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清朝，你是怎樣改變了中國？ (轉自天涯)

直到今天，我們對於清朝，依然總懷著一種愛恨交織的心態，一面是拖著大辮子的清宮戲的流行，讓人發出「1644年，滿族人攻入北京，從而促進了中國電視劇事業的繁榮」的感嘆，另一方面，喪權辱國的歷史，從我們小學的時候就不斷的被提及，不斷的教育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對於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人來說，清朝實在是一個很難迴避又無法做出評判的朝代，恥辱和光榮交織於200多年的歷史，文明和野蠻也在封建社會的落日餘輝里發出強烈的碰撞，因為清朝的緣故，岳飛不再是民族英雄，因為清朝的緣故，揚州十日的血與嘉定三屠的淚化為史冊的塵煙，因為清朝的緣故，許多曾經被辱罵或者被讚揚的人，許多或者屈辱或者光榮的往事，都至今無法找到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魯迅曾嘆息中華民族是一個健忘的民族，然而事實上，我們的民族從來不缺少記憶，也從來不缺少從記憶中尋求往日光榮的閑情，我們所缺少的恰恰是面對記憶的一個正確的態度，是逃避還是勇敢的選擇，這是一個比生存和死亡更加重要的問題。
　　
　　 余秋雨在《一個王朝的背影》里，曾經如此嘲諷過資產階級革命者「驅逐韃擄，恢復中華」的口號。他把這一思想定位為「狹隘的民族正統論」。以至於讓我不得不懷疑這位所謂「文化名人」的智商，孫中山們究竟是在驅逐什麼？難道僅僅是一個「非正統」的民族？並不是革命者們用民族正統論取代了封建正統論，而恰恰是余秋雨先生偷換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內容。也正是在這位「文化精英」的表率作用下，今天所謂的「清粉」們總是以「狹隘民族主義」作為扣向對手的帽子，而這卻恰恰印證了清朝在文化上的最大失誤之處----極端的狹隘與絕對的無知。一個黑暗的朝代滅亡了，然而不幸的是，這個黑暗朝代屍體上的膿汁卻依然流毒一樣的擴散在華夏大地的深處，在最近的一百年裡，通過一次又一次極端化的運動，深刻而痛苦的影響著中華民族的進程。 　　
　　 我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我也反對極端的大漢族主義，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步入文明社會的民族，其首要的表現正是文化上的包容性。法蘭西民族的英雄拿破倫是科西嘉人，奠定了今天俄羅斯民族版圖的葉卡特琳娜女皇是德國人，但是這不妨礙他們得到本國人的尊重，當今天某些人炒做著所謂「朱元璋是回族」的無聊新聞時，我們更不得不啞然失笑，評判一個統治者甚至一個統治階級的最重要方面，不在於他們出身於哪個民族，而在於他們是否代表本國家大多數人的主體利益，這個標準是不以階級和時代而改變的。同樣的道理，今天我們對於清朝的質疑，也並非是因為過去的歷史和屠殺的血泊，更在於一個不變的真理：如果一個民族始終沒有勇氣和理智的心態去正確的評判自己曾經屈辱的歷史，那麼同樣的屈辱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華夏大地上演。同樣的道理，對於清朝的評判，並非是非要是爭幾家民族的短長，更在於我們需要清楚的知道：為什麼中華民族----這個曾經的世界上最具有創造力和智慧的民族，會在17世紀以後漫長的近三百年時間裡，在思想文化和自然科學領域處於全面的停滯狀態，是一種怎樣的力量象鐵鎖一樣牢牢禁錮住了這個民族蓬勃的生命力。以至於這個曾經世界上科技和文化最為發達的文明在19世紀以後淪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命運。我們可以承認明朝所存在的種種腐敗的情景，我們也可以接受明朝必然滅亡的事實，但是既然中華民族早有「民貴君輕」的道理，那麼比一個王朝興衰更為重要的事，是一個民族創造精神的缺失。在歷史已經進入新科技時代的今天，如果那些制約中華民族思想進步的因素依然存在，那麼對於我們的國家甚至中華文明來說，其後果無疑是災難性的。
　　
　　 因此我們必須要弄清楚一個問題---清朝，它是怎樣改變了中國。
　　
　　 按照一個被廣泛接受的觀念來說，衡量一個文明進步的標尺，是生產力的發展水準和文明的成就。按照這個標尺來衡量的話，前者清朝，特別是鼎盛時期的清朝，其成果是完全的合格的。然而在後者上，清朝卻是完全的不合格，我們甚至可以說，清朝正是以犧牲了後者的方式，換取了前者的曇花一現。康乾盛世榮光的陰影下，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機會的缺失。新文化運動時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革命派發出了反儒家的口號，即反對儒家保守固執的思想。這種極端的反傳統文明的行為，固然促成了中華民族又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卻也恰恰造就了國人精神上的迷航狀態，以至於我們對於「什麼是儒家」。甚至「什麼是中華文明」，都出現了嚴重的誤區型認識。我們簡單的把清朝中期以後喪權辱國的原由，歸納為中華儒家文明裡保守和夜郎自大的思想，歸納為封建制度的禁錮，以至於讓國人有了「清朝是在為歷史還債」的誤解，更使得某些同情甚至讚揚清朝的觀點深入人心。我們恰恰忽略了一個最本質的內容，所謂的儒家思想，所謂的中華文明，在進入清朝以後，從內容到本質都發生了嚴重的變異。大量的帶有進步思想和創造思想的儒家理念被徹底的廢除，而儒家裡關於忠君與專制的思想內容被嚴重的擴大化，這種變形的儒家文明使清朝享受到了一舉兩得的功效，一方面以標榜儒家的旗幟，換取了中國知識階層的認同，另一方面，又以變形的儒家思想的內核，令中國封建專制統治達到了歷史最高峰，奴性思想從此深入人心，至今依然涌動在部分人的血液里。清朝對於中華的統治，恰似今天市場經濟大潮里，一位農民將一坐現代化的工廠改造成為一個傳統的集體農莊，也許他可以憑藉家長式的管理和粗放的耕種方式取得農業的豐收，卻無情扼殺了這個工廠無限的科技前途。
　　
　　 綜觀中華文明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另類而有趣的現象，首先一點就是：國家政權的專製程度與國家文明的發展程度是成反比的，同樣的一點，國家文明的進步程度與國家文明的開放程度也是成反比的。中國對外開放的極盛時期，當在於唐，宋，元，明，這四朝也是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高峰時代，無論是思想的進步性還是文化科技的成就，都是遠領先於當時的世界，因此當時的中國有足夠的勇氣，也有足夠的魄力來打開自己的國門。同樣的一點，中國封建社會的專製程度，再這四朝是相對比較寬鬆的時期。與之相關的另一個事情，就是中華民族傳統的包容思想，無論是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外來的文明總會為中華文明所吸納，成為中華民族文化里的一個支流，這樣的過程是與中華民族政治歷史上一次次民族大融合的過程相一致的。因此中國從沒有發生過類似伊斯蘭教那樣，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而導致種族屠殺的慘劇。因此中華民族在每一次民族大融合之後，都會迎來一次輝煌的黃金時代。唐朝和元朝的例子都說明了這一點。然而這些有趣的現象正是在到了清朝以後發生了改變，在滿清經過了20多年的統一戰爭，終於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封建帝國以後，中國並沒有象歷史發展里固有的規律那樣，迎來一個思想與文化的高度繁榮期，相反，新的思想與文明彷彿是鹽鹼地角落裡的枯草，倔強而微弱的掙扎著。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在這一時期也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殘酷的文字獄造成了一幕又一幕屠殺的悲劇，乾嘉學派的虛假繁榮掩蓋了創造力極端缺乏的事實，儒家文明包容性的負面後果，在於中華文明吸收了大量滿族人狹隘，保守甚至奴性思想的落後基因，清朝大一統的局面延續了不到200年，而那些落後的思維卻至今影響著我們。 　　
　　 於是在最近湖南衛視熱播的電視劇《大明王朝》里，我們見到了一幕讓人啞然失笑的情景，太監稱呼明朝皇帝為「主子」，大臣口稱自己為「奴才」，這些屬於滿洲人的專利，帶有嚴重落後思想的辭彙，被導演人為的移植到了中國文藝復興的明朝身上，這種對於歷史的歪曲，其根源正在於滿清統治的流毒，使我們對於歷史的記憶也發生了嚴重的變異。這些細枝末節的情景足夠成為映襯清朝文化的一面鏡子，還是讓我們用客觀的眼光，去重新審視滿洲人入主中國的近三百年裡，中華文明發生了哪些基因的變異吧。
　　
　　 說到滿清，我們不得不重新提一下之前的朝代----明朝。
　　
　　 在世人的眼裡，明朝是一個極端腐敗的朝代，在歷史學家的評點中，明朝幾乎是封建制度所有弊端的極大成者。明朝以前的各個封建朝代，縱然也出現過種種的黑暗與醜惡，但是將所有的封建制度的弊病集中在一個朝代的，也只有明朝一家。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上，封建制度也是與一定的生產力條件相適應，並在生產力的發展中不斷調整的。中國歷代封建王朝，自漢朝起，最長不過400年左右，最短則只有幾十年，這恰恰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國封建經濟的特點---正因為古代中國物質文明的高度發達和快速發展，從而催化了封建經濟內部固有的矛盾，帶來封建生產關係的重新整合和調整。在政治上，這就表現為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及朝代的滅亡，當有些人羨慕國外的封建王朝可以屹立數百年不倒的時候，他們恰恰忽略了這正是這些國家生產力發展緩慢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用明朝歷史上出現的種種腐敗和黑暗來全盤的否定明朝，既而抬高清朝，是一種不科學也是對於歷史極端不負責任的說法。我國歷史學家曾把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定義為一個馬鞍形狀的結構---即從唐到宋，到達第一個高峰時期，在南宋至元的時期慢慢下滑，從明朝初期開始回升，到明朝中期達到又一個高峰。而這種高速發展的經濟狀況也帶來了明朝社會結構和統治階層的一系列變化。這種變化固然帶來了對於國家的傷害，但從另一個側面說，這恰恰是一種新制度的開始。
　　
　　 明朝幾乎集中了所有封建社會的弊病，從政治腐敗，到太監專權，再到奸臣當道，從強化的特務統治，再到嚴酷的思想禁錮。但是對比一下英國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的狀況，我們卻發現了種種的相似性，首先是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和新型生產關係地位的不斷提高。明朝的江南以及華南地區，新型的手工業工場已經在國民經濟里佔有了重要地位，福建和廣東的外貿經濟，在國家收入中的比重也不斷上升，而以鄭芝龍為代表的海商力量，則在明朝後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的經濟形式和封建統治制度的衝撞日益激烈，而這樣的發展情形，和16，17世紀的西方世界是基本同步的，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從歷史發展的自然脈絡看，隨著商品經濟的繼續發展以及封建制度的日益腐化，新型的商人政治力量也必定將在國家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了明朝，經歷著一個歷史重要的轉折時期----新生產關係與舊政治制度已經發生了激烈的衝撞，同時封建制生產關係的弊病也日益暴露，土地兼并問題日益集中，封建制度的沒落和新生產關係的蓬勃發展正是一個同步的過程。明朝並非是滅亡於滿清，而恰恰是滅亡於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封建經濟的破產才是首要的原因。
　　
　　 與新經濟模式相對應的是，正是明朝新思想和新學術觀念的興起，對比同時代的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明朝也誕生了同樣的人文主義思潮。李卓吾的「童心」說，代表的正是新興市民階層的思想，而馮夢龍和凌濛初的小說《三言二拍》，則充滿了對於新興商人階層的謳歌，以及對於愛情自由的渴望。戲曲中的《牡丹亭》是中國古典戲曲藝術的集大成者。明朝在思想界和文學界都誕生了一系列的體現新興階層的思想成果和文化成果，中國的四大名著有三部出自明朝，即使與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相比，這一切也是毫不遜色的。一方面是科舉上的愚民政策，另一方面卻是士大夫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的嚴重分化。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把科舉當做唯一的道路，而從令一個角度說，明朝中後期的中國，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而這一時期的百家爭鳴，已不單單集中在思想領域，而是擴展到了經濟，文化，科技等多個方面。孟子學說中「民為貴君為輕」的思想，在這一時期被發揚光大，以王守仁，黃宗羲，顧炎午，王夫之為代表的新思想家，已經開始思考封建專制的罪惡和改變制度的出路。另一方面，戲曲藝術的百花齊放，為後世的地方戲的誕生奠定了基礎，而中華文明在這一時期又一次體現出了它的包容性，西方科技和天主教不但沒有遭到蠻橫的排斥，反而被積極的吸收與利用，新的士大夫階層積極的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為中國的近代科學奠定了雛形。我們可以想象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這個時代充滿著文明，但是又同樣充滿著活力。一個近代國家革命前所具備的所有要素：新經濟模式的誕生，新思想的傳播，新文化觀念的誕生，百家爭鳴的社會風氣。這一切的要素在公元16世紀末到17世紀中葉的中國都曾被充分的醞釀並漸漸的成熟。極端的專制制度和自由主義思想正發生著激烈的碰撞，在這一時代里，中國正按照一個正常西方國家的發展脈絡，漸漸的向近代國家演變並發展。這本是中華民族騰飛的大好機會，更是中國文明發展所面對的又一個瓶頸時期。然而這樣一種理想的局面，卻被一個蠻族的入侵所打破，這個蠻族就是滿清。 　　
　　 從人類文明誕生以來，蠻族入侵就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所面臨的必然問題。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曾飽受蠻族入侵之苦。但是由於東西方經濟文化發展的嚴重不平衡，所以對照而言，西方從蠻族入侵中得到的更多是發展的實惠，而東方則是遭到了文明的嚴重破壞和發展的停滯不前。西方歷史上兩次大的災難性的蠻族入侵----匈奴入侵和蒙古入侵。前者徹底摧毀了歐洲的奴隸制度，促使歐洲向封建制度轉變，後者則沉重打擊了歐洲的封建制度，並促成了東方科技的傳播，為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埋下了伏筆。在先天的發展條件上，歐洲文明遠遠落後於東方文明，無論是科技，思想還是文化，都要比同時代的中國落後至少四百年。當祖沖之成功推算出圓周率的時候，歐洲人卻還不知數學為何物。當中國人把絲綢當成重要產業的時候，歐洲的東羅馬皇帝卻曾天真的以為蠶絲是長在樹上的。當張仲景在漢朝就寫出了《傷寒雜病論》時，一千年後的歐洲卻受苦於黑死病，幾乎死掉了一半以上的人口。當今天的西方人口口聲聲的自稱文明與進步時，他們不知道是否忘記了，自己在蒙昧和無知中徘徊的歷史曾長達千年。但是歐洲文明也有其發展的便利條件---即遠離游牧民族的活動中心，有一個充分的自由發展的環境。而這正是東方文明所面臨的最大文化挑戰。三千多年以來，一個又一個的游牧部落如攀登高山的群狼一樣，前仆後繼向著中原的文明中心進發，使得東方文明在每一次經濟文化發展的頂峰時期都遭到短暫的重創。五胡亂華結束的西晉的中興，蒙古南侵終結了宋朝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但是相比之下，東方所面臨的任何一次游牧民族的入侵，都遠沒有滿清入侵來得更為猛烈，東方文明在任何一次游牧入侵中遭到的文明打擊，也遠沒有滿族人的破壞力更強。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滿清人的入侵使儒家文明遭到了一次痛苦的閹割過程，其中的糟粕到今天仍然為禍無窮。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曾說過，中華文明最大的特點就是包容性，也因為這種包容性，中華文明可以在歷次浩劫中生存下來，同樣是因為這種包容性，中華文明充分吸納了游牧民族中存在的優良基因，使每次經受過浩劫的中國王朝，都在浴火重生以後達到又一次鳳凰涅盤的輝煌。唐王朝的統治者至少有一半鮮卑族的血統，而唐朝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也是之前的鮮卑族統治者在充分接受漢化以後制定下來的。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雖然執行嚴酷的種族制度，但是他們在文化上的精神是開放性的，也正因為蒙古人的開放，中國的科技和文化思想在元朝得到了茁壯的成長，並誕生了一系列充滿創造力的科技成果，使後世的明朝也因此收益無窮。鄭和下西洋時期的航海圖就是元朝時期留下來的。而明朝的造船，火炮製造，冶鍊等技術，也是在充分享受元朝科技成果。更為重要的是：元朝在江南奠定了商品經濟模式的基礎，使新經濟力量在明朝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而這一切都是滿清所沒有作到的。今天的一系列反映清朝初期的影視作品，都把滿清接手后的明朝說成是一個爛攤子，似乎滿清能治理好，那是天大的謊言。這恰恰是一個偷換概念的說法。幾年前，電視劇《康熙王朝》火遍華夏大地，主題歌《向天再借五百年》成為了許多年輕人的時尚最愛，於我而言，這卻是一種讓人發寒的悲哀。經過了那麼多次的浩劫，為什麼我們這個民族依然不能審視落後的原因呢。藝術上的美化輕易的迷住了國人的眼睛，我們不敢想象，如果康熙真的再活五百年，我們這個國家會淪落成一種怎樣的任人宰割的情形，怕是與非洲的土著部落無異了。 　　
　　 滿清當然接受了漢化，也接受了漢文明的思想，這與任何一個游牧民族都是一致的，否則他們無法長久的在中原生存下去，只會象五胡亂華時期的羯族一樣被屠殺乾淨，或者象堅持種族制度的蒙古人一樣被打回老家去。但是滿清人對於漢文明的接收，是有選擇並主觀性的，他們一方面需要漢文明來統治這廣闊的土地，另一方面，他們從骨子裡是自卑的，他們極端的恐懼漢人的創造力和智慧，因此拚命的壓制新思想和新的文化成果。而這恰恰是對中華文明的毀滅性破壞。一方面是形式上的繼承了儒家思想，卻拚命的誇大儒家思想中關於忠君的教條，是儒家徹底變異成一種赤裸裸的奴性思想。重認同和教條，忽視創造，忽視思考，於是所謂的乾嘉學派們只圍繞著義理，考據，辭章這些形式問題翻來覆去的研究，新思想被徹底扼殺在了萌芽之中。今天許多研究滿清的歷史學家把王夫之等人定義為清朝人，以圖證明滿清思想文化的先進成果，可遺憾的是，他們畢竟繼承的是明朝時期的思想，更何況在清朝，這些萌芽中的人文主義精神遭到了殘酷的扼殺。
　　
　　 當然，思想的禁錮是要以經濟基礎做保證的，否則生硬的鎮壓只會帶來激烈的反抗。而與滿清思想禁錮相對應的一點，就是明朝末期的商品經濟體系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滿清堅持愚昧的海禁政策，東南沿海的商人階層遭到了沉重的打擊，新的士大夫階層則在滿清南下時期被屠殺的乾淨。清朝初期，全國人口只有兩千多萬，而在明朝末期，中國人口已經在七千萬左右，大規模的屠殺與征服造成了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倒退。新的經濟力量和經濟觀念自然是無從談起了。而正是這樣的破壞給滿清帶來了一個便利條件---即處於奴隸制的他們可以輕鬆的完成向封建制度的轉變，在一個落後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完全保守性的封建制帝國。滿清以中國經濟和文化倒退數百年為代價，換取了康乾盛世的虛假繁榮，這樣的情景與20世紀時期，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的倒行逆施頗為相似，即完全的摧毀現代文明，重建一個農業制的國家，唯一的區別是滿清採取的政策更為循序漸進，不似波爾布特那個大魔頭那樣如此的極端化。這樣的結果是，表面上封建制生產關係得到了調和與發展，事實上卻是飲鴆止渴，堵住了中國走向近代國家的出路。在一個經濟被摧殘的嚴重破敗的國家，推行重農政策與高度的文化專制相結合的方式，任何人都明白這會給這個國家帶來怎樣的打擊。
　　
　　 與思想禁錮相對照的，就是文字獄的推行。
　　
　　 許多歷史學家在談到文字獄的時候，總拿出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的文字獄來為滿清辯護，以證明文字獄並非滿清首創，但是可悲的是，明朝有歷史記錄的文字獄，僅僅只集中在朱元璋時期，起因僅僅是因為朱元璋懷疑做詩者對他有嘲諷，而這樣的案例並不見於明朝正史記錄，只是鄉間的傳說比較多而已。退一步說，明朝的文字獄縱然確有其事，其性質也與滿清有本質的區別，滿清的文字獄本質上是一種民族的壓迫和文化的破壞，明朝沒有焚書，更沒有如滿清辦理《明史案》一樣，去進行大規模的屠殺行動。明朝允許西方科技和天主教的傳播，允許《牡丹亭》上演，允許市民文化的活躍，允許東南書院的結社和請願，允許李卓吾去書院教授他的「童心說。」明朝對待知識階層和文官階層的態度是寬容的。對待外來科技和思想傳播的態度也是兼容並包的。而滿清卻嚴重的排斥新思想和新學說。我們可以從滿清幾次有記載的文字獄中去探索滿清的罪惡。雍正四年，禮部主事查嗣庭主持江西鄉試，以詩經「維民所止」四字為題，被認為「維」「止」二字意在去雍正的頭，以大不敬罪被處死。這樣的罪名和這樣的處理方式，在中國其他任何歷史中，都是找不出第二件的。如果連提筆寫字都要這樣的膽戰心驚，那麼這個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又有多少進步可言。望文生義的曲解與殺戮使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於是遠離於社會現實，埋頭於考據和辭章中去，思想文化的發展幾乎窒息。
　　
　　 而與這一系列相對照的，則是封建君主專制的空前強化，滿清皇帝確實是中國歷史上最累的皇帝，因為他們集中的權力太大，凡事事必躬親，所以滿清的皇帝也多被認為是勤政的。軍機處在滿清僅僅是一個擺設，皇帝集大權於一身，乾剛獨斷。現在許多電視劇也正在吹捧滿清皇帝的「辛苦」。但是事實上，這種所謂的辛苦又給國家帶來了什麼呢？明朝的內閣首輔制度，已經很大程度上接近了現代西方國家政治制度的雛形，滿清的軍機處制度卻只能算是歷史的倒退，就是那個被二月河吹捧為「人間萬苦人最苦」的雍正皇帝，在處理查嗣庭案件的時候表現出了如此的低能和弱智，這樣的人集大權與一身，又怎能推動國家的進步呢？各種文學作品里對乾隆做了大量的美化，這個十全老人儼然成了中國古典戲曲里的翩翩才子，但是事實上，金庸筆下那個冷酷，虛偽，狡詐的皇帝，才是乾隆的真實形象，乾隆時期是中國封建王朝最愚昧卻又最虛榮的時期，國家的經濟被揮霍乾淨，近代文明被盲目的排斥，唯一可以稱道的或許只有「文化宣傳」了，各種美化的記錄和民間傳說，與當時國家的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至於今天的人們還心存誤解。
　　
　　 滿清當然是中國的朝代，滿族當然是中國的滿族，我不同意把滿清的南下看成是一場外國的入侵，因為在明朝開始，東北三省就已經是中國領土，奴爾哈赤所謂的七大恨起兵，與唐朝時期的安祿山叛亂，其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地方對於中央的叛亂。然而今天的人們對於奴爾哈赤為代表的滿清劊子手們，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和美化。這個曾經遭受蒙古人奴役與壓迫，被明朝解放並擁有了家園的民族，在經過了二百多年發展后，反而以怨抱德，餓狼一般的咬向自己的恩人。這樣的不齒行為，居然被後世渲染成了反對民族壓迫云云，實在是一種很無恥的觀點。而這個從奴隸社會快速演變成封建社會的地方割據政權，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極大的繼承了祖輩的野蠻性和破壞性。皇太極的歷次南侵，瘋狂的屠殺和搶掠，幾與侵華日軍無異，而在朱蘇進的筆下，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卻成了中國千年一遇的有道聖君。正是因為對於這些前提的忽略，造成了我們對於滿清王朝的種種曲解。首先一點，儒家思想在滿清末年表現出來的盲目排外以及保守落後的情景，並非是儒家思想的原本，而是滿清將儒家思想改造的結果，用盲目的排外來取代漢人心中的民族仇恨，又以盲目的殺戮來毀滅漢人血液中的創造力。從多爾袞入主北京的第一天起，中國社會的性質就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個原本生機勃勃，具有近代國家雛形的政權被徹底摧毀乾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極端保守的農業制封建帝國。從順治登基到鴉片戰爭開始前，中國從此沒有產生任何的新思想，新文化觀念，中國更沒有誕生任何一項可以與前朝想媲美的自然科學成就，相反，從清朝開始，外來先進文化的傳入不再被我們吸入骨髓，反而成為了流離於主流思想以外的浮遊體。從滿清滅亡到今天的近一百年間，滿清造成的中國文化的盲目排外以及極端的奴化思想，依然在一些人和一些社會階層中存在著。盲目的跟從與盲目的對於領袖的迷信，造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出又一出的悲劇，也造成了新中國經濟建設中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當我們的國家不止一次把創新作為口號，去喚醒國人的創造精神的時候，我們可曾想過，這一切曾經屬於我們，這一切曾被歷史的倒退所斬斷，而這一切今天又重新生計勃勃。從明朝到滿清，再到現代社會，中國其實經歷了長達三百年的彎路，又重新走到了一個起點。 　　
　　 前段時間，有篇文章題目叫《我們該從滿清滅亡里學到一些什麼》，而於我看來，滿清的滅亡固然值得借鑒，但是滿清的繁榮也同樣值得反思，犧牲歷史前進動力所換取的虛假繁榮，也必定最終將為歷史所淘汰。爭論滿清是否正統或者爭論滿清是不是侵略者，這都沒有意義，滿清入主中國是中國封建王朝的自然更迭，但是自然更迭的過程里，不自然的變革卻扼殺了中國走向現代社會的進程。直到今天，包括寫下這個文章的筆者本人，包括讀到我這個文章的朋友們，我可以很負責的說，我們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著滿清奴性政策留給我們的餘毒，並且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國要進步，不僅僅是要記住歷史，拋棄歷史也是必然要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