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那些「逆向移民」的天路客——讀布拉福德《普利茅斯開拓史》

看哪，那些「逆向移民」的天路客——讀布拉福德《普利茅斯開拓史》

余/傑

布拉福德是美洲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第二任總督，並連任超過三十年，直到去世；他也是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的起草人和簽署者之一，無疑是北美殖民地開拓歷程的權威見證人，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撰寫有關普利茅斯殖民地開拓的歷史。布拉福德以「爐邊談話」的式的娓娓道來和歷史學家「字字有出處」的嚴謹完成的《普利茅斯開拓史》一書，是關於美國早期歷史和清教徒歷史的重要著作。可惜的是，在世俗化浪潮的裹挾之下，大部分美國人都將這段寶貴的歷史遺忘掉了。這是特別需要彌補上的一課。通過這部著作，可以認清美國歷史的起源，並進而認清美國當代政治紛爭的是非曲折。而對於所有關注中國社會轉型的中國讀者以及有責任感的中國公民來說，這本書講述的並非單單隻是一個「他者的故事」，我們可以從中釐清中國近代化歷程的成敗得失，以及「大國崛起」需要建立在什麼根基上才會是正義的並持久的。





認清美國歷史的起源：「逆向移民」



作為一種革命綱領和社會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貫穿二十世紀，最終在全球範圍內都失敗了；但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至今仍然在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知識界佔據著主導的地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體現在歷史學界，就是「政治正確」的「左派史觀」。這種「左派史觀」認為，西方現代化的歷史，就是歐洲列強（包括後起的美國和日本）殖民侵略、種族屠殺、在全世界掠奪土地和財富的歷史。所以，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僅壓榨和剝削本國的工農階層，還靠著遍及全球的搶劫和殺戮，才催生了近代文明的「惡之花」。

這種「左派史觀」通過對史料的選擇和切割，將偏見塑造成了真理。然而，它無法解釋的一個歷史事實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出於增強國家實力和開拓王室財源而在南美建立的殖民地，創建的時間更早並源源不斷地產出黃金和白銀，但這些地區卻長期處於貧困和動蕩之中。另一方面，獲利甚豐的母國不久亦走向經濟和社會的崩潰。直到數百多年後，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南美諸國仍然問題重重。南美殖民地的衰敗，普利茅斯及北美殖民地的興盛，對比極為鮮明，原因何在？原因可以從《普利茅斯開拓史》中的若干書信、檔案、合同等原始而鮮活的素材里找到，也可以從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理論概括里找到。

首先，五月花號上的成員們並不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而是為了尋求信仰自由和建立「山上之城」的異象才來到美洲的。今天的移民潮，幾乎全都是「人往高處走」，由不發達國家流向發達國家。但是，當年的清教徒卻選擇了「水往低處流」的「逆向移民」。五月花號上的人們，先從英國移居荷蘭，在荷蘭很快便安居樂業，卻又發現荷蘭的享樂主義氛圍威脅到下一代信仰的純正，於是產生移居北美新大陸的意願。許多移居新大陸的人，不是作為法國大革命的中堅力量的「無褲黨」人，而是信仰虔誠、家境殷實、婚姻美滿的清教徒。克倫威爾一度也計劃移民美洲，甚至打算賣掉自己的土地和房產。不過，最後上帝沒有讓他到美洲，卻讓他成為英國清教徒革命的領袖。

荷蘭是當時世界上生活水準最高、人均壽命最長的國家，具備了勤勞和節儉品格的清教徒移民群體，生活質量又高於荷蘭的平均水平。他們深知當時的新大陸只是一片蠻荒之地，跨越大洋的旅途還充滿了各種危險與威脅。但他們仍然決定啟程，並為之付出了可怕的代價——登陸之後，「一方面因為長途遠航和狹窄的船艙空間導致的壞血病，兩三個月的時間裡，有一半同伴死去了，總共一百零幾人只剩下五十人，有時一天之內就有兩三個人去世。」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如此自找苦吃呢？對於鄉土情結濃厚、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出門「逃荒」的諸國人來說，這不是得不償失嗎？這些清教徒顯然不是沒有目標的「盲流」，而是有明確的異象的「天路客」。

其次，這個群體大都來自於同一個教會，形成了一個真正「風雨同舟」的團契。是什麼因素讓他們「風雨同舟」呢？不是所謂的「緣分」，而是共同的信仰以及由此信仰而產生的《五月花號公約》。該公約指出：「在本公約上署名的眾人，蒙上帝的恩典，為了上帝的榮耀並促進基督信仰  及國王與國家的榮譽，遠航至弗吉尼亞北部地區開闢首個殖民地。根據本公約一同在上帝面前莊嚴盟誓，彼此聯合，共同組成公民政治體，為了保持良好秩序及推動實現前述的目標，需不時制定、頒布法案或擬定公正、公平的法律、法規、法令、憲法框架及設立管理機構，並對殖民地普遍適用，我們承諾完全服從並遵守。」可以說，沒有《五月花號公約》，就沒有《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五月花號公約》才是美國憲政共和理念的起源。

那麼，《五月花號公約》是布拉福德等人一拍大腦就憑空想出來的嗎？《五月花號公約》並不是像孫悟空一樣從石頭縫隙里蹦出來的，而是來自《大憲章》的歷史傳統，以及加爾文主義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實踐。歷史學家阿蘭·麥克法萊指出，英格蘭從未有過類似其他歐洲國家的農民階級，或是廣泛建立的國教，或是強勢的君主制。因而，比起其他集權的、等級制的、封建的歐洲國家，英國社會具有更多的個人主義色彩。英國社會最具個人主義的一點在於其持異議的革新教派新教徒，正是這些人成了五月花號及其絡繹不絕的後繼者隊伍的主體，英國政治家、保守主義的開山鼻祖柏克指出，這些到北美的東海岸人「代表了異見派中的異見者和清教的支持者」。而將這些個人主義者凝聚起來的粘合劑，是回歸《聖經》本源的清教徒精神，以及此作為精神的最集中體現的《五月花號公約》。





認清美國當下政治紛爭的是非曲折：「政治不正確」



二零一零年秋，上萬美國人在林肯紀念堂外參加了知名保守派評論員格倫·貝克召集的集會。貝克說，集會是為了恢復美國傳統價值觀，美國迷失方向已經很久了，「今日美國開始遠離上帝」。他更是尖銳批評奧巴馬政府的各項政策，認為奧巴馬背離了美國的立國根基。這次集會受到了自由派人士的批評，他們認為不應該讓保守派在馬丁·路德·金髮表《我有個夢想》的演講的地方舉行這種集會。而上屆總統大選中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茶黨的領袖薩拉·佩林在這次集會上指出，這次集會同馬丁·路德·金的那次集會一樣重要。那麼，究竟什麼是真正的「美國精神」呢？

近年來，美國政壇的左右對峙讓人眼花繚亂：伊拉克戰爭的功過、奧巴馬上台之初的超高人氣以及支持率的迅速低迷、醫療保險計劃的修改與通過、最高法院的判例引用歐洲標準、金融危機中政府救市的利弊、體現草根精神的茶黨影響國會中期選舉……美國是像社會民主主義的歐洲靠攏，還是繼續保持其「例外」的特徵？我們又如何看待今天的美國社會愈演愈烈的分歧乃至分裂？對歷史的了解越深刻，才能對現實的洞察越透徹。所以，需要在一個歷史的大視野中透視現實問題——從布拉福德的《普利茅斯開拓史》中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

當今美國社會存在著幾個爭議巨大的議題：墮胎權、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持槍權、死刑。對這四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野。當自由派佔據「政治正確」的立場之後，保守派的所有答案都被命名為「政治不正確」。前面加了一個「不」字，似乎就理不直氣不壯了。比如，死刑問題，支持死刑的人往往被妖魔化成冷血動物。事實是非真的如此呢？與其就事論事，不如訴諸歷史。《普利茅斯開拓史》中記載：一六三零年，老約翰·畢靈頓，第一批來美洲的成員之一，受到大、小陪審團指控犯有故意謀殺罪，證據確鑿，事實清楚，被執行死刑。這是在農場第一次執行死刑。殖民地的領袖人物們，「都同意死刑判決，以清除這塊地上的血污。」[1]由此可見，執行死刑在聖經中是可以找到依據的：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流出。

用學者瀋陽的話來說，所謂的美國精神或美國價值，就是在「正義一元論」之下的「多元」。沒有「一元」的前提，「多元」既沒有意義，也沒有保障。這種「一元」就是基於清教徒傳統的對市場經濟、個人自由和家庭責任的堅持。美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理查·洛瑞、拉梅在《美國保守派認為奧巴馬是美國精神的敵人》一文中指出，美國保存了最顯著的民族精神，超過百分之七十的美國民眾對自己的祖國感到驕傲，這一數字大大高於西歐國家。美國式的愛國主義，不是愛政黨、政府、種族、地理、歷史和文化，而是愛一種價值，這種價值來自清教徒的信仰。美國人比歐洲人更加虔誠。在沒有國教的競爭性環境中，美國激發了更多的宗教情感，並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福音教徒的地方。從政教分離、宗教信仰改革運動、廢奴運動、民權運動之中，基督教獲得了權威和活力，成為美國自我批評與重建的源泉。根據《財經時報》的調查，有百分之七十三的美國人明確表示自己信仰上帝，而這一數字在英國是百分之三十五，在法國則是百分之二十七。在整個西方世界，美國擁有青春活力、充滿希望和不斷進取的國家精神，與其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實體和最長久的民主體制的穩定性相匹配。





認清中國近代化的歧路：「人間正道是滄桑」



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有許多人都不遺餘力地張揚「全盤西化」之觀念。但是，他們對「西化」的具體內容卻語焉不詳。何為「西化」？「西」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對籠而統之的「西」，可以從三個層面加以釐清。第一個層面：我們需要知道，廣義上的西方，近代化有不同的路徑。粗略劃分，有拉丁（西班牙、葡萄牙、南美）路徑、法國路徑、德國（日本）路徑、俄國路徑、英美路徑等。而英美路徑是清教徒和天路客們所走出來的。

第二個層面：我們還需要知道，英美之差異，或者說，美國與其他英語國家的差異。丘吉爾在一戰前後撰寫《英語民族史》，提出「英語國家」或「英語民族」之概念。這一概念在關乎文明興衰存亡的一戰、二戰和冷戰中都是成立的，而在反恐戰爭中這個聯盟已經不復存在。當然，在反恐戰爭中是否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只是一個表象，背後是美國之外的那些「英語國家」對傳統價值的拋棄。比如，加拿大通過大麻合法化的法案，澳大利亞的新總理是一名未婚同居者。以天路客的立場來看，這是一個「一元正義觀」不斷失守的過程。

第三個層面：我們也不能忽略，美國內部日漸擴大的分裂。奧巴馬上台以來，實施了若干偏向歐陸的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政策，可謂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社會的鐘擺往左擺得最大幅的一次；而二零一零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之後，忠於清教徒傳統的保守派捲土重來，支持私營經濟、痛恨稅收、反對政府監管的新議長博納宣稱：「我在國會有最保守的投票紀錄。」

由此可見，「西」與「西」之不同，有時候甚至並不小於「西」與「東」之不同。中國近代化的敗局，不是因為中國沒有走向「西化」，而是中國選擇了並非最好的那幾種「西化」的模式。在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出三峽」般充滿驚濤駭浪的近代化過程中，中國嘗試過所有壞與次壞的路徑，卻偏偏與五月花號和普利茅斯的路徑擦肩而過。「正道」在中國的命運，依然是一派「滄桑」。

一百多年前，曾經留學英倫的、那個時代最了解西方的知識分子嚴復，翻譯的是《天演論》，而不是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天演論》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進化論，影響了中國此後一百年的發展格局；而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的中文版簡體字版，直到二零一零年才姍姍來遲，在教會內外的影響力剛剛發酵。這兩本書在中國的不同命運，象徵著中國近代化的敗局與新生。這不是一個偶然的錯失，而是基於中國人的實用主義的民族性格所作出的最「理性」的選擇。

也有人說，《普利茅斯開拓史》再次證明了「美國例外論」——上帝格外垂青這群天路客，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他們居然從一無所有中締造了一個偉大而繁榮的國家。上帝恩待這些移居北美洲的清教徒，如同在《舊約》時代恩待以色列人一樣。但是，我不同意「美國例外論」，因為上帝不僅愛布拉福德那批四百年前的天路客，也愛其他所有的民族和國家的人民。儘管那麼多的城池都淪陷了，但就在不久之前，上帝依然在韓國、在南非，為我們點燃了星星之火，讓我們不至於被沮喪和絕望所征服。在南非，上帝為苦難深重的黑人族群預備了曼德拉和圖圖主教，他們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政治與信仰兩個維度缺一不可。當我們展讀布拉福德的《普利茅斯開拓史》的時候，如何開始「我們自己的普利茅斯開拓史」呢？

分_享 發表於 2011-6-20 12:24

那麼，《五月花號公約》是布拉福德等人一拍大腦就憑空想出來的嗎？《五月花號公約》並不是像孫悟空一樣從石頭縫隙里蹦出來的，而是來自《大憲章》的歷史傳統，以及加爾文主義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實踐

《五月花號公約》是在猴年簽約的吧？怎麼能說跟老孫沒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