡言了，除了不定期聽秘書講點兒中央文件外，其他方面的文件很少聽。他減少了會客，常常是一個人關在房間里踱步，一圈接著一圈，不停地轉。

　　此時，毛澤東對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將採取了保批兩種政策，不過在組織上保林彪的同時還是逐漸加大了對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和葉群的批判力度。由於廬山會議批判的只是陳伯達，林彪及其手下一夥的問題還未被黨內軍內高級幹部完全知曉和引起警惕，於是毛澤東開始採取一些「消熱」措施，多方「打招呼」，給「永遠健康」的「林副統帥」澆冷水。他頻繁地接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和群眾團體的領導人，向他們個別打招呼。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幫助下，採取了從輿論到實權逐步削弱以至於瓦解的策略。當時批評黃、吳、葉、李、邱，其矛頭所向，林彪心裡最清楚，一些領導幹部也隱約地能感覺出來。

　　1971年1月，當時被認為是受陳伯達影響並被林彪控制的北京軍區改組(後來對此定性有不同看法)。同年4月，毛澤東親自派人參加過去由黃、吳、李、邱控制的軍委辦事組，實行了「摻沙子」，林彪一夥在此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到了4月中旬，批陳(伯達)整風彙報會召開，林彪手下「四大金剛」和葉群的檢討及毛澤東的批語在會上散發。5月下旬，《毛主席會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談話是1970年12月進行的)在各級領導幹部中逐層傳達，其中重要的是提到 「四個偉大」(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提法「討嫌」，而這一提法恰恰是林彪所最熱衷的。7月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同時發表文章，告誡全黨警惕「現在正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此前幾年，已經把劉少奇定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歷史證明這是一大冤案)，這時又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矛頭所指自然不是一般人物！

　　從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對他在廬山會議上帶頭搞起來的這場風波，沒有作過任何檢討，甚至友善的姿態也沒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氣充溢在他胸中。有人認為無論對與錯，林彪都堅持自己的觀點，從不公開承認錯誤，最多不吭聲而已，這次又是抱著死硬到底的態度與毛澤東硬頂。不過從新中國成立后的情況看，林彪表現出的多是柔媚的一面，骨子裡的一股霸氣很少發作，這時只是以陰謀對抗的手段來發泄。林彪當時的警衛秘書李文普針對「頂牛」一說曾回憶道：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曾要見毛主席，長時間毛不作答覆，說林彪個性很強，從不服軟，不是真實的。且不論李文普的這種分析如何，從當時的情況看，林彪不作檢查，是因為感到這沒有什麼用，真實的動機不可能亮出，檢討反會徒增自己的罪狀。按他兒子林立果的話講，已經是一種「與其束手待斃，不如破釜沉舟」的心態。

　　進入1971年以後，毛澤東與他的「親密戰友」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裂隙，其貌合神離的跡象很快便被敏感的新聞記者的長鏡頭捕捉到了，這點令他們驚訝不已。杜修賢是老資格的新華社攝影記者，據他講，廬山會議后他目睹了兩件奇怪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發生在1971年「五一」節天安門觀禮台上。這天晚上，天安門廣場火樹銀花，歌舞翩躚。城樓上擺放著許多圓桌，正中的圓桌是專門為毛澤東和林彪安排的。華燈初上，毛澤東健步走上天安門城樓，在台中央的圓桌東首坐下，西哈努克親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澤東對面的位置始終空著。這是林彪的座位。按照當時的宣傳規定，自九大以後報紙上出現毛澤東接見外賓的鏡頭，必須有林彪在場，以顯示「接班人」的地位。

　　過去，林彪凡是與毛澤東共同出席晚會，總是提前5分鐘在電梯邊等候著，竭力表現他作為「學生」對導師的恭敬。這次卻一反常態，遲遲不到。毛澤東與西哈努克談話，不時朝對面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來十分著急，不停地看錶，還派秘書去打聽林彪的下落。終於，林彪慢條斯理地走上了城樓。已經是五月天了，他還披著一件軍呢大衣，身上散發出一股濃濃的煙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喪模樣。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話沒說，與近在咫尺的毛澤東既沒有握手，也不搭話，甚至沒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著腦袋。杜修賢十分為難，他的任務是拍攝毛澤東和林彪親切交談的照片，可是現在兩人隔著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沒法拍。

　　杜修賢在長期從事記者的工作中養成一個習慣，到場后先拍一張全景。這次，他隨意地拍了一張全景照后，便放下相機，等待機會。過了一會，等他再回到圓桌時，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著，人不見了。周恩來也感到不妙，目光頻頻望著那個空蕩蕩的座位，喉結上下滾動，想說什麼，話到嘴邊又咽下了，他招手將警衛員叫來，低聲吩咐了兩句，警衛員飛快地跑向城樓大廳，不一會，警衛員回來了，跟周恩來耳語幾句，周恩來神色異常嚴峻。杜修賢跑過去一問，原來林彪早就回家了。毛澤東對林彪的不辭而別，表現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詢問林副主席哪裡去了。董必武解釋道：「身體不好，先回去了。」幸虧杜修賢在林彪剛入座時已經拍下了一張照片，否則當天的報紙上將會缺少這位「副統帥」的形象，在當時可算是新聞部門重大的政治問題了。

　　此事過了一個月後，杜修賢又親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國領導人接見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賽斯庫時發生的。他回憶說：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抵達118號房間不久，羅馬尼亞客人也到了。我忙著拍攝賓主握手的鏡頭，待賓主落座后，又趕快拍攝會議的場景。我見會談的氣氛已進入正常的軌道，就退出來到門外的大廳里等會談結束時再進去拍攝。我在外轉一圈，找人把剛拍的膠捲送回社裡沖洗。回到大廳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廳的西北角，沒有坐在沙發上而是坐在一張椅子上。我以為會談結束了。再看看，主席、總理的警衛員都還在大廳里，他們也和我一樣愣愣地瞅著莫名其妙的林彪。不知林彪什麼時候從118房間里出來的。我們光著頭還熱得直冒汗，他卻萎縮成一團，帽檐壓得低低的，最叫人驚駭的是他那張沒有一絲血色的臉，雖然看不見他整個臉龐，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張蠟人的臉。我回到118房間，毛澤東旁邊的沙發空著，和「五一」晚上那個椅子幾乎如出一轍。毛澤東泰然處之，興緻勃勃地舞動著手臂和客人熱烈地交談。周恩來平靜地微笑著，時時插上一兩句話。康生話不多，鏡片後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會談結束了，林彪還沒有進來。待毛澤東他們都走了，我收拾完攝影箱，才離開118房間。到大廳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還坐在那兒。

　　林彪兩次不告而辭，身體不適是託辭，其實是顯露出他決心對抗的強硬態度。林彪的警衛秘書李文普便說過當時的情況：

　　我們在他身邊只是覺得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他情緒不好，身體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見面，也未感到有多大異常。他的身體狀況有病歷可查，服藥都由保健醫生記錄。301醫院、北京醫院專家、醫生給林彪看過病、檢查過身體的人很多，幾屆保健醫生現仍住在北京。九一三事件發生前，北京醫院的蔣保生醫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張寧到達北戴河的前幾天，蔣保生又請北京醫院、解放軍301總醫院的專家、醫生到北戴河來，對林彪的身體狀況作了詳細檢查，認為同過去一樣正常，沒有發現新的問題。

　　在一再等待之後，毛澤東對林彪也徹底失望了。這種失望之情，便表現在20多天後的一次小型彙報會上。

　　1971年7月9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會談結束后，周恩來帶著總參謀部副部長熊向暉去向毛澤東彙報。剛剛入座，他們便想彙報這次會談的情況，然而意外的是，毛澤東卻朝周恩來擺擺手，說：「那個不忙。」然後轉向熊向暉，問起軍委辦事組作檢討的事：

　　「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還有葉群，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

　　當時熊向暉一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前他認為，這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問題。於是他據實報告：「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澤東聽到此話，馬上追問：

　　「有沒有看過黃永勝等人的檢討？」

　　熊向暉回答：「沒有。」

　　毛澤東轉身問周恩來：

　　「那五個人的檢討，發給總參了沒有？」

　　周恩來馬上回答說：

　　「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60多份。」

　　毛澤東馬上想了一下，60多份，應該發到了熊向暉這一級幹部手中，而他竟然不知情，這說明了什麼？經過片刻沉思，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突然提高聲調說：

　　「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這話說完，室內空氣一下子緊張起來。接著，毛澤東針對周恩來講自己在歷史上也犯過錯誤一事，特彆強調說：「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歷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真正搞馬克思主義的人，就要講團結，就要光明正大。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講到這裡，毛澤東停了停，別有意味地問熊向暉有秘書沒有，寫報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書代勞，聽到熊向暉說是自己動手時，毛澤東便說：

　　「那好。我這裡的文件，就是一個秘書管的，他的任務就是收收發發。文件來了，我自己挑選重要的看。需要提點意見的，我自己動手寫，從來不讓秘書代勞。共產黨員一要動手，二要動口，就是要動腦筋。現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動手、不動口、不動腦筋，什麼事都靠秘書，聽說連科長都有秘書，搞成了『秘書專政』。有的人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是國民黨的作風。」

　　將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批評為「國民黨的作風」，這在當時可算得上是非常嚴厲且性質極為嚴重的。熊向暉聽了心裡也是一驚，他知道：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辦公室主任的人，這指的就是林彪。

　　1971年夏季來臨，這一年北京的天氣格外熱，林彪又到北戴河避暑。不過他手下的「四大金剛」卻坐鎮北京，兒子林立果也東竄西跳，向他時時報告情況，特別是毛澤東的動向。

　　這一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間，毛澤東到南方巡視，主要目的又是向各地的主要領導幹部「打招呼」。在南巡期間，毛澤東幾次強調的一個話題是： 「廬山會議開過近1年了，但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他同時點了林彪的名，還直接批評把林立果捧為「超天才」一事，這可以說是進行粉碎林彪集團的準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