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與實力》目錄 ［精］

《天堂與實力》
目錄
實力差距（）
強國心理與弱國心理（）
超級力量（）
後現代天堂（）
美國締造的世界（）
西方還是那個「西方」嗎？（）
適應霸權（）
譯後記（）



獻給莉莉和戴維

現在到了停止裝假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再假裝認為歐洲和美國對這個世界擁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裝認為他們擁有同一個世界。在涉及實力的所有重要問題，如實力的效用、實力的道德性和對實力的渴求上，美國和歐洲的觀點都在產生分歧。歐洲正在遠離實力，換言之，歐洲正在擯棄實力，進入一個以法律、規則、跨國談判與合作進行自我約束的世界。它正進入一個和平的、相對繁榮的后歷史天堂，實現著伊曼努爾•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與此同時，美國卻陷入歷史的困境，還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譯者註：托馬斯•霍布斯，英國理性主義傳統的奠基人，是近代第一個在自然法基礎上系統發展了國家契約學說的啟蒙思想家。他的《利維坦》（Leviatan）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產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世界里動用實力。在這個世界里，國際法和國際規則是靠不住的，實現真正的安全、防務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擁有和使用武力。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對待重大戰略與國際問題，美國人就像是來自火星，而歐洲人來自金星：他們的共同看法不多，相互理解越來越少。這種狀況不是暫時的，它不是美國選舉或一個大災難事件導致的結果。大西洋兩岸的分歧是深刻的，淵源已久，而且還將可能是持久的。當涉及國家優先考慮事項、判斷面臨的威脅、界定受到的挑戰、並確定和實施外交與防務政策時，美歐雙方就分道揚鑣了。

一個生活在歐洲的美國人更容易看出這些差異。對於逐漸擴大的分歧，歐洲人比美國人更敏感，可能是因為歐洲人害怕分歧。歐洲知識分子幾乎是一致相信美國人和歐洲人不再分享共同的「戰略文化」。歐洲人在極為偏激的漫畫里描述美國被一種「死亡文化」主導著，美國社會充滿暴力。在這個社會裡，人人有槍，死刑處罰大行其道。其結果自然造成美國神經質地好戰。即便那些不如此極端的人，也承認美國和歐洲執行外交政策的手段有很大的不同。

他們認為，比起歐洲來，美國會更快地藉助實力，對外交方式更缺乏耐心。美國人一般將世界分為好與惡，分為朋友與敵人。歐洲人眼中的世界則要複雜得多。面對真實或潛在的對手時，美國人一般傾向強制而不是勸說，強調製裁而非誘導良好行為，總之是大棒多於胡蘿蔔。在國際事務中美國追求的最終結果是：解決問題，消除威脅。自然而然地，美國人處理國際事務時表現出更強的單邊主義，而不是通過國際機制如聯合國來採取行動，更不願與其他國家合作以實現共同目標； 他們對於國際法持有更多懷疑，當他們認為必要或僅僅是有用時就會超越國際法的框架和限制。 一個有代表性的法國觀察家這樣描述：「美國人思想里傾向於強調軍事、技術和單邊解決國際問題，這可能是以犧牲政治合作為代價的。」參見Gilles Andreani, 「The Disarray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Survival 41 (Winter 1999-2000): 42-61

歐洲人堅持以更細膩和複雜的方式解決問題。他們試圖以微妙的方式間接地影響他人。他們能夠忍受更多失敗，對久而未果更具耐心。他們一般贊成平和地對待問題，更願意採用協商、外交和勸說方式，而非強迫他人。爭端發生后，他們會很快呼籲以國際法、國際公約和國際輿論來調解。他們試圖利用商業和經濟關係將各國聯結起來。他們通常強調過程重於結果，認為過程最終具有實質意義。

當然，這樣描述歐洲人有雙重諷刺意味：過於誇張，也過於簡單。人們不能這樣一般性地概括歐洲人：英國人就比歐洲大陸其他許多國家的人更贊成「美國」的實力觀點。英國人對帝國輝煌的追憶，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初期締結的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以及在歷史上他們總是疏遠其他歐洲人――這些都使得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區別開來。人們也不能簡單地將法國人與德國人混為一談：前者驕傲而獨立，但卻令人吃驚地缺乏安全感，後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就在自信和自我懷疑中游移。與此同時，東歐國家卻擁有完全不同於其西歐鄰國的歷史。他們對俄羅斯帝國的歷史恐懼感，自然導致他們更認同美國人以霍布斯世界的觀點看待現實。此外，大西洋兩岸的各個國家內部自然也有不同的觀點。法國的戴高樂主義者與社會黨意見不同；美國的民主黨通常看起來比共和黨更「歐洲化」――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就比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顯得更「歐洲化」。許多美國人，尤其是知識精英，對美國外交的「強硬」本質就像歐洲人一樣感到不舒服；而一些歐洲人對實力的看重恰與美國人沒什麼差別。

然而，以上的諷刺說法的確抓住了現實的本質：今天的美國和歐洲正在發生分歧。鮑威爾與拉姆斯菲爾德的共同之處，仍然比鮑威爾與法國、德國甚至英國外長的共同之處要多得多。當涉及使用武力時，大多數美國主流民主黨人的看法與共和黨人的看法更加一致，遠遠超出他們與絕大多數歐洲人的共同看法。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即使是美國自由派都更傾向於使用武力。比起歐洲的自由派，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更為善惡分明。柯林頓政府轟炸了伊拉克、阿富汗，還有蘇丹。可以肯定地說，絕大多數歐洲政府不會這樣做，事實上他們對美國的黷武主義感到震驚。1999年，如果不是為美國所迫，歐洲國家是否會轟炸貝爾格萊德？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波斯尼亞是一個特例。當時一些歐洲人，主要有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有時比老布希政府和柯林頓政府都更贊成採取軍事行動。（在科索沃危機中，布萊爾也是較早就提出進行空中打擊甚至動用地面部隊。）歐洲在波斯尼亞派駐地面部隊而美國沒有，當面臨挑戰時，執行聯合國維和行動被證明是不成功的。2002年10月，大多數民主党參議員支持一項決議案，授權布希總統向伊拉克開戰。這讓法國、德國、義大利甚至英國議院里的議員們驚得目瞪口呆，甚至有些恐懼。

是什麼導致這些戰略觀點如此差異？近年來這個問題被忽視了。大西洋兩岸研究外交政策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否認存在真正的分歧，或者沒有把這種分歧當一回事，他們認為跨大西洋聯盟的關係緊張在過去也時有發生。那些認真看待目前分歧的人，尤其是歐洲人，則熱衷於批評美國，而不是試圖理解為什麼美國如此行事，或者說，為什麼歐洲人如此行事。現在是走出否認和指責、面對問題根源的時候了。

其實，許多歐洲人和一些美國人認為這些戰略文化上的差異並非源自於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民族特性。以歷史的眼光看，歐洲人現在自認為更加和平的這種戰略文化，其實是相當新的。相對於統治了歐洲幾百年歷史――至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的另外一種戰略文化，這種和平戰略文化代表著一種進步。曾經熱情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政府和民族崇尚的是強權政治，他們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例如，德國曾經在俾斯麥的統治下，試圖通過武力增強民族觀念；而一個世紀以前，法國在拿破崙的統帥下，揮舞著利劍追求平等和博愛；英國更為甚之，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整整三個世紀里靠著加農炮的火力傳播自由文明的福址。1871年德國統一以後實現的歐洲秩序，也「正如所有以前的秩序一樣，是通過戰爭建立的。」Michael Howard, The Invention of Peace (New Haven, 2001)當今歐洲人的世界觀，恰如成立歐盟本身，能追根溯源回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然而，過去三百年的歐洲大國政治卻沒有實現啟蒙運動哲學家和重農主義者的理想設計。

至於美國，如今在國際關係中極力依仗武力，傾向於單邊主義而疏離國際法。這一切也不是歷來如此的。事實上，美國也是啟蒙運動的孩子。美利堅共和國建國初期，還對啟蒙運動的理念無比推崇。美利堅共和國的誕生寄託了歐洲啟蒙運動主義者的巨大希望。他們對歐洲大陸已感到絕望，認為美國是一個充滿「理性和人性」的地方，將「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發展迅速」。Robert R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Princeton, 1959), 1:242美國早期的外交文件體現了啟蒙運動的重要原則，儘管它的外交實踐不像其言論那樣一直忠實於啟蒙運動精神。十八世紀後期，美國的政治家們的所作所為與當今歐洲的政治家們的主張沒什麼差別。他們讚美商業關係起到緩和國際衝突的作用，呼籲以國際法和國際輿論而非野蠻的武力來解決爭端。年輕的美國在北美大陸上仗勢欺凌弱小國家，但當它與歐洲大國打交道時，卻是另一副姿態：它聲稱放棄武力，指責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帝國的強權政治是人類社會的倒退。

一些歷史學家由此得出錯誤結論，認為美國建國的那一代人都是烏托邦主義者，真正地「排斥」強權政治，完全不能理解「外交關係中實力的重要性」。Felix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1961),p17但是，喬治•華盛頓、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亞當斯，甚至包括托馬斯•傑斐遜都不是烏托邦主義者。他們洞悉國際關係的強權政治本質，當條件允許時就按歐洲規則行事，並經常希望能有更大的實力在強權政治的爭鬥中獲勝。然而，當時他們非常現實，知道國家力量弱小，所以有意和無意地使用弱國戰略在世界上謀取國家的一席之地。一方面，他們批評強權政治，反對戰爭和使用武力，將自己定位在比歐洲大國弱小許多的低下位置上。另一方面，他們讚美商業聯繫具有緩和與改善關係的作用，為美國在商業領域謀取與歐洲平起平坐的地位。他們提出國際法是規範國家行為的最好手段，因為他們十分清楚，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辦法能夠約束大英帝國和法國。他們閱讀瓦泰爾（Vattel）的國際法，知道「國家實力強弱並不決定國家地位。矮子與巨人同樣重要；小國的國家主權一點不少於最強大帝國的主權。」Gerald Stourzh,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Idea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 Stanford, 1970), p134幾代人以後，美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日漸增長，對於國際法約束下的國家主權平等就不那麼感興趣了。而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早期，不願受國際法限制的是歐洲大國。

兩個世紀之後，美國和歐洲的角色和觀點正好調換。其中部分原因是在過去兩百年裡，尤其是過去幾十年裡，兩者的力量對比顯著變化。當美國力量弱小時，它採取間接和弱國戰略；如今美國力量強大以後，便處處以大國姿態行事。當歐洲國家力量強大時，它們崇拜實力，追求武力的榮耀，如今它們卻以弱國的眼光看待世界。如此不同的角度，自然導致美歐在戰略判斷、威脅評估及解決手段上觀點差異，對利益的盤算及對國際法和國際機構的作用和意義的看法也相去甚遠。

但是，大西洋兩岸的實力差距只能部分解釋為什麼美歐之間出現鴻溝。由於力量懸殊，美歐之間的意識形態也日益分裂。歐洲人上個世紀獨特的歷史經歷，一直到歐盟的創建，使得歐洲人形成一套關於力量使用及其道德性的觀念和原則。這些觀念和原則與沒有相同歷史經歷的美國人的看法迥然不同。今天美國和歐洲的戰略目標差異超出歷史上任何時期，而且這種差異日益擴大令人擔憂，因為實力和意識形態的差距彼此相互強化，導致美歐分化趨勢加劇，不可逆轉。
? 天堂與實力實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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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會問，以上論述有何新意？的確，歐洲作為一個世界軍事大國集團的衰落由來已久。近一個世紀以前，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的力量和自信遭到了最沉重的打擊。那場可怕的戰爭摧毀了1871年以來歐洲均勢五極中的主要三極，即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戰爭還摧毀了歐洲經濟，迫使歐洲在此後幾十年裡不得不依賴美國銀行家的資本。最重要的是這場戰爭摧毀了大英帝國和法蘭西帝國的意志和精神。直到1939年，英國在丘吉爾領導下才有所恢復，卻已經來不及阻止另一場世界大戰的戰火了。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代，英國人對在帕斯尚達爾（Passchendaele）的殘忍屠殺和其他地方的屠殺是無動於衷的。一戰結束時英國甚至開始迅速裁減軍隊。而深感恐懼的法國則設法維持足夠的軍事力量，以對抗德國必然的重新崛起和捲土重來。二十年代初，法國竭力想與英國結盟，但是寫有英美共同保障法國安全條款的凡爾賽條約，卻因美國參議院拒絕批准該條約而徒有虛名。與此同時，飽受創傷的英國卻認定法國而非德國是歐洲和平的最大威脅，堅持不懈地要求法國裁軍，到1934年裁減至德國的水平。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溫斯頓•丘吉爾發出了孤獨的聲音，警告「沒完沒了地要求法國削弱自身力量」是「極其危險的」。7 Winston 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 Boston, 1948), p94
一戰和二戰期間，歐洲第一次做出努力試圖突破強權政治，從衰弱中孕育一種道德力量。一戰的戰勝國不再像過去那樣仰仗實力，而是信奉「集體安全」，並將這一信念貫徹到國際聯盟的創建中。國聯的一位領導成員曾經這樣說過，「我們的目的，是不讓戰爭發生，是要消滅戰爭。因此，我們必須創建一種新機制。」8 Edvard Benes quoted in EH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London, 1948), p30但是，這個機制卻沒能發揮作用。其中部分原因是國聯的領導成員既缺乏力量又缺乏意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推動歐洲人創建超國家法律機制來解決歐洲安全危機的是一個美國人，即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威爾遜此時具有發言權，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迅速發展成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它在一戰後期介入戰爭成為協約國贏得戰爭的重要因素。不幸的是，威爾遜此時已權力漸逝，他無法真正代表美國行事；而且，他也沒有為美國的利益說話。結果美國拒絕加入威爾遜倡導的國際聯盟。美國的拒絕加入徹底破滅了國聯取得成功的微小希望。正如丘吉爾自嘲的回憶，「我們對威爾遜的意見言聽計從，對構建這一和平事業充滿希望。然而，我們卻毫不客氣地被告知應該對美國憲法有更好的理解。」Churchill, The Gathering Storm, p12歐洲人被孤零零地拋下，獨自對抗在三十年代重新崛起的、武裝的、充滿復仇慾望的德國。結果，「集體安全」分崩離析，取而代之的是綏靖政策。

對納粹德國實行綏靖政策，其核心就是軟弱。這一戰略源自於對另一場歐洲大戰的恐懼，而不是真的沒有能力遏制德國。儘管這種恐懼是可以理解的。歐洲人在如何判斷來自納粹德國威脅的性質以及什麼是遏制這一威脅的最好辦法上，意見紛雜。尤為突出的是英國官員，他們一直低估德國的威脅，堅持認為威脅並不嚴重，並不需要為此採取行動。1933年英國保守黨領袖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說：「如果有確切證據表明德國在重新武裝」，歐洲將不得不採取行動，「但是，形勢還未發展到這一步。」AJP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1983), p73-74綏靖政策的擁護者製造許多理由，說明為什麼使用武力既不必要也不恰當。一些人指出，德國和它的納粹政府的切實痛苦應該得到西方大國的同情和理解。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解釋的，凡爾賽條約過於嚴厲而且效果適得其反，如果德國政治家從此變得憤怒和復仇心切，那麼只能責怪英國人和法國人自己。當希特勒抱怨德意志民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地方受到不公正待遇時，西方民主國家默認了他的觀點。而且，其他歐洲大國也不願相信，由於意識形態的截然不同，他們與希特勒和納粹德國達成妥協是不可能的。1936年，法國總理利昂•布盧姆（Léon Blum）在會見一位來訪的德國部長時說，「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猶太人」，但是「如果我們將意識形態分歧看作是無法克服的，那麼我們之間將一事無成。」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1994), p307許多歐洲人相信，儘管希特勒很糟糕，但他的取代者可能更糟。英國和法國官員曾一起努力設法促使希特勒簽署協議，認為希特勒能夠控制住德國社會存在的最極端勢力。正如一位法國駐柏林官員所指出，「如果希特勒真的像他宣稱的那樣真誠地渴望和平，我們將慶祝我們已達成協議；如果他另有所圖，或有一天他不得不屈從一些狂熱分子而撕毀協議，我們至少推遲了戰爭的爆發，而這實際上是我們的得分。」Anthony Adamthwaite, France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6-1939 (London, 1977), p30; Kissinger, Diplomacy, p294

綏靖政策的目的是贏得時間和寄希望於能夠滿足希特勒。但這一戰略卻被證明對英國和法國具有災難性後果。納粹德國利用過去的每一年在暗地裡發展經濟和工業優勢，重新武裝軍隊，直到力量增長到歐洲民主大國無法抗衡的地步。當希特勒最終發動進攻時，歐洲國家竟無力阻擋。1940年，希特勒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貝爾（Joseph Goebbels）回憶此前二十幾年的歐洲外交時，仍掩飾不住他的吃驚。

1933年法國總理應該這樣說（如果我是法國總理我一定那麼說）：「德國新總理就是那個寫《我的奮鬥》的傢伙，那本書胡說八道，我們絕不容忍這麼一個人在我們周圍晃蕩。讓他滾蛋，否則我們將進軍德國！」但是沒人發出警告。他們任我們自行其事，任我們避開所有可能遭到的懲罰危險。然而當我們準備充分，全副武裝，實力已超過他們時，他們卻開始了戰爭！引自Paul Johnson, Modern Times: The World form the Twenties to the Eighties (New York 1983), p341

可以設想，如果在不同的形勢下將綏靖政策運用於不同的人和國家，可能會收到更好的效果。例如，二十年代的德國及其領導人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Gus tav Stresemann）。然而，綏靖政策卻被錯誤地用來對付三十年代的希特勒及其治下的德國。不過，說到底，綏靖政策並不是理論分析的結果而是軟弱的後果。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嚴重削弱了歐洲，那麼因歐洲戰略和外交的失敗而釀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徹底摧毀了歐洲國家的世界大國地位。戰後，歐洲國家已無力在海外殖民地部署足夠的部隊以維持橫跨亞洲、非洲和中東地區的殖民帝國。在進行了五百多年的帝國統治后，他們不得不大規模收縮。這次收縮可能是人類歷史上世界影響力最嚴重的衰退。在此後不到十年時間，當冷戰開始時，歐洲人在亞洲和中東的殖民領地和戰略責任都在縮減，有時是他們自願的，有時卻是迫於美國的壓力。蘇伊士危機就是後者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許多有影響的美國人希望歐洲能夠重建，成為世界的「第三力量」，能夠恢復一定實力對抗蘇聯，以便讓美國抽身退出歐洲。富蘭克林•羅斯福、迪安•艾奇遜和其他美國觀察家都相信大英帝國將與美國一起擔負世界防禦蘇聯的使命。在戰後的最初日子裡，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甚至設想倫敦與莫斯科為擴大世界影響力而競爭，美國則擔當「不可缺少的仲裁人」。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1987), p55但是，此後英國政府卻明確表示，英國將停止自戰爭結束以來一直向希臘和土耳其提供的經濟和軍事支持。到1947年，英國官員已預見到美國將很快「從我們發抖的手中奪過世界領導者的火炬。」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1987), p55此時歐洲要依靠美國來保障歐洲自身和世界的安全。英國和法國甚至不喜歡一個獨立的歐洲集團和「第三力量」的概念，擔心美國會利用這些概念作為借口而從歐洲撤出。如果美國撤出，歐洲將再次被拋下獨自面對德國和當時的蘇聯。正如一個美國官員指出的，「（法國）對此抱有些微信心是因為它看到這個事實，即美國軍隊站在他們與紅軍之間。至於美軍的數量多少，倒是無關緊要的。」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1987), p65

二戰結束以後的五十年裡，歐洲在戰略上嚴重依賴美國。勢力曾經覆蓋全球的歐洲大國如今只能蜷縮於歐洲本大陸。冷戰期間，歐洲惟一的戰略使命，也許是至關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堅決抵抗蘇聯軍隊的進攻，保住領土不失，直到美軍抵達。即使是這樣的目標，歐洲也是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去勉強完成。歐洲人一直不情願在軍事方面多花錢，不願意花費美國政府所認為必要的財政投入。這是跨大西洋關係持續緊張的根源。從北約建立到肯尼迪政府大規模增加歐洲常規部隊的「靈活反應」戰略，再到里根政府時期美國議員們吵嚷著要求歐洲承擔更多的「共同防務」負擔，歐洲一直在美國的壓力之下。

正是冷戰本身導致了美國與歐洲之間不可避免的緊張。美國人總體上希望歐洲擁有一支具有戰鬥力的軍事力量，能在北約的控制下，阻擋住蘇聯軍隊在歐洲領土上的進攻，這樣，美國就無需動用核武器，無需承擔大量戰爭傷亡的危險。但是，毫不奇怪的是，許多歐洲人最希望的威懾方式與此完全不同。他們滿足於依賴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希望美蘇的對等威脅和相互確保摧毀戰略能夠確保歐洲安全。冷戰初期，歐洲經濟薄弱，也的確無力建立自我防衛的軍事力量。但是，即便冷戰後期歐洲經濟恢復以後，歐洲人對於縮小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差距仍然不是特別感興趣。美國提供的核保障，打消了歐洲人花費必要巨資重建軍事大國地位的願望。這種心理依賴也是冷戰和核時代的必然產物。一個驕傲的高盧法國可能會通過脫離北約和建造自己的小規模核力量來試圖逃離這種心理依賴。但是法國的核威懾力量除了一點點象徵意義外，卻絲毫沒減少法國和歐洲對美國的戰略依靠。

看起來，冷戰期間歐洲的相對衰弱沒有給跨大西洋關係帶來太大麻煩，原因之一是由於冷戰衝突的獨特地理環境。儘管相對弱小的歐洲夾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但它仍然是世界共產主義和民主資本主義鬥爭的戰略中心舞台。加之歐洲在歷史上作為世界領袖的慣性，使得歐洲仍然保持著一定的國際影響和國際地位，並且這種國際影響超出了歐洲純軍事力量所能影響的範圍。此外，美國的冷戰戰略是建立跨大西洋聯盟。因此，保持「西方」的統一和團結一致是至關重要的。這一戰略自然而然使歐洲對國際事務的意見得到重視，從而讓歐洲人和美國人有可能高估歐洲的力量。

對歐洲的這種重視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當時的巴爾幹危機迫使美國人繼續把歐洲作為其首要戰略重點。北約聯盟似乎找到了后冷戰時期的新使命，即讓歐洲大陸那些充滿種族暴力衝突的地區實現和平，即便這些衝突比起二十世紀早期的衝突來規模要小許多。此外，佔據美國政治和戰略考慮首位的另一項偉大工程，是北約東擴――將前蘇聯集團的東歐國家納入北約，以最終實現冷戰勝利和創建一個「統一自由的」新歐洲。

「新」歐洲出現的最初，令人們對其抱有厚望。許多人希望通過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Masstricht）(譯者註：馬斯特里赫特是荷蘭一小城，歐共體的領導人於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在此通過了計劃到１９９９年實行歐洲全面聯合的方案。)的歷史之舉，將歐洲政治和經濟統一起來，以一種全新政治模式重塑古老歐洲的大國地位。「歐洲」將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一個經濟和政治上的超級大國，也是一個軍事超級大國。它不僅將控制和處理歐洲大陸發生的危機，如巴爾幹種族衝突，而且將重新在國際事務最前沿發揮世界大國的作用。在九十年代，歐洲人還十分自信地宣稱，統一后的歐洲將恢復往日的實力，被冷戰及其結果摧毀的世界「多極化」格局也終將得到恢復。對此，絕大多數美國人懷著複雜的心情認同歐洲將來會成為超級大國。哈佛大學的教授塞繆爾••亨廷頓預言，歐盟的聯合將是世界範圍內反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惟一重要舉動」，將導致二十一世紀出現「真正的多極」。Samuel P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78 (March/April 1999)：35-49

如果歐洲在九十年代實現了人們的期望，那麼今天的世界很可能是另一副景象。美國和歐洲可能正在彼此力量大致平衡的基礎上協商新的跨大西洋關係，而不是在今天的懸殊中掙扎。如果是那樣的話，對美歐雙方都有益。歐洲將分擔全球安全的部分責任，而美國將在制訂對外政策時更加尊重歐洲的利益和願望。

然而，「新」歐洲並沒有將人們的希望轉為現實。在經濟和政治領域，歐盟的確創造了奇迹。在大西洋兩岸的希望和懷疑中，歐洲統一進展順利。統一后的歐洲成為世界一流經濟強國，躋身美國和亞洲經濟大國之列，與它們平起平坐，討論國際貿易和金融問題。如果冷戰的結束，像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所預期的那樣，將世界帶入一個經濟力量比軍事力量更能決定國際事務的時代，那麼歐盟將有實力規劃世界秩序，其影響力將與美國不相上下。但是，冷戰的結束並沒有減少軍事力量決定國際事務的分量。而且歐洲人發現，經濟力量並不是必然轉化為戰略和地緣政治力量；在國際舞台上，作為經濟和軍事巨人的美國所能運用的總體力量遠遠超過歐洲。

事實上，九十年代不但沒有看到歐洲作為超級大國的崛起，相反卻見證了歐洲軍事力量相對美國的進一步衰落。九十年代初的巴爾幹衝突暴露了歐洲的軍事無能和政治混亂；九十年代末的科索沃衝突則暴露了大西洋兩岸的軍事技術的和發動現代戰爭能力的差距，這一差距後來日益擴大。到九十年代結束的時候，歐洲以外的世界已非常清楚地看到：歐洲大國，無論是單獨的國家還是歐洲整體，對於在歐洲大陸以外衝突地區動用決定性軍事力量的能力和意願，都是微乎其微而不足以依賴的。歐洲可以在巴爾幹派駐維和部隊，事實上，他們確實在波斯尼亞、科索沃、馬其頓、甚至阿富汗派駐了大規模維和部隊，也許有一天也會向伊拉克派兵。但是，他們缺乏向潛在敵對地區派出戰鬥部隊和維持戰鬥部隊的能力，即使這些地區就在歐洲大陸上。在最好的情況下，歐洲的作用也僅限於在美國基本上獨自完成決定性軍事行動及控制局勢后，派駐維持和平部隊。一些歐洲人曾這樣比喻，美國與歐洲的現實分工是：美國「製作晚餐」，歐洲「清洗盤子」。

美國人更願意使用軍事力量，並不總是意味著美國人更願意冒傷亡的危險。軍事力量的差異並不表示美國士兵更勇敢而歐洲士兵更懦弱。有時候，法國、英國甚至德國政府在讓他們的士兵承擔戰爭風險上，比美國總統麻煩要少。在九十年代中期巴爾幹危機期間，以及後來的科索沃危機中，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就比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更願意派出地面部隊打擊塞爾維亞人。但是，美國與歐洲的軍事力量差距，有時的確對歐洲人不利。美國力圖避免傷亡，便投入巨資研發新軍事技術。結果美國具備了令人畏懼的軍事能力，能夠在很遠距離之外進行致命的精確打擊，這使部隊面臨的風險降低很多。相反，歐洲軍事技術落後，更多地依靠近距離的地面部隊作戰。這種差距在九十年代更加明顯。美國軍隊在精確制導設備、聯合打擊行動以及通訊和情報收集方面取得顯著進步，這促使美國人比歐洲人更願意訴諸戰爭。而歐洲人不具備遠距離發動致命打擊的能力，所以發動任何攻擊都將付出比美國人更大的代價。

與美國相比，歐洲軍事力量明顯不足。這一現實應該不會令人感到奇怪，因為這正是歐洲軍隊在冷戰時期的特徵。冷戰對美國提出了戰略性挑戰，美國以遏制戰略加以應對。遏制戰略要求美國必須具備立即在幾個遠距離地區部署戰鬥力的軍事能力。援引喬治•凱南那句著名的話來說，就是美國必須能夠「在一系列不斷變化的地緣和政治的地方部署靈活機動的反應部隊」。 X (George F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reprinted in James FHoge Jrand Fareed Zakaria, eds, The American Encou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97), p165歐洲在冷戰時期的戰略角色與此完全不同。歐洲的戰略是有能力在蘇聯發動進攻時進行自衛和抵擋，而不是部署戰鬥力和進攻。除美國之外，英國和法國是最有能力在海外發起軍事行動的國家。但是較之美國，它們的能力相去甚遠。所以對於絕大多數歐洲國家而言，他們必須擁有一隻大規模地面部隊，以保證在他們本國領土上成功阻擋蘇聯的侵略。他們的任務不要求他們發展機動部隊以便派往遙遠的地方作戰。冷戰後，那些提議歐洲應在歐洲大陸之外的地區發揮更多戰略作用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實際上是要求歐洲戰略目標和戰略能力實現革命性變革。但是，期待歐洲恢復到二戰以前的國際大國地位是不現實的，除非歐洲人願意做出重大調整，願意將很大一部分資源投入軍事發展而不是社會發展，願意對其軍事力量進行重新構建和實現現代化，以一支機動的可派駐海外作戰的部隊取代原有的僅能被動保衛自身領土安全的部隊。

然而有一點很清楚，歐洲選民並不願意進行這樣的革命性戰略調整。歐洲人不僅不願意為在海外部署戰鬥兵力掏錢，冷戰後，他們甚至不願意花錢維持一隻充足的部隊以應付歐洲大陸自身的小規模軍事行動，而不需再依靠美國的幫助。當歐洲公眾被問到，是應該為加強北約還是為實現獨立的歐洲外交和防務政策而增加花費時，他們認為這兩個問題都不重要，回答都是否定的。歐洲人並沒有將蘇聯垮台看作是擴展歐洲戰略領地的機會。相反，歐洲人認為是兌現和平紅利的時機。對於歐洲而言，蘇聯的垮台不僅消滅了歐洲的戰略對手，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消滅了地緣政治存在的必要。許多歐洲人都將冷戰的結束看作是戰略假期。所以，儘管有人談論將歐洲建立為世界超級大國，但實際上歐洲國防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九十年代逐漸降低到兩個百分點以下。歐洲的軍事力量繼續穩步落在美國之後。

然而，冷戰的結束對於大西洋另一岸的影響卻很不同。儘管美國人也認為應兌現和平紅利，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國防開支有所減少或持平，但卻一直保持在占國民生產總值三個百分點之上。蘇聯帝國解體后，緊接著是伊拉克對科威特發動了侵略。美國為此在波斯灣地區部署了五十多萬部隊，這是美國在上個世紀最後二十五年裡的最大規模軍事行動。所以，儘管美國政府裁減軍隊，但數量遠不如人們預計的那麼多。事實上，後來的美國政府並不認為冷戰結束是戰略休假。從老布希到柯林頓，美國的戰略和兵力規劃仍然基於這樣的假設，即美國有可能同時在兩個不同的地方進行兩場戰爭，美國必須同時打贏這兩場戰爭。雖然兩場戰爭的標準經常遭到質疑，但無論是來自文職部門還是軍方，美國領導人一致認為美國必須準備好在朝鮮半島和波斯灣打兩場戰爭。僅僅是美國必須保持打贏兩場戰爭的軍事能力的戰略考慮，就足以顯示它與歐洲盟國的差異。歐洲人甚至缺乏在靠近家門口的地方進行小規模戰爭的能力，更別提在千里之外打一場大戰了。從歷史上看，美國后冷戰時期的軍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備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發動戰爭的能力，是史無前例的。

同時，正是由於蘇聯帝國的崩潰，美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實力得到極大地提升，沒有任何國家能與之匹敵。曾經抗衡蘇聯的美國龐大軍事機器，如今沒有任何單一的對手可與之較量。如此的「單極時刻」只可能出現一種不出所料的自然結果，那就是美國更願意在海外使用武力。沒有蘇聯力量的制衡，美國能夠隨意選擇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實行軍事干涉。事實上，從老布希執政開始，美國就沒有停止在海外進行軍事干涉：1989年入侵巴拿馬，1991年發動了波斯灣戰爭，1992年對索馬利亞進行人道主義干涉，以及後來柯林頓政府時期對海地、波斯尼亞和科索沃進行軍事干涉。雖然許多美國政治家談論從世界各地收縮力量，但現實卻是美國在海外干涉次數增多，甚至超過在絕大部分冷戰時期進行的干涉。由於新技術的發展，美國在海外動用武力更加肆無忌憚。空中打擊和導彈襲擊等有限戰爭手段確實提高了美國使用武力的頻率。由此，冷戰結束擴大了業已存在的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實力鴻溝。
? 天堂與實力強國心理與弱國心理

? 天堂與實力強國心理與弱國心理強國心理與弱國心理

美歐之間如此巨大並且日益擴大的力量差異，怎麼能不引起美歐戰略觀念和戰略「文化」的找娌鉅歟殼抗餚豕允瀾緄目捶ㄗ勻徊煌Ｋ嵌暈Ｏ蘸屯駁墓蘭和判斷不同，對安全的定義不同，對不安全的承受力也不同。軍事強國比弱國更趨向於認為實力是解決國際關係的有效手段。事實上，強國對軍事力量的依賴常常超出其應該依賴的程度。英國人曾經用一句古諺語批評美國的黷武嗜好：「當你手中握有一把鎚子時，什麼問題看起來都像是釘子。」確實是這樣。但是那些軍事落後的國家所面臨的危險恰好相反：當你沒有鎚子時，你希望什麼看起來都不是釘子。雖然不能用強國和弱國觀念和心理差異來完全解釋當今美歐區別，但卻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問題?br>

美歐戰略觀念和戰略「文化」的差異問題已不是一個新問題。冷戰期間，美國軍事的絕對優勢和歐洲的相對弱勢，導致美歐在美蘇軍備競賽和美國干涉第三世界等問題上產生重要分歧，有時分歧還十分嚴重。戴高樂主義、德國「新東方政策」、以及其他各種歐洲獨立和統一的運動，不僅表現了歐洲人渴望尊重和行動自由，也反映出他們認為美國的冷戰策略過於挑釁、過於耀武揚威、也過於危險。在冷戰開始的最初幾年，丘吉爾和歐洲其他領導人擔心美國在與斯大林打交道時過於溫和。但事實卻是美國人通常要求對蘇聯採取更加強硬的遏制手段，而歐洲人對此加以拒絕。歐洲人認為他們比美國人更懂得如何與蘇聯人打交道，他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通過接觸和誘導、發展商業和政治叵怠⒁約澳托暮塗酥評炊願端樟Ｕ庵終徹鄣悴皇幣駁玫矯攔巳賢乇鶚竊秸狡詡浜橢螅踔撩攔斕既艘渤窒嗤捶āＵ獗礱髏攔歡卻尤豕慕嵌擾卸蝦挺理局勢。歐洲人再三對美國的強硬冷戰政策表示異議，反映出與美國相比之下歐洲力量的根本性和持久性衰落。在面對強大的蘇聯軍隊時，歐洲只有很小的軍事選擇餘地，比美國要脆弱得多。同時，歐洲的冷戰戰略可能也體現出歐洲人無法忘卻發生在歐洲大陸上的戰爭。美國人自己並不採取措施緩和局面，相反他們認為歐洲的緩和戰略是一種新型的綏靖政策，認為歐洲人又一次陷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精神恐懼之中。而歐洲人自己認為他們的政策是精妙之策，是一種可能避免像華盛頓那樣過於對抗的政策?

儘管如此，冷戰時期美歐之間的爭論更多的是策略之爭，而非哲學意義上的本質爭論。他們對使用武力的目的看法一致，沒有爭論。雖然看起來遭到蘇聯進攻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大西洋兩岸都確切無疑地要集中軍事力量來阻止蘇聯的進攻。冷戰的結束，既加劇了美歐的力量對比，也消滅了美歐的共同敵人蘇聯。由於這兩個原因，美歐各自的戰略觀念差異越來越大，而且他們之間爭論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

在九十年代大部分時間裡，大西洋兩岸那些仍沉湎於往事的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分析家們都堅持認為，對於威脅世界和平與世界秩序的危險的性質，美國人和歐洲人的看法基本一致，他們的分歧只是如何應對那些威脅。這樣的分析令人愉快，卻忽視了分歧日益增長的事實。在過去的十幾年的時間裡，美國和它的歐洲盟國在到底是什麼構成了對國際安全和世界秩序無法抵擋的威脅這個問題上，越來越頻繁地發生實質性分歧。例如，在伊拉克問題上，他們就存在很大的分歧。而這些分歧首先反映了彼此的實力差異。

冷戰結束后，大西洋兩岸的最大分歧之一，是如何界定最值得關注的「新」威脅。美國政府特彆強調「新」威脅是來自所謂的無賴國家或者2002年布希政府提出的「邪惡軸心國家」。而絕大多數歐洲人對於來自這些國家的威脅卻持有更冷靜的看法。一位法國官員曾經告訴我說：「問題來自『失敗國家』而非『無賴國家』。」

為什麼美國人和歐洲人對同樣的威脅卻有著不同的看法？歐洲人通常的解釋是，由於美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受到兩個大洋的庇護，美國人對於安全有著非理性的「絕對」安全要求。關於這個問題，在美國教科書中普遍有這樣的觀點。歐洲人聲稱他們知道生活在危險之中、與邪惡國家毗鄰是什麼滋味，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這樣，因此他們對於威脅的承受力要強許多，無論這些威脅來自於薩達姆•海珊的伊拉克、伊斯蘭什葉派阿亞圖拉控制的伊朗，還是北朝鮮。他們聲稱，美國人對這些政權所構成的威脅看得要嚴重許多。

但是，這種文化解釋除了讓人過目一下並沒有什麼意義。美國在創建國家的最初幾十年裡，實際上一直處於不安全狀態中。它被盤踞於北美大陸的充滿敵意的歐洲殖民帝國包圍著，不斷面臨外國支持的分離勢力企圖分裂國家的危險。這種不安全感正是喬治•華盛頓告別演說的核心主題。至於歐洲人對不安全和邪惡的忍耐力，則是被過高估計了。在過去三個世紀里的大多數時期，歐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更多的是相互屠殺而不是相互容忍。而法國人和德國人也在過去兩個世紀里也不能彼此相安無事。有一些歐洲人恰恰以此為據，爭辯說正因為歐洲遭受了如此巨大痛苦，所以他們比美國人對痛苦的忍耐力要強，並且對威脅的承受力也更強。但事實很可能正與此相反。英國人和法國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記憶，只是讓他們對納粹德國更為恐懼而不是更能忍受。正是這種恐懼心態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綏靖主義戰略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盛行。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好的解釋，能夠說明為什麼歐洲緣苯袷瀾緄耐哺莧萑蹋薔褪橋分薜南嘍勻跏啤Ｇ抗睦硨腿豕睦淼牟鉅旌莧菀妝蝗死斫狻６雜諞桓鮒揮幸話研〉兜娜死此擔溉淌芎諦茉諫擲錙腔裁偈常膊換崛ド彼濫峭泛諦堋Ｒ蛭黿鯰靡話訓度ゲ讀院諦艿奈Ｏ帳翟諤螅蝗縝那奶上虜⑵淼緩諦懿灰運⒍セ鰲５牽綣飧鋈擻幸恢Р角梗暈Ｏ盞墓蘭瓶贍艽蟛灰謊Ｋ贛們垢傻艉諦埽輝該氨緩諦芩核櫚奈Ｏ鍘Ｕ欽庵秩死嘧鈁５男睦淼賈旅攔團分廾娑醞駁謀硐秩緔瞬煌＞蠖嗍分奕巳銜錟匪斐傻奈Ｏ趙恫蝗縟ゲ錟匪斐傻奈Ｏ沾蟆５牽擾分耷看蟮拿攔炊勻錟泛退拇蠊婺Ｉ鄙誦暈淦韃荒莧萑蹋繞涫竊凇

?•11」事件以後。用強國心理和弱國心理來分析，美國和歐洲各自的判斷都很有道理。歐洲人總喜歡說美國人有要解決問題的情結。的確，具有較強解決問題能力的國家，與沒有解決問題能力的國家相比，會更傾向於去試圖解決問題。所以，美國人能夠設想他們成功地入侵伊拉克並推翻薩達姆政權。到2002年底時，會有70%以上的美國人贊成採取軍事行動。對此，歐洲人的反應一點也不出乎預料，他們認為這種前景簡直不可思議，而且令人恐懼。

能力的匱乏不僅造成對威脅的容忍，也會導致否認威脅的存在。當一個人沒有能力去做一件事時，他通常會盡量把這件事拋在腦後。根據一位歐洲輿論研究者史蒂文•埃弗茨（Steven Everts）的看法，美國和歐洲決策者所關注的「威脅」焦點就有很大不同。埃弗茨這樣寫到，美國人談論外國「威脅」時，是鋼釗紜按蠊婺Ｉ鄙誦暈淦骼┥⒖植樂饕搴汀蘩倒搖！鋇牽分奕慫吹降摹疤粽健筆恰爸腫宄逋弧⒁潑瘛⒂凶櫓缸鎩⑵肚詈突肪扯窕！卑８ゴ鬧賦觶飫鐧姆制綺皇俏幕蛘苧У姆制紓嗟氖悄芰Φ姆制紜Ｅ分奕恕八畹Ｐ牡奈侍舛際悄切┯鋅贍芡ü謂喲ズ突ǚ炎式鸝梢越餼齙奈侍狻！Steven Everts, 「Unilateral America, Lightweight Europe•: Managing Divergence in Transatlantic Foreign Policy,」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 February 2001換句話說，歐洲人關注的「挑戰」性問題都是歐洲力量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而不是那些因歐洲弱勢而無能為力的「威脅」。如果今天歐洲的戰略文化低估硬力量和軍事實力的作用，卻高估諸如經濟和貿易等軟力量的作用，那麼，箇中原因是否是歐洲軍事力量薄弱而經濟勢力強大呢？美國人比其他人更快地意識到威脅的存在，甚至能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威脅，是因為他們自信能夠有辦法應對那些威脅。

不過，美國和歐洲對於威脅的不同概念並不僅僅是一個心理差異問題。它們還根植於現實政治，是現存國際秩序和力量分化的產物。即使伊拉克和其他無賴國家對歐洲構成威脅，但客觀上其危險程度遠不如它們對美國所構成的威脅那樣嚴重。首先，有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歐洲人樂得享用。自從歐洲從世界的混亂之地――從東亞到中東地區――大規模收縮力量，美國人將在上述地區建立秩序視為己任並擔當重任開始，歐洲人便享用這種安全保障，至今已經有六十多年了。無論歐洲人是否承認這一點，實際上他們一般都相信，相對於潛在危險，一旦伊拉克或其他無賴國家崛起成為真實和現實的危險，美國人就將對其採取行動。如果說在冷戰期間歐洲由於必須的原因而對自身安全做出了重大貢獻，那麼冷戰結束后，歐洲人開始享用史無前例的「免費安全」。因為那些最有可能構成威脅的地區都在歐洲之外，只有美國人能在那些地區有效地動用實力。從最現實的角度來看，也就是說，在實際的戰略計劃中，伊拉克、北朝鮮、伊朗或世界上其他任何無賴國家，都不是歐洲面臨的首要問題。當然也不是中國的首要問題。但歐洲人和美國人一致同意，它們是美國面臨的首要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歐洲人從來沒有像美國人那樣把薩達姆•海珊看成是對歐洲的威脅。大西洋兩岸的力量差異導致了這樣一個符合邏輯的結果，那就是遏制薩達姆•海珊的任務一直由美國而不是歐洲首當其衝去完成。所有的人都同意這種判斷，儘管英國人在對伊拉克軍事行動中派出數量可觀的部隊。甚至包括薩達姆。所以他一直將美國而非歐洲作為其主要敵人。在波斯灣、中東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包括歐洲），美國扮演著終結者的角色。歐洲人經常問美國人：「你們如此強大，為什麼還覺得受到如此威脅？」而恰恰是因為美國的強大和它具有的保護其他國家的責任感，使得美國成為被威脅的首要目標，而且經常是惟一目標。絕大多數歐洲人認為這種狀況應該繼續保持下去

2002年夏天，一項對歐洲人和美國人的民意測驗清楚地揭示了大西洋兩岸關於威脅看法的差別。儘管有廣泛的報道說美國公眾與歐洲公眾的意見大體一致，但民意測驗結果卻表明更多的美國人不僅擔心來自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鮮的威脅，而且擔心中國、俄羅斯、印巴衝突、甚至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爭端會對美國構成威脅。總之，在這些所有重大問題上，美國人比歐洲人表達了更多的關切。這項民意測驗是由傑曼•馬歇爾基金會和芝加哥外交關係委員會在2002年6月1日―7月6日主辦的。在要求確定什麼「可能對至關重要的利益」造成「非常嚴重威脅」時，91%的美國人選擇的回答是「國際恐怖主義」，只有65%的歐洲人持同樣答案。關於「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問題，美歐之間有28個點的差距，86%的美國人認為伊拉克是「非常嚴重的威脅」，而只有58%的歐洲人有同樣看法。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問題上，美歐的百分比分別是61%和49%；「以色列和阿拉伯鄰國軍事衝突」的百分比分別是67%和43%；「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緊張關係」的百分比分別是54%和32%；「中國發展成為世界大國」的百分比分別是56%和19%；「俄羅斯政治動蕩」 的百分比分別是27%和15%。儘管歐洲無論是離亞洲次大陸、中東還是俄羅斯的距離比美國都更近，為什麼「被兩個大洋保護」的美國人卻比歐洲人更加擔心在亞洲次大陸、中東或俄羅斯爆發衝突？原因是，美國人知道只要發生國際危機，無論是在台灣海峽還是克什米爾，美國都將很有可能是第一個介入的國家。歐洲人也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民意測驗顯示，美國人比歐洲人更加擔心所有不同性質的全球安全威脅，而歐洲人更關心地球變暖的問題。這表明美國和歐洲的公眾都對各自國家的國際角色有著異乎尋常的正確理解。

歐洲人總愛說，美國人是「牛仔」。事實確實如此。在美國看來現今世界是個沒有法制的世界，當它不時地揮舞著槍炮去震懾和消滅那些違法歹徒之時，當它試圖強制性推廣和平和正義之時，它的行為的確像一個國際警察。雖然可能是自我任命的警察，它卻受到廣泛歡迎。按照這個「狂傲的西部人」的推理，歐洲更像是一個沙龍舉辦者。違法歹徒會襲擊警察，卻不會舉槍瞄準沙龍舉辦者。事實上，從沙龍舉辦者的觀點看，有的時候當警察試圖以實力強加秩序時，其帶來的威脅遠遠超過違法歹徒，因為那個歹徒可能只是想要一杯飲料而已。

「9•11」之後，成千上萬的歐洲人走上街頭抗議恐怖主義。對此，絕大多數美國人的理解是歐洲人與他們承擔同樣的危險和擁有共同利益：因為歐洲人知道他們可能是下一個目標。然而大多數歐洲人卻不這麼想，他們並不真的相信歐洲是恐怖主義的下一個目標。歐洲人認為由於歐洲是美國的盟國，歐洲可能成為次要目標，但決不會是首要襲擊目標；是美國，而不是歐洲，在中東地區進行帝國主義操縱行為，所以歐洲不會像美國那樣遭遇到仇視和敵對。「9•11」之後，當歐洲人流著淚揮舞美國國旗時，他們是出於人類的真誠同情，是表達悲傷和對美國人的感情。不論怎樣，「9•11」之後歐洲人與美國團結一致，更多的是受感情支配，而不是仔細盤算自我利益的結果。歐洲人發自內心的同情，絲毫未夾雜共擔風險與責任之意。這樣的同情沒能將歐洲與美國拉近，沒能讓它們成為戰略夥伴。相反，當美國人迅速完成尋找和摧毀奧薩馬•本•拉登及基地組織，轉向「反恐戰爭」的更大戰略目標時，歐洲人從美國身邊撤退了。

美國和歐洲在定義威脅和如何應對威脅上的分歧，在某種意義上僅僅是表面現象，它的基礎是強大的美國和相對弱勢的歐洲在世界觀方面更本質的分歧。歐洲人與美國人不只是在具體問題如伊拉克問題上不能達成共同意見，而且在更為廣泛的問題上觀點不一致，諸如應該如何治理世界，國際機制及國際法應發揮怎樣的作用，處理國際事務時如何在使用武力和外交手段之間保持平衡等。

美歐之間的部分分歧與它們之間的力量差距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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