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馬：時間與極權主義

作者：狄馬  來源：《書屋》2010年第8期  發布時間：2010年9月03日下午12點19分
一

　　我自認為我是個頑梗的人，外在的生活很難改變我，但今年發生的一件事使我對自己懷疑起來：春節回老家過年，閑極無聊，整天陪父母兄弟玩紙牌。玩了幾天，竟上了癮，晚上做夢，盡夢見手中拿著好牌，將別人贏得哇哇叫，自己也在歡呼聲中醒來。醒來后，突然感到一陣莫名的恐懼。因為我平時是極厭惡打牌的，不僅自己從不打，看見親戚朋友打也很反感。可是回家短短几天，竟在夢中也瘋玩起來，可見人的精神、意識是很容易改變的。只要把一個人的生活封閉起來，然後只允許他按一種程式生活，那麼用不了多久，他的思想、意識就會變得單一起來。現在我們設想一下，假如世界上有一個大君王或「偉大領袖」 起來，自詡為「世界各族人民的導師」，他規定全世界只能有一種娛樂方式、一種生活形態，包括吃飯、睡覺、拉屎、拉尿都有統一的時間、統一的姿勢，甚至做愛都要求達到「國標」，「國標」以外的都不算，那麼，用不了多久，他就不僅會控制我們的生活，而且會控制我們的夢想。到那時，我們不僅會說著同樣的話，做著同樣的事，而且會夢著同樣的夢。這夢因為人人都在做，因而，你也可以稱它為「國有化的夢」或「全民所有制的夢」。

　　前兩年有人討論胡適和魯迅誰更偉大，有的說是胡適，有的說是魯迅。胡適是側重於制度建設的，魯迅是側重於國民性改造的，因而挺胡的人認為，沒有一種劣根性單屬於中國，國民性中的好多弊病其實是由制度造成的，因而是制度，而不是國民性，首先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好壞；挺魯的人則認為，制度是由人設計的，人不變，尤其是國民性不變，再好的制度都會變壞。二者似乎陷入了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怪圈，誰也說服不了誰。單一的制度，必然產生單一的生活與夢想；單一的生活與夢想，又只能製造出單一的制度，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因果的關係。

　　有一個笑話是講蔣委員長的，說在古都西安的城牆根下，有兩個老漢在展望未來。一個說，我如果當上委員長的話，每天油把辣子潑得紅紅的，粘在面里，頓頓都咥飽；另一個說，你看你個沒出息的！我如果當上委員長的話，全村的糞，我一個人全包了，誰也不讓拾！現在我們推想一下：假如前一個老漢上台，問題不大，頂多是個貪圖享樂的土皇上；可假如讓后一個老漢上台，那還是要搞獨裁，比蔣委員長好不到哪裡去。因為他的生活、他的環境只能產生那樣的政治想象力，而那樣的政治想象力又是由封閉的環境和單一的生活決定的。

　　二

　　幸好這樣的生活不是天寶遺事，三十年前的生活狀態總還不至於忘記吧？那時，城市和農村被一項帶有明顯軍事色彩的「編戶」制度隔離開來。農民被嚴格地限制在土地上，偶有外出，必須開出行政當局的介紹信，否則，飯店不能進食，旅店不能留宿，任何一個警察都可以將其當作「盲流」遣送回原籍。每家人吃多少米，喝多少油，穿多少條褲子，都是嚴格地由計劃當局發放的「糧票」、「油票」、「布票」決定，而不是由各人的肚皮、胃口和個頭決定的。我在農村，曾有幸目睹了這些農民一天的生活：拂曉時分，這些被嚴格組織起來的農民，被一個手拿棍棒的「隊長」驅趕，來到一塊據說是「集體所有」的土地上，去服無盡的勞役。勞動的間隙，這些「國家的主人」也不被允許休息，他們必須放開嗓門背誦「語錄」。直到黑夜完全降臨，他們才回到各自的屋裡，開始一天的休息。

　　城市人的境況相對這些掙扎在土地上的「社員」來說，當然要好得多，但也只是「相對」而已。一個在工廠上班的工人，在機關當差的公務員，有什麼自由可言呢？從表面上看，他們的一生，從出生、上學、結婚、生子、工作、退休，甚至連死後骨灰盒的大小都是事先規定好的，但在這種無微不至的「規定」背後，實際上隱藏的是公共權力對個體生命的無盡吞噬。那時，幾乎所有的廠礦企業、政府機關都流行一種說法叫「業餘活動安排」，彷彿不經過行政當局安排，人民群眾即使在「業餘」也無法「活動」。或者換一種理解，只有經過行政當局「安排」，人民群眾才敢在「業餘」「活動」，否則，就可能像太平天國一樣把老百姓自己過的年叫「私過妖年」，論罪當斬。尤其令人感動的是，權力部門本著「群眾利益無小事」的原則，事無巨細，連發放避孕套這樣的瑣屑也煩勞領袖親自過問。毛澤東曾在 1973年12月的一次計劃生育工作會上專門指示各級黨政機構：「避孕藥物和避孕工具不要錢還不行，還要送貨上門，不然群眾不好意思去拿。」

　　歷史就這樣被抽去了附在其上的個性與故事。成千上萬的個人和家庭，被屏蔽在了歷史的背後，他們的幸與不幸無人問津。沒有一支筆肯記錄他們的悲歡離合，沒有一首歌肯撫慰他們的深沉黑暗。御用文人筆下的歷史成了各個周年紀念和代表大會的周而復始，成了權力和它的各級代理人自我表演的影視基地。人民，這個沒有長相和衣服的「抽象名詞」，只是作為群眾演員被抽調來舉拳頭、喊口號的，類似於電影中的「匪兵甲」和「匪兵乙」——直至一槍撂倒再沒有出現，人們都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

　　當然，對一個極其自負的權力系統來說，僅僅控制人們的當下生活是遠遠不夠的。他們知道，人類除了要吃飯、會思想外，還有一個大缺點，那就是有記憶，記憶能使人們從時間的深處汲取力量。從那些推動過人類文明前行的偉人那裡，人們可以聆聽到智慧的聲音，從而對當下的生活作出判斷。因而，要想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價值體系，就必須推倒以往歷史上一切能夠站得住腳的偉大學說，否則，人們就會利用記憶和當下比較。於是，他們把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侮之為「封」，把西方人數千年積累的精神財富蔑之為「資」，把俄羅斯一切賢哲明達創造的不朽經典斥之為「修」——你數數看，自有文字以來，我們能夠學習和繼承的還剩什麼？

　　當生活失去記憶以後，時間就變得沒有了刻度。在這樣的地方，今天和明天一樣，明天和後天一樣，春夏秋冬除了氣溫不一樣外，其餘的每一天都可以替換。人們見了面，除了問「你吃了沒？」再不敢傳遞別的信息。因為任何一句有故事的個性化敘述都可以被當作罪證移交當局。愛好寫日記的人們，除了記一日三餐以及三餐后的大小便，別無可記。私人的空間被強制拆遷，時間完全被「國有化」了。

　　三

　　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抵擋住這種歷史的虛無，他們頑強地從時間的深處汲取力量，監獄、酷刑甚至死亡都不能使他們改變。

　　俄羅斯文學批評家亞歷山大·康斯坦丁諾維奇·伏倫斯基，出生於神職人員家庭，對藝術有極高的鑒賞力，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創辦了當時蘇聯最好的雜誌《紅色處女地》，左琴科都在上面發表過作品，但他深受父親的影響，不幸成為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當然知道他是托洛茨基分子，但出於對神父兒子的尊重，每次看歌劇總喜歡把伏倫斯基帶上，想聽聽這位傑出的批評家怎麼說。喜歡賣弄博學，借專家的嘴印證自己，是所有獨裁者都愛玩的把戲，但伏倫斯基拒絕附和，斯大林就把他流放到了利佩茨克。可過了幾年，領袖又想起了他，就把他重新召回莫斯科，目的是想試探一下他對這個國家——更準確地說，是對這個國家的主人——現在的態度。

　　「瞧，你現在知道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國建成了吧？你看到我已經在俄國建成了社會主義了吧？」這時，伏倫斯基只要低低頭，就能成為克里姆林宮的高級顧問，享受別墅和豪華車隊的待遇，但伏倫斯基看了看斯大林，回答說：「對，我看到你為自己在克里姆林宮建成了社會主義。」斯大林厲聲說：「把他帶回去！」這樣他又重新返回利佩茨克——好在利佩茨克永遠跑不了。

　　後來斯大林不知出於什麼心理，又試了幾次，想「挽救」他，但毫無效驗。最後一次是，伏倫斯基病危，躺在監獄的醫院裡，等著見上帝。斯大林去看他，逼他表態，以證明自己終於征服了這個人。「見鬼去吧，神父」，伏倫斯基用盡最後的力氣對他說，然後閉上了眼睛。

　　是什麼力量使得這個人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抗當時世界上最橫的強權？我認為是信仰。信仰是一個人最頑固的記憶，它能使一個人從高處獲得權力，而這個權力勝過地上的一切，因為頒授它的是來自蒼穹之上的上帝。中國人沒這麼幸運，他們自小生活在一個宗教觀念極淡薄的國家，因而他們對抗世俗強權的主要力量還得來自地上，只是當傳統的忠孝節義解決不了問題時，仁人志士們就會把眼光投向域外。

　　近年來的檔案資料顯示，即使在「文革」那樣的黑暗歲月，仍然不乏一些抗世獨立的骨鯁之士。顧准就是他們當中傑出的一位，傳記作家告訴我們，這個紅色政權的財稅要員，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因個性原因和拒絕執行野蠻的財稅政策被兩次打入另冊，卻不思悔改，終於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大清洗的前夜被逐出北京，下放河南息縣，實行勞動改造。在此期間，妻子離異，子女因怕受牽連，相繼簽寫了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聲明，甚至母、子至死不得相見，但這個孤獨的思想家沒有因此而屈服，他將對世界、對親人的愛雪藏起來，終日蟄居斗室，以冷饅頭果腹，寫下了日後令知識界、思想界汗顏的《希臘城邦制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兩本大著，從而為一個時代的整體性墮落挽回了些許尊嚴。

　　當然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裡，這樣的人總是少數。大多數人不管是因為目光短淺還是貪圖享樂，總是不願意放棄眼前的安樂，去尋找一種在他們看來完全是無謂的煩惱，就像在太平盛世，人們不願意放棄優渥的工作，而選擇一項看不見收益又前途渺茫的事業一樣，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還是會屈從於自己的肉體感受。「屈從於自己的肉體感受」當然沒有什麼不對，但要看在什麼時代。在豐衣足食的「中興之世」，「肉體感受」當然不錯，可一旦遇上飢荒、暴亂、人民沒有任何自由的極權時代，「肉體感受」就不是什麼好滋味。這時，極權者除了開動殺人機器，實行監禁、殺戮和流放外，通常要做的就是取消人們對當下時間的正常感受，實行乾坤大轉移。

　　極權者取消人們對當下時間的感受有兩種辦法：一是憶苦思甜；二是展望未來，前者要把人們硬拉回過去，後者要把人們強推到未來。前者認為，通過宣教部門的有組織宣傳，人們會在今昔對比中忘記飢餓，忘記寒冷，忘記奴役之苦；後者認為，通過人為努力，歷史會按照自己的設計，奔向一個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甚至沒有貧窮和犯罪的天堂，人人按照自己的興趣勞動，按照自己的需要拿東西。就這樣，人悄悄完成了對時間的「挪移」，也可以說是「預支」，而「預支時間」原本是上帝的事情。

　　當然，時代不同了，權力者利用時間的手法也變了。現在，緊握權柄的人懂得了只有毛皮長長了才能打死熊羆的道理，因而時間主要用來安慰失意者，麻痹異議者，糊弄外國旅遊者，功能上相當於一個撫慰器，主治心浮氣躁、肝火旺盛導致的易怒、失眠和氣血上升。他們說，你想想吧，我們三十年前或六十年前過的什麼日子？潛台詞是，不要急，萬事都有定數，只要你乖乖的，肯定會有好果子吃。到時候，麵包會有的，自由也會有的。

　　其實，時間是個客觀的容器，關鍵看你往裡邊填什麼。是用它來建設，還是用它來破壞？它本身沒有親疏，沒有善惡，無始無終地遊走在永恆的宇宙之流里。沒有親疏是說它無所偏愛。一段時間，比如，此時此刻的「某分」、「某秒」，不管你躺著還是站著，睡著還是醉著，它總是要過的，不會因你幸福而延長，也不會因你悲傷而駐足。民諺說的「時間不等人」就是這個道理。沒有善惡，就是說好人可以利用它，壞人也可以利用它，有時候壞人利用的效率比好人利用的還高。因而，馬丁·路德·金說：「人類的進步絕非在必然的車輪上滾動，這種進步的實現，要通過願意做上帝僕人的人們不倦的努力，苟無這種艱苦的工作，時間只會幫了社會停滯勢力的忙」，結論是「做正當的事情時機永遠成熟」。

回復 1# 飽暖思自由

整篇也說明另一個結論是「做不正當的事情時機永遠成熟」。
因此先不管其有無道理，但說了等於沒說！

回復  飽暖思自由

整篇也說明另一個結論是「做不正當的事情時機永遠成熟」。
因此先不管其有無道理，但 ...
沒事閑逛 發表於 2010-9-8 07:00

你都已經毫不掩飾了，這樣的話都不經過任何修飾，就直白地講了出來！
仔細看看原文吧，得不出你這樣的結論。

你都已經毫不掩飾了，這樣的話都不經過任何修飾，就直白地講了出來！
仔細看看原文吧，得不出你這樣的 ...
飽暖思自由 發表於 2010-9-8 07:11

您可以指出為什麼「得不出」這樣的結論？
另外，您說的「你都已經毫不掩飾了，這樣的話都不經過任何修飾，就直白地講了出來！」很有意思，「邪惡」與「白痴」永遠存在！就像「醬油腦」一樣，您事實上也沒「掩飾」啊？

您可以指出為什麼「得不出」這樣的結論？
另外，您說的「你都已經毫不掩飾了，這樣的話都不經過任何修 ...
沒事閑逛 發表於 2010-9-8 07:22

你先說說你是怎麼得出這樣的結論的？內在的邏輯是什麼？

本質上，如果時機不成熟，正當的事業也是不正當的。實際上，所謂正當與否，由時機決定。你給你的小孩子進行成年人的訓練，那就是不正當的。如果把你在活著的時候，放到棺材里祭奠，那也是不正當的吧？儘管你早晚會到棺材里的。

你先說說你是怎麼得出這樣的結論的？內在的邏輯是什麼？
飽暖思自由 發表於 2010-9-8 07:38

說您是醬油腦呢！
「做正當的事情時機永遠成熟」！
那麼「不」抓住這個「永遠成熟」的時機去「做正當的事情「的時機「同樣」永遠成熟！
簡單的邏輯問題。

說您是醬油腦呢！
「做正當的事情時機永遠成熟」！
那麼「不」抓住這個「永遠成熟」的時機去「做正當 ...
沒事閑逛 發表於 2010-9-8 07:53

這也叫邏輯？我聽著象狡辯啊？

一個在工廠上班的工人，在機關當差的公務員，有什麼自由可言呢？從表面上看，他們的一生，從出生、上學、結婚、生子、工作、退休，甚至連死後骨灰盒的大小都是事先規定好的，但在這種無微不至的「規定」背後，實際上隱藏的是公共權力對個體生命的無盡吞噬。飽暖思自由 發表於 2010-9-7 17:28

每個人對自由的理解不一樣。比如你認為在崗位上工作不自由，但那些下崗工人就要遊行，堅持要原來的企業把他們送回到牢籠里去。

我個人比較支持老胡，除了因為老胡有個後人胡錦濤以外，還因為老胡和老魯都是家庭包辦的婚姻，但老胡就比較能順應事實，及早享受男歡女愛，性情調養的比較好，而老魯跟家人慪氣多年，也沒機會享受男歡女愛，內分泌長期失調，說出來的話不正常的因素太多。屬於怨夫情節。