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話的魅力

曾子墨

中國人習慣於高考定乾坤，但美國大學的錄取方式卻截然不同。
沒有統一的高考，也沒有各大學自定的入學考試，學生們只需要在中學畢業前參加一個名為SAT的標準考試，分數作為錄取參照之一。此外，就全看中學成績、申請作文、推薦信和課餘工作的履歷了。
剛到美國時，我常向北京的朋友津津樂道：美國大學的錄取方式很人性化，沒有「一錘定音」的偶然，也消減了高分低能的尷尬。不過仔細考量后，我才意識到高考制度即便有萬般不是，但倘若真的照搬美國經驗，大學錄取恐怕就會變成滋養腐敗的最大溫床了。
記得當年我申請美國大學時，每個學校寄來的申請表都是厚厚一摞，要回答的問題也不計其數。在所有申請表的「交集」中，有兩個問題讓我印象最深。
一個是領導經歷。
美國人很注重領導才能和領袖氣質。總統、大企業CEO或者知名作家，無論什麼樣的名人應邀前往大學發表演講時，必定會不厭其煩地說：你們是未來的領袖，你們擁有巨大的責任……
達特茅斯在歷史上就曾經邀請到羅斯福、艾森豪威爾和柯林頓三位總統來做畢業典禮的演講嘉賓。另外，接替傑克·韋爾奇擔任美國通用電氣CEO的伊梅爾特，作為達特茅斯78屆畢業生，也曾經在2004年回學校演講。所有嘉賓都鼓勵學生，說你們是國家的主人，要勇於承擔領袖責任。
因此，是否具備領袖潛質成為美國大學最強調的錄取標準之一。每所大學都要求申請人在填表時，把自己作為「領導者」的經歷完整記錄下來。
中學時，我一直擔任學習委員，小學時，又是「三道杠」的大隊長，回答這個問題，我並不缺少素材。
然而，另一個問題卻讓我為難了。那就是，Have you done any community service？If so，please describe them. (你是否從事過社區服務？如果是，請詳細描述。)
Community Service？我的腦海里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個詞。儘管從字面來看，它的意思非常簡單，就是「社區服務」，但是，「社區服務」又是什麼呢？90年代初，社區在中國還是個陌生的概念。人們更願意用單位、大院和街道來劃分自己的歸屬。社區服務，總不會就是街道居委會的小腳老太太們吆喝吶喊著組織的義務勞動吧？
經過一番絞盡腦汁，我終於悟出一個道理：都是服務，又都是義務的，這不就是我們從小所說的「為人民服務」或者「好人好事」嗎？
我開始搜索記憶中一切為人民服務的光榮事迹。從幫助農民伯伯收割麥子，到唱歌跳舞慰問解放軍叔叔，想著想著，我突然記起小時侯做得最多的義務勞動——「除四害」和「挖蛹」。不知道這算不算社區服務？
小學時，老師常在高音喇叭里廣播，打蒼蠅和挖蛹是「五講四美」之「講衛生」的表現。為了響應老師的號召，一下課，原本打扮得漂漂亮亮乾乾淨淨的同學們就舉著小鏟子，飛奔到陰暗潮濕的牆角里，或是臭味熏天的公廁邊，生怕去得晚了，蛹被別人挖光了。而且，挖出的蛹比金子還珍貴，要被一個不少地保存起來，回到學校交給老師。挖得最多的人還會得到一朵小紅花，作為「不怕臟、不怕累、講衛生」的獎勵。
打蒼蠅則要簡單一些。那時候，目標比比皆是，一天打死幾打，易如反掌。被打死的蒼蠅實在有傷大雅，所以不必一隻一隻帶回學校清點數目。但每天早晨，向老師報數卻是必不可少的。事隔多年，我仍然清晰記得那火熱場面：你說13只、25只，他說50只、82只，數字扶搖直上，甚至報出186只或215只也不稀奇。而且，數字有零有整，不容置疑，就像「大躍進」時期全國各地的糧食產量，屢創新高，屢放衛星，極大地鼓舞了全校師生「講衛生」的熱情。
但是，轉念一想，我又否定了自己的思路。如此「五講四美」畢竟荒唐可笑，如果真告訴美國人，那不是太不光彩嗎？七八歲的小學生天天與蛹為伴，跟蒼蠅鬥爭，為了獲得小紅花，還要把蛹裝在印有「祖國大好河山」的牛皮紙火柴盒裡，放進書包。我實在不願意讓美國的錄取官員認為，中國人真的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講衛生的。

後來，我跑去諮詢在人大留學的美國學生Nancy，到底什麼是Community Service？
「什麼？你竟然不懂Community Service？」Nancy瞪著大大的藍眼睛，眉毛高高地快挑到天上去了。
「真的，我從來沒聽說過社區服務！」
Nancy這才恍然大悟，說：「也難怪，你們的學校只教學生考試，學生根本不和社會接觸！我們在美國，從小就做義工！」
經過Nancy解釋，我才明白Community Service最準確的翻譯應該是「義工」。美國社會強調社區自治，無論小孩子還是成年人，都認為做義工天經地義。這不僅是一種社會風氣，還是學校教育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孤兒院到醫院，從流浪者救濟中心到社區圖書館等公共場所，義工的身影無處不在。哪怕是上小學的孩子，也知道應該去老人院，給老人們念書講故事。

對比自己的經歷，我不覺有些慚愧。儘管「好人好事」、「助人為樂」常常被大家掛在嘴邊，付諸行動時卻也只是偶爾為之。記得小時候，我們在課本里學過：做好事不難，難的是做一輩子好事。沒想到，「做一輩子好事」的雷鋒精神令我們知難而退，卻在美國被發揚光大。
對義工了解得越來越多，申請表裡的問題也讓我越來越困惑。我是應該迎合美國人的傳統，胡編亂造，寫得天花亂墜？還是乾脆說中國沒有「義工文化」，所以我沒有做義工的經歷？
猶豫再三，最終，我選擇了真實。
「我曾經去幼兒園教英語，還曾經在荒山上植樹，但在我看來，這遠遠達不到義工的標準。做義工可以培養高尚的品德，還可以讓學生了解社會。然而在中國的學校，高高的圍牆給了學生一片世外桃源，卻也讓學生與世隔絕。我不知道為什麼中國學校沒有鼓勵大家做義工，為什麼中國社會缺失義工文化，但我相信，中國人是最有愛心的，也是最願意幫助他人的。總有一天，義工會遍布中國。」
當我坦誠並且毫無修飾地寫下這段話時，我並沒有想到，正是這寥寥數語，幫助我走進了美國的大學。

一年以後，當我出現在達特茅斯為國際學生舉辦的迎新派對上，一位胖胖的美國老太太在嘈雜的人群中找到了我。
「我叫Judith。你是子墨嗎？從中國來的？」Judith講話的速度飛快，一口氣說下來，沒有任何停頓，洋溢著熱情笑容的臉上，好像有一種迫不及待。
「是啊……」
我的話音剛落，Judith就張開雙臂，給了我一個熱烈得有些誇張的擁抱。然後，她笑容可掬地高聲說：「歡迎！歡迎你來達特茅斯！我在錄取辦公室工作，讀過你的申請。雖然你沒有真正做過義工，但是我們都欣賞你的誠實，也喜歡你的思考！在達特茅斯，你會有很多做義工的機會！」

Judith的話是一份意外的驚喜。作為錄取官員，每年她要審閱上萬份申請材料。我不曾想過，我的坦誠居然會給她如此深刻的印象。可見說真話，自有說真話的魅力。
此後四年，確實如Judith所說，我逐漸變得和美國學生一樣，開始參與義工的工作，真正感受到美國大學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讓學生了解社會，服務社會，積累社會經驗，並且承擔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