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犧牲的紅軍最高級將領死因有哪五種解釋？

　　長征中犧牲的紅軍最高級將領死因有哪五種解釋？

　　文章摘自《黨史文苑》2011年第6期 作者：張小靈 原題為《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犧牲之謎新說》

　　鄧萍是中央紅軍長征中犧牲的職務最高的將領。他1908年出生於四川省富順縣，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與領導了平江起義，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參謀長、中共紅五軍軍委書記，參加領導開闢湘鄂贛蘇區。同年冬和彭德懷、滕代遠率紅五軍主力到井岡山，參加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1930年6月任紅三軍團參謀長兼紅五軍軍長，參與指揮紅三軍團進行長沙戰役和參加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在中央蘇區，鄧萍南征北戰，戰功卓著，成為紅軍的著名將領。1934年10月參加長征，協助彭德懷指揮紅三軍團擔任右路前衛，掩護中共中央機關和紅一方面軍第三軍主力突圍。1935年2月27日，在中央紅軍長征第二次攻打遵義城的戰鬥中，親臨前線偵察敵情，不幸光榮犧牲，年僅27歲。參加此次戰役、時任團政委的張愛萍當即寫下輓詩：「長夜沉沉何時旦？黃埔習武求經典。北伐討賊冒彈雨，平江起義助烽煙。『圍剿』粉碎苦運籌，長征轉戰肩重擔。遵義城下灑熱血，三軍征途哭奇男。」對於他的犧牲，過去有多種說法，成為歷史謎團。最近，筆者又有新的發現。

　　過去存在四種說法

　　關於鄧萍的犧牲之謎，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以下四種說法：

　　一是被敵人的冷槍擊中犧牲。據遵義會議紀念館原長期主持工作的副館長、研究員、全國知名的遵義會議史實研究專家費侃如考證：「在攻城戰鬥，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和十一團政委張愛萍、參謀長藍國清一起，於遵義老城外湘江河東岸匯川壩察看攻城路線，鄧萍不幸被拱安關上守敵冷槍擊中頭部犧牲。」在至今為止國內出版的學術專著中和文章中，持「被敵人的冷槍打死」這種觀點的佔大多數。如鄭廣瑾、方十可著《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324頁），陳松、黃先榮著《偉人毛澤東在這裡崛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第199頁）等。

　　二是敵人發現了鄧萍使用的望遠鏡上的反光，被敵狙擊手擊中犧牲。全國知名的軍史研究專家、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國防大學圖書館採訪室主任馬祥林在《重解長征之謎》一書中寫道：「鄧萍親自領著紅十一團政委張愛萍等幾個營以上幹部，冒著敵人槍彈迫近到城下小河邊，隱蔽在一個小土堆後面的草叢中，舉起望遠鏡觀察地形和敵人守城部署，安排夜間即將發起的戰鬥。此處距城牆並不太遠，也許是望遠鏡鏡片在夕陽中的反光引起了敵人的警覺，也許是往來的傳令兵被敵人發現，隱蔽在北門外拱安關城牆上的敵兵暗暗將槍口瞄向了草叢中的鄧萍……一聲沉悶的槍聲使鄧萍的話嘎然而止，子彈不偏不倚，正好射中他的頭部……」在這段文字中，鄧萍在觀察敵情時所用的「望遠鏡鏡片在夕陽中的反光」，成為「敵兵暗暗將槍口瞄向了草叢中的鄧萍」並「正好射中他的頭部」的原因之一。

　　三是前來報告情況的三營小通訊員暴露了鄧萍等的偵察位置，被敵人亂放的排槍擊中犧牲。據張愛萍在1936年（距鄧萍犧牲只一年）所寫的文章中回憶：（在鄧萍與張愛萍等人正在潛伏偵察時）三營一個小通訊員跑來向張愛萍報告：「報告政治委員，營長說，『是兩堵城牆，我們三營爬進去了一連多人，又出來了。』」「你是誰？」鄧萍首先這樣的問。「嗨，我是三營通訊員咯。」「告訴你們營長，隊伍不要撤回來，把這信帶去就行了。」藍國清補充說，「準備今晚上爬城啊。」通訊員藏好了信，行了個軍禮，飛跑去了。城牆垛子里的敵人看見這個通訊員暴露地飛跑著，「砰！砰！砰！」不住地亂放他那「九響棒棒」。鄧、張、藍他們三個還是匍匐在那土墩上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咦！」他們三個不約而同地喊了出來，「槍打到這裡來了！」藍國清還加上了一句：「你瞄準些個，你媽的！」「唉……喲！」鄧萍同志忽然倒下去了。這段文字中表明，是三營小通訊員的飛身跑回，把鄧萍他們三人的位置給暴露了。當時鄧萍他們匍匐的那土墩，距護城河對岸僅50米遠。敵人朝小通訊員開槍掃射的同時，也向他們掃了過來，並直接導致了鄧萍的犧牲。同時，這也和第二種說法中「也許是往來的傳令兵被敵人發現」這一原因相符。

　　四是鄧萍腳上所穿的膠鞋和手中所用的望遠鏡暴露了身份，被敵人狙擊手擊中犧牲。遵義戰役時擔任三軍團第十一團一營一連一排排長、鄧萍犧牲時正隱蔽埋伏在湘江河右岸距北門僅40米的低洼地、現在仍健在且住在遵義的97歲高齡的老紅軍王道金認為：敵人用望遠鏡，發現鄧萍穿的是膠鞋，知道穿膠鞋的一定是當官的，於是專門挑選了狙擊手擊中了他。王道金說，紅軍長征中，一般營以下的幹部戰士都是穿草鞋。營以上幹部，雖然也有穿草鞋的，但一般都穿布鞋、膠鞋，有少數的領導還穿黃皮鞋。敵人發現一個穿膠鞋的紅軍，手裡還拿著望遠鏡，猜測是一個比較大的幹部，槍才打得很准。

　　在以上四種說法中，第一種說法太籠統，太具有突然性。敵人為何要打冷槍，冷槍為何又正好打中了鄧萍，交代得不具體。第二種說法也值得商榷，在當時 「天無三日晴」的黔北早春二月，有沒有太陽，實在存疑。就連作者本人，也用了「也許是」這個不確定的用語。第四種說法雖是遵義戰役當事人王道金的回憶，但這也只是一種推測，且王道金本人並未在鄧萍犧牲現場。而第三種說法是鄧萍犧牲現場當事人張愛萍的回憶，在這四種說法中，相對而言是較為可信、較有說服力的。

　　筆者的新發現

　　筆者最近發現了一段新的史料，與以上四種說法均有所不同。據2011年第2期《遵義》雜誌載文披露：1987年清明節，遵義數萬群眾舉行祭掃紅軍先烈活動。參與採訪的《遵義晚報》記者陳世玉，在與單位同事李軍（化名）談論鄧萍烈士時，李軍講述道：他的爺爺當年就是遵義老城裡的一名守城團丁，是當時守城敵方的親歷者。1935年2月27日紅軍奪取遵義新城后，防守老城的敵軍是王家烈屬下的一個團，外加民團一些團丁。敵軍害怕紅軍攻城，於是加強了工事和戒備，並增加了流動哨，密切注視城外的一舉一動。那天黃昏，誠惶誠恐的敵人已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不敢有絲毫的大意。起初，敵人並未發現鄧萍。剛開始時，鄧萍是趴在草叢中，用手撥開草叢進行偵察。因天色漸晚，暮色蒼茫中看不清城內敵情和防禦工事，「急火攻心」的他竟然一時忘卻了自我保護，從草叢中鑽了出來，在居高臨下的地形中半蹲半卧，用手中的望遠鏡托舉在眼前，不時地朝城內瞭望。由於失去了草叢的掩護。這樣，敵人就發現了他。狡猾奸詐的敵人見鄧萍身上配有望遠鏡，左右兩邊還有兩三個人同時出現，判斷他必定是紅軍的「大官」。為了不驚動鄧萍，敵人不動聲色，暗中悄悄選准最佳射擊位置，九個團丁用九支步槍瞄準鄧萍一齊射擊，其中一顆子彈碰巧擊中了他的頭部。李軍還說：這些情況是他爺爺在世時親口告訴他的。但由於那個特殊的年代，在場聽到的幾個人都一直沒有公開此事，他算是雷著膽子一股腦兒的「竹筒倒豆」了。

　　這段文字表明，鄧萍犧牲既不是被突然的「冷槍」擊中，也不是望遠鏡上的反光暴露位置被敵人狙擊手擊中。第四種說法中「膠鞋暴露說」也行不通，敵人不可能看到「在居高臨下的地形中半蹲半卧」的鄧萍腳下的膠鞋。第三種說法說小通訊員來回走動暴露位置使鄧萍被敵人排槍擊中，雖是鄧萍犧牲現場當事人張愛萍的回憶，但與直接導致鄧萍犧牲的罪魁禍首「雷著膽子」的親口轉述相比較，可信度和說服力還是要欠缺些。「九支步槍瞄準」紅軍的「大官」鄧萍一齊射擊，其中一顆子彈正好擊中鄧萍的頭部並導致了他的犧牲。而這九支步槍射出的子彈，包括射偏出去的子彈，正是張愛萍回憶文章中認為的敵人「亂放」向小通訊員、並轉而射向他們並導致鄧萍犧牲的「九響棒棒」。張愛萍當時不可能知道敵人射擊時就是因為發現了鄧萍位置和身份，只能認為是來回跑動的小通訊員暴露了鄧萍潛伏的位置。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鄧萍是由於「從草叢中鑽了出來」，「手中的望遠鏡」和「左右兩邊還有兩三個人」（這已得到印證，就是陪同鄧萍的張愛萍、藍國清），暴露了他紅軍「大官」的身份，被「九個團丁用九支步槍瞄準」擊中犧牲的。而第一種說法中「鄧萍和十一團政委張愛萍、參謀長藍國清一起」，第二、第四種說法中鄧萍「手中所用的望遠鏡」暴露身份，第三種說法中敵人打的是「亂放」的「九響棒棒」，與筆者的認為也有部分吻合之處。

　　1979年6月，費侃如等在北京訪問了張愛萍。當張愛萍再次談到鄧萍犧牲時，眼眶濕潤了。他說，當時他向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報告鄧萍犧牲的情況時，彭德懷在電話里便罵開了，說你們這些豬狗養的，都給我去死光好了。其實他知道，彭德懷只有在悲憤至極時才會罵人。透過這無遮無擋的家鄉「國罵」，他深切地感受到軍團長的心，是在為紅軍失去棟樑之才而滴血，也是怕他們再去冒類似的危險。張愛萍還說，事後，彭德懷對張愛萍說的一句話，他至今都難忘：「革命的路還長，你們都不要作無謂的犧牲啊！」

　　1957年夏，在中央軍委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的親切關懷下，經遵義黨政軍民和各界人士的調查研究，在老城乾田壩找到了鄧萍的遺骸。1958年開始在鄧萍犧牲地附近的遵義小龍山(后改稱紅軍山)動工修建鄧萍墓，次年初建成。1959年清明時節舉行了遷葬儀式，將盛有鄧萍遺骨的棺木放在正墓室中。如今，鄧萍陵墓周圍，松柏蔥蔥，蒼翠欲滴。全國各地慕名前來的人們，在這裡祭奠英烈，凈化靈魂，身臨其境地接受著一堂堂觸及靈魂的思想教育和黨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